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旷心怀天地间

　　◎走遍万水千山

　　我发现我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的较深脚印所在，说明我的心底的山水，并不是完全的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

　　——《文化苦旅》

　　中国之所以能孕育出丰富多彩的山水文化，得益于得天独厚、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观，还有积淀深厚、人文荟萃的悠久文明。因此，中国历代的山水名胜，不仅包蕴着雄奇秀美的壮丽景色，还积淀着悠远渊深的民族文化，直到今日，仍然大放异彩。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的自序中曾提到，“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与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从历史文化极为丰富的山山水水间，可以追寻古代文人的足迹，可以发掘出古代文化的沉淀。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便是在自然山水间孕育出来的。自然环境本身并不等同于山水文化，但它作为必要的客观要素促成了山水文化的形成。山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结果，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交融的结晶。庄子认为，人类达到理想状态的终极目的，就是“绝圣弃智”，打碎加诸人身的枷锁，解放人性，复归自然，实现“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将这种思想观念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而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也正是由此构建的。

　　中国古代文人往往对政治采取逃避的姿态，多半是因为对黑暗、腐败政治的憎恶，或是在官场被排挤的不悦经历。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下，文人的生存环境是不容乐观的。汉文帝时期，文人贾山这样描述皇权的恐怖：“雷霆之所击，无不摧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面对这种无比强大的压迫感，文人的心境往往从忧患被推向绝望。余秋雨先生在《为自己减刑》中说，人类的监狱有两种：有形的和无形的。人世间“把自己关进心造的监狱里”的人不少，这就是“在自由中设置不自由”。有人能够在有形的监狱中，即“不自由中寻找自由”。文人们虽然绝望，虽然痛苦，但内心是清醒的，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个山水田园。许多文人在现实生活中遭受挫折后，把积极入世的使命感深深藏起，离世俗越来越远，走向田园，步入山水。余秋雨先生在《阳关雪》中说过“一旦这种所谓的理想、抱负不能实现，便不免会在自然的风景中寻找寄托”。

　　纵观中国历史，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一批文人这样躲避现实，成为“隐者”。从《论语》中嘲笑孔子的老人到魏晋的孙登、陶渊明，再到风流天下的孟浩然，他们代表着天下圣贤淡泊明志的最终宿命。更多的文人选择在山水田园终老，默默无闻地度过恬淡人生。在浓郁的绝望中，他们亲手扼杀了自己昔日的理想、志向与抱负，让生命之水融入历史的长河，静静地流淌、终了。在那样一个扼杀人性的时代，只有置身世外，醉心灵修，才能解放心灵，获得精神上的突围。

　　有人说人生有三重境界：一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二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三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人们在涉世之初的时候，常常对一切事物都充满新鲜与好奇，以一种儿童的天真视角来认识眼前的事物，万事万物在我们眼中：山就是山，水就是水，固执地相信看到的就是最真实的。然而，尘世之中有太多的虚伪存在，看到的并不一定是真实的，我们很容易在现实里迷失了方向，随之而来的是迷惑、彷徨、痛苦与挣扎，有的人就此沉沦在迷失的世界里。当我们开始学会用心去体会这个世界，对一切都多了一份理性与现实的思考，山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山，水也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水了。第三重境界是一种洞察世事后的返璞归真，但并非人人都能达到这一境界。在这个时候，人生的经历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而且也学会了不断反省，无论是对世事，还是对自己的追求，都有了格外清晰的认识：明白了自己追求的是什么，要放弃的是什么，这时，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只是这山这水，看在眼里，已有另一种内涵在里面了。

　　究竟有多少文人能够在这三重境界里由人修炼成龙，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看到了，在踏遍千山万水，经历了大自然一次又一次的雨露滋润后，更多的文人墨客，置身在禅意盎然的风景中，一颗颗被生活的尘埃所沾染的心变得越发纯洁，脸上僵硬的肌肉也变得越发柔和。回想起曾经的黯淡无光，如今的清新山水显得更具有永恒的价值。那是因为神奇的自然界，给予了人类太多的思考与感动。

　　中国的山水之美向来为人称羡，又以诗国闻名遐迩。诗歌孕育于山水之间，文人的卓绝风采也依赖山水造就。与此同时，文人的诗歌也为山水的增添几许灵性。文人的灵感源泉固然有赖于山水的启迪，但山水的精神和韵味，也多少来自文人的生花妙笔。晋宋易代之时，文人的思想观念、审美趣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著名文论家刘勰在其《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精辟地指出山水诗取代玄言诗的发展趋势。那种**山水、放达洒脱的情怀，曾感动了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余秋雨先生评价他们“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在而又自为的一方心灵秘土”。也有人将那个时代的文人身上所特有的风骨，亲切地尊崇为“魏晋风度”。

