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9月，安源路矿（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1.7万人的大罢工，是**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旗开得胜的第一次大战斗。这块工人运动的**地，从勘察、开拓到建设，大罢工的酝酿、发动到斗争的胜利，以及巩固和发展胜利的成果，自始至终，都是他亲自参加和领导的。这次大罢工的彻底胜利，罢工所获得的战果，对于当时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曾有巨大的影响，对湖南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影响尤大。

　　安源属江西萍乡。由于邻近湖南，且有株（洲）萍铁路与粤汉铁路相接，因此历来在政治、经济上同湖南的关系密切。在安源煤矿和株萍路上做工的人，湖南籍的占很大比重。

　　安源为当时中国较大的矿业之一，1898年创办，以“官督商办”名义，向德国借款，用新法开采，每天可出煤2000多吨，炼焦约七八百吨，主要供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做燃料。1907年，三处企业合组为汉冶萍公司。后来日本帝国主义以大批借款方式，夺取了公司的全部实权。

　　从清末到民初，所谓“官督商办”之类的官僚资本企业中，“总办”、“帮办”一类要职，大都由一些不学无术的官绅担任；企业内部更豢养着一大批寄生虫。官僚股东们对企业的放款多属高利贷性质，“私囊日充，公款日亏”。这些企业往往依赖外债维持，终于实际上逐渐成为帝国主义控制的产业。企业中的工程大权，也多为外国的工头掌管；整个企业的管理则是封建把头制。

　　安源路矿特别是煤矿的工人也不例外，一开始就受着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本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安源工人是有斗争传统的。早在1903年，即发生过反抗洋人和监工的斗争，曾迫使外国人逃避，窿内职员不敢下窿，20世纪20年代初，安源煤矿约有1.2万工人，株萍铁路有4500工人。

　　煤矿各方面的设备很差。矿井内（时称窿内）根本谈不上什么安全设施，常常发生冒顶、倒塌、穿水、起火等严重事故。“早晨有人下井去，不知晚上出不出。”工人被压伤乃至烧死、淹毙是很平常的事。死一个人，只给16块钱的“安葬费”。

　　工人的工资制度，除一部分机械工人和杂工属计日工资外，全部窿内工人等都是封建的包工制。如窿内采煤工，矿局所给工资，每人每日可合银洋二角七八分，而工人实得每日只合铜圆二十六七枚（当时每元可换铜圆210余枚）。“工头剥削所得，实在工人工资一倍以上。且当发给工资时，又得剥削其尾数。他如歇工扣伙食，误事罚工资，重利盘剥等，无所不用其极。是故工头每月收入有银洋七八百元者，有上千元者。”（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载《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1期。本节引文，除另注明出处者外，均引自此略史。）当时的总监工王鸿卿，每月可得2000元。“工头与职员双方勾结，一方尽力剥削工人之血汗，一方又着手于‘吃点’（向矿局领30人工资，只雇用20人做工）；‘做窿’（矿下隧道所用材料与人工，尽量扣押、虚报）；‘买空’（虚报产量），等等。窿外各种包头于工人工资，皆有同等之剥削，间有剥削工人工资至三四倍以上者。”

　　煤矿当局和工头们为了获得超额的利润，加紧剥削工人，采取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和尽量压低工资等办法。工人每天要做工12甚至十四五个小时，工资不只低得不够活命，还时常拖欠不发。工人的生活真是同牛马一样：“窿工有食宿四区，计房屋百余间，每间约丈余宽，二丈余深，需住48人，然因房屋过少，竟有住至50人以上者。房中床具叠置，大类柜橱，空气恶劣，地位低湿。窿外工人亦稍有宿处，但亦不敷用。他如食宿处之食料，更属粗劣无比。工人洗澡池直等于一小市之泥沟。”三九天气，许多工人穿的还是破烂的单薄衣裳。害了病，更谈不上医药治疗。工人们中间有两首流行的顺口溜，一首是：“来了安源想挣钱，一来来了两三年，想回家看看老母亲，身上没得个盘缠钱。”另外一首是：“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

