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滕文公（下）

　　【原文】

　　陈代［1］曰：“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2］’，宜若可为也。”

　　孟子曰：“昔齐景公田［3］，招虞人［4］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5］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6］。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昔者赵简子［7］使王良［8］与嬖奚［9］乘，终日而不获一禽。嬖奚反命［10］曰：‘天下之贱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请复之。’强而后可，一朝而获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简子曰：‘我使掌与女乘。’谓王良。良不可，曰：‘吾为之范［11］我驰驱，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12］，一朝而获十。《诗》［13］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我不贯［14］小人乘，请辞。’御者且羞与射者比［15］；比而得**，虽若丘陵，弗为也。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注释】

　　［1］陈代：孟子的学生。

　　［2］寻：古代的长度单位，一寻等于八尺。

　　［3］田：打猎。

　　［4］虞人：守卫猎场的官员。

　　［5］不忘：这里意为“不怕”。

　　［6］元：首，指脑袋。

　　［7］赵简子：即晋国的大夫赵鞅。

　　［8］王良：春秋末年著名的善于驾车的人。

　　［9］嬖奚：赵鞅的宠臣。

　　［10］反命：复命。

　　［11］范：使……规范。

　　［12］诡遇：指不按规范驾车。

　　［13］《诗》：这里特指《诗经·小雅·车攻》篇。

　　［14］贯：同“惯”，习惯。

　　［15］比：比附、依附。

　　【译文】

　　陈代对孟子说道：“不去拜见诸侯，似乎只是拘泥于小节吧。如今一去拜见诸侯，大则可以实施仁政，使天下归服；小则可以称霸诸侯。况且《志》书上说：‘弯曲着一尺长，伸展开来八尺长。’似乎是可以这样以屈求伸的吧。”

　　孟子回答道：“从前，齐景公打猎，用旌旗召唤猎场的看守官，看守官见齐景公召唤他的礼节不对，于是竟然不予理睬。齐景公大怒，想杀了他，他却一点也不怕。这个人因而受到孔子的称赞。所以，有志之士不怕弃尸山沟，勇敢的人不怕丢掉脑袋。孔子认为那位猎场看守官哪一点可取呢？就是取他因召唤不当就不去的精神。如果我不等到诸侯的召唤就自己上门去，是为了什么呢？况且，所谓弯曲着一尺长，伸展开来八尺长的说法，是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如果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就是弯曲着八尺长，伸展开一尺，那也是有利益的啊，难道也可以干吗？

　　“从前，赵简子命令王良为他的宠臣奚驾车去打猎，整整一天没有打着一只猎物。奚回去后向赵简子报告说：‘王良真是天下最不会驾车的人了！’有人把这话告诉了王良。王良便对奚说：‘请让我再为先生驾一次车。’奚勉强同意了，结果一个清晨就打了十只猎物。奚回去后向赵简子报告说：‘王良真是天下最会驾车的人啊！’赵简子说：‘我让他专门为你驾车吧。’当赵简子征求王良的意见时，王良却不肯干了。他说：‘我按规范为他驾车，他一整天都打不到一只猎物；我不按规范为他驾车，他一个早晨就打了十只猎物。《诗经》说，按照规范驾车去，箭一放出去就能中的。我不习惯为他这样的小人驾车，请大王允许我辞去这个差事。’

　　“驾车的人尚且羞于与不好的射手合作，即便合作可以打到堆集如山的猎物也不干。如果我现在扭曲自己去追随那些诸侯，那又是为了什么呢？况且，你的看法是错误的，扭曲自己，是不可能让别人正直的。”

　　【阐释】

　　也许是由于自己的仁政思想迟迟不能在社会上实行，孟子又有些急躁了。于是，陈代给孟子出主意说“枉尺而直寻”，也就是说，先弯曲自己，哪怕显得只有一尺长，等有朝一日有了机会再实现抱负，那时候再全部伸开，就有八尺长了。

　　古人常说“大丈夫能屈能伸”，更何况按照陈代的说法，弯曲是为了更好的伸开，似乎这个主意也不错。那么孟子是什么态度呢？当然是坚决不同意。不仅不同意，孟子还提出了“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的主张。

　　在文章里，孟子例举了齐景公和赵简子的事例，用以说明在安身立命这个问题上。君子绝对不能苟且求全，也不能搞投机主义。孟子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孟子认为，投机主义是走不通的，原因是“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这个道理很简单，自己都已经被求取了人格，不能正直了，怎么可能要求别人正直呢？

　　我们可以做个大胆的猜测，即孟子和孟子的思想主张之所以不能为世所用，或许就是因为孟子不肯委曲求全和太坚持原则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也许后人在敬佩他的这种精神的同时，也要替他感叹一番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许正是因为孟子不愿意委曲求全和放弃原则，才使得他的学说流传了一代又一代，使得他本人被后人称为“亚圣”。

