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起来，当年给**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担任修身、教育、伦理等课程的杨昌济，**对斯诺是这样说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教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100分。”“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杨老师的爱女杨开慧，后来是**的妻子。

　　在学校生活中，老师的关系最大，一个好老师的思想学识行为品德，会对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杨昌济30岁以前博究孔孟与宋明理学，随后留学日本、英国10年研习教育与哲学，是一位学贯古今、融通中外的学者，更是一位爱国心切、道德高尚、思想进步、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他一生“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致教育总长范源濂书》，见《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杨昌济的文章均见此文集。），曾有明志诗句：“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被人称为：“经师人师，备诸一身，以故来学之士，一受其熏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醪，受其影响。”（曹典球：《杨昌济先生传》，见《杨昌济文集》。曹典球为杨昌济岳麓书院同学。）当年以萧子升、**、蔡和森为代表的一批好学深思、力求上进的第一师范学生，聚集在杨昌济的周围。他们课后常登门聆教，或谈治学方法，或讲做人之道，或阅读书笔记，或论天下大事。

　　关于他们师生之间的这种关系，张昆弟烈士在1917年8月至9月的日记中（这本日记得自益阳张昆弟烈士家中。日记本是当年第一师范自制的十一行“功课日记”本；封面右上端书：“民国六年七月三十一日起十月二十日止”，中书“第9号”，左上端并写有“改过自新”四字。）曾有一些记载：

　　“8月22日。晚餐后至板仓杨寓，先生谓读书之要，在反复细读，抄其大要；不在求速求多，反毫无心得也。又谓向吾之理想生活进行，文章誉望，听之后人。又曰，不计较于现在之社会。又曰，势力不灭。又曰，渐蓄其力而乍用之。”

　　“9月8日。去年杨师谓余曰：‘克己之功夫多，存养之功夫太少；须从存养多下功夫，则可免克己之苦矣。’”（日记中随后检讨自己今后应以“淡泊明志为第一着手处”。）（此处所谓“存养”，是根据主观唯心主义性善论者孟子所说“存其心，养其性”。即主张人应常反省，讲究修养，保持天性中的善根，不要受社会上的恶习熏染；更具体一点说，就是主张所谓克己寡欲，淡泊明志，不追求世俗名利。）

　　“9月13日。晚饭后至板仓杨寓，杨师为余辈讲‘达化斋读书录’。后又谈及美人之做事务实。”

　　在这样师生相得、相敬的情形下，杨昌济悉心教导他的学生；学生则在许多方面虔诚地向先生学习，甚至模仿。**和他的朋友们受杨昌济的影响是很深的。新民学会最初成立时的21个会员中，有20个是杨昌济的学生。杨昌济对弟子们的影响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是特别重视哲学的研究。认为哲学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其根本任务在探讨宇宙的大本大源。“个人必有主义，国家必有时代精神。哲学者，社会进化之原动力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哲学思想，欲改造现在之时代为较进步之时代，必先改造其哲学思想。吾国近来之变革虽甚为急激，而为国民之根本想者，其实尚未有何等之变化……欲唤起国民之自觉，不得不有待于哲学之昌明。”（《杨昌济文集·劝学篇》。）“近世各种科学，各研究宇宙现象之一部，哲学则以宇宙之全体为其研究之目的物，故学问以哲学为终极。宇宙为一全体，有贯通其间之大原则，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源也。”（《杨昌济文集·论语类钞》。）由于老师的引导，这种服务于时代需要的哲学研究，在学生中影响自深；**更认真究心于哲学，是在一师后期读《伦理学原理》这本书之后。

　　其二是强调立志和抱负，以及道德实践。《论语类钞》是杨昌济自编的修身讲义，从《论语》引出若干有意义的章句，借孔门的话来申述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该书第一篇就是“立志”。譬如“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以下引号中的文字都摘自《论语类钞》）一条，就对学生们这样讲道：

　　“道德教育，在于锻炼意志。人有强固之意志，始能实现高尚之理想，养成善良之习惯，造就纯正之品性。意志之强者，对于己身，则能抑制**之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道德者克己之连续，人生者不断之竞争。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

　　“临难毋苟免，见危授命，乃意志之强，同于良心之强之状态也。古来殉道者，宁死而其志不可夺；反对之者，但能残虐其身体，不能羁束其灵魂。其志事虽暂挫于一时，而前仆后继，世界卒大受其影响。”

　　“近世教育学者之说曰：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己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

