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2010年春天，河南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陈杰、编辑部主任许华伟和编辑杨彦玲等一行五位老师，坐了几百公里的火车，从郑州赶到沧州，来找我谈一部长篇传记小说的选题，他们想让我承接这个选题，这部长篇传记小说的传主是焦裕禄。三四天时间，我们更多的谈的是作品架构还有对人物的把握，却没有马上签约，我明白陈杰老师的意思，她想留给我一个充分思考的时间。

　　这的确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选题。一是关于焦裕禄，人们已经写了很多，20世纪60年代有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报告文学《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90年代有电影《焦裕禄》，有好几部已出版的人物传记，还有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焦裕禄这个形象，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定了型，甚至定了性，再写很难出新意。二是时代变了，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不容易把握。当年焦裕禄当县委书记，下乡骑自行车、住牲口棚，进了农民家就喊爹喊娘，吃农民要饭要来的“百家干粮”，脱光了膀子在工地上抬大筐、推大车，脸上的汗、身上的泥比群众还多，对现在的领导干部还能那样要求吗？

　　再三思虑之后，我承接了这个选题。因为焦裕禄一直是我心目中高山仰止的人物。

　　这之后，我沿着焦裕禄的足迹，走了四个多月，四下兰考深入生活，两赴焦裕禄的故乡山东淄博市博山区北崮山村，也到过焦裕禄学习、工作过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洛阳矿山机器厂（现为中信重工集团）、河南尉氏县，采访过焦裕禄生前的乡亲、战友、同事、领导一百二十多人，最直接的感受是，焦裕禄离开我们近半个世纪了，一提起焦裕禄，人们还在落泪，每一次采访中都有人泣不成声。在中信重工集团采访时，那些八十多岁的焦裕禄当年的老工友一个个哭成了泪人。初到兰考，先去拜谒焦陵，焦裕禄墓前摆放的供品——蒸馍和苹果，还是新鲜的。五十年来，兰考的乡亲们时常来看望为带领他们除“三害”累死的焦书记，从未间断过。

　　在兰考的日子，我去的最多的地方是泡桐林。焦裕禄当年亲手栽下的小泡桐，已长成了三四个人合抱粗的大树，被称为“焦桐”，树大根深，枝繁叶茂。我一个人走在林子里，抚摩那些有灵性的树木，看到的全是当年焦裕禄行走在兰考大地上的身影。

　　我下乡走了很多村子，当年焦裕禄树的自力更生除“三害”的榜样——秦寨、赵垛楼、双杨树……村村都有人家在盖新房。在双杨树村赶上了一场扬沙天气，那天风不小，足有七八级，我在村委会里同老乡们座谈，村委会的廊道和窗台上积了厚厚一层沙土。老人们说：“这已经不算啥了，要在当年，这么大的风扬起的沙子，不知要打毁多少庄稼。”

　　焦裕禄之后，兰考的县委书记换了一茬又一茬，他们坚定不移地走着焦裕禄的道路，曾任兰考县委书记的魏治功说：“在兰考当书记，心里要永远揣着一面镜子。”

　　这面镜子，就是焦裕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把广大人民群众装在心里，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如**同志所指出的，其内涵在于学习焦裕禄的“公仆精神、奋斗精神、求实精神、大无畏精神和奉献精神”。焦裕禄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精神不动产。

　　我们这个时代，从未停止过对焦裕禄的呼唤。

　　长篇小说中的焦裕禄，不仅是一个文学形象，更是一种精神的承载。焦裕禄的故事用不着刻意去设计，也更不容“戏说”。我写焦裕禄，只想把一个真实的公仆形象和他的成长展现给世人。首先，焦裕禄不应是一个被贴了标签的人物，他的青少年时代，有着鲜为人知的传奇经历。他不只是一个勤苦质朴的工农干部，而且是一个受过传统教育，又进过大学校门，且经过大工业历练的有知识、有学养，又有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其次，焦裕禄是一个热爱生活，又钟情于艺术的人。在家乡读小学时，他就是学校“雅乐队”的成员，能吹笛子、小号，拉一手好二胡。在大连起重机器厂实习时，苏联专家很愿意拉他跳舞，他是舞会上的“白马王子”。他喜欢吹拉弹唱，文章写得好，说话幽默，又智勇双全。剿匪反霸时期，他同尉氏匪首黄老三斗智斗勇，至今仍是流传在民间的佳话。其三，焦裕禄是一位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濡染的知识型干部，他的故乡是诞生了孔、孟二圣的山东省，中华传统文化的濡染，孔、孟之乡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故乡山水之钟灵毓秀，形成了这位“大地之子”生身的“规定情境”。在焦裕禄身上，体现着最典型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

　　很多朋友对我说，焦裕禄在兰考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大部分写焦裕禄的作品只是写了他在兰考的生活，这一年多能有多少故事？我写出了焦裕禄人生的每一个重要阶段，但仍然把笔墨聚焦在兰考。我把焦裕禄在兰考的四百七十多天排了一个详细的日程表，发现几乎每一天都有让人激动的故事。在兰考，他经历了奋斗的艰辛，也经历了思考的痛苦。焦裕禄精神形成的历程贯穿了他的一生，但兰考的确是他生命的华彩乐章。

　　《焦裕禄》2011年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几次重印。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其选入“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再度出版。连同人民文学出版和学习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本书精装本，印数应该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这次出版的，是这部小说的修订版。说是修订版，实际上是把这部小说重写了一次，增加一些新材料，也对一些章节做了较大调整。

　　关于焦裕禄，除本书外，我还出版了《焦裕禄传》（河南文艺出版社）、《焦裕禄画传》（人民出版社）、《焦裕禄和谷文昌》（人民出版社）三部文学传记，以及长篇电视剧《焦裕禄》的文学剧本。在全国六十余座城市做过同读者的互动活动，人们对焦裕禄的热爱之情常使我耿耿难眠。

　　我试图把这部长篇传记小说写成一部“男人书”。一个传奇的焦裕禄，一个坚忍的焦裕禄，一个真实的焦裕禄，一个成长的焦裕禄，构成了这本书最基本的文化底色。

　　我期待读者的批评。

　　2021年2月8日《四库全书》新馆

　　附 录

　　中原担当

　　——评长篇小说《焦裕禄》

　　李庚香

　　即使再过一百年，人们依然会记得焦裕禄。

　　作家何香久说，这句话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万伯翱请他创作电视剧本《焦裕禄》时讲的。正是因为这句话，他坚定了承接这个课题的信心。

　　现在我们读到的是长篇小说《焦裕禄》——一部第一次以小说的形式表现焦裕禄生平事迹的作品。这部作品已没有电视剧本的痕迹，而成为一个全新的文本。

　　焦裕禄是县委书记和广大干部的光辉榜样，是中国**历史上的不朽巨人。焦裕禄，这个名字让人温暖，让人感奋，让人感受到信仰和灵魂的力量。长篇小说《焦裕禄》真实地展现了这位大写的人民公仆的成长历程，再现了这位大地之子生身的“规定情境”和他之所以成为全国人民公认的德政楷模的轨迹。

　　小说中的焦裕禄，是一个文学形象，这个形象是真实可感、血肉丰满的。这部长篇小说写出了焦裕禄多侧面的人生经历，少年时代的血气方刚，青年时代的大智大勇，以及工业化时代的奋发有为、勇于担当，兰考工作时期的勤政爱民、鞠躬尽瘁。作家把更多的笔墨集中在了兰考的四百七十多个日夜，虽然焦裕禄只活了四十二岁，他在兰考也只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却给我们的民族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不动产。