　　孟子的很多观点和主张即使不是继承于孔子，也是来源于孔子，这一章的主张也是如此。根据《论语·子路》篇的记载，孔子说过“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这样的话，这与孟子所说的“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的意思大同小异，区别只在于两者的出发点不同。孟子的出发点前文已经说过了，就是反对投机取巧的投机主义思想。

　　虽然孔子和孟子都主张和提倡通权达变的思想，但在立身处世和对待必须要坚持的原则方面，他们却是不愿意“通权达变”的，因为这将意味着苟且求生和投机倒把。的确，原则问题本来就不容讨论。

　　【原文】

　　景春［1］曰：“公孙衍［2］、张仪［3］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4］。”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注释】

　　［1］景春：纵横家。

　　［2］公孙衍：号犀首，魏国人，著名的说客，曾经担任过五个国家的相国。

　　［3］张仪：魏国人，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他主张“连横”，一生致力于游说各诸侯国服从秦国。

　　［4］熄：指战火熄灭，天下太平。

　　【译文】

　　景春说道：“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

　　孟子听了，回答道：“这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先生没有学过礼吗？男子举行加冠礼的时候，父亲给予训导；女子出嫁的时候，母亲给予训导，送她到门口，告诫她说：‘到了你丈夫家里，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谨慎，不要违背你的丈夫！’以顺从为原则的，是妾妇之道。至于大丈夫，则应该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里，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上，走着天下最光明的大道。得志的时候，便与百姓一同前进；不得志的时候，便独自坚持自己的原则。富贵不能使我骄奢淫逸，贫贱不能使我改移节操，威武不能使我屈服意志。这样才叫做大丈夫。”

　　【阐释】

　　这一章是围绕着“什么人才算是大丈夫”这个概念展开的。那么什么人才是大丈夫呢？纵横家的代表人物景春认为，“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熄”的公孙衍、张仪算是大丈夫。这种观点看重一时的权威和气势。很显然，景春的这种观点是错的。如果参照景春的观点衡量的话，那么古往今来的所有暴君和战争狂人就可以算作是大丈夫了。这是极其荒谬的一个结论。

　　孟子很反对景春的观点，并对景春的观点一一做出批驳。比方说，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挑起国家之间的战争，算是了不起的大丈夫。孟子则认为，公孙衍、张仪靠摇唇鼓舌、曲意顺从诸侯的意思，奉行的是“妾妇之道”，没有仁义道德和个人原则，因此根本谈不上是大丈夫，只过是小人和女人罢了。

　　孟子的语言含蓄而幽默，通过言“礼”来说明女子出嫁时母亲的嘱咐，得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古人认为，妻道如臣道，因此人臣对于国君应该和小妾对于丈夫一样顺从，但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如果国君违背了原则，做人臣的就应该劝谏。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如果犯了错误，妻子就要劝他改正。这样看来，“妾妇之道”和“为妇之道”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妾妇之道”是实实在在的“小老婆之道”。

　　在批驳了景春的观点后，孟子又提出了自己对于大丈夫的观点。根据孟子的观点，要想被称为大丈夫，就要满足两个方面的要求，这两个方面分别是个人志向和个人操守。孟子认为，作为大丈夫，一是要有“行天下之大道”和“与民由之”的伟大志向，二是要有坚持这一伟大志向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如果能满足这两个方面的要求，才能被称为大丈夫。

　　自从孟子提出以个人志向和个人操守两方面为标准界定大丈夫以后，两千多年来，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不仅如此，这一标准还成了优秀知识分子的一种人生价值取向。

　　怎样才能做到孟子所谓的大丈夫呢？按孟子的话说，首先要“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也就是要回到儒家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上；然后再树立“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处世态度，就能成为真正的大丈夫了。

　　【原文】

　　周霄［1］问曰：“古之君子仕乎？”

　　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2］也。出疆必载质［3］。’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4］。’”

　　“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

　　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5］，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

　　“出疆必载质，何也？”

　　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

　　曰：“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

　　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6］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注释】

　　［1］周霄：魏国人。

　　［2］皇皇如：若有所求而不得的样子。

　　［3］质：指初次拜见尊长时赠送的礼物。

　　［4］吊：哀伤。

　　［5］粢盛：祭祀用的米粟。

　　［6］媒妁：媒人，即介绍婚姻的人。

　　【译文】

　　周霄问孟子道：“古代的君子做官吗？”

　　孟子回答道：“做官。古代的记载说：‘孔子三个月没有被国君任用，就惶惶不安；离开这个国家时，必定要带上谒见另一个国家国君的见面礼。’公明仪说过：‘古代的人如果三个月不被国君任用，那就要去安慰他。’”

　　周霄问道：“三个月不被国君任用，就要去安慰，这不是求官太迫切了吗？”

