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关于21世纪军事文学的对话

　　命运的突围

　　石一龙（青年作家、诗人）：读你的作品，总能感觉到弥漫着一种清新而质朴的乡土气息。这种气息一直是你作品的基调，在乡村、都市、兵营里往返地穿梭。或者说当你离开故乡愈久，就愈来愈发现故土的美好和给予的养分愈多。

　　黄国荣：你的这一感觉很准确，是对我小说风格追求的一种接受和认同。作家把自己孜孜不倦的追求渗透到作品中，能让读作品的人发现并感受其中，这对作家的努力可说是一种回报。我曾经在刘恒、莫言等“小说六家新作丛书”的前言和我的《乡谣》的后记里说过差不多同样的话：小说无论怎样作法，作家创作的灵性、作品描写的人物、叙述的语言、传达的艺术精神，无不渗透着民族文化、民族文字和地域风情对作者的熏陶滋养，这种渗透是融入意识浸入血肉的。

　　常说距离产生美，故乡也是如此。当我久远地离开故乡之后，故乡便在我心中变得神奇而美妙。每次回故乡，故乡一次比一次变得陌生，越是如此，我便越把记忆中的故乡回忆。去年老爹九十大寿，我回到家乡，用了两个半天，独自一人走遍村前村后的田间阡陌。寻觅我小时候走过的玩耍过的小路、小河、小桥、小土墩和老屋，寻找我儿时的梦。一切都消失了，只有广阔的田野、纵横贯穿的柏油马路、楼房和厂房。童年的故乡只能成为记忆留在我的心中，让我自由地回想，在我心田里酝酿出甜美和芬芳。

　　作家对故乡的眷恋，实际是对母亲的眷恋。常言道，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何况我的故乡是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素有“人间天堂”美称的苏南。故乡渗透我灵魂和血肉的一切可以概括为两个字——柔美。柔美的山，柔美的水，柔美的风，柔美的雨，柔美的人，柔美的情。我的作品中，无论军营、都市、乡村，穿梭其间的只怕就是这些柔美。我写不出狠毒，不忍写残暴，即使是恶毒丑陋，也是表现在对柔美的残忍。这似乎成了自己的性格。

　　故乡对作家可说是他写作的根基，比如顿河对于肖洛霍夫，绍兴对于鲁迅。我非常庆幸自己能有山水这么美丽、文化这么悠久、物产这么富饶的故乡，要是没有这个根基，我绝对写不出这些小说。

　　石一龙：每一个作家走上文学之路都有一段难忘的经历，你写小说最初是为了表达什么？或者今天记忆犹新的是哪些？

　　黄国荣：我1978年才开始写小说，已过而立之年。但民间文学对我的影响可说是四年级就开始了。我们家在一个叫高塍的小镇边上，镇上有两爿茶馆，爷爷和父亲都是生意人，闲时都泡在茶馆喝茶。茶馆又是书场，一边喝茶一边听书。每次放学我不是直接回家，总是先到茶馆找我爷爷和父亲。爷爷总会给我倒一杯茶，让出一个凳头让我坐，我便充大人似的听书。《白蛇传》《薛刚反唐》《七剑十三侠》《三国演义》《水浒传》，最早就是在书场里听的。记性还特别好，回来就能说给我娘听。这可以说是对我的文学启蒙。所以我小学里的作文就写得很好，作文本是散的，有的被撕下贴到了班的墙报栏里。

　　真正让我知道小说，引发我对小说产生迷恋的是初中毕业那一年。我们镇上的文化站搞了一次讲座，讲课人是我们镇上的一个高中毕业生叫陈卯生。他在高中就被打成了“右派”，据说连考三年大学，成绩在镇江地区数一数二，但哪个学校都没有录取他。那年他连续在《雨花》和《新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其中一篇我记得叫《李百晓跳出迷魂阵》，是写女孩子学理发的事，写她的师父下乡服务时如何赚黑钱，如何刁难她，年轻的生产队长如何破除封建思想带头让女孩理发，最后师父又如何被女孩感动觉醒。当时他用的笔名叫陈出新，他给我们介绍了他如何在理发店发现许多男人不愿让女的理发这个细节，如何观察女理发员的反应，如何了解到下乡服务中有人不实报收入赚黑钱的细节。当时我很激动，这就是作家！小说就是这么写出来的！心里暗暗想将来我也要写小说，当时的情景现在还记忆犹新。

　　自小喜爱文艺，当兵一直在部队搞文化工作。写小说之前一直搞文艺创作，给宣传队提供演出作品，几个小话剧在军区文艺会演中获过奖。1977年落实编制，全军的业余文艺宣传队解散了，才真正捡起了文学梦。动手就写长篇小说，一个冬天的业余时间写了近十万字。军区话剧团创作室的老乡李荣德看后，说我适合写小说，但劝我还是从短篇开始，少走弯路。于是1978年我当年就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小说《突上去》。当时写小说还没有想到稿费，纯粹是个人爱好。小说发表后，就再也丢不开，成了自己终生追求的事业。

　　石一龙：《兵谣》是那么朴素而干净，写了一个农民的儿子古义宝当兵、提干的过程。写出了一个人深邃、复杂的人生历程和他坚忍不拔的军人品格，写了他深刻体验的奋斗成功和失败的打击，向我们展示真实的人生轨迹。从古义宝身上又看到新的“农民军人”形象，而人物本身的意义大于文学的意义，能否谈谈古义宝这个人物塑造上的经验和不足。

　　黄国荣：如果说《兵谣》有什么成功之处的话，那么古义宝这个人物应该说是之前的文学作品中没有见过的。陈建功称古义宝是他梦想多年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评论家们称他是人物画廊里的新形象。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说古义宝这个人物非常真实。

　　真实是古义宝这个人物的主要特色。衡量一个作品是否成功，关键是作品是否写出了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物。人物真实就活，鲜活的人物才真实，不真实的人物就概念。所谓人物活，是人物的灵魂活。写活人物的灵魂，就不能排除他出身的卑微，也不排除他人性中“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两重性。古义宝就是这样坦诚地面对读者：他当兵既有保卫祖国的愿望，更有寻找出路摆脱贫困农村的个人动机；他到部队学雷锋做好事，既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更有创造先进事迹争当先进、争取进步的个人目的；他争当典型模范，既有军人的荣誉意识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感召，更有创造政绩继续向上攀的个人升官愿望；他失败，从模范几乎跌到罪犯的边缘，有个人挫折的消沉，也有不甘失败，反思错误的勇气；他重新站立起来，既有证明个人价值的意气，也有自觉士兵的觉醒。作品努力把这样一个人物的真实灵魂毫无保留地放到尖锐的矛盾中去展露，去冲刷，把他拿到人类共同的社会道德准则面前来拷问，拿到军队这所大熔炉中来锤炼，清晰地展现了军营文化对农民文化的改造，达到真实感人的艺术效果。

　　典型性是古义宝这个人物的另一特色。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培养典型成为我们政治工作的一项中心任务。选择古义宝这样的一个学雷锋的典型模范来做作品的主人公，用他的人生轨迹来反映那一段部队的生活，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他的典型意义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那个年代我们确实培养制造了许许多多像古义宝那样的典型模范，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典型模范是失败的；另一方面，和平时期，农村青年把当兵作为改变命运寻求出路的重要途径是十分普遍的。这样一个人物就决定了作品中矛盾的尖锐和深刻。有人问，军人为什么而牺牲？回答是，军人为荣誉而牺牲。荣誉是军人的生命，为荣誉而战，为荣誉而奋斗，就是军人的崇高。但是现实生活中，为荣誉而战，为荣誉而奋斗，并不纯粹地崇高，其中不排除包含私念和个人**。古义宝的成长历程真实地再现了这种崇高与卑鄙的搏击。先是崇高掩护了卑鄙，荣誉成为虚伪的装饰；后是崇高扼制了卑鄙，荣誉成为自觉的本色。

　　形象地展现人物的心路历程是古义宝这个人物的又一特色。对古义宝这个人物形象的刻画，注意到了对农**识的批判和揭示，但并不停留于此。古义宝从“入梦”到“出梦”，经历的是灵魂的洗礼和涅槃。作品努力形象地描写他从攀登到跌倒的真实过程，更着力于描写他跌倒之后重新站起来的痛苦与艰难。这种描写，尽力避免说教式的概念升华，或虚伪的粉饰，努力从人性、从军人的本色角度写他人生道路上的真实步伐。张志忠称这是“一个人的诞生”。周政保说这是“命运的突围”。陈建功讲我们都是和古义宝一样走过来的人，出身很卑微，带着个人的目标进行奋斗，经过了种种挫折和曲折，最后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位置。

　　要说这个人物的不足，在爱情线的设置上，还是有人为的痕迹，模糊了人物的个性。再是与同乡刘金根之间的矛盾，时断时续，没能贯穿始终，影响了人物性格的展示。

　　石一龙：《兵谣》被文学界和评论界称为军事文学的新收获，你认为它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它摆脱了哪些限制？现在看这部作品，你做何评价？

