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娃传》

　　一

　　白行简所著《李娃传》现在的存本计有两种：一种是繁本，即《太平广记》卷四八四杂传记类所收的《李娃传》；一种是删节本，即曾慥《类说》卷二六上所收的《汧国夫人传》（罗烨《醉翁谈录》癸集卷一所收的《李亚仙不负郑元和》虽少有异文，但其源即出《类说》）。而这两种本子的来源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唐末屯田员外郎陈翰所编的《异闻集》。

　　《异闻集》所收唐人小说，以单篇为多，然率皆润饰增删，和原本恐有不同，《太平广记》卷八三所收出自《异闻集》之《吕翁》，与《文苑英华》卷八八三所收沈既济之《枕中记》，《太平广记》所收出自《异闻集》之《太学郑生》（卷二九八）、《邢凤》（卷二八二），与《沈下贤集》所收之《湘中怨词》，《异梦录》，文字有异，是其一证。删节本仅及原本十一，不足为据。但是《广记》所收《李娃传》，大概也因为经过了润饰增删，还加上缮写刊刻的错误，所以还是留下了好些令人置疑的地方。如已经张政烺先生指出为陈翰手笔的本传开端的三十一字：

　　汧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娼女也，节行环奇，有足称者，故监察御使白行简为传述。

　　以及我认为颇有问题的结尾的

　　贞元中，予为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时乙亥岁秋八月，太原白行简云。

　　等语，皆有使人怀疑到《李娃传》不是白行简作的可能。

　　关于前者，张政烺先生在他的《一枝花》那篇短文中己说得很清楚；关于后者，这里有一点说明的必要。因为唯有弄清楚这个写作日期，我们才不会对本篇的作者有所怀疑。才可以对于古往今来伪托之说，得据以辨正。

　　主张《李娃传》不是白行简所著的说法，近年来颇为流行。如日本盐谷温博士，最近刘开荣先生，都曾这样主张。盐谷温博士说：“这传奇与那赋（按指《天地阴阳**大乐赋》）固然都是假托的，但文笔非老手到底不能办”；刘开荣先生说：“不过就《李娃传》的形式及所反映的社会背景来看，很象是较晚的作品。假如说是另一作者，假托白行简之名而写《李娃传》，倒有可能。”

　　盐谷温博士和刘开荣先生的论断是相当主观的，这样三言两语就剥夺了白行简的著作权，到底是不能令人心折的。言之似有理的，是远在宋朝刘克庄的意见。在他的《诗话》前集中，他说：

　　……郑畋名相，父亚亦名卿，或为《李娃传》诬亚为元和，畋为元和之子。小说因谓畋与卢携并相不咸，携诟畋身出娼妓。按畋与携皆李翱甥，畋母，携姨母也，安得如《李娃传》及小说所云？唐人挟私忿，腾虚谤，良可发千载一笑。亚为李德裕客，白敏中素怨德裕及亚父子，《李娃传》必白氏子弟为之，托名行简，又嫁言天宝间事，且传作于德宗之贞元，述前事可也。亚登第于宪宗之元和，畋相于僖宗之乾符，岂得预载未然之事乎？其谬妄如此……

　　郑畋和卢携不咸，不止互诉而已，甚至几乎动手打起来，如《北梦琐言》所记的那样，可是这和《李娃传》有什么关系？然而刘克庄却固执的认定，传中所说的荥阳公子，正就是诬指郑亚，因而就牵出白敏中和李党郑亚父子的嫌隙，说这篇小说必是白氏子弟造作而托名于行简。这是大前题的错误，这样就一路错到底。

　　附和刘克庄《诗话》的意见的，在清代有俞正燮，他虽然先对克庄之说表示怀疑，但终为曲为辩护，因而否定了《李娃传》是白行简的作品；当代亦有一位杰出的教授，认为，象《白猿传》之嘲欧阳询是猴子一样，《李娃传》的作者的用意是在嘲骂时宰是娼妇之子，因而断定说，郑亚和郑畋的时代既后于传中所伪称的贞元乙亥十一年（795），而郑畋显贵之日白行简早已在敬宗宝历二年（826）逝世了，那么《李娃传》便断然不可能是行简写的了。