　　孟子回答道：“士人丢掉了官职，就好像诸侯失掉了国家。《礼》上说：‘诸侯亲自耕种，用来供给祭品；夫人养蚕缫丝，用来供给祭服。用作祭祀的牛羊不肥壮，谷米不洁净，礼服不齐备，就不敢用来祭祀。士人失掉了官位就没有田地俸禄，也就不能祭祀。’祭祀用的牲畜、祭器、祭服都不齐备，不敢用来祭祀，也就不敢宴请，就像遇到办丧事的人一样，难道不该去安慰他吗？”

　　周霄问道：“离开一个国家时，一定要带上谒见别国国君的礼物，这又是为什么呢？”

　　孟子回答道：“士人做官，就像农夫种田。农夫难道会因为离开一个国家就丢弃他的农具吗？”

　　周霄说道：“我们魏国也是个有官做的国家，却不曾听说想做官这样急迫的。这样急迫地想做官，君子却又不轻易去做官，这又是为什么呢？”

　　孟子回答道：“男孩一出生，父母就愿意给他找妻室；女孩一出生，父母就愿意给她找婆家。父母的这种心情是每个人都是有的。但是，如果不等父母的同意和媒人的说合，就钻洞扒缝互相偷看，翻过墙头跟人约会，那么，父母和社会上的人都会认为这种人很下贱。古代的君子不是不想做官，但又厌恶不从正道求官。不从正道求官，是和钻洞扒缝之类一样的行为。”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士人想通过做官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这是很正当和合理的事情。

　　在魏国人周霄问道古代的读书人想不想当官的问题时，孟子回答得很干脆：当然想，而且想当官的心情非常迫切。接着，他例举了圣人孔子三个月不当官就惶惶不安的事例。还引用另一位贤人公明义的话，说明对士人而言，失去官职是很严重的事情，犹如一个国君做了亡国奴一样。

　　那么，古代的士人为什么很急切地想做官呢？俗话说士、农、工、商，在古代，士人是一个地位很高的阶层，离上一级阶层很近，只要迈出出仕的这一步，就到达国家干部的阶层了。

　　尽管孟子认为士人想当官，甚至心情很迫切的求官是正常的和合理的，但是孟子同时也认为，君子想做官也要走正道，如果不走正道，利用下三滥的手段求官，是可耻的行为，真正的君子是不屑为之的。孟子把利用下三滥的手段求官同男女**看作是同样遭人唾弃的行为。有研究孟子的学者认为，孟子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在谴责依靠游说国君起家的纵横家们，认为他们就是不走正道和不择手段争取做官的人。这样理解也许太过片面了，毕竟在学说交流方面，儒家一向是主张“恕道”的。其实，孟子所说的“又恶不由其道”讲的道理跟“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是相同的，是在劝诫士人不能以扭曲自己的人格为代价求取官职。

　　【原文】

　　彭更［1］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2］于诸侯，不以泰［3］乎？”

　　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4］，以羡［5］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6］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

　　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

　　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曰：“食志。”

　　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7］，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

　　曰：“否。”

　　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注释】

　　［1］彭更：孟子的学生。

　　［2］传食：指住在诸侯国国君提供的驿舍里，并接受他们提供的食物。

　　［3］泰：同“太”，指“过分”。

　　［4］通功易事：交流成果，交换物资。

　　［5］羡：多余。

　　［6］待：同“持”，意为“扶持”。

　　［7］墁：粉刷墙壁的工具，这里指粉刷过的墙壁。

　　【译文】

　　彭更问道：“跟在身后的车几十辆，跟随的人几百个，从这个诸侯国吃到那个诸侯国，不是太过分了吗？”

　　孟子回答道：“如果不正当，就是一篮子饭也不能够接受；如果正当，就是像舜那样接受了尧的天下也不过分。你说过分吗？”

　　彭更回答道：“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读书人不劳动而白吃饭，是不对的。”

　　孟子说道：“如果不互通有无，交换各行各业的产品，用多余的来补充不足的，就会使农民有多余的粮食没人吃，妇女有多余的布没人穿。如果互通有无，那么，木匠车工都可以从你那里得到吃的。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人，在家孝顺父母，出门尊敬长辈，奉行先王的圣贤学说，来培养后代的学者，却不能得到吃的。你怎么可以尊重木匠车工，却轻视奉行仁义道德的人呢？”

　　彭更说道：“木匠车工，他们干活的动机就是为了求饭吃。读书人研究学问，其动机也是为了求饭吃吗？”

　　孟子问道：“你为什么以他们的动机来看问题呢？只要他们对你有功绩，应该给他们吃的，那就给他们吃的罢了。况且，你是论动机给他们吃的呢？还是论功绩给他们吃的呢？”

　　彭更回答道：“论动机。”

　　于是，孟子说道：“比如这里有一个人，把屋瓦打碎，在新刷好的墙壁上乱画，但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弄到吃的，你给他吃的吗？”

