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人民**专政》一书中说过，自**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都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学习西方资产阶级**主义的文化；他自己在学校求学时期，也是努力学过这些东西的。可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这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自辛亥革命后，他就一直不懈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就在团结同志，寻找正确的革命道路。但是直到“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他亲切地感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根据**自己的回忆：“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7月，**回到湖南后，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了许多工作。他经常谈到俄国最重要的一条革命经验：要让广大革命群众特别是群众的领袖分子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武器，否则，革命是不可能前进也不可能胜利的。因而刚一回到长沙，如前所述，他就创办了在全省范围内推销新书报的文化书社，同时在新民学会会员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活动，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建党准备条件。

　　1920年8月，上海成立了**主义小组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9月，**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会员中的积极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学习的有何叔衡、彭璜、陈昌、熊瑾玎、易礼容、郭亮、夏曦、萧述凡等。一师附小和一师校友会会址（在妙高峰下惜阴街转角处，离附小不远），是经常开会的地方；会议常由**主持。当时各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前后，曾泛滥一时。因此迫切的任务，就是在先进分子中，结合批判这些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常说，学习马克思主义仅仅有常识是靠不住的，必须专而精，真正弄通。

　　**那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比同时一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有较切实的了解。但更重要的是，一开始革命活动，他就把研究革命的理论和参加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关于革命理论同革命实践之间的关系，按照他当时的语言，就是：凡办一件革命的事，必须有理论为根据；但没有一种运动的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的。他经常指导大家联系中国和湖南的实际情况，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他从来反对读死书，赞成读活书，从来反对将书本当做教条。他多年以来就是报纸的最热心的读者，平时在街上走路也常注意看告示。他最留心国内外、省内外当时的实际情况，当学生时就下乡实地考察农村情况，现在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特意到萍乡去实际了解工人情况。总之，他认为对周围情况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常任务，必须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这种卓越的思想、才能和实际精神，以及五四运动以来一系列革命实践所取得的成就，使他自然成为湖南的先进分子和革命青年所公认的领袖。

　　1920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开始系统地传播到中国来。这年5月1日《新青年》7卷6号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标志着这个刊物明显地转向社会主义。从8卷1号起（1920年7月出版），《新青年》成为党的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这一期开始设《俄罗斯研究》专栏，译载当时搜集到的英、美、法、日等国报刊上有关苏俄革命的理论和实际情况的材料。1920年11月，党的上海发起组创办了理论性的机关刊物《**》。这时，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名著的译本也开始出版了，如《**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1920年8月出版的。从1919年到1921年间，在报刊登载或单行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自叙》（即初版序言）、《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反杜林论》第3编的一部分）等。列宁的著作有：《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从破坏历史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苏维埃**当前的任务》、《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等，以及《国家与革命》等书的一部分。此外，还出版了不少介绍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阶级斗争》（即《〈爱尔福特纲领〉解说》），马尔西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马克思经济学说》，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等。

　　**谈到对他影响最深的三本书时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的**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宣言》，这是中文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41年9月13日，**在延安对妇女生活调查团讲话，也说：

　　“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

　　不同时间向不同对象的这两次讲话，都说到了这三本书对自己的影响，可见这影响是很深的。

　　陈望道翻译的《**宣言》是1920年8月出版的，为社会主义研究社所出的“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是这一著作第一个中文译本。初版只印1000册，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笔者在山东广饶县见到过“海内孤本”，封面“**”印成“**产”）当时中国翻译界的经验还不多，这个译本的译文并不理想，后来它被新的译本取代了。可是它最早把这一部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介绍到中国来，这一功绩是不可没的。这本书开宗明义说的“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成了**终身服膺的指导思想。

　　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是译者恽代英定下的书名，原来的书名是《〈爱尔福特纲领〉解说》，武汉利群书社1921年1月出版的。现在的读者一听到说考茨基这人，很容易想到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这本著作，就想到这是一个修正主义者，他的著作还有什么积极意义呢？其实，考茨基早年是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深受列宁本人的推重。例如，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把考茨基同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梅林并列，称为“社会主义的权威人士”，在《社会**党在**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中，列宁在反驳司徒卢威的时候，强调了他自己同考茨基并无意见分歧。就说考茨基在1891年起草的这《爱尔福特纲领》吧，列宁在《给农村贫民》这部著作中，阐述《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共同提出的俄国社会**工党的纲领的时候，就向读者推荐考茨基的这部著作作为参考书。这本经恽代英翻译的书，对青年**起了启蒙的作用。

