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学校和教师

　　1913年春季，正是20岁的**，考入了湖南公立第四师范，他又是以第一名被录取的。校长看到他的作文卷后，深为叹服，说：“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第二年春季，第四师范合并于公立第一师范。四师春季始业和一师秋季始业的学生都编入一级，后来又分别编为六、七、八、九、十的5个班，**在第八班，全班共有同学30人。因此按学制，他在第一师范多读了半年书。**跟湖南第一师范有过为时7年的密切关系：自1913年春季至1918年夏季的5年半时间，在一师求学；自1920年秋季至1921年冬季，又1年半，在长沙进行广泛的革命活动时，他的社会职业是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并兼过师范部的国文教员。

　　湖南的师范教育始于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设“师范馆”于长沙的黄泥。不久改设三路师范：西路在常德，南路在衡阳，中路设立在长沙南门外书院坪的“城南书院”旧址。辛亥革命后，以路界名称不好，三路未毕业的学生并入优级师范；中、西、南三路师范改为第一、第二、第三师范。这是第一师范的由来。

　　城南书院是南宋张南轩（张栻（1133—1180），号南轩，南宋人。他与朱熹同抱“昌明孔孟儒学”的目的，从事于讲学授徒，著有《论语解》、《孟子说》等书，主张“知行互发”，尤重力行，并畅军务，以誓不言和、收复河山为己任。主讲岳麓书院时，培养大批爱国志士。其教身后不衰。宋亡时，诸生共守城，死者无数。）讲学的地方，与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隔江相望。朱、张讲学最盛的时候，来听他们讲学的达几千人。他们都是南宋的理学家，两人往来密切，在湘江过渡的渡口，后来就称为“朱张渡”。

　　然而五四前夜与南宋时代究竟相隔七八百年了，这一段老故事，人们已经忘记了。**在第一师范求学的5年半时间中，正是国内连年内战、湖南三次被北洋军阀统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紧，以及国际上“协约”、“同盟”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大战的时期。就封建统治阶级的昏暴和遭致外族侵略的危机来说，北洋军阀与赵宋朝廷毫无二致。可是这个时候的中国和湖南已经出现了新兴的产业工人阶级，书院坪第一师范的附近，就集中了当时长沙仅有的黑铅炼厂、电灯公司和造币厂等几个大工厂。1917年正式通车的粤汉路武（昌）长（沙）段的火车，日夜经过学校的后面。这时宋朝的理学已经不大为当代青年所关心了。新旧思潮的斗争在全国正日趋激烈，几千年来的孔门伦常圣道，在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发生了根本的动摇；所有求进步的中国人，都焦急地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五四前夜，终于传来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

　　湖南本是一个落后的省份，一个闭塞的山国。可是在交通逐渐发达的近代，又是南来北往的走廊。由于落后和闭塞，封建主义在这里比在沿海省份有着更深的基础；由于在近代成了南北交通要冲，它又无法继续保持落后的闭塞的状态。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这里就成为新旧斗争最尖锐的地方之一。顽固派坚决排斥一切新的事物。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曾经因为坐小火轮回家奔丧，竟在长沙官绅中引起物议，几年不息。郭嵩焘曾经因为做了中国的第一任驻英公使，并且写了一本《使西纪程》，主张改革，就被长沙的官绅指为汉奸。19世纪90年代，维新派在湖南遭受到的反对，也是一切省份中最猛烈的。可是，也正是在这里产生了争取实现**制度的最热烈的斗士。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湖南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唐才常（1867—1900），湖南浏阳人。清末维新派的急进分子。1898年戊戌政变后从日本归国，联合会党分子组织自立军，计划在湖北各地发动起义，因事泄被捕，1900年被杀于汉口。他的活动对清末革命运动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等提倡变法救亡。1897年，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徐仁铸等都是维新分子，与谭嗣同、唐才常合作，创办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为总教习。同时办交通，开矿业，练民团，设武备学堂，出版《湘学新报》和《湘报》；又设“南学会”，会员达千余人，各县并设分会。谭嗣同、唐才常等借学堂、学会倡导新说，攻击清政府。在维新派活动的时期，全国设立的学会、学堂和报馆共51所，湖南即占了16所。因此，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这时，封建地主阶级学者、湖南有名的劣绅王先谦、叶德辉率领顽固派党徒，自称“保卫圣道”（叶汇辑反对康、梁文字为《翼教丛编》），用各种卑劣手段向维新派大肆围攻，要求清政府杀康有为、梁启超，并用暴力驱逐维新派分子出境。1900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顽固派曾屠杀湖南维新人士100余人。后来黄兴、宋教仁等建立了革命团体“华兴会”，它以后和“兴中会”、“光复会”合并为“同盟会”。1906年在萍乡、浏阳、醴陵爆发了矿工和农民的反清起义。这些曾经扫过黑暗天空的先辈的闪光，此时仍在起着点燃心火的作用；革命志士的英雄业绩，使觉醒的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感到振奋，前仆后继地涌进了斗争的前列。

