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之富，甲于天下

　　◎志欲尽读天下书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

　　——《风雨天一阁》

　　伟大的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可想而知，没有书籍的世界，人类的记忆就好像流动的沙丘一样，生命的根须将难以驻足，疲惫的心灵将无法得到生息。我们不由得要问：书是什么？无数书生跳入书海，寻求答案，往往穷尽毕生的心血和忠诚。书，是圣贤们与我们永恒同在的活的灵魂；书，是人类崇高面孔的左右脸庞；书，是承载着知识的海洋。一本书铸就一个不灭的灵魂，一本书成就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杰出的民族，一段辉煌的历史。所以，书籍是大于时空的意义符号，书籍是人类精神不灭的象征。恰恰是因为对书的敬畏与爱戴，世上才有了这样一群人，他们将收藏书籍当成生命的真谛，呕心沥血仅仅为寻求那一片知识的栖息地。

　　在我国古代，有这样的一些文人学士，他们常年辛劳地以藏书、抄书为业，可是因为寒贫清苦，他们没法收藏很多的书，而往往这些书又因改朝换代而流离失散。因此，余秋雨先生说：“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依据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藏书楼达多达一千余座。可是历经沧桑，现存于世的只有120多座，其中大部分更是“楼在书亡”。

　　都说“乱世藏金”，然而在我国清末藏书的习惯却蔚然成风，形成了我国近代历史上最有名的四大藏书楼。它们分别是浙江归安（今浙江湖州）陆心源的皕宋楼，江苏常熟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浙江杭州丁申、丁丙兄弟的八千卷楼以及山东聊城杨以增的海源阁。四位藏书楼的主人，又被称为“清末私人藏书四大家”。在四家藏书楼当中，铁琴铜剑楼列第一位，原因在于它是清中叶以来，历史最长久的藏书楼。有诗云：“琴剑飘零皕宋空，八千卷散海源同；峥嵘一阁留天壤，文献东南此大宗。”

　　铁琴铜剑，位于历史文化名城——常熟古里镇，清乾隆年间始建而成，到现在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瞿氏五代藏书楼主都对名利极为淡泊，以读书藏书为乐。创始人瞿绍基，从小就喜读书，长期受到家乡藏书文化的熏陶，且因家庭经济条件的允许，让其可以专心专意收藏书籍。经过十多年的收集，瞿氏的藏书多达10万余卷。瞿绍基的藏书处原叫“恬裕斋”。瞿氏第二代、绍基之子瞿镛，对鼎彝古印兼收并蓄，在金石古物中，特别珍爱一把铜剑以及一台铁琴，铁琴铜剑楼因此闻名。解放之后，“铁琴铜剑楼”藏书基本上全都归入北京图书馆。铁琴铜剑楼历经了初创、发展、鼎盛、劫难、稳定、善终等诸多阶段，为后人留下了较为完整的藏书以及藏书楼，给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海源阁，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光岳楼南万寿观街路北杨氏宅院内，为单檐硬山脊南向楼房，面阔三间，分为上下两层，下面是杨氏家祠，上面为宋元珍本和手抄本等秘籍收藏的地方。海源阁是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进士杨以增所建。杨以增生平没有其他嗜好，仅仅是喜欢读书，尤其喜欢收购书籍。他在担任江南河道总督的时候，恰逢战乱，一些藏书家不约而同将书散出，杨乘机收购归入自己的海源阁。其儿子杨绍和（同治进士）又进行了相应的扩充。海源阁藏书楼上层中间门额上悬有“海源阁”匾额一方，为杨以增亲书，额的背面有杨以增自题跋语。海源阁藏书浩瀚，为杨氏四代人潜心搜集的结果。现有藏书4000余种、22万余卷。珍本书主要得之于黄丕烈等藏书家，大多数都是孤本秘籍，其中宋元珍本逾万卷。这四大藏书楼中以瞿杨两家收藏的宋元刻本以及抄本书为最多，因而便有“南瞿北杨”的美称，深受海内外学者仰慕。杨氏藏书后历经战乱，迭遭破坏，大部分所藏图书都散失了，仅仅有一小部分辗转收入北京图书馆与山东省图书馆，才能保存至今。