　　彭更回答道：“当然不给。”

　　孟子听了，说道：“那么，你不是论动机，而是论功绩了。”

　　【阐释】

　　这一章讲的仍然是社会分工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章里，孟子所说的“小人”不在是个贬义词，而是对“农夫”和“百工之人”这一群体的称呼。

　　众所周知，一个健全的社会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从事这两个层面的工作的人不仅是有一定的专长的人，而且还有着明确的分工。例如，从事精神层面的工作的是道德高尚、学问渊博的君子，他们的工作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从事物质层面的工作的是农夫和百工之人，相比精神层面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应该说，这两个层面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因此，这两个群体的人也是不能互相取代、缺一不可的。正如农夫不懂孟子懂得的大道理一样，君子做农活也不如农夫专业。不过，不管他们在哪一个层面做什么工作，都是为促进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

　　但是话虽这样说，实际上有人却认为，这两个群体的人，总有一个群体是重要的，一个群体是次要的。彭更就认为，农夫和百工之人应该得到报酬，而君子却不应该得到报酬。提倡社会分工的孟子当然反对彭更的说法，于是对他进行了一番教育。

　　孟子教育彭更的观点主要有两条，一是君子应不应该接受报酬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难度就在于怎样界定和区分该还是不该。君子该不该接受报酬？其实，只要是正当的，不论多少都可以接受；同样，如果是不正当，不论多少都不应该接受。由谁来认定是该接受，还是不该接受呢？也许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只能借助自己的良心判断了。

　　在这一章里，孟子还谈到了动机与效果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孟子和彭更谈论的并不复杂。彭更认为，应该从动机上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做的。孟子则认为，应该从实际功绩和效果上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不重视过程只重视结果，不听取汇报只考察成绩。然而，面对具体的情况时，我们不可能完全兼顾动机和效果两方面，因此大多数情况下还是看效果的。

　　有人说，如果把动机与效果的问题上升到理论高度，这就进入到了哲学范畴。这时候，就不能把二者分别看待了，而是应该坚持二者的统一，也就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也就是说，不论是什么动机，从效果上来看，错误的就是错误的，正确的就是正确的；同样，无论是什么结果，从动机上来看，动机不正确的就是错的，动机正确的就是对的。

　　【原文】

　　孟子谓戴不胜［1］曰：“子欲子之王之［2］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

　　曰：“使齐人傅之。”

　　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3］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4］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5］，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

　　【注释】

　　［1］戴不胜：人名，宋国的大臣。

　　［2］之：往、到。

　　［3］咻：喧哗吵闹。

　　［4］庄岳：齐国街里的名称。

　　［5］薛居州：宋国著名的贤臣。

　　【译文】

　　孟子对戴不胜说道：“你希望你的国君向善吗？我明白告诉你吧。比如说有一位楚国的大夫，希望他的儿子学会说齐国话，是找齐国的人来教他好呢？还是找楚国的人来教他好？”

　　戴不胜回答道：“找齐国人来教他好。”

　　于是，孟子接着说道：“如果一个齐国人来教他，却有许多楚国人在他周围用楚国话来干扰他，即使你每天鞭打他，要求他说齐国话，那也是不可能的。反之，如果把他带到齐国去，住在齐国的某个街市，在那里生活几年，那么，即使你每天鞭打他，要求他说楚国话，那也是不可能的了。

　　“你说薛居州是个好人，要他住在王宫中。如果在王宫中的人，无论年龄大小还是地位高低，都是像薛居州那样的好人，那国君和谁去做坏事呢？相反，如果在王宫中的人，无论年龄大小还是地位高低，都不是像薛居州那样的好人，那国君又和谁去做好事呢？单单一个薛居州能把国君怎么样呢？”

　　【阐释】

　　孟子在这一章里讲述“一傅众咻”的寓言，本意不是讨论教育和学习的关系，而是讽刺宋国国君行仁政的事。也就是说，虽然孟子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与教育有关的原理，但他的本意还是在政治方面。

　　通过说明周围环境对人的影响的重要性，孟子说明了国君应该注意对自己身边亲信和近臣的考察、选拔问题。孟子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道理呢？原因很简单，如果国君身边的亲信和近臣都是道德高尚的君子，那么国君在他们的影响下，也会变得道德高尚，一个道德高尚的国君不就是百姓们所希望的吗？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其实，关于周围环境对人的影响的重要性问题，没有人比孟子更有发言权了。早在孟子小的时候，他的母亲为了让他受到好环境的熏陶，就流传下了“孟母三迁”的故事。所以说，孟子对此早就有了切身体会。

