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味荣耀遗恨，永恒交织

　　一个国家的艺术是该国家历史文化的积淀，没有历史的国家是不会有自己的艺术的，因而任何一个国家的本民族艺术都拥有自己的特色。中国古代艺术是在一种特殊的文明环境中产生的，其精神渗透在艺术的各个领域，既涉及古典哲学、美学以及宗教，又涉及意境、神似、气韵等问题，为华夏民族智慧和创造力最集中的体现。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以及演变过程当中，中国艺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传统与精神，变成世界艺术宝库中最为珍贵的遗产之一。它从世界艺术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同时又给世界艺术以影响，被西方艺术家所推崇。中国的艺术具有此种世界性永恒的魅力，原因在于它的传统与精神。此种传统与精神有着无限的生命力以及创造力，令中国的艺术经久不衰，大放异彩。

　　黑格尔曾经说过：“艺术家创作所依靠的是生活的富裕，而不是抽象的普泛观念的富裕。在艺术里不像在哲学里，创造的材料不是思想而是现实的外在形象。”在这里，黑格尔提出创造源于生活，是现实的外向。就该点来说，同余秋雨先生对待生活在艺术创作中的思想是并行不悖的。余秋雨先生指出美同自然山水之美是一定不能画等号的，自然山水仅仅是构成生活的重要构建，是人类文化的介入令其拥有了生活的质的内容，并且艺术上的加工又令其锦上添花。他同时也提出了“美”由于有人为的主观因素蕴涵在里面，因此美是存在选择性的，首先是捕捉美、表现美的艺术创造者，其次是对艺术进行审美的客观主体；艺术来源生活，而生活恰好是美的，是丰富多彩、温馨怡人的，是需具备大胆的探索精神的。在艺术创作的过程当中，美需要凭借丰富的语言词汇来加以表现，生活便刚好是孕育此种语言词汇的母体，她永无止境地为其提供养分，供其成长。

　　世界上，具有书法艺术的民族屈指可数，而中国书法一直深深根植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沃土当中，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发展，时时刻刻散发着古老艺术的魅力。在洁白的纸上，毛笔的灵活多变以及水墨的丰富性，留下了斑斑迹象，形成极富意味的黑白构成，笔为书法家手指的延伸。书画同源，诗画相通。中国绘画根植于中国文化的美学基础，综合着儒家思想，在画作中彰显人性，陶情养性，同时，它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艺术，更是某种特有的语言，直抒画家的意识和感受。假如说绘画艺术是对历史无声的再现，那样的话，戏曲音乐便是历史立体的回声。昆曲蕴涵着中国戏剧艺术雅致的古典美，历尽沧桑的阅历，吞吐时空的舞台实践，令昆曲吸纳、融合了丰厚的传统文化精华，将其基因积淀为自己的密匝年轮。世代的工匠，千年的炉火，用火在烧，更是用心在烧，在历史成为琉璃的同时，千年倾城的爱恋和丰博的文化韵味也深深融入精美剔透的琉璃之中。

　　追寻千年艺术发展史的足迹，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它们同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强烈地反映出了任何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它们的价值不能够用社会对它们的接受程度来衡量，而要用其生命力的历久度来衡量；甚至能说，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价值，它们为着意寻索的人们提供了一道接近古代文化的桥梁。罗曼.罗兰说，艺术的伟大意义，几乎在于它能表现人的真正感情、内心生活的奥秘以及热情的世界。

　　文化能让你增长知识，艺术能让你陶冶心性，走进文化艺术的殿堂，我们心旷神怡、甘之如饴。余先生让我们看到一位把生命**真真切切地融进艺术，用这份炽热去燃烧大众的艺术家。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我们将获得永不荒芜的灵根、灵性。

　　可是，当我们将目光暂时从这些伟大的艺术成就上转移开时，我们就必须正视那场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悲剧，并一定要因此反思。圆明园的大火烧掉的不单单是一座奢华园林，烧掉的更是中华艺术的精粹以及中国人民的尊严，怎样寻回那些失落的文明碎片，以史为训，才是我们这些后辈人应深思的问题，倘若废墟仅仅是沉默地矗立在那儿而不能引起我们的反思，那样的话中华文明也便失去了所有的骄傲和荣耀，变成了一片货真价实的“废墟”。

