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焦裕禄和李林又骑着自行车下乡了。

　　路过一片坡地，焦裕禄下了自行车，向坡地上张望着。李林问：“焦书记，又有什么新情况？”

　　焦裕禄问：“李林，我记得这面坡地上有很多小树，怎么现在看不见啦？”

　　李林说：“还真是。”

　　他们放下自行车，向坡地走去。走到坡下，他们看到了一片被砍过的小树桩。

　　焦裕禄说：“李林你看，这里的树都被人砍掉了。你看，你看，有旧茬也有新茬。”

　　李林说：“太缺德了。这一片村子全是碱地，栽活一棵树多不容易呀。”

　　他们见不远处有个农民在捡柴火，就走过去。那个农民捡柴火的方式很特别，不用镰刀不用竹筢，而是用一根缝衣针牵着条长长的线，把捡的树叶用针一片片穿上去。焦裕禄走过去问：“老乡，您干什么呢？”

　　老乡说：“捡树叶。”

　　焦裕禄问：“咋用这办法？”

　　老乡说：“同志啊，咱这地方连树叶都捡不着啦。半天捡一片，怕让风刮了，只好拿针线穿起来。你看看这一片，连草根都挖光了，捡片树叶比捡个元宝还高兴哩。树全砍光了，明年一片树叶也没有了。你们看，我这一上午，才捡了这么多。”

　　他拿出筐子里用线穿的两串树叶。

　　焦裕禄问：“树是谁砍的？”

　　老乡说：“不知道。砍树的人都是偷着砍。这里活棵树多难呀，都是碱土，栽十棵也保不了活一棵。”

　　焦裕禄问：“为啥？”

　　老乡从地上捡起一块礓石：“看见了吧，就因为这地下一二尺深全是这玩意儿。”

　　焦裕禄在手里掂了掂：“礓石？”

　　老乡说：“俺这里都把它叫礓狗子，每一块都跟狗脑袋差不多大。树根扎到礓狗里，树的寿限也就到了，即使不死，也不长了。”他指着旁边一棵锹把粗的小树，“同志，你猜猜这小树有多少年了？”

　　焦裕禄说：“五年了吧？”

　　李林说：“怕是有七八年了。”

　　老乡笑了：“你们说得都不对，这树是土改那年种的，十六年了。”

　　焦裕禄说：“十六年长成锹把粗呀？”

　　老乡说：“可不咋的，再过十六年还这么粗。咱们当地人把它叫老小树。”

　　焦裕禄问：“咋叫老小树？”

　　老乡说：“看上去是棵小树，实际上是棵老树了。”

　　焦裕禄问：“活棵树这么不容易，那这一片树为什么全让人砍了？”

　　老乡说：“没烧的，人快逼疯了。有的人家没柴烧，急得把房都拆了，烧檩条，烧旧家具。胆大的就砍树烧。这没烧的，比没吃的还难受。”

　　焦裕禄心情沉重地看着那一地狼藉的小树桩，不说话了。

　　两人上了河堤，河堤上也有很多被砍掉的树杈，还有刨树的树坑。

　　焦裕禄说：“连堤上的树也砍了。堤固不住，一发水就惨了。”

　　李林说：“一定要狠狠惩治这些砍树的人。”

　　焦裕禄的肝区在隐隐作痛，他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捂住肚子。

　　李林问：“焦书记，又疼了？歇会儿歇会儿。”

　　他放下自行车，把焦裕禄的车子接过来放下，搀扶焦裕禄坐在河岸上，又递过水壶：“焦书记，你喝口水。”

　　焦裕禄接过水壶，又把盖拧上，拿水壶顶住肝部。李林说：“焦书记，要不你靠在我身上躺一会儿吧。”

　　焦裕禄摆摆手，他的额头上全是汗珠。李林拿过一条毛巾，给他拭了一下额头。

　　焦裕禄痛心地说：“连片阴凉也给子孙留不下，咱们失职啊。”

　　李林说：“焦书记，先别想这件事了。”

　　焦裕禄抬起头，猛然看见岸坡下边一个拾柴火的男人，在用斧子砍一棵小树。他指给李林看。李林也吃了一惊：“这不是砍树吗？”

　　焦裕禄招呼着：“哎，你怎么砍树呀？”

　　那个男人听见岸上有人喊，扛着砍倒的那棵小树，撒腿就跑。焦裕禄猛地站起来，拔腿要下岸。李林急忙拉住：“焦书记，你……”

　　焦裕禄已追下河堤，李林也跟着追了下去。扛着小树的男人跑得飞快，焦裕禄紧追不舍，喊着：“老乡，老乡，你站住。”

　　砍树的男人绕开小道，选择翻耕过的地里逃跑。焦裕禄追得跌跌撞撞。李林说：“焦书记，咱别追了。”

　　焦裕禄摇下头，继续追去。他被绊倒在地上，李林忙把他扶起来：“焦书记，你慢点，我腿快，一会儿就撵上他了。”

　　他飞步追了上去，与砍树人的距离在拉近。

　　焦裕禄跌跌撞撞地在后边追着喊：“老乡！老乡！”

　　砍树人见李林追得紧，把树扔下了。李林猛追，砍树人抄起地里的土坷垃，向李林投掷。李林躲闪着穷追不舍。眼看要追上了，那人突然站定，举起斧子，吼道：“再追俺跟你拼了！”

　　李林也站住了，喝令：“把斧子放下！”

　　焦裕禄在后边喊：“老乡！老乡！”

　　砍树人见李林站住，又继续往前跑，他跑得更快了。看见前面的村庄了。村外是片大柳树林子，那人钻进柳林不见了。

　　焦裕禄和李林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两人**了一会儿，李林说：“焦书记，快坐、坐下，歇会儿。你还疼吗？”

　　焦裕禄说：“这肝不疼了，一下子全好了。”

　　两人又返回河堤那儿推上了自行车。李林说：“焦书记，刚你疼成那样，满头是汗，把我吓坏了。”

　　焦裕禄说：“这病怪，一急全好了。李林，前边那村叫什么？”

　　李林说：“叫南杖。那人肯定是南杖的。”

　　焦裕禄说：“那我们先到南杖大队去。”

　　焦裕禄和李林进了村，在村口，他们看见一户人家的三间房子被拆掉了一间，女主人正踩着凳子，吃力地抽已经拆掉的那间房子的房檐。房檐已快抽光了。她的身子在凳子上摇晃着。

　　焦裕禄喊着：“大嫂，你当心啊！”他上去扶住了凳子。女主人抽下檐上的一把干草，下了凳子，问：“同志，从哪儿来？”

　　焦裕禄说：“县里。”

　　大嫂放下从屋顶上抽下的柴火：“你们等会，我去烧开水。”

　　焦裕禄赶忙拦住：“别别，不用。”大嫂说：“你们大老远来了，咋也得喝碗热水。我再从房上扯把柴火就够了。”

　　焦裕禄问：“大嫂，家里没烧的了？”

　　大嫂说：“早就没了。这没柴，比没粮还犯难。这不是，实在没办法了，把三间房拆了一间，烧这苫房顶的柴草。”

　　焦裕禄问：“大嫂，能不能买着平价的煤？”

