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尧的昏暴统治日益为湖南广大人民所不满，人民的愤恨有加无已，一致认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青年学生和部分教育界人士是这个怒潮中的先锋队伍。**精确地估计了当时的内外形势，顺风张帆，中流掌舵，将五四前后以反日反卖国政府为中心的群众爱国运动，逐渐转为反对军阀的驱张运动。

　　湖南人民为什么这样痛恨张敬尧呢？

　　自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中国形成南北对峙局面，湖南就一直是南北军阀争夺的焦点之一，是南北军阀混战长期拉锯的战场。1912年以后的七年中，湖南曾三次被北洋军阀统治，其中尤以张敬尧统治时，人民受害最为深重。

　　皖系军阀张敬尧是在1917年至1918年间，直皖联军同湘桂联军作战，南败北胜后，于1918年3月进入湖南的。在他统治湖南的两年中，完全采取了类似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的残暴手段，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无所不用其极。1920年初，湖南各界驱张代表团在北京活动时，曾向当时的北京政府控诉张敬尧祸湘十大罪状：纵兵劫抢；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摧残教育；暗罪公民；钳制舆论；私加盐税；勒索军饷；伪造选举。

　　关于纵兵烧杀劫抢的情况，“湖南各界人士痛斥张敬尧祸湘罪行”的控诉书这样沉痛地说道：“七年（1918年）5月之后，醴陵全城万家，烧毁略尽，延及四乡，经旬始熄；株洲一镇，商户数千家，同遭浩劫；攸县黄土岭一役，被奸而死者，至于女尸满山。杀人之多，动至数万。而兵听劫掠，地无不遍。人民流离转徙，至今未复。死不能葬，生无可归。岳州、宝庆各处，大半烧残，十室九空，不忍目睹。然此犹得曰，战时不常及远地难制也。长沙一城，军署（按指张敬尧的督军署）所驻，白昼抢劫，无日无之。其弟张敬汤，强买商物，不给分文，事尤屡见。而所派清乡队，在乡获‘匪’，动押亲族或团保取赎，每赎一人，勒索千元、数千元不等，皆有据可证。人民乱后萧条，重遭敲剥，卖妻鬻子，不能应供，而暴兵三五成群，下乡搜索，横行闾里，无日或宁。凡此纵兵殃民之结果，以致农不得耕，商不得市。”（1920年1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

　　这一幅惨苦的图景，全是如实的写照。打开当时湖南的报纸一看，虽然经过张敬尧的严密控制、检查，仍然连篇累牍地记载着北军的种种暴行和人民的深重痛苦。北军肆无忌惮地骚扰，最为人民所痛恨。如军队过境，必掳人夺船，人掳多了就代兵背枪，掳少了有的累死道旁；必放肆劫掠，鸡鸭猪牛，一衣一物，都不得免；必**妇女，敲诈银钱，稍不如意，就纵火焚屋。因此，群众一听说“北兵来了”，无不竞相“跑反”，即使在雷雨之夜，也要走避山中。

　　关于张敬尧操纵金融、滥发纸币、勒索商民的情况，“控诉书”有如下概述：“湖省历设湖南银行，以纸币周转。张督到湘，废湖南银行，改设裕湘银行，吸收现金。其弟敬汤，复设日新银号，操纵市面，运买铜圆往汉，获利无算。张督又尽将湖南银行纸币四千余万元作废不用，设惠民彩票，饬各县派发，以收湖南银行纸币，并勒买现金。及彩票开签，民间中者，又多不照发。以是湘民往日之现金，既悉被吸收，所藏之纸币，又尽遭废撤，金融枯塞，无以为生。”当时充斥湖南市面的滥票子，名目繁多，除湖南银行发行的以外，还有湘西银行，湘西债票，湘南军用票，广西银行，甚至还有军阀个人名义发的军用票、借债票等，此外，还有新旧铜圆票一万万串。张敬尧以收回市面滥票为名，发行“惠民有奖券”，每张按银洋5元向全省商民硬性摊派，人民怨声载道。当奖券举行开奖仪式时，有人在开奖台上贴一对联：“惠而不知为政，民欲与汝偕亡”，以示公开反抗。后来张又发行一种金库券，勒令各地按亩推销。“控诉书”列举的张敬尧其他经济掠夺大宗，还有以下几项：盗押矿产，将水口山铅矿押与外人；白铅炼厂押与美商；与英商订约，将全省矿产抵押三千万元。湖南纱厂则拍卖给天津商人。张自兼湖田督办，盗卖湖田一万二千亩。擅运私盐，不断加高盐税。此外，更征收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控诉书”所列第九条罪状为勒索军饷等情：“勒索省城及各县绅民，供给饷银，动辄数千万，湘乡一县，勒捐军米至五万石。又尝勒民出米百万石私运至津，售与日本。迭经湘绅抗阻，文电确凭。又逼提中华汽船公司华盛轮船，以已定勋臣，改名勋华，据为己有。各县田赋每一元率加二角以及五角，或径加倍征收。”田赋税收需缴现金，银行可按法价易银，商民则不能以法价兑现。因此，滥币成灾，现金绝迹，百业凋残，物价飞涨。一石米需钱一百串，一斤盐需银四两。真是“人非淡食，即属绝粮”。老百姓怎么活得下去呢？