　　长篇小说《焦裕禄》是一部宏大叙事。由于题材的原因，这部长篇会在历史的真实和文学的虚构方面出现困惑，作者很巧妙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作品中的很多人物和主体事件都是真实的，但这并不妨碍作品构思的灵动和叙述的超脱。我想，这得益于作者对作品细节独具匠心的营造。作品中有很多颇具震撼力的细节，比如焦裕禄下乡，见到年龄大的老太太总是喊娘，并且说，“在俺山东老家，俺娘也是您这个岁数”。焦裕禄终其一生保持着对母亲深深的依恋。焦母是一位坚强的山东母亲，焦裕禄少年时被抓进日军宪兵队，母亲隔一天就要去一趟县城，往返七十多里山路，一双小脚，不论刮风下雨还是大雪封山。开始是为了营救儿子，当营救无望时，她去县城的唯一目的就是知道儿子还活着。她常给儿子讲的一句话是：“天上一颗星，地下一个人。人做了好事，他的那颗星星就是亮的；人做了坏事，他的那颗星星就是暗的。”这句话影响了焦裕禄一生。焦裕禄在外工作，顾不上回老家，娘就每年给他做一双鞋。焦裕禄说：“穿上娘做的鞋，走路踏实。”正是这些平实的细节，串联起了焦裕禄成长的脚印。焦裕禄到了老乡家里吃“派饭”，吃的是要饭要来的“百家干粮”，那些干粮发了霉，长了绿色的长毛，只好用水洗一洗，再煮一煮。焦裕禄吃百家干粮，老乡蹲在地上哭，说：“焦书记，等咱日子好了，给你炖老母鸡。”焦裕禄考察农村小片开荒，帮大娘翻地，吃了饭还给饭钱，大娘问他，他说是来“还愿”的。一句“还愿”，饱含了多么丰富的内容。他自己病得站不起来，还惦记着浮肿的饲养员段大娘，为她讨了偏方，买了药和红糖。下乡的蔺副县长病了，他忍着剧烈的肝痛赶到老县长下乡的村子，背他上了车。正是这些催人泪下的细节，烘托出了焦裕禄的人格底色。

　　小说浓墨重彩地大写了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除三害”所进行的殊死斗争，他带领“除三害”工作队冒着风沙一次次勘察风口沙路，他要“亲自掂一掂‘三害’的分量”。他问计于乡亲专家，反反复复探讨着治理“三害”的办法。他身体力行，同“三害”以性命相拼，他的办公桌就设在“最大的沙丘上”，身上的泥巴、汗水比谁都多，以至于到兰考视察救灾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四追焦裕禄”，感慨“我这四个轮子硬是撵不上你的两个轮子（自行车）”。他为风沙打毁的小苗而落泪，也为一片崭新的桐芽而欣喜若狂。“干部不领，水牛掉井”“没有救灾的干部，就没有救灾的群众”“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穿越历史的时空，至今仍回荡在天地之间。

　　他心里装着全县的干部群众，却唯独没有自己。他牵挂着百姓的疾苦，对自己、对家人却时时处处严格要求。儿子不买票看了一场“白戏”，妻子从县委伙房要了小半桶水，都受到了他严厉的批评。大女儿中学毕业，他退回了很多单位送上门的招工表，女儿自己考上了邮电局的话务员，他硬是把女儿送到县食品厂当临时工，而且要求把女儿分配到最苦最累的酱菜组，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去送酱油。县委书记的女儿送酱油，曾成为兰考县城最让人动情的场景。焦裕禄的想法最为质朴，他对岳母说：“妈，跟上我这个当县委书记的，咱家里所有的人都受了不少委屈。别人能做的事，咱家里的人不能做；别人能享受的东西，咱家里人不能享受。我心里觉得特别对不起咱家里每一个人。妈，您想想，家里有一点好吃的，您这做老人的，总是心疼着儿女晚辈们，我这当县委书记的，就应该把每一点好处都让给别人，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没有大道理，没有豪言壮语，这掏心窝子的朴实话语，却最能拨动人的心弦。

　　作品写出了焦裕禄的奋斗和牺牲，更写到了他的困惑和痛苦。他大胆起用并关心被打成右派的专家，为错划成右倾的干部平反奔走呼号，当他得知三年自然灾害以来有27名干部饿死、累死、病死在工作岗位上，心如刀绞，彻夜难眠，毅然决定冒政治风险派出采购团队，去全国五六个省份采购代食品和议价粮，挽救饥饿线上的干部和群众。为此，他差点受了处分。兰考连年受灾，灾民潮迭起，他大胆推行小片开荒，坚信“天留不住人，地可以留住人”，使灾民潮变成了“回乡潮”。为鼓励发展林业，他又推出了林木和林地承包方案，这一切，他要承受的，不仅仅是政治风险，而且还有难以言说的隐痛和隐忧。还有当时出现的种种不正之风和以权谋私、“走后门”现象等，这些都让主人公深感忧虑和不安。作者没有回避当时种种社会矛盾对主人公思想的冲击和影响，而使置身于种种矛盾之中的主人公更加具有了信仰的力量。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焦裕禄这一硬汉形象，也塑造了一个有个性的集体的群像：与焦裕禄相濡以沬、温柔贤淑而又坚忍刚强的妻子徐俊雅；焦裕禄的知音和“伯乐”——知人善任又在关键时刻为他遮风挡雨的地委书记张申；敢于坚持真理，一根肠子不打弯，“嗓子眼通着屁股眼”的李明；性格倔强、心热如一团火的老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程县长、张副县长、寨子村妇女主任刘秀芝；立志在兰考干出一番事业的大学生吴子明、朱晓、张小芳等等，无一不性格鲜明，血肉丰满。尤其是老洪，这是一个贯穿全书的人物。焦裕禄少年时被日寇抓到东北大山坑煤矿，因会拉二胡而结识了在矿井看门的老洪，俩人遂成忘年之交。老洪两次救过焦裕禄的命，最后一次，焦裕禄打死日本监工，是老洪冒死把他送出了大山坑，后自己逃回河南考城县老家，参加县大队，打鬼子，当了县大队长，入了党。20世纪50年代兰封、考城合并，成立兰考县，老洪又当了公社社长。而焦裕禄南下留在河南工作，在尉氏剿匪，搞土改，之后去洛阳搞工业，在哈工大做调干生，之后在洛矿九年，又回到尉氏，最后到兰考当县委书记，二人相见，恍如梦中，悲欣交集。因为老洪犯了多吃多占的错误而受了处分，这给两个人的生死交情蒙上了阴影。老洪执意不再同焦裕禄相见，但他心里珍藏着对焦裕禄的那份感情，也由衷地佩服焦裕禄。他受了处分之后却变成了另一个焦裕禄，克己奉公，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大伙儿说他“处处学着老焦干，就是不见老焦面”。最后得知焦裕禄病危，急如星火赶往郑州，跌跌撞撞跑到医院，却没能见上老焦最后一面。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禄子”，让天地为之动容。这个人物的后半段故事，是作者设计的，却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脉络和文学创作的规律。这一群相关人物，成为焦裕禄精神的折光。

　　应该说，尽管时代在不断发生着变迁，对焦裕禄这个人物，是没有产生过杂音的，但也毋庸讳言，有人对焦裕禄精神的当下作用提出了质疑。作者说，他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就有人问：“焦裕禄精神是不是‘过时’了？”作者的回答是：“只要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不‘过时’，那么焦裕禄精神就永远不会‘过时’。”

　　我赞同作者之言，焦裕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一份精神不动产，他身上所体现出的“天下为公”的奉献精神、“厚德载物”的人格精神、“经世致用”的责任精神、“仁者爱人”的博爱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克勤克俭”的艰苦奋斗精神等，都属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

　　尽管现在是一个张扬个性、尊重个人利益诉求的时代，但焦裕禄精神并没有形成与这个时代的冲突，相反，我们更加需要焦裕禄这种对社会和民族命运的担当与奉献的精神。焦裕禄精神，集中体现着**人的核心价值观，从这个基点上说，长篇小说《焦裕禄》的贡献，是让更广泛的读者通过文学进一步走进一个伟大的灵魂。

　　因为我们的时代，从未停止过对这个伟大灵魂的呼唤。

　　2012年5月23日《中华读书报》

　　回归乡土叙事的《焦裕禄》

　　陈晓明

　　2011年年底，何香久的长篇小说《焦裕禄》出版，仅三个月就再版，可见在读者中引发的强烈反响。虽然不排除有行政作为在起作用，但从可观印数上还是可以看出群众自发的阅读热情。这部书有着感人至深的魅力，每个人阅读它都是一次精神洗礼；也是对一个人的奋斗、成长、献身历史的领略；更深一层来说，也是对乡土中国生存的坚忍性的体验。

　　关于焦裕禄的故事，相信当今中国人无不家喻户晓，在当今时代，要重新写出焦裕禄的故事，要写得感人、动人、激励人，并非易事。今天的中国在精神上到底处于何种状况，众说纷纭，谁也没有能力概括如此复杂丰富多样的当代中国现实。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其一，今天的人们生长于相对平和舒适的环境中；其二，今天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淡忘了奉献精神。在当今现实境况下，讲述焦裕禄的故事，既合时宜，又紧迫必要。今天，可以说大多数干部都是秉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恪守不渝，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见利忘义，无所顾忌。人民群众中也滋生着一种对干部和体制不信任的情绪。改革发展到今天，其实是堆积了很多问题、难题，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面临好的机遇，也比任何时候都面临艰巨的挑战。所有的法律法规都制定得很健全，所有的政策、文件都很完备，但人的精神、人的品格，一句话，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却成为严峻的问题。所有这些，都使得焦裕禄的形象、焦裕禄的精神显得无比重要、迫切和及时。

