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原始文化

　　◎戏曲舞蹈的活化石

　　傩，一个奇奇怪怪的字，许多文化程度不低的人也不认识它。它早已进入生僻字的行列，不定什么时候，还会从现代青年的知识词典中完全消失。然而，这个字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关系实在太深太远了。如果我们把目光稍稍从宫廷史官们的笔端离开，那么，山南海北的村野间都会隐隐升起这个神秘的字：傩。

　　——《贵池傩》

　　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先生对鬼神文化，也进行了一种引渡。在中国历代文化中，神、巫、鬼等并不少见，是人们在乞求通过一种超越自然或超脱自身的力量来帮助自己赶走其精神上的困惑以及恐惧，以用来达到驾驭自然，掌握自己人生的夸大的意识的反映。在《贵池傩》中，余秋雨先生对于在少数民族中出现的“傩”加以诠释：“傩在训诂学上的假借、转义过程，说来太烦。它的普通意义，是指人们在特定季节驱逐疫鬼的祭仪。”在这儿，我们不可以简单地把这种存在着迷信色彩的文化，当成是迷信，事实上，这也是一种宗教文化的折射。

　　“傩”，是人类的一种原始文化。广义上而言，傩为中国各民族先民共生的文化现象，是远古人类为消除危难、灾难所“发明”的一种巫术活动。它以祭祀仪式为载体，涵盖了人类学、原始宗教、原始科学、原始艺术。它已经延绵了几千年，积淀着中华民族最原始、最广阔的历史文化的芳躅；它同人类自身的繁衍以及农业的丰产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是人类活动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为中华民族是以农业立国的一个大家庭，有着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历史背景，因而，以丰产为目的祭祀活动——傩，自然生生不息、千古不绝。大约在八千年以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中国先民已开始发现了水稻的种植，那个时候种植的全是糯稻，因为糯与傩同音，所以傩文化又称为“糯文化”。在《易经》中，记载着有关周代傩祭活动，分成季春“国傩”、仲秋“天子傩”以及季冬“大傩”三次傩祭活动。屈原的《九歌》，还有《论语》当中也有对傩祭的描述。

　　《论语.乡党》有这样的记载：“乡人傩，（孔子）朝服而立于阼阶。”大意是：在宫廷举行大傩的那一天，各地百姓也分别举行沿门索室的傩礼，到每家每户去赶鬼。人们都真诚的迎候傩队，就算是大学者孔子也会站在东门台阶上，毕恭毕敬地迎接傩队到家里来驱疫。孔子是“不屑于神”的，为何又这般恭恭敬敬地迎候乡人傩队与乡人禓队呢？按照宋代大学者朱熹的说法，那是由于他非常尊崇礼制，才会这样重视民间的傩事活动。

　　文献中还记载着，在三千年以前的周代，春季在国都范围内举行的“国人傩”，目的是“傩阴气也，驱寒祛阴”，意在“以毕春气”。秋季举行“天子傩”，“此傩，傩阳气也”，意在驱逐过剩的阳气，以防暑疠。与此同时，下级军官，方、相士率领百隶在宫廷“索室殴疫”，将瘟疫赶走。那个时候在民间举行的“乡人傩”，也照此办理，十分热闹。

　　在这样一些傩礼活动当中，“气”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甚至天子在一年的春分、夏至、秋分以及冬至四个节气当中，都要到郊外举行隆重的“迎气”仪式。其原因是古人觉得所有自然界的变化以及瘟疫的发生，都是由于阴阳二气的不调，使得“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疾”。而“气佚则厉鬼出使而引”，所以疫就成了鬼的代词。而一年三次傩礼就是为避免冬季、春的季阴气过盛，夏季的阳气过盛。不管阴气还是阳气过盛，都“物极必反”，造成旱涝的灾荒以及瘟疫的流行。因此，古人想运用傩礼让一年四季阴阳两气的调和，风调雨顺，寒暑相宜，人寿年丰，从而达到天下太平、国富民强的最终目的。在《兴亡象牙白》中，余秋雨先生提到：“一个悠久的文明之邦总有太多的细微末节值得摩挲，但不能在这种摩挲中丧失整体气韵。整体气韵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承载，最能割碎它的不是灾祸，而是地域性的兴奋和时段性的迷醉。一旦割碎，就很难复原。”所以，继承和发展对于傩文化的形成、流传至今是功不可没的。