　　张敬尧本人**烟瘾很重，他所率领的部队也被称为**军。强迫湖南人民种**一事，引起极大的公愤。“控诉书”说：“张督烟癖甚深，军署上下及所部将卒，多数有瘾，相习成风，烟禁大坏。近更勒民种烟，每四百亩，种烟四十亩，每亩抽税20元。长沙一县，发烟种至四万包。最近武昌鲇鱼套车站，扣留张督由奉天运到烟子四十五袋，迭经各方呈诉，外人**，通国执言，狱卒被张督强迫运去。”

　　教育界也同样受到严重摧残。张敬尧进入湖南时，军队即占驻长沙各学校。此去彼来，徙迁无期。如第一师范师生400多人，只剩下教室3间，寝室2栋。乙种工校，工场被占，不能实习，学生餐宿，都移至校外。长沙师范，校具损毁无余。北军驻校，常常毁坏房屋器具，甚至将图书当柴烧，拿仪器耍把戏，终日喧哗，妨碍学业。公立学校受到的最大威胁，还是经费无着。按原来的教育经费。张敬尧只发一二成。1918年秋季以后，开学几个月，张不发一钱。到年底时，许多学校借贷一空，至于断炊。有的学校，名义上发了个把月经费，到裕湘银行领取，竟是收回待毁的滥票子。这年11月，长沙9所公立学校校长以经费无着，学校即将涣散，曾联合向“张督”缴印辞职。五四运动以后，有些校长，被迫离湘。北军尤其仇恨学生，时常加以侮辱。

　　张敬尧一家人（他有3个弟弟：敬舜、敬禹、敬汤），专横残暴，贪欲无已。1919年，他本人做“四十大寿”时，设“帅座大庆筹备处”，准备定寿筵400席，寿仪分福禄寿喜四级，即1000、500、300、200元，指名分配。后传吴佩孚将率官兵前来拜寿，恐起变故，方停止铺张。但寿辰这天，送“万民伞”等锦旗队伍仍排成一二里。勒索寿仪，则未停止。以金佛、现金最得欢宠。有个矿务局长奉金佛两尊，各重500两。四帅、少帅、小姐、妹妹、姨太太、姑奶奶等，无不有寿，每寿必享多仪。除活人做寿外，还曾为其母做十周冥寿，由他的政务厅、副官处正式通知各机关，筹办礼物。民间传言：“棺材里伸手，死了还要钱。”张还曾强迫一学校的女校长做妾，用湖田进行贿买，使得舆论大哗。他又公开提倡迷信，常常带领大批卫队到玉泉山庙烧香。他的四弟、第一混成旅旅长“四帅”张敬汤，他的继子“烂五团”团长、“少帅”张继忠，横行霸道，招权纳贿，尤为人民所深恶痛绝。当时的民谣说：“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因此，除开极少数安福系分子外，湖南各界，各阶层人民，对张敬尧的统治及其残暴的“北军”，无不恨之入骨。

　　张敬尧所以严厉镇压学生爱国运动，除接受段祺瑞政府的命令之外，还同直接危害了他的切身经济利益有关。

　　自1915年袁世凯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要求以来，湖南人民抵制日货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运动。1918年至1919年间，张敬尧大铸铜币，大量购买外铜，其中以日铜最多。五四运动时，湖南人民排斥日货运动空前高涨，张敬尧出动军队压迫，也不能制止。因此日商受挫，不敢再进货；张敬尧的铜币铸不成了，严重影响他的私囊收入，使他更加老羞成怒。

　　1919年7月7日，学联大举焚烧日货之后，张敬尧将各校学生代表和一些教职员找到教育会训话。当时到场的人还记得，正是暑天，四个卫士为他打扇，他粗鲁地叫喊道：“你们今后不准游街，不准开会，不准检查商店。你们要好好读书，好好教书，否则，本帅就要办人！”

　　9月间，**便开始了秘密的驱张活动，以学联为基础，联络教育、新闻各界人士，策商驱张办法；同时派彭璜等人到上海，同全国学联等团体取得联系，开展反张宣传活动。

　　暑假以后，各校陆续开学。学生联合会虽被张敬尧明令解散，但在**领导下，仍秘密进行各种工作，并于11月间，以重新组织的方式恢复公开活动。学联发表“再组宣言”，提出人民对于国事应“自主自决”，鼓动湖南人民起来，推翻张敬尧的统治。宣言说：“欧战告终，潮流顿变，自主自决，权在国民。强敌觊觎，为日已久。倘无团结，何以争存。山东问题，急待解决，政府麻木，施措乖方，既失于前，当慎于后，主权回复，谁负仔肩？若以政府为万能，置安危于不顾，则丧尽国民之资格，而永为臧获矣，不亦大可哀乎！人将灭吾国而奴吾族，而吾犹自得，杏不知其所以。任彼佥壬，植党营私，如昏如醉，刮削民膏，牺牲**，草菅人命，**民权，置人民于无何有之乡，唯一己之骄奢是纵。长此以往，后患何堪。”（1919年11月25日湖南《大公报》。）这些痛切的话，都是直指段祺瑞、张敬尧之流卖国虐民的罪恶而说的，实为湖南人民的第一次驱张宣言。