　　工头、监工和地方帮会头子，还在矿场附近伙设赌场、烟馆、**等，向工人压榨最后的一滴油水。

　　除开残酷地剥削工人之外，自矿长以及各级职员及工头、管班等，无不可以对工人有随意辱骂、殴打、罚工钱，直到开除或关禁闭的特权。“视工人有稍不如意者，即滥用私刑，如跪火炉、背铁球、带篾枷、抽马鞭、跪壁块等，或送警拘留，蛮加拷打。”监工中还有德国人，手里都是拿着一根硬木棒子。

　　安源煤矿工人的生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悲惨的工人生活的一幅写照。

　　株萍铁路工人，“工资多计日制，其中黑幕较少，惟其职员平日无理之压迫，亦不稍减于矿局”。

　　从《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中，我们知道1920年11月下旬，**曾到萍乡作过一次调查。这次大概是以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教员的身份，考察教育为名，而实际是准备开展工人运动来“旅行”的。凡从事一件工作尤其是重要的工作，必先作实际调查，了解具体情况，这是他早年就养成的一种习惯。这次考察的情形，没有留下可供引证的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根据他1919年到过长辛店铁路工厂所得印象，两相比较，安源当更是充满人间苦难、阶级仇恨和革命烈火的地方。这里工人的生活和所受的剥削压迫，比长辛店更为惨苦。据《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所载，1921年，路局火车房的工人同劳动组合书记部开始通信，“此后书记部所有各种书报及各处劳工解放运动之消息均次第传来，《工人周刊》等出版物，及时出张于工厂附近之墙壁”。《工人周刊》原是北京党组织于1921年六七月间创办的，后来成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可能**从长沙也寄去过这些书报，因为他最早结识的，也是株萍路上的湖南籍工人。

　　1921年冬，当长沙的工人运动有了个头绪之后，经过长沙及株萍铁路工人的介绍，**以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负责人的身份，和李立三等徒步来到安源。他们以“参观”之名，深入矿井，到了内外厂和铁路机厂各处，共住了一个星期。安源的老工人还记得：**那时穿一身旧蓝布衣服，背着一把雨伞，态度异常诚恳谦虚，详细探问工人的工作和家庭生活情况，并谈到学习的好处，提议为他们办补习学校。有些工人当时很同意这个主张。（彭江流：《在毛主席领导下前安源煤矿的工人运动》，载1951年7月1日《江西日报》。）

　　老工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下到西平巷、东平巷井下和工人住宿处访问的情形：“西平巷掌子面工人最集中，可是环境最恶劣，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经常发生事故。陪同的工人为了安全，劝他不要到掌子面去。**同志和蔼地说：‘你们工友们成年累月在那里干活都不怕，我进去一次怕什么呢？’他坚持穿过又矮又小的巷道，上了又陡又窄的山，来到掌子面。掌子面通风、排水严重不良，一头热得出不了气，烫得脚起泡，我们叫它‘火焰山’；一头淋水似雨，积水成河，我们叫它‘水牢’。工人们使用粗笨的原始工具，有的倒躺在地上挖煤，有的拖着沉重的煤筐爬来爬去。口渴了，喝一口煤黑水；热得受不了，就到臭水沟里泡一泡。**同志到了掌子面，看见工人一个个赤身**，全身沾满了煤灰，只是头上围条布手巾，关心地问我们为什么不穿衣服？我们悲愤地告诉他，洋人、资本家只顾自己发财，根本不管工人的死活，工人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用品，都是自备一块‘三尺布’，在井下包着头当矿帽，出井时围着腰当遮羞布。工人赤身**，还常常无辜挨打，动不动就被洋人、资本家、工头打得皮开肉绽。”（安源煤矿老工人集体回忆：《毛主席和安源工人》，载《回忆毛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出版。下面两段引文及有关老工人回忆，均引自此文。）

　　“**同志离开了西平巷，又到东平巷同工人谈心。从早晨8点钟下井，直到下午2点多钟才出井。出井后，他顾不得休息，又到洗煤台、修理处。翻砂房、水泵房等地考察。还特地访问了工人‘餐宿处’。这是一排排鸽子笼似的小房，里面挤放着三层的木床，每一间房子要住上五六十个工人，床上臭虫成堆，气味熏人。**同志来到这里，同我们工人促膝谈心，还亲自爬上三层床去看看我们盖的油渣似的破被，亲口尝了我们吃的霉米烂菜。