　　在汉代时，宫廷傩仪达到全盛时期，每年宫廷都要举行“大傩”仪式，除戴面具模仿十二种神兽，舞蹈驱除鬼魅外，还有手执鼗鼓的侲子合唱礼神的歌曲。《后汉书.礼仪志》与张衡的《东京赋》中都详尽地描述了东汉初年洛阳举行傩仪的盛况。《后汉书.礼仪志》中说“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陛韂”。《东京赋》里也提及“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从中我们极易发现，汉代傩仪较周代傩仪更加庄重、场面更加盛大、其仪轨也更加繁复。此种变化是周文化朝汉文化转变的必然结果。长时间混战后的空前大一统，加之汉儒中今文经派对其赞扬，使得整个汉代（特别是西汉）在建筑以及礼仪上“非壮丽无以重威”的传统与以犷放雄健为美的审美风尚形成，并因此造就了汉代傩仪的煌然大观。

　　虽然汉傩的表现形态仍属傩仪，不过已产生了傩戏的萌芽，其表现手法上，汉傩酝酿了后代的戏剧；在行傩的目的上，汉傩已有了娱人的倾向。这样一种变化同汉代（特别是西汉）歌舞伎乐的繁荣昌盛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说汉傩不但是傩仪发展的顶点，而且也孕育了傩戏的萌芽。

　　在《流放者的土地》中，余秋雨先生说：“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事实上，傩戏的形成也历经了这样一个过程，原因在于傩戏的产生恰恰是受到了巫术的影响。近代学者王国维认为，中国戏曲起源于巫，1912年，他在被称为中国戏曲史开山著作的《宋元戏曲考》里，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歌舞之兴，其始于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经历过原始社会的阶段，有过信仰原始宗教的历史，而且产生了本民族的宗教职业者——巫。中国巫文化的起源和史前社会的图腾制相关，最常用的手段是巫术。在巫术崇拜盛行的远古社会，先民笃信巫术有着神奇的超自然威力，将掌握此种威力的巫师，看成神的使者，传达神的旨意，是沟通神和人的桥梁。巫和巫术，就其本质而言，是文明的对头，为“伪科学”。巫事活动的本质都是制造愚昧，宣扬迷信，毒害人民的。从古到今，因巫术而被残害的善男信女数不胜数。可是，在上古时期，以巫为主体，以巫术为核心的巫文化，也存在着进步的一面。巫术对傩最大的影响是“驱逐巫术”。周代三季傩礼，便是利用巫术驱赶疫疠和过盛的阴气与阳气。巫师为驱鬼敬神、逐疫去邪而进行的宗教祭祀活动，称为傩或傩祭、傩仪。傩师所唱的歌和所跳的舞称为傩歌和傩舞。傩戏又是在傩歌、傩舞的基础上产生的。傩戏是经傩祭、傩舞所发展而成的一种宗教和艺术相结合，娱神和娱人相结合的古朴、原始、独特的戏曲样式，在民间一直传承，成为古老傩文化的载体。直到近现代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傩俗节日，依旧不自觉运用此种巫术，不过此时的巫术已失去了害人的功能。到今天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西南、中南地区，依旧有巫师参与傩活动，主要从事傩堂戏的演出活动。这儿的巫师已自觉地将“神判”符灰治病等迷信内容抛弃，专心从事傩堂戏等仪式戏剧的演出，并将表演水平不断提高，成为让群众欢迎的民间艺术家。

　　尽管傩有着浓厚的宗教、巫术色彩，可是它从一开始就有着显著的戏剧特征。所谓祭中有戏，戏中有祭，通过傩祭酬神驱鬼，也通过戏娱人娱神。历经了两三千年历史的积淀与衍化，傩，有的仍停留在祭祀阶段，有的则发展成为傩戏艺术。如今中国有些地区，还保存着几十种原始傩戏的演唱形态。在中华民族改朝换代大一统的历史潮流中，湘西、湘西南等地区由于地理地形的原因，往往是最后被征服的地区，并且这种“征服”，往往是“招抚”、“羁縻”等。所以，历史在原有的文化血脉中得以延续，传统的历史文化又能得到保护。因而，湖南的大地上便蕴藏着丰厚的傩文化资源。这些傩祭、傩仪、傩戏是程序完整的民间社火活动，大部分保存着较原始的形态；因为生态环境、人文地理的不同，它们又各自体现了其鲜明的民族以及地方特色，极具研究价值。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多元宗教、多种艺术以及多种民俗相融合的文化形态，傩文化包括了傩仪、傩俗、傩歌、傩舞、傩戏、傩艺等项目，其中传承了许多先民们的智慧结晶。傩文化作为古老文化与先民智慧的产物，不单单在历史进程中，带来了人们道德精神的最初建构，而且也为现代人生活带来了符合时代风貌的人文人格建构。对待傩文化，我们还是要做到科学客观分析，不但要继承，还要创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说，因为中国傩文化分布十分广泛且受到现代文明影响，其商业化趋势越发明显，传统傩文化正在悄然变味甚至也许会消失。因此，冯骥才呼吁，要从最基层开始全面保护傩文化。