　　大嫂脸色一下子就沉下来了：“想也甭想。同志啊，到县城买煤，来回百八十里，也不一定能买上，没指标。说起来二十里外有一个供应这一片的煤栈，可也没咱的指标，人家不卖咱平价的，议价的咱又买不起。”

　　焦裕禄问：“为啥不卖平价的？县里有规定，凡是缺柴烧的村，都有一定的平价煤供应，家家有份。煤栈都有花名册。”

　　大嫂说：“县里有这个政策，到下边就没有啦。歪嘴和尚念歪经，他这嘴一歪，多好的政策全给你变了味儿。”

　　焦裕禄问：“你们家去买过平价煤吗？”

　　大嫂说：“咋没买过，排半天队，轮到排上了人家说没指标，气个肚子胀。”

　　焦裕禄沉吟：“是这样。”

　　大嫂说：“同志啊，买平价煤得走后门。指标有限，头头们的七大姑八大姨，还有管煤的那些人，三亲六戚全有份儿。有的把平价煤指标倒腾出来卖义价，钱装自家腰包里去了。像俺这样的平头百姓，上哪儿找后门去。同志，你调查调查，咱们这一带村子，贺庄、梁场、后李、崔寺、双井，能买出平价煤来的有几家？”

　　焦裕禄说：“大嫂，你把你家平价煤的指标条子给我，再去借辆架子车来，我们俩给你走后门买平价煤去。”

　　大嫂一惊：“真的？”焦裕禄点点头。

　　2

　　焦裕禄和李林拉着架子车进了煤栈。

　　煤栈院里排着长长的队。一些没买到煤的人拉着空车沮丧地往外走。焦裕禄拦住一个人问：“大哥，没买上啊？”

　　那人说：“没买上。从早起排到晌午，好容易排上了，一问没条子，人家不卖。”

　　焦裕禄问：“谁的条子啊？”

　　几个没买上煤的人全围上来了，看那些人的脸色，都涨红着，火气大着呢。大家七嘴八舌说起来：“谁的条子？县里头头的，公社头头的，煤栈头头的都行。”

　　“我那儿长大了一定要让他当官，当大官。”

　　“啥大官？”

　　“煤栈站长。”

　　“煤栈站长算个狗屁大官，芝麻绿豆也算不上。”

　　“官不在大，有权就行。”

　　一个中年人问焦裕禄：“同志，你有条子吗？”

　　焦裕禄摇摇头：“没有。”

　　那个中年人说：“我看你趁早别排队了，排上也得闹肚子气。”

　　一个老汉说：“同志啊，说句不该说的话，**坐了十四年天下，一些人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照这样，再过四十年，又不知往哪儿变呢！”

　　焦裕禄说：“大伯，您放心，**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的，这个宗旨永远不会变。您老人家放心，**不会让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

　　老汉说：“那就好，那就好。”

　　老人的这句话，让焦裕禄的心隐隐作痛，又像一柄重锤，在他的心壁上敲击出了悠长的回声。

　　焦裕禄排到了离开票处不远的位置了。

　　开票处门口放张办公桌，桌子后面坐着个黑着脸的中年男人和一个小伙子。他们两只耳朵上都夹着烟，桌上还散着许多。排上队的人总是先递过一支烟或一包烟，再赔着笑脸。

　　开票的头也不抬：“哪村的？”

　　排队的人说：“后李坊的。”

　　开票的问：“有条子吗？”

　　“没有。”

　　“没有你凑啥热闹？没看见排队的人都有条子吗？”

　　“同志啊，实在没烧的了，家里房都拆啦。你行行好。”

　　开票的不耐烦地挥挥手：“去去去，你烧大腿我也管不了，这里只认条子。下一个！”

　　排队的都快哭出来了：“同志！同志！”

　　开票的把他手拨到一边：“下一个。”

　　后边排队的递上一张条子。开票的说：“五百斤。”

　　排队的说：“同志，再多弄点行不？”

　　开票的说：“条子上写多少给多少。”

　　轮到焦裕禄了，他递上一包“黄金叶”。开票的一看烟的牌子，鄙夷地丢还给焦裕禄：“看你还像个混公事的，就抽这两毛五一包的黄金叶？”

　　焦裕禄笑笑：“这还是请人抽的烟呢，俺平常抽这‘前进’牌的，还便宜，一毛五一包。”

　　他拿出一包“前进”烟。开票的挥挥手，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红双喜”：“看，上海的老牌子！你哪个大队的？”

　　焦裕禄说：“南杖大队。”

　　开票的问：“有领导开的条子吗？”

　　焦裕禄说：“没有。”

　　开票的说：“没条子凑什么热闹？走走走，下一个。”

　　焦裕禄问：“不是公社的缺柴村全有平价煤指标吗？”

　　开票的说：“谁告诉你的？指标早就没了！”

　　焦裕禄问：“为什么没了？咋没的？”

　　开票的一歪脖子：“你倒问上我了，没了就是没了！”

　　焦裕禄只好退了出来。一个中年人拉住了焦裕禄的衣袖，把他拉到外边，轻声说：“喂，我这儿有平价煤条子，你要不要？”

　　焦裕禄问：“管用吗？谁的？”

　　那人说：“是县煤栈经理的，你看，张建生，绝对管用。”

　　焦裕禄拿过条子看了看：“多少钱？”

　　那人说：“这条子是半吨的指标，你给我十六块。”

　　焦裕禄说：“太贵了。”

　　那人说：“不服气你花六十元让领导批个条子试试！没这东西，你有天大本事也买不到煤。”

　　焦裕禄说：“就这张白条，人家就卖煤？连个公章也没有。”

　　那人用一种很特别的眼神看着焦裕禄：“嘁！公章顶个㞗用？你没听人说：八个公章，不如老乡。”

　　焦裕禄掏出钱：“那我买了。”又递了一支烟给中年人，“老哥，你这条子咋弄来的？”

　　那人说：“一看你就是不大懂门道的，让那些有实权的头头批的呗。你以为这条子白拿呀？咋也得送几包烟、茶什么的。要是让煤栈的头头批条子，一次可以批个五六张七八张，那你就得送这个……”他用拇指、食指搓一下，做了个点钱的动作。

　　焦裕禄问：“你手里还有条子吗？”

　　那人有点诡秘地笑笑：“没了，我今天只有两张条，全出手了。要的话明天你早点来。”

　　焦裕禄重新回到窗口，但他递上的还是那张购平价煤的指标条子。

　　开票员说：“又是你，不是告诉你了吗？这玩意儿不顶用，拿条子来。”

　　焦裕禄说：“我就想看看凭这张条子能不能买到煤。”

　　开票的鼻孔朝天：“跟我较劲？我这里就没你那张条子上的指标煤。”

　　焦裕禄说：“这事可真新鲜，盖了公章的条子反倒不如白条管用。”

　　开票的一歪头：“你觉得新鲜了？”

　　焦裕禄问：“谁扣了社员的平价煤指标？”

　　开票的拿算盘一敲桌子，厉声道：“你有毛病啊？”

　　焦裕禄说：“县里早有规定，你们为什么不执行？”

　　开票的把眼一瞪：“我看你不是来买煤的，是捣乱的。有本事你去县里的反走后门办公室告我呀！谅你也没那个本事。”