　　谢灵运可以说是“第一个在诗里全力刻画山水的人”（朱自清《经典常谈》）。谢灵运作为山水诗的鼻祖，堪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他的诗作清新恬静，其中贯穿一股道法自然的精神，一扫魏晋以来晦涩的玄言诗风。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诸大家，都曾在谢灵运的山水诗中获取灵感。除了作诗写文，他于史学、佛学、老庄哲学也是造诣颇深。此外，他还精通书法、绘画，诗和字曾被宋文帝刘义隆赞为“二宝”。庐山东林寺的名僧慧远也是他的知交好友。虽然他与慧远相隔五十多岁，两人还是一见如故。他为慧远圆寂而执笔的《庐山慧远法师诔》，被奉为祭吊名文，为世人传诵。

　　同时，谢灵运也是第一位见诸史册的大旅行家。他喜欢登山，尤其偏爱攀登幽深峻峭的山峰，甚至面对高达数十丈的岩峰，他也勇于探险，这样说来，他该是开启中国古代攀岩运动的先行者。在登山时，他会自备一双木制钉鞋，上山时就拔掉前掌的齿钉，下山时就拔掉后掌的齿钉，这样一来，上山下山省了好多力气，还分外稳当，这就是著名的“谢公屐”。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有“脚着谢公屐，身蹬青云梯”的诗句。

　　不过，要概括谢灵运一生的诗作和命运，一句“得罪于当时，得名于后世”（转引自黄节《谢康乐诗注》《登池上楼》下引“吴伯其曰”）足以道尽。元嘉八年（公元431年），宋文帝任命他为临川内史，他却终日出游、不理政务，被地方官员抓住把柄，要治他的罪。可谢灵运不但不服，还扣押了这些纠弹他的官员，并赋诗一首：“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意思是，刘宋王朝的统治就如同暴秦一样黑暗，而自己要做张良、鲁仲连一样的人，为被灭亡的故国复仇雪耻。这种忤逆的言行，无疑会将他的罪名加重，虽然他最终免于一死，却被判流放广州。而刚到广州没多久，一纸新到的朝廷诏书，又诬他犯下新的忤逆罪行，并下令将他就地正法。元嘉十年（公元433年）10月，49岁的谢灵运被斩首于广州街头，这位一代山水诗鼻祖，犹如流星一般，在耀眼而剧烈的燃烧之后，倏然消逝。

　　余秋雨先生在《霜冷长河》中说：“舒一舒眉，为自己减刑吧。除了自己，还有谁能让你恢复自由？”面对坎坷人生时，唯有以乐观的精神、开阔的胸襟应对，才能获得自我救赎。有时候，将自我从心造的监狱中释放出来，仅仅需要“舒一舒眉”这么一个简单而有裨益的动作，何乐而不为？漫漫人生路，飘忽天地间。从古到今，任凭朝代变迁、岁月流逝，文人与山水所结下的奇妙因缘无人可解。这个世界上如果真的存在理想的国度，一如文人孜孜以求的那样，我们必定可在绵延不绝、层层叠叠的千山万壑里、在每个渴望**山水的文人心里发现它的踪迹。

　　◎魂归激流柔波

　　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

　　——《庐山》

　　孔子曾说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自古以来，投身自然山水之中，怡情悦性、吟咏歌唱，总是骚人墨客的乐趣所在。灵秀的山水，佐以文人的多情文字，便是无数流传千古的山水美文，山与水凭借文人的笔墨，向世人述说着它们的感知。这其中融进了历代多少文人雅士的灵魂，抑或打造了多少流传千古的佳话传说，从动到静，从有到无，这都是文人对山水神韵的一种体现。他们要的是一种清幽，而这种清幽只能在山与水之间寻得。

　　山依旧伫立着，水依旧流淌着，唯独赏山观水的人变化着，他们用心去领略，用笔去书写。于是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有了自己的灵魂，有了自己的历史。

　　庐山，位于长江之滨、鄱阳湖畔，以雄、奇、险、秀名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美称。青峰秀峦的巍峨挺拔、银泉飞瀑的喷雪鸣雷、云海奇观的瞬息万变、园林建筑的俊奇巧秀，无不展示着庐山的无穷魅力。一年中，庐山大概有192天要在云雾中度过，雨水非常充沛。几千年来，庐山壮美的自然景观，优越的地理环境，使无数文人墨客、高僧羽士踏足于此。他们在这里流连忘返，兴起之时，挥毫泼墨，吟诗题咏，庐山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正是由此而来。庐山之所以成为我国著名的山水文化名山，且不同于其他名山的原因，在于庐山山水更贴近于一种“人文山水”。