　　第一师范是一所免费的公立学校，其任务是培养小学教师。中等以上人家的子弟，志在投考大学的，都不进这个学校，而进公立的或私立的普通中学；只有家境贫寒或因各种原因得不到家庭接济的青年，才争取进这个学校的机会，这样的青年是很多的。因此，要能考进第一师范，还必须具备学业优良的条件。当时国家的局面动荡不定，师范学生毕业以后的出路并没有保证，这使得学生们在毕业前就必须为自己的前途打算。有些人为将来的职业而结合起来，也有些人为共同的志向而结合起来，学生的活动是很多的。

　　**进入第一师范后，就充分利用这个环境，专心打好学问的基础，探求人生和救国的根本道理，并刻苦锻炼自己。他在这个学校里，遇到了继承王夫之、谭嗣同精神的好老师，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并且最后结成一个团体，为探求改造中国的真理而共同努力。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道：“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因此，在五四运动前后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在**的带动下，第一师范成为湖南革命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活动的一个基地，在当时的革命运动中常起着带头的作用。1918年，**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会员中的大部分是第一师范的学生。中国**最早的一批骨干，有许多也是第一师范的学生和教员，如学生中有蔡和森（蔡林彬，蔡林是双姓，六班）、何叔衡（瞻岵，讲习科第一班）、陈章甫（陈昌，二班）、罗学瓒（荣熙，八班）、张昆弟（芝圃，六班）、李维汉（和笙，二部一班）、郭亮（靖笳，二部三班）、夏曦（蔓伯，十六班）等；教员中有方维夏和徐特立等。以上蔡、何、陈、罗、张、郭、夏、方等人，都已在革命斗争中先后英勇牺牲。

　　1927年5月“马日事变”（继1927年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反革命派即指挥他影响下的北伐军及国民党右派，在全国积极布置对革命的大屠杀。当时盘踞湖南的军阀北伐军35军军长何键，即起而策应。何部团长许克祥于5月21日夜，在长沙突然围攻所有革命机关，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国民党反动派接着进行了全省范围的大屠杀。这个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革命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反革命派公开合流的信号。旧时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马”，故称“马日事变”。）之后，第一师范毕业的和在校的**员和革命青年，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杀害的，现在尚无精确统计，据估计总数在百人左右。学校当时停办一个短时期后，也就搬离城南书院的旧址了。1929年国民党政府重办第一师范时，认为老第一师范专出“暴徒”、“过激派”，为“端正趋向”、“挽回风气”，竟然另觅校址，班次也从头开始，并且在编《校友录》时，将**和他的战友们的名字都删除了。从此这个学校被国民党反动分子一手控制，青年的生气被扼杀殆尽。1938年长沙大火时，第一师范旧校舍全部被焚。为了纪念这所有革命历史意义的学校，20世纪50年代，按原来规模重建校舍，并扩大了范围。

