旧时的私塾让儿童读四书五经，大概主要只能起认字与死背（锻炼记忆力）的作用，而于儿童的智力开发、知晓世态人事，是不起什么作用的。有关鲁迅的文章说过，他幼年在私塾读那些古书，并无多大好处，帮助开窍的，乃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后来是《聊斋志异》，一生受益的不是经学而是杂学。鲁迅是世家子弟，在文化之邦绍兴城读的私塾，塾师也比农村的高明，尚且如此，何况处于韶山这样内地山村的农家子弟**呢？他同斯诺谈话中的这段回忆，是合情合理的。

　　“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

　　为了统治人民和驯服异族的需要，元明清三代以“诲淫诲盗”、“不登大雅之堂”等为由，对民间流行的小说戏曲采取禁毁的政策，尤其对写农民起义的《水浒传》禁得严厉。可是平民百姓尤其儿童，喜欢听说人物生动、情节曲折的传奇故事，英雄打仗、农民造反、神仙斗法、鬼怪异变，最能打动人心。因此，几百年来，同《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些小说传奇一样，《水浒传》在民间传播，历久不衰，许多故事还被编成戏曲演唱，更是家喻户晓。

　　《水浒传》成书于明初。在这之前，关于水浒英雄的故事，早就在民间流传了。《宋史》中有关于宋江等人活动的概略记述，《大宋宣和遗事》则开始有了关于宋江等人的较详尽的故事，起于杨志押解花石纲，止于征方腊。宋代画家龚开所作的宋江等36人像赞，完整地记录了这36人的姓名、绰号。在这基础上，元代杂剧中已开始较多地搬演水浒故事，直到明初，才由《水浒传》作者撰述成书。在**读私塾的那个时代，《水浒传》并不像今天这样被称为“古典文学名著”，可以公然去读。大致从明思宗——崇祯时起，《水浒传》就被列为禁书。这是由于明思宗时，山东有李青山等人的起义，聚众于梁山，攻掠城池，阻断漕运。起义被镇压后，兵部尚书等上书，将李青山起义归罪于《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于是，“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版，尽令速行销毁，不许隐匿，勒石山颠，垂为厉禁。”清代自乾隆到咸丰等朝，也屡次颁令严禁《水浒》。咸丰元年那次严禁《水浒》，起因还在湖南。“有人奏，湖南衡永宝三府郴桂两州以及长沙府之安化、湘潭、浏阳等县，教匪充斥”，“该匪传教惑人，有《性命圭旨》及《水浒传》两书，湖南各处坊肆皆刊刻售卖，蛊惑愚民，莫此为甚”。

　　**对斯诺谈到这些小说的时候，强调说：“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就说《水浒传》吧，在好些方面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反映在后来的言行中的例子很多。

　　作为一个军事家，**是名副其实的秀才造反，自学成才，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确实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上井冈山前后，他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他早年读过的一些书，不论是经典古籍，还是传奇小说，如《孙子兵法》、《左传》、《曾胡治兵语录》、《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等，都曾经给他的战争生涯以最初的启发。例如他的军事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在论述“战略退却”的时候，就引用了林冲打败洪教头的故事：“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水浒传》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就是讲的这个故事。在江西，他针对红军的指挥员中有《水浒传》里李逵式的人物，进行教育说：“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兄弟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反对本本主义》在论述防止主观片面性时，就想到《水浒传》中有唯物辩证法。《矛盾论》论“矛盾的特殊性”中，引用了“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似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这讲的就是《水浒传》第47回到第50回的那一大段。后来在延安，三打祝家庄还被编成了京剧剧本。关于武松打虎，以及白衣秀士王伦、拼命三郎石秀等水浒人物，都在**的文章和讲话中引用过。

　　从上面的引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水浒传》，真可以说烂熟于胸，信手拈来即成妙喻了。由此也可看到，他读书不为书本所拘系，相反，倒是把书中的故事、词语都巧妙地为他所用。不过，《水浒传》对**，从少年时起最重要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思想方面。书中“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激起了他反抗现存秩序的精神。这是**一生的思想中，从中国旧文化（区别于官修典籍的民间传统文化）继承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1959年，他在庐山讲话，谈到当时刮**风，说：“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按：此处记忆有误。劫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干的，此时宋江还没有上梁山），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可以，因为是不义之财。”可见，**晚年的平均主义思想、理想社会主义思想等，都有着《水浒传》等书“大坪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的影响。