　　学联的主要活动，仍是借检查日货，坚持反日爱国运动，同张敬尧对抗。11月29日，发生日本人在福州殴伤中国学生的事件。学联立即发布声援闽事惨案传单，要求全国人民加紧抵制日货，反对军阀政府媚日卖国。12月1日，长沙学生、纠察队和店员工人在火车站查出大批日货，当即要求焚毁。商会会长张先赞是张敬尧的亲信，有恃无恐，拒不交出日货。窃运的奸商勾结军警将日货强运至国货维持会，拒绝焚毁，张敬尧立即下令保护。学联不顾张的威胁迫害，通知各校和各界，于第二天即12月2日，在教育会坪再次举行焚毁日货大会。这天黑铅炼厂等处工人和许多店员工人都参加了。以学生为主的游行队伍，高举“民众联合”、“牺牲奋斗”、“打倒强权”、“抵制劣货”等旗帜，到国货维持会取去所有日货。同时，好几批学生纠察队自八角亭一带商店中，清出大批日货布匹，一齐运到教育会坪准备焚毁。“合计在坪先期守候之学生与旁观人，约近万人。学生将各项劣货抛置坪内时，欢呼之声雷动。”正待举火时，“张敬尧遣弟敬汤，带领军警千余人，包围会场。张因受外人运动，甘心媚外，反骂称：‘你们这班东西……怎么敢挡外人，不怕惹起交涉吗？在此瞎闹！你们要知道我们张氏兄弟拿钱给你们读书，还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兄弟是军人，只知道杀人放火，你们再不解散，我就把你们做土匪办，一个个拿来枪毙。我从前只知道湖南有男土匪，今天才知道湖南还有土匪婆（指女学生）。’旋有学生联合会会长、湘雅医学院学生等五人发言：谓今天的事，须我们自决。语未毕，即被军警拘缚至教育会内，张敬汤以手枪相抵，谓之曰：你们怕死否？随各拍一照，声将骈戮。又有长郡中学职员向张敬汤发言，谓今天学生出于爱国至诚，焚毁日货，并无不法，张即手批其颊，立呼笞责，卫兵攒殴。并令员殴杀，枪柄、刺刀、拳足四向纷飞。可怜文弱学生，身受重伤者数十人，即数龄小学生，亦同遭毒打。驱逐解散者，不下数千名。哭声载途，为学界未有之惨剧”。（《湖南》第1卷第4号。1919年，湖南教育界反张人士及湖南善后协会部分成员，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湖南月刊社”，出版《湖南》月刊，第1号7月20日出版，第4号1920年2月20日才出版。创刊宗旨为“陈述地方惨痛，研究善后事宜，发扬自治精神”，内容以驱张为主。）

　　这是对湖南青年学生、对湖南教育界、对湖南人民的绝大侮辱。

　　这是一个爆发点，横暴昏庸的张敬尧点火**了。

　　学生们回到学校后，异常愤怒，感觉难堪到了极点，誓欲雪此奇耻大辱。但也有些人表示畏惧，散布悲观失望论调，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就从这天起，张敬尧对学生采取了进一步的残酷镇压，甚至还指使兵士当街殴打学生。这使得学生不敢上街，乃至不敢上学校。

　　12月3日下午，**和一批新民学会会员聚集在白沙井枫树亭易培基家开会，易是一师的国文教师，当时思想开明，为教育界驱张的中坚分子。汇报情况，研究形势，商讨对策。他向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湖南各阶层人民对张敬尧的愤怒到了极点，广大青年学生和教育界已到忍无可忍的程度，驱张已有群众基础。张敬尧的臭名不仅传遍湖南，且已传闻全国；如北京的湖南名流熊希龄、范源濂不仅不受他们收买，反通电揭发他的贪赃枉法的罪证，向北京政府控告“张敬尧祸湘五大罪状”。同时，皖直两系军阀正互相水火，张敬尧同驻扎在衡阳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的矛盾正在增长，驻扎常德的冯玉祥对张也很表反感。在军阀内部的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下，张极为孤立、脆弱。驱逐张敬尧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认为过去有少数湘南上层人士到省外作过撤张的活动，4月间上海南北和会（在国内外强大压力下，1919年2月，北京政府与广州军政府于上海召开“南北和平会议”，实为南北军阀政客分赃会议。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实权操于“参战督办”段祺瑞手中，段并未放弃武力统一迷梦，对和会方针为“只许失败，不许成功”。由于双方要价不一，“和会”开了八次，至5月无结果而散。“撤换湘督张敬尧”为南方提出议案之一。）也讨论过撤换湖南督军问题，但是没有群众力量做后盾，自然发生不了大作用，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现在关键之举是把群众首先是全体学生、教职员动员起来，同张敬尧斗争到底。经过讨论，决定第一步是立即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高举驱张大旗，争取社会上广泛的同情；只有罢课之后，大家才好集中精力做驱张的工作。

　　学联的主要干部紧张地四处活动，酝酿在两三天内总罢课。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张敬尧一面派密探往各校侦察动静；一面派出官员恫吓各校当局，严令制止罢课。各校当局和部分教师、学生，对罢课驱张抱有怀疑观望态度；有的主张驱张，但不主张罢课。**一面与湖南教育界进步教职员组织的学术团体——健学会的骨干分子商量，由健学会召集会员开会，统一对罢课驱张的认识，由他们去发动其他教师和广大学生；一面以学联的名义召开各校学生代表会，进一步研究发动群众问题。在最后一次各校代表会议上，还有少数学生代表犹豫，只主张请愿，不主张罢课。有一个女校代表斥责这些学生没有爱国心，**支持这个女学生的发言，他说，反对张敬尧的斗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平时大家都赞成爱国，赞成改造社会，现在就到了实际行动的时候了！**激动的感情，坚定的语气，给代表们以极大的鼓舞，扫除了一部分人的畏难情绪，增添了斗争的勇气。于是，这天的会议，终于促成了总罢课。