　　道德实践乃终身之事。“近世伦理学家言，谓有道德之人，与长于技艺之人有别。彼善于绘画者，虽终岁不执笔，无害其为美术家。然若士人修身，一旦懈于为善，则立失其为善人君子之资格。盖君子之于修身，乃毕生之事，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古人云盖棺论定，诚恐平生行善，至衰老而改行，则终不得为完人也。”

　　对中国封建文化思想的批判，杨先生下了许多的工夫。譬如对儒家三纲之说的非难，他除推崇王船山“忠孝非以奉君亲，而但自践其身心之则”的重个人**精神以外，特别看重谭嗣同《仁学》对这方面的批判。“后读其《仁学》，乃知中国三纲之说，严责卑幼而薄责尊长，实酿暴虐残忍之风。”“卑幼者自由之意志，**之人格，尊长者固不可蔑视之。人有自重知耻之心，乃能以进德修业相尚，过度之压制，固非训育之所宜也。”他提倡人人要有**奋斗的精神，即父子兄弟之间也不可互相倚赖。因此在一个时候，研读《仁学》和船山学说，成为学生中的一种风气；**等尤为用功，他们的日记和笔记中，常常有“谭浏阳（即指谭嗣同。谭嗣同为湖南浏阳人。为推崇某一人物，中国有将其人出生或久居之地名称呼其人的传统习惯。）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一类的议论。杨先生对于新思想的介绍更是不遗余力的。《新青年》出版之后，他就订了几份，分送给各班的优秀学生，**就是受赠的一个；另外还有些学生订了这份杂志。他自己也为《新青年》撰文，并且介绍**的文章给该刊发表。

　　杨昌济最反对做官，反对混世。经常劝告学生要有远大理想，要精通一门学问艺业，认真做事，服务社会，不为个人打算。他常说：“破坏习惯我，实现理想我。”

　　其三是读书治学的方法。杨昌济的著作《达化斋读书录》，现在没有找到，因而不可能更系统地了解他这方面的心得。他的《达化斋日记》，在他去世后不久由友人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部分。它虽以《日记》为名，其实记日常起居少，记读书活动多，从中人们可以看到他的治学方法是着重博与精两方面的，“贯通今古，融合中西”八字，可以总括这两方面的特点。**和他的朋友读书之博之勤，专心钻研问题的精神，读书笔记中旁征博引、食必求化的方法，也都是师法杨昌济的。

　　在学习外国方面，杨昌济虽然在日本和欧洲留学10年，却根本不同于当时许多盲目崇拜西洋、东洋的留学生，而十分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强调学习外国要结合国情。他认为只有深通中学之人出国考察，方有所成；既要输入西学，也要输出中学。《劝学篇》中有这样精辟的见解：“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国家为一有机体，犹人身之为一有机体也，非如机械法，可以拆卸之而更装置之也。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之特异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学习外国，必须结合国情，具有批判的精神，这不仅在当时以及长期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是一个容易各执一端的问题；后来的历史也说明，就是在无产阶级队伍中，也是一个多么难以解决的问题。**是接受了老师这一思想的。1920年勤工俭学的热潮中，**在写给周世钊的信中说：“我想暂不出国去。”因为他认为，“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新民学会资料》第63页。）在五四前夜，有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中，除开李大钊、鲁迅等个别例外，具有这种辩证思想的人，真是凤毛麟角。

　　杨昌济最反对盲从，主张凡事要善于分析批判。他服膺程朱理学，但不赞成“存天理，灭人欲”；他赞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又不同意将两者说成是一个东西；他认为汉学家考据之学“尚实证”很好，“但求实证于古而不求实证于今，但求实证于文学而不求实证于事物”（《达化斋日记》），则是片面性；他拥护进化论，赞成生存竞争的学说，但认为人类应“合群为教”，不能光讲生存竞争；对西方的机械唯物论、经验论、唯理论等哲学派别，他都持批判态度。这种治学方法给弟子们影响很大，一开始就养成**思考的习惯。

　　其四是讲究实践，做事要有毅力、深谋远虑；生活要严谨与刻苦。这些，更是杨先生最令人敬服的地方。他讲修身时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成就也。”“余尝谓天才高者，其成就或反不如天才较低者之大，要视其坚忍之力何如耳。”并且举达尔文著《进化论》、斯宾塞著《道德原理》、司马光著《资治通鉴》，都是用了一二十年的工夫为例，来说明毅力的重要。