　　《社会主义史》，英国人柯卡普（1844—1912）著，初版于1892年。作者说成书有两个目的：一是叙述社会主义的主要历史，二是对社会主义运动作一概括解释和批评。1913年，英国人辟司加以删订，并增补了原书出版后20年间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史实。辟司承认自己是从费边社和工党的观点立论的。李季据辟司的增补本译为中文，于1920年10月由新青年社出版。蔡元培为这个译本写了序言。蔡序中说：“克（柯）氏、辟氏都是英国人，自然是稳健派，所以对以前的社会主义，很有消极的批评。又如辩护家庭、辩护宗教；辩护中央与地方政府，甚至辩护英国的殖民政策。读的人一定有嫌他们不彻底的。”蔡元培对这本书的评价是很确切的。例如，书中说：“从现代过渡到社会主义时代，一定是渐进的，必先做一番预备功夫，使大多数人民的知识、道德、习惯和组织，都合于一种更高的社会经济生活。”（转引自《蔡元培全集》）这正是费边社会主义的观点。恩格斯说：“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不过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主义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又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无产阶级。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简单地说，他们主张渐进的社会主义，不主张革命。大体上就是今日英国工党的主张。

　　这本书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讲起，一直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各国和美国、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等情况。该书肯定社会主义反映“工界、妇女、被鱼肉的国家和种族”的要求，代表他们的利益；主张“劳力对于土地和资本的关系，作一种根本的改变”；并说明社会主义是工业革命和思想革命这“两种大革命的嫡子”。作者认为工团主义、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和活动，都是“社会主义”。原著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作了较客观的介绍；关于剩余价值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宣言》中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都有较为详细的说明。但在增补的最后几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的攻击，竭力反对阶级斗争学说，称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中一种最危险的和最可怕的新派”，将给社会带来“一种极大革命的灾祸”。书中不止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固定的教义，而是从一种极大的又没有十分形成的真理上所发生的一种运动。“所以社会主义是活泼的，是能够随时变化的”。这个见解倒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社会主义史》是在我国传播社会主义系统知识的第一本书，虽然其中含有许多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露骨的攻击，但在当年传播社会主义知识，开阔人们眼界，仍不失为一本启蒙性的读物。**也是从这本书中了解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及种种社会主义的流派的。

　　1920年，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才开始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这年5月1日《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专号，才标志着这个刊物明显地转向社会主义，7月出版的8卷l号起，该刊才成为中国**上海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这期始设《俄罗斯研究》专栏。当时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单行本著作，还只有很少几种。

　　**关于读这三本书的回忆，在时间上是有差误的，三本书的出版都在1920年8月到1921年1月之间。因此，1920年上半年他在北京和上海逗留的时候，这三本书不可能都读过，这点时间差异自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第二次到北京和上海时，正是他思想上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之时，他努力寻找有关这方面的书籍阅读。根据罗章龙的回忆（罗章龙：《椿园载记》（八）“亢慕义斋”及其活动。），1920年3月，李大钊和罗章龙、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国**成立后公开活动，会员曾达一百几十人），在校内有一个聚会的房间叫“亢慕义斋”（**主义小室），以此名义搜集各种外文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初翻译的有《**宣言》、《震撼世界十日记》，还翻译了《马克思传》和试译《资本论》第一卷，以及宣传唯物论、进化论的西方科学书籍等。罗章龙是德语系的学生，任德文翻译组组长。此事很受蔡元培的重视，“前后规划有20种，陆续译成付印”。罗章龙说：“《**宣言》原著理论深邃，语言精练。”“我们先是就原著反复通读，并背诵一些精辟的段落，不懂的地方就集体研究，然后直译，但译出来后仍自觉不能完全满意。后来，我们在必要的地方试加了一种解释性的文字，使读者明白文章的含意。例如，《**宣言》第一句是：‘一个幽灵，**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陈望道译语）对于这句话研究时间很长，觉得怎样译都不甚恰当。‘幽灵’在中文是贬义词，‘徘徊’亦然。于是加了一段说明文字：‘有一股思潮在欧洲**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主义。’以后，我们译的《**宣言》中文本油印出来了。由于当时不便公开，同时恐译文不尽准确，只在内部传阅学习。”

