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铲除封建余孽，推倒军阀政治，巩固北伐后方，保障革命权力，实现本身需要”，并总结经验，交换各地情况，制定以后的工作方针步骤，1926年12月1日，湖南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同时在长沙举行。这是当时轰动全省的一件大事。各地凡有工农革命组织的地方，都为这件事开了庆祝会。农民代表大会共到52县，二特别区的代表170人，代表有统计的会员130多万人。工人代表大会共到各地区工会及产业工会52处的代表175人，代表会员32.6万多人。

　　大会共开了26天。头几天两个代表大会联合开会，听报告，随后分别开会，讨论议案。农民代表大会共议决了33个议案。有关农民利益与农村革命工作的问题都一一包括了。其中提案最多的是东佃问题、团防问题、土豪劣绅问题和农民武装自卫问题等。大会完全支持农民用革命手段作政治、经济的斗争。大会通过了减租、减押（或废押），禁止高利贷，取消团防，组织农民自卫武装等重要提案；并特别强调农民力量统一集中的重要，建立成立全国农民协会（全国农民协会于1927年5月在武汉成立，**任主席）。两个大会正式产生了全省农民和工人的领导机关，选出的负责人大都是**员。省农民协会委员长易礼容、秘书长柳直荀、常务委员易礼容、柳直荀、谢觉哉、凌炳等。

　　在大会进行期间，各地代表纷纷提出对当地土豪劣绅和工贼的控诉，要求政府法办。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随即于1927年1月4日正式成立。各县特别法庭也同时正式成立，一般由农会、工会委员长、党部常委和县长负责组织。

　　大会进行中最有意义的事件是当时担任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的**的出席和作了两次重要讲话。由于同湖南革命运动的长期深厚关系，他在全省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因此当两个代表大会开幕时，听说他要到两湖一带来考察农民运动，大会就发了电报，请他亲来领导。12月17日，**由汉口到长沙，消息传出后，代表们高兴极了，于是正式开了一个欢迎**的大会。当时的欢迎通告上说：“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重。去岁回湘养疴，曾在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工会外，实以此为最早。后为赵恒惕所知，谋置先生于死地，先生闻讯，间道入粤，在粤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要职。此次革命军势力北展，先生为发展全国农运，奠定革命基础起见，遂于前月离粤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农民代表大会开幕时，曾电请先生回湘，指导一切……”

　　12月20日午后，两个代表大会联合在教育会幻灯场欢迎**，开会时除工农代表300余人参加外，前来旁听他讲话的人很多，楼上都挤满了。据《大会日刊》的摘记，**那天主要讲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土豪劣绅，或者是要发展工商业和教育事业，都必须依靠农民问题的解决。

　　12月28日全省农工代表大会联合举行闭幕典礼，再请**作了革命联合战线问题的讲演。据第二天《湖南民报》的记载，他在讲演中指出：反革命方面已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组织，革命方面也应该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抵抗他们。他严厉斥责了“惰农运动”之类对农民的诬蔑，和“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以前，我们内部不要闹事”的反动理论。他说，过去军阀政府时代只准地主向农民作加租加息，现在农民向地主要求减点租、减点息就是“闹事”了吗？指出这种只准地主向农民作斗争、不准农民向地主作斗争的人，就是站在帝国主义、反革命一方面，就是破坏革命的人。他还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现时的湖南虽然由“国民政府”所统治，但是实际上还是“国民政府”与赵恒惕共同的统治，因为赵恒惕虽然不在湖南了，而赵的余孽——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在湖南还有很大的势力。

　　出席大会的代表们听了**的讲话后，必须与反革命作坚决斗争的观念和立场就更加明确了，大家觉得在工作方法和策略上有了更多的把握。

　　**在大会期间，听取了代表们关于各地农运情况的汇报，参加了大会决议案的起草工作。在他的指导下，大会根据代表们的强烈要求，制定了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推翻封建统治，建立乡村****，建立农民自卫武装，以及开展农村妇女运动和青年运动，开办农村教育，废除农村陋习等40个决议案，发表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

　　大会闭幕后，**又留下参加大会的党员代表，办了几天短期训练班，亲自做了三次关于农民问题及调查方法的报告。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全省农民、工人大会所作的几次讲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一步广泛而深入的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在农民问题上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