　　自12月6日起，由工专（工业专门学校）、一师、商专、湘雅、修业、楚怡、明德、周南等校，首先发动，各校就陆续罢课了。

　　不到一星期，长沙全体专门学校包括教会办的雅礼大学，以及中学、师范和一部分小学一致罢课了。

　　湖南学生联合会代表中等以上学校的1.3万多学生，发布了慷慨激昂的宣言，首先历数张敬尧摧残教育的情况：“50万之教育经费，即尽提做军饷，不得不减成发放，初犹六折五折，渐至三折两折，最后连一折不发。6月份至12月份，积欠7个整月，酿成教员罢课。学校驻兵两年不撤，学生久无上课课堂。学生组织联合会，交换知识，启发民智，则两度被其解散。”继述2日发生的事件，“学生受此奇辱，又回想两年以来，有教育等于无教育，学生受尽摧残之实，张氏反得维持湖南教育之名。呼吁无门，不得已于12月6日全体罢课，解散归家，守候湘局解决。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时日曷丧，誓与偕亡！明知此为极大牺牲，为前此之所未有，亦实因张氏罪大恶极，浮于中外古今。”（宣言见《蒸阳请愿录》，《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2期。）“时日曷丧，誓与偕亡！”这八个字表示了全体学生多么大的愤怒和决心。

　　学生总罢课之后，张敬尧于11日召集各校校长开会，还想用高压手段，迫使各校当局屈服。各校长职员齐集后，军警各界到者甚多，会场军警林立，备极森严。张敬尧两兄弟相继演说。张敬尧略谓“此次学生风潮，是新思潮的结果。学生闹新思潮，诸位职员是否亦有闻见？听说楚怡校长提倡新思潮不遗余力，这真是岂有此理”。并且厚着脸皮说：“此次学生因焚日货问题，全体解散。虽有人借此加我以摧残教育名义，但是我不承认。”最后下令：“各校应照常开课。旧学生愿来者听便，否则另招新生，注重读经，教忠教孝。”至张敬汤的演说，尤为可笑。略谓“湖南治安，就是我们的治安。我只知尽军人天职，维持湖南秩序。况湖南百姓，都是督军子民……日前学生在教育坪焚毁劣货，督军派我到会维持秩序，我对付学生，亦甚‘文明’。盖恐惹起外人交涉也……我们姓张的在湖南，也没有对不起湖南人的地方，且亦问心无愧。”（《湖南》第1卷第4号。）

　　这是湖南教育界人士最后一次听“张督军”的训斥。招收新生，当然无人睬理。由于本身的利害关系，湖南教育界同张敬尧的矛盾一直是很尖锐的。上海和会讨论撤换张敬尧的问题时，张曾邀集各校校长开会，以发放经费为交换条件，要挟他们联名发一个通电，挽留这个“仁爱湘民”的督军。大部分校长都还有点骨气，有的当场严词拒绝。于是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被指为社会党；孤儿院院长徐特立说了一句“清乡队扰民”的话，被指为通匪；明德学校校长胡某被指为谭（延闿）派；楚怡学校校长陈润霖被迫一度逃避省外。五四运动时，为了推进新的**教育和加强本身的团结，朱剑凡、徐特立等发起组织了一个学术性的团体“健学会”，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会员多是各公、私立学校校长和教职员，出面主持的人是当时任省教育会会长的楚怡校长陈润霖。何叔衡、罗宗翰等一些新民学会的会员，也参加了这个团体的活动。该会6月间成立时，朱剑凡作过“主张各除成见研究世界新思想服从真理”的演说。他们每周聚会一次，并举行学术讲演。**很赞成这件事，曾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一篇《健学会的成立及进行》的长文，介绍这个团体的活动和表示自己对它的希望。称这个团体的出现为“空谷的足音，我们正应拍掌欢迎，希望它可做‘改造湖南’的张本”。这个团体的分子，思想当然也是复杂的。有主张“国家社会主义”者，有主张“防止过激主义”者，有主张“采用杜威教育主义”者，也有“只要研究，不要主张”论者，常常争论纷纷，莫衷一是。但是在反对张敬尧的昏暴统治这一点上，大家则是完全一致的。后来在谭延闿、赵恒惕统治时期，健学会中的许多分子，这些五四运动中的右翼——知识界的上层人物，如楚怡、明德等校校长，即逐渐同新的统治者合作、合流了。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还同其中一部分有一定影响的人士，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关系。

　　以健学会的成员为中心，教育界上层的驱张活动也已酝酿成熟。**的活动早已转向教育界和新闻界，学联的工作由其他新民学会成员担任。

　　学生总罢课之后，各校教职员是否也宣布总罢教，在教育界曾引起激烈的争论。许多中间分子倒不是怕打破饭碗，因为早已有碗无饭，长期领不到薪水，多靠借债度日，学生罢课后，也无书可教；而是担心受到张敬尧的迫害。这一场争取工作，自然比学生罢课困难得多。由于健学会的中坚作用，以及**与何叔衡、罗宗翰等在教育界工作的新民学会成员活动的结果，长沙73所公、私立学校的教职员终于紧跟着学生总罢课之后，随即宣布湖南教职员1200人总罢教了。这对张敬尧的统治，自然是比之学生罢课更加难堪、更加沉重的打击。