　　**第二次在北京时，同罗章龙、邓中夏等有密切往来。想必他所“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主义文献的中文译本”，回忆中说到的《**宣言》，如果是在北京时就读到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油印本。另据史学界最近考证，1919年11月1日出版的《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载有李泽彰译《马克思恩格斯**宣言》（见《湖南人民革命史》（新**主义革命时期）第55页注，湖南出版社1991年7月版。），也有可能是这一本。不论是哪一本，按照**历来的读书习惯，对如此求之若渴的经典著作，必定是反复阅读，深加思考的。至于其他两本书，当是随后读到的，因为“亢慕义斋”的翻译计划中没有这两本书。由于同斯诺的这段谈话中还正式说到，读了这三本书之后：“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因此，关于**世界观根本转变的具体时间，即何时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近年来有些党史研究者就存在不同的看法，认为不是1920年夏，而是大体这样三种时间：1920年秋、1920年冬、1921年春。他们的主要根据是毛于1920年7月回到湖南后，到这年12月为止，在领导湖南自治运动时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以及同新民学会会员的通信中，所反映的政治思想还是很庞杂的，依然“侵润”着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观点，对必须铲除封建制度的基础也缺乏明确的认识等。

　　虽然**上述回忆确有时间上的小差异，但他这样确定地认为自己“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种自我感觉是有其道理的。这只要对比1918年他第一次到北京时的思想状况，以及1919年4月回到湖南在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如《湘江评论》上的文章，就可以理解他对自己的这种判断是合理的。《湘江评论》上的文章，尤其《民众的大联合》这篇辉煌的大文章，表明他已摆脱了学生时代社会历史方面的唯心主义影响，已热情歌颂十月革命胜利，已认识到唯有人民力量的大联合才能扭转乾坤，不过至少不大清楚如无政府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五四运动前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国内外形形色色的反对者先后挑起反马克思主义的3次论战，即“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在这3次论战中，尽管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一方理论水平还不高，还不成熟，但所争论的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即中国革命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中国革命的前途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即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革命要不要建立俄式政党——无产阶级政党？以及在革命过程中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当时不同程度地参加了这3次论战，他对上述这些马克思主义根本问题的态度是明确的，完全赞同的。我们知道，从学生时代起，他就有良好的读书习惯，不仅好学，尤善**思考钻研问题，具有超凡的思辨能力；同时又执著于实践，绝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人，而是一闻道即起而行的人，他首先是一个革命的实践家。因此，相信这3本入门书，他绝非泛泛一读，必定是带着问题深加研究的。即如前引他自己的话：“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斗争。”否则，也不会多年之后，还牢牢记住其影响。上述这种论断，可以从当年他总结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中看得出来。

　　易礼容于1920年6月30日从武昌给**写信，谈到自治运动的进行要有准备。此信刊于《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时，**在按语中说：“我觉得去年的驱张运动和今年的自治运动，在我们一班人看来，实在不是由我们去实行做一种政治运动。我们做这两种运动的意义，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自治运动只是简单的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工夫。彻底言之，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在1920年11月25日他给向警予的信中，更是感慨地写道：“湖南人脑筋不清晰，无理想，无远计，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同一天给罗章龙的信中，就写得更加明确：“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斟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920年8月和9月，蔡和森有两封长信给**，再三强调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认为这是“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同时着重分清楚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并批判了考茨基、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信中尤详谈仿照俄国组织**的必要。同年8月间，萧子升也有信给**，详述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开会，讨论会务、世界大势及“改造中国与世界”应采取何种方法时，他的意见同蔡和森等多数意见不同，“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不赞成俄式革命。由于信收到过迟，同年12月和1921年1月，**才复信法国的会友，对萧子升的意见，“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复蔡的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告诉蔡，陈独秀已开始建党活动，办了“旗帜鲜明”的党刊《**》。所有这些从书本尤其从实践得来的看法，所形成的明确的意见，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要说，1920年他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6月回到湖南后，**除积极参加、领导湖南自治运动外、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宣传俄国革命的经验，并派人赴俄实地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最关重要的大事，是8月间创办了文化书社，这样不仅解决了进步书籍的及时阅读和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为湖南新文化运动补课，而且在湖南许多县设立了分社，为后来湖南党组织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由上述这些事实可以断定，1920年秋冬之际，**已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在中国传播，就遇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极力阻挠。继胡适的实用主义的公开对抗之后，与研究系有密切关系的张东荪及该系首领梁启超等，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子来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是贫乏”，中国太穷了，资本主义太不发达了，还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根本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只有发展资本主义，先让资本家“发展实业”，才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他们的这些论点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求发展的愿望，也反映了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对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走俄国人道路的恐惧心理。所谓基尔特社会主义即行会社会主义，实质是带有封建性的保护资本主义的一种改良主义理论（“基尔特”源出德文，即同业联合之意），是欧美资产阶级学者“创造”出来抵制社会主义革命的，这种东西正合中国资产阶级的口味，容易找到市场。1920年，美国鼓吹实用主义的杜威和英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都在一定程度上宣传过基尔特社会主义。张东荪的基本论点，就是从罗素在中国的讲演中抄来的。