　　自从1966年2月，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以来，关于焦裕禄的故事就有无数的作品问世，在如此汗牛充栋的作品面前，何香久的这部长篇小说有何独到之处？有何值得肯定的理由呢？

　　在我看来，这部长篇小说以其充足丰富的艺术容量，写出了焦裕禄完整的英雄故事。过去关于焦裕禄的故事虽然很多，但多是报道、新闻特写以及电影和中短篇故事，长篇小说以其篇幅上的优势，再现了这位平凡却又传奇的人民公仆一生的故事，展示了更为完整的焦裕禄的英雄形象。

　　小说从焦裕禄的少年时代写起，那样的一个成长的人生阶段，正值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侵入焦裕禄的家乡。这个本来是小油坊第五代继承人的十六岁少年，现在面临着人生第一个严峻考验。小说把人物放在乡土中国，亦即中华民族的大命运中去考察，看到焦裕禄这个英雄人物的成长历史，那是在中华民族艰难困苦岁月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华民族面临三座大山的压迫，焦裕禄的家庭同样在艰难困苦中挣扎生存。在我们称为进入现代中国时期，中国的乡村遭受着贫困、饥饿与灾祸的侵扰。小油坊主焦家负债累累，全家的生存居然维系在一头疲弱不堪的老骡子身上，老骡子不堪重负倒下了，全家的生活也由此崩溃，乡村中国的小户人家在那个年月生存何其困苦！而日本人的侵略，更是给贫瘠的中国乡村以致命一击。父亲亡故，焦裕禄被日本人抓进监狱，后来送去矿山做苦工，少年焦裕禄就是在如此悲风苦雨的年月里成长起来，目睹了国破家亡的所有的凄凉景象。日本人在矿山的掠夺，封井口不顾矿工死活，所有这些日本人的暴行和欺辱，更使焦裕禄从小就知道什么叫家仇国恨。

　　小说关于少年、青年焦裕禄的故事写得相当细致生动，这使小说的前半部显得十分吸引人。英雄的历史是成长的历史，过去的焦裕禄形象主要是讲述兰考县的一段历史。焦裕禄作为一个党树立的模范榜样，他的形象被政治叙事的权威性所规定，固然高大完美，但血肉丰满的完整性不够。何香久的长篇小说则可以从容细致地写出英雄丰富完整的一生，补上他青少年的故事，人们终于可以看到一个完整丰满的焦裕禄的形象。这是小说做出的独特贡献。

　　英雄不是一日成就的，只有这样的历史叙事的完整性，英雄的形象才更能令人信服，让人感受到一个活生生的焦裕禄形象。

　　正是与民族、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焦裕禄的成长才显得扎扎实实、坚定有力。青年焦裕禄历经了抗战的胜利、解放战争、剿匪、斗恶霸……他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党的基层干部。就这一线索来说，这部关于焦裕禄的长篇小说，也可说是中国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这部小说在叙事上的艺术特点在于：始终在民族国家的大历史关节点上来刻画人物的性格，表现人物的精神。因为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这才有焦裕禄历经的种种磨难与考验，这才有他的精神闪耀光芒的那些场所和时刻。哪里最困难，哪里就有他；哪里有危急，他就出现在哪里。小说把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阶段的大事件都涉及了，焦裕禄在国家需要的时刻，他能挺身而出，交出自己的答卷。过去叙述的焦裕禄的故事，给我们的印象至少有两点几乎是把焦裕禄固定住了：其一，焦裕禄是农村干部，排除万难，在兰考县治理恶劣的自然灾害；其二，焦裕禄是一个忍受艰难、忍受身体病痛的献身型的好干部。这两点无疑是焦裕禄最可贵的，也是最值得人民学习的品格。但这部小说显然写出了更为丰富的焦裕禄形象。小说讲述的少年焦裕禄的故事就很传神，这段故事突出了焦裕禄从小就聪慧好学，而且多才多艺。比如焦裕禄会拉二胡，这样的才艺就让读者看到焦裕禄的另一面。小说讲述了焦裕禄原来在工业战线上工作，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和大连起重机器厂艰苦创业。在工业战线上经受的锻炼，也可以说焦裕禄有过从农民到工人的经历。在革命和建设的年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在革命意识形态的叙事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其阶级属性具有革命的先进性。就这一意义而言，后来焦裕禄转到农业战线上，就可以理解他的工作作风和献身精神所具备的工人阶级品格。

　　这部小说的故事相当吸引人，引人入胜又让人回味无穷，这得力于小说叙事把传奇性与日常性结合得恰到好处。这部小说的新奇在于前半部分关于青少年焦裕禄的故事，这部分故事是在过去作为政治宣传或新闻的特定的焦裕禄故事中所没有的，何香久重新讲述了一个完整的焦裕禄的故事，新讲述的故事要能衔接得上后来作为政治象征的焦裕禄的故事，并非易事。作者的叙事策略就在于赋予“新故事”以传奇性，老故事加入日常性，这样，整体故事就既具有可读性、可观性，又具有生活的感染性与政治伦理的崇高性。

　　少年的故事作为小说的开篇，必须能抓住人心。这方面，何香久的叙事是颇见功力的，其情节的设计相当精彩。少年焦裕禄一出场，家里就遭遇老骡子死去的变故，接着是日本人入侵、父亲亡故、家道败落，而少年焦裕禄的经历也十分坎坷传奇：打死小日本、入狱、到矿山做苦工、遇矿难救工友……小小年纪就可见焦裕禄的小英雄气概。青年焦裕禄加入民兵打日本鬼子，后来又参加淮河大队支前，开始了革命的战斗生涯，新中国成立前后就已经是区长，打土匪，斗恶霸，焦裕禄显示出他过人的英勇智谋。这些故事，让我们重温了具有传奇性的革命历史叙事，这与《敌后武工队》《小兵张嘎》《平原枪声》《林海雪原》《暴风骤雨》等这些革命历史叙事同属于一个谱系。

　　这部小说在日常性和生活的细节方面也很见功夫。小说的生活味浓厚，写出了中国北方乡村生活的朴实、坚忍与泥土味。原来存在于政治神话中的英雄人物，现在就在乡土中国文学叙事中复活了。不管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事，还是工业战线上艰苦创业的故事；不管是少年焦裕禄生动活泼的故事，还是带领兰考人民奋战的故事；不管是在工作中、战斗中、家中，还是与战友、与亲人、与乡亲，都可以看出那些活生生的生活过程……小说叙事有一种朴实的真实性，那些细节自然而又本色，给人以鲜明生动的印象。

　　总之，这部作品以其丰富的内容含量、引人入胜的故事、朴实本色的生活细节，创造了一个小说中的焦裕禄形象。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一部实实在在的长篇小说，小说中的焦裕禄，就是一个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人物形象。不只是在当代关于英雄人物的政治叙事方面，塑造了一个更加完整的焦裕禄，就是在文学的意义上，也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饱满的可以留存下去的艺术形象。

　　刷新典型形象，还原真实的焦裕禄

　　刘海燕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人民日报》发表穆青那篇著名的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到今天，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焦裕禄”——这个火热年代的典型人物，这面在历史上空飘扬的鲜艳旗帜，依然被众人所瞩目。但我们对焦裕禄的了解，也许是符号化的了解，是在宏大的时代主题词下的了解，诸如“人民的好公仆”“党的好干部”等；对于他的业绩，我们能像背书本似的背出来——整治兰考内涝、风沙、盐碱三害，种植泡桐。而对于全面真实的焦裕禄，他在那个年代到底是怎样做的，怎样生活的，也许我们知道得还太少。

　　何香久的长篇小说《焦裕禄》，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努力向深处挖掘了焦裕禄身上独有的人格魅力、气度和风度，丰富了焦裕禄作为大地之子的形象。大致可归纳如下：

　　（1）焦裕禄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干部，而是一个很有头脑、现代、善良、幽默的亲和型领导。

