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康有为、梁启超为少年**打开了眼界，东山学堂自然不能满足他的如饥似渴的求知欲。他极想到长沙去，因为听许多人说过，那里是个大城市，湖南的省会，城里有好多更高级的新学校。在清末，湖南开风气之先，是办新式学堂最早也最多的省份之一。到1907年，总计全省有商业、实业、师范和普通中学等82所学校，还有女子学堂7所，学生共达一万三四千人，而长沙就集中有二三十所。

　　**在东山学堂只读了半年。学校的校长、教师，看到他年纪较大，成绩又好，都主张他去长沙考中学堂，继续深造。恰好学校的贺岚岗老师，应聘去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堂任教，愿意把他带去读书。这正符合他想去长沙的迫切愿望，于是他从东山回到家里，做去长沙的准备，但仍然受到父亲的阻挠。他请来舅父及以前的老师劝说父亲让他继续读书。临行时，他抄了一首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以表示自己立志求学和男儿志在四方的决心。1911年春，他挑着行李走到湘潭城乘船到长沙，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堂。这时的长沙是革命党剧烈活动的地方，社会上充满新的气象。他才知道有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马上成为同盟会的《民立报》的热心读者，为报上的反清言论和黄花岗起义等革命事迹所深深感动。他回忆说，自己这时竟激动到这样的程度，写了一篇平生第一次表示**的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文中主张让孙中山回国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部长，表示了坚决反对帝制的思想。当然，他并不知道，这三个人早已属于两个敌对的政党。为革命的潮流所鼓舞，他毅然剪去自己的辫子，并且说服他的朋友和同学也剪掉，以表示反抗清朝的决心。这时，萧家兄弟子升（萧子升（1893—1977），字旭东，湖南湘乡人，新民学会创始人之一。1919年留法勤工俭学，曾做过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次长。后长期旅居国外。）、子璋也同在这个学堂读书。

　　关于辛亥革命前夜湖南青年学生革命情绪的高涨，在五四运动时，**以自己亲身的经历，作过这样生动的描述：“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四川反对铁路国有运动爆发后，“继起者则为湖南，学生界尤其愤激，倡言罢课，到处开会演说。庸懦无知的湖南巡抚杨文鼎，横加干涉，学生公然开会不成，则秘密开会，城里开会不成，则聚议于岳麓山头”。他说，自己“当时也是这许多人里的一个小卒。我们学校里每天关着大门演说，好些同学慷慨激昂地主张革命。还记得演说的时候，一位同学将他身上的长袍卸下一丢，说，‘快习兵操，准备打仗’”（《湘江评论》第四号（1919年8月4日出版）“本会总记”。）。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是全国第一个响应**的省份。当革命党人和新军（1903年，清政府命袁世凯创建新式陆军（北洋军队的由来）。后续命各省督抚各编新军1~13镇（相当于师）不等。湖南编练第十三镇一个镇。此时具有反满思想的青年投军者甚多；同盟会和各地革命分子多是在新军中活动的对象。因此，新军成了促成辛亥革命的力量之一。）正在长沙起义时，**立即准备到武昌去参加革命军；听说汉口街道潮湿，连雨鞋也在朋友那里借到了。后来因交通缘故，没有成行。当“汉旗”一在长沙的抚台衙门升起，他就毅然参加了新军，当一名普通列兵。这时有许多学生参加了军队，成立了一队学生军。他认为学生军太复杂了，要干革命，就要准备打仗，还是应当参加正规的军队。在新军中，除了操练和做一些军事勤务，他将剩余的饷银订了省内外几种报纸，每天贪读不厌，非常注意政治时事与社会问题。在鼓吹革命的报纸中，他第一次见到“社会主义”这个名词，那是江亢虎所宣扬的社会主义。他对这个新东西很感兴趣，就写信同东山学堂的朋友和同学讨论。他跟军队中的大多数士兵以及正副目（即正副班长）和排长都建立了很友好的关系，常常帮助他们写家信和讲解报纸上的新闻。他们都很尊敬这个列兵，认为他有学问。他同士兵中的一个铁匠和一个矿工特别亲近，极其喜爱他们的质朴。1950年夏天，他收到当年同他有过友谊的一个副目的来信，曾亲切地给这位40年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副班长回了信。

　　辛亥革命时，谭延闿用阴谋手段在湖南攫取了“都督”的位置，类似的事件也在其他省份发生。推翻君主专制的伟大革命果实，仍旧落到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和军阀官僚的手中。这时，**认为这一场革命已经过去，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于是，他只当了半年士兵后，便从新军中退出，决定继续读书，以求得新的学问和寻找新的出路。