　　关于办事，杨昌济主张：“凡办一事，须以全副精神注之，始能有成功而不至失败。人之精力有限，故任事不可过多；任事过多，则神散而力分，必至事事均办不好。”“凡人欲在社会建功立业者，宜深谋远虑，动之万全，不可孤行己意，不顾利害。”“凡办事有一定之顺序，吾人当按顺序，徐徐办去，终有成功之时。不可欲速，欲速则反迟矣。”他讲解这些主张时，举出王安石变法之失败，是由于事先缺乏宣传，而孤行己意；谭嗣同谋慈禧之失败，是由于没有做到深谋。

　　杨昌济倡导手工课。当时在他的影响下，学校的手工教室规模宏大，设备齐全，有金工、木工、石膏等科目。他主张普及教育，赞助学生办夜学。其他如言行方面：静坐、默思、不说谎话、不吸烟、不涉狎邪等；生活锻炼方面：做事勤恳，崇尚劳动，衣食菲薄，爱惜时间，冷水沐浴，长途步行，以及反对无谓应酬等，这一切，无不躬行实践，对学生们有深刻的影响，大家都争相效法。

　　由于《杨昌济文集》的出版，使人们对这位有过重大影响的一代师表，有更多的认识。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他作较全面的介绍，从而更多了解早年**在师承方面的影响。

　　杨昌济（1871—1920），号怀中，长沙县板仓人。他家世代书香，外祖父平江向家出过翰林，尤以理学传世出名，父亲终身授徒为业，关心时政，是儿子的蒙师。他“八岁失恃，十四岁失怙”，幼年曾受父亲影响，发愤自学，学古人的闭门不出，专心读书，持之以恒。1892年在《达化斋日记》中这样写道：“恒之云者，判数年之功，治指定之数书；一句之中，不容有一书之阙；一月之中，必须有数十条通透之识。一年之中，或抄或作，必须有一二卷之成书；十年之中，必须小成；三十年之中，必须大成。如是以终身焉，则恒之谓也。”“然恒之云者，非必死守一书，弃绝百氏，读上句如无下句之云也。贵攒零合整，融化贯串。古人书文，为类百千，而各有其相通之处。”他提倡这种治学精神和读书方法，也一生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并影响于他的门徒。

　　杨昌济19岁考取秀才，乡试（考举人）未中，即弃科举。1895年至1898年，继承父业，在家乡当塾师，自学重点转向王船山、顾亭林等知行统一、经世致用之学，接受龚（自珍）魏（源）康梁影响，借古鉴今，以“张三世”为改良变法的理论根据，认真研读《春秋公羊传》，也相信“天下大同”的儒家理想。同时刻苦自学英文和日文，准备出国留学。1898年进入长沙岳麓书院后，积极参加南学会的各种活动，为“通讯会会友”。在讲演会上，曾向谭嗣同请教，谭嗣同很赞赏他的提问。在“百日维新”发布新政诏书时，他的论文《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在南学会课卷中被评为第三名，并发表在《湘报》上。他认为，农工本性为“朴钝”，“苟无士人为之联络，则各事其事，没世而不能相通”。“振兴农工之法，约有三端，一曰学堂，一曰学会，一曰学报，而三者之中，又以学会为最先。”必由“读书明理”之士人倡导，“慨然以振兴农工为己任，则随处聚会，随处讲论，而振兴之策，自日出而不穷也”。谭嗣同为变法牺牲后，杨昌济对这种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特别钦佩。后来在他的著作《论语类钞》中这样写道：“世之君子，有杀身忘家而不悔者矣。”“天下万世有大难，死一身一家，而生天下万世，仁人所愿也。”“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政府开始实行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生等“新政”，饬令各省设立专款奖励留学。杨昌济是在留日**中较早出国的。他自己说：“余自弱冠，即有志于教育……处此时势，非有世界之智识，不足以任指导社会之责，于是出洋求学，留于日本有6年，复至英国留居3年有余，又往德国留居9月。”1903年赴日本留学时，改号“怀中”，表示“身在异邦，心怀中土”。同行共30多人，他的年龄最大。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后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文科。1909年离开日本，转赴英国留学，在阿伯丁大学攻读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等。那时正是清朝末年，外侮频仍，国事江河日下，留学生中多有一种执著的忧国之心。留日学生办的刊物达20多种，杨度、杨毓麟等办的《游学译编》，以政治革命、种族革命为宗旨。杨昌济将他的部分《达化斋日记》发表于该刊，宣传个性解放，尊重个人理性，“天地万物，以吾为主”。同时强调变法维新，要以民为主，主张依靠下层“小民”，着力于改变思想：“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变科举，变学校，变之自上者也；变学术，变之自下者也”。又特别强调思想精神的能动作用：“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苟其公忠体国，百折不回，虽布衣下士，未始无转移世运之能也。”同杨昌济一道去日本留学的陈天华，著有影响极大的《猛回头》、《警世钟》等通俗革命读物，最后留下了激励同学“坚忍奉公，力学爱国”的绝命书，蹈海自杀，使杨昌济感到极大的悲愤。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七十二烈士惨烈殉国之后，一同在英国留学的同族好友杨毓麟（笃生），也愤而蹈海自杀了。朋友的死，使他更加决心献身于教育事业，以此来报效国家和国民。