　　譬如，焦裕禄因为工作做得好，频繁地被领导点名主持新的工作，他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筹建期间，夜里自学《机械工业企业管理概论》《机械制造工艺学》等，无论是搞农业还是工业，他都迅速地让自己成为行家。厂里生活条件简陋，男女轮流去涧河洗澡，一个习惯独行的男青年技术员记错了日期，搞了一场误会，大家都说他品德有问题，还断章取义地以他的诗句举证。焦裕禄在会上宣读了他的整首诗，并对这位京城来的青年人做了知根知底的解释，以高水平的感人方式化解了误会，台下的青年人就哭了。

　　厂里搞唱歌比赛，焦裕禄说：“一组唱得好，**豪迈；二组唱得也好，热情洋溢。可是这红旗给谁呢？”一组的喊：“一组！”二组的喊：“二组！”焦裕禄说：“那这样吧，一组二组，各奖红旗一面……”他的爱心、幽默，给所有人带来快乐。

　　（2）焦裕禄不是一个只埋头工作的人，而是一个有胆略、有气度，站在真实立场上的百姓代言人。

　　在兰考期间，灾荒搞得老百姓外出讨饭，焦裕禄想了很多救灾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烧砖窑，因为村里很多人有烧砖的手艺，兰考又有铁路，可以运出去卖。烧窑缺燃料，有人就偷着砍树，焦裕禄为了保护兰考的三件宝——泡桐、花生和大枣，就与主管煤炭的领导交涉。在当时的主流意识里，煤炭是给工业用的，烧砖窑是搞副业，不是方向，根本就不可以。当主管煤炭的领导面对面地这样说时，焦裕禄恼火地拍桌子：“你懂得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吗？农民利用自己的资源，烧砖支援城市建设，生产自救，不是方向是什么？”焦裕禄的气度、胆略、真实，不仅在那个一言论的时代，就是在今天，也依然是罕见的。因此，焦裕禄感动大众，成为传奇，并非偶然。

　　焦裕禄深知百姓的苦和难。很多时间，他都在田间地头，在百姓的灶台前。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他在一线生活，不仅是了解，而是就在其中。他是老人们的儿子，村民们的亲人，还是第一个冲到险情中去的人，是个自自然然的父母官。他绝对不是为了搞政绩，只是希望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当宣传人员拍摄他劳动的镜头时，他说：“你的镜头应该对准老百姓，可别总追着我。咱兰考的老百姓在重写改天换地的历史，你要把这个场面记录下来。”

　　一个不要荣誉的有天地正气的人，历史才赋予他盛大的荣誉。

　　（3）焦裕禄不是只会拼命干活儿的“土老帽”，而是一个有文化品位、有生活情趣的开放型人物。

　　在宣传媒体上，我们看到的多是焦裕禄的那张经典照片——披着外套，双手叉腰，头发凌乱，一副不修边幅的形象。当然，这个形象更像老百姓。在这部作品里，焦裕禄是一个多才多艺、善于接受新知识的开放型人物。如他在洛阳矿山机器厂期间，去大连起重机器厂实习，演奏二胡独奏曲，其精湛的技艺，受到苏联专家的赞赏；他很快就学会了跳舞，他穿着蓝呢子中山装和穿着布拉吉的妻子，一时成为舞会的中心人物。他时常赶写文章，也时常想象泡桐花盛开的兰考原野……这个尊重科学、有才华、有情趣的人，在艰难的岁月里，方能智慧地找到改变穷困的路子。他带领人们种植适宜在那片土地上生长的泡桐，今天人们亲切地称之为“焦桐”，这些桐树成为今日兰考的主要产业资源，用来生产民族乐器，广销国内外。

　　何香久的这部作品，刷新了焦裕禄这个“典型人物”的既定面貌，让我们看到一个更真实全面的焦裕禄。了解了历史情景之中的焦裕禄，才能明白历久弥新的“焦裕禄精神”是什么。在真正了解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学习，而不是流于形式。这就是在今天阅读《焦裕禄》这部作品的意义。

　　焦裕禄的“一口气”

　　何向阳

　　少年时，我读书的军区小学组织去郑州烈士陵园扫墓，第一次见到焦裕禄的墓，少年的我们献上采来的野花，并不深知墓碑上照片人的事迹，只隐约记得他是因公累死的，死之前疼痛的他用胳膊把藤椅硌出了一个大洞。到研究所工作后去党校学习，毕业时我们青干班考察地在兰考，兰考焦裕禄墓前，青年的我们献上花篮，绕行一周，照片中他脸上的光辉并没因岁月荏苒而有丝毫暗淡。而兰考，也再不是风沙蔽日，那个春天，正值泡桐开花时节，重重的花瓣漫向天际，像笼罩在这个城市之上的紫色的浓云。浓云之下，这个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古圣贤语赋予了当代意义的**人，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衡量我们做人和工作的标尺。

　　对于焦裕禄这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我们所知来源于早年穆青、周原等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来源于近年由李雪健主演的同名电影。但长篇通讯与电影作品呈现的都是兰考时期的焦裕禄，在做县委书记之前的他是什么样的，我们并不知道，中年之前的焦裕禄在我们的脑海里是一片空白，直到读到新近出版的何香久的长篇小说《焦裕禄》，我们才有机会了解一个英雄的诞生、一种人格的完善。依照唯物辩证法，事物总有本原，犹如人总有来处一样。小说《焦裕禄》的可贵之处是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人的成长、一个人精神的来源，它以大量的细节，讲述了这个主人公的生身、经历，讲述了他少年时人格形成的经过，讲述一个人是如何在困难面前一步步向前终将自己锻造成一个俯仰天地、无愧人生、尽职尽责的**人的。

　　小说里有一个细节，对于我们认识焦裕禄很有裨益。在被抓去大山坑采炭所的矿上，日本人让中国矿工学狗叫，谁学狗叫给谁窝头吃，少年焦裕禄宁肯挨饿也不学狗叫，这一点让比他年长的工友深感惭愧，他对工友们讲：“人活个啥？活的就是一口气！”小说的另一章节，焦裕禄对这口气做的注解教人过目不忘：“这口气是啥气？就是‘浩然之气’呀。”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两千年前公孙丑曾问孟子。

　　孟子的回答是：“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博山县第五区第五小学课堂上，四年级的焦裕禄对于“浩然之气”的解答是“天地间的正气”。“一个人有了这天地正气，能顶天立地；一个国家有了这天地正气，它就不会被别人打垮！”正是因为一直有这样的“一口气”，少年焦裕禄才可能冒着生命危险从死人堆里将工友救出来，也才可能在青壮年时能够以这样的“一口气”投入工作，无论尉氏、郑州、洛阳还是兰考，有这口气在，他才可能事事处处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才可能为了百姓能摆脱贫穷而夜以继日地工作，为的就是让百姓顶天立地地活着，不向贫穷低头，不为了吃饱饭像狗一样讨生活，而要活出人的“一口气”来。

　　20世纪60年代的兰考，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兰考人要饭要到了全国，当时流行的顺口溜“十二愁”是其情状的真实写照——“吃也愁，穿也愁，住也愁，烧也愁，前也愁，后也愁，黑也愁，白也愁，进门愁，出门愁，愁来愁去没个头”。天灾人祸，最难改变的是被称为逃荒要饭的“兰考路线”，焦裕禄可谓临“危”受命，对应“十二愁”的仍是他的“一口气”。这口气是摘掉兰考的穷帽子，让兰考人民顶天立地地做人。

　　有这口气在，他才会在常委会上毅然做出将劝阻办公室改为“除三害”（风沙、内涝、盐碱）办公室，他才会在解决内涝问题上与曹县联手，不仅化干戈为玉帛，还要造福两县为民谋利，他才会在大雪天扛着棉衣棉被一家家走访受灾群众，把党的温暖传递到村民心中；有这口气在，他才会一次次忍住个人的病痛坚持把工作做到尽职尽责、尽善尽美，才会绞尽脑汁想尽办法让老百姓致富，对逃荒的“兰考路线”回答说，“只有苦干才有出路”。

　　同样，也是因为有这口气，焦裕禄才在对待某干部趁困难时期倒卖煤票以权谋私时深恶痛绝，而自己和家属看电影则一律坚持买票就座。这口气还表现在对上海分来兰考的大学生的态度上，当别人都责难上海大学生因吃不得苦而请假回沪不归时，是他爱惜人才一再写信打电话迎接这位年轻人的归队；但对于自己的女儿，他的要求又几近严苛，他不接受下属单位对女儿的照顾，并辞去了女儿考取的优越工作，坚持让女儿下到食品厂车间补上劳动的一课。这样对比的细节在书中不胜枚举，“这口气”也在焦裕禄的人生中贯穿始终——直到他在病床上握住爱人徐俊雅的手，用尽他生命的最后一口气，说：“教育好孩子……不要伸手向组织要钱、要东西……”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人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个人的利益。焦裕禄以一己个体的生命实践了对于信仰的承诺，他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但某种程度上他给他们包括我们留下了很多，“这口气”——人间的正气，便是他留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遗产。焦裕禄走了，但这个走了的人留给了我们他的宝贵的价值观。

