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生时代，勤奋地读书，这是一般人多少能办到的事，**与众不同的地方，便是不但勤于学习，而且讲究实践；不但善于读“死”的书本，而且善于读活的书本，即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不但要读有字书，而且要读无字书。这一方面是深受杨昌济的熏陶；另一方面也是受了顾炎武、颜习斋、王船山等的影响；后来则是受了《新青年》的影响。但最根本的还在他有明确的为了改造中国的行动目标。他在当时已经领悟：知而不行，等于不知，只有实践才能产生真知，才能考察自己所知的究竟正确与否；如果不经过刻苦的锻炼，就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他预计到自己的将来，好比一艘远洋的航船，定将遇到无数险恶的风浪，光有一些书本知识，怎能应付这种命运？正如他在《讲堂录》中记下的：“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他最注重的是当代的现实，用笔记中的话，即是，要“通今，读史必重近世”。

　　这个特殊的学生还特别有好问——虚心向人请教的习惯。他最懂得学与问是不可分离的。不论读书、看报、听讲，遇到疑难的地方，他总要记下来，以便随时向别人请教。他经常同朋友们交换读书心得，研究各种问题。“板仓杨寓”去得最勤。1915年前后，杨昌济、黎锦熙、方维夏、徐特立等6位一师教员都住在李氏芋园，园中有假山、水池、树木，小有庭园之胜。**和他的朋友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他们星期日和假期常到这里来，向杨、黎各位老师求教，讲学论道，互阅日记，边议论时局、臧否人物。

　　现在我们从黎锦熙保存的日记中，从1915年4月至8月，找到这方面最可靠的记载。现摘录如下，以见一斑：

　　1915年4月4日星期日。上午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4月11日星期日。上午一师学生萧子升、润之及焜甫（熊光楚）至，讲读书法。4月18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等相继至，共话社（宏文书社）事。4月25日星期日。上午游园（即芋园），润之来，告以在校研究科学之术。5月9日星期日。上午润之至，稍谈读书事。5月30日星期日。上午焜甫、润之至，又晤季范，久谈改造社会事。7月4日星期日。上午阅《神州日报》。润之至，阅《甲寅》六期。7月11日星期日。上午……章甫同润之来，问小学功夫做法，余谓宜读段注《说文》。7月13日星期二。夜归，与润之、章甫说读史法。7月15日星期四。上午读《群学肄言》“教辟”，竟。……与润之说研究法。7月19日星期一。上午与润之、章甫说读书自习法。7月20日星期二。上午坐门间阅《群学肄言》“缮性”，竟，甚爽适，润之亦移此室。7月13日星期二。上午与润之、章甫讲学，告以“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7月31日星期六。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8月8日星期日。晚饭后归，与润之谈学与政，以易导为佳。8月11日星期三。晚归，与润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教课连贯。8月14日星期六。晚，览润之日记于焜甫处，焜甫前日来预备升学考试，润之昨日之校矣。章甫则任一师附小的级任去。8月15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章甫至，为论读书法于焜甫处。8月29日星期日。上午子升、润之至，谈学颇久。

　　他们也到船山学社去听讲。船山学社于1915年创办，是当时湖南一些具有民族思想和忧国忧时的人士专讲船山学说的地方，每周公开讲学一次，并办有《船山学报》。（《船山学报》第一期于1915年8月出版。主持人刘人熙（湖南浏阳人，曾任第一师范前身中路师范监督。1916年汤芗铭遁走时，做过几个月的湖南都督）所写的《船山学报叙意》，第一句话是：“船山学报为何作也？忧中华民国而作也。”《学报》内容为刊行“船山遗书”及其笺证，以及时论、政论和哲学、文史等专论。这是一种提倡“国粹”的古文综合杂志，撰稿人均湖南旧式文人名士。袁世凯称帝时，该报曾加非难。第一次出刊至1927年8月止，共出版八期。第二次自1932年末至1937年末，共出版十四期。以后即停止出刊。这个杂志后来只是在湖南少数守旧文人中有些影响。）袁世凯做皇帝的时候，船山学社是长沙能听到反对呼声的场所之一；《学报》上也敢于刊载一些非难的文章。

　　凡属长沙城里比较有学问的人，或者有时从外面来了有名的学者，**常趁星期天去访问，向他们请教一些问题。虽然那些人并不认识这个师范的穷学生，也不一定高兴接待这个年轻的不速之客，但是他从不计较这些，只图达到求学的目的。

