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学堂是当时的新式小学，教经书，也教自然科学、英文、史地、音乐等。在入学考试的作文题“言志”中，**抒发了自己求学救国的志愿。校长李元甫阅后，大为赞赏，对人说：“我们学堂取了一名救国材。”（萧三（即萧植蕃，又名子璋）：《**的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学堂教员中有戴着假辫子的日本留学生。学生多是有钱人家的子弟，穿料子长衫或时髦的学生装。**土里土气，一身农家旧裤褂，加以外乡的口音，很受同学们的冷遇。但他毫不在意，完全为新的事物所吸引，眼界大为开阔。除了埋头读中国古代的历史以外，还喜欢读外国的历史地理。学校有一个藏书楼，他常去借阅史地方面的书籍。国文教师贺岚岗看到他对历史特有兴趣，特地送他一部《了凡纲鉴》。他的学习成绩很好。虽然心思不在经书上面，古文却写得铿锵有力。这个学校每星期日上午，都要由教员出题目，学生作文一篇之后才能休息。**写的《救亡图存篇》、《宋襄公论》等写得好。国文教师在《宋襄公论》文后批道：“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因此他在全校出了名，为同学们所钦佩。**在学校也有几个家境相似的友伴，如萧植蕃是其中一个。萧植蕃曾借给他一本《世界英杰传》，书中有华盛顿、林肯、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他才第一次知道美国**和法国革命。他还书时很抱歉地说：“对不住，我把书弄脏了。”原来他在整本书上打了许多圈点。他特别钦佩华盛顿，经过八年艰苦战争，赢得美国的**。他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萧三：《**的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在东山学堂，对**影响最大的，是他接触到了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思想。后来他同斯诺这样谈起当年的情形：

　　“在这所新式学校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新的西方学科。另外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教师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他戴着假辫子。很容易看出他的辫子是假的，人人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在这个学校很有进步。老师们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经书的老师，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对读经书不感兴趣，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那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晚年还谈到当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刘斐：《难忘的教诲》，见《**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集》第248~249页。）。可见《新民丛报》和梁启超对他的影响是多么深。梁启超号任公，**还用子任做过笔名。

　　这位借书给他的表兄，是舅父的儿子文运昌，当时他们同在东山学堂念书，一张还书便条现在还留存在韶山纪念馆。

　　1898年的戊戌政变，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痛定思痛，梁启超认为，中国当时的贫弱落后，受列强欺凌几十年，各种国家权利均归人手，不只是因为有“最腐败之政府”，更因为有“最散弱之国民”，而后者为更重要、更深层次上的原因。他决心致力于思想启蒙工作，以提高国民的素质。1898年12月，他在日本横滨创刊《清议报》，以“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为宗旨。这个报1901年末停刊后不久，梁氏又于1902年2月在横滨创刊《新民丛报》。当时都遭清廷禁止在国内发行的这两种报纸，在政治上，鼓吹保救光绪皇帝，反对慈禧太后，主张君主立宪；但更重要的是，梁启超在那上面发表了一系列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如《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乐利主义者之泰斗边沁之学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论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等。这样，跟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价值标准、伦理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得以介绍过来，在长期囿于封建文化观念的中国知识界中，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梁启超的文章，气势奔放，感情丰富，文质并茂，时夹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世称“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同严复相比，梁启超的西方学术造诣远不及严复，虽然严复译的名著已公开发行，可是当时在启蒙思想方面，梁启超的影响却远超过严复，原因就在严复的译文过于古雅，艰深难懂，读的人不多。而且梁启超发表《新民说》时，更激进的学说孙中山的三**义尚未面世。梁启超性格鲜明，富于进取，著述极丰，方面甚广，虽然思想观点复杂多变，矛盾共处，然而学识渊博，不失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具有魔力的文章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从朱执信、柳亚子到胡适、蒋梦麟，从陈独秀到吴玉章、林伯渠，从鲁迅到郭沫若、邹韬奋，都有过这方面的回忆。

　　《新民丛报》这个刊名表明，梁启超当时的中心思想，是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所谓“新民说”。他用《新民说》这个总题目，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了20篇论文。这些论文反复阐述这样的论点：中国国民缺乏公德、私德、国家、权利和义务思想，多“奴性”而少“**”，可谓“民智低下”，“智慧不开”。认为只有有了新的国民，才可能有新的国家，新的政治。“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所以，“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梁启超不遗余力地进行启蒙宣传。他的这些文章，一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管作者有着怎样的主观愿望，他的这些文章却为最终推翻清王朝，起到了部分的舆论动员和理论准备作用。