　　正因为有一代代秉承这样价值观的人，我们的民族，才可能走到今天。

　　2012年5月14日《文艺报》

　　一座矗立在人民心中的丰碑

　　——推介长篇小说《焦裕禄》

　　胡忠伟

　　何香久在长篇小说《焦裕禄》中，以悲壮、深沉的笔触，向人们展现了焦裕禄从去兰考上任到病逝这一段人生奋斗的历程。该书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再现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光辉形象。

　　读《焦裕禄》一书，总像是在读一篇关于鱼和水的故事。焦裕禄这个名字，因为一颗情系百姓的心而感天动地；这个名字，使后人懂得了“人民公仆”的真正内涵；这个曾为兰考大地收获一粒粒沉甸甸麦子的名字，犹如一面鲜艳的旗帜、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让人民群众幸福着，也让党员领导干部受到激励和教育。

　　焦裕禄短暂的一生，承受了人生的许多磨难。他少年丧父、入监坐牢、下煤坑做苦力、背井离乡……在苦难面前，焦裕禄没有低下高昂的头颅，反而成长为一个永远不向命运低头的硬汉子。焦裕禄投身革命以后，曾当过民兵、参加过南下武装工作队、领导过土改，他是一个令人敬佩的能文能武的孤胆英雄。在20世纪60年代，焦裕禄同自然灾害，也同自己的疾病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以自己的大智大勇和大爱大恨，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树起了一座好党员、好公仆的不朽丰碑。

　　这部小说通过一系列生动感人的事件和细节，展现了焦裕禄这位“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人的博大情怀。当组织上准备让焦裕禄出任兰考县委书记时，他坚定地回答：“越是困难，越能磨炼人，请地委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决不离开那里。”让焦裕禄没想到的是，当他走进兰考县城时，街上行人稀少，满目凄凉，一群讨饭的人上前围住了他……这个细节向人们传达出一个信息：穷！穷到什么程度呢？穷到了大批群众外出逃荒，使县城一片凄凉。甚至在县委大院门口，机关工作人员竟把焦裕禄当成了讨饭的人！这也难怪他们，焦裕禄的穿着与当地讨饭群众的衣服相比，好不到哪里去，他根本不像是从外地调来的新任县委书记。

　　焦裕禄一赶到兰考，就全力以赴为改善兰考人民的生活而忘我工作。为了解决群众温饱问题，他组织干部，把车站里积压的救灾物资分发给贫困的群众。他在身患疾病的情况下，仍顶风冒雨、坚持下乡，考察洪涝灾情，带领干部群众抢险救灾，组织人员抢救抢修被水冲毁的庄稼和田地。当组织上派人给焦裕禄送来他应得的大米和鸡蛋时，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坚持把这些东西送给更困难的群众……

　　焦裕禄明知自己身患重病，但仍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他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带病走访了兰考的一百二十个村庄；他想群众所想、谋群众所求，心与群众贴在一起，情与群众融在一起，劲与群众使在一起，竭尽心力，当好群众的领路人。他与干部认真规划改造兰考的蓝图，经过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治沙、治水、治碱的胜利。

　　焦裕禄在患肝癌晚期时，面对病魔的折磨，他或是用手，或是用一根硬棒，顶住阵阵发痛的肝部，日子久了，他坐的藤椅右侧被顶出了一个洞。这是何等坚强的毅力！四十二岁，正是一个人施展雄心壮志的好时候，可焦裕禄却永远地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兰考和那里的人民。

　　焦裕禄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血肉相连，让我想起了那些为人民事业而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的**人。他们的名字依然响亮，他们的形象光彩夺目，他们那山高水长的风范和平凡中见高尚的精神，始终感动、感染着每一个党员干部。

　　然而近些年来，由于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和利益观念驱动，有的党员干部却荣辱观淡漠、是非混淆；有的甚至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心里只想着金钱和个人利益。此类现象，与焦裕禄等先贤英模的奉献精神相比，相去甚远。由此想来，所谓“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不能只是说说而已，而应当是党员领导干部为人从政的精神标杆——应当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谋利民之事。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能像焦裕禄那样对得起人民群众。

　　焦裕禄一生清正廉洁、无私奉献。他不怕苦、不畏死，不为名、不图利，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焦裕禄临终前对组织的唯一要求是：“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在他病重时，枕边放着一套《**选集》和一把麦穗；至死，焦裕禄想的仍是兰考人民。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兰考大地，更把他那无私奉献、战天斗地的精神丰碑矗立在兰考人民心中，昭示着一代又一代**人，以实际行动造福人民群众。

　　1995年10月，文学评论家雷达曾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焦裕禄注视着今天》的文章，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其实，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祖国大地上，呼唤焦裕禄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过。焦裕禄的精神，尤其是他那“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博大情怀，一直激励和感染着**人，人民群众也因此把焦裕禄当作自己的知心人。

　　作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成为人民群众心目中理想的领导干部，他们拿焦裕禄这把尺子来量干部，拿焦裕禄这面镜子来照干部。如果有谁不符合焦裕禄这个标准，他们就不信任，就失望；如果有谁合乎焦裕禄这个标准，他们就视其为知心人，就拥护。正如当年采写焦裕禄事迹的记者周原所说：“一个心里只有自己的人，很快就会被群众忘记；一个心里没有自己的人，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在焦裕禄逝世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读长篇小说《焦裕禄》、重新走近焦裕禄时，依然可以感受到他那绚丽的人格魅力。当兰考的风沙、内涝和盐碱地已经成为历史的时候，焦裕禄这个凝聚着开拓、廉洁与无私奉献的名字，以其短暂的四十二年的光辉岁月，雕刻出一座不朽的丰碑，被老百姓从生命的地平线上高高托起。

　　2012年6月11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焦裕禄》：热血男儿传奇，人生平凡追求伟大精神

　　崔向东

　　焦裕禄，一个四十余年来不曾被中国的老百姓忘记的姓名，一个为大家所熟知和景仰的“县委书记的榜样”。他在兰考县率领群众战天斗地的事迹曾因著名记者穆青撰写的长篇通讯而广为流传，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然而，在到兰考之前他的生活轨迹是如何划过这片美丽而多难的土地，又是怎样哺育他并给了他如此丰厚的精神积累，引导他走向壮丽的人生的呢？著名作家何香久先生的长篇小说《焦裕禄》为我们全面展现了焦裕禄传奇、真实的一生，向我们揭示了他那逐步成长而臻于至善至美之境的精神密码。

　　焦裕禄真实的一生其实极富传奇色彩。他的老家在山东博山。虽生逢乱世，长于苦难，却识文断字，有勇有谋。十六岁时他就赤手空拳把那凶恶至极的日本兵和狼狗扔到了悬崖之下；被日本鬼子当作“八路嫌犯”抓去后，又大难不死，被送往东北煤矿做苦力；在东北又历经苦难，九死一生，最终杀死日本监工逃出煤矿，却有家不能回而背井离乡；日本投降后他回到家乡参加民兵，与还乡团和土匪斗智斗勇；新中国成立后，他投身经济建设，先后在洛阳、大连等地工作，还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深造；因成绩优异和熟悉地方工作，被组织上派往最穷最困难的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到兰考后，他一心扑在治理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的除“三害”工作上，查风口、查沙源、查水害，带领群众固沙丘、修水利、栽泡桐，全然不顾自己已然是重病之身。终于，就在新一年的春天来临，漫天飘洒的细雨和着渐欲迷眼的花色开始铺盖大地，兰考开始走出穷苦困境时，焦裕禄却病倒了，带着对兰考大地和人民的无限眷恋与遗憾走完了他四十二岁的短暂的人生之路。小说以朴素的文字，告诉我们一个朴实的事实：县委书记的好榜样就是这样炼成的。