　　1917年春，曾经帮助和支持过辛亥革命的日本人士白浪滔天（官崎寅藏）亲临长沙，参加黄兴改葬的葬礼。**和同学萧植蕃（即萧三）得知这个消息后，特地给这位日本知名人士写了一封信，高度赞扬他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并表示“愿一望见”和求教。信的全文如下：（《**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

　　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萧植蕃、**，上

　　关于**这种好学勤问的习惯，杨昌济的儿子杨开智还有一段珍贵的回忆：“1916年暑假，怀中先生在板仓家中度假，暑假期间的一天，**同志风尘仆仆，一把雨伞，一双草鞋，从长沙城出发，步行了120里，来到当时还是穷乡僻壤的板仓冲杨家下屋我们家中。这是他第一次来板仓。在板仓期间，他曾以很大的兴趣浏览了我父亲的藏书，特别是所订阅的新书报刊，和我父亲讨论了一些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一次，我的父亲跟他谈到，距板仓40多里路的地方住着一位日本留学归来的柳午亭先生（即后来为革命牺牲了的柳直荀同志的父亲），是一位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和实践者。那时，体育问题是他悉心研究的问题之一。第二天，他就由一位农民带路，去访问了柳午亭先生。柳先生非常高兴地接待了**同志，他们进行了广泛的交谈。他回来时跟我父亲谈到了此行的印象，称赞柳先生在体育的研究和实践上有较高的造诣，许多地方值得效法。”（杨开智：《粪土当年万户侯》（毛主席青年时期革命实践的片段），载1977年9月7日《文汇报》。）

　　青年**还极看重游历的作用。他在《讲堂录》上这样写道：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即司马迁）览**，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当识得其名人巨子贤士大夫，所谓友天下之善士也。”

　　上面这些话还是1913年写的。**一直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除开每天仔细看几种报纸外，平时上街都注意看告示，以了解社会情况。学习不只是读书，游历和考察、接触种种人和种种事，同样是很重要的学习。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传统中还有这样一种观念：不游历名山大川，孤陋寡闻，是写不出大文章的。颜习斋和严复都强调要读无字之书，尤其颜习斋最反对闭门读死书的书呆子。这都对青年**有深刻的影响。1915年9月6日，毛致萧子升的信中，谈到博学、通识之重要，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一次，**在翻阅旧《民报》时，看到一篇文章，记述两个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四川靠近**边境的打箭炉（今康定）。从这件事受到鼓舞，很希望自己也能够这样去旅行。他自己的回忆说：“这件事非常鼓动着我，我很想仿效他们，但是没有钱，所以先打算办到湖南全省的旅行。”

　　有志者，事竟成。不久他就实现了这个愿望。那是1917年暑假将要来临的时候，他同在楚怡小学当教员的好朋友萧子升商量，怎样度过漫长的假期。他们订出的度假计划是十分奇特的：去当叫花子（湖南方言：乞丐）！身上一个钱不带，去做长途旅行，靠着乞讨解决吃和住的问题。这样，从社会的最底层来看社会，来看人情世态，必定能够看到许多平日看不到的东西。旧时有穷苦的读书人或失业塾师，到处给大户商号送对联或恭维话，做游学先生，以解饥困，社会上叫做“打秋风”。这是穷秀才一种解决旅途生计的办法：每到一处，遇上机关、商店或者住户，就写一副对联送去，接受一点馈赠。结果，一个多月“乞讨生活”的“游学”，没有花一文钱。他们走过许多市镇，经过更多的冷僻农村，一路了解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人情。萧子升放不下架子，向人问路，都要先整整衣服，干咳两声，然后开腔；还只愿进大户人家。**却态度谦和，谈话亲切，愿意进小户人家，尤其热心于访贫问苦，同什么人都谈得来。这次“游学”，他们漫游了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五个县，是一次大丰收，使毛获得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据一师老同学的回忆，他曾将此次游历中一些有意义而有兴趣之事，写寄湖南通俗报发表。