　　上面说的这个问题放在教育方面也同样适用。众所周知，儒家的教育思想历来强调客观的学习环境对人的教育影响作用。孟子指出，楚国人学习齐国话涉及的不单单是选择老师的问题，还有学习环境的问题。这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如果有了齐国人做老师，可是学习环境却在楚国，这样，即使老师费尽心思教学生学齐国话，可是由于周围的人说的都是楚国话，学生受大环境的影响，也根本无法学好齐国话。相反，如果把上课的教室设在齐国人口稠密的地方，让学生置身于人人都说齐国话的环境中，那么，老师不用多么费劲，学生也能很快学会齐国话了。这个道理在今天的外语教学中尤其适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在中国的教室里学了好几年外语，却不如在外国留过一年学的人。在教育和学习的过程中，选择和创造有利于学习成长的客观环境是必要的。

　　【原文】

　　公孙丑问曰：“不见诸侯何义？”

　　孟子曰：“古者不为臣不见。段干木［1］逾垣而辟［2］之，泄柳［3］闭门而不内［4］，是皆已甚。迫［5］，斯可以见矣。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瞰［6］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7］；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当是时，阳货先，岂得不见？曾子曰：‘胁肩谄笑［8］，病于夏畦［9］。’子路曰：‘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10］，非由［11］之所知也。’由是观之，则君子之所养，可知已矣。”

　　【注释】

　　［1］段干木：人名，姓段干，名木。段干木是晋国人，为人清高，不愿意做官。魏文侯曾经去拜访他，但他却翻墙逃走了。

　　［2］辟：同“避”，躲避。

　　［3］泄柳：人名，鲁国的贤人。

　　［4］内：通“纳”，接受。

　　［5］迫：迫切。指求见之心很迫切。

　　［6］瞰：窥探、远望。

　　［7］蒸豚：指蒸熟了的乳猪。

　　［8］胁肩诌笑：耸着肩膀，故作谄媚的笑容。

　　［9］夏畦：指盛夏时节在田间劳动。

　　［10］赧赧然：害羞、惭愧的样子。

　　［11］由：子路的名字。

　　【译文】

　　公孙丑问孟子道：“不主动去拜见诸侯是什么道理？”

　　孟子回答道：“在古代，一个人如果不是诸侯的臣属便不去拜见。段干木跳墙躲避魏文侯，泄柳闭门不接待鲁穆公，这些都做得过分了。迫不得已时，见还是应该见的。从前阳货想要孔子去拜见他，又厌恶别人说他不懂礼仪。大夫如果对士人有所赏赐，士人没有在家亲自接受的话，就得上大夫家去拜谢。于是，阳货便趁孔子不在家的时候，给孔子送去一只蒸乳猪。孔子也打听到阳货不在家时，前去拜谢。当时，要是阳货真心诚意地先去看孔子，孔子难道不去拜见他吗？曾子说：‘耸起两个肩头，做出一副讨好人的笑脸，这真比顶着夏天的毒日头在菜地里干活还要令人难受啊！’子路说：‘分明不愿意和那人谈话，却要勉强去谈，脸上还做出羞惭的样子，这种人不是我所能够理解的。’从这里看来，君子是怎样修养自己的，就可以知道了。”

　　【阐释】

　　有研究《孟子》的学者指出，在这一章里，孟子引用的曾子和子路的话，都反映的是同一种行径，这就是虚伪。

　　从古至今，关于“虚伪”的话题都很复杂。一方面，不论是谁都对它深恶痛绝，把它当作最大的恶行口诛笔伐。这样看来，它似乎也不存在复杂了。另一方面，人们又觉得自己随时随地都生活在虚伪之中，无论是什么地方，不论是什么人，都没有不虚伪的。这样看来，它似乎确实复杂得需要研究一番。

　　正是因为如此，虚伪不仅令凡夫俗子们困惑不解，而且圣贤们也对他反复论述。孔子在《论语》中就反复三次说到虚伪的问题，而孟子在这里也说起了这个问题。

　　那么，孟子为什么也说这个问题了呢？原来，公孙丑问孟子为什么不主动拜见诸侯国国君，在回答的时候，孟子就说了两种情况。一是过于清高和孤芳自赏。为了说明这个情况，孟子例举了段干木和泄柳的事迹，得出结论说，过于清高和孤芳自赏似乎没有必要。二是一心谄媚和阿谀奉承。为了说明这个情况，孟子引用了曾子和子路的话。有学者指出，孟子在这里暗指和批判的人，就是“纵横”于各国的纵横家们，孟子认为他们是最虚伪的人。由此也可见，孟子是痛恨纵横家的。

　　可以看出，在见不见诸侯这个问题上，不论是清高的段干木和泄柳，还是谄媚的纵横家，他们的表现不是太清高，就是太谄媚，走的是两个极端。但是，儒家一向都是反对走极端而主张恰如其分的中庸之道的。

　　虽然说“虚伪乃罪恶之源”，但孟子虽然教我们认清了这些，却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该用什么来清除这罪恶之源，这是令人遗憾的。

　　【原文】

　　戴盈之［1］曰：“什一［2］，去关市之征［3］，今兹［4］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5］，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6］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7］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注释】