　　焦裕禄说：“我现在就通知你，二十四小时内把你的检查交到县委反走后门办公室！”

　　开票的说：“笑话，你通知我？你当你是谁？”

　　李林说：“把你们站长叫来！”

　　开票的一脸不屑：“叫我们站长？嘁！你还有资格叫我们站长？”

　　李林大声说：“啰唆啥，快去叫你们站长！”

　　开票的站起身子：“好大口气，你当这是啥地方？来人，把捣乱的人轰出去！”

　　应声来了几个煤栈工作人员，上来拉扯焦裕禄和李林。李林把住桌子，一拉，把桌子差点拉翻，墨水也洒了。开票的过来用脚猛踹李林。这时一个瘦子和一个又黑又胖的大个子过来了。瘦子问：“谁在这儿闹腾？”

　　开票的一指焦裕禄：“就是他，要找站长。这不我们站长和保卫科长来了。”

　　焦裕禄问：“你是站长？”

　　瘦子站长反问：“你谁呀？”

　　开票的说：“让咱们二十四小时之内把检查送到县反走后门办公室。”

　　站长嘴一撇：“嚯，来了个尿得高的！好大口气！你想干什么？”

　　焦裕禄压了压顶上脑门儿的火气：“就问你一件事，平价煤指标干什么去了？都是哪些人批了条子？”

　　站长说：“说你尿得高你要上房？你有啥资格来查我？”

　　焦裕禄说：“按县里规定，平价煤的供应实行透明化，指标公布上墙，让群众知道。”

　　站长乐了：“你还挺明白。告诉你，这里是我说了算。煤是我的，我想卖给谁就卖给谁。”

　　李林忍不住了：“以权谋私，还这么理直气壮。”

　　保卫科长黑大个儿凑到前头：“我这人干什么都理直气壮。我马上再干件理直气壮的事让你小子看看，把这俩捣乱的人给我撴起来！”

　　马上上来几个壮汉来扭扯焦裕禄和李林。李林刚说了句：“你们胡闹……”黑大个儿上来一拳打在李林面门上，李林口鼻出血，昏倒在地上。

　　黑大个儿和几个人把焦裕禄拖到后院，推搡进一间挂着“保卫科”牌子的房间里。进了屋，黑大个儿喝令：“跪下！”

　　焦裕禄问：“你要干什么？”

　　黑大个儿厉声一吼：“让你跪下，你聋了？”

　　上来两个人把焦裕禄按倒在地上，焦裕禄挣扎着站起来。

　　黑大个儿说：“算你有骨头。本保卫科长先履行公事，审问审问你。”他拿出一张纸，坐到办公桌前，问焦裕禄，“姓名？”

　　“焦裕禄！”

　　黑大个儿笑了：“问你自己的名字，不是问你县委书记叫什么！说，你的真实姓名。”

　　“焦裕禄！”

　　黑大个儿一拍桌子：“再说一遍，啊，你唱戏呢，这地方是保卫科。我问你的名字……如实回答。”

　　焦裕禄说：“我压根儿就叫焦裕禄。”

　　黑大个儿又拍了桌子，这回他是用桌上一个秤砣拍的，重重一击，差点把桌子拍碎了：“冒充县委书记，你胆子大得没边了！你咋来的？干啥来了？我替你说，拉着板车来买煤了。对不对？你要真是县委书记，还用拉板车到这地方来买煤？县里的煤栈给你开上大汽车直接送到家，全给你筛核桃大砟，连煤坯都给你打好了。你还装呢。咋不说你叫张申？他官更大！”

　　焦裕禄被几个大汉扭着，丢进了储煤间。黑大个儿说：“我告诉你，到了这地方，你死了都不知咋死的，知道不？你要不想活着出去，老子就成全你。”他指着一堆煤，“在这堆煤里挑出大砟来，要核桃大的块，不能大也不能小，挑够一箩筐。听见没有？今天我这里接待上级领导，误了事就把你吊房梁上。”说完把焦裕禄锁在里边走了。

　　隔壁就是一个小餐厅，一群人刚刚入座，县煤炭公司经理来了，站长是主陪，保卫科长是副陪，县公司和煤站的大小头头围了一桌。桌上上了菜，站长说：“经理，知道你爱吃驴肉，今天咱弄了头驴杀了，是全驴席。”

　　经理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我还真就好这口儿。”

　　站长指着桌上介绍：“您看这道菜是红焖驴肉，这是炝驴肝，这是干锅驴肠、葱烧驴板筋儿……”

　　经理品了品：“不错。”

　　站长端起杯：“欢迎经理来咱站上指导检查工作，敬一杯。”一片碰杯声响起来。

　　经理夹了一块爆三样，摇了摇头：“你这爆炒驴三样做得不行。”

　　站长说：“经理指教。”

　　经理说：“没那纯正的味儿，软不拉叽。”他筷子指点着，“主要是火不旺。爆炒驴三样首先要用大砟子块煤，核桃大的块，不能大也不能小，笼出蓝火头来，蓝得发亮，那火是硬的，这样爆出来才好吃。用一般的火爆出来的发软，口感就差多了。”

　　站长说：“就是按你说的，专门让人挑核桃大砟了。”

　　黑大个儿说：“准是那小子耍滑头了。他妈的，我收拾他。”

　　经理不高兴了：“吆喝谁呢？这么大嗓门儿？”

　　黑大个儿说：“对不起，经理，今儿个让我撴了一个尿得高的，关在储煤间里，让他挑大砟子煤。我看看这小子是不是偷懒，偷懒我扁了他！”

　　经理问：“尿得高的？尿多高？”黑大个儿说：“来了个拉板车买煤的，冒充县委书记，说咱们是走后门，让咱们把检查自动交到县委反走后门办公室。”

　　经理一下来了兴趣：“冒充县委书记？尿得是够高。我看看这个人。”

　　黑大个儿说：“在伙房储煤间关着呢。等他捡够一箩筐大砟，把他装麻袋里吊在梁上，挂他一天一夜，好好修理修理他。这家伙八成精神有毛病，你看他干啥？”

　　经理说：“我先看看他是哪路神仙。”

　　黑大个儿说：“好，经理您等着。”

　　不一会儿，他到了储煤间把焦裕禄扭了进来：“就是他！”

　　经理一看，脸上僵住了。他离开座位，仔细打量了一下，头上冷汗一下子就出来了：“焦、焦书记……”

　　瘦子站长也蒙了头：“怎么？焦书记？”

　　经理扑通一声跪下了：“焦书记，误会！天大的误会！”

　　焦裕禄把条子掏出来，拍在桌上：“张建生，看看这是不是你批的？这是我买的黑市条子。”

　　经理一个劲儿地说：“焦书记！误会！”

　　焦裕禄说：“不是误会，我已经知道一些人是怎么理直气壮坑害老百姓了。”说完，他把那张条子拍在桌上，出了门。

　　经理捶胸顿足：“你们这几个王八蛋，可把我害苦了，这回我是毁在你们手里了！”

　　站长直抓头皮：“他拉着板车来买煤，谁能想到他是县委书记呢？”

　　3

　　焦裕禄用架子车拉着李林回来了。看见鼻青脸肿的李林，大嫂吓了一跳：“同志，这是咋啦？”