　　萧子升的回忆录中几乎有一半篇幅记录了这次“行乞游记”。这一部分是20世纪50年代最先脱稿的，可信的程度较大。以下所述，主要根据此书。

　　楚怡学校先放暑假。不久第一师范也放暑假了，一大早，**就赶到楚怡来了。他剃了一个大兵式的光头，穿一身已经破旧的白裤褂，带着一把旧雨伞和一个小包袱，包袱里只是一套换洗衣、洗脸巾、笔记簿，还有毛笔和墨盒。萧子升脱下日常教员穿着的长衫，换上了同毛一样的装束，只不过包袱里多了一些信纸信封和一本《诗韵集成》，以备诗兴发了两人可以吟诗唱和。

　　萧子升去跟校长告别。校长陈润霖大吃一惊，问道：“萧先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穿得这个样子呀？”

　　萧子升解释说：“我只不过要做一次徒步旅行，穿着这样的衣裳走起路来方便些。”萧并告诉他：有**同行。说起**，陈润霖是有印象的，毛是他在第四师范当校长时的学生，他曾夸奖过毛的作文，当教员的有几个能写得出。他说：“一个奇怪的小伙子，两个奇怪的小伙子！”

　　出了校门，是向东还是向西呢？他们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对于乞讨生涯来说，横竖都是一样。如果说有一点分别的话，向东，10分钟便可以出浏阳门（长沙东面的一个城门），来到旷野之中。向西，10分钟之内便会为湘江所阻（湘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建起大桥）。这样，他们就决定了方向，向西走。因为走在空旷的平地上，没有阻碍，也就没有什么趣味。而设法渡过宽阔的湘江，就是克服第一个障碍。

　　当他们走出校门的时候，门房以惊异的眼光瞪着他们，他不明白，为什么平日看来很庄严的教员，会穿着得这样奇形怪状，走到街上去。但是以后他们就不再是注意的焦点了，因为大路上很多人都穿着这样破旧的衣裳。

　　出小西门（长沙西面的一个城门），步行几分钟，便到江边了。他们望着滔滔江水，在草地上坐了下来。

　　怎样过江呢？游泳？包袱全会湿掉，不能考虑。灵官渡有不收费的义渡，但是得沿江向南绕行三四里，而且，就这么平平淡淡渡过江去，似乎也无大意味。眼前就有不断往来于**的划子，收费也便宜，每人只要两个铜板。今天的年轻人多不知道铜板是怎么一回事，得解释一下。清代使用的中间有一个方孔的铜钱叫制钱，一枚叫一文，一千文就是一贯，或者叫一串，湖南人叫一吊。大约是清末民初，又铸造了一种币值较大的铜圆，一枚当制钱20文，叫大铜板，也有只当制钱十文的，就叫小铜板。小铜板比较少，日常所说的铜板大都是指20文的大铜板。银圆跟铜圆兑换，大约是银圆一元可换铜圆五吊多，两个大铜板还不到一分钱。钱虽不多，可是**和萧子升连一个铜板也拿不出，怎么能上渡船呢。

　　他们坐在草地上，看见一艘又一艘的划子载满乘客向对岸划过去，靠岸以后又换上一批乘客划过来。他们已经眼睁睁地看见同一艘船来回三次了。如果老是坐在那里观望，便永世不能过到江那边去。既然已经当了乞丐，是不是可以去乞求船户的通融呢？萧说，船夫一定不会答应的。毛说，我不在乎，我去跟船夫讲。于是他带着坚决的神情，向近旁一艘小船走去，很有礼貌地请求那个摆渡的把他们免费载过去，因为他们身上没有钱。

　　船夫粗声粗气地回答：“你们没有钱，为什么不从灵官渡去？”

　　船夫的拒绝并不很使人意外。商量了一阵，他们看到又一艘划子靠岸，乘客纷纷上岸，于是他们什么话也不说，跟着别的乘客一同上了船。船到江心要收钱了，他们才说出自己没有带钱来。

　　萧子升说：“现在我们连一个铜板也没有，过了一个月我们加倍付给你。”

　　船夫说：“过一个月，我还认得你们吗？你们没有钱，就留下一把伞吧。”

　　**说：“那不行，伞我们路上还要用呢。再说，过河钱才4个铜板，一把伞值14个铜板哩。”

　　船夫以把船划回去相威胁，其他乘客大声**起来，催着快点划过去。乘客中一个态度和善的老人提出代他们付钱，他们连忙阻止。于是提出让船夫休息，由他们接着来划，用劳力来补偿船钱，船夫又不答应。