　　《李娃传》意在诬郑亚郑畋之说是丝毫没有事实根据的猜测之辞，我们可以置之不辩。我们要来讨论的，倒是那个大可置疑而一向未有人注意及之的传中所说的“贞元乙亥秋八月”这个年代。贞元乙亥是贞元十一年。《李娃传》是否真是在这一年写的？白行简是否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写《李娃传》？

　　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那时以古文笔法写小说的风气尚未大开，白行简和其兄居易丁父忧，居丧于襄阳，决无认识那鼓励他写小说的李公佐的可能，说这二十岁的白行简会独开风气之先，背了居丧之礼而会友纵谈而写起小说来，恐怕是不可能的事。

　　这样说来，是否我们也同意于《李娃传》是伪托作品之说呢？并不。我认为“乙亥”二字，是一个缮写或刊刻的错误，或多半是《异闻集》编者的误改。那么原文是什么年份呢？什么理由会错成“乙亥”呢？

　　原文上应该是“乙酉”。乙酉是顺宗永贞元年（805）亦即贞元二十一年。那时行简之兄白居易已在京师作着校书郎那份闲散的卑官，行简也已经“驱车迤逦来相继”和白居易一起交友，游赏，饮酒，玩女人，写文章。那个时候白行简写小说便是可能的了。

　　可是“乙酉”有什么理由会误作“乙亥”呢？这里是我们的解释：我们知道，德宗是在贞元乙酉正月癸巳（二十三日）驾崩的，太子于同月丙申（二十六日）即位，是为顺宗。可是顺宗在位之日并没有改元，而仍沿用贞元的年号。到了这年八月庚子（初四），顺宗下诏内禅宪宗，自称太上皇，于九日册皇帝于宣政殿，并将贞元二十一年改为永贞元年以志庆。（这次的改元，虽出于顺宗之意，然而永贞这年号，照理却是属于宪宗的，而一般史家均把它归在顺宗名下，这是欠妥的。）可是顺宗的太上皇亦没作了多久，次年正月甲申（十九日），他就驾崩了，而在他驾崩之前十七日，即正月丁卯（初二），宪宗就已经改元为元和了。所以永贞这个年号，实际上只用了不到五个月，在当时人看来，那一年还是贞元二十一年，可是在后代读史的人看来，那年却是永贞元年了。《异闻集》的编者很可能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以为贞元中并无乙酉年，而贞元元年乙丑年又似乎太早了一点，便把传中的“乙酉”自作聪明地改为“乙亥”了。

　　这便是“乙酉”之所以误成“乙亥”的理由，而《李娃传》写作的年代，是应该放在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的八月初，而且必然是在初一至初三这三天之中的。

　　这个写作年代的推定，如果没有更确切的证据来作依傍，那么要驳倒《李娃传》非白行简作之说，辨正它并不是写来诬郑亚郑畋父子理由，总还是显得薄弱的。

　　《李娃传》为白行简作的有力的证据，却并不在什么罕见的书上，那就是元稹的《元氏长庆集》。在该集卷十《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我们看到这两句诗：

　　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

　　而在这两句诗下面，又有元稹自注云：

　　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

　　元稹的这篇诗，是酬答白居易的那篇《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而作，两篇皆作于元和五年（810）。在这篇追缅旧游，特别是念念不忘于从贞元十九年（803）至元和元年（806）元白二人均任校书郎那一段时期的生活的诗和诗注中，正如以前我们曾提出过的，最可注意的是“话”、“一枝花”这几个字眼。“话”是什么？吴晓铃和张政烺二先生都认为是“说话”，即现在的“说书”，可是我认为还是仅仅解作“故事”也就够了，原因就为了“自寅至巳”（自上午三至五时至上午九至十一时），这个时间。我以为与其说半夜里请了说书人来一直讲到早晨，不如说自己朋友间宵谈遣夜更为合理一点。“一枝花”是什么呢？就是汧国夫人李娃：宋曾慥《类说》卷二十六上有陈翰《异闻集》，其中《汧国夫人传》末有注云：“旧名《一枝花》”；元罗烨《醉翁谈录》癸集卷一《李亚仙不负郑元和》条，开端即云“李娃，长安娼女也，字亚仙，旧名一枝花……”；明梅禹金《青泥莲花记》卷四载《李娃传》，题下有注云：“娃旧名一枝花。元稹诗注”。陈翰、罗烨、梅禹金等都一致认为一枝花为李娃旧名，当非皆从“光阴听话移”那句诗的注凭空附会出来，而必有现在已经失传了的根据的，尤其是去白元时代不远的唐末的陈翰。

