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作者:鲁迅 |
字数:8515
看了什么用呢?倒也说不出。倘若一定要我说,那就说是譬如看自己三年前的照相罢。
十月三日
江湾赛马。
中国红十字会筹募湖南辽西各省急振。
中央军克陈留。
辽宁方面筹组副司令部。
礼县土匪屠城。
六岁女孩**。
辛博森伤势沉重。
汪精卫到太原。
卢兴邦接洽投诚。
加派师旅入赣剿共。
裁厘展至明年一月。
墨西哥拒侨胞,五十六名返国。
墨索里尼提倡艺术。
谭延闿轶事。
战士社代社员征婚。
十月四日
齐天大舞台始创杰构积极改进《西游记》,准中秋节开幕。
前进的,民族主义的,唯一的,文艺刊物《前锋月刊》创刊号准双十节出版。
空军将再炸邕。
剿匪声中一趣史。
十月五日
蒋主席电国府请大赦政治犯。
程艳秋登台盛况。
卫乐园之保证金。
十月六日
樊迪文讲演小记。
诸君阅至此,请虔颂南无阿弥陀佛……
大家错了,中秋是本月六日。
查封赵戴文财产问题。
鄂省党部祝贺克复许汴。
取缔民间妄用党国旗。
十月七日
响应政府之廉洁运动。
津浦全线将通车。
平津党部行将恢复。
**殴毙栈伙交涉。
王士珍举殡记。
冯阎部下全解体。
湖北来凤苗放双穗。
冤魂为厉,未婚夫索命。
鬼击人背。
十月八日
闽省战事仍烈。
八路军封锁柳州交通。
安德思考古队自蒙古返北平。
国货时装展览。
哄动南洋之萧信庵案。
学校当注重国文论。
追记郑州飞机劫。
谭宅挽联择尤录。
汪精卫突然失踪。
十月九日
西北军已解体。
外部发表英退庚款换文。
京卫戍部枪决人犯。
辛博森渐有起色。
国货时装展览。
上海空前未有之跳舞游艺大会。
十月十日
举国欢腾庆祝双十。
叛逆削平,全国欢祝国庆,蒋主席昨凯旋参与盛典。
津浦路暂仍分段通车。
首都枪决共犯九名。
林埭被匪洗劫。
老陈圩匪祸惨酷。
海盗骚扰丰利。
程艳秋庆祝国庆。
蒋丽霞不忘双十。
南昌市取缔赤足。
伤兵怒斥孙祖基。
今年之双十节,可欣可贺,尤甚从前。
结语
我也说“今年之双十节,可欣可贺,尤甚从前”罢。
十月一日
附记:这一篇没有能够刊出,大约是被谁抽去了的,盖双十盛典,“伤今”固难,“怀古”也不易了。
十月十三日
重三感旧
——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
我想赞美几句一些过去的人,这恐怕并不是“骸骨的迷恋”。
所谓过去的人,是指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民国初年,就叫他们“老新党”。甲午战败,他们自以为觉悟了,于是要“维新”,便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学算笔谈》,看《化学鉴原》;还要学英文,学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地朗诵着,对人毫无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书”,看洋书的缘故是要给中国图“富强”,现在的旧书摊上,还偶有“富强丛书”出现,就如目下的“描写字典”“基本英语”一样,正是那时应运而生的东西。连八股出身的张之洞,他托缪荃孙代做的《书目答问》也竭力添进各种译本去,可见这“维新”风潮之烈了。
然而现在是别一种现象了。有些新青年,境遇正和“老新党”相反,八股毒是丝毫没有染过的,出身又是学校,也并非国学的专家,但是,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看《庄子》《文选》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板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除掉作新诗的嗜好之外,简直就如光绪初年的雅人一样,所不同者,缺少辫子和有时穿穿洋服而已。
近来有一句常谈,是“旧瓶不能装新酒”。这其实是不确的。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倘若不信,将一瓶五加皮和一瓶白兰地互换起来试试看,五加皮装在白兰地瓶子里,也还是五加皮。这一种简单的试验,不但明示着“五更调”“攒十字”的格调,也可以放进新的内容去,且又证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啰。
“老新党”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认真,热心。待到排满学说播布开来,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还是因为要给中国图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