　　《新民丛报》于1907年冬季停刊。**在1910年下半年读到的，已经是几年前的旧杂志了。但是对于一个来自闭塞山村的少年来说，其中的一系列主张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自然更启发**从全新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思考人生。正如他自己说的，对这些文章，他是“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他从这里受到的影响，一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来他组织“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还可以看出梁启超“新民说”的明显影响。这种新文体也影响到他的文章风格。甚至在《**选集》里，也不难遇到梁启超式的句法。

　　现在韶山纪念馆里，保存了一本当年**读过的《新民丛报》（第四号）其中刊载了梁启超《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文中解说了“国家”和“朝廷”两个概念的差异。梁启超说：“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相越。故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也’一语，至今以为大逆不道，欧美五尺童子闻之莫不唾骂焉……夫国之不可以无朝廷，固也，故常推爱国之心以爱及朝廷，是亦爱人及屋爱屋及乌之意云尔。若夫以乌为屋也，以屋为人也，以爱屋爱乌为即爱人也，浸假爱乌而忘其屋，爱屋而忘其人也，欲不为之病狂，不可得也。固有国家思想者，亦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

　　在梁启超这段文字的旁边，**批了一段话，发挥了梁启超的意思。批语说：“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尽管总的思想没有越出梁启超原文的范围，但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农村少年，能够如此理解和接受这些思想，总是难能可贵的。这是我们现在见到的**对政治、对历史见解的最早文字记录。即使不说是他的史识，总不能不承认他的领悟力是过人的，而且还有所发挥。梁启超用了“正式成立”一语，用现在的语汇来表达，大概应该说“具有合法性”吧。少年**作出了解释，只有立宪国家，宪法由人民制定的国家，才是具有合法性的。他认为数千年来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只不过是“盗窃得国”，都是不具备合法性的。由此可见，**在读《新民丛报》的时候，就在思考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读书态度。后来他投身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斗争，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梁启超这里把“国家”和“朝廷”（政府）分开来观察的思想，后来**也作过类似的表述。例如1939年在延安，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讲演中，就说了“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

　　到长沙以后进入省立高等中学的半年，以及在第一师范的5年半的学习中，**并没有完全忘记梁启超。在现在保存下来的读书批语、笔记和书信中，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都能看到梁启超的影子。例如1915年到1916年的反袁斗争中，对“筹安会”的鼓噪，梁启超在家信中说：“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梁启超与娴儿书》（1915年8月22日），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20~721页。）他曾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上大总统书》等文，讥斥“筹安”诸君子，强烈反对帝制复辟。后来参加蔡锷讨袁起义后，他又连著《军中敬告国人》、《袁政府伪造**密电》、《袁世凯之解剖》等文，笔力雄浑、锐利酣畅，社会影响很大。**在第一师范通过学友会，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3人有关反袁及对时局不满的文章，编印成册，题为《汤康梁三先生对时局之主张》，广为散发。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梁启超转致力于南北和解，提出恢复约法、召集国会、惩办祸首、北军撤还、废巡复督、善后会议6项和谈条件。（《致各都督与总司令电》，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并认为“闻有赦免祸首明令，时论哗然，恐增口头激大变。虽未得严惩，亦岂可于人心惶惑时，更姑息以危国本？”（《致熊秉三等电》（出处同上）。）**这时对时局的见解，也跟梁启超大体相似，主张“南北和解”，有限惩办祸首，稳定政局。这见于1916年7月25日致萧信：“国局自上月30日约法、国会、内阁三大问解决后，南方相继取消**，撤除军务院，渐趋统一。此由于南部诸英之深明大义，段氏之中枢翰运，黎公之至诚感人，具力尤多。”“前言附和帝制者，不可穷惩，虽然，具诸罪魁祸首，为塞后患，励廉耻起见，又何可不治，庶几震竦天下之耳目，而扫绝风霾腥秽之气。故拿办八人令下，人心奇快。阅报至此，为之惊骇。此衮衮诸公，昔日势焰熏灼，炙手可热，而今乃有此下场！”（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接任大总统职，宣布恢复民国元年临时约法，重行召集国会，裁参议院，改政事堂为国务院，以段祺瑞为内阁总理。南方的军务院于7月15日宣布撤销。7月14日，黎元洪下令惩办洪宪帝制祸首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8人，但以后并无何结果。）在7月18日、25日致萧子升的信中，**表示从稳定政局的角度出发，他不赞成逐走劝袁世凯称帝的“一等侯”汤芗铭。他认为“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今现象亦紊矣”。“暴徒乘机报复”，“稍有帝制嫌疑者即斥去之”，致使政局动荡不稳。“湘省之祸，比之辛亥为烈矣。”“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谓此次竟演此恶剧。”（民国初年，湖南为南来北去、北去南来之军阀混战战场，兵祸频仍，百姓深受其害。汤芗铭败退时，桂军陆荣廷入湘，骚扰抢掠。**在信中说：桂军追汤，“劫其饷械，连同省中所掠，捆载而归”。“即如弟校，寸草皆为拾去。小学有湘军残械，以八人守之，彼乃尽取去，又缚八人者而欲杀之。故去桂军，人人以为如去虎也。”时程潜率部驻长沙，宣布汤芗铭十大罪状，湘军内部正相互争权夺利。）汤在湖南曾大杀民党分子，被湖南人咒为“汤屠”。**的这些意见与当时湖南舆论是大不相同的。不过他这同情汤芗铭的态度并没有保持许久，在这之后的一些有关文章中，就对汤芗铭持谴责态度了。

