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乃立学之根本

　　◎琴声长伴读书人

　　书院的出现实在是一批高智商的文化构想者反复思考、精心设计的成果，它既保持了一种清风朗朗的文化理想，又大体符合中国国情，上可摩天，下可接地，与历史上大量不切实际的文化空想和终于流于世俗的短期行为都不一样，实在可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让人赞叹不已的创举。

　　——《千年庭院》

　　最初我国将学生受教育的地方，称谓为校、序、庠、学。据《孟子.滕文公》记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学校之称因此而来。书院兴起于我国封建社会中期，其萌芽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明，于清代普及，在中国历史上已延续了上千年。它为我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与学术研究机构，集教育、学术、藏书为一体，为我国古代教育发展与学术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书院的最大特色，在于它在系统地综合和改造传统的官学与私学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并非官学，可是包含官学成分，并非私学可是又吸收私学长处的新的教育制度。它是私人所创建的，并未得到政府的认可和资助，在许多方面同官办高等学府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是官学与私学相结合的产物。

　　从春秋战国时开始，我国古代几千年的教育制度，在各代虽略有不同，不过其特征却是一脉相承，从其组织结构与办学方式来看，主要分成：官学和私学。西周奴隶社会的官学为国家**机关所主办，高度集中的，“学在官府”是其传统，维护“学术官守”的传统。这个时候的官学是建立在土地国有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它的社会阶级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贵族。

　　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转变时期。随着经济政治的变更，教育也产生了剧烈的变化，私学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之下应运而生的。私学是私人依照社会或个人的需求而设的，分散的，特点是从“学在官府”变成“学在四夷”，促进了学术的下移。在创办私学方面孔子可以说是流芳千古。孔子对教育非常重视，拥有弟子三千、门生贤人七十二，还在曲阜杏坛讲学，培养了大批掌握文化知识的人才。余秋雨先生曾说“天下最大的学校，一定是孔子创办的那一所”。孔子为我国历史上私人讲学第一人，也是中国首位私学教师，他将“学在官府”的局面打破，将文化知识是贵族专属的局面打破了，将文化知识植入民间。他首先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方针，不分贫贱富贵，都能在他那儿受教。孔子兴办的私学，应该可以说是书院教育的雏形，对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早已是学界定论。在中国历史上，宦海浮沉，升迁不定，进入仕途的文人们往往进退难测，不但要有着激流勇进的精神，也要做好消极隐退的思想准备。当他们不满时政，或失意时，不但想坚持“志于道”，并且还**精神上的自由与解脱，因而儒释道的观念左右他们走进山水，读书著述，随性所致。自魏晋南北朝到唐代，慢慢形成习业山林的风气，在深山**当中出现了一些私人隐居、读书治学之地。从地方志看来，书院最早于唐太宗时期出现，比如大将军李靖在山东读书与研习兵法的书院。从官方的文献记载而言，则始于中期唐玄宗时代开设的东西二都丽正与集贤书院。在《随园随笔》中，清代诗人袁枚写道：“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不过在五代末期，已形成了有着聚众讲学性质的书院，庐山国学，也称白鹿国庠便是代表，位于江西庐山，是闻名于世的白鹿洞书院的前身。那个时候的书院就已有私人办和官方办这两类。起初，书院还不过是官方藏书、校书的地方；有的仅仅是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还并非真正的教育机构。

　　经过连年战乱后，宋代官方所办的学校被破坏，有名无实，并且国家还不具备充足的力量来兴办学校，就在这时私学教育与启蒙教育得到了充分发展。学者们开始选择名山胜地建立书院，用其作为聚徒讲学与研究学术的场所。此种书院成为当时一种新型的教育体制，它的诞生为我国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大转折点。此后，我国教育便呈官学、书院与私学三轨并行的体制。那一时期的大宋，可以说是一个繁华如梦的王朝，一个崇拜文化的王朝，恰恰是那灿烂的文化造就了它的繁华，可是大宋文化的根源就在于赫赫有名的四大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以及商丘的应天府（睢阳）书院。事实上它们已成为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几个学术中心，是大宋文化的缩影。宋代的书院大多继承了孔子办私学的传统，还承袭了其自由、开放的办学风格，成为中国民间自由学术思想的代表。

　　在每个朝代，最具活力的教育全部都是书院类型的私学，但是当这些私学发展到一定高度之时，通常因受到政府的认可与资助就转化为官学，可一旦成为官学以后，往往就失去了它的活力，最后慢慢衰落下去，被别的新兴的私学所取代。有学者将其称为“三部曲”，也就是私学从兴起，到转为官学，到最后衰落的三个阶段。以四大书院为代表的一些书院，它们的前身多是地方官或别的人私创，后来朝廷通过赐额、赐书、赐田以及任命教官等手段进行控制，使其具有了半官办性质。随后因办学重点转移、财政困难、管理不善等原因而关闭。不过也有许多书院在制度上，不但吸取了官学和私学的经验教训，而且采纳了佛教与道教讲学的经验，博取各家所长形成了不拘一格的特色，加上很多著名学者从官学转向私人书院、印刷术的发展给书籍的出版提供了便利条件等，因此让书院获得了更好的发展。