排满久已成功,五四早经过去,于是篆字,词,《庄子》,《文选》,古式信封,方块新诗,现在是我们又有了新的企图,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了。假使真能立足,那倒是给“生存竞争”添一条新例的。
十月一日
不是信
一个朋友忽然寄给我一张《晨报副刊》,我就觉得有些特别,因为他是知道我懒得看这种东西的。但既然特别寄来了,姑且看题目罢:《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署名是:志摩。哈哈,这是寄来和我开玩笑的,我想;赶紧翻转,便是几封信,这寄那,那寄这,看了几行,才知道似乎还是什么“闲话……闲话”问题。这问题我仅知道一点儿,就是曾在新潮社看见陈源教授即西滢先生的信,说及我“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不禁好笑;人就苦于不能将自己的灵魂砍成酱,因此能有记忆,也因此而有感慨或滑稽。记得首先根据了“流言”,来判决杨荫榆事件即女师大风潮的,正是这位西滢先生,那大文便登在去年五月三十日发行的《现代评论》上。我不该生长“某籍”又在“某系”教书,所以也被归入“暗中挑剔风潮”者之列,虽然他说还不相信,不过觉得可惜。在这里声明一句罢,以免读者的误解:“某系”云者,大约是指国文系,不是说研究系。那时我见了“流言”字样,曾经很愤然,立刻加以驳正,虽然也很自愧没有“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工夫”。不料过了半年,这些“流言”却变成由我传布的了,自造自己的“流言”,这真是自己掘坑埋自己,不必说聪明人,便是傻子也想不通。倘说这回的所谓“流言”,并非关于“某籍某系”的,乃是关于不信“流言”的陈源教授的了,则我实在不知道陈教授有怎样的被捏造的事实和流言在社会上传布。说起来惭愧煞人,我不赴宴会,很少往来,也不奔走,也不结什么文艺学术的社团,实在最不合式于做捏造事实和传布流言的枢纽。只是弄弄笔墨是在所不免的,但也不肯以流言为根据,故意给它传布开来,虽然偶有些“耳食之言”,又大抵是无关大体的事;要是错了,即使月久年深,也决不惜追加订正,例如对于汪原放先生“已作古人”一案,其间竟隔了几乎有两年。——但这自然是只对于看过《热风》的读者说的。
这几天,我的“捏……言”罪案,仿佛只等于昙花一现了,《一束通信》的主要部分中,似乎也承情没有将我“流”进去,不过在后屁股的《西滢致志摩》是附带的对我的专论,虽然并非一案,却因为亲属关系而灭族,或文字狱的株连一般。灭族呀,株连呀,又有点“刑名师爷”口吻了,其实这是事实,法家不过给他起了一个名,所谓“正人君子”是不肯说的,虽然不妨这样做。此外如甲对乙先用流言,后来却说乙制造流言这一类事,“刑名师爷”的笔下就简括到只有两个字:“反噬”。呜呼,这实在形容得痛快淋漓。然而古语说,“察见渊鱼者不祥”,所以“刑名师爷”总没有好结果,这是我早经知道的。
我猜想那位寄给我《晨报副刊》的朋友的意思了:来刺激我,讥讽我,通知我的,还是要我也说几句话呢?终于不得而知。好,好在现在正须还笔债,就用这一点事来搪塞一通罢,说话最方便的题目是《鲁迅致□□》,既非根据学理和事实的论文,也不是“笑吟吟”的天才的讽刺,不过是私人通信而已,自己何尝愿意发表;无论怎么说,粪坑也好,毛厕也好,决定与“人气”无关。即不然,也是因为生气发热,被别人逼成的,正如别的副刊将被《晨报副刊》“逼死”一样。我的镜子真可恨,照出来的总是要使陈源教授呕吐的东西,但若以赵子昂——“是不是他?”——画马为例,自然恐怕正是我自己。自己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不过总得替□□想一想。现在不是要谈到《西滢致志摩》吗,那可是极其危险的事,一不小心就要跌入“泥潭中”,遇到“悻悻的狗”,暂时再也看不见“笑吟吟”。至少,一关涉陈源两个字,你总不免要被公理家认为“某籍”,“某系”,“某党”,“喽啰”,“重女轻男”……等;而且还得小心记住,倘有人说过他是文士,是法兰斯,你便万不可再用“文士”或“法兰斯”字样,否则,——自然,当然又有“某籍”……等等的嫌疑了,我何必如此陷害无辜,《鲁迅致□□》决计不用,所以一直写到这里,还没有题目,且待写下去看罢。