　　“这天下午，天气非常**，**同志又来到锅炉房。这儿没有凳子，一个工人搬了个木头墩子，正要用汗布去擦上面的炉灰，**同志一把拉住说：‘不用擦，你们坐得，我也坐得。’说着就坐下来与司炉工交谈。当一个工人去撬火加煤时，**同志也起身走到炉前，接过撬火铁棍，亲自帮助工作。工人说：‘毛先生，温度太高，你歇着吧。’**同志笑了笑说：‘你们成天在这里干活，我试一回还不行吗？’”

　　这一个星期之中，**和他的同行者，深入了解了安源路矿工人的生活、工作和受剥削、迫害的种种情况，交了许多工人朋友。他同工人们谈了许多大道理、小道理，使工人们理解身受洋财东、资本家和封建把头三重剥削、压迫，懂得世界的一切财富是经过工人的双手创造出来的；工人们只有团结起来，同敌人作斗争，才能改善待遇，最后解放自己，创立一个新世界。老工人还记得**谈话时，打的这个生动比喻：他“指着地上的一粒小石子对工人说：这石子一脚就可踢开，但如果是块大石头，就要很多人才能搬动。安源的工人团结起来，就像一座石山，资本家不但搬不动，倒下来还会把他们砸扁、砸死”。（《日出韶山，光照千秋》，载1977年9月6日《人民日报》。）

　　**这次来安源详细考察后，认为这是一个蕴蓄着无限潜力的工人运动的**地，他十分重视安源这个地方。回长沙后，立即派刚从法国回来的李立三（当时名叫李隆郅或能至）和蔡增准到安源开展工作。后来陆续派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到安源工作。

　　据李立三回忆（李立三回忆，是1953年同笔者的面谈，下同。），他去安源时，**作了这样的原则指示：我们现在做工人运动，必须争取合法，必须先站稳脚跟；特别谈到要利用当时的平民教育运动进行活动，要与地方上比较开明的人士取得联络，通过地方政府取得合法地位。于是李立三以推行平民教育的名义来到安源。他遵照**指示活动的结果，使萍乡县知事正式出了赞助平民教育的布告。李立三、蔡增准两人先办子弟学校，从而很快与子弟的家长们建立了联系；两个月后，即1922年1月，正式开办了第一所工人夜校，有60多人参加，以路局工人为多。在工会尚未成立之前，没有会费收入时，湖南党组织每月供给每个做工人工作的同志20元，包括教师个人的伙食费和办工人学校的经费。工人们自己也出点纸张笔墨费。课程只有算术和国文两种，讲义是油印的。教师在讲课时，联系安源工人的生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

　　通过这样的工人夜校，教师同广大工人有了密切的思想联系。工人们逐渐懂得不能任凭资本家、工头压迫和剥削，大家应当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向资本家、监工和工头们作斗争。才可能改良待遇，增加工资，提高权利。夜校的工作进一步开展后，**陆续从长沙派干部到安源来。夜校的教师——湖南党组织的干部，在**的熏陶下，作风朴实，对工人有如兄弟，他们在工人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

　　教师们慎重地、个别地在工人中发展了一批团员，然后从团员中再吸收最优秀的分子入党，如最早入党的有朱少连。朱是湖南衡阳人，路局行车部的总司机，当时已37岁，有些文化，在工人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工人积极分子则用十人团的办法组织起来。逐渐地，路矿的各个工作处，如煤矿的洗煤台、炼焦处、各窿道，都分别建立了若干十人团，各处产生了总的负责人。

　　安源的第一个党支部，是在路局的火车房成立的。

　　1922年，是全国工人运动第一次**的年份。上半年香港海员、上海纱厂工人、广州盐业工人等都陆续举行罢工；长沙的理发业等手工业工人，曾进行多次罢工。这些都给安源工人以很大的影响。