　　在总罢课、总罢教的前夕，形势已很紧张、张敬尧侦骑四出，威胁、收买教育界人士，流传种种谣言，某某、某某将被逮捕等。学联与各界的驱张活动，早已转入秘密状态。教育、新闻各界坚决驱张人士，利用五四运动时成立的湖南各界联合会以统一行动。**这时参加了各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许多人表示了孤注一掷、誓与偕亡的决心，不达驱张目的，绝不罢休。毛认为这是实行湖南民众自决、各界民众大联合的绝好时机，只要能在省内外开展一个坚决的持续的驱张运动，必将促进张敬尧同各方面矛盾的发展；在总罢课、罢教的基础上，其他各界群众也一定能逐渐发动起来，同“张毒”作斗争。大家一致商定这样几个办法：

　　一、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汉口、衡阳、常德、郴州、广州等地，一方面伸张民气，造成声势，扩大驱张宣传；一方面利用北军各系内部矛盾和湘军急欲收复失地，从军事上压迫张敬尧。

　　二、由各校派出学生和教职员代表，分别组成学生和教职员两个代表团，去北京的还组织一个总的湖南各界公民代表团。

　　三、一部分人留守长沙，继续组织学生和各界人士坚持省内驱张活动，并负责同外地各代表团的联络。

　　各路驱张代表团人员都在12月7日以后，分途出发。学生代表共派出54人，教职员和各界代表数十人。在代表团出发之前，新民学会派易礼容先到汉口明德大学借两间房子，作为代表团在汉口停留处所。**抵武昌后，即到利群书社找恽代英（他们同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早有通信来往），请他们帮助向各地邮寄二百多份《驱张宣言》。他以驱张请愿团团长身份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历数张敬尧祸湘十大罪状。在武汉逗留几天后，他即乘船赴上海，欢送即将去法国的挚友蔡和森、向警予等，他们一起讨论了湖南的形势和学会的工作等重大问题；未待蔡起程，他即赶到北京。由武汉出发的驱张请愿团到达北京时，邓中夏等到车站迎接。

　　前往北京的主持人是**，任公民代表团团长。此外还有新民学会成员罗宗翰、陈绍休、李思安（福湘女校学生代表，化装成农妇去的北京）、李振翩等一批人分任教育界和学生界代表。彭璜已去上海，何叔衡、夏曦等主持赴衡阳的代表团。新民学会会员共出动了近20人，参加各代表团的领导工作。

　　58年之后，李振翩为我们提供了这段史实的第一手资料。他回忆说：毛主席从北京回到长沙，他已经不是一个学生，但还发动了学生运动，来反对张敬尧……毛主席指挥学生，发动罢课。湖南学生会开会时，我们提议罢课，反张。各人代表他本校学生会发表意见，有的赞同、有的反对，辩论很厉害。经过几个月的秘密工作（按此处当指从暑假后到12月6日这段时间），各校学生会大都同意罢课。于是湖南学生联合会最后议决罢课，由各校派代表两名，赴北京请愿撤换张敬尧。联合会秘密通告各校代表，于晚间乘火车到汉口集中。我们到了汉口，在指定的旅馆集中。毛主席已在这里等候我们。代表们到齐后便开会，讨论一切，把名称定为驱张请愿团，公推毛主席为团长，范围也扩大了，参加的不限于学生。几乎天天开会，讨论事。所谓请愿目的，原来也只在争取舆论和社会同情，扩大驱张的影响，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而已。因此，1月28日，3个代表团同湖南在京学生等，浩浩荡荡向国务院进发，作最后一次请愿，游行队伍高举“代表三千万湘民请命”、“请政府速即撤惩张敬尧”和“与张偕亡”三面大旗，各代表还手执写上张敬尧种种罪状的几十面小旗子。这天，公民代表团由**任首席代表，进行交涉。

　　据1920年1月29日北京《晨报》所载的《昨日湖南人之大请愿》一文所记：三个代表团在新华门相持了三个小时，说靳总理、秘书长不在，最后允许三个代表团六人入院，由一个秘书接见。“公民代表**、张百龄，教员代表罗教铎、杨遇夫，学生代表柳敏、李思安，相继痛述张督祸湘罪恶，声明非见靳总理求个办法不可。”这个秘书“于湖南痛苦也很表同情，代表以不得要领退出。群众在门外等候，看见代表出来，急问情形，大愤，于是决定赴靳氏私宅，效秦庭之哭。请愿团赴靳宅，众离新华门，经北长街景山出后门，至棉花胡同。靳先得电话，知请愿团会到，并不拒阻。宅中人即出接待。守卫兵士看见许多旗帜，又接着传单，倒好像表示欢迎的样子。六代表入内，副官长于化龙接待。代表将张敬尧祸湘罪状数十条，略数一遍。谓我们数十人来京，近两个月了，饭也没吃，衣也没穿，所求者，请政府去一万恶滔天的张敬尧。湖南人处在水火当中，再不援救，就会死绝。说毕，有痛哭流涕者，请靳总理当众宣布办法。内有一人出，手持代表上靳总理书说：‘这书上所言，总理通知道了。’于副官入内言明群众有非亲自出见、宣布办法不可之势。于出向代表说，‘总理对于诸君，深表同情，诸君来京多日，应该给诸君一个办法，准明日国务会议将湖南问题提出，这是总理负责的话，请诸君不要过于焦躁’。这时，于受代表逼求，三入内告靳，三出外传话。最后表示上述办法，言辞极委婉。于是六代表同于副官出宅外，向大众将靳意宣布，众鼓掌，请于先生向靳总理代达众情，必要在最近日内，求得将湖南督军撤伍一事实现。众要求一礼拜内解决，下星期四再到靳宅候信，于应允，众将旗子数十面约为一大束，交与副官，彼此脱帽为礼而别。”一个星期以后，代表们不仅见不到这位靳总理，棉花胡同还布满军警，阻止通行。