　　苏东坡《题西林壁》之佳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将春日里雾罩庐山的朦胧之美描绘得淋漓尽致；李太白家喻户晓的《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尽情渲染了夏日里壮观而浩瀚的庐山瀑布；而到了秋天，庐山又是一番“小雁过炉峰，影落楚水下”的宁谧萧瑟；”明代诗人王世懋的《庐山雪》，“朝日照积雪，庐山如白云，始知灵境杳，不与众山群。树色空中断，泉声半天闻，千座冰玉里，何处看匡庐？”则将庐山的冬日雪景描画得惟妙惟肖。读古人珠玉般的文字，庐山之高、美、奇、幽、秀如在目前、尽致无遗，令人叹为观止，眼界亦随即开阔。

　　余秋雨先生在《庐山》中说“庐山本来倒是文人的天地”。而如今，由于世俗的纷扰与喧嚣，庐山已变成了一个官僚和商贾的集会之地，不仅是“政治活动、外交谈判、军事决定”的地方，还成了人们避暑、疗养、喧闹旅游的去处。这种现状令中国文人心酸，也是庐山文化的无奈。余秋雨先生说“总有一种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庐山没有了文人本来也不太要紧，却少了一种韵味，少了一种风情，就像一所庙宇没有晨钟暮鼓，就像一位少女没有流盼的眼神。没有文人，山水也在，却不会有山水的诗情画意，不会有山水的人文意义”。将来的庐山也许还会成为文人的天地吧，这是余秋雨先生疑惑中的一点希望。我们也希望庐山能在熙熙攘攘中，构建出一种完全出乎人们意想的文化与名胜的对应。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文人们已习惯地将生活融入自然，用自然体现生活，用墨迹赞美它们，用丹青歌颂它们。这是对时光的感慨，也是对流水的感慨，更是对年华的感慨。我们来自自然，最终也将回归自然。早在先秦时代，我国就有万物发端于水，又复归于水的生命永恒循环（轮回）观，且普遍存在，影响深远。

　　清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公认的国学大师，其“境界说”对于20世纪中国文艺境界论有着重大影响。他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清末民初，《国学月报》介绍王国维宣扬和阐释境界的《人间词话》“是用新的眼光，观察旧文学的第一部书”。其后，钱钟书也盛赞该书“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昧，而非眼里之金屑”；李长之则作出“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兴文艺批评与他无缘……但他被了点西洋近代思想的微光，这是好兆头”的中肯评价。从这些评价，我们可以看出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已经具备了“新的眼光”，并使西方美学思想与自己的美学思想融会贯通。王国维关于成就事业、学问境界的言论可谓高屋建瓴、入木三分，可他的死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世纪之谜。几十年来，猜测、推论不断，争议纷纷，各持己见，难以定论，于是，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便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一大“公案”。

　　1927年6月2日上午，这位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人生50岁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这个消息传出后，使得海内外学界为之沉痛哀悼。他衣袋中仅有一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留给家人。其老友陈寅恪先生对于他的自沉有独特的见解：“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余秋雨先生赞成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认为王国维先生并非因政治斗争、人事纠葛或效忠清廷而自杀，而是死于一种文化，正如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所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文化为人，具有鲜明的个性。从他的个性品质与思想观念、现实生活与文章学问之间，可以窥见一种深刻而微妙的联系———他的作品更像是他的精神自传，个性痕迹毕露无遗。王国维为什么会选择“自沉”于水的方式结束人生？又为什么会选择昆明湖？当他走向昆明湖时，是否觉得能够包容他的灵魂的，仅有那片湖水呢？

　　报国无门的屈原携着他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惊鸿一瞥地消失在汨罗江畔；名冠“初唐四杰”之首、浪漫不羁的诗人王勃，在历经生死聚散、奇情流转后百感交集，行至南海慨然自尽，年仅26岁；29岁的天才诗人朱湘，面对现实不趋炎附势，在被现实生活粉碎了理想梦幻后，在采石矶自沉长江，维护了**的人格；在北京西北郊太平湖投湖自尽的老舍，宁死也不低下高贵的头颅，情愿以生命的代价以保持文人的尊严。正所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魂兮，随水而居”！潺潺流水，吟唱着永不停息的哀歌，让葬身于此的灵魂得到抚慰，在汩汩流动之时，永保洁质，一如文人的心胸那般高洁。也许，只有这象征生命自然循环的流水，才是文人永恒的安魂之所。

　　山水的清新灵动并非每个人都能有缘消受的，只有在拥有慧眼、慧心的知音面前，它才会揭开那层面纱，令自己诱人的肌肤得以敞露，让自己纯洁的心灵得以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