　　这次大论战——“社会主义讨论”，延续了一年之久，是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采用革命方法还是采用改良方法来改造中国的大争论。《新青年》在这次论战中起了保卫社会主义思想的旗手的作用，针对张东荪、梁启超的反动理论，正确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质，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中国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劳资协调的改良主义不过是一个骗人的幻想。结论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必须走俄国的道路，当时称之为“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在这次论战以前，许多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还把各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范围内的派别，经过这次讨论，认清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反动性，从而基本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同这些反动思想的界限。不过，在这次论战中，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还有许多缺点。他们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走十月革命道路等根本原则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知识还很不完备，特别是还没有深入的革命实践，对中国社会实际和历史特点还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因而不能正确阐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步骤，还混淆了**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不同阶段。

　　1920年10月间，张东荪和杜威、罗素等先后来湖南讲学，受到谭、赵政府和教育、新闻等界的欢迎。他们披着“社会主义”和“进步学者”的外衣，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俄国革命，宣传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要人们放弃阶级斗争，不要引起阶级间的冲突，而采用教育手段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罗素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的事，第一是宣讲教育，从平民教育入手，使无知识的有知识；第二是开发实业，以济物质贫困。这一套主张，不仅健学会和教育、新闻等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觉得正中下怀，就是谭延闿也听来入耳，一般的进步青年也多受迷惑。特别是罗素的蛊惑性更大一些。罗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站在和平主义的立场反对战争，一度被看成是社会主义者。十月革命后，他曾与英国工人代表团同时去苏俄访问，但是一离开苏俄即大肆发表反苏言论。他来中国访问时，正在访苏之后。《新青年》虽然已成为党的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但仍存在玉石不辨的缺点，曾以八卷二、三两号的主要篇幅来介绍罗素的生平、著作目录及作品选译，其中包括他的反苏言论（驳斥张东荪和罗素等的反动思想在1920年12月出版的8卷4号起才开始）。这就在某种程度上一时扩大了罗素的影响。

　　对于有影响的中外古今学说特别是互相对立的东西，**从来不人云亦云，有彻底弄清楚的习惯，总要亲自研究之后，才作出自己的结论。第二次到北京时，除开积极钻研有关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之外，其他属于“新思潮”、“新文化”范围之内的东西，如杜威和罗素的著作等，他也是仔细阅读的。1920年6月，他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见《**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这样谈到他正在读各家哲学的著作包括杜威的在内：“近来国内到处发了丛书热，不管它动机内容怎样，总于我这种‘知识荒’的人多少有些益处。”张东荪和罗素、杜威以及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到长沙后，他也以热烈求知和严肃批判的态度对待他们。他还与其他几个懂英语的人受湖南《大公报》的委托，在这些人讲演时，以特约记者身份多次担任过记录，及时将讲稿整理出来，供报纸发表。（由**记录、整理的有：吴稚晖的《勤工俭学》、蔡元培的《对于学生的希望》、吴稚晖的《都市文明》、杨端六的《和罗素先生的谈话》、吴稚晖的《劳动问题》和《女子勤工俭学》、蔡元培的《美术的价值》等7个报告，先后分24次连载在1920年10月29日至11月9日的湖南《大公报》。）

　　由于已经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以及多年来养成的**批判精神，青年**立即识破了这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上说得好听而事实上绝做不到的欺骗性质。关于罗素的理论，这真是“送货上门”的绝好机会，在新民学会部分会员中，他立即组织辩论，从而提高了大家的认识，使得多数人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如果说，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刚发生时，他还没有立即就识破了胡适的改良主义的面目；那么，这次“社会主义讨论”的大论战还没有向敌方开火时，他就坚定地站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确一方了。关于中国的改造，只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用革命的手段，不能用改良的手段，这种鲜明的观点，他当时同蔡和森的通信中曾有反映。《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为我们留下这份极可珍贵的思想资料。