　　“从中层以上社会到国民党左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选集》第2版第1卷。）地主豪绅们、国民党右派分子们、北伐军的反动军官们，以及一切不满农民翻身的先生们，向农民进行反革命的宣传攻势，造出了各种各样诬蔑农民运动的“理论”和谣言。

　　最初出现的“理论”是“农民快乐”论。如章士钊回到湖南后，曾在长沙发表演说，说他从欧洲走回中国，看见住在破茅屋中的农民，还是表现得很愉快，才知中国和西洋的精神根本不同，因而主张“以农立国”，大家回到农村去，“内乱自然平息”。这番“理论”这时就被许多人推而广之，说什么“农民耕田而食，自食其力，怡然自乐”；说什么“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唯农民之心最安乐”。还有人写信给《湖南通俗报》，说农民不苦，劝该报不要做宣传农民苦的文章。其他还有“农民无知”论，说农民只晓得“盲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随后出现的影响最大的反动宣传，便是诬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说农民的减租减息运动是农民的“惰性表现”，是“提倡惰农主义”，因而阻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当时没有人敢公开说农民协会不能办，于是有些人似乎退一步，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实际上，当时的农会一般都掌握在贫雇农手中，是农民自己起来当家做主。而在地主、土豪劣绅眼中，敢于起来造反的农民，当然都是“痞子”。

　　另外一种很毒辣的“理论”，便是“妨碍税收”、“影响北伐”论。国民党右派分子彭国钧等叫得最厉害。彭当时任岳州关监督。他们说，湖南税收减少是由于农民运动“过火”了；“有钱人都逃到城里，逃到汉口、上海去了，赋税收不到”；“税收不旺，军饷无着，不能为了农民断送北伐”。这是想把一顶妨碍北伐的大帽子压在农民的头上。当时湖南财政困难，税收不旺，确是事实（从赵恒惕时代起从来如此）。但财政困难的实际原因，一是征收人员舞弊中饱，承包“公债”、“借款”的商绅，勒索摊派，贪污很大；二是财政不统一，如“客军”任意“借款”；三是战争影响，商业衰落。当时农民进行经济斗争的一个主要办法是“阻禁、平粜”，为的是保障民食，阻止地主富农的谷米出境，禁止他们囤积居奇，任意抬高谷价。反动派却借此大肆宣传，说农民“破坏了社会秩序”，“扰乱了北伐后方”。

　　另外就是各种各样的造谣了。如1926年广东盛行一种谣言，说国民政府订了一个“**章程”，叫做“三三三一制”，又一种是“四四二制”。即田里收获的谷子，三成归田主、三成归佃农、三成归党部、一成归农民协会，叫“三三三一制”；田主佃农各得四成、党部得两成，叫“四四二制”。此时这种“**章程”——“三三三一制”、“四四二制”，也跑到湖南来了。还有谣言说，办农民协会是为了抽丁，“进了农会的都要当北伐军”。此外就是“**共妻”、“**运动”之类，连上海、天津都流传着：“湖南已经**了。”

　　反动派的这种宣传攻势是颇起作用的，很能获得中间阶层的同情。比如当时一般国民党“中派”分子就更加动摇起来，跟在反动派后面做应声虫，说农民只应参加革命工作（就是只应出力），不应有本身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不应在农村中实行阶级斗争；说农民运动可以发展，但不应有“越轨”的行动，不应“胡闹”；说农民“无知识”，农民运动是受人利用；甚至有的人跟着喊农民运动是“土匪运动”，要“取缔农民运动”，“至少要限制农民运动”了。

　　中国**湖南各地的组织当时同这些反动宣传作了许多斗争。在宣传工作方面，除开在《湖南民报》、《湖南通俗报》等大量刊登农运情况、土豪劣绅残杀农民的通讯等外，差不多每一期的《战士》（省委机关刊）上都登有驳斥这些谬论、揭露国民党右派和反革命各种活动的文章。1927年3月初并出版了《湖南农民运动问题论文集》的小册子。3月5日出版的《战士》开始连续刊登了**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反动派的各种反革命宣传作了最彻底的清算。