　　他一连投考了几个实业、法政、商业等专门学校，都不惬意，有的住了个把月又退出来。1912年春天，他考进了湖南省立中学校（就是后来的第一中学）。这个青年学生的历史知识和对历史的兴趣使教师感到惊奇。国文教员胡汝霖（（胡汝霖（1865—1949），湖南长沙人，字孝谦，号鞠生，清末进士，曾任县生耿介，为官清正，于湖南和平解放前夕去世。）很看重这个学生，特地将自己的一部《御批通鉴辑览》给他看。《御批通鉴辑览》遵照乾隆旨意编辑，为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删节本，是一部116卷大书。《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说：此书“凡书法褒贬，一秉圣裁，其沿讹踵谬之处，并亲为论定，以昭千古之是非”。其中经乾隆指授笔削者几千条；内有800多条为御笔朱批，经臣下编成《御制评鉴阐要》12卷，卷首有乾隆为《辑览》写的序言。用四库馆臣所写“提要”的话来说，御批的意义是“用定千古是非之准，而破儒生迂谬之论”的。看来，乾隆出这部书，同他决定修四库全书一样，是清朝整个文化统制政策的一部分。梁启超在《新民说·论私德》中说：“及夫雍（正）乾（隆），主权者以悍鸷阴险之奇才，行操纵驯扰之妙术，摭拾文字小故以兴冤狱，廷辱大臣耆宿以蔑廉耻，又大为四库提要、通鉴辑览诸书，排斥道学，贬绝节义，自魏武以后，未有敢明目张胆变乱黑白如斯其甚者也。”

　　可是，就是这样一部书，对于青年**来说，却起到了一个借书给他看的教师没有预料到的效果：他竟因而下定了退学自修的决心。1936年，他同斯诺谈往事，这样说起这事：“我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一块钱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还不如自学更好。我在校6个月就退学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书同他后来关系之大了。我们不知道的是，当时使**感兴趣的，究竟是《御批通鉴辑览》中写的那些史迹还是乾隆的批语。但是我们确切地知道，**对《资治通鉴》的兴趣终身不衰，直到晚年还常常阅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这一类书籍；遇到他以为重要的内容，还送给他最亲密的同事看。

　　现在人们能够看到**最早的文章就是一篇史论。是1912年上半年在省立中学的时候写的，写在印有“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校名的作文纸上，在题目《商鞅徙木立信论》之下，写有“普通一班**”7字。

　　“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见于《资治通鉴》卷二。周显王十年（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即左偏裨将军），准备实行变法。“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

　　“一金”是多少，说法不一。有的以为是金一立方寸，有的以为是金一斤（旧制，即500克），有的以为是金20两（旧制，即625克）。虽然不能确切地说这是多少，总之可想而知是一个可观的大数目，以致人们都不敢相信，搬一段木头会有这样的重赏。想不到当真给了这样的重赏，这就让人们亲眼看见了并且相信了上面颁布的任何命令都是要执行的。“徙木即赐”，这样就为新政的推行做了一项奇特的准备：获取了公众的信任。

　　**是怎样评论这一段史实的呢？让我们先看看他的原文：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利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呜呼！吾欲无言。”

　　**从两个方面来评论，一方面是商鞅，一方面是公众。他把商鞅看成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称他的新政为“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他认为，这样的新政理应得到公众的理解、信任和拥护，“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而事实竟不是这样，不得不演出悬赏徙木的一幕，才能取信于民。因而**不能不为人民的素质太低而慨叹了：“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把“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的原因，归之于人民的愚昧落后，这是他当时受到梁启超思想影响的反映。他曾经以极其浓厚的兴趣阅读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在这个刊物上，梁启超用“中国之新民”这个笔名，长篇连载他的重要系列论文《新民说》，认为要有新民，才能有新政。文章中说：“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若以今日之民德、民智、民力，吾知虽有贤君相，而亦无以善其后也”。“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这篇史论的基本论点，同《新民说》的论点是非常相似的。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是个十八九岁的青年，还远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更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但是就是从梁启超的思想出发，也不能不认为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是相当深刻的。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就是过去了近百年的今天，依然是一个应该考虑的问题。

　　可以附带说一句，批阅课卷的教师十分赞赏这篇文章，打了100分，批示“传观”。这篇文章只有600字，眉批和总评却有150字。教师称赞这篇文章：“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并且在评语中这样称赞这个学生：“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大约教师阅过此文，一击三叹，当时并没有想到，他写的这几句，竟是后来应验了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