　　这里我想附带说到的，就是诗注中的“新昌宅”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常被人忽略了或误解了。新昌宅当然不是元稹的住所，因为元稹当时住在靖安里。那么是不是白居易的住所呢？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昭国坊》条按语云：“按白居易始居常乐，次居宣平，又次居昭国，又次居新昌……”现在我们且从《唐两京城坊考》来看一看白居易住在这些坊里的时期：

　　一，常乐里《养竹记》云：

　　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选及第，授校书郎，始于长安求假居，得常乐里故关相国私第之东亭而处之。

　　可见白居常乐里始于贞元十九年（803），迄于何年则尚待考。

　　二，宣平里《旧唐书》《白居易传》云：

　　居易奏曰：“臣闻姜公辅为内职，求为京府判司，为奉亲也。臣有老母，家贫养薄，乞为公辅例。”……于是除京兆府户曹参军。

　　白居易《襄州别驾府君事状》云：

　　夫人颍州陈氏……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殁于长安宣平里第。

　　按居易于元和五年（810）五月除京兆户曹参军，奉母居京，当为移居宣平里之始，至元和六年（811）母卒，乃离京丧居渭村。计在宣平里居约一年。

　　三，昭国里居易居昭国里当始于元和九年（814）入朝拜太子左赞善大夫时（有《昭国闲居》诗），迄于元和十年（815）居易贬江州司马时，（白氏《与杨虞卿书》云：“仆左降诏下，明日而东，足下从城西来，抵昭国坊，已不及矣。”）居约一年。

　　四，新昌里居易为主客司郎中知制诰的次年即长庆元年（821）二月初，始买宅新昌，《竹窗》诗云：“今春二月初，卜居在新昌。”又有《新居早春》、《新昌新居节事》等诗。

　　除了这四个住所以外，徐松还说：“乐天始至长安，与周谅等同居永崇里之华阳观。”这里我们要补充说：那时候是贞元十九年的春天，白居易的《重到华阳观旧居》诗“忆昔初年三十二，当时秋思己难堪”等可证。可是在贞元二十一年夏，他也在华阳观住过，可能是短时间的寄居。

　　从上面看来，白居易居新昌里始于长庆元年（821），而元稹在元和五年（810）所写的回忆贞元十九年至元和元年（803-806）的生活诗中，竟会说到白居易十几年后的住所，岂不大大的荒唐吗？

　　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徐松不知道白居易在新昌里买宅之十余年前，即在居常乐里和宣平里之间，也曾经在新昌里住过，而且住了相当长久。白居易在元和三年所写的那篇《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太贾二十四先辈昆季》诗中，我们看到有

　　晚松寒竹新昌第，职居密近门多闭，日暮银台下直回，故人到门门暂开。

　　等语，可证元和三年（808）白居易居新昌里；白居易在元和五年所写的《和答诗十首》诗序，有

　　五年春，微之从东台来，不数日，又左转为江陵士曹掾，诏下日，会予下内直归，而微之已即路，邂逅相过于街衢中，自永寿寺南抵新昌里北，得马上话别。

　　等语，可证元和五年春（810）白居易尚居新昌里；而元稹的《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又为我们证实了居易为校书郎时住在新昌里。那么我们假设白居易第一次居新昌里的时代为贞元二十年（804）至元和五年春（810），大约不会差得很远吧。