　　小说的结构一如主人公之性格，很传统很朴实，以一明一暗两条线来结构全篇：

　　明线是时间。按照岁月的流向，洋洋洒洒，一路走来，让读者看到焦裕禄的成长和变化。为了揭示焦裕禄成长的内在因素和环境因素，作者在叙述性的简略描写之中，在焦裕禄成长的不同阶段，对一些关键的事件做了详细的描述，详略结合，相得益彰。例如在剿匪斗争中，为了打开局面，焦裕禄和匪首黄老三展开了智勇对决，先是独自一人赴黄老三摆设的鸿门宴，连饮六大碗酒勇夺先声；接着对两次送上门来的黄老三敲而不抓，敢放长线，最后一举将黄老三的土匪势力剿灭干净；焦裕禄又单枪匹马与黄老三周旋六天，终于将其制伏，捉拿归案，明正典刑。再如写他与老洪的交情，老洪是焦裕禄的救命恩人，曾两次救过他的命，焦裕禄对老洪是感恩至极。但是，当他到兰考后，目睹老洪把群众的困难放在一边，自己领着一班人吃喝享乐，他的愤慨之情溢于言表，坚持从严处分老洪。老洪不服，焦裕禄说到动情处有一段话：“洪哥……你要是知道你救下来的这个人以后是个鱼肉百姓的贪官，是个不辨青红皂白的昏官，你后悔不后悔？”尽管老洪当时听不进去，但最后，在焦裕禄曾经的病床前，老洪那撕心裂肺的哭声表明了一切，让人不能不为之动容。这些浓墨重彩的描写把焦裕禄热血男儿的英雄本色揭示得可谓淋漓尽致。

　　暗线是情义。其中既有母子情、夫妻情、父女情，又有战友情、兄弟情、主仆情，全书一以贯之，让读者感到焦裕禄对家人、对同事、对群众的深情始终不变，至孝至纯，愈久愈浓。因为作者的初衷就是要“把这部长篇小说写成一部男人书”（小说作者语），所以他在处理情感描写的时候，首先摒弃了那种卿卿我我花前月下的写作手法，而把焦裕禄的大情大爱置于新中国成立前后那种轰轰烈烈的战争和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写他对侵略者和反动派的仇恨，对老百姓的热爱，对家人友人的诚挚，这成为他一生之中做人做事做官的基础，也是他一生平凡追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母亲的孝，是通过他无时不在的惦念和挂牵来映衬的；对子女的爱，是通过他严厉得有点不近人情的言语行动来体现的，特别是不让女儿到邮电局上班而一定要让她下工厂劳动，但是又特意抽出半天的时间陪着女儿挑着酱油担子去门市上送货一段，让人感受至深；对下属的关切，是通过仗义执言敢于负责的精神来表现的，当二十七个累死病死的基层干部名单摆在他的面前时，他震惊、他惭愧、他揪心，他决定动用救济款去购买代食品和议价粮，对担心犯错误的不同意见当场拒绝，毫不犹豫地独自承担可能的非议与责任，至死不悔；对群众的关切之情，是通过他与老百姓密不可分的鱼水关系来描写的，他骑上自行车带上铺盖卷走村串户，吃百家饭，打地铺，睡牛棚，嘘寒问暖，人们起初或许把他当技术员，当农民，当村干部，当办事员，唯独没有把他与县委书记联系在一起。

　　当作者把这样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敢作敢为、敢爱敢恨的真男儿形象诉诸笔端推到我的面前时，我的心震颤了，眼湿润了，这个形象体现了焦裕禄的平易，体现了焦裕禄的平常，同时也造就了焦裕禄的伟大。焦裕禄的伟大其实正寓于他始终如一的平凡与真诚之中：他始终如一地忠实于党的事业，始终如一地摆正自己的公仆地位，始终如一地把自己置于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之下，始终如一地把基层干部群众的吃穿温饱柴米油盐挂在心上；因而，他愿意“把心挂在胸膛外面”，与干部群众赤诚相见，听他们的苦，听他们的怨，做他们最需要的事情；愿意亲自踏查沙源风口，“掂掂‘三害’的分量”，不“吃别人嚼过的馍”；愿意把自己的女儿送到最脏最累的地方去工作，不让她享有一点特殊的待遇和优越感，而唯一的理由就是“谁让你是县委书记的女儿”；也愿意为了科技人员的生活琐事跑前跑后，为的是换来他们对兰考的真情付出。我们可以从这个历经四十余年风霜洗礼而依然能够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之中寻觅到两个世纪的心灵呼应，也可以感受到在一个跨越时空的英雄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三平”精神。**总书记最近批示“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既说明了在新世纪新形势下继续发扬光大焦裕禄精神的必要和必需，也说明了焦裕禄精神正是目前改革发展关键时期鼓舞士气克难攻坚所需要的精神动力。

　　何香久先生为了写作《焦裕禄》而多次赴兰考，曾经在焦裕禄亲手植的桐树下徘徊，用心去聆听那不曾散去的话语；也曾在焦裕禄陵园中，面对天天不断的鲜花和络绎不绝的祭拜人流而感慨而落泪。他在《焦裕禄》重印之际所做《后记》中说得好：“愿焦裕禄和《焦裕禄》都与我们同在。”诚哉，斯言！

　　2012年11期《东方教育》

　　历久弥新的焦裕禄精神

　　——评何香久长篇小说《焦裕禄》

　　李静宜

　　焦裕禄，在中原大地乃至整个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通过电影、电视、戏剧、诗歌、报告文学等各种艺术表现形式，焦裕禄的事迹、焦裕禄的形象、焦裕禄的精神，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人们的记忆中。而何香久这部传记式长篇小说《焦裕禄》，则会使人们尘封的记忆重新开启，那种高尚的情操、崇高的境界、金子般可贵的精神，依旧会撼动人们的神经。焦裕禄的形象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削减他榜样的力量。同时，这部长篇小说因记叙了焦裕禄完整的成长史，而得以使人们更深入地了解一种品格的铸造是怎样完成的。

　　借助小说的艺术，何香久这部长达五十三万字的传记式小说《焦裕禄》，全方位地展现了焦裕禄一生的生命历程。小说以形象的表现手法，让逝去了的焦裕禄的生活重新跃然纸上，这正呈现了小说艺术的优势。同时，这部书又是以真实的人物为原型，以真实的素材为基础，尊重最基本的事实。作者曾数度深入兰考生活，沿着焦裕禄曾经工作、学习、生活过的机关、乡村、大学、工厂、故里等地采访、座谈，而得以完成了这部作品。可以说，这部小说真实地再现了焦裕禄完整的成长轨迹，表现了他以往鲜为人知的生活层面，更丰富地展现了焦裕禄的性情性格，也更深入地揭示了焦裕禄的内心世界。

　　焦裕禄杰出品格的形成，并非偶然。小说展现了焦裕禄一生的传奇性经历，他人生中诸多的生活事件和细节，也都揭示了焦裕禄从一个普通人成长为一个英雄、一个品格高尚者，他的不一般的性格磨砺和思想成长的过程。比如：正是生活的磨难，锻造了焦裕禄坚忍的性格。焦裕禄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苦难经历，命运多舛，受尽欺凌和压迫。但在诸般的困苦中，焦裕禄从不向命运屈服，表现出硬汉的性格。比如：胆识和勇气。焦裕禄多年投身革命，血与火的锤炼，让焦裕禄尽显了孤胆英雄的气概。另一方面，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使焦裕禄有着一种大仁大义、心存悲悯的情怀。他从小受母亲的教诲：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人要是做了好事，天上他那颗星就是亮的。焦裕禄敬母、孝母，也将天下百姓视为父母、兄弟姐妹。也因此，当他一切从百姓的利益出发，面对兰考的逃荒大军，他才能深明大义天理，不僵化，实事求是地化解逃荒困境。他对工厂的每一个部下，才能以仁慈之心，爱惜、善待；做县委书记，也才能那样地体恤百姓。他也才能克己，宁愿受冻，不要公家配的棉衣、布票。他也才是无私的，身上、家里的东西，随时拿出来，给困难的、需要帮助的人。他才廉洁，一张电影票的钱或公家鱼塘里的几条鱼，也要送回去。他才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严格要求干部，制定干部“十不准”。他才自律，任何时候不搞半点特殊化，哪怕去看电影时的座位。他最终也才会豁出了性命，带领干部群众，排除万难，殚精竭虑，治理风沙、内涝、盐碱三害。小说中所展示出来的焦裕禄这样的一种坚毅、宽厚、质朴、纯洁的品格，他身上的这种大慈大悲、大仁大爱的情怀，都将会感染和教育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使焦裕禄的光辉形象，具有了彪炳史册的永恒意义。