　　工人们的政治觉悟日渐提高了，感到有组织一个统一团体的必要。1922年3月，开始筹备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当时全国各地工会组织都习用“工人俱乐部”名称，因有的地方，工头们曾组织过“工会”，于是工人改用这个名称以示区别），由发起人李立三、朱少连等10人，联名呈请萍乡县立案和出告示保护，当即得到批准。4月16日开第三次筹备会时，部员已达300余人，选李立三为正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并选出评议干事若干人。5月1日劳动节，正是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之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宣告成立。当日举行了大游行，散发传单，表明俱乐部成立的意义，晚上还开了游艺大会，演出新剧。这时正式加入的工人还不十分踊跃，因为当时对外宣传的宗旨，仅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之言。后来又以“创办消费合作社可买便宜货”作宣传，加入俱乐部的工友于是逐渐增多。这时，**又派蒋先云来安源参加俱乐部的领导工作。

　　蒋先云是**最早培养的从事工人运动的党的骨干之一。1924年被党派遣到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在学校中是有名的**员学生。毕业后，曾任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总队长、湖北工人纠察队总指挥。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武汉举行的一次“讨蒋”大会上，任主席团成员。随后参加继续向河南进军的北伐战争，任北伐军第11军26师77团党代表兼团长。1927年5月28日在河南临颜城外的一次激战中，身先士卒，英勇阵亡。

　　1922年7月间，汉冶萍公司的另一组成部分一汉阳铁厂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改良待遇。罢工五天，得到胜利。安源工人闻知后，议论纷纷。路矿两局几个月来拖欠了工人几成工资未发，这是全体工人最不满的事情。于是“俱乐部乘此时机，向工人明白宣告：‘俱乐部之宗旨，为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和痛苦。’群众为之大动”。

　　路矿当局这时渐觉俱乐部含有“其他作用”，企图加以破坏。但因汉阳铁厂的罢工，是由于武力压迫工人俱乐部而引起的，所以路矿当局又不敢径行压迫。于是矿局副局长舒修泰亲自跑到俱乐部，一面对蒋先云、朱少连施以恐吓；同时又用笼络手段，说要津贴俱乐部经费，还拨给房屋。当场受到蒋、朱等人的抵制并揭发其阴谋。于是俱乐部以副矿长碰了钉子和汉阳铁厂罢工胜利两件事，日夜宣传。“每日分数处讲演，工人之来听者日众一日，加入俱乐部者日以数十计。空气愈造愈浓厚，形势愈趋愈严重。”

　　路矿当局感到工人俱乐部的力量发展迅速，便决计扑灭。正逢赣西镇守使换防，于是散布流言，说工人俱乐部是“乱党”组织，应立即解散，扬言要驱逐朱少连出境，并威吓蒋先云，如不速离矿山，将有杀身之祸。“哪知朱等强硬异常，不为所动，且切实声明：‘秉正大光明之宗旨，做正大光明之事业，死也不怕。’”坚持斗争。

　　9月初，安源的形势已极为紧张。在这个最重要的时刻，**自己来到安源。他和蒋先云、朱少连等安源党支部的同志一起，研究了当前的情况，认为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目前最重要的是急速发展俱乐部的会员，同时做罢工的各种具体准备。据老工人的回忆，**先到夜校所一个工人讲课。“从夜校回来，在牛角坡一间小平房里召开了党支部会议，会议首先由党支部负责人蒋先云汇报这一段斗争发展情况。”当他听说“五一”节游行时，“喊的口号中有‘中国**万岁’时，他告诫大家说：我们党暂时不能公开。对敌斗争要胆大心细，有勇有谋。”**向大家谈到国内各地罢工运动的大好形势，尤其是粤汉路也在酝酿大罢工。又分析了安源敌人方面的情况，路矿两局内部职员分有派系，有空隙可利用；同时要争取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同情，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他强调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将绝大多数工人发动、组织起来，防止敌人的破坏、**工人的队伍。只有坚决罢工到底，敌人才会退让。**员必须坚决站在斗争的最前面，绝不动摇，群众就自然会跟着领头的人走。

　　**离开安源时，还给当时不在安源的李立三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安源罢工形势已箭在弦上，要他立刻回到安源，领导俱乐部的工作。李当即来到长沙，听取**的指示后，返回安源。