　　当然，到了历经现代文明洗礼的今天，傩文化依然被人们所热衷，除了有着一种功利性的目的之外，还有一种在现代文明中失落了自我以后的原始回归。在《贵池傩》中，余秋雨先生说：“傩祭傩戏中，确有许多东西，可以让我们追索属于我们的古老灵魂。但是，这种追索的代价，是否过于沉重？”他的困惑也恰恰是此种迷茫的再现。

　　◎贵池烟雨自成诗

　　文明的延续是生命化的。有时乍一看只是无生命的木石遗存，但它们与一代代的生命都能建立呼应关系。如果一种文明的遗迹只能面对后代全然陌生的目光，那么它也就真正中断了，成了最深刻意义上的“废墟”。

　　——《借我一生》

　　在《贵池傩》中，余秋雨先生对贵池山区的傩舞、傩戏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展露了我国历史上以前盛行过的某一文化风俗，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文明侧面，并把我们引向该怎样传承发展傩文化的思考。在此先让我们认识一下贵池。作为傩戏发源地之一的贵池，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同铜陵接壤，南连九华山、黄山，北同安庆隔江相望，古代为吴越与荆楚之地，目前是安徽省池州市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中心，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贵池因水得名。有《舆地志》云：梁昭明太子，以其水出鱼美，名为贵池。“秋浦，也是因秋浦河而得名”，作为水名，贵池有两种说法：一是指贵长池，在县之西南乡，秀山脚下；另一个是指池口河，五个分支水源汇于秋浦河，绕城西过镇山，入池口河，注入大江。入江处为鱼贵口，今称池口。丁绍轼在《荒政碑记》中记载着：“郡以池名，盖郭外即湖，湖外为江，郡治襟江带湖，城阙宫室，宛在池上。”“州城宛如水中洲”，唐置池州，缘于此。今城西南70里，有苍埠镇，东西两石山夹立如城，故名为石城，为石城县故址。

　　自古以来贵池就为文人墨客荟萃之地，素有“千载诗人地”美誉。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经五游秋浦，看到清秀绚丽的贵池山水，留有“青溪胜桐庐，淹留未忍归”的诗句。秋浦入江处为池口，古时候有亭台，能够登高远眺大江汹涌的壮丽图景。明代戏曲作家汤显祖认为“铜陵山北九华西，秋浦风烟似会稽”。杜牧曾经也登池口黄龙山贵池亭，作有七律：“倚云轩槛夏疑秋，下视西江一带流。鸟簇晴沙残照落，风回极浦片帆收。惊涛隐隐遥天际，远树微微古岸头。只此登攀心便足，何须个个到瀛洲。”

　　历史上许多名人如韩当、杜牧、黄盖、包拯都曾任过池州地方官。在城西门外，有因唐代诗人杜牧《清明》诗而闻名中外的杏花村，这是国内唯一以村建志的村。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自杜牧之后，杏花村成了千古名区。明人沈昌也有描写当时景物的诗句：“杏花枝上着春风，十里烟村一色红。欲问当年沽酒处，竹篱西去小桥东。”

　　杜牧（公元803—852年），字牧之，我国晚唐杰出诗人。散文气势雄浑，其诗歌自然清丽，多针砭时事，同晚唐另一位著名的诗人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

　　因为朝廷的昏庸以及牛僧孺、李德裕的党阀之争，杜牧于会昌二年（公元842年）贬为黄州刺史，会昌四年至六年（公元844—846年）迁贬为池州刺史。杜牧来到池州之后，同多位志同道合的诗人文友往来酬唱，还创立与留存了很多千古传颂的业绩、韵事，其中最大的贡献便是缔造了千古胜地杏花村。