　　在五四运动前后，第一师范确算一个办得认真的学校，这与当时教育现的一点儿朝气有关。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厂，曾经颁布过一些较有革新意义的教育规程。因此，第一师范的“校章”中关于教育方针一项，“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采最新民本主义（即**主义）规定教育方针。所谓民本主义教育包括三个方面：一、道德实践。二、身体活动。三、社会生活（包括智识及课程教育）以及职业训练（包括智能实习和各种学生会活动）”。“时时以国耻唤醒学生之自觉心”。“各科教授应提倡自动主义”。“暂定国文为各科联合中心”。但是，这个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方面，却又规定了许多烦琐的封建的规矩，学生应遵守的“秩序”一项，就规定了35条“不得”。如“不得经营一切非关学术之事业”；“不得入一切非学术之党社及教育会”；“不得干预外事，扰乱社会之秩序”；“非经校长认可，不得私自开会演说”；“不得讴吟俚曲，调弄俗乐，及购备一切有损无益之书籍”，等等。这些“不得”，就直接违背着前面所述的“教育宗旨”。不过这些规章制度的执行，也往往因人而异。虽然那时的公立学校常为守旧派所控制，但遇有思想较开明的人任校长时，这些具有进步意义的“教育宗旨”，就能得到某种程度的实现。如1913年在日本留过学的孔昭绶第一次任校长时，用人唯才，聘请思想进步的徐特立、杨昌济等担任教员。1916年，孔昭缓第二次任校长时，在课程和学生课外活动等方面，都有些新的措施，如将农场和工厂实习进一步制度化、创办学生志愿军，等等。

　　这个学校当时确有许多优点，除图书丰富、校舍宽大外，特别重要的是有思想开明的好教员，毕业出来的学生在教育界也受欢迎。1949年，**同当年的老同学谈话时，还说过：“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周世钊：《第一师范时代的毛主席》，载《新观察》第2卷第2期。）

　　在这个学校里，**遇到了好几位很好的老师。刚入校时他最敬仰的是黎锦熙。他在1915年9月6日给同窗好友萧子升的信中说到黎锦熙，“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足见倾慕之深了。

　　黎锦熙（邵西）原是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的历史教员，后来随学校并入第一师范。他同**虽有师生之分，年龄才不过大了4岁，又是湘潭同乡，所以很是接近，关系介于师友之间。长沙原来有一家宏文图书社，只不过是间印刷厂，1914年，黎锦熙为它组织了一个编译所，计划编印一套“共和国小学各科教科书”，他与徐特立共编国文。参加宏文社的还有文字学家杨树达、曾运乾等。于是租用了李氏芋园做编辑人的住宅。杨昌济的《论语类钞》就是由这个书社出版的。当时他们还办了一个《公言》杂志，内容着重于纠正当时的学风，批评教育界闹派别，并以一半篇幅记载欧战和世界大势。因受督军汤芗铭的注意，只办了3期即停刊。

　　4岁的年龄差距，对于三四十岁以后的人来说是不算一回事的，对于20岁刚出头的人来说，却是颇有关系的，就如同大学里一年级的学生同四年级的学生一样。在22岁的**看来，26岁的黎锦熙比自己更有学问、更有见识，因而很乐于向他讨教。现在保存下来的黎锦熙日记中，记下了1915年4月到8月，**多次到芋园的事。这日记虽然写得极其简略，没有记下交谈的具体内容，但还是可以看到谈话涉及的方面。他们交换看过各自的日记，谈论的多是“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说读史法”；“改造社会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校课联贯”；“问小学（旧时称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为“小学”）功夫做法，余谓宜读段注《说文》（指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黎锦熙读了严复译的英国哲学家斯宾塞（1820—1903）著的《群学肄言》，极感兴趣，于是向**推荐，“告以读‘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

　　《群学肄言》是英国斯宾塞的著作。斯宾塞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学者，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都有研究，著作甚多。在他的著作中，力图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总结为一个综合哲学体系，并且要用来取代中世纪统治思想界的神学体系。他强调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这本被严复译作《群学肄言》的书，原来的书名是《社会学研究法》。《群学肄言》于1903年出版。在《译余赘语》中，严复这样谈道他翻译此书的缘起：“窃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病之药。”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谈到他读过这书之后的心情：“（黎君邵西）于是又介仆读《群学肄言》‘缮性’篇。仆因取其书观之，竟，乃抚卷叹日：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

　　严复在《译群学肄言序》开头即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群学肄言》全书共十六篇，从第五至第十二这八篇，分述了研究社会学时，常常遇到的来自8个方面的困难或者偏颇。