　　1909年杨昌济去英国深造时，与杨毓麟、章士钊等同入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系统研读西方哲学史、伦理学史以及当时欧洲流行的各种哲学流派的学说。尤对伦理学上之禁欲、快乐、功利、利己、利他种种主义，对比中外古今，进行考察研究。同时注意调查英国风俗习惯，大至言论自由、通信自由，小至不说谎、不随地吐痰等文明礼貌，都加注意，作为借鉴。1912年在阿伯丁大学毕业，得文学士学位。接着往德国考察教育9个月，并旁及政治法律等。在波茨坦离宫参观时，得一印象极深之事：德皇威廉一世曾为扩建皇宫，强行拆毁一磨房，主人向法庭控告，法庭依法判决德皇赔偿损失，重建磨房，德皇只得执行。为此事他在《达化斋日记》中写道：“西人之尊重法则不屈于权势有若此者，乃东洋人之所未梦见也。”

　　杨昌济于1913年春回国。这时清朝已被推翻，成立了民国。湖南督军谭延闿想延揽他出任湖南省教育司司长。他的留日、留英同学范源濂等人，这时都在北京政府当了总长。他不是个热衷仕途的人，绝不肯做官，应聘到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前身为岳麓书院）讲授伦理学、教育学和哲学等课程。高师是湖南当时的最高学府，也是第一次设这类课程，影响很大。他是一个律己极严、办事极认真的人。他把教书当做终身的事业来做，从他的《达化斋日记》中可以看到这种态度。如1914年7月5日：“长沙县公署委余为湖南第一联合中学校校董，余辞之，谓余将担负第一师范学校修身科之全责，加以教育每星期约20余小时，不得不以全力注之；联合中学校校董负责重大，未敢兼营，恐致于两方面俱不能尽其责任。”关于他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的影响，当年的学生舒新城在解放前出版的《我和教育》一书中，这样写道：“在人格上最使我受感动者为杨怀中先生……当时他教我们的伦理学。他的道德观是融合中国的性理学与英国的功利学派的伦理观而贯通之，故极重实践。其处世接物一本至诚，而一切都以人情物理为归。他律己极严，不吸烟，不饮酒，读书作文均正襟危坐，处以虔敬。但对他人则并不强加干涉，常谓美之所以为美，须有多态统一，于人亦然，只要其行为不害及群众，应听其自由。在经济上尤为耿介，除以劳力所得，绝不妄取一文。”

　　杨昌济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典籍的熏陶，服膺孔孟程朱的学说，接受了宋明理学中有益的个人修养和治学方法；同时又深刻研究了船山学说，继承并发挥了船山对儒家思想所作的批判总结。他的思想基本属于儒家。不过，他毕竟在外国留学10年，接触到了西方近代思潮和西方哲学，考察了欧洲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因而他能够联系欧洲学术思想来重新解释孔孟程朱陆王的学说，他的思想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儒家。尽管杨昌济在思想史上远没有康有为、谭嗣同那样显赫的地位，但就其思想的倾向和分野来说，他也属于近现代新儒家的一员。《达化斋日记》中记有这样一段：“为生徒讲教育学史，至培根之倡实验派哲学，与笛卡儿之倡推理派哲学，因言朱晦庵之学近似培根，王阳明之学近似笛卡儿：一则求理于事物，一则求理于吾心。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则有实验之意，思则有推理之意。又《大学》八条目中之格物致知，亦可作如是观。格物则实验之事也，致知则推理之事也。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辩格物致知之义甚详，船山时时辟象山阳明，而其所论致知之功夫，乃与陆王之说合，亦当注意之事也。培根以前之学问，多研究社会问题。培根乃一转其方向，使学者之心力，专用之于研究自然现象，乃启近世科学之门径，其有功于人类者不小。有治身治心之学，伦理学是也；有治人之学，政治学是也；有治物之学，理化博物诸科是也。吾国前此学问，于治身治心治人之学，未始无所研究，独缺于治物之学，此物质文明所以不能发达也。”（1914年3月18日）这样从中国重精神文明而论述物质文明不发达，“独缺于治物学”，即自然科学自古不发达，这种观点是非常切实非常深刻的，中国确实产生不出而缺一个培根。由此可见杨昌济学术思想之一斑。