　　杜牧《清明》这首诗，正是写于清明前后，**明媚，桃李争妍。踏青、扫墓的人络绎于途。在牧童的指引之下，仿佛远远望见杏林丛中飘扬着的酒帘，一阵酒香也随着斜风细雨扑面而来，逸兴遄飞，信口而吟诗。

　　在《文化以沟通为业》中，余秋雨先生说：“任何一种文明的复兴，都以自我确认为前提，而广泛的自我确认，又以沟通和普及为前提。”有关杜牧和杏花村的传说，从古到今，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山西汾阳，也有人说是安徽池州，还有一种说法是湖北麻城。一直以来，人们较为认同的是汾阳和池州，原因在于那儿一直“酒”业兴旺，并且长盛不衰。很多人会觉得山西杏花村酒更加有名气一点，因此这儿的杏花村也有可能是指山西的杏花村，事实上这样的说法有些太牵强附会了，不管是从杜牧的生平、任职地域，抑或是自然地理气候和诸多正史野史资料等方面的考证，山西汾阳同杜牧笔下的杏花村差了十万八千里，却为贵池杏花村提供了无数佐证。根据史料记载，杜牧并不曾到过汾州（今山西汾阳），所饮之酒，也没有指明是汾酒，而且山西汾阳属于华北，而诗中的“清明时节雨纷纷”，所指的是江南多雨现象；在北方，清明时节依旧属于干冷的天气，是不存在有“雨纷纷”的情形的，这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可以说“酒是汾阳的好，名却是贵池的真”。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同诗人杜牧相距千年，我们已不可能再与这位才子对话，探讨当年问酒何处。只有那些失意，那些忧郁，还有些落魄的神情依旧透过这首诗向我们传递着。在池州杜牧创作了《池州重起萧丞相楼记》《九日齐山登高》《题池州弄水亭》《秋浦途中》等20多篇美轮美奂的诗歌篇章，留传于后世，令池州的文化底蕴更为厚重，声名更加远扬。

　　在《贵池傩》中，余秋雨先生说过：“若要触摸中华民族的精神史，哪能置傩于不顾呢？”除了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贵池还拥有被诸多专家学者誉为民俗中“活化石”的傩戏，并且保存得非常系统、完整。贵池民间素有“无傩不成村”的谚语。贵池傩戏，主要分布在东部的刘街、梅村、茅坦等乡镇，是传承远古时期驱鬼逐疫、祈求吉祥的民间戏曲。在清代之前，居住于此的家族差不多都有傩事活动。现今，傩戏主要在贵池东、南部的众多村落和青阳县的陵阳、杜村等乡流行。它的活动，仅仅限于家族或者不同家族因地缘关系或者姻亲关系而建立起的祭祀圈。贵池傩不但拥有自己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并且是中原文化和越、楚文化长期交融的产物，能将古老的农耕文化特色反映出来。

　　千百年来，贵池的傩文化一直以其绵延不断的传统魅力、独特的文化形态生存与发展。同世界上的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随着当今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影响和工业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外来消费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全面冲击，这些民间民俗艺术赖以生存的土壤被破坏，扎根于乡间的民间艺术进一步式微，那些注重记忆与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代表本民族本原的图式以及符号被终止，民间艺术的生存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尤其是像傩文化这样的原生态民间民俗艺术正濒临失传，处在后继无人的尴尬处境。

　　作为我国民俗研究上的一朵奇葩，贵池傩让我国民间戏剧舞台异彩缤纷。然而，非常可惜的是，因为傩只能活跃在偏僻的农村，大部分人还都未曾看过傩戏的演出，又因它的宗教性质，只可以在一年中规定的日子里演出，时间以及空间上的局限性，已令它们奄奄一息。贵池的傩文化也不例外，也面临慢慢淡出与消失的危险。在《文明的碎片》的题叙中，余秋雨先生阐述道：“最强大的哲人也无力宣称，他可以从整体上营造一种文明。人们能做的极致，也就是为社会和历史提供一些约定俗成的起码前提。这些前提是人性的公理、道义的基石、文化的共识、理性的入门，也就是世俗社会所谓的常情常理。没有这一切，社会无以构成，人类无以自存，因此，所有良知未泯的文化人都应该来参与构建文明前提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