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以后，**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的情况。在32天里，行程700多公里，他广泛地接触了农民和有经验的农运干部，走访了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召集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调查会，获得了极其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依据调查中所得的情况，先后两次在**湖南区委作了报告。2月中旬，**离开长沙去武昌，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从3月5日起，在第35、第36两期合刊，第38期和第39期上全文发表。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所代表的党内正确路线思想的结晶。他根据湖南农民在革命大风暴中直接的生动的斗争和生活，加以马克思主义的概括，得出科学的结论，再来指导整个革命的前进。**在报告中指出农民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他当时的正确意见虽然被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领导集团所拒绝，因而使大革命遭受了失败，但是对于当时高涨中的湖南农村革命运动，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湖南广大的**员和革命群众完全接受了**的指导，违背了陈独秀的意志，将湖南农村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组织武装，深入斗争，解决土地问题的阶段。

　　2月5日视察结束，2月16日，**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大纲。在这个报告大纲中，他提出，党应当“（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他认为“农运应分三个时期，第一，组织时期；第二，革命时期；第三，建设联合战线时期。无论何地必须经过第二时期，始能渡到第三时期”。而目前湖南的政治问题，莫急于完成乡村自治这一点，以改变乡村中无政府为有政府状态，具体的建立农民联合战线。他还提出要立即解决贫农的土地问题和资本问题，在农村中要大力发展党，以应付急剧发展的革命形势。

　　“**的这篇《报告》和给中央的报告大纲，由于其主要锋芒是指向党内和统一战线内一部分人的右倾思想，以及来自阶级敌人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诬蔑的，因而在一些具体策略分析上，不能不带有当时形势的具体特点，存在某些不足。譬如：（1）将那些‘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闹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当做贫农的一部分，列入革命先锋之中，说他们‘最革命’，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2）认为组织时期、革命时期的农村中本来就无统一战线，只有到第三阶段才进入建立联合战线的时期；（3）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作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提出。”这是李维汉在他的晚年著作《回忆与研究》中，对当年**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左”的思想观点的委婉批评。“**在口头报告时，还讲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话，一时流传甚广，到处写成标语，影响极大。”其实，这句话在当年《报告》发表时就有的（收入《**选集》的《报告》已经过文字修饰）。在“‘过分’的问题”这一段，“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一句之后，紧接着有如下一句：“造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50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也叫他劣绅。”在“痞子运动”小节中，在“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之后，原文这一句也是在编《**选集》时删去的：“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的。”《报告》的原文中，对“矫枉必须过正”，农民诸多的过火乃至落后行为，是基本持赞扬态度的；对游民（流氓无产阶级）最初混入农会队伍甚至掌权（这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土改运动中大家都是熟悉的）这一难以避免的情况，《报告》原文中没有作一分为二的分析。（1926年1月，发表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一文中，对游民无产阶级作过分析：“这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例如原文中还有这样一些话：谈到“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的弱一点”之后，她们“性的方面也比较的有自由，农村中三角及多角关系，在贫农阶级几乎是普遍的”。“农民禁阻谷米，谷米价值极廉，去春每谷一担价六元的，去冬价只二元，贫农可以用较少的钱买较多谷”。关于农民反对“洋学堂”，欢迎私塾，笼统地表示赞赏，也是不够全面，缺乏实质分析的。

　　到1927年4月为止，湖南全省农民协会会员已发展到518万人了。据当时的各地报告，农会组织的概况如下：

　　会员满60万者：衡阳1县。

　　会员满30万以上者：湘潭、湘乡、浏阳、平江4县。

　　会员20万以上者：长沙、醴陵、宁乡、衡山、益阳5县。

　　会员10万以上者：汉寿、湘阴、岳阳、耒阳、常德、安化、郴县、攸县、华容、宜章、南县11县。

　　会员在5万以上者：茶陵、宝庆、新华、澧县4县。

　　会员在1万以上者：安仁、绥宁、泸溪、嘉禾、沅江、桃源、临武、慈利、常宁、新田、桂东、资兴、酃县、新宁、桂阳、汝城、临湘、近郊区19处。

　　会员在1万以下者：芷江、麻阳、零陵、城步、宁远、道县、溆浦、安乡、蓝山9县。

　　其中已成立县农民协会的35县，成立农民协会筹备处的16县，完全统一于省农民协会的领导之下。

　　这时农民已将土地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的第一项，雇农提出了“均佃”的口号，广大贫农迫切要求分配土地，有的地方已经自动丈量土地，开始分配土地。例如长沙附近的霞凝乡是首先实行的地区之一。农民将田按照人口分配，不过采用了不全合理的分配方法：一个成年人得产谷八石的土地，不成年的分得四石或六石。农民已普遍有了梭镖，无不热切谋向团防抢枪，湘潭、平江、衡阳、益阳、浏阳、宁乡等地，团防反动武装大都被农民群众夺过来了，农民自卫军中成立了“常备队”。同时乡村**已实际归农民协会掌握，农民并进一步要求管理县**。由于有了前一时期的革命的经验，农民对地主阶级反动派普遍提高了警惕。可是，群众运动发展得太快，党的领导远远跟不上去，特别是干部准备不够，因此群众运动的基础这时是不够巩固的。

　　4月10日，在**员、真正左派分子领导下的国民党省党部，发表了“告全省农民书”。这个文告明确提出了农民运动的目的是：（一）不仅在打倒土豪劣绅地主，尤在打倒土豪劣绅地主所赖以生存的封建制度。（二）不仅在减租减息，而在解决土地问题。（三）必须使农民取得乡村中的**，并组织农民自卫军，以镇压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

　　5月初，**的长沙、常德、衡阳三个地方委员会，已准备各成立一个武装的工农师，但是并没有能迅速抓紧组织起来。在“马日事变”以前，各地农民武装还是处在零碎散漫的状态中；许多地方，旧团防的力量也没有完全解决。

　　总的说来，同反革命决战的时期是逐渐成熟了。但是革命阵营内部却存在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广大群众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革命的威势空前高涨，以农民力量为主体的革命群众是赞成进行最坚决最奋勇的革命行动以反对一切反动阶级的，而且反革命方面的阵营并不稳固，革命的力量是超过反革命的力量的；可是另一方面，**队伍本身却是很不巩固的，没有经验，特别是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党的领导远远落在群众的后面，还不懂得如何将成千成万的革命群众的力量团聚起来、武装起来，以应付可能到来的事变，取得革命的胜利。列宁说过：“在自己的队伍里有改良主义者，有孟什维克，就不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就不能捍卫住无产阶级革命。”“在革命的前夜和为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进行最激烈的斗争的时候，党内的最小的动摇都能葬送一切，都能破坏革命，都能使无产阶级丧失**，因为这个**还没有巩固，因为对这个**的攻击还非常猛烈。”（《列宁全集》，第31卷，第345、第347页。）湖南当时虽然是能够直接受到**的正确路线影响的省份，但是，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而且主要是在广大群众中间。当时湖南党的领导方面，没有能够彻底地坚定地站在**的正确路线方面；相反地，还不能不受到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领导的影响。因而在反革命的突然袭击之下，党的领导不可能立即将群众的力量组织起来，对反革命进行有效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