　　黄国荣：说它是军事文学的新收获，恐怕主要是指它触及了军队政治工作这个禁区。直接以反映部队和平时期政治工作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没大见过。过去常常把政治工作简单理解为党的领导，把政工干部说成党的化身，因此，写政治工作中的问题，写政工干部的缺点和错误就成了禁区。这样的理解似乎机械。军队工作中哪一项工作不是党的工作？政工干部、军事干部、后勤干部，哪一类干部不是党的干部？哪一级不是代表党在工作。我的创作本意，就是要对我们军队一段时间的政治工作进行形象而深刻的反思。如果说作品进行的这种反思是真实而又恰到好处的，那么这就是它的最大的收获。要说限制，过去那种只写英雄的壮举，而不写英雄的缺陷和错误；只写政工干部正派万能，不写政工干部失误甚至做错事，就是最大的限制。《兵谣》恰恰写了这些，如果为大家所接受，那么它就摆脱了这种限制。作品中的生活不是我凭空编出来的，我亲历了那个时期，我有师军政治机关十六年的工作经历，作品也可以说是对我自己从事政治工作的一个总结，作品中的文兴注入了我个人的许多思想，注入了我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为人处世的原则。没有这些，文兴与赵昌进在会上的那一场论争，我是编不出来的。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文学不是新闻，也不是工作报告，更不是论文，它的任务不是简单地要宣传什么、报告什么，也不是要论证什么，它的任务是为读者再现作品中那个时代、那个时期的生活，作者把新的发现和新感受隐含其中，让读者发现其中，感受其中，陪伴读者一起去体会作品中的时代和生活。

　　《兵谣》自始至终在批判政治工作中“左”的影响，讥讽形而上学，但作品中没有一句批判“左”的话语，也没有涉及形而上学。批判和讥讽，包括作者的全部思想和理念，深深地渗透在人物的命运和生活、工作之中。读者读到的是他们在做人，他们在做事，在做人和做事中，他们又都不完全按读者的意愿行事，而根据各自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性格行事，各人有各人的做人原则，各人有各人的做事方法和目的。读者随着作品中的这些人物进入熟悉而又新鲜陌生的世界，与这些人物，一起喜怒哀乐，一起重新经历这一段生活和历史，在与作品中的人物一起喜忧苦乐中重新感悟生活，以得到新的启迪。这部作品假如现在来写，会写得更加放松，更加自如。但它还是有其自身的魅力和价值。李准先生说：《兵谣》触及了一个很敏感、难度很大的课题。敢于面对时代、面对最尖锐的时代生活课题，比如如何对待荣誉，如何对待崇高的问题。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不但是中国，也是世界面对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是一种挑战。它实际上不仅仅写了一个当代军人的成长，也写了现代人经受的磨炼，写了现代人人生的一种体验。它告诉我们，人应该活得真实。

　　石一龙：根据小说《兵谣》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广泛的关注，它是否实现了你小说创作的意义？你是喜欢小说《兵谣》，还是电视剧的《兵谣》？

　　黄国荣：电视剧和小说是两个不同的艺术品种。电视剧主题的表现似乎更直露、更浅出、更明了，结构也更强调戏剧性和悬念，其艺术效果以演员的表演和画面的剪接来打动观众，艺术效果目的很明确，或哭或笑或怒或恨，非常情绪化，其观众也更大众化，更老少兼宜雅俗共赏。小说则似乎要求含蓄，给读者留更多的空间，它主要以文字语言来传达作品的内容和艺术追求，其艺术效果往往产生于读者在读阅过程中的联想再创作和读后回味之中。电视剧《兵谣》是我自己改编的，它基本上体现了小说的原意。但还是有许多局限。尽管在某些方面弥补了小说中的不足，但时间空间和镜头的限制又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小说中深层次的思想和情感是无法表现的。我还是更喜欢小说，小说还是更深沉一点。

　　石一龙：其实，军营文化对农民文化的改造和升华已经很长时间了，你在《兵谣》里写古义宝的“入梦”，也是为了他更好地“出梦”，作品的出彩处，就是军营对人心灵的启悟以及胸怀的开阔与境界的拓宽。你对农民文化的理解与超越，对古义宝这个人物太重要了。我想这与你的成长背景有很大的关系，这些都应该源于你的经历吧，那么，就谈谈你的成长经历对于小说创作的作用和意义？

　　黄国荣：有一首歌叫《解放军是所革命大学校》，广为流传。老百姓之所以称部队为大学校，是因为部队确实是一个教育人、培养人、锻炼人的熔炉。十八九岁的小青年，到部队锻炼数年，出来就成了人才，这不仅仅表现在部队学文化、学军事、学科技这些方面，更重要的是育人。这种育人很大程度体现在军营文化对农民文化的改造。从建军至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成分来自农村，可以说改造农民文化是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古义宝的成长过程，正是军营文化对农民文化改造的真实反映。我以为军营文化的主体意识是军人职业意识，它包括英雄主义、国土意识、民族意识、团队意识；农民文化的主体是农**识，主要是个人主义、老乡观念、宗族观念、私有观念。这种改造当然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渗透，通过环境、教育、纪律，辅以奖励和处罚等手段，促使个人主义向英雄主义、老乡故土观念向国土意识、宗族观念向民族意识、私有观念向团队意识的转化和部分转化。

　　古义宝这个人物的塑造，与我个人的成长背景不能说没关系，但关系不大，但与我的工作经历是分不开的。我在部队的成长可说是非常顺利的。或许因为在入伍前就参加了社教工作队，那一年多的锻炼可说是对我一生都有很大影响，我在那一年多时间里得到的锻炼是全方位的。当时我仅十九岁，在镇江地委培训后就分到社教工作队，两期社教我都是一个人**负责一个生产队。新队员**负责一个生产队的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工作是不多见的。我为工作哭过，在“三同”（同吃、吃住、同劳动）中吃过许多苦。第一年我就被评为优秀工作队员。我来到部队明显比那些直接从学校或从农村来的战友要成熟老练得多，无论思想、工作能力、处事方法，都比较出众。因此我在新兵连就当班长，下连就当炮长（相当于副班长），第二年就当车长，当兵刚满两年就提了排长，四个月后就提拔为师文化干事。从提排长到当师文化干事、军文化干事、文化处副处长、宣传处副处长，到当师政治部副主任，仅十四个年头，我没有为个人的事找过任何一位领导，也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事前给我下毛毛雨，每一次提拔都让我意外。在同年入伍的战友里我可以说是佼佼者。但是，我却碰到过许多像古义宝这样的士兵和基层干部，包括我同年入伍的战友，他们都把我当兄长、知己，开诚相见，敞开心扉，向我托付一切，对我倾诉所有，包括选对象、未婚先孕、父母不睦、与战友或领导产生矛盾等等个人大事，甚至隐私，都会毫无保留地向我袒露，以求得我的帮助。我自然也以诚相待，给他们真诚的帮助。这些就是我能够深入“古义宝”们心灵深处的原因。我了解他们，同情他们，帮助他们，所以自然要写他们，也比较能够把握他们。

　　石一龙：你曾说过：“作家写作，实是咀嚼人生，咀嚼自己，也咀嚼别人。”我个人感觉到你人生的感悟十分超然，在中篇小说《小院》你做了有力的阐释，既写权力，又写情感，还写了兵营，写了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我想这篇小说是带有嘲讽性的，莫过于超越了小说一般性的意义，叩开了读者的心扉。你写《小院》时心态如何？他们都是存在的，是这样的吗？

　　黄国荣：的确如此，《小院》里所写的人，在我们生活中是存在的。现实中的“领导”、叶小青、管理处长、管理员可能一点都不像《小院》里的他们。我把他们写成小说里的这个样子，即使“领导”养叶小青这样的**，还这么圣洁，这么富有情趣，感情还这么真纯，是因为我意识到人是非常奇怪的。在当今社会中，不能说没有坏人、恶人、罪人，但就整体而言，社会的文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们的文明观念也已进入一个新的层次。人的情感、思维和性格，不再那么简单单一，也在多元化。我在中篇小说集《尴尬人》的自序中说过，作家写作，实是咀嚼人生，咀嚼自己，也咀嚼别人，嚼来嚼去，原来人生是苦的。我在生活中发现，人生都是苦的，因为人都有各种各样的**，人要是有欲，他就必定是苦的。不幸有不幸的苦，幸运有幸运的苦；贫困有贫困的苦，幸福有幸福的苦；失败有失败的苦，成功有成功的苦；世上的一切人都在与苦和难做斗争。有了这样一种思考，尽管生活中有许多让你鄙视的人，叫你气愤的事，但我决定从反向的角度来观察、体会、揣摩他们的心理，编织他们的故事，对他们的嘲讽也带着某种善意。我想这样或许更接近生活，他们也更像现实中的人。因为他们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人，而不是某一种被作者拿来使用的符号。我自己非常喜爱这个中篇，遗憾的是有的名杂志居然怕领导对号不敢发，只好找一家文艺影视综合性杂志发，它发表后也没被人更多地关注。