　　柳颜二公奈若何

　　◎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

　　古代书法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需性为背景的，因而产生得特别自然、随顺、诚恳；而当代书法终究是一条刻意维修的幽径，美则美矣，却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社会性诚恳。

　　——《笔墨祭》

　　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学生掌握的六项基本才能，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周礼.保氏》记载：“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可见，早在中国文化之初“书”就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书法在孔子那儿是作为和礼乐同等重要的六艺之一而被提倡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最初书法主要并非一种技艺，而是某一修身行为；这儿的修身甚至并非精神活动，而是一种身体行为；它通过对人的体姿的约束以及规范，来达到“修身”的目的。书法对修身的重要性使其在发生伊始就被置于儒学价值序列的中心。对旧时文人来说，写得一手好字不仅仅是一个才情问题，也着实是一种身份；书法不但是进身之阶，更是对儒学秩序表示忠心的象征。

　　书法艺术要求古雅，要求美，用毛笔当然是最佳选择。毛笔写字，可粗可细，可大可小，可以充分发挥笔画变化的书写艺术。中国的书法与毛笔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它们与中国文化一样古远而灿烂。

　　甲骨文中有“聿”字，像手执笔。“聿”为“笔”的初文。《说文》：“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秦谓之筆。”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此秦制字，秦以竹为之，加竹。”从“竹”从“聿”为秦国的新造字。简化字改为从“竹”从“毛”，突出了毛笔的特点。

　　传说，笔是秦国大将军蒙恬所造。西晋崔豹《古今注》中有记载：“牛亨问曰：自古有书契以来，便应有笔；世称蒙恬造笔何也？答曰：蒙恬始作秦笔耳。”所谓蒙恬造笔，其实并非发明，而是改进。蒙恬为统一六国的功臣之一，于秦始皇在位期间，领兵驻守边关，修筑长城，北逐戎狄，威震匈奴；秦始皇崩，赵高矫诏赐死，蒙恬自杀。蒙恬只是一员武将，并非文臣。为何是武将造笔，而非文臣造笔呢？《说文》中有记载：“秦始皇初兼天下，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那时的戍边大军，需书写大量文书，来向皇帝报告。文字应用相当频繁，因而促进了文字的简化与笔的改进。作为大军的主将，蒙恬将军中的制笔技术进行改进，在古代是理所当然的。

　　清代赵翼《陔余丛考》中记载：“秦所用系竹笔，如木工墨斗所用者。”这就是竹笔。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墓中出土了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笔三支，笔杆竹制，上尖下粗，下端镂空成腔，以容笔毫。制法同现代相仿，根据专家推测，这也许是蒙恬改进之后的形制。

　　毛笔是古代中国唯一的书写工具。上至君臣，下至庶民，只要是书写，都离不开毛笔，因此古人对于毛笔是相当重视的。晋成公曾写道：“古今之事，非文莫详，文字之烦，非笔莫记。笔者毕也，能毕万物之形，而序自然之理，诚文人之至宝，天地之伟器也。笔之有功于世甚巨，安可文房清供而小之？”而普通的使用者，仅仅是将其看成一种书画工具来对待，并未将毛笔当成一种文化来对待，更未将毛笔和中国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而将毛笔提升到文化理念来认识的，在当代首推红学家周汝昌先生。

　　周汝昌先生在其《永字八法》一书当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述毛笔。周老很反感时人将毛笔当成某种工具来看待，以致轻慢的态度。在周汝昌先生看来“毛笔——柔翰，是人类最高智慧创造中的一个重大品种”。“没有毛笔，不仅仅中国艺术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就连整个中国文化的精神面貌，也要大大不同。”他还认为：“西方文化艺术，其所以不能与中国相同，表现不出生动的气韵，高深的境界，正是由于不懂毛笔，不会使用毛笔，不理解毛笔的性能功用之奇妙。”这让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层次来审视、认识了中国的毛笔，并为我们祖先这项伟大的发明感到骄傲和自豪。毛笔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伴随中国的文字，从远古走到现在，走过五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而且只要存在中国文化、中国文字，毛笔将会一直存在下去。它的生命力与中国文化一样强大。