　　这场争执正在持续的时候，船夫看见后面的一艘船渐渐驶近江心，如果让它赶到前面去，自己就会失掉正在对岸候船的那些乘客。他不得不停止了这场争吵，而这两个无钱的乘客也终于登上了对岸，朝着宁乡县城走去。这第一道难关一过，两人就信心十足了。

　　那时长沙宁乡之间还没有修筑公路，只有石板铺砌崎岖不平的“大路”。三岔路口都有指路小石牌，可是他们从不去看，只是选最宽的路走。夏天的太阳把石板晒得烫脚，他们宁愿在路边的黄土草地上行走。

　　两个朋友沿着大路边走边谈，颇不寂寞。渐渐地，他们感到有点为难了，这为难之处就是觉得饿了。自从开始觉得饥饿，就越来越觉得饥饿。他们是要吃一点东西了。路边有一爿小吃店，阴凉之处正有两把空着的椅子，于是他们坐下来休息。开店的女人带着好奇的神情打量这两位什么吃的喝的都不要的客人，看来是猜到了他们的窘境，于是献上两杯茶，并且说明不要钱。他们吃过茶，反而觉得更饿了。

　　得马上弄点吃的。到附近农家去乞讨吧，一家人家打发一点点，要连续讨上四五家才能一饱，如果给的是生米（那是对付叫花子的常法），更是毫无用处。最好是找一个大户人家。于是，向开店的打听，附近有读书的人家吗？打听到附近有三户读书人，声望最高的是一位早已告老还乡的刘翰林，于是决定向翰林进攻。两人吟咏联句，凑出了一首献给刘翰林的诗：“翻山涉水之名郡，竹杖草履谒学尊。途见白云如晶海，沾衣晨露浸饿身。”（据萧子升记述，自己联二、三句，**作一、四句。从平仄而言，“草履”格，应为平声（如“芒鞋”为妥），“饿”字平仄亦不合，当是译文之误。）诗中赞颂翰林隐居生活的超脱和高雅，第四句的意思一目了然。他们把诗写好，就去拜访刘翰林。

　　这位翰林很赏识他们的诗和字，从谈话中也发觉他们很有学问。在问答中，**说他们读过《十三经》，也读过《老子》和《庄子》，还回答了老翰林的问题：“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作的，最好的《庄子》注是郭象作的。”问到萧子升是曾国藩的同乡，萧于是说道，高曾祖在曾国藩家当过教师。分别的时候，送给他们一个红包，里面竟包着40个铜圆。他们顿时富有起来了，连忙回到那小吃店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饭，每人才花了4个铜板。

　　他们在路边小客店住宿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上路了。他们的好友何胡子——何叔衡是宁乡人，既然已经到了宁乡县，那就上何家去。他们有何家的地址，这一天大约走70公里。刘翰林送的钱还有剩余，足够一天的吃用。这一天走得特别快。月亮出来了，他们在月光下行走。走进山间灌木的丛林，虽然显得幽暗，间或听到一声两声野兽的嗥叫，可是并不觉得害怕，因为有两个人同行。在岔路口也走错过路，只得回过头来再走。走到深夜，终于敲着何胡子家的门。

　　何胡子点燃灯，打开门，意外地大笑起来，连忙迎进两个朋友，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你们两个会来！”当他听说两位是在做一个试验，看一文不带能够走多远，像叫花子一样走过来时，更是大吃一惊，大笑道：“你们真是两个怪物！”

　　何叔衡全家极其热情地欢迎了这两位客人。何家是自给自足的农家，全家大小都参加劳动。父亲通文墨，是个标准的老农人，带着客人去看自己经管的猪栏，养了10只猪，说关键在品种和饲料。宁乡猪是湖南出名的良种猪。栏中有一只才11个月大的猪，肥壮得像一条小牛，有150多公斤重。何老伯骄傲地带领客人参观这一切，这是何家最重要的财富。一年的油、盐、茶、肉等开销，都从它们身上来，要是不养这些猪，生活就很艰难了。菜园里整齐清爽，长满鲜美的菜蔬，园中连一根杂草也没有。田里的水稻也长势喜人，何胡子的弟弟正在田里忙着。叔衡是何家的长子，这时当了中学教员。这是**很熟悉的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