　　我之所以要提到新昌宅的问题，是为了说明元稹诗注所说的他们从而听说一枝花话的新昌里，确实就是白氏的住所，而白氏住新昌里的时期，也包括白行简写《李娃传》的贞元二十一年（805）在内，听故事和写小说，可能就在同一个短时期之内。

　　既然听讲故事和写小说是在先于郑畋显贵之日数十年，那么《李娃传》刺郑亚郑畋父子之说，便不攻自破了。在另一方面，那处处追随着其兄的白行简，听到这个瑰奇的故事，又经友人李公佐的怂恿，而将它写了出来，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这是《李娃传》为白行简作之证一。

　　其次，在宋代许顗的《彦周诗话》中，我们见到这样的一则：

　　诗人写人物态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峨峨高一尺，门前立地看春风。”此定是娼妇。

　　而在任渊的《后山诗注》卷二《徐氏闲轩》一诗的注里，我们又看到：

　　元微之《李娃行》：“平常不是堆珠玉，难得门前暂徘徊。”

　　元稹的《李娃行》全诗已佚，所剩下的就只有这短短的四句诗，前二句已经《全唐诗》采辑，而后二句却从来也没有人注意到过。可是这短短的几句残诗，却替我们对于《李娃传》的时代和作者的可信，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元稹和李娃故事的关系，不只是在新昌宅听了人讲而已，而且还写了诗来歌唱这个奇特的娼女了。贞元末至元和间，在白居易兄弟、元稹、李绅、李公佐、陈鸿以及其他青年的文士们之间，我们显然看到有一种新的文体在那里流行出来。那就是当他们遇到瑰奇艳异或可歌可泣的事的时候，便协力合作，一人咏为歌行，一人叙作传记，一诗一文，相偶而行，这样地创造了一种以前所没有的新体，如杨贵妃故事有陈鸿的《长恨歌传》和白居易的《长恨歌》；莺莺故事有元稹的《莺莺传》和李坤的《莺莺歌》；以后的无双故事有薛调的《无双传》和无名氏的《无双歌》；汜人故事有韦敖的《湘中怨》和沈亚之的《湘中怨辞》。所以李娃故事之有白行简作传，元稹作诗，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元稹在白氏家中听到讲李娃故事是确实的了，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来说白行简不会把这个故事写成小说呢？《李娃传》之确为白行简所作，这是第二个证据。

　　我们已把白行简在那一年，那一个地方，由于什么原故，跟什么人合作写了这篇《李娃传》说明白了，那么所谓《李娃传》是托行简之名以诬谤郑亚郑畋之说，便不攻自破；至于主张传中荥阳公子系指元和十一年状元郑澥之说，当然也不值一提了。

　　二

　　《李娃传》中有一段文字，常为读者所注意而且加以怀疑的，那就是记述荥阳公子床头金尽之后，中了李姥姥计，和李娃求孕嗣回来，途经宣阳里，止于娃之姨宅，忽有人报姥暴疾，李娃先行，生为娃所留，日晚始往平康里李氏宅，则李已他徙，生将驰赴宣阳里以诘其姨，然已日晚，计程不能达，乃赁榻而寝的那一段。

　　凡是略知当时长安坊里的细心读者都会觉得，宣阳平康二里毗邻，路途迩近，即便日晚，也可以连夜赶去，何至于计程不能达？

　　清代的大学者俞正燮对于这一段文字也抱着同样的怀疑。在他所著的《癸巳存稿》卷十四《李娃传》条中，我们可以看见他这样说：

　　……此传所言坊曲，颇合事理。《长安图志》，平康为朱雀街东第三街之第八坊，其第九坊即宣阳；以丹凤街言，则第五坊平康，第六坊宣阳。传云：“平康里北门东转小曲，即宣阳。”是平康宣阳路皆直南北，其街则直东西。传又云：“日暮计程不能达”，则作传者信笔漫书之，非实情也。……又案《北里志》云：“平康里入北门东迴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又“其南曲中者，门前通十字街”。盖宣阳，平康，南北俱有曲可通，不必外街……

