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思想

　　◎兴衰荣辱的书院

　　书院的出现实在是一批高智商的文化构想者反复思考、精心设计的成果，它既保持了一种清风朗朗的文化理想，又大体符合中国国情，上可摩天，下可接地，与历史上大量不切实际的文化空想和终于流于世俗的短期行为都不一样，实在可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让人赞叹不已的创举。

　　——《千年庭院》

　　对于学生受教育的地方，我国的最初称谓是校、庠、序、学。《孟子·滕文公》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学校之称由此而来。书院，是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期兴起的，它萌芽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明，普及于清代，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延续了千年之久。它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集教育、学术、藏书为一体，为我国古代教育发展和学术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书院的最大特色，在于它在系统地综合和改造传统的官学和私学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不是官学，但含有官学成分，不是私学但又吸收私学长处的新的教育制度。它由私人创建，没有政府的认可与资助，与官办高等学府在许多方面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是官学和私学相结合的产物。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我国古代几千年的教育制度，在各代虽略有差异，但其特征却一脉相承，从其组织结构和办学方式来看，主要分为：官学与私学。西周奴隶社会的官学是由国家**机关主办，高度集中的，“学在官府”是其传统，维护“学术官守”的传统。此时的官学是建立在土地国有的经济基础上，它的社会阶级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贵族。

　　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转变时期。随着经济政治的变更，教育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私学便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私学是私人根据社会或个人需要而设立的，分散的，特点是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促进了学术的下移。孔子在创办私学方面可以说是留芳千古。孔子重视教育，拥有弟子三千、门生贤人七十二，还在曲阜杏坛讲学，培养了大批掌握文化知识的人才。余秋雨先生曾说“天下最大的学校，一定是孔子创办的那一所。”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私人讲学的第一人，也中国的第一位私学教师，他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打破了文化知识为贵族专属的局面，将文化知识移植到民间。他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方针，不分贫贱富贵，均可以在他那里受教。孔子兴办的私学，可说是书院教育的雏形。对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早已是学界定论。在中国历史上，宦海浮沉，升迁不定，进入仕途的文人们常常进退难测，不仅要具备激流勇进的精神，也要有消极恬退的思想准备。当他们失意，或不满时政时，既想坚持“志于道”，又**精神上的自由和解脱，于是儒释道的观念左右他们走进山水，读书著述，随性所致。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逐渐形成习业山林的风气，深山**中出现了一些私人隐居、读书治学的地方。从地方志来看，书院最早出现于唐太宗时期，如大将军李靖在山东读书和研习兵法的书院。从官方的文献记载看，则始于中期唐玄宗时代开设的东西二都丽正、集贤书院。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但在五代末期，已经形成了具有聚众讲学性质的书院，庐山国学，也称白鹿国庠就是代表，地址在江西庐山，是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当时书院就已有私人办与官方办两类。在最初，书院还仅仅是官方藏书、校书的地方；有的只是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还不是真正的教育机构。

　　宋代经过连年战乱之后，官方所办的学校遭到了破坏，有名无实，而且国家还没有充足的力量来兴办学校，此时私学教育和启蒙教育得到了充分发展。学者们开始选择名山胜地建立书院，作为聚徒讲学和研究学术的场所。这种书院成为当时一种新型的教育体制，它的诞生是我国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大转折点。从此，我国教育即呈官学、书院、私学三轨并行的体制。当时的大宋，可以说是一个繁华如梦的王朝，一个崇拜文化的王朝，正是那灿烂的文化造就了它的繁华，而大宋文化的根源就在于赫赫有名的四大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和商丘的应天府（睢阳）书院。它们实际上已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学术中心，是大宋文化的缩影。宋代的书院大多继承了孔子办私学的传统，还承袭了其自由、开放的办学风格，成为中国民间自由学术思想的代表。