　　皕宋楼，位于浙江湖州，藏书分三部分：皕宋楼（藏宋元刊和名人手钞手校本）、十万卷楼（藏书主要为明刊本）、守先阁（藏明后和明刊的重校本以及传钞本）。根据时人李宗莲《皕宋楼藏书志序》说皕宋楼中藏有“宋刊至二百余种，元刊四百余种”。皕宋楼创始人陆心源为清咸丰时期举人，毕生爱书，从青少年时期便开始藏书,藏书达15万余卷。不过可惜陆心源的后人是在不知其所以然的状况下将那一大批书籍保存下来的。在陆心源去世13年后，也就是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陆心源长子陆树藩把皕宋楼10万卷楼、守先阁等藏书用6万元卖给了日本人，后归属日本财阀岩崎静嘉堂文库。这一举动给中国文化遗产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著有《书舶庸谭》的董康这样写道：“古芬未坠，异域长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此次事件被称为“皕宋楼事件”。后来陆树藩把守先阁剩余的书捐赠给兴办不久的海岛图书馆。

　　八千卷楼所在地是浙江杭州，主人丁申、丁丙被时人称做“双丁”，丁氏兄弟都博览群书，对图籍嗜藏不怠，毕生专爱读书治学，在祖父丁国典、父亲丁英藏书的基础**求图书，或抄或购，在近30年间，聚书1.5万余种、20多万卷。除了有宋本40种左右、元本大约百种以外，《四库全书》底本、明刻精本、名人稿本以及校本、日本与朝鲜所刻汉文古籍等较多，是其藏书主要的特色，而且其中好多都曾被明清藏书家所递藏。丁氏宅院的祖居自清末、民国以及抗战之后日益衰落，丁氏子孙徙居各个地方，八千卷楼也似“王谢旧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丁氏后人将所有藏书低价售予江南图书馆，后藏南京图书馆，该馆辟专库贮藏，完好无损。丁氏兄弟传名后世，不单单由于家有8000卷藏书，还由于他们在战乱当中尽力保护与抢救了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

　　藏书楼走到现在，积蓄、升华、蜕变、涅槃，图书馆成了其最后归宿与崭新化身。面对饱经风雨的藏书楼，余秋雨先生不由得感慨：“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从各大藏书楼建立与它代代相传的历史当中，我们能看到中国文化特有且艰辛的流传方式，不但表现了中国人的文化良知以及坚韧精神，又反映了家庭代传的封闭系统无法避免的困惑和悲剧。对于那些珍藏书籍的人来说，他们的精神生命大于他们自己的领域，由于目力所及，都是人类崇高思想的精髓所在，是大于世界且永恒于世界的存在。

　　中国深厚的文明，令任何一册书籍都散发着诱人的灿烂。在莫高窟的耳洞里，我们发现了诸多古代文书，史称“敦煌遗书”，其内容、数量、价值、范围，前所未有，国内外学术界以此形成了一门当代的显学——敦煌学。从此一例，中国藏书文化的博大精深可见一斑。季羡林先生曾经感慨道：“中国藏书事业甲天下，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让人扼腕的是，中国历史上图书所遭到的浩劫也是特别的多。罪责难逃首推秦始皇，禁书焚书，以期江山永固，万世长久，怎知过了十多年就乌呼哀哉了；曲阜孔府中的鲁壁，是孔子后人藏书于墙中，冒死抵御专制的感人场景的遗留。项羽的又一把大火，烧嬴政的皇宫烧他的书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倒是明智的萧何明白藏书的重要性，抢救、保存了许多重要文献，在西汉稳坐天下之后，又主持建造了石渠、天禄、麒麟等藏书阁，令皇家藏书固定有序，有模有样；清代乾隆帝大力倡读书藏书，主持修订《四库全书》，可是在建造七阁、彰扬天一阁以及集纳书籍的同时，也销毁了上千种十几万部不利于统治，语涉抵触、讥刺、违碍、伪妄、诋毁、悖逆的“不经之书”。至于民间自行闻风而弃而毁的书籍就更数不胜数了。清末民国，觊觎中华文明已久的西方列强，终于有机可乘，大肆搜罗，致使很多中国文人精心收集的珍贵典籍，有很大一部分流落海外，成为远离故土的“海外游子”。