　　第五篇《物蔽》。讲的是客观世界，客观事物（物）往往因一些因素的影响而不能正确认识（蔽）。这些因素，例如载记传闻多有乖谬，认主观之变为客观，成见、私心、处境不同而见有明暗，以间接之知为直接之知，肤浅的观察只看到表面现象而看不到实质，此外还有时间空间的因素。书中说：“物蔽也，固常有也，知而谨为之所，足矣。”

　　第六篇《智絯》。讲的是智力受到的拘束。其中举例谈到：以己度人之不足恃，因果难稽，物理之繁，非心能之简者所能副，世事纷纭复杂，变化万端，浅见者囿于习惯，以己见判定是非，可说是智力受到的一大拘束。作者并且预言，后世必有不同于今天的是非标准。

　　第七篇《情瞀》。讲的是因感情引起的愚暗。例如卞躁者以公理之不可胜而怒之，人心竦于势力，久处于积威权势之下者，难与言一群之是非，史家也因为崇尚权力而详写帝王将相，而不注意平民生活等。

　　第八篇《学诐》。讲的是教育方面的偏颇。有两种教育主张：“其一曰为已之教，其一曰为人之教。为己者主于相胜，为人者主于相亲。”认为战争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所以为己之教未可厚非，可是其积极作用有一定限度，过度了就有害。因此为己之教必不可终行。为人、为己，二者不可偏废。

　　第九篇《国拘》。讲的是褊狭的爱国心。爱国人同此心，而褊狭的爱国心又人同此蔽。因为能够爱国，国家得以存在，而褊狭的爱国心又会惑乱人群的心理，这是社会学中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爱国之过与为己之私，同出于一源，然为己之私易见，而爱国之过难知。怀有褊狭的爱国心就不可能研究社会学。

　　第十篇《流梏》。讲的是行业的偏见。书中举例说明了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偏见，分析了这些偏见产生的原因以及它的利害。

　　第十一篇《政惑》。讲的是政治方面的偏向。斯宾塞认为，效果与动机常常是不一致的，甚至常有适得其反的事。“自我观之，则勤于耕者不必多稼，畜于财者不必善贾。而高效相反者，亦频频有之。不独一身一家之中然也，一国天下莫不如此。”希望的结果不一定出现，出现的结果却又不是所希望的。主张革新的人怀着良好的愿望，却不一定能看到新也有新的弊端，而反对的意见却可以匡正其过头的做法。主张保守的人习惯于遵循旧章程，“而不知凡古圣先王所创制者，要皆为一时之法，于其所遭之运会为最宜，然道德典章，无亘古不变者也。”斯宾塞认为，在一个社会中，这两种主张都“不可偏废”。

　　第十二篇《教辟》。讲的是宗教的乖辟。“自其大者而言之。则神道之严威既重，将人伦之修饬以轻。其论事也，将以合于教者为善，不合于教者为不善，而民义举以废矣。”而且每一宗教都指其他宗教为异端，入主出奴，莫衷一是。书中介绍了欧洲基督教的几个教派。可是，斯宾塞认为“宗教为物，乃群治所不能废”。他反驳了那种认为“民生群治无所用于宗教”的意见，他的意思用严复概括的话来说：“盖常人思力之浅，于日用之际，在在见之，况于远大，乌能自作则而率由之乎？盖宗教精粗不同，而无可废之一日。”

　　在分别论述了以上八个方面的困难或者偏颇之后，斯宾塞作了一个概括或者总结，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性灵的修缮，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可以通过训练而求得解决。他于是写了第十三篇《缮性》，这可以说是提纲挈领的一篇。黎锦熙推荐**读的，就是这一篇。这一篇讲的是治学的方法，通过训练排除研究中困难的方法。严复解释说：“知为学之难，思诚之不易，而后有省察之功。虽然，徒言省察，尚非学也，则继此而论其所以缮性者。缮性非他，亦言其所以为学之方而已。”