　　石一龙：短篇小说《山泉》的“现实感”很强烈，你在结尾处写到山泉笑着说：“我不说谎，我不投你。”使这个短篇小说一下子奇崛而富有内涵。山泉的善良与诚实，愣、硬、韧等都是其个性的表现，不仅刻画了一个独特的士兵，也写了山泉的境遇与内心感受。由此可以看见军营的某种精神风景在今天是怎样的了。那么你写山泉，你写这个士兵的生存状态是否意味着什么？

　　黄国荣：这篇小说取材于我与一位可爱的士兵的接触。那年我在南京参加出版社社长、总编和编辑部主任集训。集训队里有一名通讯员，是列兵，当年的新兵，我已经记不得他的名字了。我过去就最喜欢与士兵聊天，只有真正了解最底层的人的生存状态，你才会真正了解这个社会。因为现在的工作和自己的军衔，已很少有机会与士兵聊天。晚上要没有事的时候，我就与这个士兵聊天。他是从警卫连临时抽来的，我就问他家是哪里，家里都有什么人，在连里一天都干些什么，班长对他怎么样，平常都做些什么等等，海阔天空，东拉西扯。每次聊天我都就他，他在哪个位置，我就跟他在哪里聊，从不把他叫到我的房间。那一天，他坐在队部门口一张三屉桌后的椅子上，像是在看门。我就坐到三屉桌上与他聊。聊着聊着，我发现他那天有些心不在焉，老伸头往队部屋子里张望。我问他看什么，他说教导员在洗澡。我说他洗澡与你有什么关系。他说教导员洗完后他要帮教导员洗衣服。我说他年轻轻的，自己的衣服自己不会洗，要你洗。他说不行，不要说教导员，班长的衣服、老兵的衣服都要洗。我问他现在部队是这样吗，他说都这样，新兵就得什么都干，替班长老兵洗衣服是小事，还要替他们站岗。我说你要是不替他们做这些，他们又能怎样呢，他说整你的办法多着呢，早晨体能训练，别人跑一个三千米，他说你跑得不好，叫你跑两个；俯卧撑别人做一百个，他说你不标准，再做一百个；引体向上，你明明做标准了，他说不合格，叫重做二十个。有的是办法整你。我说我们当兵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他说一看我就没有架子，他们指导员的架子都比我大。我说我都是自己洗衣服，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洗。他就叫我首长，让我以后也不要自己洗他来帮我洗。我说我的衣服不用你洗，你也不要给他们洗。他说那可不行，反正再苦也就几个月了，新兵一来，他就不用洗了，新兵好给他洗了。

　　听了他这句话，我心情很沉重。这时教导员在里面拉开了卫生间的门，这个士兵旋即起身连招呼都没来得及跟我打就转身快步进了房间，卫生间里立即传出很大的水声。这事一直悬在我的心头。我老在想，难道现在官与兵、上与下的关系都这样了吗？尊干爱兵的老传统难道过时了吗？官兵之情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于是我写了《山泉》，我想做一呼唤，也许这声音是微弱的，或许起不到什么作用，但这是军队作家的一种责任。

　　石一龙：请允许我继续我个人的和读者们的问题，你在小说中写人物时敢于朝他的心灵深处走去。中篇小说《履带》中你写的关天庆，写了他优秀而诚实的品质，其中的细节与冲突，让我十分喜欢，以及写他的恋人夏雪的信，构成了这个小说最丰盈的风景。你是怎样逼近关天庆这个人物灵魂的？或者谈谈你塑造人物方面的经验。

　　黄国荣：小说的价值在于它的原创性，无论长篇还是中篇，无论短篇还是精短，只要写到人，或者人的某一种状态，某一瞬间的情感，都应该是原创的。一个严肃的作家和成熟的作家都会这么要求自己，每塑造一个人物，都会考虑他是不是“第一个”？是不是“前所未有”？是不是“新人”？绝不会去写那种似曾相识的人物。我总以为小说可以有这样那样的结构，也可以用这样那样的语言，但小说留给读者，留给文学，留给历史的还是人物，离开了人物谈小说的成就，就等于离开了本质谈现象。关天庆的灵魂里有我自己的东西，我在连队时，指导员承认我的价值，也非常欣赏我，但他并不真从内心关心喜欢我，因为我老给他提意见，而且总直捅他内心的不好的东西。他赞赏我，是连队有许多事要我做，我可能会给连队添光增彩；他不从内心关心我，是觉得上面有人关心我，今后连队不可能留住我。果然，我提干时人在外面搞宣传队，连身体都没有检查，是团里直接下命令调走的。但指导员希望你为连队出力，为连队争光，他用你，但不关心你。关天庆就是这样的命运。关天庆的骨子里并不只是想在部队找一个铁饭碗，他想进军校，他有他的抱负。关天庆如此痴迷军事，指导员却一点都不为之感动。指导员想的只是工作，只是他的乌纱帽。他不如夏雪，夏雪看到的是关天庆的价值，而不是他的现状。所以她愿意把终身托付与他。指导员看不到他的价值，所以他不负责任地在贻误他的前途和青春。这就注定了关天庆的悲剧命运。一位地方青年给我来信，问我为什么要把关天庆写得这么惨。我给他回了信，我说不是我把他写得这么惨，而是纪树义这样的“指导员”们把金子当石块一样扔。

　　石一龙：作家总是在发现新的东西，总在作品中隐藏着他深重的思考。那么你在《走啊走》里面写农民的活法，使我感到更沉重的东西，那就是现实和生存之于他们命运的新的压力。我想故乡对于你的意义不只是眷恋、惦念、挂牵、喜与忧，而更多的是不是文学上的意义或升华？

　　黄国荣：作家智慧的表现，在于他在生活中发现了多少新的东西。如果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不能带给读者新鲜的发现，或者他的作品中没有多少新鲜的东西，那么这个作家差不多江郎才尽了。当然作家也不是什么救世主，小说能拯救社会，小说能给什么人解决现实问题开良方，那才是见了鬼了。或许真有那么聪明的作家，他们能担当拯救社会的重任，做着匡时济俗的角色，这样的聪明人当作家屈才了，组织部门应该把这样的作家调到类似什么政策研究室或体改委这种机构工作，发挥其独特的才能。作家的责任在于关注生活，发现生活的新状态，发现社会的新事物，发现事物发展的新矛盾，把自己的发现变成作品形象地再现生活，与读者一起来共同认识这些新的东西，让读者在这再现的生活中得到愉悦，得到启迪，鼓舞起生活的勇气，树立起生活的信念，更珍惜生活，注重生活的意义，满怀**地投入新的实践。处在历史变革的今天，社会日新月异，变化天翻地覆。我的故乡同样如此，我不能不关注父母的生活状态，不能不关注我的兄弟姐妹的生存状态。农民一直紧跟着历史步伐，走过了昨天，走过了今天，还要走向明天。走啊走，走到今天，故乡的农民忽然失去了土地。农民失去了土地意味着什么？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没有了，他们再怎么往前走？历史总是要前进，人们自然也必然要跟着前进。但这种重新创造职业的前进的步履是十分艰难的，每走出一步不知要付出多少代价，因为他们做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他们只有一双手，一双空空的手。我的兄弟姐妹们，就这样两手空空地站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面前。我对他们不只是眷恋、惦念、挂牵，我总在思考能帮他们做些什么，结果我什么也帮不了他们，我只能把我内心的感受和愿望写成小说。我的侄女正好暑假来北京玩，她一口气读完了《走啊走》，她说这不是写的我爸嘛！我没有说什么，我只是笑笑。她这个在校大学生，还能读出小说里有她爸。我说不上高兴，也不能说不高兴。

　　石一龙：《福人》这个小说很有味道，你在写王南山这个老人时竟然写出“农民军人”亲人的世态相，写出了他们的生活面貌。开掘了人物之外的意蕴。那么，你是如何解决小说结构、人物、语言之间的关系的？