　　在此期间，代表团还召集北京的湖南同乡1000多人，在湖南会馆开驱张大会，关起了大门，强迫在场的10个湖南籍的安福“国会议员”签名于驱张决心书：“担负驱逐张敬尧的完全责任，如不能达到目的，则全体辞职，以谢湘民。”这件事对段祺瑞、张敬尧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因为这些“安福议员”都是张敬尧在湖南一手包办，“选举”出来为段祺瑞**服务的。

　　代表团还携带了大批揭露张敬尧罪恶的专刊和小册子，向各方散发。内有《湘灾纪略》，以及《醴陵兵燹纪要》、《醴陵兵燹图》、《宝庆兵灾纪实》等专记一县一地灾难的书刊十数种，此外还有张敬尧的家乡安徽霍邱、颍上两县公民刊布的《张敬尧罪恶史》，以及旅居湖南的外国人写的《湘祸记》、《张敬尧》等书。

　　为了向全国及时传播驱张运动的消息，造成舆论，争取各界援助，代表团到达北京后，即组织了一个平民通信社，由**任社长。每日印发稿件150余份，送登京、津、沪、汉等地报纸。他当时住在北长街99号一个名叫福祐寺的喇嘛庙里。据黎锦熙回忆在这座喇嘛庙里见到**的情况：“当我去看他时，他正坐在大殿正中香案后，香案很长，左边摆着平民通信社的油印机和通信稿件，可见有些稿子可能是他自编自刻自印的。右边是一大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宣言》。”（《在峥嵘岁月中伟大革命的实践——回忆毛主席在北京的部分革命活动》，1977年9月4日《光明日报》。）黎锦熙一直保存了平民通信社所发的稿件15起20多份，其中大量的是揭发张敬尧在湖南摧残教育、盗押厂矿、私运烟种等罪行和拼凑保张团、湘事维持会等黑幕；还有驱张代表团出发详情、到京活动请愿和北京排张情况的报道。**就是这样在这里一面编写稿件，把张敬尧祸湘的罪恶和各地驱张运动的消息，传布到全国；一面和代表们四处奔忙，联络湖南在京的学生、议员、名流学者和绅士等，向他们宣传驱张的意义。

　　早在1918年12月，一些被张敬尧逼走的湖南上层人士，曾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湖南善后协会，向当时的“南北和会”，提出以去张为“和会”先决问题的要求，发行《湘灾纪略》等书刊。这些限于少数人的上层活动，冷冷清清地进行了一年多，毫无结果。这次**率领驱张代表团到北京进行大量活动，特别是平民通信社向各地报纸不断地大量地发送新闻稿件，全国报纸得以据此纷纷揭露张敬尧的罪恶，有的报纸还为此发表评论。如北京、天津报纸发表“政府尚不惩办张敬尧耶！”“张敬尧可以已矣！”等时评。据《蒸阳请愿录》部分统计，当时发表讨张时评的报纸有北京《益世报》、《北京日报》、《北京惟一日报》、《京津太晤士报》、上海《申报》、汉口《**报》、汉口《正义报》等，共发表时评和社论17篇，形成了强大的舆论，为赶走张敬尧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0年1月5日，陈独秀发表了题为《欢迎湖南人的精神》的文章，对驱张运动表示支持和鼓励，认为湖南人的“奋斗精神”，“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张敬尧是安徽霍邱人，陈是安徽怀宁人。文章首段就直指张敬尧，以诙谐的笔调写道：“在我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之前，要说几句抱歉的话，因为我们安徽人在湖南地方造的罪孽太多了，我也是安徽人之一，所以对着湖南人非常惭愧。”他接着写道：“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他以大量历史事实加以说明之后说：“我曾坐在黑暗室中，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况，不觉说道：湖南人的精神哪里去了？仿佛有一种微细而悲壮的声音从无穷深的地底下答道：我们奋斗不过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陈独秀对驱张运动作了深远的展望：“我们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要雄大精美得多。”（此文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480页。）陈独秀写此文后，即由北京去上海，正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时。李大钊送陈至天津而返。

　　湖南学联负责人彭璜到上海后，一年多前开始的上层驱张活动的性质便起了根本的变化，从此驱张活动得到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等群众团体的声援，成为真正群众性的运动。驱张代表团于1919年12月到达上海，随即成立湖南旅沪各界联合会。全国各界联合会发表“声讨张敬尧”的通电，全国学联且致书张敬尧，要张“快识时务”，走为上计。据《蒸阳请愿录》所载材料，当时尚有北京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北京、南京、河南、武汉等地学生联合会，江苏省教育会及留美、留日湘籍学生等18个团体，发表惩办张敬尧的函电共24件。

　　上海是全国经济和文化舆论的一个中心，出版发行等方面有许多方便的条件。由湖南学生驱张代表团创办、彭璜等新民学会会员主编的《天问》周刊，于1920年2月1日出版。这是一个专门作驱张宣传的机关刊物，我们已经看到的共有24期（第24期的出版日期为1920年7月11日，也可能只出到这一期为止）。这个刊物在驱张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不仅发行全国各地，而且发行到法国、日本、南洋等地。张敬尧发觉这个刊物的威胁后，即命令湖南邮局全部没收。