　　杨昌济的新儒家思想，是不是可以这样看：一方面，他继承了王船山、谭嗣同的遗产；一方面，他又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潮**与科学的影响，而加以抉择批判融会贯通，自成一种比较有进步性的伦理思想和讲究实践的人生观。在哲学思想上，他虽然是一个信仰进化论的唯心主义者，过于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决定于英雄人物的活动，主张所谓人才救国、教育救国，他的伦理学见解中的唯心主义成分很重；但是由于他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主义思想的教育家，他的某些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观点和主张，特别是追求新思想和躬行实践（前者使他区别于迂腐的守旧学者，后者使他区别于言行不一的所谓“理学先生”），对于当时受教的青年曾起过很大的积极作用。最主要的是，他总是谆谆教导他的学生，要具有崇高的理想和改革社会、国家的伟大抱负，以及实事求是、刻苦实践的精神。

　　从《达化斋日记》中可以看到，在出国之前和回国之后，杨昌济一直在读《船山遗书》，精读过的有《读通鉴论》、《宋论》，他认为船山的史论“胜于御批与司马氏之评论”（指《御批通鉴》与《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其他还有《春秋家说》、《春秋世论》、《博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书》等10余种，摘记语录，分析比较，常有体会与发挥。例如说：“吾国人不惑于风水之说者鲜矣，虽朱子犹惑焉。近世如魏默深、曾涤生、郭筠仙、刘霞仙，皆有此迷信；船山独卓然不惑，力排五行术数之说，此其所以为卓绝也。”（1914年6月25日）“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之受制于外来之民族为深耻极痛，此是船山之大节，吾辈所当知也。今者五族一家，船山所谓狭义之民族主义不复如前日之重要，然所谓外来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者，其压迫之甚非仅如汉族前日之所经验，故吾辈不得以五族一家，遂无须乎民族主义也。”（1914年6月24日）当时能够把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从反清发展到反对帝国主义，不能不说是杨昌济的远见卓识。

　　杨昌济教书不是照本宣科，往往将自己的心得，如《论语类钞》和《达化斋日记》中的有关篇章，向学生讲解，以启发学生触类旁通，**思考。《达化斋日记》里记下了一次讲课的内容：“余尝教人以有胜于无，动胜于静，乃是为太无作为之人而立论；其实有为固不易，有不为亦不易。社会时时要求我做事，欲拒斥其不合为者，非有十分之果断与定力不能。船山尝言：‘动固动也，静变动也；动则使静者动，静则使动者静，皆非用力不可。’此说正与力学惯性之法则相合。”（1915年3月17日）杨昌济征引王船山的意见而加以发挥。这种动静观给了**很大的影响，他完全赞成杨昌济的“动胜于静”的观点，杨昌济自己多年实行冷水浴、静坐、废止朝食三种健身法，**对后两种则并不盲从老师。他在1917年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说：“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好动，强调运动和斗争，不仅在哲学观点上，后来几乎成了**性格的一部分，终其一生都是如此。

　　《达化斋日记》中常见对谭嗣同的推崇。日记里回忆了当年同谭嗣同的接触：“谭复生于戊戌年在湖南创立延年会，其命意在于省去无谓之应酬，以所省出之精力时候读书办事。谓计人寿命之修短，不以其年龄之多少，而以其作事之多少；如作事多则虽中年亦可云寿考，如作事少则虽耄耋亦可云天亡；省去无谓之应酬，则人人可多办事，人人延年益寿矣，故曰延年会也。”（1914年6月2日）“戊戌岁曾在南学会发一问（如何理解‘天地之大德曰生’）。谭复生答云：‘于圣贤微言大义晦盲否塞之秋，独能发如此奇伟精深之问，此岂秦汉以下之学者胸中所能有哉？兹事体大，余亦何敢论断，总之以民为主，如何可以救民，即以如何为是，则头头是道，众说皆通矣。’”（1914年10月15日）