　　黄国荣：这个题目稍大了一点。一个短篇小说要能解决好结构、人物、语言之间的关系，那肯定不是篇普通的小说，《福人》只怕还达不到这个水准，但你能看出我想解决这个关系，说明你是认真读了这篇小说。社里有人看了这篇小说，说我的小说忽然变了，变得让人特别喜欢。要说变化确实是有，首先是语言。小说是供人阅读的语言艺术，语言不过关，缺乏特色，小说就很难让人读下去。自《乡谣》以来，我刻意在追求自己的语言风格，我想让小说读来有滋味，有韵律，有嚼头。这篇小说人物的原形是我父亲。父亲前年真的摔断了腿，快九十的人了，医生说老人骨质肯定疏松了，不能动手术，只能牵引。老爹在医院跟医生闹别扭，不配合治疗，说不打针也不吃药，光给他上老虎凳，一天还要收一百多块钱。兄弟姐妹谁劝都没用，我和大哥只好请假一起从北京回了家。老爹只听我们的话，似乎只有我们两个的话才是真理。看到我们两个，他的腿似乎好了一半，我们叫他怎么样就怎么样。医生还真低估了他，老爹的骨头居然长好了，重又站了起来，又天天到茶馆喝茶了。因为是短篇，结构上尽量想精练严谨一些。先抛出王南山要叫市长来找医院算账的悬念，王南山口夸下了，市长真的来了，他以为市长是来看别人，因为他根本不认识市长，这样把老人的尴尬推向了极点。然后急转直下，市长果真是专门来看他的，市长再夸他是有功之臣，让老人那种渴望别人尊重，渴望别人承认他价值，渴望别人羡慕他的幸福的心理得到了最大的满足。这样故事的悬念与老人心态的交替起伏，形成了多变的波澜，使平淡的生活曲折多姿，真实地勾画出老人的真实心理。加上中间的倒叙和插叙，让老人的个性得到较充分的展现。

　　我写小说，一般让语言和结构服从于人物，尽力为塑造人物服务。离开了特定的人物，语言再好也只能是语言而已；淹没人物的结构，或许越巧越显得故弄玄虚。

　　军事文学缺少了往日的情怀

　　石一龙：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都有十分辉煌的军事文学作品，如《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您认为二十一世纪会不会出现这样级别的作品？将会出现在什么样的国度？中**旅作家的学识和积淀有希望写出这样的作品吗？

　　黄国荣：《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的确是那个时代的苏俄作家奉献给世界的伟大的军事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无疑称得上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作品。至于二十一世纪能不能出现这样级别的作品需要具体分析。一方面就文学本身而言，它必定是时代的产物，代表着时代的文化方向和时代精神，作品和作品不能简单地类比；另一方面社会的观念和人的欣赏习惯、欣赏趣味和欣赏取向，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二十一世纪即使能够产生像上述作品这样级别的作品，也不可能再是这种样式的军事文学。长久的和平与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人们或许会更淡漠军事文学，现在就已经有这种趋势。我以为二十一世纪肯定会出现伟大的军事文学作品。这种作品一般应该出现在受侵略和受奴役的国家和民族。从现有的历史看，一般不会出现在美国，不大可能出现在日本，也不可能出现在德国，也不会出现在西欧。最有可能出现在中国。因为中国有百年被侵略和被奴役的历史。从目前军队作家的状况看，已有两三部成功的长篇小说出版的作家都具备这个实力（我指的是成功的长篇小说，不是指出版过两三部小说），关键看作家的心态、创作**和创作准备，现在相当多的作家比较浮躁，利益驱动和名利驱动太强烈，这样的心态是写不出传世之作的，连较好一点的作品怕都写不出来，能一本一本在出书，或者获奖，不说明问题，要让历史承认，有的作品或许今天红火，很可能明天便是垃圾。我认为最有实力的当是莫言，他的学识，他的实践，他的小说语言和技巧都最具备这种能力，要看他有没有这种**，准备不准备把后面的心血投入进去。

　　这是从现状和目前的历史来分析，如果发生世界战争，结果可能就不是上面所言。

　　石一龙：二十世纪是一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玻尔的量子理论为基础引发了对于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革命，给整个世纪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变化，现在的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一个高科技的时代，要给这个世纪带来不可预测的变化，这样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黄国荣：高科技的发展，对文学来说，肯定是个冲击。时代的发展和高科技在生活中的应用，催化人们的观念，乃至生活习惯改变。生活节奏的加快，新文化的拓展，文化娱乐的多样化，尤其是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对新世纪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提供了更丰富、更多样的选择。通过阅读纸介图书来欣赏文学，获得愉悦的人将会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出版形式也会变革，现在的电子图书已经具有了规模。即使是纸介图书，快餐文学似乎更有市场，如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雨衣》等作品的畅销就是例证。因此文学，尤其是严肃的战争文学面临着两个冲击。一是读者的减少，二是阅读的通俗化趋向。这样势必导致文学图书市场缩小、纯文学和军事文学作家队伍削弱两个结果，眼下八十年代崛起的那一批军事文学作家，几乎都在埋头写影视文学，对军事文学似乎缺少了往日的情怀。

　　石一龙：您个人认为军事文学是否有一种武器论？冷兵器时代、常规武器时代、核武器时代、生化武器时代这几个时代的军事文学有何异同？您认为武器的变化对军事文学有什么具体的决定性的影响？

　　黄国荣：这一方面，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武器是战争的主要因素，因为武器直接决定战争的样式，直接影响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再一方面武器标志着时代的进程，也标志着战争的目的和文明程度。因此各个武器时代的军事文学虽然共同的都是写人，写战争和战争的灾难，写战争对社会的影响，但不同武器时代的军事文学自然就有很大差异。冷兵器时代，国家不统一，战乱不息，社会很不稳定，军事文学是那个时代文学的主体，从小说、散文到诗词，多以军事题材为主。那一时期的军事文学作品的主题，更多关注的是帝王正统观念和民族意识。忠君、割据争霸、镇压起义、抗击侵略是基本内容，所塑造的人物大多是民族英雄和忠君的文臣武将。战争的手段和目的是彻底消灭对手壮大自己。其艺术特色精于战术、谋略的描写。常规武器时代的军事文学在整个国家文学中也占据重要地位。这一时期军事文学的主题，主要表现正义与非正义，表现英雄主义。抗击侵略，保卫国家，是作品的基本内容。所塑造的人物开始多样化，有领袖人物，有高级将领，也有下层军官和普通士兵。战争的目的是摧毁瓦解对方的军事力量，制止战争，以求和平。作品的史诗性是这一时期的艺术特色。核武器、生化武器时代的军事文学，在整个文学中所占比重明显下降，人道主义是这一时期作品的基本主题，反对侵略反对战争是作品的基本内容，作品更多地塑造下层军官和普通士兵的形象，多国联合作战是其特色，常以军事打击和经济封锁的手段扼制对方，进而制止战争的蔓延和扩大。表现人性和人的价值是这一时期军事文学的一个显著特色。武器的变化对军事文学的主题、描写对象以及作品内容和艺术特色均有影响，不同的武器时代，就有不同的主题、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艺术特色。

　　石一龙：军事文学一般分为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军事文学两种类型，您认为哪一个更是军事文学的正宗，哪一个更能与其他门类抗衡？请举例加以分析。

　　黄国荣：战争文学当然应该是军事文学的正宗，它不仅可以与其他门类文学抗衡，而且具有压倒其他门类文学的魅力。比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占据文学地位的主要是战争文学，像《保卫延安》《红旗谱》《苦菜花》《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晋阳秋》《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等一大批战争小说，形成了中**事文学的鼎盛和繁荣。虽然那时也有《暴风骤雨》《青春之歌》《创业史》《艳阳天》，这样一些优秀的其他题材的小说，但整体上战争小说占主导地位。

　　石一龙：我们的民族出现过像《三国演义》这样的战争题材的代表作，您是如何给中国二十世纪军事文学定位的，有没有出现经典的作品，若有请指出并请说明理由。

　　黄国荣：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来看，应该说军事文学占有重要地位，在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曾经两度形成军事文学繁荣的**，在文学中占主导地位。《保卫延安》《百合花》《七根火柴》《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红高粱》可说是二十世纪军事小说的代表作，至于算不算经典，有待于历史的检验。其中《红高粱》更接近于经典。所谓经典，它必须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我认为经典作品应该表现人类的共同情感，其主题更具有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其人物具有典型的个性，其语言极富民族特色，其结构也必须新颖别致，《红高粱》基本具备上述要求。

　　石一龙：您认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军事文学在整个世纪中国文学版图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并请指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在各个门类的地位，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黄国荣：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说过，军事文学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中处主导、领先地位。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在长篇小说中可说占有半壁江山，在世纪中叶占主导位置；军事题材中篇小说在中篇小说中应该是各有千秋，其中八十年代可说与其他题材平分秋色；军事题材短篇小说在短篇小说整体中不及其他题材，但五六十年代不乏出色的名篇；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不太掌握整体情况，印象无法与其他题材匹敌，但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也曾有许多佳作流传。

　　石一龙：新中**事文学一般分为前十七年和后二十年，您认为哪一个时期的军事文学更能够体现新中**事文学的最高水准？

　　黄国荣：从军事文学的影响来看，前十七年的军事文学在同时期中国文学中的地位，要高于后二十年。但从军事文学的水准来看，后二十年的军事文学更能体现中**事文学的最高水准，无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后二十年的艺术水准远远超过前十七年。

　　石一龙：前十七年您认为哪些作品属于重要的作品？后二十年哪些属于重要的作品？有没有出现像《静静的顿河》《好兵帅克》《永别了，武器》《弗兰德公路》等这样的作品，有能与其项背的作品吗？