　　在各个朝代，最有活力的教育都是书院类型的私学，而当这些私学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往往因受到政府的认可和资助而转化成官学，而一旦成为官学之后，便往往失之了她的活力，最后趋于衰落，被其它新兴的私学取代。有学者将其称为“三部曲”，即私学由兴起，到转为官学，到最后衰落的三个阶段。以四大书院为代表一些的书院，其前身多为地方官或其他人私创，后来朝廷通过赐额、赐书、赐田和任命教官等手段加以控制，使其具有了半官办性质。随后因办学重点转移、财政困难、管理不善等原因而关闭。但也有很多书院在制度上，既吸取了官学与私学的经验教训，又采纳了佛教及道教讲学的经验，博取各家长处形成别具一格的特色，加之许多著名学者由官学转向私人书院、印刷术的发展为书籍的出版提供了便利条件等，从而使书院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元朝统治时期，也非常重视教育，常常奖励学校和书院的建设。不但文化兴盛的江南普遍创建或复兴了书院，连北方也相继设立了许多书院，但其管理和讲学水平都很一般。到了明代，情况又有了改变。明代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政府重点是办官学，提倡科举，所以不重视书院。从整体上说，书院处在一个发展的低谷，而这时也正是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低落期。程朱理学长期处于官方学说的地位，使它失去了往日的进取而流于僵化，而八股文的盛行更加重了这种僵化。到了嘉靖（公元1522—1566年）年间，以王守仁、湛若水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家，以书院为阵地，发动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由此明代书院由衰到兴。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嘉靖、万历（公元1563—1620年）年间，中国书院东植朝鲜半岛，形成了几乎与李朝相始终的朝鲜书院制度，造就了其立国的文化基础。中国书院文化传播由此可见一斑。

　　清朝书院承袭明朝遗风。清初，政府一直奉行“不许别建书院”的禁令。直到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才准许各省创建书院，但一直实行严加控制的文化政策，加上文字狱的影响，迫使书院改变了最初的学术追求。多数书院都以科举为业，对学术的发展没有过多的增进，但书院的这种形式得到了迅速发展，普及程度有了较大的提高，影响了东南亚等一些国家的办学。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印度尼西亚华侨创建的明诚书院为海外第一所华人书院；其后，新加坡华侨也在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创建了萃英书院；美国的旧金山也在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建有大清书院。虽然这些海外华人书院与朝鲜等仿照中国制度建立的书院有所区别，但是书院已传播到中华文化领域之外，为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余秋雨先生在《远年琥珀》一文中说过：“文化如远年琥珀，既晶莹可鉴又不能全然透明。一定的沉色、积郁，即一定的浑浊度，反而是它的品性所在。极而言之，彻底透明，便无色彩和图纹存在，而没有色彩图纹，便没有文化的起点。”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慈禧太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颁布诏书，将各省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地普遍设立中小学堂。至此，中国一千多年的书院制度被人为地划上了句号。从书院的产生到发展、兴盛到衰落，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传承文明、传播思想与文化载体的书院，同文化传承有着难解难分的姻缘关系，它始终是封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统治阶级既有调和，又有斗争，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教育主张和教学特色。用哲学的观点来解读，书院改为学堂，使中国古代教育和近代教育得以血脉传承，使中西文化得以交融贯通。所以，书院并没有就此灰飞烟灭，而是在这次“改制”中得以涅槃重生。

　　◎书院文化的复活

　　文化，在它的至高层次上绝不是江水洋洋，终年不息，而是石破天惊，又猛然收煞。最美的乐章不会拖泥带水，随着那种神秘指挥的一个断然手势，键停弦静，万籁俱寂。

　　——《奇怪的日子》

　　书院作为一种高级形态的教育和学术机构，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纵观我国历史，国势兴，则教育兴、学术兴。书院起源于繁荣的唐代，至宋代，达到了全盛时期，曾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无法比拟的贡献。然而在近代，书院被学堂所取代，历经了近百年的沉默。20世纪整整一百年，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各种革命和运动的“否定”。可是，书院仍然是中国文化人心中永远抹不掉的记忆，仍然是中国文化人所向往的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今天，人们又开始认识到它的价值，书院文化又在人们现代意识的觉醒下悄然兴起，象征性地对当今的现代教育制度进行反驳。

　　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认为，书院的繁荣，是中国文化、政治和经济全面进步的标志。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文化信心便开始增强了，中国该怎样发展，如何发展，很多人开始回顾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去那里寻求资源。书院文化的内涵相当丰富，它是在书院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经过长期的传承与创新，形成了有别于传统中国其它文化内涵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的独特思想成果。

　　书院的出现使得传统中国的社会教化局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书院在传授对象方面是极为开放的，虽然书院在招收生员上有严格的名额限制，但书院教学是面向广泛的社会群体的，实行开放式的办学。而且在宽松自由的办学环境下，学术大师们集聚书院讲学，师生之间相互答疑问难、相互激荡提升，由此获得新的观点、思想，促进了学术创新精神的形成。书院已经发展成为以文化传播、普及为核心的社会教化的重要机构，这是它直接为社会服务的重要方式。在1901年，书院改制之后，胡适先生曾感慨过：“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有学者分析认为，今日的传统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等，基本上已经成为旅游景点，成为文物部门和旅游部门共同保护的单位，只有建筑存在，已不再进行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岳麓书院则代表了焕发现代活力的传统书院，与现代教育相结合，招收研究生，主要研究的方向就是书院文化，并办有中国书院的辑刊，正在搜集各方面书院文化的典籍。