　　［1］戴盈之：宋国的大夫。

　　［2］什一：指收取十分之一的农业税。

　　［3］征：指征收捐税。

　　［4］兹：年。

　　［5］已：停止

　　［6］攘：偷窃。

　　［7］损：减少。

　　【译文】

　　戴盈之问孟子道：“把税率改成十分之一，并且还有免除海关和集市的赋税，这些事情在今年还办不到。因此，我打算逐渐推进这件事，等到明年再彻底实行。先生以为怎样？”

　　孟子回答道：“我打个比方，如果有一个人每天都偷邻居家的一只鸡，有人告诫他说：‘这不是正人君子的行为。’他就说道：‘请允许我逐渐的改正错误，先由每天偷一只改成每月偷一只，等到明年再彻底改正。’如果你已经知道了这种行为是不符合道义的，那就应该立即停止才对，为什么要等到明年呢？”

　　【阐释】

　　这一章充分表现了孟子论述问题善于比喻的特点，也充分表现了孟子慷慨雄辩的说服能力。

　　孟子的文章之所以形象、生动，之所以易于理解，就是因为孟子可以通过比喻，把任何极其抽象的大道理、深奥的哲理讲述的非常透彻而浅显。在这一章里，孟子想要说明“除恶必速”的道理，便举了一个被人称为“偷鸡贼的逻辑”的例子，毫不客气地批评了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一些明知不合理的制度，借口条件不成熟而拖着不改正的手法。如果没有这个例子，这个道理很难说清楚，而且，即使孟子说清楚了，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戴盈之还可能假装没有听明白，依旧推诿搪塞。孟子举这个浅显易懂的例子，不仅把道理说清楚了，而且也让戴盈之再无处推诿。

　　“偷鸡贼的逻辑”绝妙无比，“除恶必速”的道理发人深省。

　　【原文】

　　公都子［1］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2］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3］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4］；水由地中［5］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6］多而**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7］，三年讨其君，驱飞廉［8］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9］曰：‘丕显［10］哉，文王谟［11］！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12］，咸以正无缺［13］。’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14］，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15］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16］云：‘戌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17］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注释】

　　［1］公子都：孟子的学生。

　　［2］《书》：在这里指《尚书·大禹·谟》

　　［3］掘地：挖掘壅塞的地方。

　　［4］菹：有水草的沼泽地带。

　　［5］地中：低地。

　　［6］沛泽：沼泽水草丰茂。

　　［7］奄：位于东方的诸侯国，曾助纣为虐。

　　［8］飞廉：商纣的宠臣，善于飞跑。

　　［9］书：在这里指《尚书·周书·君牙》

　　［10］丕显：大显。

　　［11］谟：计谋、谋略。

　　［12］后人：指周成王和周康王。

　　［13］缺：缺乏

　　［14］横议：乱发谬论。

　　［15］闲：熟悉。

　　［16］诗：在这里指《诗经·鲁颂·沁宫》。

　　［17］诐：偏颇、邪僻。

　　【译文】

　　公都子问孟子道：“外面的人都说先生喜欢辩论，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回答道：“难道是我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而辩论啊！人类诞生已经很久了，总是一时安定，一时**。在尧的时候，水势倒流，在中国泛滥，蛇龙到处盘踞，人们无处居住；地势低的地方，就在树上搭窝栖身，地势高的地方，就打相连的洞穴。《尚书》上说：‘洚水告诫我们。’洚水，就是洪水。尧派禹治水。禹开挖河道，让洪水流注进大海；驱逐蛇龙，把它们赶进荒草丛生的沼泽；水都顺着地中间的河道流泄，这就是长江、淮河、黄河和汉水。险阻排除了，危害人类的鸟兽消灭了，然后人们才能够在平地上居住。

　　“尧舜去世以后，圣人之道衰微了，暴君相继出现。毁坏民房开挖成深池，使人民无处安身；废弃农田改作园林，使人民断了衣食来源。荒谬的学说、暴虐的行为纷纷出现，园林、深池、沼泽多了，**又聚集来了。到了商纣时，天下又大乱了。周公辅佐武王杀掉纣王，讨伐奄国，三年后除掉了奄君，把飞廉驱逐到海边杀掉。消灭的国家达五十个。把老虎、豹子、犀牛、大象驱赶到很远的地方，普天之下人心大快。《尚书》上说：‘多么辉煌啊，文王的谋略！后继有人啊，武王的功业！扶助、启迪我们后人，都正确完美没有欠缺。’

　　“太平盛世和圣人之道又一次衰微了，荒谬的学说、暴虐的行为又纷纷出现了，有臣子杀国君的，有儿子杀父亲的。孔子感到忧惧，编写了《春秋》。《春秋》，纠正君臣父子的名分，褒贬诸侯大夫的善恶，这是天子的职权。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恐怕就在于这部《春秋》吧！怪罪我的，恐怕也就在于这部《春秋》吧！’