　　由于粤汉路正处在准备大罢工的紧张时刻，以及湘区党其他急迫工作，**在安源不能久留。他回到长沙后，派刘少奇到安源协助工作。刘少奇这时正从苏联学习回国，在安源正式罢工的前两天，来到安源。

　　据李立三回忆，在罢工的前一天，安源的党组织又接到**的指示信，信中说明“哀兵必胜”的道理，指出一定要以最打动人心的口号，鼓励全体工人作义无反顾的斗争；同时再三强调，必须争取社会上最广泛的同情，以孤立敌人。

　　这时矿局采取进一步威胁办法，说要调军队来，俱乐部必须立即解散。党支部和俱乐部商议，决定给以反击。于9月9日，提出三个条件，限路矿当局两天内答复，否则工人将举行罢工。三个条件是：一、路矿两局须呈请行政官厅保护工人俱乐部；二、每月须发给俱乐部补助费200元；三、从前积欠工人存饷限7日发清。两局见工人态度强硬，形势很紧张，不得已退让一下，承认第一，第二两项，第三项则借口目下财政困难，不能办到。

　　粤汉路武长段正在这个时候爆发大罢工。9月10日，北军驻岳州部队枪杀罢工工人，有70多人受伤，其中6人因重伤致死。消息传来，如火上加油，安源全体工人都激动起来了。加入俱乐部的工人更加踊跃，但当时总数不到1000人。

　　9月12日，俱乐部负责人举行紧急会议，分析了当前敌我形势：工人群众觉悟迅速提高，斗争决心强大；俱乐部在工人中已有很高威信，绝大多数工人都跃跃欲动；省内外罢工运动高涨，可推波助澜；同时估计路矿局方面尚缺乏准备，而且内部意见不一。因此决定，立即向路矿两局增加压力，提出增加工资和减少剥削等条件，要求答复。13日，火车房工人即已无心做工，矿局窿内外工人相聚，即谈罢工。大家无不明确表示：如本日下午萍乡县保护俱乐部的布告不到，积欠饷银不在15日发给，即行罢工。这时俱乐部又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来函，鼓励全体工人：“我们因压迫而死，毋宁奋斗而死，死有代价。我们对于你们表无限同情，决设法为诸君声援！”

　　13日夜间，两局没有答复，萍乡县告示也未到俱乐部。当夜12点，俱乐部发出罢工命令。这时正式参加俱乐部的工人虽然在全体工人中还是少数，但各处工人代表都表示，有把握发动全体工人一致行动，完全能控制局势。当夜即将开赴株洲的车次停驶，拆除火车头重要机件，并令机务处工友，次日早上不放进班号，当晚3点，切断电源，使运煤电车停驶。于是窿内工人，高举斧头、岩尖（手镐），如同潮水一般涌出窿外，大呼“罢工，罢工！”用树枝将窿口塞满，派人把守，树立大旗一面，上书“罢工”二字。窿外洗煤台、制造处、修理厂、炼焦处等，都在14日上午停止工作。为了保护全矿不被水淹和窿内通风，以及不中断安源全市照明和工人食宿处饮水等，只有电机厂、抽水机、打风机三处没有停止工作。

　　9月14日早晨，全矿区张贴了最醒目的标语：“先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工人们都看到了罢工宣言和17条要求。几天后，长沙的报纸也刊登了安源罢工的消息以及这个宣言与条件的全文。

　　宣言简短有力，完全是用工人自己的语言写的。下面是宣言的全文：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啊！请你们看：我们的工作何等的苦啊！我们的工钱何等的少啊！我们时时受人家的打骂，是何等丧失人格啊！我们所受的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

　　现在我们的团体被人造谣破坏，我们的工钱当局积欠不发，我们已再三向当局要求，迄今没有圆满答复，社会上简直没有说话的地方啊！

　　我们要命！我们要吃饭！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手段。我们要求的条件下面另附。

　　我们要求的条件是极正当的，我们死也要达到目的。我们不做工，不过是死！我们照从前一样做工，做人家的牛马，比死还要痛苦些。我们誓以死对待，大家严守秩序，坚持到底！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啊！我们罢工是受压迫太重，完全出于自动，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的啊！请你们一致援助！我们两万多人饿着肚子在这里等着啊！