　　斯宾塞提出了一个论点：“盖群学（社会学）者，一切科学之汇归也。”“欲治群学，于是玄间著三科之学，必先兼治之。”这三科是这样划分的：名学（逻辑学）和数学都是十分抽象的思辨科学，“所以研不易之事理，究不遁之物情者也”，属于玄科。理情思维（理）由抽象（玄）而逐渐及于具体（著，显著）。居于“玄”与“著”之间的，斯宾塞称之为“间科”；“其玄与著之间，是为间科，则质（化学）力（力学，借指物理学）诸学之所有事也。”间科是研究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的，“言群学不能置因果也，故间科尚焉，然而知因果对待矣”。著科的研究对象，是显著存在的客观世界，“不及其著，则不知其为物之悠久蕃变旁通错综也。故有天（天文学）地（地学）人物（生物学）诸学。之数者皆大物也。”书中详细论述了三科之用与其利害。

　　**在给萧子升的这封信中，谈到了他读此书的心得：

　　“其旨以谓为学之难三：其一在物，其一在心，其一心物相对。在物者曰物蔽，在心者曰情瞀、智絯，心物相对者曰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是三难者，将欲祛之，则必缮性。缮性在学。学有三科，曰：玄、间、著。玄科者，名、数二学属之；间科者，物理学、化学属之；著科者，博物学属之。三科习，而后三难祛，心习姱，性灵缮，于是乃可言学。络之以心理生理，关于群学者大也。吾谓此岂惟学也，德即寓乎其中矣。于此有人焉，不蔽于物，瞀于情，絯于智，而又无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诸弊，其人之为君子，尚待言哉！近每与人言及为学，即介以此书，以其所言者切也。足下有暇，可览观焉。”

　　后来，1918年7月24日，蔡和森在复**的信中说：“兄之‘梦呓’，尤是弟之兴经，通我智絯，祛我情瞀。”用的也是《缮性》篇的词汇。看来，**同蔡和森的接触往交中也讨论过此书。由此皆可见当年**对此书倾心的程度了。

　　在日记里，黎锦熙记下了他对**的印象。1915年7月31日，他看了**的日记之后，记道：“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陈昌），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1917年8月31日收到**的信，说他的信“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黎锦熙的日记虽极简略，但我们从**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一封2000余字的长信中，可以看到他对黎锦熙的印象，黎锦熙同他谈论的内容以及当时所受于黎锦熙的影响。**当年很厌恶学校课程繁多，妨碍他专心致志的学科。大概是由此向黎锦熙求教，如何解决上课与自修的矛盾。黎锦熙谈到除博学于文之外，还须具通识之才，并谈到历史、地理之学，以及设体操、图画、音乐、手工等课为美学与技能之学的必要等。信的开头即写道：“闻黎君邵西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人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仆问邵西，学乌乎求？学校浊败，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其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邵西不谓然，此先后倒置也。盖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若政家、事功家之学，尤贵肆应曲当。”

　　1915年9月1日，黎锦熙应聘到北京教科书编纂处工作。动身前两天即8月29日是星期日，**同王季范、萧子升等人来到芋园，依法送别，那天黎锦熙的日记中还记了“谈学颇久”的事。

　　分别以后，他们还时有书信往来，从1915年11月到1920年6月，**寄去的6封信，现均保存下来。从这些信中，可以见到**对故人的关心。袁世凯帝制自为，一些名流**劝进，**不希望黎锦熙卷入劝进活动。1915年11月9日写信劝勉说：“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他希望黎锦熙早日脱离北京这是非之地：“急归！无恋也。”同时，也表示了自己的渴念：“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黎锦熙在复信中说明了情况，他在京编纂书籍，不过是书生事业，不会受到袁氏笼络。**在下一封信里表示前一封信里说的，是自己的过虑。君子爱人以德，我们可以从其过虑中看出他对黎锦熙真正的爱护和关切。