我先前不是刚说我没有“捏造事实”吗?那封信里举的却有。说是我说他“同杨荫榆女士有亲戚朋友的关系,并且吃了她许多酒饭”了,其实都不对。杨荫榆女士的善于请酒,我说过的,或者别人也说过,并且偶见于新闻上。现在的有些公论家,自以为中立,其实却偏,或者和事主倒有亲戚,朋友,同学,同乡,……等等关系,甚至于叨光了酒饭,我也说过的。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吗,报社收津贴,连同业中也互讦过,但大家仍都自称为公论。至于陈教授和杨女士是亲戚而且吃了酒饭,那是陈教授自己连结起来的,我没有说曾经吃酒饭,也不能保证未曾吃酒饭,没有说他们是亲戚,也不能保证他们不是亲戚,大概不过是同乡罢,但只要不是“某籍”,同乡有什么要紧呢。绍兴有“刑名师爷”,绍兴人便都是“刑名师爷”的例,是只适用于绍兴的人们的。
我有时泛论一般现状,而无意中触着了别人的伤疤,实在是非常抱歉的事。但这也是没法补救,除非我真去读书养气,一共廿年,被人们骗得老死牖下;或者自己甘心倒掉;或者遭了阴谋。即如上文虽然说明了他们是亲戚并不是我说的话,但因为列举的名词太多了,“同乡”两字,也足以招人“生气”,只要看自己愤然于“流言”中的“某籍”两字,就可想而知。照此看来,这一回的说“叭儿狗”(《莽原半月刊》第一期),怕又有人猜想我是指着他自己,在那里“悻悻”了。其实我不过是泛论,说社会上有神似这个东西的人,因此多说些它的主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本以为这足见我是泛论了,名人们现在那里还有肯跟太监的呢,但是有些人怕仍要忽略了这一层,各个认定了其中的主人之一,而以“叭儿狗”自命。时势实在艰难,我似乎只有专讲上帝,才可以免于危险,而这事又非我所长。但是,倘使所有的只是暴戾之气,还是让它尽量发出来罢,“一群悻悻的狗”,在后面也好,在对面也好。我也知道将什么之气都放在心里,脸上笔下却全都“笑吟吟”,是极其好看的;可是掘不得,小小地挖一个洞,便什么之气都出来了。但其实这倒是真面目。
第二种罪案是“近一些的一个例”,陈教授曾“泛论图书馆的重要”,“说孤桐先生在他未下台以前发表的两篇文章里,这一层‘他似乎没看到’。”我却轻轻地改为“听说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这一节,曾经发表过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了。而且还问道:“你看见吗,那刀笔吏的笔尖?”“刀笔吏”是不会有漏洞的,我却与陈教授的原文不合,所以成了罪案,或者也就不成其为“刀笔吏”了罢。《现代评论》早已不见,全文无从查考,现在就据这一回的话,敬谨改正,为“据说孤桐先生在未下台以前发表的文章里竟也没想到;现在又下了台,目前无法补救了,很可惜”罢。这里附带地声明,我的文字中,大概是用别人的原文用引号,举大意用“据说”,述听来的类似“流言”的用“听说”,和《晨报》大将文例不相同。
第三种罪案是关于我说“北大教授兼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的事,据说已告了一年的假,假期内不支薪,副馆长的月薪又不过二百五十元。别一张《晨副》上又有本人的声明,话也差不多,不过说月薪确有五百元,只是他“只拿二百五十元”,其余的“捐予图书馆购买某种书籍”了。此外还给我许多忠告,这使我非常感谢,但愿意奉还“文士”的称号,我是不属于这一类的。只是我以为告假和辞职不同,无论支薪与否,教授也仍然是教授,这是不待“刀笔吏”才能知道的。至于图书馆的月薪,我确信李教授(或副馆长)现在每月“只拿二百五十元”的现钱,是美国那面的;中国这面的一半,真说不定要拖欠到什么时候才有。但欠账究竟也是钱,别人的兼差,大抵多是欠账,连一半现钱也没有,可是早成了有些论客的口实了,虽然其缺点是在不肯及早捐出去。我想,如果此后每月必发,而以学校欠薪作比例,中国的一半是明年的正月间会有的,倘以教育部欠俸作比例,则须十七年正月间才有,那时购买书籍来,我一定就更正,只要我还在做“官僚”,因为这容易得知,我也自信还有这样的记性,不至于今年忘了去年事。但是,倘若又被章士钊们革掉,那就莫名其妙,更正的事也只好作罢了。可是我所说的职衔和钱数,在今日却是事实。
第四种的罪案是……。陈源教授说,“好了,不举例了。”为什么呢?大约是因为“本来已经说不胜说”,或者是在矫正“打笔墨官司的时候,谁写得多,骂得下流,捏造得新奇就是谁的理由大”的恶习之故罢,所以就用三个例来概其全般,正如中国戏上用四个兵卒来象征十万大军一样。此后,就可以结束,漫骂——“正人君子”一定另有名称,但我不知道,只好暂用这加于“下流”人等的行为上的话——了。原文很可以做“正人君子”的真相的标本,删之可惜,扯下来粘在后面罢——
“有人同我说,鲁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镜子,所以永远见不到他的尊容。我说他说错了。鲁迅先生的所以这样,正因为他有了一面大镜子。你听见过赵子昂——是不是他?——画马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个赌。”