　　黄国荣：我认为《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红旗谱》《红岩》《红日》《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林海雪原》《晋阳秋》《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党费》《七根火柴》《谁是最可爱的人》《百合花》《同心结》《五十大关》《开顶风船的角色》《沉船礁》《欧阳海之歌》可算是前十七年的重要军事文学作品。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冬天》《东方》《皖南事变》《地球上的红飘带》《铁床》《红高粱家族》《凯旋在子夜》《情感狱》《炮群》《末日之门》《穿越死亡》《英雄无语》《我在天堂等你》《亮剑》《兵谣》《遍地葵花》《我是太阳》，中篇小说《射天狼》《引而不发》《绝望中诞生》《高山下的花环》《西线轶事》《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冷的边关热的雪》《男儿女儿踏着硝烟》《雷场上的相思树》《红高粱》《灵旗》《索伦河谷的枪声》《冬天与夏天的区别》《农家军歌》《新兵连》《苍茫组歌》《大校》，短篇小说《天山深处的大兵》《小镇上的将军》《秋雪湖之恋》《三角梅》《彩色的鸟在哪里飞徊》《最后一个军礼》《汉家女》《我的父亲是个兵》，报告文学《在这片国土上》《恶魔导演的战争》《蓝军司令》等可算是后二十年军事文学的代表作品。能与《静静的顿河》同量级的作品是没有，但可与其他几部作品相媲美的作品并不少。比如《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西线轶事》《红高粱》《高山下的花环》《绝望中诞生》《英雄无语》等等。

　　石一龙：反映和平时期军营生活的作品一般认为在苏联和中国，您认为这是否是客观和中肯的评价？

　　黄国荣：这不好说，也许是因为译介，我们是否将其他国家的作品全面地介绍到国内。从现有了解的情况看，这个评价似乎是成立的。我国后二十年的军事文学作品主要以描写和平时期军营生活为主。

　　泥沙淘去必有真金显露

　　石一龙：您心目中最能代表新中**事文学水平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请各写出三部作品，至少一部，可以空缺。您认为代表作家有哪些？

　　黄国荣：我个人认为最能代表新中**事文学水平的作品，长篇小说有《保卫延安》《红高粱家族》《英雄无语》，中篇小说有《红高粱》《绝望中诞生》《西线轶事》，短篇小说有《七根火柴》《小镇上的将军》《汉家女》，诗歌有《山岳山岳丛林丛林》，散文有《谁是最可爱的人》，报告文学有《在这片国土上》《恶魔导演的战争》《蓝军司令》。代表作家有杜鹏程、刘知侠、王愿坚、刘白羽、徐怀中、魏巍、李瑛、黎汝清、莫言、朱苏进、周涛、乔良、周大新、阎连科、项小米等。

　　石一龙：请您提出我们新时期军事文学有哪些要害的问题？并请您对症下药给开个处方。

　　黄国荣：我个人感觉新时期的军事文学共性的问题有两个不足：一是先天不足。新时期军事文学的作家主要是两个年龄段，八十年代崛起的那一批作家，生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这批作家有丰富的人生经历，经受过苦难，阅历也颇深，有明确而坚定的信念，能吃苦，奋斗精神强，但他们是被耽误的一代人，没有机会得到正常的系统的高等教育，接受世界文学也较晚，缺文学理论课；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这批作家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有的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生活经历简单平淡，阅历较浅，信念不是那么明确坚定，吃苦性差，不是那么刻苦，缺生活课。二是创作准备不足。目前中青年作家的通病是浮躁，沉不住气，不愿为文学付出全部；最大的障碍是浅尝辄止，容易自我陶醉，刚找到一点文学感觉，就以为攀到了文学的顶峰；最大的敌人是名利，为利可以放弃毕生追求，为名可以随风飘摇，放弃明确的目标。别人最好的良方也无济于事，我也开不出良方，一切取决于自己。大浪淘沙，自有泥沙淘去，必有真金显露。

　　石一龙：军事文学是不是必须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多数评论家认为这是基本要素，您认为需不需要？我们的文学作品存在着主旋律和多样化，您认为军事文学也需要如此吗？

　　黄国荣：把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定为军事文学的基本要素，无可非议，离开了这些，军事文学还表现什么呢？但我个人认为，还应该加一个主义，叫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似乎更具有普遍意义，人道主义是人类共同的情感。人类所共同的东西，表现出来就更具有典型意义。美国影片《拯救大兵瑞恩》之所以在中国有如此广阔的市场，原因就在于此。我们以往的军事文学的局限，只怕也在于此。主旋律和多样化本来是一致的，我们不要把它们对立起来。为什么造成对立？有主管部门的问题，也有媒体的问题，也有出版社的问题，也有评论家和作家的问题。这一问题，我曾经与中宣部文艺局的同志交换过意见，他们也承认现实的确存在这个问题。就“五个一”评奖和“献礼图书”的确定，不能说没有导向的偏差问题。由于有些文学性很差的作品获奖，有些从概念到概念的作品定为献礼图书并获奖，客观上让大家认为主旋律就是一味歌颂，多样化就是政治性不强，误导便已在其中。

　　所谓主旋律，无非是表现主流生活；所谓多样化，还是**说的百花齐放。用百花齐放的方针来表现主流生活有什么不好呢？把主旋律作品简单地理解为紧跟形势、图解政策、回答时下政治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一味歌颂，塑造一些所谓代表时代潮流却思想大于形象的人物，是一种新的赶风潮的表现，还是“高、大、全”“假、大、空”的遗风。这样的作品无论获什么奖，历史都不会认同。或许今天捧为精品，明天便成垃圾。我认为军事文学没有必要做这种区分，军事文学都应该是主旋律，相反我们倒是要提倡多样化，真正的百花齐放，才能产生优秀的作品。

　　石一龙：我们有的评论家把前十七年划分为以杜鹏程、刘知侠等为代表的“战争文学”，近二十年来以徐怀中、李存葆等为代表的“军事题材文学”，以朱苏进等为代表的“理想英雄主义文学”，以阎连科和陈怀国等为代表的“农家军歌”，您认为这种划分合理吗？

　　黄国荣：这种划分不是没有道理，什么东西总是需要一点标志，这也是一种标志。只是觉得最好不要以人来划分，而以作品为好。人总是有局限性的，比如有的作家有了一篇影响大的作品，此后再无新作；有的一鸣惊人，此后的作品却不尽如人意，你再要以他为代表，就缺乏代表性。作品则不同，作品问世后，永远摆在那里，不会变化。另外“农家军歌”有没有单独划出来的必要。自五十年代以来，我们军队的主要成分就是农民，军事文学的大部分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军营文化对农民文化的改造这个主题，把八十年代末出现的一些作品划为“农家军歌”不太科学。似乎“农家军歌”特指的是写军人的“农**识”，这就对这些作品有些曲解，夸大了它们的负面影响。其实“小市**识”与“农**识”是近义词，核心都是私有观念。

　　石一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军事文学应该是新时期文学的重镇，缺了它以后新时期文学就显得不完整。进入九十年代后期军事文学就朝边缘化走去，显得沉寂和荒凉。以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为例，只有阎连科的非军事题材的《黄金洞》获奖，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无一军队作家获奖，您认为军事文学的发展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黄国荣：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呈波浪式，太阳今日照着你，明日照着他，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是规律。八十年代初期，军事文学的确辉煌了一下，原因是有了那一场边界战争，全国有许多父母的儿子，许多家庭的亲人为了祖国倒在了那里，埋在了那里。前方和军营牵着全国人民的心。同时，战争给军队作家注入了一支兴奋剂，出现了一批好作品。两个方面一结合，轰动效应就特别强烈。这种强烈有文学之外的因素。进入九十年代，经济建设和改革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工作和生活的中心，成为重中之重。因此改革文学和反腐文学辉煌一下是理所当然的。

　　用获不获奖，获奖多少来衡量成就有失偏颇。评奖是检验创作成就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任何奖项都不能说是文学巅峰的标志。评奖有许多偶然性，任何评奖都是相对的。诺贝尔文学奖遗漏的作家，一点不比获奖作家的成就小，何况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呢？项小米曾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不能说评上的都是公正的，但我没评上不能说不公正。”这话很有道理。一方面，任何一部作品都不是完美的，任何一部作品都可以列出若干评不上的原因；反之，评上了的作品，也并非就完美。再一方面，我们的评奖也不是无可指责，作品本身之外的因素不是没有。

　　我认为，这几年军队作家写出的作品，包括军事题材和其他题材的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一点不比地方作家的作品逊色。只是地方评论界对军队作家、作品关注不够，军队自身宣传也不力，没能让地方评论界和社会更多地了解军队作家和作品。茅盾文学奖虽然没能获奖，但入围的军队作家和作品数量并不少，这也同样可以证明军队作家的实力。