　　焦裕禄说：“大嫂，很对不起，我们没买回煤来。”

　　大嫂说：“那没啥，这位小同志咋啦？”

　　李林挣扎着下了车，说：“大嫂，没啥事，下坡时跌了一跤。”

　　焦裕禄和大嫂把李林扶进屋里，大嫂在炕上铺了两床褥子，让李林躺在炕上，直说：“这一跤跌得可不轻啊，眼都肿了。”又吆喝屋里的男人，“快给同志端盆水来洗洗脸。”

　　男人端水出来，原来就是在路边碰上的那个砍树的人。李林和焦裕禄也愣了一下。男人放下盆就要走，焦裕禄说：“大哥，你不用担心，虽然今天没买回煤来，但问题会解决的，我们保证咱们这两个缺柴的公社，都可以买到平价煤。”

　　李林也说：“很快就要在你们公社建个煤炭供应点，买煤用不着跑那么远的路了。”

　　大嫂说：“那敢情好了，同志啊，你们不知道，咱为了买平价煤，受的那气就提不得。”她看了看自己的男人，在那里一个劲儿地低着头，问，“你又是咋了？”

　　焦裕禄给男人递了支烟：“大哥是为砍小树的事难过哩，对吧？知道错就行了。不过呀，明天县里给你们运泡桐树苗过来，你得在砍树的地方再补栽上几棵。”

　　那位大哥说：“我对不起你们，刚才我砍树，这两位同志追我，我还要拿斧子砍人家。”

　　大嫂一听就火了：“你咋干出这糊涂事来。快给同志跪下认错。”

　　焦裕禄忙一把拉住：“大哥，可使不得。应该下跪的是我们，让乡亲们受苦了。我们追您，不是为了罚你，是想问问一些情况。”

　　大哥说：“同志啊，我是寒了心了。去煤栈买了三趟煤，给人家下跪都不行。我说了一句话，让他们打了三个耳光。”

　　焦裕禄问：“说了句什么话？”

　　大哥说：“我问他们：‘你们还是**吗？’”

　　焦裕禄眼里已经含满了泪水。

　　大嫂说：“同志啊，跑了这大半天，俺给你们做饭。”

　　焦裕禄问：“大嫂，你们家吃啥？”

　　大嫂说：“俺家，吃的红薯。”

　　焦裕禄说：“我们就吃红薯。”

　　大嫂说：“那多不合适，你们饿着肚子大半天，吃红薯咋受得了？”

　　焦裕禄说：“没啥不合适的。咱是一家人，一家人不吃两样饭。”他从干粮篮子里拿了红薯，自己吃一块，递给李林一块。

　　大嫂说：“那我热一热，有些凉了。”

　　焦裕禄急忙拦住：“别再费柴了，就这样，没事。”

　　吃完红薯，焦裕禄掏出钱来留饭钱。大嫂把钱推回去：“大兄弟，你们为给俺买煤受了这么大委屈，连口热水也没喝，吃了块凉红薯还给饭钱，这不是羞俺吗？”

　　焦裕禄又把钱放到炕桌上：“大嫂，这是我们**干部的纪律。我们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权力。”

　　大哥唏嘘着说：“同志啊，你们是好人。从买煤挨了打那时起，我见了工作人员就又是恨又是害怕。今天见了你们，就是见了亲人啊。”

　　这时，有很多邻居拥到大嫂家来了。他们问大嫂：“听说有县里来的同志帮你们买到了平价煤，有这事不？”

　　大嫂说：“帮俺买煤的同志还在屋里坐着呢。”

　　邻居们说：“俺们也想让县里同志帮忙买点平价煤，中不？”

　　大嫂为难了：“这……”

　　焦裕禄走了出来：“乡亲们要买煤呀？”

　　乡亲们说：“是啊。家里早就断柴了，咱公家没人，走不了后门，一斤煤也买不出来。”

　　焦裕禄问：“乡亲们，你们是想托我去走后门？”

　　乡亲们说：“是啊，你就帮帮我们吧。”

　　焦裕禄说：“大家放心。一个集日之内，都可以买到平价煤。不过，走的不是后门，是正门。”

　　“真的？”乡亲们有些将信将疑。

　　这两个县里来的干部，拉板车在煤栈跑了一上午，空着车回来，还伤了一个。估计是让煤栈的人打了。煤栈打人，是家常便饭，有时多问一句话，就可能挨一顿暴打。这样还敢说大话，一个集日就能买到平价煤，他们不敢相信。

　　焦裕禄说：“不过，我也有件事需要乡亲们帮个忙。你们在村上宣传一下，大家不要再砍树了。咱们兰考风沙这么大，就是因为把泡桐树砍光了。咱们这里是盐碱地，活一棵树不容易啊。”

　　乡亲们说：“那不光是因为缺柴烧逼的，还因为买不来平价煤心里有气。”

　　焦裕禄说：“心里有气，砍了树最后还是自己受害，对不对？”

　　乡亲们说：“是这个理儿。同志啊，你刚才说能让我们买上平价煤？”

　　焦裕禄说：“能。每个缺柴村的群众家庭，都有分配的平价煤指标，张榜公布，让大伙儿知道。谁扣压了群众的平价煤指标，谁优亲厚友走后门，谁倒腾平价煤卖议价，你们可以向县委反走后门办公室写信举报。如果你们因为举报受到了打击报复，可以直接找我。”

　　乡亲们问：“你说了算数？你是反走后门办公室的？”

　　李林说：“这是咱们县委焦书记。”

　　乡亲们说：“哎呀，你是县委书记！俺们可有盼了。”

　　大嫂说：“同志啊，你是县委书记，拉着车来回走了几十里，为俺受了这么大委屈，吃两块凉红薯还给饭钱，俺信了！俺信了！”

　　4

　　从南杖村回来，焦裕禄心里像堵了块石头。这次买煤，让他经历了一次彻底的切肤之痛，他曲肱而枕，躺在床上，家里晚饭摆上桌了，徐俊雅喊了他两遍他都没听见，大脑里仿佛有一片啸叫的飞雾，让他定不下神来。

　　徐俊雅过来拉他：“老焦，快起来，吃饭了。”

　　焦裕禄摆摆手。徐俊雅问：“你又疼了？”

　　焦裕禄说：“没。俊雅，你别打扰我，让我静一会儿。”

　　徐俊雅说：“你就别总想煤栈那件事了。”

　　焦裕禄说：“俊雅，我咋能不想呢？群众没烧的，把房全拆了呀。我这当县委书记的，眼看着他们遭这样的罪，心里能好受吗？”

　　徐俊雅拉了他一把：“那也得先吃饭，吃了饭再想。”

　　焦裕禄说：“我真的吃不下。”

　　徐俊雅回到饭桌上，摇摇头。姥姥对玲玲和保钢说：“去喊爸爸来吃饭。”

　　两个小家伙是爸爸的开心果，平日里，再有不高兴的事，孩子们一闹腾，就会烟消云散。玲玲和保钢跑进屋里，一人摇着爸爸一只胳膊：“爸爸，吃饭去。”可今天爸爸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拍拍孩子的小脸蛋：“乖孩子，你们快吃饭去，爸爸累了，躺一会儿。”

