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凝固的历史

　　◎莫高窟的眼泪

　　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前呼后拥向我们走来，每个艺术家又牵连着喧闹的背景，在这里举行着横跨千年的游行。纷杂的衣饰使我们眼花缭乱，呼呼的旌旗使我们满耳轰鸣。

　　——《莫高窟》

　　小时候，我们常常在不同的场合看见有关石窟壁画的画册或者图片，但因为那些绘画模式与表现内容都离我们的生活太远，所以未曾过多的留意。可是当我们真的走近敦煌，靠近莫高窟的时候，还是禁不住深深地被她震撼了，她的崇高仿佛早已被历史唤醒。

　　石窟是一种就着山势开凿的寺庙建筑，其中有佛像或者佛教故事的壁画，源自印度佛教。由于佛教提倡遁世隐修，因此僧侣们往往选择在崇山峻岭当中较为幽静的地方开凿石窟，以便修行。起初的中国石窟为仿印度石窟开凿的，多开凿于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魏晋、隋唐时期是凿窟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在唐朝，修筑了大量石窟，唐代之后慢慢减少。

　　石窟艺术可以称为一种宗教文化。它不但吸收了印度宗教建筑的艺术精华，并且融汇了中国绘画与雕塑的传统技法以及审美情趣，反映了佛教思想传入中原及其汉化过程，也曲折地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阶层人物的生活场景，是研究我国佛教史、社会史、艺术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资料。

　　我国现存的主要石窟群均为魏唐之间或宋前期作品，主要分布在**地区（古代的西域）、甘肃西部（古代河西地区）、黄河流域以及长江流域地区，在南方也有些零星的分布。**为中国接受佛教比较早的地区，最早的石窟拜城克孜尔石窟就在那儿。

　　中国汉传佛教石窟的内容极为丰富，其辉煌的艺术成就全世界瞩目。闻名于世的敦煌莫高窟，为佛教东传的特定产物，它继承发展本土汉晋艺术传统，吸收南北朝、唐宋美术艺术流派的风格，又不断接受、融合域外印度、西亚、中亚的艺术风格，完美体现了东西两种文化的交融，以独特的身份将联结东西两端佛教石窟艺术体系的重大使命顺利完成。

　　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通往中亚、西亚的陆上交通，开启了“丝绸之路”。千百年来，碧天黄沙的丝路贯通着中西文化交流以及友好往来。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南枕祁连，襟带西域，前有阳关，后有玉门，仿佛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于丝绸之路之上。汉代起敦煌就是辖六县之郡，贸易兴盛，寺院遍布。东汉大家应劭称：“敦，大地之意，煌，繁盛也。”多年来，祁连山雪水滋润着这颗明珠，让其千年不衰，在沙漠侵袭、包围中生机盎然。两千年后的如今，这一“繁盛大地”以其具有举世无双的石窟艺术以及藏经文物而成为人类最辉煌、最伟大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

　　莫高窟作为敦煌石窟的象征，余秋雨先生说，“在别的地方，你可以蹲下身来细细玩索一块碎石、一条土埂，在这儿完全不行，你也被裹卷着，身不由主，踉踉跄跄，直到被历史的洪流消融。在这儿，一个人的感官很不够用，那干脆就丢弃自己，让无数双艺术巨手把你碎成轻尘”。莫高窟背倚苍凉的鸣沙山，在灿烂的阳光下，在高大的白杨树掩映下朝世人绽放着神秘的微笑。怆然而古老的岁月，令固封的淳朴散发出久违的花香。倘若将莫高窟历经的风雨比成一首万世经传的长诗，那么它的首句是令人潸然泪下的。重述那段历史，对如今的我们，意味着文化价值的延续。

　　敦煌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以及河南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的四大石窟”。其中，莫高窟又名“千佛洞”，位于我国西部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的崖壁上。此地全年干燥少雨、日照充足、四季分明，昼夜温差较大。一眼望去，在长达一千六百多米的岩壁上，层层排列着上百个洞窟，犹如千门万户鳞次栉比，又仿佛无数蜂房错落镶嵌。一条泉河蜿蜒穿过，呜唱着汩汩的欢歌。简直让人无法置信，在茫茫戈壁当中，竟然会神奇地出现这样一片美丽可爱的绿洲。