　　《三国演义》是**少年时代最爱读的小说之一。小说主要的内容是叙述魏蜀吴三国60年中相互之间十分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这是中国历史上十分动荡的年代，黄巾起义被镇压，各统治集团之间权力争夺，反复无常，兵连祸结，战争不已；同时，也是群雄并立，豪杰盛兴，纵横捭阖，变化多端的时代。小说中史实繁杂，故事曲折，人物生动，有声有色。**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最后一年，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从自然界与人类生活出发，赞扬书中“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这种论点时，有这样的话：“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可见，**早年就爱读《三国演义》，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大概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外出的专列（火车）上，携带的大批古书中，《三国演义》是必备的，可见其爱好之深。

　　三国故事的大量传播始于宋代，“说话”艺人通过加工渲染，以讲故事的形式说给听众，听众又添枝加叶传讲给他人，使三国故事不仅广泛流传于民间，而且增加了许多传奇色彩。到了元朝有形成文字的《三国志平话》刊印，但文字粗简，事多荒诞。到明代罗贯中，在《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删除荒诞，根据史籍，并加虚构，成60余万字的《三国演义》，篇幅比《三国志平话》增约10倍，尤其文字通俗，雅俗共赏。章学诚说它“七实三虚”，“虚”是作者的艺术创造。因此，《三国演义》一出，《三国志平话》失传。其中夸张虚构的如：桃园结义、祭东风、草船借箭、蒋干盗书、单刀赴会、玉泉显圣、空城计等，写得栩栩如生，动人心魄。以三国故事为内容的元明杂剧约70多个剧本，京剧剧本约140出，现在大部分存在。三国故事剧本之多，是古代各朝故事无法相比的。《三国演义》的社会历史影响确是深远的，可从中学习办事做人，学习军事打仗，学习处世交友；各行各业，工农兵学政商，都可从中体会借鉴，各取所需。

　　由于《三国演义》的流传，诸葛亮成为智慧的化身，曹操、关羽、张飞成为奸诈、忠义、勇猛的典型，其他如庸主献帝、刘禅，无能之辈吕布、袁术、袁绍、刘表、刘璋，器窄心狭的周瑜，仁德的刘备，长厚的鲁肃，勇将许褚、典韦，以及甘受愚弄的蒋干，等等，无不各极其态，老幼乐道。许许多多人习用的俗语比喻，也出自三国的典故：如身在曹营心在汉；徐庶进曹营，一语不发；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大意失荆州；挥泪斩马谡；说曹操，曹操到；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等等。其中有许多已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固定词汇，如赤膊上阵，这是写许褚之事；乐不思蜀，这是写刘禅之事。在三国人物中，**最推崇的，大概要算诸葛亮。早在第一师范的《讲堂录》里，写到“办事之人”的时候，就以诸葛亮为例。在以后的著作中，他还不止一次提到诸葛亮。例如，1957年，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他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在小说里，诸葛亮可以未卜先知，呼风唤雨。**即以此为例，说明即使是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有其局限性。1957年，他在莫斯科**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三国演义》书中写了许多军事斗争，古来军事家都从中学习谋略。《三国演义》中许多战例，其虚实分合，攻守进退，以小打大，以少胜多，应战应和，应擒应纵，胜负得失，都有可鉴览之处。清初曾敕命翻译《三国演义》为满文，因当时武将不识汉字，打仗作战，往往参考三国战争的记述，甚为得力。有《笔记》说：“满洲自认为刘备，蒙古自认为关羽，借以羁縻蒙古。200余年，蒙古不侵不叛，实基于此。”张献忠也是“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太平天国之“诡计何所依据？盖由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之，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裁取《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也显然从《三国演义》学习到了战争知识。可笑的是，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攻击**的军事路线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不过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做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做现代战略”。只要能够战胜敌人，《三国演义》中获得的知识，为什么不能用于现代革命战争呢？**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讲到“双方强弱不同，弱者也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举了中国古代6个有名的战例，其中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这3次战役，都是《三国演义》中用浓墨重彩着力渲染过的（分别见《三国演义》第30回、第49回、第84回）。