　　蔡和森于1920年初到达法国。他在短短的四五个月时间内，用“猛看猛译”的方法，夜以继日地工作，看了几十种小册子，将各派社会主义，世界大势和俄国革命情况基本弄清楚了，因而得出明确的结论。在**第二次到北京的同一时刻，他也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走俄国人的路，尤其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有了较深刻的认识。1920年8月13日，他写给**的信里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1920年6月，新民学会的会员已有萧子升、罗学瓒、李维汉、张昆弟、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熊光楚、陈绍休、萧子璋（萧三）、熊季光姊妹等14人，先后到了法国。他们分处5个地方，或在学校，或进工厂，都极力钻研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很想见面畅谈一次，商讨会务——中国与世界改造的方法如何进行，以及学术研究计划，互相展开“个性批评”和漫谈世界观等问题。于是在蔡和森的住处（距巴黎不远的蒙达尼）聚合，从7月6日至10日，开了5天会，各抒所怀，讨论热烈，“大话小话，都说遍了”。就“会务进行的方针——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出现革命和改良两派极端相反的意见。以蔡和森为首的多数同志，主张立即组织**，走俄国的道路，通过彻底的革命以改造中国社会，特别注重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精神（当时称为“国际色彩”或“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另外萧子升则持反对意见，认为为了实现改造中国和世界，“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其意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萧子升是新民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当时在会员中还是一个有影响的人。讨论时，李维汉曾相当赞同他的主张，怀疑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是否“一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但也不反对人家赞成或取法它，说来很长，且待研究……要多读书，多考察，多与友人研究后再说。”两方面都写了详细的信给**，请他发表意见。在这次会议后的两三个月内，李维汉阅读了蔡和森以“霸蛮”精神翻译的《**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书籍，又同蔡作了多次长谈后，“通过阅读和谈话，使我深知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载《回忆与研究》（上）。）。

　　**于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和在法诸会友复了一封长信，坚决支持蔡和森的全部意见，关于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和俄国的道路的主张，尤其“表示深切的赞同”，根本不同意那种改良主义的方法。他特为结合不久前对罗素的**主义的言论所作的批判，来说明他对中国革命的根本看法，即必须采用俄国革命的彻底方法，以暴力手段夺取**；而那种以教育为手段改造社会的主张，不过是为资本家帮忙，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而已。他说：“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李维汉）同。”罗素“主张**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因为“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教育权之所以落在资本家手中，则因为他们有“议会”、“政府”和法律，又有“军队”与“警察”，还有银行和工厂，他们用这些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和权力，来反对无产者的要求。因此，“**人非取**，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认为，靠教育的方法来改造社会，是绝行不通的。根据历史的发展观察，要资本家信**主义，是绝不可能的事。要人心改变，正于求物之不向下倾，必有更大的力量去抵抗才能办到。他这样尖锐地说道：“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论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他还特别指出，革命者不但要抱有理想，尤其要看清现实。现在无产阶级占世界人口的大多数，由于已经认识到自己所受痛苦的由来，要求摆脱这种痛苦，因而有革命的要求。这已经成为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因此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

　　从这封长信我们了解到，经过了一条多么曲折、崎岖的道路，从孔孟之道、宋明理学到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从东方维新思想到西方改良主义，从二元论哲学到无政府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披荆斩棘，拨开迷雾，**这时才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才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正是由于站稳了这一立脚点，他就比过去更为明确地得出这个重要的结论：中国革命必须坚决走俄国开辟的道路；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建立革命**，才能使中国社会得到根本改造。