　　在谭嗣同那里，杨昌济不只是接受了他的维新主张和“以民为主”的**思想，还改变了自己对佛学的看法。《达化斋日记》里从谭嗣同的《仁学》中摘引了两大段谈论佛学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两种意思：“天下治也，则一切众生，普遍成佛。不惟无教主，乃至无教；不惟无君主，乃至无**……”“夫惟好学深思，《六经》未有不与佛经合者也。”接着说：“援儒入释，昔贤所讥，然沟通儒释之巧，未有过于以上所钞之二段者。余习闻儒者之言，颇不甚满意于佛说；谭浏阳乃重佛若此，使我意为之一转。余现虽尚未研究佛学，已确认其哲学上之价值矣。”（1914年6月19日）由此杨昌济对佛学也产生了若干兴趣，似乎也接触了一些佛教典籍。日记里记下了友人的一段谈话：“《四十二章经》似《论语》，《圆觉经》、《楞严经》似《大学》、《中庸》，《大乘起信论》似《孟子》，《六祖坛经》似《传习录》，《华严经》似《周易》，《祖宗八要》似伦理心理。”（1915年4月7日）这种影响甚至也传递到了**的身上，1920年6月7日，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表示了“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我们不清楚他是否作过直接的研究，但《仁学》中间谈到的某些东西似留下了痕迹。例如，《仁学》中说的“佛之所谓眼耳鼻舌身，孔皆谓之身”（转引自《达化斋日记》1914年6月18日）。后来**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说：“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这五个字，至少这个“身”字，就是从那里借来的。

　　谭嗣同的《仁学》中，吸收了佛学“灵魂不灭”和王船山物质不灭的思想。杨昌济化为自己的语言：“势力亦常住不灭。”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告学生》中说：“物质不灭，势力不灭，独患无诚耳。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这也就是《仁学》中所鼓吹的“心力”说：“夫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杨昌济认为：“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这是他在讲堂上向学生极力灌输的一种思想。**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被老师大加赞赏，打了100分。

　　在杨昌济心目中最大偶像应该说是曾国藩。这一位湖南老乡是中国近代史上关系极大的人物，他所创建和统率的湘军是清王朝扑灭太平天国起义的主力军，他因此得到“汉奸刽子手”的称号。如果不是只看这一个方面，那么，他的办事精神以及治学和文章等方面，都有过人之处，在道德方面也是个律己很严的人，因而在旧时士大夫阶层中博得了广泛的尊敬。杨昌济对曾国藩的尊崇，可说是一种时代潮流，他无论治学乃至立身行事，都是以曾国藩为自己的楷模。这些都对他的学生产生深刻的影响。《达化斋日记》中关于曾国藩的记载很多。例如，1899年8月18日：“日内又萌停看《通鉴》（指《资治通鉴》）专看《文编》（指《皇朝经世文编》）之念，此大不可也。昔曾文正自定课程，每日读史十页，终身不间断，此可师也。”1914年9月12日：“昨日将曾文正公家书钞完，颇自以为喜，已做成一事矣；此后仍当节钞其家训与日记，拟合刻之，名曰曾氏嘉言。”1914年10月23日：“曾文正在营中读书如常，云借此以养心。”1915年3月4日：“今日从周印昆处借来曾文正手书日记，共四十本。……观文正之所以自克者，如多言、好名、忿怒等，余幸无之；又如好谐谑，亦非余之习惯。”同月11日：“文正在宿松时，每日出看营墙。”同月12日：“文正扎营，每以罗盘定周围地方之方位，查各营所掘濠沟，用竹竿量验。每营皆步行亲量，观其果掘自一丈五尺否。文正又亲点各营兵勇之名。”“今日看文正咸丰九年十二月日记，兼看同时之家书、家训，于文正为事益为了然。惜无书札奏牍耳。”

　　由此可见，有关曾国藩的读书、治学和治军、行政，乃至为人处世等方面，杨昌济无不关心和师法。他不只是下了一番工夫研读曾国藩的日记，在他自己写的日记中，人们也依稀可见模仿曾国藩的态度，常常可以遇到自我反省的地方。例如：“日内忽忽不乐，实为非理。平心自问，有何不足之处耶？若大局危急，则所谓他人之事，天意主张者，尽吾一人之心，一日之心而已，徒忧何益乎？子曰小人长戚戚，传曰无忧而戚忧必雠焉，不可不戒也。”（1899年8月20日）又如：“予恒有自满之过，形于辞色，二三益友，往往微示风旨以警动之。此大病痛，宜痛加克治者也。人莫不自智而愚人，不知人之窃笑其愚也。负质愚鲁，虽竭力学问犹不免于笑焉，是诚莫可如何之事；惟勿好自用以益人之笑，斯为极不可忘者。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诗曰：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反顾生平，不胜愧悚。”（同月24日）又如：“人在社会之中，不能绝无交际，要不可过于脱略，使人生恶感情。余今日赴席，散席后即归，未与座客一一告别，似乎简傲，此后宜留意也。”（1914年3月18日）又如：“昨与人谈话，有讥议人之处，此大不可也。盖乘兴而流，未及检点耳。”（1914年7月18日）又如：“闻生徒之言，似有谓我之教授无味之意，不可不力求进步。”（1914年9月12日）又如：“中华书局为扩张销路计，请多人签名介绍，余以未见其书，未肯漫然署诺。”（1914年12月19日）又如：“昨日又读斯宾塞《感情论》，英文书字小，有伤目力，惟白昼光明时乃读之，晚间只能读中国书。余思当务为急，余现在教授心理学，则多读此种书，乃余之职务有益者，当少看他书，而以全副精神注之如此。”（1915年3月26日）这些日记，真是处处可见真心诚意、修身齐家的工夫，显出一个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的圣人之徒的形象。正如他的学生**说的，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也“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格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