　　两个孩子不依不饶地摇着爸爸，保钢说：“爸，你不开心，要不我给你唱个歌吧。”

　　焦裕禄让两个孩子缠得没办法，只好由他们拖拽到饭桌上。可是他却一口饭也吃不下，只是发呆。

　　一家人面面相觑，也不敢问他。姥姥给守云使个眼色，守云给爸把饭碗端起来：“爸，我看着你吃。”焦裕禄只得端起饭碗。

　　姥姥给他往碗里盛了些菜，安抚着：“你是一个县的当家人，心里有事，要往宽处想。”

　　焦裕禄说：“妈，这回我是咋也想不透了，我就想一件事，如果我们这些当干部的，有一天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那多可怕呀。”

　　姥姥说：“歪嘴和尚没人信，那本真经咋会没人信？”

　　徐俊雅叹口气：“怕的就是歪嘴和尚多了。一只耗子坏一锅汤，有十只耗子、一百只耗子，还会有好汤吗？”

　　姥姥瞪了她一眼：“他爸正伤心呢，你又往这上头引。”

　　下午，召开了全县反走后门会议，会上，焦裕禄痛心疾首地发表了一番感慨：“同志们，今天召开这个全县反走后门的会议，是要让大家明白一个主题思想：我们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怎么来用手中的权力。这些日子我收到了不少群众来信，也做了一些调查，我县很多职能部门还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走后门现象。有的甚至霸道至极！不少群众买不来平价煤，因为平价煤的指标都让各级头头瓜分掉了，群众说句不满的话，就被打耳光。有个老大爷对我说：‘**才坐了十四年天下，一些人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再坐四十年天下，会变成什么样？’我这几天耳边总是响着这句话，这句话刺耳，但它是警钟。县反走后门办公室搞了一个通报，列举了方方面面的现象，大家要认真看看，认真想想。我们开了一道为自己以权谋私的后门，等于在我们与人民群众之间垒了一道墙，等于给老百姓堵了一条路！垒墙堵路的事干多了，我们就会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去！”

　　那天，他讲了一个小时，整整抽了两包烟。他平常抽烟是一根抽到剩烟蒂时，马上再接上一根，接烟的动作迅捷利落，几秒钟内迅速完成，讲话时抽烟，烟嘴能在唇边自如滑动，抽烟讲话还可以同时双手翻阅笔记本。这个绝活儿别人学不来。这天因为心情过于激动，他接烟点烟手有些发抖，深深吸下一口，半天浓浓地吐出来，仿佛吐出的是一腔积了很久的郁闷。

　　那一种情愫

　　1

　　整修一新的城关水塘堤岸齐整，水平如镜。养鱼技术员胡大伯驾着小船在塘里喂鱼，看着一塘泼剌剌的金鳞跳跃，胡大伯心里美滋滋的。心里一美，就好想找个人说说话，正在这时，焦裕禄在塘边下了自行车。

　　胡大伯见焦裕禄来了，忙把船摇过来：“焦书记，上船看看吧。”

　　焦裕禄上了船：“胡大伯，这鱼苗长得怎么样？”

　　胡大伯说：“好啊，你看都快一拃长了，活蹦乱跳的。”

　　焦裕禄看着也乐了。这鱼苗，是山东曹县县委书记老高帮忙给调来的，老高是他在南下工作团时的战友，南下结束后，老高回了山东，他留在了河南。老高弄来的鱼苗是白鳞鲫鱼、山东大草鱼，长得快，好养，不得病。

　　胡大伯说：“照这长势，三五个月就能长到一斤来沉一条了。这几十万尾就是几十万斤。到过年能长到二斤多一条，收入就更高了。”

　　焦裕禄高兴起来：“胡大伯，这鱼养好了，劳模会上我给你披红戴花。”

　　胡大伯说：“焦书记，你让这垃圾大坑有了水、有了鱼，等于给了俺十年阳寿啊。‘大跃进’以前，俺就在这后坑沿养鱼。后来养不了鱼了，俺就在这坑边修车，天天看着这地方，一做梦就是这里有水了，有鱼了，有荷花了，这梦现在成真的了。”

　　焦裕禄说：“以后啊，咱再修上亭台楼阁，种上树，种上花，后坑沿就变成大花园了。”

　　一条滚圆的小草鱼一下子跳到了船舱里，焦裕禄捉起它，夸赞着：“多喜庆啊，长得这么精神！”马上把鱼放水里去了。

　　2

　　在空旷的苗地上，夕阳又圆又大。

　　收了工，朱晓坐在草屋门前拉二胡，他正陷在深深的痛苦中，胡琴声带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凄婉。吴子明用口琴给他伴奏，听众只有一个，那就是二萍。她听得十分专注，托着下巴，两只眼睛定定地看着天边的落日。

　　焦裕禄和县长程世平到苗圃来了，两个人赶紧放下乐器迎过来。焦裕禄从自行车后座上搬下一袋大米，程县长说：“你们是南方人，在这里没有米吃，焦书记很着急，用自己的工资托人在开封买回一袋米。”

　　朱晓说：“老焦，程县长，太谢谢你们了。”

　　吴子明说：“老焦，领导想得太周到了，谢谢，谢谢！”

　　焦裕禄笑了：“小朱啊，没想到你这个林业专家还能把二胡拉这么好！不简单。”

　　他见屋里挂着笛子和三弦，问吴子明：“小吴，你懂什么乐器？”

　　吴子明说：“我喜欢口琴，吹笛子也能凑合。”

　　焦裕禄说：“好啊，我也喜欢二胡，咱们合奏一段怎么样？”

　　朱晓把二胡交给焦裕禄：“老焦，你拉二胡，我弹三弦，小吴吹笛子。咱们来一段。”

　　焦裕禄说：“中。”操起二胡，他问，“来段啥？”

　　吴子明说：“要不来段《南泥湾》？”

　　焦裕禄说：“中，就《南泥湾》！”

　　一曲终了，焦裕禄问：“老程，水平咋样？”

　　程世平说：“真没想到，太好了。”

　　焦裕禄说：“好也不让你听了，咱们看看桐苗去。”

　　苗畦里，新生的桐苗已经出土了，一畦畦，一行行，一片片，绿得发亮。焦裕禄很高兴，披着外衣，膀子晃起来，大声说：“好家伙，它出来了！”

　　程世平说：“真好呀，绿得擦了油似的。”

　　焦裕禄说：“小朱、小吴，咱们来算笔账：五十亩苗圃，折合四十亩标准圃，一亩六百棵树苗，**两万四千棵桐树。每棵叶芽枝分解，又可以发展到三十株，两万四千棵乘以三十，等于七十二万棵！是不是这账？”

　　朱晓说：“是这账。”

　　焦裕禄高叫一声：“好家伙！小朱、小吴，你们为咱兰考可是立大功了。”

　　停了一下，他又问朱晓：“小朱，张小芳探家走了多长时间了？”

　　朱晓说：“她上月六日走的，一个半月了吧。”

　　焦裕禄问：“最近有没有信来？”

　　朱晓说：“走的时候，她说她妈病了，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又给单位来信说她自己也病了。她给我来了几封信，还寄了一个请调报告，让我签字，说在上海找了接受单位，把我也调过去。”

　　焦裕禄问：“小朱，你是怎么想的？”