　　宣言提出的17项条件主要是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权利，保证工人的礼拜休息，病、丧、婚假和因公伤亡等福利权利，以及职员、工头等不得殴打工人，改良生活待遇，增加工资等。

　　大罢工后，俱乐部已将办事地点先行迁移。各监察队持旗巡行，四处布告，“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并密派侦探队刺探当局消息，防止破坏。同时呈文萍乡县署及赣西镇守使署，说明罢工原委；并将17条要求送至路矿两局：“如欲调商，请即派正式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接洽。”

　　面此空前严重形势，路矿两局恐慌之至。先由总监工王鸿卿“召集全体工头会议，商议破坏罢工办法，议定由各工头请其亲属工人，许以入窿不做工，仍照常给价。有少数工友为亲谊及金钱所惑，颇思照计而行。但工人监察十分严密，不许其入窿；如有入窿者，即以武力对待，即公司职员亦均不能入窿。王鸿卿见此计不行，便又密遣暗探刺杀李能至（李立三），悬赏洋600元。工友闻此大愤，宣言俱乐部主任若被害，当使路矿两局全体职员不得生离安源，一面严加警卫。此种阴谋失败之后，两局联电赣西镇守使，想用武力压迫，将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域，设立戒严司令部。出价每人两元一天，请来军队数百，于重要地方安置机关枪，大肆威吓，占驻俱乐部和重要工作处。工人一见武力，愈加愤激，即有数千工人冒死冲入俱乐部。开始军队把守头门，不准入内，工人愤极，一拥而入，军队无法，乃群由后门山背鼠窜而出。口里并说：‘我们都是别地人，谁愿意来干涉你们这种事，我们不过是王老爷两块钱一天请来的呀！’多数工友围住各工作处坐守，不准任何人入内，军队来驱，至死不退。”

　　在武力威胁之下，安源工人在罢工斗争中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略史》还记下另一个例子：“罢工后，有一工友为戒严司令部捕去，不一刻即有数千工人将军队围住，声言请军队快些释放。军队拿枪驱逐，工人不动，军队不得已乃将该被捕工人释放。”

　　慑于工人威势，军队不敢镇压。俱乐部便动员工人向士兵展开宣传，说明他们所受的痛苦和罢工的目的。这种宣传立即收到了效果，有许多士兵对工人反而抱着同情的态度。

　　在罢工之初，俱乐部人数尚少，似乎力量薄弱，是一个“没有坚固的团体”，但是广大群众的冲天怒气，却足以驱散路矿两局的刀光剑影。

　　在安源这次伟大的罢工斗争中，根据**“哀兵必胜、义无反顾”等教导，党组织起了核心作用。在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等领导下，有朱少连这样一批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老工人的参加，俱乐部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做得很出色。据《略史》所载，原来最担心的是所谓“工人分子甚为复杂”，是所谓“无一人不为秩序吃虑”。可是事实是怎样的呢？广大工人群众除上述英勇坚决的行动之外，还表现了坚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平时街上赌钱及窿工食宿处之赌博皆在所不免，而于罢工期间内，赌博乃绝迹。即非工人之在街上赌钱者，见俱乐部监察队旗帜一挥，便都四散。各工作处之监守员监守极严，无论何人皆不准入内，即有路矿两局及戒严司令之特别徽章的人及兵士都不准通行，惟有俱乐部的条子方可。故路矿两局及戒严司令部均到俱乐部请发徽章。这时的俱乐部真是唯一的**政府呀！”那个戒严司令旅长李鸿程，也自叹他的部下没有工人这样严明的纪律。

　　工人群众如此勇敢，俱乐部组织又如此严密，16日，路矿两局只能请俱乐部派代表到戒严司令部商量“解决办法”，还最后想借戒严司令的威风来恐吓一下代表。他们对全权代表刘少奇、蒋先云说：“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就地正法。”不料代表毫不为动，俱乐部对此早有所准备。这时，几千工人将司令部团团包围了。高呼“请代表出来，有事请旅长、矿长到俱乐部商量。”在群众的威力和代表的严词指责之下，“旅长与矿长都软了下来，唯唯要求而已。代表回俱乐部后，旅长即来一信，代表驻军向俱乐部道歉，并愿自为调入，请从速解决。”