　　曾国藩的事迹和著作，也列入了杨昌济修身课的讲授范围，在他为学生拟定的修身问题中，就有：“曾涤生自课卫生之事，能言之与？”“试言曾涤生教弟之事。”“曾涤生以求阙名斋，何意？”曾国藩的书斋叫“求阙斋”，“阙”就是“缺”，所追求的不是完满无缺，而是有所不足，还有缺陷；也可以有发现自己缺点的意思。这种谦虚谨慎态度，杨昌济也是赞赏的。

　　**是杨昌济极为看重的学生，在《达化斋日记》里留下了先生对学生的好感，而且正是以曾国藩为榜样来勉励：“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1915年4月5日）

　　在杨昌济的影响下，当时**对曾国藩也确是五体投地的佩服，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杨昌济极其关心时事，这是同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相一致的。他极力提倡“日日看报，则心目中时时有一社会国家之观念，而忧世爱国之心自愈积而愈厚。积累久之则深明世故，可以应无穷之变，投其所向而无不如志。此真精神知识之营养，如饭食之不可缺者矣”（《杨昌济文集》第49页。）。他对日本欲吞并中国早有所感：“余前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听其西洋历史讲义，谓中国人与罗马人同，唯宝爱其文化；虽外人入主其国，苟不伤其文化，即亦安之。私心揣测，谓日人不怀好意，颇有继满洲人入主中国之思想，此吾国人所当深念也。”（1914年6月24日）当时日本正逼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达化斋日记》涉及此事时说：“外人之谋我者着着进步，而我之所以自卫者毫无进步，甚可忧也。”（1915年2月27日）袁世凯屈于日本压力接受二十一条，日记写道：“此国民之耻也。”（5月10日）可见他对国事的忧虑。“五七”国耻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怒潮，杨昌济“至第一师范学校，为国事而讲演，余以‘不死求己、猛进、坚忍’八字勉诸生”。（同月27日）在反对袁世凯阴谋称帝时，第一师范的爱国师生是一致行动的，**曾以学生会名义，集康有为、粱启超的反袁文章，印发过小册子。对于正在进行的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杨昌济也很关心。《达化斋日记》中有多处涉及了战事，报纸上关于交战双方武器装备的情况，他都择要摘记。他对时局的关心毫无疑问也影响了他的学生。

　　杨昌济在教学中，常常把自己接触到的国外的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介绍给学生。那时他读了浮田和民的《新国民之修养》一书，极感兴趣，在日记中称“浮田氏则真有学者之价值，其学说将来必为日本社会中之一大势力”（1914年9月25日）。在翌日的日记里，他写下了读该书的心得：“浮田和民极言日本现在之教育制度斯丧人才，其弊在于偏重注入智识主义与画一主义。谓学校之试验（按：指考试），其弊较中国从前之科举更甚；盖科举仅害一部分欲为官吏之士人，日本今日之学校试验，则遍害社会中各种类之人也。其持论谓：青年处于此恶制度之下，当不以试验之分数为意，课之可缺者缺之，可以迟刻（按：指迟到）者则不妨迟刻，省出精力独自研求，务求实益。能不入学校更善。”这个思想显然给了**很深的印象。他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说：“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今人则多偏于智……吾国学制，课程多于牛毛……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其身而残贼其生……”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说：“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1917年8月23日）“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入学校”（1920年6月7日），而主张“另立自修学社，半工半读”。**不但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杨昌济传授而又为其得意门生所接受的这些思想，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后，还起着作用。**所倡导的教育革命，主张精简内容，反对以学生为敌，提倡自学，认为老师讲得不好学生可以睡觉，等等，其思想之发轫，当始于此时。