　　元朝统治时期，也十分重视教育，经常奖励学校与书院的建设。不仅文化兴盛的江南普遍创建或复兴书院，就连北方地区也相继设立了很多书院，不过其管理以及讲学水平都很一般。到明代以后，情况又发生了改变。明代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政府重点是办官学，提倡科举，因此对书院不重视。从整体而言，书院处于发展的一个低谷，但此时也恰恰是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低落期。程朱理学长期处于官方学说的地位，让它失去了昔日的进取而流于僵化，可是八股文的盛行将此种僵化越发加重了。到了嘉靖（公元1522—1566年）年间，以湛若水、王守仁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家，以书院为阵地，发动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因此明代书院由衰到兴。更值得一提的是，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也就是朝鲜世宗二十一年，朝鲜李氏王朝借鉴了我国宋代的书院制度，用来发展本国的教育事业，这也成为我国书院输出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中国书院文化传播由此可见一斑。

　　清朝书院承袭明朝的遗风。清朝初年，政府一直都奉行“不许别建书院”的禁令。一直到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才允许各省创立书院，不过一直实行严加控制的文化政策，加之文字狱的影响，书院不得不改变了起初的学术追求。大多数书院都以科举为业，对学术的发展没有太多的增进，然而书院的这种形式得到了迅猛发展，普及程度有了极大的提高，对东南亚等一些国家的办学产生了影响。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印度尼西亚华侨创建的明诚书院是海外第一所华人书院；随后，新加坡华侨也在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创立了萃英书院；美国的旧金山也在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建有大清书院。尽管这些海外华人书院和朝鲜等仿照中国制度建立的书院有所不同，不过书院已传播到中华文化领域之外，对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远年琥珀》一文中，余秋雨先生说过：“文化如远年琥珀，既晶莹可鉴又不能全然透明。一定的沉色、积郁，即一定的浑浊度，反而是它的品性所在。极而言之，彻底透明，便无色彩和图纹存在，而没有色彩图纹，便没有文化的起点。”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慈禧太后不得不颁布诏书，把各省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地普遍设立中小学堂。因此，中国一千多年的书院制度被人为地画上了句号。从书院的产生至发展、兴盛至衰落，我们能够看到作为传承文明、传播思想以及文化载体的书院，和文化传承有着难解难分的姻缘关系，它自始至终是封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同统治阶级不但有调和，而且还有斗争，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教育主张与教学特色。用哲学的观点来解读，书院改成学堂，让中国古代教育与近代教育得以血脉传承，让中西文化得以交融贯通。因此，书院并未就此灰飞烟灭，而是在此次“改制”中得以涅槃重生。

　　◎书院：打破沉默

　　文化，在它的至高层次上绝不是江水洋洋，终年不息，而是石破天惊，又猛然收煞。最美的乐章不会拖泥带水，随着那种神秘指挥的一个断然手势，键停弦静，万籁俱寂。

　　——《奇怪的日子》

　　作为一种高级形态的教育与学术机构，书院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纵观我国历史，国势兴，则教育兴、学术兴。书院起源于繁荣的唐代，至宋代，达到了全盛时期，曾给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无法比拟的贡献。可是在近代，学堂将书院取代，历经近百年的沉默。然而，书院依然是中国文化人心中永远无法抹掉的记忆，依然是中国文化人所向往的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如今，人们又开始认识到它的价值，书院文化又在人们现代意识的觉醒下悄然兴起，象征性地对今天的现代教育制度加以反驳。

　　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认为，书院的繁荣，标志着中国文化、政治以及经济的全面进步。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文化信心于是就开始增强了，中国该如何发展，怎样发展，很多人对中国历史以及文化传统开始进行回顾，去那里寻求资源。书院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是在书院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历经长期的传承和创新，形成了不同于传统中国其他文化内涵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以及行为规范的独特思想成果。