　　当时教国文的袁仲谦老师，是清朝的举人。后来**同斯诺这样谈起他：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取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韩愈（768—824）是唐代著名的儒学代表人物，所谓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反对六朝骈体文，以为华而不实，只是尚辞藻，重文采，堆砌典故，而内容贫乏。他主张“文以载道”，学习质朴实用的秦汉散文。由于那时皇室崇尚佛教，他企图以古文来宗经明道，尊儒排佛，尊王攘夷，以儒家的入世观反对佛家的出世观。自汉代受辞赋影响，逐渐倾向骈俪体裁，到了六朝，一切散文、韵文都骈偶化了，当时北方学人颜之推即极力反对，北朝就有过复古运动。魏晋六朝的抒情散文，一直为后人推崇（章太炎、鲁迅都是非常赞赏魏晋文章的），唐初陈子昂等也提倡秦汉散文。各个时代各有其流行口语，时代变迁，几千年前的直言口语，便显得古朴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即是平文（白话文）运动，古文正同骈文对立。苏东坡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不论驳难论说记事抒情，无不佳妙。韩愈为文，气象清新，善于造句炼字，“惟陈言之务去”，辞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师说》中说：“圣人无常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袁老师认为师法韩文，门径就正了；以**的才华研习韩文，作文必大有长进。要知道旧时的读书人，只要写得一手好文章，就敲门砖在手，不愁找不到饭碗。

　　**于是来到玉泉街，长沙过去有名的旧书铺街。韩愈的书不止一个版本，善本价贵，不是穷学生买得起的，**在一家旧书铺里找到了一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宝庆（今邵阳）旧时文化颇为发达，是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的故乡，有刻书业。他把这书买回来，发觉不但页面有破损，文字也有讹误。他于是到学校图书室借来一部善本《韩集》，逐页逐字校勘，改正讹误，修补破烂，居然也成了一部“善本”了。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清早都琅琅诵读韩愈的诗文，当然不像幼时读私塾只知死背了。当时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回忆说：“读韩集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叹老嗟卑的感伤诗一类毫无意义的作品外，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首先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反复的默读和朗读，这样就懂得更深，记来易熟。通过这样**的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很流利。”（周世钊：《毛主席青年时期刻苦学习的几个故事》。）

　　还有方维夏、徐特立两位，也是当年**敬重的老师，后来他们都受了当时学生的影响，成了**的党员。1937年1月，**在祝贺徐特立60岁生日的信中说：“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是很尊敬徐老的。徐特立加入中国**时，正是马日事变之后，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真是“疾风知劲草”。1913年至1919年，徐特立一直在第一师范教教育学、各科教学法、修身等课，还兼任教育实习主任。他出身于贫农的家庭，只读过六年私塾，后来完全靠刻苦自学（包括自然科学）而成为当时有名的教育家，被誉为小学教育界的“长沙王”。他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艰苦朴素、谦虚勤奋的作风，给全校师生印象最深。他讲课时，善于联系社会生活和学生思想实际，不讲干巴巴的教条，也不谈抽象空洞的大道理；他常以古往今来的模范人物的嘉言懿行来启发学生，也以自己的生活体验指点学生。例如他讲，俭朴的生活不但可以节约，而且能使人培养艰苦奋斗的精神，锻炼坚强的意志。他当时是长沙师范学校的校长，从北门到南门外书院坪来上课，要步行近5公里路，大雨天也从来没有迟到过。一师的学生有课外自学的风气，但自由阅读上往往存在一种贪多图快的毛病，结果囫囵吞枣，忘得也快。徐特立自己读书向来“以少为主”，以彻底消化为主，提出“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主张，即读书时一定要记下心得和书中精粹之处。这些方面，他的主张同杨昌济也是一致的。

　　方维夏是湖南平江人，1879年生，优级师范毕业后去日本留学，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1912年起在湖南第一师范先后担任博物、农业教员和学监（即教务主任）。他担任农业科教员时，带领学生开辟实习园地，种植各种农作物。亲自播种、施肥、中耕、灌溉，使学生对农业劳动很感兴趣；担任学监时，他以**精神教导学生，代表学校领导教友会的活动，充分发挥学生自治才能。他是一位深受学生尊敬的老师。袁世凯帝制自为时，他联合徐特立等，反对湖南教育界廖名缙等“筹安会”帝制派。张继尧垮台后，他做过一段时期的教育司司长。在赵恒惕统治时期被选为省议会议员，利用议会讲坛对**领导的工人运动常予支持。后来他感到议会斗争软弱无力，秘密去广州，在“湘军”中做政治工作；1925年由李六如介绍，加入中国**，是当时最年长的党员之一，对发展“湘军”内部党的工作贡献很大。北伐时任第二军第五师党代表，国共分家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后被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后，先后任闽西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中央**政府总务厅主任等职。红军长征后，在湘粤赣边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在桂东被捕，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