　　朱晓说：“老焦，我是不会离开兰考的。我已经给她写了信，表明了我的态度。局里对小芳这么长时间不回来也有看法，听说还要给她处分。”

　　焦裕禄拍拍朱晓的肩膀：“小朱啊，张小芳是个好同志，一个生长在大城市的女孩子，能选择到兰考来，就很了不起。这里生活条件艰苦，出现一些思想波动，是很正常的。我去和农林局关局长谈谈，不要给她什么压力，我再写封信给她好不好？”

　　朱晓说：“太谢谢你了，老焦。”

　　3

　　焦裕禄正在批阅文件，农林局关局长来了：“焦书记，忙呢？”

　　焦裕禄问：“老关啊，你是不是来说你们农林局那个大学生张小芳的事？”

　　关局长说：“正是。焦书记，这个张小芳太不像话了，她以为自己是个大学生，就可以得到别人的照顾，就可以不要组织纪律。这不是，她说她母亲病了，请了一个星期探亲假，可一个半月都不回来。局党组开了个会，建议处分张小芳。”

　　焦裕禄给他倒了杯水：“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多不容易呀，对张小芳同志，还是要重教育。同时，要看到我们的工作方法也有问题。她为治风沙献计献策，又主动要求参加封闭沙丘的劳动，是个好同志。缺点是有些脆弱，有些娇气。我给她写封信吧。”

　　关局长说：“焦书记，行政上不给处分可以，她是共青团员，是不是给个团内处分？局团委今天晚上开会研究这个问题。”

　　焦裕禄问：“那个会我去听听，可以吗？”

　　关局长说：“那太好了。你做过多年团的领导工作，有经验，给我们正好传授传授。”

　　晚上八点，局团委开会，团委委员们一个个表情严肃。团委书记王小兰先说：“县委焦裕禄书记参加咱们农林局团支部的**生活会，焦书记当过县里和省共青团的领导，对青年工作很熟悉。我们对焦书记表示欢迎。”

　　大家鼓起掌来。王小兰接着说：“今天我们专门研究张小芳同志的问题。技术员张小芳同志，以母亲生病为由，请假回上海探亲，现在已经快两个月了，还不回来，目无组织纪律，很多同志提出应该给她处分。大家谈谈意见。”

　　一个团员说：“张小芳太无组织无纪律了，快两个月不回单位，贪图大城市的优越生活，这样的人，就该开除团籍！”

　　另一个团员说：“张小芳这人平时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经常让家里寄罐头、奶糖等食品，满脑子剥削阶级思想，这样的人必须处分。”

　　一个小平头说：“她总是哼一些外国歌曲，也是资产阶级思想。”

　　一个围红围巾的女孩慢声细气地说：“我觉得吧，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张小芳的优点。我觉得吧，她挺爱学习的，干活儿也能卖力气。我觉得吧，她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肯帮助别人。”另一个女孩子打断她的话：“你觉得什么？张小芳的错误是原则问题，她那些优点，别人也都有。”

　　王小兰说：“其实我也不愿意处理张小芳，可是她太不像话了。我给她写了四五封信，她一个字都不回，太不像话了。”

　　红围巾女孩说：“我觉得吧，她没有回信可能有别的原因。”

　　王小兰说：“什么原因？就是想当逃兵。”

　　大家笑了。王小兰问：“焦书记，您说应该怎么办呢？”

　　焦裕禄说：“我是列席你们支部生活会的，我的发言仅供你们参考。小张这个同志，从那么繁华的大城市上海来到兰考，这件事本身说明了她是个好同志，为了治沙，她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建议选用外国以沥青覆盖沙丘的办法，虽没有条件采纳，也说明了她对改造兰考面貌的热情。她亲自参加了治沙战斗，不怕苦，不怕累，这些举动，都是值得表扬的。张小芳是技术员，我们又缺技术干部，很难得啊。我们必须正视现实，现在我们确实还很困难，南方的同志来这里工作吃不上足量的大米。小张这样的青年，生长在大都市，对艰苦的环境不习惯，是可以理解的。这样吧，我再给她写几封信，看看她的态度再说。”

　　4

　　两个月前，张小芳回上海探家，就让她妈扣下了。她妈压根儿就不同意她去兰考工作，这回看到女儿从兰考回来，又黑又瘦，头发乱蓬蓬的，身上穿的衣服像从土里刨出来的，心疼得不得了，拉上小芳的舅舅，到处托人给她在上海联系调动工作，腿都要跑断了。她每天还要在邮递员到来之前赶到传达室，取小芳的信，只要是兰考苗圃的来信，统统扣押，悄悄锁进抽屉里，所以朱晓给张小芳寄来的那些信，张小芳大多没有看到，只收到了焦裕禄寄来的两封信。小芳妈做的另一件重要事，就是让大女儿上紧着给小芳张罗对象。大女儿在华师大图书馆，就介绍了一个学校里的老师，人还不错，做了几年讲师，快要晋升副教授了，小芳妈十分满意，讲好了今天到家里来见面。

　　此时，张小芳躺在床上正看焦裕禄的来信，她默读着，心里就把焦裕禄那浑厚开朗的山东方言读出来了：“张小芳同志：你离开兰考两个多月了，大家都很牵挂你，愿你早日康复。兰考的生活条件很苦，你放弃繁华的大上海优越的生活条件，到这里工作，是因为你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业的雄心壮志。你选择了兰考，不是选择了一个职业，而是一个博大的理想。兰考虽然艰苦，但这里是你们施展心胸抱负的一个舞台……”

　　张小芳的妈进屋，拿来一个削好的苹果：“一天到晚赖在床上，侬起来帮我做些事体也好嘛。”

　　张小芳把信纸盖在脸上：“妈，我心烦。”

　　小芳妈说：“侬舅舅给侬找的那个单位，侬也看过了，多好的单位啊，工资高，坐办公室，又不费力气。人家催着等回音呢。”

　　张小芳说：“那个单位是不错，可妈，我学的东西用不上，不对口。”

　　小芳妈说：“不对口正好，对口侬就只能上乡村了。”

　　张小芳说：“那我四年大学不白上了？”

　　小芳妈说：“侬舅舅找到这个单位多不容易呀，费了好多劲，求了好多人，腿都要跑断啦。”

　　小芳说：“妈，我对那个工作一点兴趣都没有。”

　　小芳妈说：“侬姐说得对，侬已经走错了三步了：第一步，一个女孩子，偏偏上了农学院；第二步，找了一个朱晓；第三步，去了兰考。再好好想想吧。今天不说这个事情啦。小芳，侬姐给侬介绍的那位苏老师，今天要到家里来。别躺着了，起来准备准备。”

　　张小芳重新躺到床上：“妈，我说了不见嘛。”

　　她妈妈说：“人家是大学老师，很快就副教授了，哪一点委屈侬呀？”

　　张小芳说：“妈，我真的不要见嘛。”

　　她妈妈揭开她的被子，将削好的苹果递到她手里：“人家都到家里来了，不见怎么行？”

　　张小芳坐起来，吃着苹果问：“妈，怎么这些日子没有兰考那边来的信啊？”

　　小芳妈说：“工资和粮票都寄来了，侬不是收到焦书记的信了吗？别人的信没有。”