这一段意思很了然,犹言我写马则自己就是马,写狗自己就是狗,说别人的缺点就是自己的缺点,写法兰斯自己就是法兰斯,说“臭毛厕”自己就是臭毛厕,说别人和杨荫榆女士同乡,就是自己和她同乡。赵子昂也实在可笑,要画马,看看真马就够了,何必定做畜生的姿势;他终于还是人,并不沦入马类,总算是侥幸的。不过赵子昂也是“某籍”,所以这也许还是一种“流言”,或自造,或那时的“正人君子”所造都说不定。这只能看做一种无稽之谈。倘若陈源教授似的信以为真,自己也照样做,则写法兰斯的时候坐下做一个法姿势,讲“孤桐先生”的时候立起做一个孤姿势,倒还堂哉皇哉;可是讲“粪车”也就得伏地变成粪车,说“毛厕”即须翻身充当便所,未免连臭架子也有些失掉罢,虽然肚子里本来满是这样的货色。
“不是有一次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几乎笑掉了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支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地说人‘放冷箭’,并且说‘放冷箭’是卑劣的行为。
“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如上面举出来的几个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地骂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实’,并且承认那样是‘下流’。
“他常常地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
这是根据了三条例和一个赵子昂故事的结论。其实是称别个为“文士”我也笑,称我为“思想界的权威者”我也笑,但牙却并非“笑掉”,据说是“打掉”的,这较可以使他们快意些。至于“思想界的权威者”等等,我连夜梦里也没有想做过,无奈我和“鼓吹”的人不相识,无从劝止他,不像唱双簧的朋友,可以彼此心照;况且自然会有“文士”来骂倒,更无须自己费力。我也不想借这些头衔去发财发福,有了它于实利上是并无什么好处的。我也曾反对过将自己的小说采入教科书,怕的是教错了青年,记得曾在报上发表;不过这本不是对上流人说的,他们当然不知道。冷箭呢,先是不肯的,后来也放过几支,但总是对于先“放冷箭”用“流言”的如陈源教授之辈,“请君入瓮”,也给他尝尝这滋味。不过虽然对于他们,也还是明说的时候多,例如《语丝》上的《音乐》就说明是指徐志摩先生,《我的籍和系》和《并非闲话》也分明对西滢即陈源教授而发;此后也还要射,并无悔祸之心。至于署名,则去年以来只用一个,就是陈教授之所谓“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就是。但在下半年,应将“教育部佥事”五字删去,因为被“孤桐先生”所革;今年却又变了“暂署佥事”了,还未去做,然而预备去做的,目的是在弄几文俸钱,因为我祖宗没有遗产,老婆没有奁田,文章又不值钱,只好以此暂且糊口。还有一个小目的,是在对于以我去年的免官为“痛快”者,给他一个不舒服,使他恨得扒耳搔腮,忍不住露出本相。至于“流言”,则先已说过,正是陈源教授首先发明的专卖品,独有他听到过许多;在我呢,心术是看不见的东西,且勿说,我的躲在家里的生活即不利于作“捏……言”的枢纽。剩下的只有“幽默”问题了,我又没有说过这些话,也没有主张过“幽默”,也许将这两字连写,今天还算第一回。我对人是“骂人”,人对我是“侵犯了一言半语”,这真使我记起我的同乡“刑名师爷”来,而且还是弄着不正经的“出重出轻”的玩意儿的时候。这样看来,一面镜子确是该有的,无论生在那一县。还有罪状哩——
“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钞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地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这“流言”早听到过了;后来见于《闲话》,说是“整大本的剽窃”,但不直指我,而同时有些人的口头上,却相传是指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我相信陈源教授是一定会干这样勾当的。但他既不指名,我也就只回敬他一通骂街,这可实在不止“侵犯了他一言半语”。这回说出来了;我的“以小人之心”也没有猜错了“君子之腹”。但那罪名却改为“做你自己的蓝本”了,比先前轻得多,仿佛比自谦为“一言半语”的“冷箭”钝了一点似的。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例如现有的汉人小说,他以为真,我以为假;唐人小说的分类他据森槐南,我却用我法。