　　莫高窟最早开凿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那年，一位名叫乐樽的和尚风尘仆仆地云游到此，夕阳从鸣泓山斜照到对面布满云母的三危山上，映射出万道金光。乐樽和尚产生了幻觉，仿佛看到千尊神佛若隐若现，他以为佛祖显灵，下决心在这片圣地上驻锡礼佛。所以，他在面对着三危山的鸣沙山最东端“架空镌岩，大造佛像”，开凿了第一个佛窟。此后，那些逃避战乱、受雇于此的民间艺人，苦心孤诣，手中驱山走海，笔底咳云吐雨，描述了不计其数的彗动离奇的佛经故事，塑造了数千尊神态逼真的佛像，或为积善成德，或求丰衣足食，或为福禄长久，或求旅途平安，精细、浩大的工程延续了十个朝代，历经一千多年。至元代（公元1271—1368年）才基本结束，经过连续近千年的不断开凿，莫高窟成了集各时期建筑、壁画、石刻、彩塑为一体的艺术殿堂。这些壁画彩塑技艺精湛超群，被公认是“人类文明的曙光”，成为世上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库。面对漫长的修建历史，在《莫高窟》中，余秋雨先生感慨地说，“比之于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山奇大塔，古罗马的斗兽场遗迹，中国的许多文化遗迹常常带有历史的层累性。别国的遗迹一般修建于一时，兴盛于一时，以后就以纯粹遗迹的方式保存着，让人瞻仰。中国的长城就不是如此，总是代代修建、代代拓伸”。看到洞内的壁画，余秋雨先生写道“不管它画的是什么内容，一看就让你心底惊呼，这才是人，这才是生命”。

　　莫高窟在千年的岁月交替中，是理想的佛门静地，静静的，只有轻轻的诵经声伴着缭绕的袅袅青烟。夜阑人静，佛者青灯黄卷物我两忘，真是肉身与心灵的理想天堂，是超凡脱俗的极乐世界。这样一种理想的沉寂一直持续了上千年。这是如何的好，这是如何的妙。依照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话：我们在进行科学或哲学思维时，思考仍停留在意识形式之内，而古印度哲学似乎是超越意识形式的，追求一种超验的体会。恰恰是这种古哲学氛围滋养了佛祖，让他在深思49天后的某个美丽夜晚彻底觉悟，倡导人们以慈、悲、喜、舍四种“无量心”面对世界，通过无限的慈悲、宽容、怜悯以及善意令这个世界趋于平和。

　　然而，清朝末年，中国的封建制度已到了行将就木之时，不再有人愿意将心思花在这样一块荒僻之地，莫高窟从此安宁了。一个名为王圆箓的逃荒道士接手了敦煌的这块瑰宝，在这儿安了家，成了守窟人。这是历史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在《美的无奈》中，余秋雨先生曾说，“天下文明的沦落，不一定是由于地震或战争”。莫高窟的浩劫就验证了这句话。这位王道士身上有着中国人的良好修养：勤劳、好客。每天早上，他都要用挂在腰间的钥匙打开洞窟的铁锁，认真地审看，有没有什么地方与他一个道士的身份不相符。至少那些彩绣辉煌的飞天就不合适，于是，找来匠人，粗略地改造一番，五颜六色的墙壁经白灰一粉刷还真亮堂。1900年的一个早上，这个王圆箓将一个藏有自公元4世纪到14世纪历代经书文物的洞穴打开了。这些文物件件都价值连城，此次发现被誉为20世纪初中国考古学上的一次重大发现，尔后又因此发展出有名的“敦煌学”。但是王道士好客啊，为了招待远方来的客人，他只是收取几个小小的铜板，便让这些原本愿为之送命的强盗轻而易举地将一批又一批的经卷用牛车载走。在《文明的碎片》的题叙中余秋雨先生这样写道：“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把并不存在的文明前提当做存在。”然而，对于存在的文明熟视无睹，一文不名，何尝又不是一种悲剧呢？一拨又一拨的外国人来了，有人掀走了壁画，有人搬走了雕像，有人拿走了经书，有人运走了织绢与绘画。俄国的、匈牙利的、日本的、法国的……他们拉走了一箱又一箱，拉走了一车又一车。莫高窟在哭泣，在西北苍凉的风中耸动柔弱的肩无助地流泪。

　　余秋雨先生曾说：“中国历史太长、战乱太多、苦难太深，没有哪一种纯粹的遗迹能够长久保存，除非躲在地下，躲地坟里，躲在不为常人注意的秘处。”历经千年风雨以及数次劫难后，莫高窟早已千疮百孔，一幅一幅壁画被揭去，菩萨美丽的头颅不翼而飞，墙壁上到处都有流沙的划痕和人为的破坏痕迹。

　　莫高窟的劫难，不单单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破坏，可以说，它是全人类的劫难。这样的恨意，是用言语无法表达的。

　　“剥除文明的最后结果，就是容忍邪恶，无视暴虐，文明被撕成了碎片，任人搓捏和踩踏。人类历史上一切由人类自己造成的悲剧，大半由此而生。”这是《文明的碎片》中余秋雨先生题叙的文字。这不由得令我们思考：我们该怎样保护这灿烂的文化？