　　许多人为求一支得心应手的毛笔，所到之处见笔则购，可称心者往往十之一二。书画之道也就是制笔之道。书画和毛笔本是互为体用的关系。在古代有很多集书画、制笔于一身的人，例如韦诞、王曦之，都是既擅书法，又精制笔的名家，且都有笔经传世。王曦之制笔乃为自用，有友人求其笔，尚且吝而不与，更无外售，可见精品笔制作的艰难。后世，特别是到了近代，从事书画的人士，因制笔工艺的烦琐，懒加问津，渐相脱节，各分途径，两不相关。用笔者不了解制笔之难，即或感知笔不称手，却不知怎样改进；制笔者不懂书画，不知道写兰亭当用怎样的笔者居多。

　　用于制作毛笔的动物皮毛多达数十种，其中有人工饲养的，例如羊毛、马毛、猪鬃，也有野生的，例如山兔毛、黄鼠狼毛、石獾毛等。依照“仓颉造字兔夜哭”的传说，能认定最早用于制笔的材料是野兔毛。从出土的战国笔、秦笔、汉笔的笔头材料当中，能佐证最早被采用的笔头材料是野兔毛。

　　中国的制笔技艺，伴随着汉文化的萌生、发展以及成熟，历经了长达几千年的成长过程。到了汉代，制笔工艺已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汉后历代的制笔工艺几乎没有什么重大的改革与创新。有的不过是在笔杆文化上拓展领域和空间，汉笔工艺标志着中国毛笔的制笔工艺已进入了完全的成熟时期。值得注意的是：毛笔的制作工艺的成熟，水平的提高，是因为历代文化人的热心参与，有了他们的参与，毛笔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才一直能得到改进与完善。

　　在《笔墨祭》中，余秋雨先生提及“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态载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遇到过一场载体的转换，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场转换还有一种更本源性的物质基础，即以‘钢笔文化’代替‘毛笔文化’。五四斗士们自己也使用毛笔，但他们是用毛笔在呼唤着钢笔文化”。

　　因为毛笔有弹性，能粗能细，有提、按、顿、挫的功能，对汉字点面最富有表现力，变化无穷。通过先民们几千年的实践、创造以及总结，慢慢形成了一整套完美的汉字书写的技法规范，才产生了“书法”这一**艺术门类。历代书家用毛笔为我们创作出无数佳作，成为今天的传统法帖范本，为我们所临习，所绍发，书法艺术才能够得到延续与发展。可是比毛笔发明更早的硬笔，由于笔法单调，局限性很大，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淘汰，在历史上没留下它该有的地位。我国最早的硬笔书法是古代用刀、石片等硬物所刻画成的，周代的甲骨文字就是硬书的产物。战国时期所出现的毛笔，成了最主要的书写工具，两千余年常兴不衰。

　　近百年从西方传入中国的硬笔，例如钢笔、圆珠笔等，逐渐动摇了毛笔的地位。硬笔简便，随时可练，容易上手，容易参与，容易普及，实用书写讲究效率，讲究快速急就，当然用硬笔。硬笔书法的兴起，也是理所当然的。作为实用审美的“硬笔书法”早已占据主导地位，受到大部分人的青睐，这是毋庸置疑的。硬笔作为主要书写工具，有毛笔无与伦比的优越性，而毛笔逐渐失去其实用功能而成为纯艺术的东西。余秋雨先生在《笔墨祭》中说：“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毛笔文化的这些特征，正恰是中国传统文人群体人格的映照，在总体上，它应该淡隐了。”需要正视的是，现在正慢慢显现出了某种不正常的现象，很多毛笔书家已离硬书远去，少部分毛笔书法仿佛有鄙弃硬书的意图。

　　事实上这两种对立、不和谐的情绪，仅仅代表了少数人的观点。硬笔和毛笔书法是书苑中并蒂的两朵奇葩，“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它们应发挥彼此的优势，一同携手，相互参与，共同提高，共存共荣。余秋雨先生在《书海茫茫》中说得极是，“书海茫茫，字潮滚滚，纸页喧嚣，墨色迷蒙，这是市场化、多元化的现代文化景观，我们企盼了多年的，不要企盼来了却手足无措，抱怨不迭”。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在一个历史悠久而渴望现代化的国度里，拥抱传统和反叛传统这两种完全对立的**各自都能找到一系列理由，因此我们周围一再地出现情绪性的对峙：或者把传统文化和古典艺术看成是永恒的瑰宝，主张弘扬和振兴；或者把它们看成是旧时代的遗形，反对沉溺与把玩。