六朝小说他据《汉魏丛书》,我据别本及自己的辑本,这工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唐人小说他据谬误最多的《唐人说荟》,我是用《太平广记》的,此外还一本一本搜起来……。其余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尤难枚举。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我无法“捏造得新奇”,虽然塞文狄斯的事实和“四书”合成的时代也不妨创造。但我的意见,却以为似乎不可,因为历史和诗歌小说是两样的。诗歌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见略同,所作相像,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历史则是纪事,固然不当偷成书,但也不必全两样。说诗歌小说相类不妨,历史有几点近似便是“剽窃”,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别意见,只在以“一言半语”“侵犯”“鲁迅先生”时才适用的。好在盐谷氏的书听说(!)已有人译成(?)中文,两书的异点如何,怎样“整大本的剽窃”,还是做“蓝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在这以前,我以为恐怕连陈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这些底细,因为不过是听来的“耳食之言”。不知道对不对?(盐谷教授的《**文学概论讲话》的译本,今年夏天看见了,将五百余页的原书,译成了薄薄的一本,那小说一部分,和我的也无从对比了。广告上却道“选译”。措辞实在聪明得很。十月十四日补记。)
但我还要对于“一个学生钞了沫若的几句诗”这事说几句话;“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的,似乎并不是我。因为我于诗向不留心,所以也没有看过“沫若的诗”,因此即更不知道别人的是否抄袭。陈源教授的那些话,说得坏一点,就是“捏造事实”,故意挑拨别人对我的恶感,真可以说发挥着他的真本领。说得客气一点呢,他自说写这信时是在“发热”,那一定是热度太高,发了昏,忘记装腔了,不幸显出本相;并且因为自己爬着,所以觉得我“跳到半天空”,自己抓破了皮肤或者一向就破着,却以为被我“骂”破了。——但是,我在有意或无意中碰破了一角纸糊绅士服,那也许倒是有的;此后也保不定。彼此迎面而来,总不免要挤擦,碰磕,也并非“还不肯罢休”。
绅士的跳踉丑态,实在特别好看,因为历来隐藏蕴蓄着,所以一来就比下等人更浓厚。因这一回的放泄,我才悟到陈源教授大概是以为揭发叔华女士的剽窃小说图画的文章,也是我作的,所以早就将“大盗”两字挂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权威者”。殊不知这也不是我作的,我并不看这些小说。“琵亚词侣”的画,我是爱看的,但是没有书,直到那“剽窃”问题发生后,才刺激我去买了一本ArtofA.Beardsley来,花钱一元七。可怜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见的并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费了。遇见的“粪车”,也是境由心造的,正是自己脑子里的货色,要吐的唾沫,还是静静地咽下去罢。
太费纸张了,虽然我不至于娇贵到会发热,但也得赶紧地收梢。然而还得粘上一段大罪状——
“据他自己的自传,他从民国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从没脱离过。所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他在教育部,‘代表无耻的彭允彝做总长,他也在教育部,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免了他的职后,他还大嚷‘佥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怎样有人在那里钻谋补他的缺,怎样以为无足轻重的人是‘慷他人之慨’,如是如是,这样这样……这像‘青年叛徒的领袖’吗?
“其实一个人做官也不大要紧,做了官再装出这样的面孔来可叫人有些恶心吧了。
“现在又有人送他‘土匪’的名号了。好一个‘土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