　　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俞正燮认为作者是错误了的，然而他却曲为迴护，说“作传者信笔漫书之，非实情也”。

　　然而，实际上作传者并没有错误，也并没有漫笔书之。象白行简那样熟悉于长安静坊小曲的人，还会把那有名的平康里的地理弄错吗？俞正燮之所以这样说，正就是因为他自己对于长安坊里的组织完全没有明白。他据《长安图志》来数平康宣阳二里的次第有没有数错，我们这里不必提，因为这还无关重要。可是就在俞正燮的这几句短短的话中，我们就看到了三个错误：第一，他说平康里北门东转小曲即宣阳里；第二，他说平康宣阳路皆直南北，其街则直东西；第三，他说宣阳平康二里南北俱有曲可通，不必外街。

　　关于第一点，俞正燮的误解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所见到的《李娃传》是《太平广记》本，文中有脱漏之处，因而看去不很明白。所谓“至里北门”者，初看上去好象是指平康里，然而仔细看下去，就明白是指宣阳里。如果传中说“至宣阳里北门”，那么俞正燮就不会误解了。按平康里宣阳里均在长安东城，其西为朱雀街东第二街，其东为朱雀街东第三街，隔街对着东市；平康里在北，宣阳里在其南，故宣阳里的北门，正面对着平康里的南门。荥阳公子和李娃求孕嗣归，原拟自平康里南门入，所以当他们到了平康里的南门前的时候，也就是到了宣阳里北门。李娃所谓“此东转小曲”是指宣阳里北门内东转小曲，因《太平广记》本“里”字前漏了“宣阳”两字，致俞氏有此误。

　　关于第二点，俞氏之所谓路和街，不知其分别何在，不知是否以里内的街道称路，里外的官街称街。可是无论如何，俞氏总是错误。因为唐代长安各坊里，除了皇城之南的三十个里内只有东西横街以外，其余各里之内，均有自东至西及自北达南的十字街。十字街是在坊内的，因其形如十字，故称，这是俞氏所没有理解的。

　　关于第三点，俞氏的话是十分武断的。查唐代长安各坊里，都是互相隔绝的，坊里的四周是里垣，垣外为官街，非三品以上和坊内三面皆绝者，不得向官街开门的，坊里和官街的交通，非经里门不可，如果我们以现在对于那些热闹的大街的观念来理解唐代长安的官街，那就大错了。所以俞氏的“宣阳平康，南北俱有曲可通，不必外街”之说，完全是毫无根据之谈，其原因是没有看懂《北里志》，以为其中所谓十字街就是官街。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从李娃宅到李娃姨所税宅的路程吧：李娃宅是在平康里内横街西南的鸣珂曲，而李娃姨所税的空宅，是在宣阳里内直街东北方的小曲中。所以，要从平康里西南的鸣珂曲到宣阳里东北的小曲，我们必须走平康里中的横街（其全程长650步），向东，至十字交叉点，然后向南走直街（其全程长350步），出平康里南门，过朱雀门南之第二横街（宽47步），入宣阳里北门，走直街，东转，始抵小曲。这就是最捷近的路，算起来大约有五六百步左右，路并不算近。

　　可是这样解释了之后，读者之疑仍不能明，因为从平康里到宣阳里，虽则要经过我们前面所说的路径，但是两坊究竟还是邻坊，何至于会象传中所说的那样“日已晚矣，计程不能达”？这里，我们除了要了解唐代长安街里组织之外，还要知道唐代京师的夜禁之律。

　　当时长安是京畿之地，帝皇之居，为了治安起见，有执行很严的夜禁的必要。这夜禁是由金吾掌执的。天晚昼漏既尽，顺天门（神龙元年以后改称承天门）击鼓，各坊里闭里门，官街上就断绝交通，不听人行，只许在坊里之内来往。直到五更三筹，顺天门再击鼓，坊门复开，官街上始听人行。夜禁中还在官街上走的，就是犯夜，按律就得处罚。