　　何家用最丰盛的酒菜款待他们：杀了鸡，还有鲜鱼和腊肉。吃过饭，谢过主人的招待，他们又要继续自己的行程。由于何老伯的苦留，盛情难却，他们又多住了一天。何老伯又带客人去看山林，大都是松树，家用柴火随砍随用。

　　告别了何家，向宁乡城走去，中午，又到了要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大模大样地走进一家大院子，说我们是叫花子，要讨些饭吃。女主人一句话也不说，回转身去，到里面给他们每人拿来一小碗冷饭，因为已经很饿，尽管没有菜，也很快吃完了。要再讨一点，她却不肯给了。于是只好去找另一家。那一位家主说没有现成饭，愿意给一点生米。生米对他们没有用，只好再找一家。这一次遇见了一位慷慨的主人，给了每人一大碗米饭和一些菜，得了一饱。

　　宁乡县城里还住了一位同学，他们决定不去拜访，他们不愿再享受何家那种盛情的款待，那还算什么叫花子呢。他们决定到沩山去，那是宁乡有名的风景区。

　　在离县城20多里的一个小山坡上，两人在一株大古松下歇脚，谈论起何老伯自耕自得的安适生活，由此议论起农家生活的苦乐来。萧子升在追忆中，写到他的朋友熟知农家疾苦。何家是自耕农，不愁吃穿，还能供子弟读书；如果是佃农，起五更睡半夜地干活，到头来劳动成果拱手送给地主。至于打长工、打短工的，所愁的是无人雇用，这比佃农还苦。谈着谈着，像佛祖样两人在菩提树下睡着了一阵。醒来又赶路。

　　路边住着的一对老夫妇，给了他们米饭和炒菜，吃了个饱。这老头姓王，在县衙门里当过七八年门卫。他告诉这两个来乞食的年轻人，为官的都不廉洁，县太爷满脑子想的是钱，打官司就靠给钱，求情是无用的。他经历过三任县官：头一个是个贪官，一心想的是钱，办案不问有理无理，总是给钱多的一方打赢官司；另外两个县官却是清廉的，可是人们对他们同样抱怨，甚至以为比贪官更坏，说什么连礼都不肯收，还算什么县官。可见人们没有什么是非观念，使人感到，这恐怕也就是社会上好官不多的一个原因吧。

　　黄昏时分，他们到了沩山。茂密的树林映衬着千年古刹沩山寺。两个和尚在山门迎接，为了不使对方误会为长途跋涉的香客，他们直言是乞讨而来。和尚回答说：拜佛和乞讨本来就是一回事。这寺里的方丈是不随便接见客人的，当他看到这两个青年人求见的便条，不敢怠慢，就请了进去。在方丈室，这两个客人看到四壁都是图书，除了佛教的经典外，也有《老子》和《庄子》。他们就中国古代经籍兴致勃勃地谈论了近一个小时，方丈非常高兴，邀他们共进晚餐。晚餐后，回到大殿，许多和尚以为这是一流贵客，纷纷请他们在扇子上和卷头上题字留念，几乎忙到半夜。第二天，方丈定要留他们盘桓数日。方丈告诉他们：本寺有和尚约莫百名，但经常有来自远方的挂单和尚，因此庙里常常住有三四百人之多。那些挂单的和尚，通常住几天便离去了，曾经有过最高的纪录是800僧人。他们从远方来，是来听经和传戒的。这里庙产甚丰，招待这些挂单和尚并无困难。再说，和尚是出家人，所有寺庙都是他的家。云游四方，谈经论道，对弘扬佛法也有好处。

　　**和萧子升在这寺庙里住了两天，由和尚引导在各处参观，了解了寺院的组织和僧人的生活。他们还向方丈询问了全国佛教的概况，以及佛经出版的情况，上海、南京和杭州是佛教经籍出版的中心。像沩山寺这样的讲经中心，全国至少有100处，如果算上规模较小的，大约有千处左右。