　　彻底驳倒罗素和张东荪一派的**主义言论，是中国早期**主义者的一个极其重大的胜利。从此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大大缩小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市场。与此同时，他们也批判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一个特殊的条件，就是已经有了俄国革命的胜利榜样，第三国际已经成立。他们是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那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蔡和森到达法国时，在第三国际领导下，欧美各国的社会**党正进一步分化，各国的**先后成立。蔡和森以他的彻底革命精神和敏锐的观察能力，迅速掌握了当时世界的革命大势。1920年8月他写给**的长信，对这个大势有极其透辟的分析，并且再三强调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认为这是“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还在“无**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等于零”。接着，在9月16日另一长信中，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理论基础即唯物史观，从思想根源上批判了考茨基、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他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适与有产阶级的唯理派（按：即唯心主义）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至堕入迷阵。”他以马克思所发现的这个“直接简单的理由”：人必须首先吃、穿、住，然后才能从事观念等方面的活动，“肯定唯物观，否定唯理观”。他接着指出，修正主义者和中国的张东荪之流，之所以要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反对唯物史观，就是替资产阶级做代言人，目的在取消革命。“修正派、改良派（即染了有产阶级唯理主义的毒）的考茨基、伯恩斯丁（坦）等，好胆大，又把中产阶级（按：即资产阶级）的唯理主义拿来驳唯物史观，以为‘人’、‘社会’绝不是单由物质的条件决定的，还有内心的理想的支配力。唉！这真是为资本家说法。结果是以唯物史观启发阶级战争的动机为卑下为薄弱（现张东荪也是这样说），而别寻所谓高尚的动机，及寻一劳资调和的办法。故他们最终的结果，主张改良而不主张革命。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和威尔逊的14条，是他们叹为观止的地方！”他又特将俄国革命为什么成功和德国革命为什么失败的原因，从一系列根本问题作了鲜明的对比。指出俄国革命的出发点是“唯物史观”，方法是“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是“创造**主义社会”；而德国的社会**党则“立足于修正派社会主义及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之上”，企图通过“与帝国政府通力合作（入战时内阁），利用革命与中产阶级联盟组织政府”，而得到的结果是“延长资本政治的危险，内乱、破产、反革命、压迫工人，闹个不休”。根据俄德革命的对比，蔡和森在信中再三强调最根本的问题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以为世界革命运动自俄国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来改造社会’。”“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试问**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怎样去组织**主义的生产和消费？”信中还谈到俄国布尔什维克同孟塞维克的**原因，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前后所采取的政策、路线以及战胜孟塞维克的过程。这封信长达五六千字。

　　**于1920年底才收到这封信。他完全赞同蔡和森的这些卓越的见解，立即复了一封短信。热情地说道：“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他同样强调了革命的根本问题——**问题的重要，认为“非得**，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信中还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根据。”

　　从新民学会两位领导人的通信中，我们得知在中国较早提出和坚决赞成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并且揭露修正主义本质的，是**和他的亲密战友蔡和森。他们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就紧紧抓住了它的根本——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而且从来没有放松过；他们就将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明确归结为世界观的分歧和以何种态度对待**问题。这就说明，他们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早的最杰出的代表。

　　**多年探索的革命真理，经过他自己和新民学会会员们在国内国外多年的认真学习与实践体会，现在终于找到了。这就是他与蔡和森通信中提出的暴力夺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改造社会。他决定把这个“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真理变成新民学会会员的共同认识和共同奋斗的目标，为此1921年元旦专门召开了一次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的会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集详细记载了这次会议的情况。

　　1921年元旦，**约集了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18人，在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了新年大会。大会从1月1日起接连开了3天，这是新民学会一次极为重要的聚会。事先由**、何叔衡等以学会名义发出一张14个讨论问题的通告，请各人事先研究准备，并规定风雨无阻，严守时刻。元旦那天，大雪满城，寒光绚烂，景象簇新。十时开会，何叔衡主持，由**报告开会理由及学会经过，并表决重点讨论下面三个问题：

　　一、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

　　二、达到目的用什么方法？

　　三、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

　　在讨论三个问题之前，**介绍了巴黎会员对于上列问题讨论的结果。在三天会上，每个到会的都以认真的态度，对三个问题，一一表态，各抒己见。对于第一个问题，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对于第二个问题，一部分会员主张用急进方法，一部分则主张用缓进方法；对于第三个问题，一部分会员主张组织**，一部分会员主张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

　　在讨论第一个问题——“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时，开始有人认为：“目的之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新民学会素来即抱这种主张，已不必多讨论了。”**不以为然，说“第一个问题还有讨论的必要，因为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在改造意见一致之后，对于改造范围，出现了“改造世界”、“改造东亚”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几种意见。**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他说：“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这个问题，第二天继续讨论，然后付诸表决，赞成“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的，有**、陈昌、彭璜等10人，为到会的大多数，占三种主张中的绝大多数。