　　中国的小孩子没有不喜欢读《西游记》的。**在同斯诺谈话的时候，就把《西游记》列入他童年爱读的书中间。在《矛盾论》中，他引证了马克思的话：“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接着，又加以发挥说：“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在从中国古代神话所举出的例证中，和《山海经》中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的羿射九日、《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变人并列的，就有《西游记》中孙悟空的七十二变。

　　《西游记》的基础，也是长久流传于民间的故事。唐僧取经故事经过艺人说唱，自唐末传到宋元，明代吴承恩据以创作《西游记》。鲁迅称之为神魔小说，“其所取材，颇极广泛”，“翻案挪移唐人传奇”；“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几乎改观”。“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鲁迅之言极是，《西游记》虽以神话艺术浪漫手法加工而成，实与世态人情有关。吴承恩生活在明代最腐败的嘉靖、万历年间，昏君当道，胡作非为，民穷财尽，外患频仍，因此他的笔下，幻想理想都与现实生活有关。天上世界诸神的统治机构，其等级森严权威无上，也是人间帝王封建统治的幻化；其他地下阎罗、四海龙王以至西行路上诸国王，多荒淫无道，昏聩无能，也可说是明朝昏庸统治的反照。权威过于家长的唐僧和他率领的众徒四人，乃精魅与凡人的奇妙结合。唐僧一心向善，矢志取经，但刚愎自信，好歹不分；猪八戒愚蠢自私，贪嘴**，又憨直善良，可笑可气；沙和尚老实顺从，甘当跟班。吴承恩创造了一个造反的英雄猴王孙悟空，勇敢机智，活泼调皮，神通广大，七十二变，闹天斗地，翻江倒海；他一心忠于取经事业，不畏任何艰难险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禁得起大小冤屈；对师父忠诚情义，对八戒促狭友爱；他集魔性、猴性、人性于一身。这个齐天大圣几百年来为男女老少所喜爱，现在电视上，从连续剧到广告宣传，也是最吸引少年儿童的。

　　毛岸青和邵华在《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一文中说：“爸爸同我们谈论过《西游记》，十分赞赏孙悟空敢作敢为，勇于同各种妖魔鬼怪作斗争的性格，说孙悟空敢于违背唐僧的‘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的观点，信奉‘行善即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认为唐僧一味劝人为善，如果不除恶务尽，则“妖为鬼蜮必成灾”。

　　1945年，**在重庆谈判时，同国民党的各种人物接触。有一次，他去见陈立夫，从回忆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谈起，然后以孙悟空自况，批评了国民党十年内战的**政策：“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竖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

　　**显然很喜欢孙悟空这个典型，在他的著作中，孙悟空成了一再随意被引用的神话人物，有时候做正面形象来用，有时候又做反面形象来用。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谈人要锻炼：“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这里引用的就是《西游记》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中的故事。孙悟空就是在这八卦炉里炼就一双“火眼金睛”的。在同一篇讲话中，还引用了《西游记》第六回“观音赴会问原因，小圣施威降大圣”中，孙悟空变为土地庙的故事。**借此来抒发他对知识分子的某种反感说：“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彻。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孙行者这个计策，却是被二郎神识破了的：“我也曾见庙宇，更不曾见一个旗杆竖在后面的。断是这畜生弄喧。”**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中，把这个故事引述得更完全一些：“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做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西游记》第59回~61回中孙行者借芭蕉扇的故事，曾被引用过两次，《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以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去把她战败了。”这里**说的“把她战败了”，是说得稍早了一点儿，只是借题发挥，讲钻进敌人肚子里面去作斗争的方法。全国胜利前夕，他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因为主客之势已变，所以前者以铁扇公主为妖，后者以孙行者为妖，可说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也许是因为心情的变化，后来他又以孙行者为正神了。1961年11月，**在一首诗中写道：“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他感到，那时已经是妖雾重来的时候，所以对孙大圣又大有好感了吧。

　　总的来说，这种不受传统清规戒律束缚的反抗性格，这个敢于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是**非常喜欢的英雄形象，常用为革命造反等的代名词。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谈话中说：“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蛮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他的傲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向玉皇大帝挑战是“反对官僚主义”。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之初，他还谈到自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说他身上有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这是直接以“大闹天官”善于七十二变的孙悟空自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