　　在《李娃传》中，当荥阳公子初至李娃家，推说住处路远，想赖在那里的时候，姥曰：“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在沈既济的《任氏传》中，当郑六在妖狐任氏那里宿了一宵出来的时候，“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薛用弱《集异集》的《裴通远》条（《太平广记》卷三四五引），记裴通远自通化门归来，有白头妪随之，“至天门街夜鼓将动，车马转速，妪亦忙遽而行”；而牛肃《记闻》的《张无是》条（《太平广记》卷一百引）也记“天宝十二载冬，有司戈张无是，居在布政坊，因行街中，夜鼓绝，门闭，遂趋桥下而跧”等事。这些记载，都可以作为唐朝严厉执行夜禁的旁证。

　　夜禁的法令，在《唐律疏义》上说得更明白。该书卷二十六《杂律上》《犯夜》条律云：

　　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

　　注曰：“闭门鼓后，开门鼓前，有行者皆为犯夜；故，谓公事急速及吉凶疾病之类。”疏义曰：“宫卫令，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槌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槌，坊门皆闭，禁人行，违者笞二十。故注云：‘闭门鼓后，开门鼓前，有行者皆为犯夜；故，谓公事急速……’但公家之事须行，及私家吉凶疾病之类，皆须得本县或本坊文牒，然始合行。若不得公验，虽复无罪，街铺之人不合许过。既云‘闭门鼓后，开门鼓前禁行’，明禁出坊外者，若坊内行者，不拘此律。”

　　律又云：

　　其直宿坊街，若应听行而不听，及不应听行而听者，笞三十；即所直时有贼盗经过而不觉者，笞五十。

　　《疏义》曰：

　　诸坊应闭之门，诸街守卫之所，有当直宿，应合听行而不听及不应听行而听者，笞三十。若分更当直之时，有贼盗经过所直之处，而宿直者不觉，笞五十；若觉而听行，自当主司故纵之罪。

　　这两条律文和注疏，把唐代夜禁令的施行方法解释得明明白白。《李娃传》中李娃姨氏之所以要等到日晚才对荥阳公子说“郎骤往觇之，某当继至”，就是利用了这犯夜的禁令，算定荥阳公子到了平康里之后，坊门即闭，不能即刻再回到宣阳里来质问李娃何以迁居，而她又可以从容收拾器物，退了税屋而去；而荥阳公子之所以“计程不能达”，至于弛其装服，质馔而食，赁榻而寝，及质明始策蹇而赴宣阳，也就是为了这个夜禁。总之，我们应该注意，娃姥施行她的奸计，其最大关键全在于利用这个犯夜律，使荥阳公子两面扑空，而金蝉脱壳之计始遂。

　　白行简在写这一段文章的时候，是确实有他的理由，而且也完全出于实情，决不是“漫笔书之”的，只是时移代转，当时人尽皆知的事，便不再为后人所理解了。后世的人不明白当时坊里的组织，不明白当时夜禁的法令，便至于不了解这一段文章的用心之处，反而怀疑到作者的错误了。

　　三

　　这里，我想对于作者白行简的生卒来作一番考察。但是，要想确定他的生卒，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着手的事。

　　关于他的卒年，除了一个不可靠的异说以外，白居易的《祭弟文》、《旧唐书》、《新唐书》、《唐诗纪事》等，都一致说他是卒于唐敬宗宝历二年丙午（826）冬。这是确实可靠的。

　　可是他活了多大岁数呢？他是在哪一年生的呢？关于这一点，在我的狭窄的阅读范围中，至今还没有见到明确的记载。白居易在《祭弟文》中没有提到，而他的常常说到自己的年岁的诗里，又极少说到他弟弟的年龄。