　　接着，讨论了第二个问题——“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首先由**报告巴黎方面蔡和森的提议，他说：“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一、社会政策；二、社会**主义；三、激烈方法的**主义（列宁的主义）；四、温和方法的**主义（罗素主义）；五、无政府主义。’我照样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在讨论中，何叔衡、**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何叔衡说他“主张过激主义”，认为“一次的扰乱，抵得20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大家热烈发言、讨论至两个小时之久，何叔衡主持表决。赞成采用布尔什维主义者为**、何叔衡、陈昌、彭璜、陈子博、陶毅、易礼容、陈书农等12人。赞成德谟克拉西者2人，赞成温和方法的**主义者1人，未表态者3人。

　　第三天，着重讨论了第三个问题——“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大家依次发表意见。何叔衡说：“一方面成就自己，多研究；一方面注重传播，从劳动者及士兵入手。将武人、政客、财阀之腐败专利情形，尽情宣布；鼓吹劳工神圣，促进冲突**，次则多与俄人联络。”接着发言的有彭璜、熊瑾玎、陈书农等人，都主张“有组党的必要”。彭璜并提出“社会主义青年团，颇有精神，可资提挈”。**说：“诸君所举各种办法：研究、组织、宣传、联络、经费、事业，我都赞成。惟研究底下，须增‘修养’。联络可称‘联络同志’，因非同志，不论个人或团体，均属无益。筹措经费可先由会友组织储蓄会。我们须做几种基本事业：学校、菜园、通俗报、讲演团、印刷局、编译社，均可办。文化书社最经济有效，望大家设法推广。”

　　最后，大会主席将各人所提着手方法，综合序列如下：一、研究及修养：A．主义；B．各项学术。二、组织：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三、宣传：A．教育；B．报及小册；C．演说。四、联络同志。五、基本金：组织储蓄会。六、基本事业：A．学校（又夜学）；B．推广文化书社；C．印刷局；D．编辑社；E．通俗报；F．讲演团；G．菜园。提付表决，全体起立通过。从这次大会可以看到，新民学会确实起了党的前身作用，改造中国与世界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就是结论。

　　新民学会自1918年成立以来，在**、蔡和森、何叔衡等领导下，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政治上他们领导了湖南的五四爱国运动，特别是发动了结合湖南实际反帝反封建的驱张运动，把督军张敬尧赶出湖南，这样依靠群众斗争成功地赶走盘踞一个省的北洋军阀，在全国各省是唯一的，在新**主义革命历史上也还是第一次。通过这次政治斗争，他们把涌现出来的大批初步具有**主义思想的骨干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从而为组织上建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宣传上，他们通过出版《湘江评论》、《新湖南》、《湖南通俗报》等报刊，办文化书社，组织读书会，把五四爱国运动中倡导的**与科学的思潮，提高到宣传无产阶级领导反帝反封建的崭新水平。在思想建设上，**通过自己编印的3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和3辑《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三号《报告》还没有找到），交流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经验，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具体办法，得出以暴力夺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来改造社会的结论，作出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决定。这样，新民学会经过3年的发展，至1921年长沙新年大会时已起了某种质的飞跃，为中国**的建立特别是在湖南建党方面，做了思想和组织两方面的最好准备。

　　新年大会之后，**进一步开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与建党活动。在思想领域里，他在同来自右的方面——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作斗争的同时，对来自“左”的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也进行了斗争，从而在两条战线上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

　　在马克思主义没有广泛传播以前，中国社会上流行的“社会主义”概念，是同无政府主义混淆不清的。五四运动前后，泛滥一时的各派无政府主义思想非常庞杂，但所有无政府主义者最集中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当时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大多数是不满黑暗现实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无政府主义所提倡的以个人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理想，以及它的“绝对自由”、“绝对平均”、“反对权威”等“左”的、“最彻底的革命”词句，也最能**、迷惑那些喜欢空谈革命的，狂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无政府主义者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子来宣传这种同社会主义直接对立的反动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自然起着阻挠的作用。早期的具有初步**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有些人也曾或多或少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各地**主义小组特别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也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混入进来。因此，只有对无政府主义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才能引导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也才能使**主义者的队伍——**的组织更加纯洁，在理论上更加坚强。

　　1920年开始，以《新青年》为中心，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批判。当时在一些社团、学校和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凡是有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都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例如，1920年工学互助社在法国的成立大会上，有的人主张用无政府主义来改造中国，多数人主张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蔡和森把他翻译的《**宣言》全文写在纸上，一张一张贴在会场四壁，还作了“怎样救中国”的讲演。向警予、李维汉、罗学瓒、张昆弟、李富春等都发了言，驳斥无政府主义的谬论。