　　石一龙：我们的军事文学作品大都以现实主义为主，风格和流派是否在军事文学作品里有所反映，并且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黄国荣：现实主义是军事文学创作的主流手法，“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寻根文学”“后现代”等曾经刺激着军队评论家、作家不得不进入思考，甚至陷入困惑。但不可否认，各种思潮不仅仅迫使作家们进入思考和选择，这种刺激极有效地打开了作家的眼界，激活了作家的思路，营养了作家的思想。经过思考后的抉择，作家们比原先自发地下意识地追求要明确得多、深刻得多、成熟得多。军事文学之所以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迈着坚实的步伐，应该说正得益于这些新的文学思潮的冲击。

　　军事文学表现出对现实主义的坚贞不移，本质的因素取决于我们的哲学支柱和军事文学特殊题材领域的质的规定性。现实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理论渊源。就军队生活本身而言，它所肩负的是关系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命运的使命，因而反映军队生活的军事文学，多以追求史诗效果为目标，而现实主义在再现和表现历史深度和广度，揭示历史本质方面，具有其他流派所难以达到的优势。我这么说并非说军事文学唯有现实主义一种方法，事实上无论莫言的作品，还是阎连科的作品，都已经受到“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等潜移默化的影响，已经增强了作品的色彩和魅力。

　　石一龙：您认为新时期重要的军事文学评论家有哪几位？他们对军事文学的贡献和缺失在哪里？您怎样看待他们的军事文学批评？现在的军事文学评论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黄国荣：周政保、朱向前、张志忠、丁临一、黄国柱是新时期活跃文坛的军事文学评论家。他们几乎是与八十年代崛起的军事文学作家一起成长起来的评论家。他们在阅读、评介、研究同时代作家和作品中，形成自己的文学观和理论追求，评介、介绍、帮助了作家，也使自己走向成功和成熟。他们对八十年代军事文学的繁荣和辉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像朱向前对朱苏进、莫言、周涛“三剑客”的研究和“农家军歌”现象的剖析指导，周政保的《非虚构叙述形态》专著对报告文学创作现实问题的分析研究，以及其他几位评论家对军事文学作家和作品的评介，对青年作家的帮助和指导，对于军事文学的发展、推动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乃至在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要说缺失，似乎各自的风格特色不是太鲜明，缺乏个性鲜明的**的系统的理论体系，评介推荐作品，多于理论研究。就目前的状态看，理论落后于创作。这一批评论家有的担任了领导职务，几乎放弃了理论研究和文艺批评，有的忙于事务，无法观照创作进程。军事文学评论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除较年轻的张鹰外，几乎没有年轻人从事理论研究和文学评论工作。

　　石一龙：请问军事文学这个概念在当代文学的发展里程中还存在吗？它是融入了大背景的文学格局，还是在近年来军事文学作品不景气时的一种悄然隐退或者是迷失了方向？

　　黄国荣：军事文学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它也并没有迷失什么方向，它在当代文学中是有其自己的地位的。尤其是九十年代末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其数量和质量可以说已超过历史水平。据不完全统计，近五年来有五十多部军事题材长篇小说面世，有多部作品在全军、全国评奖中获奖，并产生较广泛的社会影响，有近十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作家和评论家感到不习惯的是军事文学已不再具有轰动效应。我认为目前的状态才是正常，八十年代那种禁锢被打破后的轰动恰恰是不正常的表现。文学只能是一种陪伴，说服务都有些夸大。

　　石一龙：请您对莫言的作品做出一个判断和评价，他在中**旅作家和当代文学中各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他的价值和贡献、缺点在哪里？

　　黄国荣：我非常喜爱莫言的大部分作品，比如《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牛》《拇指铐》《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以及最近的《檀香刑》等等。我在一次与部队青年作家谈话时说到莫言的文学视角是童真视角，他什么时候用童真的目光来观察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便变得真实，变得非常滑稽可笑，作品就充满幽默，最恶最丑的东西在这种真纯面前更显得可笑。莫言的小说语言和结构都达到相当造诣，他那幽默带韵律而又恣意张扬的语言，一如江河奔泻，淋漓酣畅。对“魔幻现实主义”，莫言是中国作家里研究最多，也是吸收最多的中国作家。他在军事文学和当代文学中都是名列前茅的作家，也是最具实力的作家。如果要说缺点，我觉得他什么时间想刻意表现什么的时候，往往就有失偏颇，会把握不住自己内在的魔力，往往作品除了语言之外，主题、人物、结构似乎都不像是他的作品。《丰乳**》的人物设计和命运安排，明显带有刻意和人为的痕迹，显出匠气。《红树林》也不太令人满意，现实官场的人物在他笔下鲜活不起来，笔触伸不到他们的灵魂深处，夸张而没有生命。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未必就对，也没有跟莫言沟通。

　　石一龙：您是否关注其他军旅作家的创作？如果关心，关心谁？出于一种怎样的心态？

　　黄国荣：我还是比较关注军事文学的创作，或许是我现在工作位置的缘故，我必须了解它的进程和全貌，否则我坐在这个位置上就不称职，也无法对军事文学的发展做出自己应尽的责任。我特别关注莫言、周大新、阎连科的创作，朱苏进和乔良这些年似乎小说作品少了一些。前三位依然坚守着文学阵地，长篇、中篇、短篇笔耕不止，时有与自己的名气相称的作品问世。我特别关注他们，一方面是他们非常值得关注，他们代表着当下军事文学创作的水准，便于掌握出版社选稿的尺度；另一方面我也好掌握军事文学创作的进程，写更好一点的小说。

　　石一龙：怎样看待地方作家的军事文学创作？像邓一光的《我是太阳》、都梁的《亮剑》等都影响很大，他们是否走出军事文学的困惑？

　　黄国荣：军事文学历来不是军队作家的专利，地方作家写军事文学并不奇怪，也不新鲜，周梅森也写过许多战争小说，而且我认为他的那些战争小说比他现在写的那些改革小说要好。地方作家写军事文学自然有他写作的动因，或许他是军人之后，或许他的亲属是军人，或许他成长在军营的环境里，或许他尚武。地方作家写军事题材有他特别的地方，或许这叫距离美，他本身不是军人，没有军队生活的经历，军营、军事、战争对他来说非常陌生，也就特别神秘，这种陌生和神秘往往给作家提供许多思维的空间，如果他文学素养好，能把握好所写人物的内心世界，他又有足够的创作准备，他一定能写出与军队作家很不相同的军事文学作品。地方作家写出好的军事题材作品，对军队作家当然是一种挑战。但我认为，就目前的状况看，地方作家的军事题材作品的文学水准并没有超过军队作家。

　　痛苦与欢乐的自我剖析

　　石一龙：最近读了你的长篇小说《乡谣》，读了以后被陶醉了。整个心里都是那些人物，好像一下子也回到故乡去了。既沉实而又诗意、空灵，仿佛一幅江南的风景画。请你谈谈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

　　黄国荣：《乡谣》能让你陶醉，令我高兴。作家最了解自己的作品，我对自己以往的作品不敢说大话，但我相信《乡谣》的魅力，它是能够让真正喜爱小说的人陶醉的。作家最大的快乐是，当他的用心和苦心追求被别人读懂，被同行理解认可；作家最大的遗憾是，同行和专家误读，或者草草浏览没解其中之味。张鹰写的评论的标题说出了我对《乡谣》的追求：史诗笔法，淡雅画卷。《乡谣》出版后，出版社似乎并没有看好这部作品，没有做任何宣传，也没有开作品讨论会，这对作者是非常无奈的事，我自己不可能跑出来喊。倒是素不相识的陈辽先生和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几个年轻人自发地写了几篇评论文章。几个文学圈内的朋友倒是给了它很高的评价，有人拿《乡谣》与余华的作品比，如何如何。我理解他们是给我鼓励。要说写《乡谣》的体会只有一点，创作准备对作品成败至关重要。《乡谣》的创作准备是非常充分的。我在后记里说了，二祥这个人物在我意识里存活差不多二十年了，真正主导我创作构思也已有十年左右。我之所以不让他草草诞生，是想尽可能把他孕育得健康一些、结实一些。人物不孕育好，我是不敢动笔的。在这些年里，我一有空就走进二祥的生活世界，我与他探讨他的人生目的，探讨他的婚姻，探讨他的命运，研究他的性格习性、他的喜好和厌恶、他的兄弟、他的邻居，商量他一辈子最爱的是谁、最恨的是谁、最敬的是谁、最畏的是谁、最同情的是谁；探究他为了实现他的人生目标，他一辈子都做过什么、做成了什么、做坏了什么、做过什么好事、做过什么坏事，帮助过谁、坑害过谁。一点一点想，一点一点积累，把这个人物想活。另一方面的准备是对故乡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婚丧嫁娶、典章礼仪、人情世故、乡村文化做回忆和收集，找了县志，核对查证一些历史、时节、重大变革的时间。再一方面是回忆收集我们村和我们小镇五十年间发生的事件、风波、变迁，勾勒出五十年的社会进程的框架。再一方面是语言的准备，磨炼选择既有江南乡土气又大众流行，还富有文学意味带韵味的语言。为此我调动了青少年时期故乡的全部生活积累，抱着写了这部《乡谣》不再写故乡长篇的打算。孕育活人物，积淀好文化，结构好框架，磨炼好语言，然后一气呵成。初稿只用了四个月的晚上和节假日的时间就完成，写得非常顺手。