　　张小芳说：“妈，不可能呀！”

　　小芳妈说：“还想着那个朱晓不是？他迷了心窍要在兰考扎根。当初为侬跟上他去兰考，妈跟侬说了多少回，侬不听，去了兰考，自己撞南墙了吧。”

　　张小芳说：“妈，让我姐帮我买张火车票，我回兰考。”

　　小芳妈急了：“回去干什么，拎勿清。那么艰苦一个地方，我女儿去了这几个月皮都脱掉一层。不回了。哎，侬不是给那个朱晓说清楚了吗？他留在兰考，你们就分手。”

　　张小芳说：“妈，你把我关在家里两个多月了，我再不回去，要受处分了，我是国家干部，有纪律的。”

　　小芳妈说：“让他们处分好啦。侬在兰考那个地方，说是工作，差不多等于是**啦。再处分还能到哪儿？侬工作安排好了，发个商调函就行了嘛。”

　　张小芳说：“我这次回去，只是想见一见我们县委书记老焦，他可关心我了，我说我病了，他一连来了两封信，这么好个人，我不忍心骗他。”

　　小芳妈说：“侬勿晓得他为什么关心侬啊，就是为了让侬早些回那个兰考嘛。不回！”

　　这时，传来按门铃的声音。小芳妈忙将小芳拉了一把：“快起来，去洗洗脸，苏老师来啦。”她匆匆跑去开门，小芳的姐姐带着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人来了。他个子高高瘦瘦，穿一身笔挺西装，戴眼镜，文质彬彬，手里拎着一大盒礼品。

　　小芳姐姐说：“妈，这是苏老师，在我们学校当老师。”

　　苏老师鞠了一个大躬：“伯母好。”

　　小芳妈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苏老师快进来。”

　　苏老师在客厅里落了座，张小芳的姐姐问：“妈，小芳呢？”

　　小芳妈说：“在她屋，马上就过来。”

　　张小芳出来了。她穿着很随意的衣服，手里还拿着一只吃了一半的苹果。姐姐说：“小芳，你看你，早告诉你苏老师要来嘛，你看你，衣服都没换。认识一下，这是苏老师，华师大英语系老师，很快就要晋升副教授了。”

　　苏老师站起身，很有风度地伸过手去：“苏文章。文是文章的文，章是文章的章，就是‘文章’两个字。”

　　张小芳笑了。小芳姐姐说：“苏老师，我妹妹小芳是个不拘小节的女孩子，你看知道你来家里，她还是连件衣服也没换。”

　　苏老师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淡淡妆，天然样。这样更好。”

　　张小芳说：“苏老师，我是天然样，但没有淡淡妆。您不像在英语系当老师，像是中文系的。”

　　苏老师问：“是吗？”

　　姐姐推了她一下说：“小芳，你去换衣服，苏老师跟你去豫园。”

　　豫园里很热闹，人多的地方走路都得侧着身子。苏老师每到这个时候就去牵小芳的手，让他牵了两次，小芳有些不自在，就把两手抱在胸前，苏老师再伸过手来，却找不到张小芳的手了。

　　在一个小吃摊前，苏老师问张小芳：“吃不吃烤鱼圆？”

　　张小芳摇头：“不吃。”

　　苏老师说：“很好吃的。我去买。”

　　他问售货员：“鱼圆一串好多钱？”

　　售货员说：“三角。”

　　苏老师说：“两角好啦。”

　　售货员头也不抬：“三角就是三角。”

　　苏老师讨好地笑着：“人家都卖两角的。”

　　售货员脸上挂了一层霜：“那你去买好啦。”

　　苏老师在摊子上拿起一串，说：“走过来了嘛，喏，这串小好多，两角吧。”

　　他丢给售货员两角钱，拿了一串烤鱼圆，递给张小芳。

　　张小芳说：“你吃吧，我真的不要吃。”

　　苏老师说：“好吃的。”

　　张小芳捂着嘴使劲儿摆手摇头，苏老师自己吃了。

　　又转到一个卖梅汤的摊位前，苏老师问小芳：“梅汤要不要喝？”

　　张小芳说：“不要。”

　　苏老师说：“蛮新鲜的。我去买。”

　　张小芳说：“我不喝。”

　　苏老师说：“蛮好喝的，去火。”

　　他问售货员：“梅汤好多钱一碗？”

　　售货员说：“一角。”

　　苏老师说：“人家都八分。”

　　售货员说：“全上海都一角。”

　　苏老师说：“我在石库门喝过，就是八分。”

　　售货员说：“那侬去石库门好啦。”

　　苏老师端了一碗，拿出钱包翻了半天，找出几枚硬币：“只有八分了。不是故意的，抱歉啊。”

　　他端着碗回转身子，张小芳不知什么时候走了。他端着碗寻找着喊叫：“张小芳！张小芳！”找了半天找不到。卖梅汤的追过来了：“侬把碗端哪儿去？少给两分钱还想端走一只碗。一只碗九角钱哩。拎勿清！”

　　5

　　这天，张小芳的妈妈买菜回来，居委会老太太迎住她：“张家姆妈，有你家小芳的信。”

　　小芳妈说：“王大妈，小芳要问你有没她的信，侬一定说没有。”

　　王大妈说：“侬家小芳问过了。”

　　小芳妈问：“侬怎么讲的？”

　　王大妈说：“侬不告诉阿拉了吗？阿拉说没见。哎，张家姆妈，阿拉前天看见侬家小芳和一个人出去了，是不是她的男朋友啊？”

　　小芳妈说：“她姐介绍了一个，刚刚在处。”

　　王大妈问：“那她从河南回来啦？”

　　小芳妈说：“正打算往回调呢。王大妈，阿拉上楼啦。”

　　张小芳妈妈上了楼，张小芳穿着睡衣走进来：“妈，有我的信吗？”

　　小芳妈说：“没……没有。”

　　张小芳说：“这就奇怪了。”

　　“一天到晚躺着，会闷出病来的。今天是礼拜六对不对？”妈妈说着话，背着身子，悄悄打开抽屉，把信锁在里边。

　　“我也不知道，现在都过糊涂了。”张小芳也有些心不在焉地答应着。

　　小芳妈说：“跟苏老师出去看看电影，散散心啦。”

　　张小芳说：“妈，我一点都不想跟他出去。”

　　小芳妈说：“我看这个苏老师对侬蛮好的嘛。”

　　张小芳说：“我对他没感觉。不骗您，一点感觉也没有。”

　　小芳妈说：“女人关键是要嫁得好哎。嫁个男人知道心疼侬，就蛮好啦。大学老师是大知识分子，收入稳定，家庭也不错，做人也本分，侬还挑剔人家什么？”

　　张小芳说：“没感觉，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

　　小芳妈说：“感觉是个什么东西？念到了大学，花头蛮多。”

　　张小芳说：“妈，我总觉得朱晓肯定给我写信了。”

　　小芳妈说：“他写不写信阿拉怎么会晓得？”

　　张小芳说：“开头我只收到他两封信，以后再也没收到过，这不对嘛。”

　　小芳妈说：“他不是说他不会离开兰考吗？话都说开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啦。”

