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成立的前夜和早期，**在湖南进行了广泛的、深入的革命活动，包括学生运动、驱逐军阀运动、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在1921年以后，以大力从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在革命活动过程中，**建立和发展了**与青年团的组织，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革命干部，使幼年的中国**，在湖南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并且创造了朴实的革命作风。这是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能够轰轰烈烈地展开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太平天国以来，湖南一直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大舞台之一，每个时期都出现了典型的维新与反动的斗争，出现了各种革命的典型人物和反革命的典型人物。因此，湖南人民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湖南的反动派也具有丰富的反革命经验。大革命时期，湖南是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是全国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最紧张的地区之一。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大革命的发展。在这样最紧张的时候，**到了湖南，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的情况，写了有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领导下，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

　　在早期革命活动中，**已开始注意如何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在**领导下，1923年初，湖南党的地方组织已开始领导农民运动。

　　为了培养革命青年干部，**创办的自修大学于1922年9月设了补习班；在补习班国文课中，他特别讲授了根据湖南情况写的《告中国的农民》，其中详细分析了湖南农村各阶级的社会经济情况，说明土地日渐集中和农民日益破产的原因，指出农民的出路，只有起来斗争，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

　　1923年4月，在水口山矿区做工会工作的**员刘东轩和谢怀德两人，被党派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岳北白果开辟农民工作。这里的农民在水口山做工的很多。农民们听到他们所讲的水口山罢工斗争的情形和工人俱乐部的作用，都非常兴奋。不久，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岳北农工会。这是湖南最早成立和最早与地主进行大斗争的一个农会组织。

　　白果这个地方是当时湖南省长赵恒惕的家乡，田地大都为赵家及其亲故所有，农民所受剥削和**很重。在刘东轩、谢怀德的宣传鼓动和串联下，岳北的农民们就暗地进行活动。经过半年的工作，仿以工会组织的办法，以十家农户为一小组组织起来，举出“十代表”和“百代表”，再产生区的总代表。衡山这时已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在党的领导下，1923年9月中旬在白果召开了岳北农工会成立大会，到会有周围几十里的1万多农民，选举刘东轩、谢怀德等7人为委员，刘东轩、谢怀德分别任正副委员会长。据1924年1月3日《中国青年》第12期邓中夏《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一文所载：“大会当议决下列各案：（一）关于农民的生活要如何改良之决议案；（二）关于本会对政府态度之决议案；（三）关于农村教育之决议案；（四）关于农村妇女们的生活要如何改良之决议案。并发表如下宣言：‘可敬爱的农友们！我们在世界上占了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的地位。但是，我们在民权的地位上，除开叫苦叫冤、啼饥号寒、日夜劳动得汗水如淋以外，什么都没有的呵！要读书吧，学校是有钱的才可进去；要住屋吧，好一点的房子，我们一进去，房主即疑我们是来偷窃扒摸的呵！要吃饭吧，轮到青黄不接之时，提起钱没有谷籴；要穿衣吧，洋人把中国的棉花价格提高收尽去了，使得我们**的不能纺花织布。其他如做官得了钱的人，挟着官威强买民田；做官要得钱的人，时常预征钱粮。外国人暗中使中**阀互相打仗，到处用兵，弄得我们今天被拖夫，明天被派差；在路上受敲、受打，也是我们呵！外国人把洋货送到中国来，弄得我们从前用手艺做出来的货，那里还值钱呵！我们现在种种的压迫，因为从前忘记了团结力量是我们的武器，以致从来没有向敌人反抗；现在我们知道了：要为自己解除困苦，争谋利益，只有大家联合起来呵！’”

　　农会成立后，派代表四处宣传，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加入农会的很快增到4万人以上。当时农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是阻禁和平粜。因为粮食掌握在地主手里，他们囤积居奇，除大量外运谋取高利外，对农民则任意抬高谷价，进行盘剥。刚收割时，一元钱可以籴谷三斗；到过年时，只能籴一斗；青黄不接时，只能籴三升米，还要讲尽好话。农民吃够了高价籴谷的苦头。针对这一情况，在农会领导下，便轰轰烈烈开展了平粜和阻禁地主谷米出境的斗争。同时，也开始酝酿减租减息的斗争。