　　人物的立体性塑造，同时也填补了焦裕禄历史记述的空白。一个立体的多侧面的丰满的焦裕禄形象，使我们得以更全面地了解焦裕禄，懂得了焦裕禄，理解了焦裕禄。比如：物质的充沛，对人的幸福究竟占多大比重？充实而高尚的、被人们需要和爱戴的一生，就是幸福的一生，哪怕物质贫乏，时光短暂。

　　当下的社会，受日益物化的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精神性的东西也显见了萎缩。社会正需要矫正的力量。《焦裕禄》这部长篇传记式小说，具有在这个时代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说，焦裕禄精神历久弥新，它是我们这个社会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永久的净化剂。

　　焦裕禄的立体新形象

　　——长篇小说《焦裕禄》简评

　　何弘

　　焦裕禄是全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人物。但对于焦裕禄其人，除了他在兰考的一段经历外，其他情况一般人所知并不多。由何香久创作的长篇传记小说《焦裕禄》是全面记述焦裕禄一生的文学作品，对全面深入了解焦裕禄，弘扬焦裕禄精神，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塑造焦裕禄的光辉形象，既相对容易又异常困难。说它容易，是因为焦裕禄作为一个真实人物，一生贯穿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和新中国建设的重要历程，他的一生有许多真实而感人的故事，足以支撑起一部长篇小说。而且对焦裕禄这个人物来说，大的事件也容不得虚构，因而叙事的进行相对而言不会太费思量。说它容易，还因为写焦裕禄不会面临目前一般长篇小说写作所面临的小说叙事方向与历史方向不一致的困难。目前中国的长篇小说写作，前半部写得好而后半部没写好的作品很多。如果把这些作品归结为罪与罚、苦难与拯救、现实与超越等类型的话，就会发现，作品对罪、苦难、现实的描写往往准确而深刻，而在写到罚、写到拯救、写到超越，也就是说要给人物的未来一个可行的方向时，则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作家的叙事方向或者说给作品主人公设定的方向很难得到读者的广泛认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前缺乏一种共同的信仰、信念支撑作家把叙事进行下去，并得到读者的认可。对于纯虚构的小说来说，作品主人公完成超越成为一个英雄，其内在的成长逻辑即小说的叙事逻辑，会因共同信仰的缺乏而广受质疑。而在对焦裕禄的书写中，这个困难基本不存在，焦裕禄成长为一个英雄、一个楷模，人物外在的发展路径与小说内在的叙事路径是一致的，而且不会被读者质疑，这成为小说《焦裕禄》的叙述可以很好展开的内在依据。

　　小说《焦裕禄》写作的困难其实又和前面的两点密切相关。焦裕禄一生的经历、事件是历史存在的，是不容许进行大的虚构的，在此基础上的写作，如何出新，如何对读者有足够的吸引力就成为一个难题。另一个难题在于，焦裕禄作为一个公认的英雄、楷模，他的成长轨迹自然不会受到大家的怀疑，这为小说的叙事带来了便利，但如果仅止于此，小说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对长篇小说《焦裕禄》来说，把英雄成长的内在逻辑揭示出来才是其意义所在。这个内在逻辑能够被作家、读者一起认同，一个共同的信仰就可能由此在全社会建立起来，我们就可以因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增添一块坚强的基石。可喜的是，长篇小说《焦裕禄》对以上几个创作难点做了很好的处理，使作品在具有较好可读性的同时，又具有比较深刻的思想意义。

　　首先，《焦裕禄》不仅全方位展现了焦裕禄多彩传奇的一生，而且改变了过往焦裕禄土气的工农干部的形象，写出了新意。焦裕禄青少年时代，有着父亲被逼自杀、自己被抓坐牢、当煤矿苦工、逃亡、扛长工、参加革命打游击、搞土改、当区长和团干等丰富而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作品对这些经历真实而生动的表现，对读者而言是新鲜而生动的，使作品的可读性大为增强。同时，由于过去很多人对焦裕禄形成了朴实、苦干、忘我、奉献的简单印象，《焦裕禄》特别描写了主人公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时对“单凭热情，不懂业务、技术，根本不适应现代化的工业生产”的切身认识，描写了他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到大连起重机器厂实习，通过刻苦钻研，成为“最棒的车间主任”，由“政治科长”成为工业战线上的红旗手这样的成长经历。如此一来，焦裕禄的形象就丰满起来，就不再是只有热情、只讲奉献、只知苦干的平面人物，而是一个经历传奇多彩、富有政治智慧、尊重科学技术、兼具人文情怀，同时忘我奉献的立体人物形象。

　　其次，作品不仅展现了焦裕禄的精神风貌，更深入挖掘了其精神内涵，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对焦裕禄精神形成的时代因素、内在逻辑进行了深入而准确的揭示。生于孔孟之乡，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濡染是其人文情怀和质朴、宽厚、仁爱、悲悯精神形成的内在原因；苦难的少年、革命的青年、奉献的中年，人生的独特经历是其坚忍、刚毅性格形成的决定条件；多样的工作经历和工业实践是其政治智慧、科学精神形成的环境要素。这种深入的揭示，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焦裕禄的内在成长。只有当读者对这种内在的成长有真切的感受和根本的认同的时候，焦裕禄精神才真正在读者的心中生根，开花结果，焦裕禄精神才能不因时代的变化而具有恒久的价值。这也正是这部作品的深远意义
所在。

　　当然，作为长篇小说而言，这部作品还多少带着些电视剧本的影子，描述性、介绍性文字较多，而文学化的叙事手段运用则相对不够；同时，以语言艺术标准来衡量，文字本身所展现出的语言魅力和张力、内在韵味和美感，稍嫌不够。这对作品的文学性产生了一定影响。

　　他是公仆，他是一面镜子

　　——评长篇小说《焦裕禄》

　　孟繁华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穆青、冯健、周原合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因为这篇通讯，全国人民知道了中国有这样一位县委书记。在这篇通讯中，我们读到的关键性的句子是“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没有死，他还活着”。这些表达在那个时代不是随便说的。这是对一个有信仰、言行合一的**人的真实评价，也是对一个人民公仆的最高赞誉，当然，这是焦裕禄形象的真实写照，他当之无愧。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虽然焦裕禄的名字很少被提起，但是我相信，在兰考人们心中，或者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没有忘记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

　　过去我们了解的焦裕禄，是作为“县委书记的榜样”的焦裕禄，是在兰考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焦裕禄。现在我读到的长篇小说《焦裕禄》，是一部文学化的焦裕禄的完整传记，塑造的是一个文学中的焦裕禄的形象。在这部小说中，不仅有焦裕禄的“今生今世”，同时书写了我们不曾了解的焦裕禄的“前史”。焦裕禄出身于穷苦家庭，当过矿工，做过长工，打过鬼子，当过筑路工程的领导，做过“调干生”和车间主任等。这些经历不只是焦裕禄个人履历的介绍，重要的是在这些人生经历中，作家着意刻画了焦裕禄与人民的血肉情感和平易又凛然的个人品格。无论是在血与火的年代还是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焦裕禄朴素又自觉的政治信念，是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民公仆的基础。因此，焦裕禄的“前史”对这部小说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它是人物成长的内在逻辑的需要。

　　一般说来，文学作品正面人物的塑造是有难度的，特别是**人形象的塑造。原因是，百年中国的历史叙述，就是中国**人的历史。在这个历史长河中，有无数个热血喷涌、惊天动地的**人的形象。因此，在文学作品中要成功地塑造焦裕禄的鲜明个性并非易事。特别是当疾风暴雨式的革命过去之后，在和平时期的日常生活中塑造正面人物是相当困难的。在小说《焦裕禄》中，我发现何香久还是遵循了现实主义的原则，贴近人物的真实，塑造真实的人物。他的具体方法就是通过细节的真实再现了焦裕禄的平凡和伟大。应该说，焦裕禄的“前史”只是为了人物成长的铺垫，他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的业绩，我们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读到。但是，在和平时期一个领导干部如何做到公仆的形象，是我们更关心的。焦裕禄走上领导岗位的时期，正是国家处在最困难的时期，物质生活的极度匮乏，特别是粮食的紧缺，是那个时代国民的最大焦虑。但是，当焦裕禄看到厂里的杨工程师吃不了北方的高粱、玉米，人都浮肿的时候，毅然和岳母商量将家里仅有的二十斤大米换回了工程师的高粱，而哺乳的妻子却没有奶水给自己的婴儿。这不是“苦情主义”的叙述，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知道二十斤大米对一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担任尉氏县委副书记时，自己下乡调查研究，第一顿饭吃的就是“百家干粮”，然后还要遵守干部纪律留下“伙食钱”。但是，一个普通机耕队的拖拉机手如果没有达到被招待的目的，居然会故意将土地耕得七零八落。面对这种情形，焦裕禄不是雷霆震怒，而是说了一句：“你们也是农民出身吧，咋不想想他们的难处呢？”并且替他们交了饭钱。这些细节，在今天看来或许有些“卑微”，一个县委书记凭什么如此“唯诺”迁就？但是，就是这样的情感和工作方式，把机耕队员“全镇住了”。