　　除了在城市中集中进行反动宣传外，地主反动派在农村和小城镇中，到处对农民进行各种各样凶残的进攻和屠杀。

　　1926年7月至9月间，北伐军胜利进军的时候，在农村中还没有什么大的斗争，反动派的破坏活动还不很厉害。对于农民的踊跃参战，北伐军的高级军官们还“传令嘉奖”，社会上也是一片好评。可是到10月间，农民的火力集中向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进攻以后，农村中所有的反动势力便迅速猬集起来，向农民进行疯狂的残暴的反攻；在农民协会力量薄弱的地方，反动派更进行先发制人的进攻。

　　各地反动派最普遍的进攻手段，就是利用旧团防力量，公开残杀农民。农村的团防局都是地主的武装，在军阀时代是实际的乡村**，是统治农民的直接机关。捕杀农民历来是团防局长的家常便饭。例如宁乡大恶霸杨致泽，办团防几年，就杀死农民400多人。各县团防普遍用酷刑，农民一进“局”，不死也成残废。这时在“枪还没有换肩”的地方，团防无不直接或间接与农民处于敌对地位。北伐军到后，团防枪杀农民的事件，较早的有1926年8月中旬，宁乡同文镇卸任的团防局长，唆使团丁枪杀农民协会委员长梅次成及其他几个农民。9月以后，这类事情便一天天增加了。下面是从当时的《湖南民报》和《战士》等报刊摘下来的一些例子，以见地主疯狂进攻之一斑：

　　桂阳土豪雷某勾结团防副局长彭仁寿、工贼李容臣、刘东圃等，派遣团兵，殴打省党部特派员何汉、农民协会秘书刘基岳及其他党员工人数十人，密捕党员20余人，捣毁县党部农民协会县工会，另组非法党部农民协会工会。

　　——1926年11月10日《湖南民报》

　　攸县东区农民协会会员王日德，因该区团防局长王泽民借戏卖赌，与许多农友向王理诘。王泽民因未遂欲，遂统率武装局兵数十名，将县党部农工委员主任余围住劫杀，所有家物摧毁净尽，王日德惨遭枪毙。

　　——1926年12月31日《湖南民报》载嘉禾农会呈文

　　岳阳团防局长姜子林焚毁农村，拆毁房屋六七栋，惨杀农民多人。

　　——1926年12月28日《湖南民报》载农民代表请愿文

　　澧县北一区团防局捣毁乡农协，逮捕农民，枪杀农民数人。东三区团防局长勾结土匪杀农民一人，捕农民20余，罚款400余元。

　　益阳泉交镇一区农协会各农友，于12月20日参加第八区党部成立大会；该区团防局，平时对于革命分子，特加仇视，适于是日各农友党员群众，经过该区门首时，竟指农协为匪，唆使团兵开枪，击毙农友刘少秋，重伤袁耀仁、胡景福等数名，并捣毁装饰之花轿及供设之总理遗像。

　　——1926年12月30日《湖南民报》

　　湘阴土豪陈伯纯，勾结团防，武装解散农会；安化发现土匪杀戮农民至300余人；湘东保安司令罗定，无故枪毙攸县东区农协委员长罗震，事实上证明都是土豪劣绅的阴谋。

　　——1927年1月14日《战士》

　　茶陵都睦乡于3月16日开会改组农会。劣绅黄卓甫、范桂山等，买动数十流氓，勾结团防局长罗兆鸿，将主席范桂荣包围殴击，范受伤数十刀而毙，他们又将其尸用洋油焚化。

　　——1927年1月14日《战士》

　　当时地主阶级这样疯狂反对农民运动，而农民一还手，就马上引起国民党右派“愤愤不平”。我们看看他们当时叫嚷不休的彭伯垓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1927年2月间，宁乡同文镇农民群众，押送有名的土豪劣绅彭伯垓到县惩办。彭事先贿买90个痞徒用刀棍在中途拦劫，农民出于自卫与痞徒格斗，于是将彭杀了。