　　有组织的农民运动起来后，以赵恒惕家为首的地主集团恨之入骨，便以“岳北遍地皆匪”为词，用重金千元贿买衡山县署。县署于10月中旬派兵包围农会，上万的农民闻讯赶来援救，军队开枪，打死农民1人，受伤的极多，刘东轩、谢怀德等9个农会负责人也被捕去。这时正逢谭延闿、赵恒惕发生战争，谭军正占领衡山，农工会连夜派人赴衡阳向谭延闿请愿。谭延闿为了笼络人心，达到取代赵恒惕统治湖南的目的，出了几张告示，表示支持农工会，并通知部下释放被捕人员，刘东轩、谢怀德等9人得以出狱。谭、赵战争结束后，谭军退出衡山，11月25日，赵恒惕再调军队一营，将农会的会址以及农会负责人和许多农民的房屋放火焚烧，并且打死4个农民，打伤的更多，农民被捕去70多人。岳北农运受到沉重打击。1926年北伐军打到衡山时，曾特别举行过盛大的追悼岳北殉难农民的大会。

　　1925年春节前夕，**从上海回到湖南，在家乡韶山住了五六个月，一边养病，一边开展农民运动。他同许多农民交往，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要求，其中有几个在地方上惯打不平、常同地主团保作自发斗争的农民积极分子，他同他们建立了很好的朋友关系，争取他们很快成为农运真正的带头人。

　　为了更好地开展农运，**发动贫苦的知识分子庞叔侃、李耿侯等，利用赵恒惕用以装饰门面的所谓平民教育的名义，在韶山冲、郭家亭、银田寺等地的小学里，开办农民夜校，用学文化的形式，对农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杨开慧当时就在韶山冲的农民夜校里当过文化教员。

　　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1925年春，韶山开始组织了秘密的农民协会。这一年的5月，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反帝爱国运动风起云涌。**立即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号召，在韶山放手发动群众，建立了公开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组织——雪耻会。雪耻会的宣传队演讲队到处演戏，讲演，散发传单，举行群众示威游行。韶山地区农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出现了一个新的**。

　　秘密农会和雪耻会建立以后，开始作了一些阻止地主运粮外出、平抑谷价、增加雇农工价以及减轻租额等经济斗争，同地主豪绅时常发生冲突。地主告到省城，要赵恒惕捉拿**，农民报了信，同时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毛于1925年9月便到广州去了。1926年8月间，“湘潭农民协会第一次全县代表大会宣言”中还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各地有组织的农民群众，经过很艰苦的斗争和伟大的牺牲，虽在赵恒惕的铁蹄之下，加以土豪劣绅、团防、地主武装的严重压迫，而农民协会的组织仍然秘密存在，且作了不少的斗争。如韶山、株亭农民因作最低限度的经济要求——平粜阻禁运动，农民领袖被赵政府捕押者凡3次，被团防局捕捉及诬控为匪者盖已屡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且以煽动农民嫌疑几至被捕。”

　　韶山的**支部也是**这次回韶山的时候亲手建立起来的。在开办农民夜校和组织雪耻会的过程中，拥现了钟志申、庞叔侃、毛新枚和李耿侯等一批积极分子。毛经常找他们商量如何开展工作，在实际斗争中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1925年6月，这4个人秘密加入了中国**。毛在自己卧室的楼上，亲自主持了他们的入党仪式。从此韶山成立了党支部，由毛福轩担任书记。这个支部及其领导的农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像毛福轩那样优秀的农民革命干部。

　　毛福轩，雇农出身，没有读过书。**曾带他到长沙，在学校中做过校工，他半工半读，进步很快。后来又派他到安源煤矿参加工人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回到湘潭一带开展农民运动。经过**的培养和实际斗争锻炼，原来不识字的毛福轩终于变成一个能说能写，颇具才干，且为农民所爱戴的领袖人物。1926年，他担任省委特派员，1927年，担任省委委员，1928年春，党派他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3年，由于叛徒出卖被捕，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在延安时，毛主席有一次谈起毛福轩同志，他说：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学习和工作那样努力，一直到担任党的省委委员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其他如革命烈士毛新枚、蒋迪空、庞叔侃等，都是**亲自培养的韶山的农民干部。”（毛远耀：《在毛主席亲自教育下的韶山农民》，《中国**领导湖南人民英勇奋斗的三十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