　　“如今圣王不出现，诸侯放纵恣肆，隐居不仕的人横发议论，杨朱、墨翟的言论充塞天下。天下的言论，不是归向杨朱一派，就是归向墨翟一派。杨朱宣扬一切为自己，这是心目中没有国君；墨翟宣扬对人一样地爱，这是心目中没有父母。心目中无父无君，这就成了**。公明仪说过：‘厨房里有肥肉，马棚里有肥马，而百姓面黄肌瘦，野外有饿死的尸体，这好比率领着野兽来吃人啊！’杨朱、墨翟的学说不灭亡，孔子的学说不光大，这会使邪说蒙骗人民，堵塞仁义。仁义被堵塞了，就导致率领野兽吃人，人与人将互相残食。我为此忧惧，决心捍卫古代圣人的思想，批驳杨朱、墨翟的学说，排斥荒诞的言论，使邪说不能产生。邪说从心里产生，就会危害事业；在事业上起了作用，就会危害政治。如果再有圣人出现，也不会改变我这话的。

　　“从前大禹制服了洪水而使天下太平，周公兼并了夷狄，赶跑了猛兽而使百姓安宁，孔子编写了《春秋》而使犯上作乱的人畏惧。《诗经》上说：‘打击戎狄，严惩荆舒，就没有谁敢抗拒我。’目无父母、国君的人，正是周公所要讨伐的。我也想端正人心，扑灭邪说，批判放纵、偏激的行为，排斥荒诞的言论，以此来继承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这难道是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能够用言论批驳杨朱、墨翟的人，才是圣人的信徒啊。”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的学生问孟子道：“人们都说先生喜欢辩论，先生为什么喜欢辩论呢？”孟子听了，有些恼火的回了一句“予岂好辩也哉！予不得已也”，哪里是我喜欢辩论啊？我是迫不得已，不辩不行啊！

　　不辩不行，真有这样的事吗？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既是诸侯割据争霸的时代，又是各种学说和思想“百家争鸣”的时代，作为儒家学派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如果孟子在辩论之风盛行的当时，保持沉默和退避，那么也许儒家的发展和影响就要大打折扣了。也的确不是孟子好辩，但为了捍卫儒学，他又被迫不得不通过辩论为儒家在社会思潮中赢得一席之地。所以他才说“予岂好辩也哉！予不得已也”。

　　然而，也正是由于孟子在“不得已”间被迫站出来，参与到“思想大辩论”之中，并凭借他的才华和能力，赢得了“外人皆称夫子好辩”的名声，儒家的声威才因此日渐大振。不仅如此，甚至有人认为，即使在遥远的汉代以后，儒家依然能在“百家争鸣”的局面中登上“独尊”的局面，都是因为孟子“好辩”的功劳。也有人认为，孔子和孟子虽然并列为儒家“二圣”，但却又各有所长。孔子是“述而不作”，而孟子则流传下许多鸿篇巨著，为儒家创造了许多珍贵的文字资料。在汉代以后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的主导思想和主流文化，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了周边国家的文化和思想。

　　回到本章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在孟子说“予岂好辩也哉！予不得已也”这句话时，儒家学派也是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时期。当时，杨朱学派和墨翟学派已经是影响力特别巨大的两大学派，不论是从系统上还是从理论上，都远远超过了儒家学派在社会上的影响。而反观儒家，除了孟子以外，再没有合适的人选能够抵挡住杨朱学派和墨翟学派的进攻。

　　那么，孟子和其他的儒家人物相比，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孟子还真有三个过人之处。其一，孟子继承了孔子流传下来的儒家正统思想，这使他超越了几乎同一时代的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其二，孟子学问根基深厚，能够代表儒家学派的最高水平；其三，孟子善于辩论，他的辩论技巧丰富多样，气势磅礴大气，不仅儒家少有对手，就是整个战国时代都鲜遇敌手。因此，抵挡其他学派的攻讦的任务便非孟子莫属了。事实证明，孟子也确实扛起了“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和“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的重任。

　　【原文】

　　匡章［1］曰：“陈仲子［2］岂不诚廉士哉？居於陵［3］，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4］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5］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

　　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6］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7］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

　　曰：“是何伤哉？彼身织屦，妻辟垆［8］，以易之也。”

　　曰：“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9］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处于於陵。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己频顣［10］：‘恶用是■■［11］者为哉？’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之肉也！’出而哇［12］之。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於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