　　在农民协会力量强大的地方，许多团防不是渐次失去统治效力，便是自行解散。土豪恶霸们于是勾结土匪，向农会进攻。“安化土豪劣绅勾结土匪杀农民200余。差不多在省农协的卷宗10件中有9件报告着土豪劣绅聚合匪类，饮雄鸡血酒，指天发誓‘打倒农协，杀尽特派员’的消息。”（《湖南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形》，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较偏远的城镇中，反动分子还组织各式各样的公开叛乱，以至武装**。如宜章反动分子于1926年12月1日，乘庆祝全省农工代表大会开幕，私造农民协会会章，煽惑痞徒和部分落后农民游街，又由团防局领头捣毁第一区农民协会，拷打农会干部。汝城保商队长、团防队长于12月3日率武装大队，围攻国民党县党部，查封邮电，满城戒严。耒阳反动分子于1926年10月革命纪念日，买动痞徒假冒群众名义，捣毁杂税局和榷运局。安化蓝田更发生反动派武装**的惨案。当地奸商因店员组织工会，设立消费合作社，感觉对自己不利，于是联络土豪劣绅，贿通商团局长，在列宁逝世3周年纪念日，派武装士兵阻止群众游行示威，在洪水岭地方向群众射击，打死3个农民，打伤几十人。随后又将蓝田镇上所有的革命团体、机关尽行捣毁。

　　除了各种残暴的进攻以外，地主反动分子对农民运动还施行各种各样的阴谋破坏：如利用家族同宗名义组织假农会、假进步团体；贿买痞徒混入农会组织，制造农民内部纠纷；打人和控制国民党下级党部；勾结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利用一切残存的旧**机构。当时差不多所有地方的地方阶级都有名称不一的反动组织：如衡阳的“白化党”（地主恶霸刘魔僧在衡阳代北伐军招募新兵时组织的，刘后被衡阳群众开大会公审枪决），湘乡、湘潭、宁乡、益阳的“保产党”，祁阳的“保产会”，醴陵除发现“三爱党”外，更有极端诬蔑农民的所谓“打狗会”。有许多地方的县长，当反动势力抬头的时候，就公然站在反动派一边。例如华容安济垸最反动的劣绅陈作枚，被农民群众打死后，县长王彬派团兵、警备队捣毁农民协会，打伤好些农民，后来还请来驻扎岳阳的防军一营对农民示威，许多农民房宅被捣毁了。又如郴县县长熊世凤受贿后，释放了被捕的土豪劣绅。在北伐军中，这时已开始有反动军官公开站在地主豪绅一边，压迫农民。当著名的封建豪绅头子叶德辉被枪毙后，（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上）中说：“叶德辉是一个极为反动的劣绅，对他的处置，有利于推动外县依法惩治豪绅。由于他在知识界有声望，被处死后，社会上议论颇多，反应强烈。如果当时我们采取依法惩办，但免其一死的策略，可能比处死他更为适当。”）湖南一班土豪劣绅更是大为震动，纷纷钻入北伐军中，有许多人都投到反动势力何键部下去了。

　　在1926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在打倒土豪劣绅的运动中，不过是杀了少数几个大恶霸头子，如宁乡的刘昭、杨致泽，湘潭的晏容秋，华容的梅实等，被农民直接处死的全省统计也不过几十人。然而从上述片段的材料可以看到，当时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屠杀农民，何止数十倍此数！

　　当时湖南城乡反动派——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奸商、工贼、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赵恒惕残余势力、国民党右派，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的神经中枢，是以刘岳峙（即刘梅斋，衡山大恶霸地主，1950年4月被人民政府枪毙）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刘是当时国民党省党部的农民部部长，有权有势，行事方便。

　　国民党自1924年改组以后，过去许多结党营私、升官发财的分子，仍然大批留在党内。因此当时的国民党曾形成所谓左、中、右三派。1926年蒋介石在广东发动3月20日反革命事变之后，右派反动分子又大大抬头了，以蒋介石、戴季陶为首的“孙文主义学会”新右派集团（旧右派集团是“西山会议派”）到处蔓延开来。1926年初，国民党在湖南刚进入公开活动的时候，“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等右派分子，与赵恒惕勾结并受赵指使，对当时革命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进行各种攻击、破坏以至发动叛乱。他们在报纸上刊登诬蔑性的“否认”省党部的启事；常德第二师范曾发生“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与左派学生大械斗，并逮捕省党部特派员的事件。北伐军进入湖南之后，工农群众运动高涨，国民党革命派的力量得到巨大的发展，右派暂时不敢进行公开的反革命活动。蒋介石于1926年8月到了长沙，看到群众革命威势太高，湖南境内的北伐军还不能为他掌握，省党部又是**员和左派当权，于是表面上尽量讲恭维**、拥护湖南省党部的好话，不久就悄悄地率领纪律最坏的他的嫡系北伐军第一军，从株洲到江西去了。