　　中国传统书院和学术是互动的关系，学术发展借助讲学，书院是相对自由的、不受约束、非体制化的讲学形式，自由活泼。当然，新的文化学术不是孤立的，它反映了社会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再度大量涌入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发展遭遇到了断裂处境，这使得一批知识分子及文化人士开始思考用书院这种方式，来实践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种文化“对接”。在现代书院中，中国文化书院是一位实践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对接”的先行者。1984年，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岱年、季羡林、汤一介等学者创办中国文化书院时，就吸纳了大批海内外学者加盟，而且与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建立合作机制，集中名家讲学，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张炜认为，书院是中国的伟大传统，今天的坚守十分不易，因为要防止走调，防止形似而实非。他在山东创办的万松浦书院，就具备了中国传统书院的所有基本元素，如**的院产、讲学游学及藏书和研修的功能，稳定和清晰的学术品格，以学术主持人为中心的立院方式，传播和弘扬文化的恒久决心和抱负等。张炜说，**的院产、讲学、游学、藏书和研修的功能，稳定和清晰的学术品格，传播和弘扬文化的恒久决心和抱负，是书院的基本要素和功能。

　　各种书院的相继成立，使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对传统书院的“复活”和现代书院的创立这一重要文化现象再度关注和讨论。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民认为，现代书院的创办，显示了中国作家、学者自觉的文化使命感和积极的文化创造姿态，对于我国的文化体制，也是一种创新和探索。

　　历史文化学者、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也对现代书院予以了肯定，他认为，“这体现了各个知识阶层派别从各自角度或爱好出发，或传习传统文化经典，或以西方文化为启蒙，都无可厚非。”他说，“只要不是将书院变成一个封闭的堡垒，传习传统文化只要不是将之变成民族主义的东西，都是有益无害的。因为它们构成了中国多元的文化事实。”实际上，中国书院的重要意义正是它对今天教育机制及无法自由办学的补充功能。

　　书院在复兴的道路上也遇到了不少问题。冯骥才说，目前书院发展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先例，凡事都要创造。“我们是第一批人。最大的困难没有可以仿效的，最大的优点可以发挥想象力自由创造。”师资也是一个问题。书院不少导师是由北大教授兼任，但忙于本职的青年学者们，却难有更多精力照顾书院。就此，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认为，由纯粹学者主持的书院要发展，关键是要解决体制问题。岳麓书院属于高等院校，集中了很多人才从事教学研究，有学位授权体系，有博士点和硕士点。承担了很多国家的研究课题。书院如果要红火起来，必须在制度上理顺，不要把它仅仅当做文化遗迹。用的好，仍可成为今天学术研究的重要场所和基地。其次是要有保护书院的理念。我们所做的，不仅是保护古籍，更重要的是传承与弘扬，这是岳麓书院的理念。我们也借助市场，通过旅游收入平衡开支，可用于文物保护，又可以支持学术研究经费。第三，积极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前来讲学，使岳麓书院请进来，走出去。主事者一般没有精力也不善于产业化运作，学者们往往不具备太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还认为，“没办法授予学位”也是该院及其他中国书院目前面临的普遍困难。

　　在建设现代大学文化的征程中，充分挖掘书院文化的精华，以扬弃的态度将其转换为大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应是构建现代大学文化的重要途径。中国大学体制应属典型的舶来品，这是由近代中国特定政治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然而，制度移植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大学文化也可以照搬，因为文化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言：“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大学文化的构建需要在充分挖掘包括书院文化在内的优秀传统基础上，对其精华部分加以现代化转化，使中国大学文化呈现出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余秋雨先生在《文化敏感带》中谈到，“一个民族，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带集中在思考层面和创造层面上，那它的复兴已有希望……”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必须把握好自己，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只有厚德才能使人生充满活力；只有笃学才会使社会充满生机；只有传承才会在回归中超越；只有开拓才会促进崭新的文明升华。我们应当在先进文化的引领下，为青年一代的成长，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百年书香校园创造更好的业绩，谱写更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