　　告别的时候，他们表示，还想访问一些大寺院，希望方丈写几封介绍信。方丈说：那是不必的，你们不需要任何介绍信，因为无论走到哪个庙里，你们都会受到像在这里同样的欢迎。

　　从沩山下来，他们就向安化县走去。路上在茶馆歇脚，准备写日记时，两人又议论起佛教与人生哲学问题，以及历代帝王同宗教的关系。认为唐代最是典型：皇帝尊孔子为“王”，从此全国各州府县一律修建孔庙；皇帝姓李，又尊老子为道教始祖，开始建立道观；外来佛教也受到欢迎，于是寺院遍及全国。儒、释、道都为官方所尊，和谐共处。到西方取经的玄奘也是唐朝人。他们认为孔子、老子都是哲学家，而非教主，这还是由于中国人的现实主义性格，只希望借宗教以指引生活，而不致发展到狂热地步。**说：自古以来，中国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对宗教也不过于执著，不像西方那样发生长期的宗教战争。此外，儒家思想远比佛道二教影响为大，几千年历久不衰，帝王利用，考试取士，以此规范社会人际关系等。两人都认为这都值得大加研究。

　　在一个农家讨得一顿晚餐之后，他们沿着一条不知名的河岸从容前行。夜很静，也很美。午夜明亮的月光把他们的影子印在路上，轮廓分明。四顾茫茫，不见人家，也不知道还得走多远才有旅店。何况刘翰林所赠的40枚铜圆，早已用完，纵使有旅店也不能住宿。于是**提议：“我们就在这里消磨一夜吧，这沙滩岂不也可以做很舒服的床吗！”他们就这样在沙滩上睡了一夜。萧子升时时醒来，**则睡得烂熟。在回忆录中，萧用很长篇幅描写了沙滩月夜如诗如画的情景，以及怀疑远处高坡上似蹲踞着一只老虎，因而引起极度恐怖之感。直到天亮之后，萧才发现，那原来是一块大黑石头。早晨起身了，继续沿着河岸走。不久，过了一座石桥，大路就逐渐同河岸分开了。他们一路谈论，不知不觉就进了安化县城。

　　这已经是上午10点左右，还不曾吃早饭，饿得很厉害。他们走到一家茶馆门前，犹豫了片刻，就昂然走了进去，在一张靠窗子的方桌边坐了下来，叫来了菜和早餐。吃饱了，怎样付账呢？商量之后，决定留一个人坐在店里等着，一个人去设法弄钱。讨钱很难，一些人是干脆不肯给，费了好些时间，讨了两条街，一共才讨得几十文，付账连一半也不够。于是又商量，终于想出了个办法，用这几十文先去买些纸来，写成对联，当“游学先生”，送字给那些商店的店主。旧社会一些潦倒的读书人，就这样弄几个钱来借以糊口。

　　在头一家店铺里，店员对于他们送去的对联大为赞赏，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就给了4个铜圆。这时，店主出来了，问了一下，说：再给4枚。8枚铜圆，就足够付茶馆的账还有余了。也有小气的，拒绝接受对联：“字对我有什么用，拿去送给别人吧。”他们说：“写上了宝号的招牌，怎么能送给别家呢？你纵然不出钱，也请你收下。”店主才不得已拿出了两个铜板。

　　多数的店主看到写有自己的店名，都是表示接受的。有一爿茶叶店主读过书，也会写字，在收下对联之后，还请他们到书房里谈话，萧子升当即磨墨挥毫，为店主本人写了一副对联。那店主为读书人常不免穷愁潦倒，慨叹不已，临别，竟送给了20个铜圆。

　　同茶叶店老板谈话时，那个老板谈到他有三个儿子，准备让一个读书，另两个学做生意，认为读书谋生是靠不住的。一路上两人于是引起了有关中国家庭制度的辩论。**认为中国人家庭观念太重，所以缺乏民族情感。萧子升则认为不可太夸大国家观念，应两者兼顾。毛认为国家应占最优先地位；在未来最理想的国家中，儿童应当脱离父母，而由国家教养。

　　据安化地方搜集的可靠资料，（《**两次到安化的情况概述》，载《益阳党史通讯》第1期，1983年2月1日。）他们到安化时，曾到过第一师范学校同学罗驭雄和萧蔚然的家，在罗家吃过饭，给一个秀才送过对联。还查阅过安化县志了解清代农民黄国旭领导的起义，到东华山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还在一个贫苦的夏婆婆家谈了很久。又到县劝学所拜访所长夏默庵老先生。夏毕业于两湖书院，为饱学之士，著有《中华六族同胞考说》、《默庵诗存》、《安化诗抄》等。老先生性格高傲，**两次求见被拒，第三次登门才接见。于是发生了前节所述考对联的故事。老人以客礼相待，请他们吃饭并住宿。在劝学所还观看了祭孔礼器和铜壶滴漏（古代计时器）。1953年5月，**还曾向安化地方去信，“与默庵先生在安化会过一次，请寄《中华六族同胞考说》”。此书后来没有找到。