　　此外，在《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中，常见“参见梁启超”的某种评论，或将书中文意与梁文相比附，借助梁文加深对该书的理解。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中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就是直接援引梁启超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关于“英雄”、“豪杰”的历史作用；将人分为“圣贤”与“愚人”两类；以“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为特征的佛家平等观念；尤其是以“变化民质”、“启迪民智”为救国图存根本要义，等等，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所反映的这些观点，也都或深或浅出自梁启超的影响。

　　**在东山学堂念书时，就接触到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著作。后来他对斯诺谈到这一段往事时说：《新民丛报》“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1949年在他撰写《论人民**专政》一文时，谈到“自从1840年**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进修，还把康有为称做“在中国**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的一个代表者。

　　康有为对于这样一种评价是当之无愧的。他不但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继承并且深刻研究了以孔孟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努力给予新的解释和新的发掘，使之服务于推动维新运动的目的。同时，他以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文化，包括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天赋人权学说，甚至生吞活剥地附会和征引。康有为后来坚决保皇反对革命，则主要是从法国大革命得来的“教训”。他认为法国革命，大乱80年，杀人几百万；如中国闹革命，必大乱几百年不可。他从几千年来中外各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因而形成的人类种种苦难境遇出发，主张去国界、种界、家界，等等，以达到全人类都过自由、平等、和平、**的幸福生活。他只凭主观愿望，毫无科学根据，来创造他的理想的太平盛世——大同世界，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的良方，自认为是救苦救难的“救世主”。今天的读者看来，他的有些议论不免荒诞无稽，甚至幼稚可笑，但作为先驱者寻找真理的热情，还是很令人感动的。

　　据一位20世纪50年代起就为**经管过图书的人说，康有为的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经常要看的”，而康有为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大同书》，对他的影响就更加明显。这不但因为他在《论人民**专政》中提到过它，而且从他早期文稿直到晚年，都可以看出这本书的影响。这里就此情况作些说明。

　　人类理想社会应该是怎样的？这曾经是康有为长时间思考的问题。他写过一本《人类公理》，其中就已经表露了后来《大同书》中的基本思想。《大同书》全书分为10部，甲部：入世界观众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丙部：去级界平民族；丁部：去种界同人类；戊部：去形界保**；己部：去家界为天民；庚部：去产界公生业；辛部：去乱界治太平；壬部：去类界爱众生；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将《大同书》的内容概括如下：“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二、总政府区政府皆由民选。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四、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七、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之最高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十一、警惰为最严之刑罚。十二、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此书写成，康有为在很长时期内秘之不肯以示人，只让他最亲近的学生梁启超等少数人看过。在作者生前，只发表过其中甲、乙两部，最初刊于1913年的《不忍杂志》，后来在1919年印成单行本。全书直到1935年才由中局出版，其时作者已去世8年了。康有为在这本书里，依据《春秋公羊传》之说，把社会的发展分做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3世。太平世是理想社会的最高阶段。并且结合《礼记·礼运篇》中“小康”、“大同”说，指出“神明圣王孔子早虑之，忧之，故立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8页。）。他还详细列表（共约百条）对照“大同始基之据乱世”，“大同渐行之升平世”，“大同成就之太平世”的情况，例如，在太平世，“无国界而为世界”，“人民皆为世界公民”（同前书，第91页。），等等。

　　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中说：“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也是将《春秋公羊传》的“三世”之说结合《礼运》“大同”说来谈，跟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的说法相同。想来此时他已读过《大同书》了，当然只是已经发表的甲、乙两部。

　　《大同书》中对理想社会的政治、社会生活、工农业生产，乃至家庭与婚姻等，都有十分具体的描写。**对这些极感兴趣。从1919年12月《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的他所作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可以明显看出所受于《大同书》的影响。文中说：“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1918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长沙）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当时并不是只有**一人思考“新村”问题。《新青年》杂志上就刊登过周作人、武者小路实笃等谈新村的文章，李大钊、瞿秋白写过介绍一些美国人办的公社的文章。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潮社”一部分人，于1919年11月，组成北京工读互助团，《简章》提出每日每人做工4小时，同时发动募捐，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高一涵、张崧年等17人为发起人。工读互助团成立三四个月即陷困境，终至解散。**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也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他当然会受到这些方面的影响。1920年2月，周作人宣布新村北京支部成立，由周本人主持。**于4月7日往八道弯访周作人，当同此事有关。但是看来康有为的《大同书》对**的影响似乎更具体些。我们可以把《学生之工作》中所写的新村计划，同《大同书》甲、乙两部所写的理想社会对照看看。