　　**为农民运动、革命运动大规模培养干部，则是到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后，1926年春，由他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这届规模扩大了，成为全国性的培养农运干部的学校，学生名额比过去增多了，共有327人，包括20个省（区）的学生，其中以湖南、广西、四川、湖北、河南、山东等省学生最多，湖南第一位，36人。湖南党组织这时动员大批的党员、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广州去受训，有的进“农民运动讲习所”；更多的进了“政治讲习班”（班主任是李富春），**是讲习班的理事，并在班上讲“农民问题”。政治讲习班毕业的学生大多数在北伐军中当政治干部。

　　**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等课程。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他从人口上、生产地位上、历史上和革命的目的上，说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指出：（一）从人口上看，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没有广大农民参加，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二）从生产地位上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全国各行各业都离不开农民生产出来的东西，广大农民又是生产的主力军。（三）从历史上看，他举出了许多事例来说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得到农民的竭力拥护，是不可能成功的；1925年和1926年春，广东省的农民帮助革命军队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消灭陈炯明反动军阀，都出了很大的力；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几百次农民起义……还有广州三元里平英团、太平天国农民军、义和团等，这些革命斗争，都是在农民没有得到先进政党的正确领导时，就表现出来那样伟大的力量，如果有**对农民正确的领导，则农民力量之大是可以意料的。（四）从革命的目的上看，帝国主义和军阀不打倒，工人阶级要得到解放是不可能的，而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推翻地主阶级的封建制度，没有农民参加是不可能的。总之，假如农民问题得不到解决，则工农商学兵的问题都不能解决。所以，结论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

　　“当讲到《农村教育》时，**指出：要立体地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原来农村不是平面，而是有富的，有贫的，也有最贫的，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之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残酷压迫剥削，使我国农村自然经济和手工业大量破产，贫困农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这是我国遭受贫穷和苦难的根源。特别是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雇农，没有土地或很少土地，是农村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先锋。土地是农民的**子，实行‘耕者有其田’，这就是中国在**革命时期，要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要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开展农民运动，就必须和贫苦农民打成一片，和他们结成知心朋友，才能真正了解到农村的实际情况、农民的疾苦和革命的要求。取得了农民的充分信任，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领导他们进行革命斗争。”（郭绍仪：《回忆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此文是用现在语言的概述。当年关于农民阶级的划分，**讲授时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游民”。）

　　农讲所的学习时间约四个月，共有20多门功课，除到海丰实习两周外，实际授课13星期，**的“中国农民问题”共23个小时，为所有功课中授课时间最长的。据当年学生的听课笔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第六届农讲所学生听课笔记》（《农民问题》）。），内容共分五编：第一编，中国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内有八章：无人注意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时应注意农运；何谓国民革命；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共五章）——从人口上说，从生产上说，从革命力量上说，从战争关系上说，从革命目的上说。第二编，帝国主义对农民的剥削。第三编，军阀对农民的剥削。第四编，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第五编，地主阶级与中国政治。引用材料非常丰富，关于帝国主义的剥削，从“销货”，外洋输入商品有多年统计资料，到“收原料”，到战争“赔款”皆有统计数字。地主阶级与中国政治一编，篇幅最大，讲了许多古代历史，包括农民战争的领袖人物，如黄巢、李自成的起义及其失败。也谈到大小地主的关系及区别。关于“国家”，则引列宁《国家与革命》的观点。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情况也作了概括说明，其中有许多生动的例子。“从战争关系上说”，讲到历史上有名的知识分子诸葛亮当其未出茅庐时一点用处也没有，及一出山，拥有兵权，则神出鬼没了。所以知识阶级没有民众的拥护，是没有什么力量的。所以我们要到工农中去，组织他们，才有力量，空说革命是没有用的。民国元年河南游民无产阶级首领白朗起乱，袁世凯使张军总长打了年余才平。而袁氏平湖南、广东、四川、江西只有10余天。这是因为四省的都督没有生根，没有基础，是浮飘着的。而白朗则全栽根在地，有农民的拥护。如果全国农民组织起来，不知力量大到怎样了。