　　**主持的平民通信社直接支持了这个刊物，他自己也为该刊撰稿。这个刊物继承了《湘江评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传统，以**倡导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作为驱张运动的指导思想。《天问》的发刊词提出了“民众自决”的口号，表现了与军阀政府彻底决裂的精神：“政府既坐视而不之救，和会又久经停顿，并一万恶之张敬尧而不能去，湘民何辜，至于此极。夫政府与和会既不可恃，则吾人之所恃者，惟在民众之自决。今所恃民众自决之端，又何止一湘局……本报同人具此主旨，爰本湘事以推及于各省；本湘之去督，以推及于各省之去督。于军阀之横暴，政客之蛊祟，视为洪水猛兽，不可与一朝居。”创刊号上由主编执笔的《去张运动与湖南人》一文，关于如何实行民众的大联合，以达到驱逐张敬尧、铲除军阀势力的目的，有详尽的论述。文章认为，这次的驱张运动是湖南人民的“大觉悟、大联合”。号召湖南工商各界进而罢工罢市，与张敬尧斗争，“如去年五四运动之所以对付卖**者，亦吾湘工商界所宜有事也”。《天问》的全部评论（每期都有一篇社论性质的排在刊首的“评论”），贯彻一个中心思想：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只有依靠人民的觉醒、团结和斗争，才能取得驱张运动的胜利；对于南北军阀政府、南北和会，不寄存任何幻想。评论说：“北京政府，吾人可视为堕甑不顾，与言去张，犹与虎谋皮，无益于事。”南方军政府，不过是“假护法之名，图分赃发财之实。”“和会自经停顿，久久阒然；即使复开，但顾分赃，安问民瘼？”因此，结论是：“一面鼓起群众，一面预备实力。”自然，这里所说的“实力”，还没有明确具体的含义。关于当时吴佩孚等直军的动态，《天问》极表关心，作了许多报道，而且寄予希望；对谭延闿、赵恒惕等湘军，则常予责难，或晓以大义，鼓励出师。这就说明《天问》的编辑认为，所谓湘军也可算作当时驱张的事实上的“实力”，应利用吴佩孚北撤的“形便”，催促湘军随后接防，以实现驱张去湘。根据当时的态势，《天问》准确地估计到这是必然出现的情况。

　　1918年侵入湖南的北军，除张敬尧部以外，尚有直军、奉军、苏军、鲁军、安武军等。其中实力最强的是直系军阀曹锟的嫡系吴佩孚（第三师师长）。北军入湘时，吴自恃战功最大，而湖南军政大权全落张敬尧之手，因此，对段祺瑞的北京政府极为不满。在直皖两系军阀的矛盾日益发展中，吴佩孚为保存实力，收买人心，抬高身价，早在1918年6月间，即利用驻地衡阳的前哨的位置，与西南军阀的部队正式宣布停战。后来又**湖南各界厌战心理，通电全国主和。在湖南各系北军中，以领袖自居。段祺瑞鞭长莫及，奈何不得。学生和教职员驱张代表团到达衡阳后，即联合本地各校学生和教职员，几次至吴佩孚处，请求出兵驱张。吴当然乐得做顺水人情，一方面向代表团表示同情，示意：“自有办法”；一方面趁机通电各方并电张敬尧，对张施加压力。衡阳以第三师范为基础，各校学生在五四运动时已成立湘南学生联合会。后来成为湖南最早一批**员的夏明翰、蒋先云等，都是三师的学生和湘南学联的骨干分子。由于吴佩孚不打算久驻湖南，对学生运动便没有做过多的干涉。利用这一特殊环境，湖南学联领导的抵制日货等爱国运动，在衡阳开展得很有成效。驱张代表团到达后，更掀起了一个驱张运动的**。“驻衡湖南学生请愿团”于1920年1月出版了《湘潮》周刊，发刊的宗旨，除驱张之外，还提出鲜明的根本改造国家社会的主张：“一、做‘去张运动’的加紧鼓吹；二、研究湖南的积极建设；三、讨论救国的根本方法；四、研究社会的解放与改造。”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有该刊第三号、春节特刊号和第十三号的两张。该刊认为张敬尧是一定能够赶走的；驱张运动成功了，是学界联合运动的胜利，是民众联合运动的胜利。此外，该代表团于1921年还出版了一本《蒸阳请愿录》，详述该团当时的活动，并辑录了一些有关驱张的材料。

　　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学联骨干分子，在困难而危险的环境中坚持斗争。驻省驱张团团部设在周南女校三楼的一间小房子里，由湘雅的张维主持；张去上海之后，即由明德的学生会会长唐耀章主持。通讯联络总站则设在易培基（易培基（1880—1937），湖南长沙人，1924年11月、1925年12月两度短时期担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1927年任上海劳动大学校长。）家。易将收到的各地驱张消息转交学联干部，编成《驱张通讯》，油印分发各校及有关方面。此外，还领导各校学生采取了各种巧妙的活动方法。如组织临时补习学校，利用旅馆、茶楼作住为宿和活动场所；组织剧团演出反封建的新剧，为代表团筹款；将张敬尧新的残暴、敛财行为，写成材料告驱张代表团和各地报刊发布；同时仍坚持抵制日货运动。在张敬尧的纵容之下，1920年5月间，长沙还发生日商聚众捣毁国货维持会的事件。