　　当然，小说的关键性情节，还是焦裕禄到了兰考县任县委书记之后。那时的兰考是河南著名的贫困县，一贫如洗，百废待兴。但是焦裕禄面对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国家普遍面临的经济问题。贫穷的兰考寸草不生，满目疮痍。看到这一切，焦裕禄放行了外出要饭的人群，撤销了“劝阻办”机构，处理了大吃大喝的干部，制止了“白看戏”“批条子”……这是日常生活的小事，这些小事在今天几乎不值一提，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正是通过这些小事，表达了焦裕禄作为一个公仆的与众不同。作为一个县委书记，焦裕禄当然不能把全部精力用在处理这些事情上。在兰考，风沙的危害首当其冲，如何阻止风沙的侵袭是改变兰考面貌的关键。经过调查研究，焦裕禄不仅掌握了兰考沙丘、风口的分布图，而且找到了治理风沙的办法。但是焦裕禄面对的困难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除了治理风沙就是救灾，除了规劝调离的干部就是顶“违规”的压力。超负荷的工作和病魔的摧残，终于让这个壮志未酬的县委书记——一个真正的男人撒手人寰。“对兰考的老百姓来说，焦裕禄的离去让他们顿时有了天塌一角、地陷一方的感觉，他们只能用椎心泣血的哭诉来倾诉对他的怀念。成千上万的乡亲手执香箔、纸钱，在门前屋后焚烧，寄托绵绵哀思。人们摆上了上供的枣篮、馍篮，围着供品跪下来，流着泪说：‘焦书记，苦死累死的好心人呀……’”焦裕禄受到人们如此的追思，受之无愧。

　　作为小说的《焦裕禄》写得感人至深。但是，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它的当下意义。我们的文学塑造了许多当代官员形象，从省委书记到普通干部，但真正深入人心、被人们经久不忘的还是焦裕禄。是其他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不够吗？是作家的文学功力不够吗？是那些作品没有感人之处吗？我看未必。重要的是焦裕禄的事迹即便不加工虚构，他的那些事迹足以震撼人心。这就是生活永远大于艺术的根本原因。作者何香久说：“在他工作过的兰考、尉氏、洛矿……每一次采访中都有人泣不成声……写到动情处，一个人蒙上被子哭个痛快。”他说的是写电视连续剧剧本《焦裕禄》时的情形。剧本被导演李文岐称为“大孝之作”，这真是一个有文化、有眼光的导演。小说是另一种艺术，我感到惊奇的是，小说完全去除了电视剧剧本的痕迹，是一种全新的创作，这是非常可贵的。

　　焦裕禄离开我们将近半个世纪了。半个世纪过去后的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的兰考早已改变了模样。但是，中国的现代性是与魔共舞的现代性。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东西，干部队伍中的贪污腐败层出不穷，邪恶之风弥漫四方，道德底线被彻底击穿，社会更需要焦裕禄式的干部。现在，作家何香久重新发掘了作为精神遗产和资源的焦裕禄，让我们有机会再次领略了国家曾经有过这样的县委书记；他是公仆，他更是一面镜子。我们在动容追忆的同时，当然也祈望还能够有焦裕禄式的干部出现。这就是《焦裕禄》的当代价值和意义。

　　2012年5月15日《人民日报》

　　用真诚的文字塑造“大写的人”

　　——读长篇小说《焦裕禄》

　　付红妹

　　读何香久的长篇小说《焦裕禄》，如同接受了一场灵魂的洗礼。主旋律的文艺作品如处理不当很容易流于说教和呆板而让人心生抵触，但这部主流意识形态色彩如此鲜明的小说却真真切切地让人动心、动情。这在漠然已成为精神痼疾的当下，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对一部小说而言，无疑也是成功的。究其原因，既来自传主焦裕禄本身的事迹，也离不开何香久对题材的驾驭能力和开掘能力。这部感动人心的小说促使我们思考文学创作的两个基本问题：写什么和怎么写。

　　当前的中国文学创作可谓多元共生、众声喧哗。但在多元话语中，我们不无忧虑地发现宏大叙事的薄弱。为数不少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宏大叙事，而乐此不疲地投入个人化、世俗化、日常化的写作中。诚然，这种直视个人经验、贴近平民生存、走进日常生活的倾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当代文学缺少了表现时代精神、反映民族命运的维度，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和损失。文以载道，这一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虽然把文艺沦为政治工具的“左”倾思潮曾让其蒙尘，但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仍可看到经典的文学作品无不有一种天道人心的担当。何香久继承了这一传统。面对当下信仰缺失、价值混乱的社会现实，他把笔触对准了焦裕禄这位人民公仆。从抗日战争到剿匪、到土改，再到工业建设，直到带领兰考人民战天斗地，所有这一切不仅让我们感受到焦裕禄顽强、务实、仁厚的人格魅力，敬佩他的胆略、胸襟和智慧，更让我们触摸到他精神的质地和硬度。他把自己的生命化作一种“必须”，血脉贲张、义无反顾地将全部身心投入一项认定的神圣事业中，集合起身体的能量和灵魂的热度冲向一道道障碍，打败一个个敌人。那坚定的信念和强悍的力量荡涤了人性的琐碎与卑微，让人摆脱了精神上的匍匐和低回，从而成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的人。他那蓬勃的生命姿态给了我们一种启示，也引领我们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与思索。而他那些掷地有声的话语，“**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的，这个宗旨永远不会变”，“我们干部队伍里如果蛀虫多了，老百姓有可能永远过不上好日子”，等等，更是有着鲜明的现实指向。何香久在对历史的书写中表明了自己对现实的态度，彰显了一位作家的良知和责任感。他以文学的方式介入现实，建立起文学和现实的关联，坚守了作家对重大现实问题的言说权，让自己的作品参与时代精神的塑造。在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作为一名作家，不必求“文起八代之衰”的丰功伟业，但应自觉担起用真情书写天道人心的社会责任。这，应是何香久的创作之于当下中国文坛的一种启示意义。

　　《焦裕禄》不仅是一部好的小说，而且是一部好看的小说。作者没有炫技，没有搞令人眼花缭乱的创新实验，而是尊重现实主义的叙事艺术，在人物塑造、情节设计、环境描摹上下足功夫，打磨出了一部质地优良的小说。质而无文的传记是乏味的，尤其焦裕禄这样一个旗帜性的人物更易符号化、标签化。作者成功地避开了这一窠臼，用富有个性化的语言、行动刻画人物性格，在一个个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品质，用大量生动、合理的细节让人物鲜活起来。何香久充分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把一个血肉丰满、可触可感的焦裕禄交给了读者。小说的情节也是始终沿着人物性格演变的轨迹推进，跌宕起伏，张弛有度，引人入胜，增加了小说的叙述魅力。环境从来都是人物生存的根据。作者用文字勾勒、渲染出了那个**洋溢、淳朴真诚的年代，为焦裕禄的诞生提供了精神的气候和土壤。无论是那回荡耳边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昂扬的歌曲，还是萦绕眼前的乡亲们的热泪，都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那段历史壮美而朴素的主旋律。在这样的背景下，焦裕禄的出现就成为一个必然。这部小说捧在手里，似可感受到作者身体的温度，似可聆听到作者心灵的澎湃。作者把一次次采访中亲历的感动灌注到笔下，浸泡着文字。作者走进人物的精神世界，和人物进行心的交流，用真诚和温暖在人物和读者之间架起了桥梁，引领读者进入小说创造的那个世界，在不知不觉中被焦裕禄打动和征服。

　　焦裕禄已离开我们四十八年。历史的风烟散尽，但英雄没有也不能淡出画面。历史就是记忆，正确的记忆是历史探查和自我反思的逻辑前提，也是一个民族自我更新的动力。记忆，无论是对一个民族还是对一个个体，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何香久的《焦裕禄》用文字还原了这位“大地之子”的本来面目，为我们保留了一段难忘的历史、一份珍贵的记忆。他用责任和诚意，为历史、为记忆补上了血肉和肌理，更为当下的社会现实提供了一个参照。

　　2012年12月《环渤海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