　　历史是一本教科书，可阅读，透视古今。现在，我们赶上了个好时代，国泰民安，终于，文物书籍外流的态势被止住了。国内的藏书界正努力运用各种各样的途径，以期实现流散异邦的古籍文典早日“回归”。

　　◎澹生堂中储经籍

　　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投身再大的事业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做一个事业，聆听再好的故事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做一个故事，我们一定会动手动笔，做一点有意思的事情。不妨把这样的故事称之为“收藏人生的游戏”。让今天收藏昨天，让明天收藏今天，在一截一截的收藏中，原先的断片连成了长线，原先的水潭连成了大河，而大河，就不会再有腐臭和干涸的危险。

　　——《收藏昨天》

　　收藏是一种文化，也是某种人生的态势。在人和物的对峙当中，人生因收藏而美丽，藏品因藏鉴而闪烁。我们能够从收藏中感悟其承载文化的深意，体味物趣，得到精神上的慰藉与满足，从而达到某一品质的提升，创造一种更高的境界；而收藏品则揭示了某一时期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走向，跨越时空，见证着人类的发展。所以，收藏也是一种精神和境界。

　　我国有很多名人深谙收藏之道，他们涉猎广泛，藏品丰富。收藏因名人而更加具有活力，名人也因为收藏而更显风采。其中，以藏书最雅，甚至，一些名人将其作为自己毕生的心爱事业。

　　中国私家藏书绵延到了宋代，已成为了士大夫们的普遍时尚。北宋司马光，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与历史学家，他曾官至宰相，还主持编写了《资治通鉴》这一历史巨著。司马光酷爱读书，也喜欢藏书，被称为“藏书癖”。他家建了一座藏书楼，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文史书籍万卷以上；他埋首于这座藏书楼长达几十年，还给其所在地取名叫独乐园。他十分爱惜书本，每次读书之前，为避免将书弄脏，往往要先揩抹桌面，将其铺上一层毡毯，然后小心地将书平放于毯子上，这才阅读起来。每当他看完一页之后，往往要先用大拇指轻轻托起书页的边缘，随后加上食指，非常小心地翻过，从不用指甲去刮书页。也轻易不肯捧着书读，更反对别人将书卷起来读或是将书页折角。

　　南宋大诗人陆游，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他也是一位著名藏书家。其一生嗜书，藏书丰富，同书有着不解之缘，且将居室取名为“书巢”，在书史上也具有一定地位。不过长期以来，其作为藏书家的声名却被诗名所掩。

　　鲁迅先生是众人皆知的伟大文学家，他也是一位毕生热爱收藏的收藏家。他将收藏除了当成一种休闲消遣以外，还用以增长学识、探究历史。他总是买些自己感兴趣的古器古籍回来，作为研究与探讨之用。鲁迅先生也喜欢藏书，他一生藏书费用约合今日人民币52万元。他在《鲁迅日记》中写有明确的书账：购藏9600余册书籍、6900多张古文物拓片，总计16500件图书。从其开始在北京教育部工作，一直到最终于上海病逝，24个年头当中，鲁迅收入的11.1%，专门用来购书藏书。

　　我国很多藏书家的乐趣并未仅仅停留在图书上，他们还喜好在新获图书上盖一方自己的印章，用来表达个性情志。明代藏书家祁承的藏书印章为：“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不但爱书之情流露了出来，并且表达了读书之乐。清人《榆园丛书》作者许益斋，其藏书印文深含哲理：“得之不易失之易，物无尽藏亦此理。但愿得者如我辈，即非我有益可喜。”其藏书观、珍书情，更显境界高雅。和藏书章的作用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藏书票”。它是种小小的标志，用艺术的方式，标明藏书是属于谁的。为读书人爱书、藏书的标志，被誉为“版画珍珠”、“纸上宝石”、“书魂”、“书海之帆”等。