　　在省内外一致声讨的形势之下，张敬尧有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一方面加紧高压政策，下令查办何叔衡等教育界驱张代表，“永不叙用”；通令开除各校学生代表54人，诬为“过激党”，命军警通缉；查禁各补习学校，严密搜查，企图使学生无屯留之地。同时收买、动员少数归附于他的教育界败类，劝令各校复课，后来甚至又取消开除学生代表的命令，并且派人到北京贿赂学生代表，散播种种谣言，以离间代表团人员。所有这些手段，无不一一失败。湖南学生代表团通电辟谣，斥责张之无耻；留在长沙的学生再次以“湖南一万三千学生”的名义，发布宣言：“各校代表一日不回湘，学生等即一日不来省。”在张的威胁利诱之下，个别开学的学校，学生最多的也不过二三十人。

　　为了挽回天下传闻的臭恶名声，在驱张代表团开始活动时，长沙即出现所谓“保张团”，为虎作伥。其中首要分子叶德辉、符定一、曾广钧（曾国藩后裔）、廖名缙等，都是由张以巨款收买的封建余孽、著名痞绅和安福议员。叶德辉等数十人居然通电北京政府总统和各省机关，如此厚颜无耻地为张敬尧辩护：“张督仁政迈乎汉唐，武功过于汤武。学生过激，等于土龙；元首英明，不烹走狗。”“保张团”分子在北京还组织“旅京湘事维持会”，通过安福议员，为张敬尧进行各种收买活动。为此，北京、上海的驱张代表团发出通电，痛斥“保张团”；上海《民国日报》刊载了长篇“长沙通讯”，彻底揭发了“保张团”的种种受贿丑闻；《天问》对“保张团”的始末作了系统的报道。由“湖南公民代表**”领衔的北京三个驱张代表团，于1920年3月25日向全国发出的“湖南去张代表电讨保张团”的通电中说：“张敬尧罪大恶极，久经湘人控告，积案如山。全国人士，亦复口诛笔伐，同声攻击。弃之惟恐不远，走之惟恐不速。乃有号称旅京湘事维持会者，发布传单，以伪乱真，浮词耸听，声言力戒对人问题云云。不知三年以来，湘民之困苦颠连，九死一生，家无应门之童，野有自缢之女，何一非张敬尧之所赐，张敬尧不去，湘民宁有幸理？今欲救湘，首在驱张。张去而后湘事始有整理可言。”经过**和驱张代表团的坚决斗争，“保张团”终于原形毕露，土崩瓦解。

　　“保张团”的出现和丢丑，叶德辉等人**的四六体通电，正好说明张敬尧的黔驴技穷，以及湖南地方反动势力无耻到何种程度。

　　1920年初，直皖两系军阀利害冲突日趋剧烈。驻湖南的直系部队急欲北上统一力量，压服皖军。三四月间，驻湘直军的第三师、十一师、二十师、十六旅、直隶各旅、奉军等，由吴佩孚领衔，以全体官兵名义，连续通电全国，控告张敬尧的搜括政策，加重米、盐捐税，使北军供给也受到损失，“害及军人的种种罪恶”。张敬尧已处在里里外外、四面楚歌之中了。5月下旬，吴佩孚率部由衡阳顺江而下，5月27日过长沙直去武汉，吴由衡退兵时，早同谭延闿、赵恒惕默契，吴兵退一步，湘军进一步。张敬尧侵入湖南后，将嫡系部队扩充到七八万人，军官发财，兵匪不分，养尊处优了几年，腐败不堪，无丝毫战斗力。当时湘军一共只有三千多支枪，被湘南民众称为“叫花军”。在湘军紧随吴后进逼下，“以七八万之众，当乌合之敌”（张军节节败退时，于1920年6月7日电北京政府，推卸责任：“南军专与第七师为难，客军均作壁上观，不发一弹，遇敌即退。”6月12日，北京政府电责张：“该督统率七八万之众，以当乌合之敌，有何待援之必要！”（转引自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5册。））的张军，无心作战，望风而逃。在长沙做了最后一次掳掠搜刮之后，6月11日，张敬尧仓皇逃走，6月26日，张部全部退出湖南省境。经过10个月的艰苦奋战，以学联为首的湖南各界驱张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驱张运动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一个发展，是刚刚开始的全国反帝反封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个运动的主力是学生和教育界；湖南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还没发动起来。只是在张敬尧军溃退时，湘东、湘中各地的农民群众，曾自发地截断交通，夺取辎重，打击溃军，使之腹背受敌。

　　这时中国**还没有成立。以**为首的新民学会，在这次运动中起了核心领导作用，**成为群众公认的领袖，新民学会的成员是组织骨干，团结了当时可能团结的力量，形成一个广泛的、暂时的驱张联盟。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出了正确的驱张口号以及有效的方针和步骤；通过平民通信社、《天问》、《湘潮》等报刊；作了思想的领导，从而动员了全国的舆论，扩大了宣传的声势。由于有了先进的组织和正确的思想领导，斗争方式成功地运用了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和平请愿与罢课罢教；同时充分利用了军阀内部的矛盾；活动的范围从省内到全国，尤其是在北京、上海两地的活动，得到了全国的声援，发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军阀的内讧，促使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早日取得胜利。可是旧的军阀虽然走了，新的军阀——打着驱张大旗的谭延闿、赵恒惕却来了。湖南人民的灾难并没有过去。

　　不过，张敬尧的败走，毕竟是一件令人大大兴奋、大快人心的事情。驱张运动本身是一次成功的反军阀运动，民气终于战胜了民贼，有力揭露和打击了封建军阀，大大壮大了湖南人民的革命力量，同时对全国的**运动，革命势力，也起了鼓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