　　**讲课时密切联系到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讲“牛王庙、三薯加一米（牛王庙、马王庙，指地主恶霸营公堂一类的事。三薯加一米，是指广东东江一带农民因地租太重，经常吃三分红薯一分糙米的饭。）这些为学生熟悉但不能从其中看出道理的农村情况。因此学生听了感到莫大的兴趣，得到莫大的启示。”他也向学生要东西，“这就是各人所住的那个村庄的居民情况，土地情况，生活方式，他们的出身，张三如何富起来的，李四如何变穷的具体事实，那个村里官（公）地有多少，归谁管，归谁种，租金数目……他又经过分析研究作为教材讲给学生听。”（《记毛主席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二三事》，《华南革命史迹》，华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鉴于农民运动的有关材料异常缺乏，**主持第六届农运讲习所工作时，主编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其中关于各省农村状况调查这一本，就是第六届300多名学员的劳动成果。各省学员分别开会研究，就各种有关问题讨论出一个结果。经过审查，付印成书。

　　当时彭湃领导的东江农民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组织讲习所的全体学生到海丰参观和实习。“学生于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人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出版。）

　　**讲课时，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当时的学生现在还能回忆起来：他在黑板上画了许多图表，说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具体而形象地从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对革命的态度，来说明哪些是革命的朋友、哪些是革命的敌人，以及在革命运动过程中，各个阶级革命的态度又会起怎样的变化。他把阶级压迫比作一座多层的宝塔，一面讲，一面在黑板上画出来。最下层的塔基是工人、农民，还有城市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塔顶是帝国主义。**说，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团结劳动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头上的这座塔就一定可以推翻。他用一根筷子易折断，一把筷子折不断打比方，说“人心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最先发表在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上，1926年2月又在广州出版的《中国农民》第二期刊登。**在文中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篇伟大的文献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样，代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的正确路线，是公开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当时陈独秀曾拒绝由中国**中央机关刊物发表这篇论文。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篇文章成为湖南各地群众干部训练班的讲义，实际上指导着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的思想和行动。

　　**主编的这套《农民问题丛刊》，内容包括有关政策、策略、论著、教材和师生调查研究成果等，其中有些是介绍苏俄等农运的译本。如有孙中山的讲话，国民党的农民政策，广东几次农代大会的文件，有《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中国农民问题研究》，还有《列宁与农民》、《农民国际》、《俄国农民与革命》、《苏俄之农业政策》、《社会革命与农民运动》、《日德意三国之农民运动》、《普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以及有关农村合作运动和农业生产问题等，现在已经发现的有20多种。**为这套丛书写了一篇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文章一开头就说：“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他们不明白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这个“国内统治阶级”，乃“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的坚实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轻重本末？”“我们预计，全国3万以上的农民群众当中，以十分之一加入农民协会计算，可以得到3000万以上有组织的农民。尤其是南方的湘、粤、赣，北方的直、鲁、豫，中部的鄂、皖，几个政治上特别重要的省份，应该下大力从事组织。有了这几个重要省份的农民起来，其余省份的农民便都容易跟着起来。必须到这时候，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才能确实动摇，国民革命才能得着确实的胜利。”（《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第163页、第165页。）

　　受了**这样明确的阶级教育和策略教育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中的湖南籍学生，由于形势的发展，没有等到毕业，就先回来了一批人。他们以国民党省党部农运特派员的名义，大多数被派在铁路沿线工作。他们一开始工作就走上了正确道路，因为他们从**和彭湃那里学到了发动农民群众的实际经验。他们从下层访贫问苦开始在联络了相当数量的积极分子后，就成立乡农民协会。有二三个乡成立了农会，然后才成立区的领导机构（县的领导机构多半是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才成立的）。那时农民协会的主要成分是贫苦农民和一部分农村贫苦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多半是由当地**员早就联系了的小学教员。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从组织新民学会到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湖南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以及在广州办训练班时培养出来的大批革命干部，质量上一般都很好，这样就使得在群众运动中扎的根子很正。

　　北伐军进入湖南之前，在农民运动中开展的多半是宣传、教育和组织方面的工作，也有小规模的经济斗争。农会的工作在反动势力强大的地方是秘密状态，有许多地方是半公开或公开状态。比如当时益阳的农民运动就是公开进行的。1926年的阴历元宵节，益阳郊区“农民诉苦队”1万多人，举着灯笼到县政府请愿，要求“取消苛捐杂税”，等等。大队以16个溜星（火球）开路，农民把牛牵到县衙门的“大堂”上，向县长说：“我们喂牛都喂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