　　◎散落的文明

　　文明易碎，文明的碎片有可能被修补，有可能无法修补，然而即便是无法修补的碎片，也会保存着高贵的光彩，永久地让人想象。能这样，也就够了。

　　——《乡关何处》

　　余秋雨先生曾说“我们是飞天的后人”，为我们“至今轰传的历史胜迹，总是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禀赋”而无比骄傲。面对瑰丽的敦煌莫高窟，百年前的王道士未能守住它，尽管余秋雨先生也已将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泻了，可是连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余秋雨先生说，“不幸由王道士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而倘若换另一个有文化的人来当家，似乎悲剧就不会发生了。当然，首先我们得正视中国近代史上的这场浩劫与悲剧，只有正视历史，才可以反思。历史已翻过新的一页。大量敦煌文物的流失，不仅仅是民族的屈辱，也为专家们对华夏文明史的研究带来了阻力。不过让人欣慰的是：敦煌的辉煌依然在中国，敦煌学依然在中国。作为民族文明的耻辱以及衰败的象征，尽管“道士塔”已成历史却足以鞭策所有的中国人：一定不可以重蹈覆辙。在《简单与自然》中，余秋雨先生说：“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抹去或改写人类文明史，但有权利总结教训。”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华夏文明史是不可或缺的一段华彩乐章。以工艺珍品、书画典籍等文物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中国留给世界的宝贵艺术财富以及文化遗产。现在，它们就像一颗颗珍珠，散落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艺术馆和私人收藏中。在《千年一叹》的自序中，余秋雨先生写道：“这种抚摸经常会引发苦思：作为我们的生命基座，中华文明也伤痕累累，却如何避免了整体性的崩坍？这种避免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哪些代价是正面的？哪些代价是负面的？过去的避免能否担保今后？”

　　自**战争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多次的入侵，其间数不胜数的文物被掠夺、毁损，诸多珍贵文物流失海外。中国文物流落海外大部分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正常的贸易与馈赠，例如我国古代出口的瓷器、丝绸等。在近代战争中被西方列强所抢掠的，比如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抢走的文物数不胜数。法国大文豪雨果曾说：“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地方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相媲美。”被非法挖掘坟墓、偷盗的，被非法商人用低价讹诈的，比方说英国斯坦因等一些外国探险家以科学考察的名义来到中国，掠回国去的中国文物也数不胜数。

　　文物**也是中国文物被大量流失海外的原因之一。在全世界，文物**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曾一度告别了文物外流的历史。不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暴利的驱使之下，国内外不法分子互相勾结，掀起了盗窃、**文物的狂潮。

　　文物是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化的物化，其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在世界上，中国文物一直有着非常独特的价值以及崇高的声誉。一百五十多年来，无数文物包括大量国宝级文物流失海外，而流失的文物到底有多少恐怕永远都会是个谜了。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全球防止非法贩运文化财产报告》指出：全球47个国家的218个博物馆中，中国文物就有163万件，并且都是文物中的精品。散落于世界各地民间的中国珍贵文物应该是博物馆中的中国文物的10倍。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中国珍贵文物的流失数量竟然高达几百万件，达到国家一级、二级文物标准的就超过100万件。海外流失文物档次之高、数量之大，让人们惊愕又痛惜不已。面对被强取豪夺走的中国文物，某些国家竟然拒绝归还，对此，专家提议，因为流失于海外的中国文物数量庞大，并且情况千差万别，应不同对待：凡在正常往来中留存国外的中国文物，当不在追究之列；而对被偷盗、劫掠、骗取的文物，应诉诸国际法律追索讨还。我国著名的文物专家王世襄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传世珍贵文物，是全世界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但是坚决不因此而允许暗偷明抢，巧取豪夺。比如云冈、龙门石窟的佛教造像、敦煌壁画、圆明园国宝等，都属于从我国掠夺走的文物，应要求无偿归还。

　　在《文明的碎片》的题叙中，余秋雨先生提到，“称为文明古国，至少说明在我们国家文明和蒙昧、野蛮的交战由来已久。交战的双方倒下前最终都面对后代，因此我们身上密藏着它们的无数遗嘱”。确实，我们肩负着祖先与父辈的遗嘱，有责任把“遗失的文明”追回来，这一遗嘱还会一代代传承下去，让更多的子子孙孙加入此行列当中。

　　敦煌曲子词等文学音乐，石刻、壁画等石窟艺术，这些都是祖先留下来的瑰宝。在敦煌研究院聚集了一大批国内甚至国际上都走在前端的文物保护专家。他们几十年甚至毕生于沙漠戈壁当中，过着如往日苦行僧侣般的艰苦生活。在日本侵华期间，中国著名的画师张大千带着妻儿，赶着牛车，踏上西部漫漫黄沙来到敦煌。面对敦煌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他被深深地震撼了。他以一个中国文人的自豪感开始在这儿工作。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临摹壁画，并且整理登记编号。全国政协委员、敦煌研究院院长、以近半数得票当选为2004年最深刻影响中国的文化人物樊锦诗，20世纪50年代曾经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毕业之后毅然来到了大漠戈壁，守护敦煌莫高窟四十多年，为敦煌石窟走上科学保护之路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她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守护敦煌莫高窟，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事情。”

　　在《流放者的土地》中，余秋雨先生说过，“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可是，此种少数人的力量是十分微小的，在另一部作品《失落的背影》中，余秋雨先生说出了心中的无奈与困惑：“人类至今没有建立救助文明的机制，一切只凭少数人心头的一点良知，但那点良知究竟有多少力量？又有什么方法能让它们聚集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