　　【注释】

　　［1］匡章：齐国名将。

　　［2］陈仲子：又称田仲、陈仲、於陵仲子，齐国人，赵岐注说他是“齐一介之士，穷不苟求者，是以绝粮而馁也”。

　　［3］於陵：齐国地名。

　　［4］螬：即蛴螬，金龟子的幼虫。

　　［5］将：拿、取。

　　［6］巨擘：大拇指，在这里意为在某方面杰出的人物或事物。

　　［7］盗跖：传说中春秋时的大盗，还是柳下惠的兄弟。

　　［8］辟垆：绩麻和练麻。绩麻称为辟，练麻称为垆。

　　［9］盖：地名。

　　［10］频顣：即颦蹙，不愉快的样子。

　　［11］■■：鹅的叫声。

　　［12］哇：呕吐。

　　【译文】

　　匡章说道：“陈仲子难道不是一个真正廉洁的人吗？住在於陵这个地方，三天没有吃东西，耳朵没有了听觉，眼睛没有了视觉。井上有个李子，金龟子的幼虫已经吃掉了一大半，他爬过去，拿过来吃，吞了三口，耳朵才恢复了听觉，眼睛才恢复了视觉。”

　　孟子听了，说道：“在齐国人中间，我一定把陈仲子看成大拇指。但是，他怎么能叫做廉洁？要推广陈仲子的操守，那只有把人变成蚯蚓之后能办到。蚯蚓在地面上吃干土，在地面下喝泉水。可陈仲子所住的房屋，是像伯夷那样廉洁的人所建造的呢？还是像盗跖那样的强盗所建造的呢？他所吃的粮食，是像伯夷那样廉洁的人所种植的呢？还是像盗跖那样的强盗所种植的呢？这个还是不知道的。”

　　匡章说道：“那有什么关系呢？他亲自编草鞋，他妻子绩麻练麻，用这些去交换其他生活用品。”

　　孟子回答道：“陈仲子是齐国的宗族世家，他的哥哥陈戴在盖邑的俸禄便有几万石之多。可他却认为他哥哥的俸禄是不义之财而不吃，认为他哥哥的住房是不义之产而不住，避开哥哥，离开母亲，住在於陵这个地方。有一天，他回到家，正好看到有人送给他哥哥一只鹅，他皱着眉头说：‘要这种呃呃叫的东西做什么呢？’过了几天，他的母亲把那只鹅杀了给他吃，他哥哥恰好从外面回来，便说：‘你吃的正是那呃呃叫的东西的肉啊！’他连忙跑出门去，‘哇’地一声便吐了出来。母亲的食物不吃，却吃妻子的；哥哥的房屋不住，却住在於陵。这能够算是推广他的廉洁的操守吗？像他那样做，只有把人变成蚯蚓之后才能够办到。”

　　【阐释】

　　这一章里提到的陈仲子，也是当时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据《孟子》记载，陈仲子是齐国人，以廉洁著称，因此被人称为“廉士”。包括齐国名将匡章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陈仲子确实是“廉士”，还主张推广他的操守。

　　可是，孟子听了匡章的话，却并不认为陈仲子的操守是廉洁的，更不认为值得提倡和推广。孟子认为，陈仲子的所作所为有些过分，已经是走进了一种极端。于是，孟子举例说，陈仲子住的房子不一定是哪个不廉洁的人建造的，吃的粮食也不一定是哪个不廉洁的人种植的。更何况，他平白无故地认定他哥哥的房子是不义之产，俸禄是不义之财，因此离开母亲和哥哥，一个人居住在遥远的地方。即使回到家以后，都不吃母亲做的饭。这样的操守，怎么算是廉洁的呢？又怎么能提倡和推广呢？

　　那么，什么样的行为才算是廉洁的呢？什么样的操守才值得提倡和推广呢？孔子认为，廉洁就是“见得思义”，孟子认为，廉洁就是“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如果过了头，该接受的没有接受，那就不是廉洁，而是虚伪和沽名钓誉了。在孟子眼里，廉洁不是俭朴，而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该不该接受，所以也就不是越清贫越好了。

　　在否定了陈仲子是“廉洁之士”的公论之后，孟子批评和讽刺了陈仲子那样的极端行为。孟子指出，如果想做到陈仲子那样，那么就得先变成蚯蚓才行，因为蚯蚓吃的是泥土，喝的是混着泥土的水，是真正做到彻底廉洁的动物。因此，可以看出，如果要按孟子提出的真正的廉洁标准来衡量的话，陈仲子其实是没有做到廉洁的。

　　那么，陈仲子的行为算什么呢？按照孟子的说法，陈仲子这样做只能算是沽名钓誉，是一种虚伪。按照宋代朱熹的说法，陈仲子不仅不是“廉洁之士”，而且连纲常人伦都没有，因为他“避兄离母，无亲戚、君臣、上下”。

　　在批评和讽刺陈仲子时，孟子除了用到蚯蚓的比喻外，还用到了“巨擘”的比喻。一方面，孟子用“巨擘”讽刺了陈仲子，另一方面，陈仲子之所以被称为“巨擘”，是因为像陈仲子这样的人已经算是齐国最好的人了，可见齐国百姓的素质有多么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