　　1918年夏天，杨昌济应蔡元培校长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伦理学和伦理学史，举家迁往北京。这时正是五四运动前夕，新文化运动进入**，北大师生最为活跃，各种组织、社团和刊物很多，系内有，跨系校的也有。杨昌济参加了哲学研究会和进德会等活动。1919年10月，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等进步学生办《国民》杂志，杨昌济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告学生》，这是他毕生教学生涯中最后一篇文章。文中表达了对青年的热切期望，以及对新思潮的态度。杨昌济这时的思想倾向仍属于爱国主义和**主义，未能脱离“教育救国”的理想，同已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李大钊、陈独秀很不相同，但也不同于胡适所认定了杜威的实用主义，而是要积极研究各种西方的新思潮，根据中国国情，“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加以比较抉择。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值得多作一些摘引。

　　文章开头就说：“今日我等之急务，在树立一种统一全国之中心思想。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在于有思想，而人品所以有圣贤庸众之分，亦以其思想之高尚或平凡而区别之……个人有个人之主义，民族有民族之精神。无有个人而无主义者，亦无有民族而无精神者。惟主义有纯驳，精神有盛衰而已。近日中国与万国交通，政治上复经极大之变动，思想界遂生非常之混乱，新旧冲突，青黄不接，群众苦之，青年尤甚。所生贤圣之士，学问、思辨共讲其事。务取关于人生，关于社会种种问题——加以新研究、新解释，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审思中华民族在世界之地位，审思自己对斯世当取如何之态度，在一己则立一贯通一生之思想；在一国则立一百年远大之规划。此乃我辈今日之急务也。”文中认为，根本办法仍在“唤起国民之自觉”。“国民自身国家之本体也。本体一环尚有何说？今日中国国民实迫于生死关头，间不容发之时也。”而“欲唤起国民之自觉，在于少数贤智之士”，有赖于这些“先知先觉”。“古来一种学说，倡之者不过一二人，而辗转流传，卒遍海内，流风余韵，久而益新。盖真理恒得最后之胜利，但患所言之非真理耳。苟为真理，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未有不如斯响应者。故欲唤醒国民，先在醒自己，己苟自觉，斯能觉世。从事学问之研究者，可以奋然而起也。”以下关于学者自处之法。“一在贵我，一在通今”。

　　老师这种“贵我”、“通今”的教导，“知行合一”、“实践为本”的学说，被老师最看重的学生**，是一生实践了的，在言行中全面发挥了发展了的。综观**一生，尤其晚年，实践家的品质高于理论家的品质，不能不说同杨昌济当年的熏陶是大有关系的。

　　文中还写道：“实行之中含有二义，一贵坚忍，一贵勇敢。勇敢和坚忍，其实一德也。勇于创始，忍以要终，要本于意志之力。人生斯世，无在而不须苦战奋斗。不解苦战奋斗者，无生存之希望者也。”“至于廓清旧说，发挥新义，尤有资于勇敢。能言人之所不敢言，能行人之所不敢行，此乃圣贤豪杰之所以异于庸众也。非常之勇，黎民所惧，及其既成，天下晏如。彼圣贤豪杰有超世之识，盖世之气，见之真而守之固，能为天下之原动力，而不待人之后兴。今日之欧洲战争，乃全世界之大改革、大整顿之时代也。中国立于此全世界大改革、大整顿之时代，亦不能不为大改革、大整顿。而欲为如斯之事，非勇者不能，吾故标一尚勇之义，为海内人士正告焉。”

　　杨昌济到北京后，还直接帮助了新民学会会员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鼓励**、蔡和森等这一批优秀的湖南青年来到北京，直接沐浴了北京的新思潮春风。可是，过于劳累的一代经师、人师，却一病不起了。杨昌济不幸于1920年1月17日病逝。对于所敬仰的老师去世，**很觉悲哀。当一些教育界名流和杨昌济的生前好友联名发起募捐，为遗族生活集资，**也列名为发起人。比起当过总长次长的蔡元培、章士钊、范源濂、杨度等人来，当时**在列名者当中大约是最不知名的一人，他也顾不得这些，总想为老师做点事情，以尽学生的无限心意。

　　杨昌济没有活到50岁，但是他的影响是长远的。1920年冬天，**写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中，谈到学会的成立，“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为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大家都知道新民学会同中国**建党的关系，能够留下这样的影响，杨昌济可以永垂不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