　　早在1919年《湘江评论》被查封后，主编《新湖南》时，**就对无政府主义作过批判。第七期上载有《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一文，《新青年》的介绍说：“洋洋数千言，说的很透。”**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和否定，也见于1920年12月写给蔡和森等的长信中，这是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中谈到的：“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蔡在8月的信中也谈道：“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维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维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

　　当时在第一师范，由于好几个教员的影响，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曾在学生中一时泛滥，他们组织社团、出版刊物，来宣传他们所接受的思想。有一个“明社”，出刊过小册子《光明》。有一个“爱社”，以托尔斯泰的“博爱”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精神，标榜“互助互爱”；讲究生活的朴素整洁，社员都住在一个寝室内，室内地板擦得干干净净，进门要脱鞋，他们注意生活小节，而不研究社会实际问题。他们也做一些反封建的有益活动，但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在**的领导下，崇新学社组织讲演，出版刊物，同无政府主义思想作斗争。**上国文课时，也常对无政府主义作批判。后来在中国**成立以后，第一师范即盛传“安马合流”之说，即安那其（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合作。实际上，这是经过**和崇新学社的努力，原来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学生，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后，参加革命的阵营了。

　　1921年10月，**在湖南建党以后，开始从事工人运动时，还继续做争取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作。

　　为了在社会上公开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何叔衡、彭璜等，于1920年8月间，联合教育界的进步人士方维夏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和留俄勤工俭学。俄罗斯研究会第一次会，是8月21日在长沙县知事公署开的，与会者20余人。会上报告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真实情况，以及列宁领导下的劳农政府对华的新政策，并推举彭璜、**、何叔衡、包道平（新闻界人士）四人为筹备员。俄罗斯研究会的简章在报纸上发表后，引起很大的反响。简章中说：“本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思想为宗旨。会务包括：一、以研究所得，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从事实地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9月16日，正式开成立会。会上推举了总务干事、书记干事、会务干事各一人。**任书记干事，负责记录及文书事务。同时议决，除会员个人进行研究外，每星期六下午可自愿去潮宗街文化书社会所集体讨论。集中个人和集体的研究成果，发行一种《俄罗斯丛刊》。为筹备赴俄勤工俭学事宜，该会还决定派代表赴京与俄代表接洽。并在船山书社开设俄文班，聘上海之俄人来湘教授。（关于两次会议情况，见1920年8月29日、9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

　　在广大青年中，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湖南许多进步青年都想向外找出路，他们都向往着俄国，很想到俄国去。留俄勤工俭学虽然因形势所阻，未能实现，但仍有一批革命青年，经**慎重地介绍给上海有关方面，于1921年，经过重重困难到苏俄学习去了。他们回国之后，多成为党最早的最重要的骨干。如任弼时、萧劲光等就是第一批去苏俄的。萧劲光回忆这个时候的情况说道：“有一天，弼时同志从街上回来，样子极兴奋，一进门就对我说：‘有办法了！’我问什么办法，回答是：‘到俄国去！’‘到俄国去！’这在当时对我们是一个多么大的激动。对于俄国，我们知道的并不多，那里不是彻底推翻了旧社会建立了新社会么！这个‘彻底推翻旧社会’的‘彻底’，对于当时像我们那样对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充满仇恨的青年，乃是全部革命意义的集中表现。弼时同志毫不迟疑地下定了决心。经过毛主席所领导的革命组织的介绍，我们一同到达上海学俄文，就在这个时候，弼时同志和我一同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萧劲光：《悼弼时》。）

　　在北洋军阀政府和赵恒惕的反动统治下，马克思主义被诬指为“过激主义”，苏俄被诅咒为“饿死人的地方”。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介绍俄国革命后大企业收归国有、废除上地私有制等情况。**还将《**》月刊上的许多文章，如《俄国**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文章，介绍给长沙的报纸刊登。（这些文章刊载于1920年11月至l2月及1921年初的湖南《大公报》。）报纸上也开始出现了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关于苏维埃**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在中国一切特权的通告，有人认为“这是俄国政府在恶意的传播主义”，这种无耻诽谤，在报纸上受到了正面的回击。经过文化书社想方设法传播新的书刊，以及在**领导下，新民学会会员从各方面推进新文化运动，湖南社会上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这时才比较了解俄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大体是怎么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