　　《学生之工作》说：

　　“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大同书》说：

　　“贫民归公政府恤养。”

　　“病者皆归公医院治之。”

　　“死者归考终院料理丧葬。”（第105~106页）

　　《大同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力言有国之害。“欲去国害必自弭兵破国界始”，然后“立（世界）公政府以统各国为大同之中”。**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论及个人有无上价值后，有这样的话：“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把“国家”列为恶魔，自是当时受到《大同书》（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大同书》中其他一些意见，也对**有所影响，例如其中说的“男女平等，各有**，以情好相合，而立私约，有期限，不名夫妇”（第124页），妻子“不必其夫赡养”，婴儿“不必其母抚育”（第192页）。尤其将社会一切罪恶都归之于家庭，综合出家庭妨碍人类进入“大同之世”的14条公害：“故家者，据乱世人道相扶必需之具，而太平世最阻碍相隔之大害也。”（第191页）至于“农夫之乐”则“坐得工金，听其挥霍，居得公室，逑匹同居，好学者有图书之益，中才者有听讲之教，食有公厨，游有公园，除每日工作数时外，悉皆自由”。后来“大跃进”时期，**多次提出过废除家庭的主张；人民公社大办公共宿舍、公共食堂等，则受到他的极力称赞。每天工作的具体时数：“太平之世，一人作工之日力，仅三小时或一二时而已足，自此外皆游乐读书之时矣。”（第248页）《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说：“**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在**主义社会中，劳动将从沉重的负担变成愉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将来每天劳动的时间无疑将大大缩短。随着机械化、电气化的发展，我们必须争取在今后若干年内开始实行每天劳动六小时的制度。……在目前时期，不但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应当实行平时实际工作八小时、学习二小时的制度。”《大同书》中的“中国江南之宜稻，河北之宜麦，江浙之宜桑，四川之宜药，广东之宜花果，北口外之宜牧畜，沿海之宜渔盐”（第240页）的提法，多年之后也反映在《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了。难怪在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开始时，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干部到徐水县去时，除带上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外，还带了康有为的《大同书》。

　　《大同书》提出了废除私有财产，实行财产公有的要求；主张全球性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原则。肯定工人具有崇高的地位，“太平之世无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第247页）。还设计了一个没有阶级、人人平等的社会、实行社会自治制度。“太平之世不立刑，但有各职业之规则”，“职规之外，立法四章”——“第一禁赌博”，“第二禁独尊”，“第三禁竞争”，“第四禁堕胎”。诅咒专制皇帝为“民贼屠伯”，激烈地反对“独尊”，从而描绘了一个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全部生产包括服务行业，都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康有为特别重视教育，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人人学到20岁，人人皆无恶习。“当太平之世，人性既善，才智过人，惟相与鼓舞踊跃于仁智之事；新法日出，公施日多，仁心自厚，知识日莹，全世界人共至于仁寿极乐善慧无边之境而已，非乱世之人所能测已。”（第277~278页）

　　总之，《大同书》反映了康有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改良主义的思想，反映了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对作者的影响及其远远超越之处，更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公正的幸福的理想社会的渴望，在思想史上有很高的价值。当代学者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这就是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康有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大同社会主义空想和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义空想。”《大同书》中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孙中山倡导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不能说没有相通之处”。（马洪林：《康有为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5页。）康有为的这些思想，“在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史上却占据着重要的进步地位，它比朴素的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已向前大大进了一步，它根据社会必然向前发展的历史进化理论，提出了一个以高度物质文明为基础，以人人劳动和财产公有为基本原则，以政治**个人平等自由为社会结构的‘大同’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表达了中国先进人士和中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对科学发达的希望，对封建专制的憎恨，对人权**的要求，在这个社会主义主观空想形式里充满了**主义的客观内容”。（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149页。原文中从“以高度物质文明”至“大同世界”止3行，下有重点号。）

　　《大同书》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却绝不能作为制定现实政策的指导理论。**在《论人民**专政》中提到此书，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对此书的内容，无一字评论，他所惋惜的，只是康有为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历史的不幸是，9年之后，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执掌国柄以为找到了这条道路的**，作了一次失败的尝试，其代价之大，是人们多少年也不会忘记的。

　　东山学堂并不能满足**求得更多知识的渴望。正是辛亥革命前夕，他于1911年春来到长沙，这一步对他辉煌的一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