　　离开安化，又向益阳进发。他们到达益阳县城的时候，看见墙上张贴的一张县政府的布告。他们惊异地发现，签署这布告的，是县长张康峰！张康峰，岂不就是第一师范学校的化学教员吗？于是他们决定到县衙门去拜访县长。

　　问过几次路，问到了县政府。门房拦住了他们，不让进去：滚开，叫花子到衙门里来干什么？他们要求门房通报，他们要见县长。萧子升掏出名片，将**的名字添在上面，交给了门房。可是门房拒不通报，双方僵持了好些时候。门房还不时口出恶言，威胁恐吓；这边也不示弱，表示不见县长绝不走开。最后，从门房里走出一个老头，以试探的心情接过名片进去了。不久，他快步走了出来，笑容可掬地说，县长有请。那门房听了，目瞪口呆了。

　　张康峰看到这两位来访者，也很觉惊讶。当他听完这两位学生的陈述之后说：“这在多数人都是不能理解的。说真的，我看到你们的穿着打扮的时候，我完全能够谅解门房的态度。”

　　张康峰让他们两个先去洗了澡，同他们畅谈了很久。在饭桌上，张告诉他们，第一师范的同学有六个在益阳县教育界工作，一个担任县教育局局长，一个中学校长，一个小学校长。他表示，要通知他们第二天早上到县政府来，开个欢迎会。两个叫花子又变成了上宾。他们在益阳停留了三天。告别的时候，张康峰坚持要他们带4块钱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并且命门房伴送他们到城门口。那门房想起初见时的情景，一路上低着头，一言不发。

　　出了益阳城，一路谈笑，走了几天，到了沅江。这一路上，他们讨论的题目是金钱权力和政治权力，以及两者关系问题。**最反对金钱权力，资本家的金钱权力就是靠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而得来。金钱万能，钱可通神，一个人只要有钱，可以公开做坏事。萧子升认为权力是坏东西，权力是一把刀，政治权力混夹着种种罪恶之源。毛反对将政治权力看成一把刀，组织国家必须靠政治权力。然后又谈到人类行为准则，萧援引孔孟之道：“君子忧道不忧贫”；“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毛则相信管仲之言：“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而孔子却说“君子谋道不谋食”。然后两人又争论道德问题与人类社会进步的关系。萧认为物质进步远比道德进步快；毛认为道德不能解决饥饿问题。

　　沅江这时正涨西水（长江上游涨水，抬高了洞庭湖区水位，叫涨西水），县城周围全给水浸了，街道上也是水。**和萧子升于是放弃了继续漫游的计划，搭乘河船，径直返回长沙来。在船上他们总结了一下此行观感，觉得身无一文，而能克服种种困难，叫花子生活不致有饿死之虞。但是挨饿究竟不是滋味。世界上还有多少人在挨饿。萧子升说，肚子饿时手脚都没劲。**说，一路看到许多势利小人，都是些灵魂龌龊的拜金者；乞丐被人看不起，就是因为没有钱。

　　离船上岸，返校途中，他们在西门一家照相馆拍了一张照：雨伞搭在肩上，背负包袱。

　　在《早年**》一书中，笔者曾简要写到这次“行乞旅游”。根据当年第一师范老同学的回忆，还记有这样一段话：“萧子升放不下架子，向人问路，都要先整整衣服，干咳两声，然后开腔；还只愿进大户人家。**却态度谦和，言语亲切，愿意进小户人家，尤其热心于访贫问苦，同什么人都谈得来。”这就说明了书香子弟与农家子弟的不同本色。

　　他们在旅途中写的“游学”笔记，第一师范同学好友争相传阅，称赞他们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见周世钊：《第一师范时代的毛主席》，《新观察》1951年第2卷第2期。）这八个字，后来就一直成为朋友们对**的一种亲昵的赞誉。

　　**是非常喜欢旅游的，平时周末或假日，他总是和同学、好友们到市郊爬山或游览名胜古迹。据蔡畅的回忆，1918年夏初，**还同蔡和森到洞庭湖边一些地方，做了半个月的漫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