　　到1927年一二月间，一方面，湖南农民运动已进入如火如荼的阶段；另一方面，蒋介石正酝酿反革命叛变，组织全国的反革命阵线，迁都南昌问题、解散广州市党部问题、改组湘鄂省党部问题，以及国民党内“稳健派”联日联张（奉系军阀张作霖）问题等，都在这个时候一连串发生。“消灭国民党内急进势力”的论调，已在各处传播。这些就促使湖南国民党右派集团有组织有计划地向革命进攻，发生所谓“左社”事件。

　　国民党右派和地主“保产党”的头子是刘岳峙，其他重要分子有当时省、市党部的重要人员王凤喈、李毓尧、毛懋勋、陈嘉任等。刘岳峙利用职权，扣留了省党部主张迁都武汉的电报，倡言改组湖南省党部，对宁乡农民杀了恶霸彭伯垓表示“悲愤已极”。刘岳峙“左社”最重要的活动，自然就是破坏直接损害到他们自身权力、地位的农民运动。这班国民党员，过去自称为“改良派”、“稳健派”，但看到革命火焰烧起来了，就狡猾地取个“左社”的名字，以图“鱼目混珠”。

　　2月12日，地主兼“农民部部长”刘岳峙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保护地主阶级的农民运动纲领——“农运计划”，公然反对农村中的阶级斗争；称农民协会人员为“地痞流氓”；要农民和地主“联络感情”，“注全力于农产物之增加，农业改良之进步”；主张由国民党管辖各级农民协会，如不“服从纪律”，则“分别改组处究”。刘岳峙的这些“计划”获得了所有反革命分子的喝彩和中间分子的拥护。在乡下的土豪劣绅们早已呼应刘岳峙的行动，他们群起加入从前认为“赤化”的国民党；他们想利用国民党的威权来挟制农民协会。这时，广大农民中间传出一种口号：“有钱的入国民，无钱的入农民。”

　　中国**湖南省委的机关刊《战士》第35期，发表林蔚的《何物左社》一文，彻底揭穿了刘岳峙这一阴谋。同期《一封未发的信——致梅斋先生》更是指着刘的鼻子说：“你是收租吃饭的，你本来有‘在朝可为官，在野便是绅’的资格，你的亲戚故旧，多是中、小地主，你来革命，不过是被赵恒惕驱迫不得已而来。你现在的环境比从前好了，所虑的只是家里300多石租之维持和发展尚成问题，你自然是要用你的手腕，来维持你自己及亲戚故旧的特权的。”

　　刘岳峙反动派公开发动进攻了。这一反革命活动如果不坚决镇压下来，对于当时高涨的革命形势自然是很不利的，所以，以**员和左派为主体的国民党省、市党部决定查办“左社”，由市公安局搜查刘岳峙、王凤喈等8人住宅，永远开除刘岳峙、王凤喈等8人国民党党籍，封闭他们的活动地盘三湘、纯德、晨光三所学校，查封当时为其张目的《国民日报》和《大公报》。但是当时并没有将刘等逮捕起来，加以审判法办。国民党省党部组织部于2月27日，发出《查究党内组党之通告》，号召各级党部、全体同志提高警惕，严密侦察，随时举发，彻底肃清“左社”各种反革命活动。

　　刘岳峙虽然倒了，但是刘岳峙的“理论”——以和平建设免除农村的“纠纷”，以国民党限制农民的行动，在相当一部分人包括国民党中间分子中，还是很有影响的。“左社”的活动在外县也没有能完全停止下来，南县、华容等县国民党的许多下级党部，还是为劣绅地主所把持。由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右倾的发展，在“马日事变”以前，湖南打击国民党右派的工作，和农民打倒土豪劣绅的工作是一直并行发展着的。后来到5月上旬，革命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又召集了全省整理党务、清除“左社”分子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