　　——《现代阐释》

　　在数千年的“毛笔文化”当中，被称为“书法家”且传之后世的，仅仅是沧海一粟，可任何一个朝代都有成千上万的文人在“逸笔草草”中自娱自乐了此一生。自古“文人爱书法，书法近文人”。在我国书法史上，有篇被历代书家公认的独一无二的“天下第一行书”，这便是王羲之的《兰亭序》。

　　王羲之，字逸少，东晋最有名的书法家。琅琊（今属山东临沂）人，居会稽山阴（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从7岁便开始学书法，从师于当时有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12岁那年经父亲传授笔**，“语以大纲，即有所悟”。古人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杰出书家的出现不单单是社会环境作用的产物，也是书家自身“博观约取，反复熔炼”的结果。王羲之渡江北游名山，博览秦汉篆隶大师淳古朴茂的上乘之作，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冶于一炉，正书得力于钟繇，草书师法张芝。“兼撮众法，备成一家”，上升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创造出“天质自然，丰神盖代”的行书，被世人誉为“书圣”。晚年书法更是炉火纯青，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兰亭序》就是其晚年得意之作。

　　《兰亭序》，晋朝人又称为《临河序》，后人又叫《修禊序》《禊帖》《兰亭诗序》，计28行，324字。在东晋有一风俗，在每一年阴历的三月三日那天，人们一定要去河边玩一玩，以消除不祥，这一活动称为“修褉”。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与住在山阴的一些文人，总共41位，于兰亭的河边修褉。大家边饮酒，边作诗，写下了很多诗篇。作完了诗，大家将诗蒐集在起来，合成一本“集子”，公推王羲之作一篇序文。这个时候王羲之已有几分醉意，他借着酒意，拿起鼠须笔，在蚕茧纸上，挥笔而就。这篇序文，便是之后名震千古的《兰亭序》。此帖是草稿，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序文深受当时南方士族阶层信奉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在文学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因当时作者兴致高涨，写得很是得意，据说以后再写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都不一样。世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

　　相传，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极为推崇，想方设法得到了《兰亭序》，经常“置之座侧，朝夕观览”。对其尤其珍爱，敕令侍臣赵模、冯承素等人精心复制一些摹本。他酷爱把这些摹本或石刻摹拓本赏赐给一些皇族与宠臣，所以当时这样的“下真迹一等”的摹本亦“洛阳纸贵”。唐太宗死时还将《兰亭序》殉葬昭陵，永绝于世，留下来的仅仅是别人的摹本。因此我们目前已看不到《兰亭序》的真迹，仅仅是看到“下真迹一等”的唐摹本。唐摹本中最为逼真的要属冯承素摹本，因帖前后印有唐中宗李显年号“神龙”各半之印，因此又称“神龙本”。郭天赐评道“神龙本”“笔法秀逸，墨彩艳发，奇丽超绝，动心骇目”。

　　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有很多，除《兰亭序》以外，闻名于世的尚有《官奴帖》《十七帖》《乐毅论》《黄庭经》等。他的书法最主要的特点是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后人都赞叹道：“飘若游云，矫若惊龙。”

　　余秋雨先生说他特别喜欢东晋二王。也就是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札，也非常推崇唐代颜真卿的《祭侄稿》，那种打从心底流露出来的随意和真情，让他的灵魂得以震撼。

　　在中国书法史上，颜真卿占有特殊的地位，被誉为是唯一可以同大书法家王羲之相抗衡，先后辉映的人。他的书法，大都为楷书，兼有行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与笔法。他的书法，号称颜体。颜真卿生于楷书成风之际，用楷书所写之碑，端正劲美，气势磅礴。他所留下的碑帖非常多，后世的书法家认为从其某些碑帖中能够找到“圆笔”的痕迹，与别的书法家的“方笔”不一样。颜真卿也被使用圆笔的书法家尊其为开创者。他与使用方笔的王羲之，都给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与唐诗另外一位以楷书成名的书法家柳公权，被世人合称是“颜柳”，有“颜筋柳骨”的美誉。