　　然而，在白居易的诗章中，却有一首诗可以作为我们探测白行简的年龄的线索，那就是《白香山诗集后集》卷七中的《闻行简恩赐章服，喜成长句寄之》：

　　吾年五十加朝散，尔亦今年赐服章!齿发恰同知命岁，官衔俱是客曹郎；荣传锦帐花联萼，彩动绫袍雁趁行。大抵著绯宜老大，莫嫌秋鬓数茎霜。

　　而在“官衔俱是客曹郎”一句下面，还有他的自注，说：

　　予与行简俱年五十始著绯，皆是主客郎中。

　　自居易对于官衔和服章都看得很重，“著绿”、“赐绯”，在他的诗中都被视为一件大事般地记下来。弟弟升官赐服章，自然也是可庆的大事，所以亦见于他的诗章。靠了这首诗，我们知道，白行简到了五十之年方才升任那“从五品上，著绯”的主客郎中。这也是确实可靠的。

　　可是，他是在哪一年升任的这个官职的，他在哪一年是五十岁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旧唐书》卷一六六，《列传》卷一一六，《白居易传》附的《白行简传》：

　　十五年，居易入朝，为尚书郎。行简亦授左拾遗，累迁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

　　《新唐书》卷一一九，《列传》卷四四，《白居易传》附的《白行简传》也说：

　　与居易自忠州入朝，授左拾遗，累迁主客员外郎，代韦词判度支案，进郎中。

　　根据新旧两个《唐书》的《白居易传》，我们知道了：白居易是在唐宪宗元和十三年戊戌（818）“量移忠州刺史”的；元和十四年己亥（819）三月，白居易和元稹在入蜀的途中相会，“停舟夷陵三日，时季弟行简同行”；当年的冬天，白居易又被“召还京师，拜司门员外郎。”所以《旧唐书》所记的“十五年”应该是元和十五年庚子（820），白行简是随着哥哥一同入都的，而且，也和哥哥同时升了官，作了左拾遗。这个，白居易还写了一首《行简初授拾遗，同早朝入阁，因示十二韵》的诗作纪念。至于白行简的迁司门员外郎是哪一年的事，现在我们还无法知道，可是关于他在任主客员外郎的时候，我们却在《唐会要》卷五十九的《度支员外郎》条看到如下的记载：

　　长庆三年十二月，度支奏：主客员外郎判度支案白行简，前以当司判案郎官刑部郎中韦词，近差使京西勾当和籴，遂请白行简判案。今韦词却回，其白行简合归本司，伏以判案郎官，比有六人，近或止四员，伏请更置郎官一员判案，留白行简充。勅旨：依奏。

　　从这一段记载，我们可以知道，一直到唐穆宗长庆三年癸卯（823）十二月止，白行简尚任“从六品上”的主客员外郎，那么，他的迁升主客郎中，必然是在长庆四年甲辰（824）唐敬宗宝历元年乙巳（825）和宝历二年丙午（826）这三年之中了。可是，白行简到底是在这三年之中的哪一年作了主客郎中呢？

　　我们应该重新提出白居易的那首《闻行简恩赐章服，喜成长句赠之》的诗来研究一下：

　　白居易在那首诗的题目上既然是说“闻”又说是“寄”，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白氏兄弟二人并没有住在一起。长庆四年甲辰（824）初，白居易在杭州，同年五月离开杭州，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于洛中；次年，宝历元年乙巳（825）授苏州刺史，五月至任；又在宝历二年丙午（826）秋冬之交去任之洛。在白居易转徙无定的这三年间，白行简却一直居京未动。同时《白香山诗集》所收的诗章是按着写作时日的先后次序排列的，而后集卷七所收的诗章则都是白居易在苏州的时候写的。《闻行简恩赐章服，喜成长句赠之》一诗的写成，正是白居易到任苏州刺史第一年的秋天，也就是宝历元年乙巳（825）的秋天；那么，五十岁的白行简擢迁主客郎中一定是在同年的夏秋之交。从这年向上推到唐代宗大历十一年丙辰（776），白行简生，比白居易小四岁。我们已经知道他死在唐敬宗宝历二年丙午（826），因之也可以计算出来他得年只有五十一岁。他的生卒应当是：776-826。这样，拿来和白居易的活了七十五岁比较，我们对于这位“文笔有兄风，辞赋尤称精密，文士皆师法之”的《李娃传》作者的萎谢得那么快、那么早，真是感到无限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