　　这个时候，朱晓背着一个大包来到张小芳家楼下。局里有一个去上海出差的机会，焦裕禄让他借这个机会来看看张小芳。苏老师拎着一兜水果也来到张小芳家楼下。

　　朱晓问楼下居委会的王大妈：“大妈，请问张小芳家住哪栋楼？”

　　苏老师问：“你找张小芳？”

　　朱晓说：“是啊。”

　　苏老师说：“那你和我一起走好啦。”

　　路上，他问朱晓：“你从外地来吧？”

　　朱晓说：“河南兰考。”

　　苏老师“哎呀”了一声：“蛮远的！小芳以前在那里工作，你是她同事？”

　　朱晓说：“是。小芳不是‘以前’在那里工作，她现在也在兰考工作。她探家期间生了病，我来出差，顺便来看看。”

　　门铃响了，张小芳的母亲开了门。她见了跟在苏老师身后进来的朱晓，吃了一惊：“这位？”

　　苏老师说：“从兰考来的，来找小芳的。”

　　朱晓鞠了个躬：“阿姨您好，我叫朱晓，是小芳的同学。”

　　小芳妈指着苏老师说：“啊啊，你们还不认识吧？这是小芳的男朋友……”

　　苏老师说：“我叫苏文章，文是文章的文，章是文章的章，就是‘文章’两个字。”

　　朱晓一时怔住了。小芳妈说：“文章是华师大的副教授。”

　　苏老师忙更正说：“现在还不是，还是讲师。”

　　小芳妈说：“讲师再进一步就是副教授嘛。”

　　朱晓问：“阿姨，小芳呢？”

　　在房间里躺着的张小芳好像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她推开被子。

　　听到朱晓的声音：“我到上海出差，来看看她。”

　　她一惊：“朱晓！”

　　她一步跑到客厅，看到了朱晓，大吃一惊：“朱晓，你怎么来了？”

　　朱晓问：“小芳，这是怎么回事？”

　　张小芳说：“你听我解释。”

　　朱晓说：“小芳，我见到你总算放心了。我写了那么多信，你一封没回，原来是这样。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回兰考了。”说完，他转身走了。

　　张小芳在后面喊：“朱晓！朱晓！”

　　她欲追下去，被她妈拉住了：“侬穿着睡衣哩，回来。”

　　等张小芳换好衣服追下来，朱晓早没了影子。

　　一连几天，张小芳在周边的大小旅店里都查访遍了，又在火车站来来往往找了几趟，都没有找到朱晓。她蒙着被子躺在床上，一连三天不吃饭，她姐来劝她，她说：“你们一天不让我回兰考，我就一天不吃饭。”

　　她妈让她缠得没办法，终于答应了她，并且给她准备起行装来。

　　张小芳又到图书馆里查阅了一些关于治沙的资料。她从图书馆回家时，在传达室窗台上看到了一封她的信，是朱晓写来的。张小芳喜出望外，等不得上楼就把信拆开了。读着信，张小芳如五雷轰顶，那是一封绝情的信。

　　她踉踉跄跄上了楼，看见妈妈正收拾着一个个大包。

　　张小芳手里捏着朱晓的信，坐在床前发呆。她耳边响着朱晓信里的话：“张小芳，你是一个可耻的叛徒！你不只是背叛了我，背叛了你的理想，你是背叛了革命！我朱晓这一辈子不想见到你！你就等着挨处分吧！你就等着挨处分吧！……”

　　妈妈一边哭一边唠叨着：“小芳，侬爸爸死得早，妈带侬姐妹操碎了心。妈哪点不是为侬姐妹着想。侬看，给侬带的奶粉、大**奶糖，还有最好的苏打饼干。花生酱、鱼子酱，卤肝也带的啦，到车上晾起，小心坏掉啦。水果也带了些，柚子要记住吃一些啦，柑子是火车上吃的……”

　　张小芳说：“妈，你别操心了，我不走了。”

　　妈不解地说：“不走啦？侬绝食两三天，哭哭闹闹的，吵着回去，妈才依侬。又不走啦？拎勿清啦。”

　　张小芳躺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妈说：“侬是为什么事体？不走正好啦。”

　　这时，传达室王大妈在楼下喊：“张小芳长途！兰考的长途！”小芳一怔，下床披上衣裳冲下楼。

　　电话听筒里是焦裕禄的声音：“张小芳吗？我是老焦。收到我信了吗？好不容易才查到你家楼下电话。今天很多想和你说话的人都在我办公室里，大家都想你，盼你回来。咱们治理沙丘很有成果，下一步土壤改良还等着你的方案呢。苗圃里桐苗长得可好啦，你看了一定高兴。”

　　接着是朱晓拿过了听筒：“小芳，是我。我错了，不该给你写那封信，焦书记批评我了。其实小芳，那些话不是我情愿说的，我现在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小芳，我爱你……”

　　他哭得说不出话来，张小芳抱着听筒也泪流满面。

　　听筒里换了王小兰的声音：“阿芳，我是王小兰。咱们农林局团委被评为全县模范团组织了，大伙儿都说这里面有你一份很大的功劳。大伙儿都盼你早点回来。”

　　一个男孩子大嗓门儿的声音：“张小芳，听不出俺是谁了吧？我张平啊！你小子快回来，再不回来我们打回上海去了啊！”

　　吴子明的声音：“小芳，这几天小朱难过死了，你原谅他吧。”

　　二萍也只是一句话：“姐，你快回来吧，俺想你。”

　　张小芳抱着电话机痛哭失声。

　　上了楼，她说：“妈，我马上回兰考。”

　　她妈一下子摸不着头脑了：“侬不是不回啦？”

　　小芳说：“妈，我还是回吧。现在走，还能赶上车。记住，让我姐给我单位里拍个电报。千万拍个电报，电报比我到得快！”

　　6

　　朱晓、吴子明、二萍把张小芳接回林场。一进场区就听到了锣鼓声，眼前的场景让她惊呆了。

　　林场里搭着台子，挂着横幅，上面写着：欢迎张小芳同志归来。她定定地站住了。王小兰、平头、红围巾等一大群青年迎上来，大家亲亲热热拉住她。

　　王小兰说：“张小芳，你可回来了。你瘦了呀，是不是真的病了？接到你姐发来的电报，就盼着你呢。焦书记说，局团委和乡亲们开个欢迎会，好好欢迎欢迎你！”

　　吴子明接过张小芳的行李：“走吧，大家都等着哩。”

　　欢迎会开始，焦裕禄致欢迎词：“同志们，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一个欢迎会，欢迎一个战士重新归队。张小芳同志，是生长在上海大都市的一个青年，在学校里是个高才生，她是揣着决心书来到兰考的，背包一放，就在黄河滩上投入治理风沙和繁育桐苗的战斗。她工作非常出色，任劳任怨，肯钻研、爱学习，是个好青年。”

　　张小芳的眼泪一串串流下来。焦裕禄说：“张小芳同志回到上海住了两个月，她不是贪图大城市的繁华，不是害怕这里艰苦的环境，而是在融入这个集体的过程中，我们对她少了一些关心，才使她少了对这个集体的一些理解。现在她回来了，她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了自己的选择，与其说她回到兰考是选择了一个事业，不如说她是选择了一个理想！张小芳，你是好样的！”

　　大家起劲地鼓掌。张小芳早已哭出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