　　9月17日，一部分工人冲进锅炉房，对矿方发出警告：如果再不接受条件，就将锅炉房、电机房炉火熄灭。同时，由于烧煤即将告罄，电机厂、抽水机、打风机三处将停止工作，形势更加危迫。至此，路矿两局眼看工人的团结和斗争力量的强大，一个旅长带来的几百名队伍，也起不了压服作用，又恐再停工下去，损失太大，不可收拾。只好同意俱乐部意见，请地方商会派人出面调停。于是三方的代表——罢工团、商会和路矿两局的代表开会谈判。9月18日上午，路矿两局全部承认了工人的要求。“调停人”、两局代表和罢工团代表当场在正式条约上签了字。

　　工人提出的17条要求，经谈判协商后，合并为13条。主要内容为：路矿两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以后两局开除工人应得工会同意。添补窿工、工头须向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实际上这就是废除了封建把头制）。其他关于增加工资、各种劳保福利等，都有符合工人要求的具体规定。

　　罢工胜利了，彻底胜利了。工人们说不出的高兴，这真是过去做梦也没有梦到过的事情。

　　罢工胜利以后，正式成立并改组了工会的组织——工人俱乐部。俱乐部的基层组织为十人团，按工作性质和地段每十人联成一团。团有“十代表”；每十团有“百代表”；每一工作处有总代表（如炼焦处、洗煤台、窿内每股一总代表）。各工作处有百代表及十代表会议；最高会议为全体总代表会议，每月开会两次；全体百代表及全体十代表会议则每年或半年开会一次。俱乐部的日常最高工作机关是各委员（教育、文书、合作等）和秘书组成的委员会。委员和秘书由主任团（总主任及路局主任、窿内外主任组成）委任，经全体总代表会议通过。因此，工人的组织是十分严密的。

　　俱乐部实际成了安源矿区的最高权力机关。每个工人颁发了一个“俱乐部证”。俱乐部通过的工人自治条规，如禁止赌博、禁止打架等，工人无不一一遵守，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和秩序。

　　俱乐部对于开除工人问题特别注意，凡工人未犯特殊严重事故，一概不准开除。路矿两局如添新工人和任免工头，都必须得到俱乐部的证件，方可通过。工人的内部纠纷等问题，也都由俱乐部裁决，路矿局方和工头、职员等，更不得参与。矿区警察局所设的司法科，从前案件纠纷（如工人同把头、职员打官司等），门庭若市；罢工后，按照工人的话说，变成“没有香火的和尚庙了”。警察完全失掉了权威；后来俱乐部还帮助警察作斗争，增加了工资。

　　1922年由路矿两局出款，为工人俱乐部盖了一所名闻全国的新房子，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所真正属于自己的建筑物。

　　罢工胜利以后，工人的政治权、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都有了显著的改进。20年来监工、工头超经济剥削的封建包工制度废除了，改为合作制，议定合作条约。工人工资普遍增加了，假日照常给工资，平时休息不扣伙食钱。同时工作的时间也缩短了，冬天做日工的，上井后还可以见到太阳。因此第二年，工人差不多都制了新衣服，被褥帐子也多添齐了。最重要的是工人们相互之间团结互助了，不赌博不打架了。

　　自1923年夏至1925年春，刘少奇任安源工人俱乐部的总主任。“刘主任”出出进进都有工人暗地保护，怕他受害。安源老工人至今还记得“刘主任”为他们编的灌输阶级意识的通俗课本《两个工人谈话》的内容。

　　从罢工胜利后，安源工人俱乐部即闻名全国。工人俱乐部为工人办了许多事情。教育股办了7个工厂补习学校，白天并开有子弟班；日、夜班共有近两千人上课。**从长沙请来许多进步的教员，帮助安源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人文化生活。各工作处共设有12个读书处，日夜开放，以便成年工人阅读。还设一妇女职业部，专为解决工人家属学文化和学习职业技能。一切教科书都由教育股自己编辑，并出版了《安源旬刊》。

　　此外，如讲演股，轮流派人（多是**的干部和补习学校教员）对工人讲国内外时事，讲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问题。游艺股则经常演有意义的新剧给工人看。