　　石一龙：《乡谣》的视野十分开阔，故事具有史诗品格，人物命运有着巨大的历史涵容性与启迪意义。阅读的过程中，是令人欣喜的，我们的小说家或许正缺乏你的这种创作态度。你的中篇小说《为人在世》与《乡谣》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后者是前者的延续吗？或者说你赋予了《乡谣》什么新的东西？

　　黄国荣：我以为，短篇小说可以是人生的一刹那，中篇小说可以是人生的一个片断，但长篇小说必须是史，哪怕是写一天的事情，或者是一个小时内发生的事情，但它必定还是史，他不可能只写这一天或这一个小时，他必定带出他的以前的人生和历史，那只是结构的方法不同而已。没有人物命运的曲折，没有历史的纵深和广阔的涵容量，一部长篇是难以成立的。《为人在世》可以说是《乡谣》的练笔。写《为人在世》是1997年，刚写完第一个长篇《兵谣》，《乡谣》已进入实际构思，一是二祥这个人物在心里已十月怀胎成熟，急着面世；另一个是想磨炼语言，先试一试效果，于是就把二祥的一生概括地写了这个中篇。在《青年文学》发表后反响还可以，于是在进一步做调整的基础上，包括创作心态的调整，于1998年冬天就开始写《乡谣》。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轮廓，它只是摘取了二祥人生中的几个片断，人物也单薄，结构也是跳跃式的大跨度，也谈不上史的容量。后者才是我真正献给故乡父老乡亲们的礼物。

　　石一龙：我对《乡谣》里的人物形象很感兴趣，他们都源于你故乡土地中深切的情感，在二祥身上飞离与栖落，有着穿越历史时空的寓意和象征性。你同时通过人物也概括了特定历史时期的风貌和精神特征，对历史做出判断时你的文学眼光很准确。在失落、幸福、饥饿、苍老中让富有人性化的二祥变得清晰起来。

　　黄国荣：人物对小说是头一等重要的，衡量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主要看他塑造了几个在文学画廊里留得住的人物。历史是人创造的，时代精神、社会风貌、地域文化、作品主题以及作者想表现的一切，都必须通过人物，通过人物的生活、生存方式、处世为人、苦难幸福、喜怒哀乐和内心世界来展示，离开了人物的作者意图只能是概念。我是带着对乡邻可怜的心情离开故乡的，故乡在我的记忆里只有四个字：秀丽贫困。从小到大我看到父辈们终日劳作苦斗，他们的喜怒哀乐、友谊仇恨，全是因了吃饱穿暖这个人生目标。我内心非常同情他们，对乡邻一直是种负债的心情，所以我怎么也丢不开父老乡亲们的苦与难。苦和难就是二祥的生存环境，我们有相当一段时间不去关注农民的苦和难，不去帮助他们排除苦和难，而让他们没头脑地饿着肚子忍着贫困跟着政治搞这样那样的运动，搞来搞去他们什么也没能搞懂，却一直受着穷，挨着苦。二祥就在这苦和穷的折磨下形成了独特的二重性格。陈辽先生对二祥这个人物做了朴素实在的分析，他把二祥的独特性格概括为五个“二重组合”：既懒散又勤劳，此其一；既憨呆又狡黠，此其二；既守义又刻薄，此其三；既是好丈夫，又不是男子汉，此其四；既是好公民，又是“造反派”，此其五。他的痴憨与精明，软弱与倔强，悲惨的生活遭遇和快乐的人生哲学，消极抵抗运动又积极参与运动等矛盾性格的相容混成一体，反映了当代农民的国民性本质，透露出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我努力通过他透射出特定历史时期的风貌和精神特征，也标示着半个世纪中江南农民的命运和他们走过的人生历程。

　　石一龙：你的小说人物都那么有血有肉，非常形象化。在人物原型和小说人物之间，你是怎样挣脱现实的平淡，进入小说叙述的。它们之间有何关系？

　　黄国荣：《乡谣》中主要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但又不是某一个具体人。二祥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自小就同情的一位长辈。解放前他家真是富裕的，他父亲也娶了三个老婆，他年轻时也真有一位漂亮的老婆，真的让他逼到上海做奶娘另嫁了别人，但他没有到上海找过她，他一直打光棍儿至今。他真有一个儿子，而且与我同庚，到七岁时因病没钱治疗夭折。他也做过许多发财梦，大部分都失败了，全村人都把他当活宝寻开心。我自小就同情他，他似乎对我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特别信服我。每次我回故乡，他都是头一个闻讯赶来看我，我当然每次都给他烟抽。每次见面，他总要不厌其烦地问我有什么赚钱的主意。现实生活中的“二祥”就是这样一个平平常常、平平淡淡过一辈子的农民。他不可能承载作品的主题，五十年江南农民的曲折命运，五十年江南农民的苦难历程，五十年江南农民艰苦创业的历史，五十年江南农民在政治风雨中走过的独特路程，五十年江南农村的变迁，五十年江南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都要通过二祥这个人物来展现。作家不可能只写已经发生的事情，他的天赋应该是创造可能发生的事情。我给二祥写了这样一副对联：五十个春秋，风风雨雨，每一个日子都是难；一辈子人生，平平淡淡，每一步旅程都有坎。我在小说后半部分写二祥不愿在敬老院养老享福，而请求摆烟摊自食其力，而且真的挣了钱的情节。让我惊奇的是，我回故乡发现生活中的“二祥”，真的离开了敬老院，自己在家里开了小店，卖烟卖酒，而且给村上人送货上门，我事前一点都不知道。这或许是我真的理解了“二祥”们的内心世界。

　　石一龙：《乡谣》的语言与风情很有韵味，江南吴越的水乡生活与地域色彩，使小说更有特色和分量。请你谈谈语言对于你的小说创作的意义以及你小说的语言观。

　　黄国荣：我历来认为语言是小说家文学水准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在写《乡谣》之前，曾经给自己定下这样一个标准：应该让读者随时随便翻到哪一章、哪一节、哪一页，都能读下去，而且很快就读出滋味，读出兴趣，迫使他读完这部书。我是这样努力的。小说是语言艺术，要让读者对一本厚厚的小说产生阅读的兴趣，头一条就要靠语言。引起我对小说语言特别重视的是两件事，一是中篇小说《尴尬人》发表后引起好评，《小说月报》放在头题转载，并且获了《昆仑》优秀作品奖。但项小米则给我提意见，说小说语言不够好。再是《兵谣》初稿出来后请评论家和小说家会审，大家一致给予肯定。海波在与我打电话时，除了肯定之外，劝我作品已经写不少了，要注意培养自己的语言风格，他还建议我再读读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海波的电话对我触动很大。几年前项小米提了意见，我一直在暗暗下苦功，短篇小说《信任》《山泉》，中篇小说《履带》《陌生的战友》《小院》我都在下功夫磨炼自己的语言，而且这些作品转载的转载，获奖的获奖，还说我语言没有风格，确实刺激了我。我在《乡谣》动笔前，反复考虑这个问题。于是就先写了《为人在世》练笔，尝试改变语言。小说语言要过关，首要的是准确，准确才能逼真，逼真才能传神；二是要凝练，凝练才能简洁；三要有韵律，读起来有一种声音，一种带着地域风味的声音在流动；四是要活，语言要有动感，要有画面在流动；五要幽默，语言缺了幽默，小说就枯燥无味。对小说语言，我与余华有同感，江南人写小说，语言是一大障碍，用方言写全是错别字，别人也听不懂，不像刘恒、莫言，平时说的语言跟小说语言是一致的。难，实际是一种挑战，迫使我下功夫磨炼。没有捷径，一是读自己喜欢的语言，二是学北方语言，我反复看《北京土语辞典》，确实有帮助，见效明显。《乡谣》之后又写了短篇《福人》和中篇《走啊走》，分别被《小说选刊》和《中篇小说选刊》转载，朋友们说，完全变了样。

　　石一龙：你的作品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十分自然。你在写小说的初期，受到过谁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你意味着什么？