　　世界上第一枚藏书票源自15世纪，是德国人设计制作的，到现在已有550年的历史。这枚藏书票的画面是一只嘴里衔着野花的刺猬，上面写着“慎防刺猬一吻”。随后，藏书票传入英国、法国以及美洲**。17世纪以后，收藏以及交换藏书票变成了一种时尚。伴随着艺术品收藏的兴起，各国先后都成立了藏书票协会。尽管藏书票的产生比邮票早300年左右，可是同邮票相似的是，它从出现的那天开始，便演变成收集与收藏的对象，有时它的收藏功能甚至已盖过了藏书的标志功能。原因在于，藏书票有着很高的艺术欣赏的特质，其图文并茂，色彩斑斓；小小票面不但能传递某种思想，还适应各种画种以及制作方法，变化无限，趣味无穷。

　　藏书票于20世纪初传入日本,大约20世纪30年代初流传到我国。事实上，在此前，一些传教士、西方学者以及外交官就已将藏书票随书籍带入中国（上海图书馆有收藏证明）。到目前为止。我国发现的第一枚藏书票大约出自1914年，是中国**藏书票收藏家吴兴文先生发现并收藏的。这枚藏书票贴在1913年版的《图解法文百科辞典》上，印着“关祖章藏书”的字样，画面为在满壁皆书的书房中，一位头戴方巾的书生正在搜索图书，秉烛展卷。在辞典的扉页上面，还用钢笔写着如下的英文字句：“关祖章藏于美国纽约特洛伊城第八街一七七号，伦斯勒工艺学校，1914年9月26日。”此枚藏书票用的是西方引进的木刻技法，构图又完全为中国古典传统风格，非常具有收藏价值。

　　由于藏书票不单单具有艺术欣赏功能，更有着独特的艺术个性，因而很多藏书家与艺术家都对收藏很喜爱、制作藏书票。鲁迅先生就非常关注藏书票，曾经托日本友人从日本购买过，如今，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中还珍藏着鲁迅先生收藏的各国以及中国早期藏书票。鲁迅先生对藏书票的迅速普及以及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最早的文学人藏书票“凤凰”就是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它是1933年由著名作家叶灵凤亲手绘稿刻印的。他思想进步，同诗人郁达夫等人积极推介西方文化，并且开始注意以及推介藏书票。亲手制作了这枚书票印出之后，他寄赠书票给日本友人太田临一郎。随后李桦、赖少其等一些青年木刻家受到他的影响，也积极制作藏书票。可见这枚书票具有史料与艺术双重价值。

　　因爱书而藏书，因藏书而有藏书票，因藏书票而衍生出了一个专门的艺术门类，且培育出一支收藏爱好者队伍。当今，中国的藏书票已普及全国、走向世界，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收藏昨天》中，余秋雨先生说：“希望世间能有更多的人珍视自己的每一步脚印，勤于记录，乐于重温，敢于自嘲，善于修正，让人生的前前后后能够互相灌溉，互相滋润。”

　　是一种情愫托起了藏书票，这种情愫就是人类对知识的崇拜以及对书籍的热爱。现实生活中的很多读书人，一不小心便沦为藏书人，尽管他们常常有书不读，但能专注于藏书，因此想要得到好书非常难。历史上只藏书不读书的人有很多，登峰造极的非天一阁的主人范氏子孙莫属，他们甚至将藏书当成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钱绣芸，一位为了能到天一阁里看书而执意嫁给范氏家人的伟大女性，最后却只能因其家族保守先祖遗产的严格条款规定而郁郁死去。1673年，黄宗羲成了范氏家族准许登楼查看其藏书的第一人，从此以后范氏家族也改变了他们的规定：只要是有真正大学问的人就能够入阁观书。

　　在我们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当中，有时，精神文化是难以得到传承的。较于物质精神让人更难坚持。自中华民族有了文明史以来，书籍就成为了保存中华文化的某一载体，也是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最好工具。其流传，有时候比人的繁衍还要困难。原因在于，除了要保证不会因人为的破坏而中断之外，还必须要有一种非常坚强的毅力与精神。范钦一家围绕创办天一阁的故事，令我们领悟到，在中国文化当中最重要的是，人必须要有一种文化精神。

　　精神是构成文化的最为重要因素。要是没有精神，再多的文化也仅仅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存在了，也会消失与毁灭，只有精神才可以让它永远存在，并且受到它的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