　　俱乐部办的事业中最受群众拥护的，是消费合作社。工人过去受商人剥削很厉害，几十家钱摊子利用银圆和铜圆的兑换盘剥工人。米商也是如此。合作社办起来后，钱摊子、米店都倒闭了。工人用一天的工资作股金就可加入合作社。合作社的股本后来扩充到1.3万多元。几乎没有一个工人不入股。毛泽民曾经长期担任合作社的经理。

　　毛泽民是**的大弟。1925年调离安源，任党中央出版部经理，亲自在上海、武汉等地建立了党的出版发行机构——长江书店。1931年到闽粤赣根据地，任军区经理部（即后来的后勤部）部长。1932年任中央根据地的国家银行行长。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国民经济部部长。1938年被派到**工作，曾任**省财政厅厅长。1942年盛世才投靠蒋介石，反苏**，毛泽民等被捕下狱，旋被盛杀害，时年47岁。

　　罢工胜利的这年冬天，**曾再次到安源巡视工作，找工人谈话，了解他们罢工后思想的变化，并参加百代表会议，在会上作了全国工运情况及今后要加强团结的报告。他指示安源党的组织，应趁罢工胜利后，发展一批党员，将罢工斗争中最优秀的工人吸收到党里来。

　　到1923年底，安源党的组织已建立了13个支部，建立了更多的团的支部，成立了党和团的地方委员会。

　　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即召集安源的同志到长沙开会。他具体分析了当前敌我形势，指出应采取稳重步骤，不要轻易举行罢工，但要摆出“盘马弯弓”之势，做好罢工的充分准备，最后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采取罢工手段。他说，只有这样才最为有利，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安源的同志根据**的指示，一方面找矿局谈判，严词指明局方有请派军队解散工人俱乐部的阴谋，并指出这样就势必引起工人再度罢工，整个矿区将遭到破坏；同时在工人中紧急动员，号召大家做好充分准备。因而使矿局陷于被动，终于不敢有所动作。“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据《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说，在大工业区独有安源工会硕果仅存，“好似工人的‘世外桃源’”。这年的五一节，安源工人还举行了大示威游行。

　　对于工人所获得的胜利，路矿两局和封建工头们自然怀恨在心，一直图谋翻把。但几次阴谋破坏，由于工人团结坚固，斗争力强，没有成功。

　　1925年9月，安源煤矿总经理盛恩颐（盛宣怀的儿子）终于勾结湘赣军阀，由“赣西镇守使”李鸿程派来一团兵，武装解散了工人俱乐部，枪杀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打死打伤工人10多人，开除工人5000余人，最后并将煤矿停工，许多工人党员和积极分子都到广东去了，单是参加**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就有30多人，其他还有参加黄埔军校和政治讲习班的。北伐军到来时，安源工人积极参战，曾组织了2000多人的输送队，成百成千的工人参加了北伐军。1927年“马日事变”后，许克祥又在安源、萍乡制造了“六五事变”，残杀**员、工人和农民在千数以上。安源工人在朱少连等领导下，同反动派进行了直接的武装战斗。

　　经过如此反复的革命斗争，安源工人并没有倒下去。**于1927年9月间在湘东领导秋收起义时，曾奔走于安源的工人与平江，浏阳、醴陵一带农民自卫军之间；后来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团的骨干，就是安源的工人。1928年，安源煤矿陷于停顿状态。但工人中还保存有强大的党的秘密组织，湖南省委曾一度设立在这里。**上井冈山后的对外联络，跟党中央、省委的干部来往、文件传递等，曾经过安源的党组织。1929年初，国民党反动派派重兵到安源进行残酷的镇压，朱少连等100多人，都牺牲了。1930年9月，红军曾一度攻入安源，在安源共住了7天。第三天，召开了2万人的群众大会，据老工人的回忆，毛委员在会上作了报告，用生动有力的语言，讲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全国到外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大家要不受压迫，要想过好日子，就只有工农团结一致，坚决地同反动派斗争，跟着**走，踊跃参加红军。那次有1000多名工人参加了红军。在安源的短短几天，**还去看望了许多老工人，慰问了烈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