　　书院的出现令传统中国的社会教化局面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书院在传授对象方面是非常开放的，尽管在招收生员上书院有着严格的名额限制，可是书院教学实行开放式的办学，是面向广泛的社会群体的。并且在宽松自由的办学环境下，学术大师们集聚书院讲学，师生之间互相问难答疑、互相激荡提升，因而获得新的观点、思想，促进了学术创新精神的形成。书院已发展成了以文化传播、普及为核心的社会教化的重要机构，这是其直接为社会服务的重要方式。在1901年，书院改制后，胡适先生曾说：“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有学者分析后觉得，现今的传统书院，例如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等，差不多已成为了旅游景点，变成了文物部门以及旅游部门共同保护的单位，只有建筑存在，已不再进行学术研究与教育活动。岳麓书院则代表了焕发现代活力的传统书院，同现代教育相结合，招收研究生，研究的主要方向就是书院文化，并且创办中国书院的辑刊，正在搜集各方面书院文化的典籍。

　　中国传统书院与学术存在着互动的关系，学术的发展借助讲学，书院是不受约束、相对自由的、非体制化的讲学形式，活泼自由。当然，新的文化学术也并非孤立的，它反映了社会的变化。从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再一次大量涌进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发展受到断裂的处境，这让一批知识分子以及文化人士开始思考用书院这样的方式，来实践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某种文化“对接”。在现代书院当中，中国文化书院是一位实践传统和现代的文化“对接”的先行者。1984年，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和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岱年、季羡林以及汤一介等学者创办中国文化书院的时候，便吸纳了大批海内外学者加盟，并且同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建立合作机制，集中名家讲学，将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张炜以为，书院是中国的伟大传统，现今的坚守非常不易，因为要防止走调，防止形似而实非。他在山东创办的万松浦书院，就具备了中国传统书院的一切基本元素，比方说**的院产、讲学游学以及藏书与研修的功能，稳定以及清晰的学术品格，以学术主持人为中心的立院方式，传播与弘扬文化的恒久决心以及抱负等。张炜说，**的院产、讲学、游学、藏书以及研修的功能，稳定和清晰的学术品格，传播和弘扬文化的恒久决心和抱负，是书院的基本要素与功能。

　　各种书院的相继成立，让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对传统书院的“复活”与现代书院的创立此种重要文化现象再度关注与讨论。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民觉得，现代书院的创办，显示了中国作家、学者自觉的文化使命感以及积极的文化创造姿态，对我国的文化体制，也是一种创新与探索。

　　历史文化学者、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对现代书院也加以了肯定，他认为：“这体现了各个知识阶层派别从各自角度或爱好出发，或传习传统文化经典，或以西方文化为启蒙，都无可厚非。”他说过：“只要不是将书院变成一个封闭的堡垒，传习传统文化只要不是将之变成民族主义的东西，都是有益无害的。因为它们构成了中国多元的文化事实。”事实上，中国书院的重要意义恰恰是它对当今教育机制与无法自由办学的补充功能。

　　书院在复兴的道路上也遇到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冯骥才说，如今书院发展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先例，凡事都得创造。“我们是第一批人。最大的困难没有可以仿效的，最大的优点可以发挥想象力自由创造。”师资也是个问题。书院许多导师是由教授兼任，可是忙于本职的学者们，却很难有更多的精力照顾书院。为此，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认为，纯粹学者主持的书院想要发展，关键是要解决体制问题。岳麓书院属于高等院校，集中了很多人才从事教学研究，有学位授权体系，有博士点与硕士点。承担了许多国家的研究课题。倘若书院要红火起来，首先一定要在制度上理顺，不要将它仅仅当成文化遗迹。用得好，依然能够成为今天学术研究的重要场所和基地。其次是要具备保护书院的理念。我们所做的，不单单是保护古籍，更重要的是传承和弘扬，这是岳麓书院的理念。我们也借助市场，凭借旅游收入平衡开支，可用于文物保护，又能支持学术研究经费。再次，积极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前来讲学，让岳麓书院请进来，走出去。主事者往往没有精力也不善于产业化运作，学者们一般不具备太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还认为，“没办法授予学位”也是该院以及别的中国书院当前面临的普遍困难。

　　在建设现代大学文化的征程上，充分挖掘书院文化的精华，以扬弃的态度将其转换为大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应是构建现代大学文化的重要途径。中国大学体制应属典型的舶来品，这决定于近代中国特定政治社会条件。不过，制度移植的合理性并不代表着大学文化也能照搬，原因在于文化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就像梅贻琦先生所说的：“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大学文化的构建需要在充分挖掘包括书院文化在内的优秀传统基础上，对其精华部分加以现代化转化，让中国大学文化呈现出中国气派、中国特色。《文化敏感带》中，余秋雨先生在说：“一个民族，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带集中在思考层面和创造层面上，那它的复兴已有希望……”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百折不挠，坚韧不拔。只有厚德才可以令人生充满活力；只有笃学社会才会充满生机；只有传承回归中才会超越；只有开拓才会促进崭新的文明升华。我们应在先进文化的引领下，为青年一代的成长，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百年书香校园创造更好的业绩，谱写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