　　余秋雨先生觉得，书法史上广泛流传的所谓“颜筋柳骨”，是种概括不准确的说法，原因在于颜真卿与柳公权不该相提并论。颜真卿就算是在整个中国书法史上也处在领头的地位，除王羲之以外，第二名就应是他了。然而柳公权晚于颜真卿几十年，是学习颜真卿的。颜真卿雄沉千古，可是柳公权仅仅只能说是骨架挺拔。余秋雨先生认为，仅在唐代，能同柳公权比肩的人就有很多，所以他觉得，古人所说的“颜筋柳骨”，并非对唐代书法的概括，就更不是对中国书法的概括了，仅仅是对两个有上下承袭关系的相同风格的书法家的一种简单比较。

　　余秋雨先生之所以对颜真卿的书法有如此高的评价，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他觉得，颜真卿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发出了耀眼的光彩；其楷书风格展现了大唐帝国繁盛的风度，且同他的高尚人格相契合，为书法美和人格美相完美结合的典型例子。朱长文胜赞他的书法：“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志，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欧阳修曾经说过：“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不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

　　颜真卿一生历任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大臣，直到为唐王朝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26岁的颜真卿便举进士，又擢制科，顺利踏上了仕途。曾经四次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后来因为受到那个时候的权臣杨国忠的排挤，被贬黜于平原（今属山东）任太守。人称“颜平原”，即由此而来。肃宗时至凤翔授宪部尚书，迁御史大夫。代宗时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

　　余秋雨先生在一次访谈录中曾经说过“一个富于艺术修养的人，尽管他的外在境遇未必良好，他的内在精神一定会比别的人丰盈而充满活力”。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平卢、河东、范阳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发动叛乱。在反安禄山的斗争当中，颜真卿壮怀激烈。他联络从兄、时任常山太守的颜杲卿起兵抵抗。周边十七郡积极响应，推举颜真卿为盟主，统兵二十万，横绝燕赵，军威大震，令安禄山不敢急攻潼关。在反安禄山的战争当中，颜家三十几口人全部被杀害，颜杲卿、颜纪明都被安禄山以最残忍的方式所杀害，割舌、剁手，身首异处……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尽管他的家族为朝廷而死，不过朝廷也没有什么像样的仪式与力量来对这一英雄的家族进行纪念。余秋雨先生曾说“在一个灾难的时代，中国的一个英雄的文化大师，带领着一个英雄的家族，走向了血海。这样非常悲壮的图景，在人类文化史上都少有！”很多年之后，颜真卿为纪念侄子颜纪明而写的《祭侄帖》将一种壮烈的豪放气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被誉为是继王羲之《兰亭序》后的“天下第二行书”，《祭侄帖》原稿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德宗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变，奸相卢杞想趁机借李希烈的手杀害颜真卿，故意派他前往劝谕，最终颜真卿被李希烈缢死。听闻颜真卿遇害，三军将士纷纷痛哭不已。德宗亲颁诏文，追念颜真卿的一生是“才优匡国，忠至灭身，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拘胁累岁，死而不挠，稽其盛节，实谓犹生”。对此，余秋雨先生感叹道：“像颜真卿这样的人格表率，会让一般的好人也感到敬畏。‘敬’和‘畏’连在一起，这是好多人都做不到的，但他做到了。”

　　颜真卿的一生，一半于书斋中度过的。他钻研艺术、文学，酷爱书法，这是属于他的一方宁静天地。他用“颜体”缔造了一个独特的书写境界。他自强不息地走向一代书家的峰巅；另外一半是在沙场、在朝廷的错综斗争之中度过的。他将自己全部忠心献给了唐王朝，真正做到了忠贞清廉。

　　相隔四百年的王羲之与颜真卿，有着极为相似的家庭氛围、文化氛围以及社会氛围，书法风格却迥然各异。王羲之创造性地承袭了东汉隶书的遗风，可颜真卿由于反叛前人传统而变成后世的楷模。书法和任何艺术一样，能够峰回路转，能够柳暗花明，可是不会停止。“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海万古流。”倘若像王羲之、颜真卿都称不上“最杰出的书法家”、“真正有创新性的书法家”，那真的不知道书法史上还有怎样的书法家才是最伟大的、最有创新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