　　黄国荣：小说要写得自然，写作时必须从容。要做到从容我觉得需要两个先决条件，一是把自己调整到一种最佳心态，排除一切名和利的干扰，按自己最喜爱的叙述语言开始跟自己讲故事；二是写三十万字的小说要准备六十万字甚至更多的素材备用。作家其实不是什么天才，不过一门手艺而已，就像别人会设计时装，会装电脑，会经营做生意，会研究芯片一样。要说天赋的话，我觉得作家可能生来记忆力强一些，思维敏锐一些；心善，特别富有同情心；好奇，凡事爱刨根问底。我记得还没有上学之前我就老爱问爷爷，太爷爷是做什么的？奶奶为什么在我三岁就死了？我家的家史就我知道得多。爱记事，村子里镇子上谁家与谁家有仇，谁家对谁家有恩，谁家穷，谁家富，谁家善，谁家凶，谁与谁打过架，谁与谁结过亲，谁偷过谁的南瓜，谁占过谁家的便宜，记得清清楚楚。现在才知道这些原来是财富。要说受谁的影响，影响最大的还是鲁迅，还有王汶石。鲁迅也是江南人，他的作品描写的生活和语言，都让我感到特别的亲切。像《祝福》《阿Ｑ正传》《孔乙己》《社戏》《故乡》《端午节》，所写的人和事，人物对话和叙事语言，小说中的场景和风俗习惯，就像发生在我的故乡一样。尤其是鲁迅先生对动词的运用特别精当，让我十分敬仰，可以说至今一直影响着我。另外是王汶石，我最早买的一本小说集就是他的《风雪之夜》，《新结识的伙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王汶石善于写人，写人物的内心世界，这对于我喜欢写人物的心理有直接的影响。

　　石一龙：你在小说创作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又是如何解决这些困难的？

　　黄国荣：转眼之间，写小说也二十多年了。要说困难碰到过，主要是三大困难，一是写人与写事的关系问题，二是语言问题，三是写作没有时间。初学写作者都有那么一段退稿期，我的退稿期不是在写作之初，而是在发表了一部分作品之后。我是1978年正式开始写小说，实际上我的第一篇小说《解放军文艺》就要用，叫《正副班长》，那时用稿还要调查，我在师里当文化干事，文艺社给我们师政治部发了调查信。就在这时，我又写好了《突上去》，《正副班长》只有四千字，《突上去》有八千五百字。结果我接到刊物一看，用的是《突上去》，自己顶了自己的稿子。1979年我又写《找连长》，上海《故事会》立即给用了，接着又写了《鲤鱼跳龙门之喜》，投给了《萌芽》杂志，《萌芽》也立即就用了。此后，《解放军文艺》集中在发反映边界战争的作品，地方刊物在发伤痕文学作品，我连续写了几篇小说都遭退稿，差不多有两年没有发表作品。退稿信大都说人物立不起来，缺乏扎实的细节。自己陷入迷茫，脑子一下失灵，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再翻出自己已发表的作品看，也找不到问题的症结。这时朱苏进的《射天狼》、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相继发表了。在慢慢的阅读中，才认识到主要问题是没有处理好写事与写人的关系，往往只想结构故事，而不去致力于人物的塑造。事情写得很多，也很扎实，但人物经不起推敲。这个问题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接连写出《小竹岛之恋》《赤潮》《晚潮》《尴尬人》四部中篇才好一些。语言问题前面已经说了，到写《乡谣》才有所长进。三是时间问题，业余作家就这命，只有业余时间，现在仍是如此。我每天六点左右起床，七点半的班车，一年中连一个月法定的假都休不了，写作全部在每天的晚上和节假日。这样看起来好像没有时间，但时间是自己挤出来的，我在全社的一次大会上讲过，全年的双休日就是一百多天，再加上节日，差不多有一百二十天，不算业余晚上时间，全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归个人支配，如果真要想做事情，什么事业都能成就。

　　作家实际是伴随着自己的实践一点一点成长成熟起来的，这是一个不断肯定又不断否定自我的往复过程，今天的成功是明天的重新开始。我在第一个小说集上写了一句话：写作是一种无止境的交织着痛苦与欢乐的自我剖析、自我认识、自我征服的自寻烦恼。现在的体会仍是如此，没有这种自我剖析、自我认识、自我征服的自寻烦恼，永远超越不了自己。

　　石一龙：写作对你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在现实生活与写作之间，你是怎样处理它们的关系的？

　　黄国荣：我把写作一直是当作事业来追求的，要不是这样，我早就放弃了，因为我根本没有一点写作的时间。我在部队当文化干事，后来当副处长，当师政治部副主任，再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来管发行工作，一干就是七年，再当总编室主任，再当副社长，在哪个岗位上，我都没有写小说的时间，也不允许我写小说。从写第一篇小说开始，我就非常明确：工作是我的职业，始终是第一位的，这用不着讲觉悟，发给你工资，安排你职务岗位，你就得忠于职守；写作是我的业余爱好，始终是第二位的，但我把它当作事业来追求。要搞业余写作，首先必须把工作做出色，要不连业余写作也搞不成。我没有想过要搞专业创作，我觉得离开了工作就离开了生活。无论在部队还是在出版社，不谦虚地说，我在哪个岗位上的工作都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单位，也对得起事业。

　　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也是非常有**力的。现在这个社会，要生活得好一些，首先需要钱。也有人劝过我，凭你自己的经营能力和在全国发行界的影响，要是开一家图书发行公司，很快会成为百万富翁。这话确实不是恭维和瞎吹，我自己也明白，我有这个能力。但我不会去这样做。因为我发自内心地热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这块牌子，我爱文学，要不，我绝不会放弃职务到文艺社来干发行这种苦差事。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我的选择一辈子不后悔。我虽然没有当什么官，也没有成为富翁，但我无愧于自己。

　　石一龙：你是否关注当前文坛的状况？最看好哪些作家？

　　黄国荣：我比较关注当代文坛，因为身在此行，从工作，从个人写作，都是必须的。这些年文坛不是那么令人满意，作家们评论家们都有些浮躁，有两种倾向。一是时髦的政治改革小说作家，吹肥皂泡一样接二连三地推出长篇小说，评论界也揣摩着上面的声音给予捧场，作品的文学质量越写越差。二是个人化写作成风，有的借着读者的痴迷，一个劲儿地**，不珍惜自己的身子骨和名字。我最看好的地方作家是莫言、刘恒、铁凝、余华、韩少功，余华和韩少功这几年写的东西少了一些。贾平凹让我有些失望，他以前的中篇小说和散文的确不错，可他的长篇一部接一部地让人失望。年轻的我看好迟子建、毕飞宇、鬼子、东西，他们有股子灵气，对生活有自己的视角，作品有自己追求的独创性。

　　石一龙：你认为自己哪一部作品最满意？最不满意的是什么？

　　黄国荣：《乡谣》是我目前最满意的一部小说，最不满意的是中篇小说《赤潮》，一个非常好的素材没能写好。

　　石一龙：你说你是用三只眼看世界，一只眼凝视军营，一只眼关注都市，一只眼遥望故乡。你已经写了《兵谣》《乡谣》两部关于兵营和乡村的长篇小说，那么下一步是否要写一部都市的小说，你有这样的想法吗？

　　黄国荣：我是说过用三只眼睛看世界的话，这不是说我有多么大的能耐，我的经历就是故乡、军营、都市三大块，我的作品取材也是这三大块。我现在正在着手准备写城市生活的第三部长篇，叫《街谣》。我在出版社干了十五年了，又干过发行，对出版社、书店、书商和作家都非常熟悉，我会把它写得非常精彩。这部小说的思考也有七八年了，在中篇小说《尴尬人》里写了一点，1995年就有人叫我写《书商》，我觉得没准备好，所以没有写，现在已到了时候，今年冬天我就能把它写出来。这样《兵谣》《乡谣》《街谣》，军营、乡村、城市，还是三只眼睛看世界。这三部小说的共同特点都是写人物的命运，我将给它们冠以“命运三部曲”成为一个系列。

　　石一龙：你谈到军事题材的语言不及故乡语言那么有特色，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影响你军事题材的语言特性或价值与意义？

　　黄国荣：我的军事题材的小说语言是不如故乡题材的小说语言生动有味。我觉得作家不可能只用一种语言写小说，语言应该根据作品的题材、生活的环境、地域和人物来确定。军事题材作品很难写出乡土题材的语言特色，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军营里的语言五花八门，没有一种稳定的代表性语言，就是军营普通话也是南腔北调，什么样的都有，很难找到一种共性的东西。所以军事题材小说只能用普通话夹杂着人物对话的方言来写，叙述语言特色就不明显。乡土小说就不一样，那里是生我养我的故乡，家乡的语言我想改都改不了，扔也扔不走，尽管别人听着好笑，但自己还是非常喜欢，所以说起来就生动流利，改造起来也仍有特色。另一方面还是下的功夫不够，军营同样有地域，就是战争的战场也有地域，军人的故乡在五湖四海，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语言，只要下功夫，同样会让军事题材作品的语言富有特色。自己仍须在这方面做努力，最近又写了两个中篇一个短篇，一个军事题材叫《苍天亦老》，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想在语言上有所收获，不知有否长进，有待读者鉴别。

　　摘自石一龙《点击军旅作家》（华文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