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扬顿挫中国话

　　◎汉语是一场宏大的演出

　　终身沉埋在华语圈域中的人很难辨识华语真面目，要真正看清它，须走到它的边沿，进出一下山门。

　　——《华语情结》

　　倘若我们身临文化熔炉之中，就会发现中华文化是多么的源远流长，真是令人梦萦情牵。中华上下五千年，不但有平淡如水的寻常百姓生活，也有动人心魄的历史景象，尽管与时空有阻隔，可是我们和历史之间是没有距离的。那是由于我们同生华夏地，同长黄皮肤，同饮长江水，同是黑头发，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汉语，它承载着悠久的中华历史传播到世界各地。

　　在最初产生阶段人类的语言是纷繁复杂的，具有不稳定、模糊、随意性等特点。相同的语言也会因部落的迁徙融合、时间地理的变迁、图腾崇拜的变化而产生变种，例如方言。据估计，世界上大概有5600多种语言，其中使用人数超过100万的语言的有大约100种，超过5000万的有大约20种。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有声语言的书面表达形式。不管哪种文字都是在一种具体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文字依附、从属于语言，没有语言就称不上是文字。世界上存在只有语言却没有文字的民族，历史上也有过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时代，但是没有仅仅只有文字却没有语言的民族或时代。尽管语言能够作文字的基础，可是语言毕竟不等于文字，虽然各国科学界以及宗教界作出很大努力，不过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二的语言没有相应的文字。文字记录语言，依附于语言，可是又反过来影响、提高语言，促进语言的健康发展，平时面对面说话，没工夫锤炼推敲，并且话一出口，看不见、找不到，文字将语言记录下来，变成了有形的、书面的东西，这就让人们有可能将其加工，此种经过加工的语言，比起它的自然形态来，一定是更为精练、更加严密、更趋于规范化了。

　　古人觉得文字的发明，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淮南子》里说道：“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通常的文字也都沾上了迷信的色彩，有字的纸不能乱扔，要放在有“敬惜字纸”标签的容器当中，积聚在一起烧掉。文字里边当然也有避讳，嘴里不能说的名字，纸上也不能写；一定要写的就得借用同音字，或是缺一笔。恰恰是因为有了文字，才有了记录人类文化以及人类历史的大量典籍，让我们如今依然可以大体知道古人的历史以及文明状况。也恰恰是因为有了文字，被称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作品，才有被创造出来的可能。文字是语言的最好的助手，是人类文化传播的功勋使者，也是文学与艺术的伟大工具。可以说，文字的创立，充分体现了人类伟大的智慧，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以及人类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源远流长的汉语文化从其缔造者那儿就被授予了跨越时空的使命，里面吸纳了多少文人的情怀。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告白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友情誓言；从杜工部笔下“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愁思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从《三国演义》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到《红楼梦》的儿女情长……这全部的文字记载都是对汉语精华的传承，凝聚成了我们心中的汉语情结。

　　汉语分文言文与白话文两种。在我国古代，用口头语言和用书面语言来表达相同的一件事是不一样的。大体而言，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并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与后来历代作家仿古作品中的语言。古白话是唐宋之后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书面语。尽管古白话是白话文，但有别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白话文，通常都是以口头语为基础而夹杂一些文言成分。我们如今所讲的白话文，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产物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为当时看到西方国家的语言与文字是统一的，回顾我国语言与文字却是分开的，所以就开始提倡白话文——用语体来代替文言。

　　鲁迅，能够称为白话文的鼻祖。鲁迅，原名周树人，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他生活的时代恰恰是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交接的时期，因此他目睹了推翻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也见证了中国现代史开端的“五四”运动。他从小便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熏陶，之后又走出国门留学日本，在那里又广泛接触了西方文化。在历经当时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的巨大变迁之后，鲁迅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他的精神渗透到每一部作品当中，对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1918年的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这一举动揭开了中国进入白话文小说时代的序幕，也预示着文言文时代的终结，这篇小说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内容与形式的现代化特征，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开辟了我国小说发展的一个新时代。作为一个中国人，鲁迅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他甚至将毕生的精力都倾注于创作救国。他的作品不仅仅是那个时候社会血泪的写照，也是敲醒沉睡中的国人的警钟。他关注民族的发展，也对人类面临的问题进行思考，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鲁迅自己曾经认为，他的创作之所以在当时“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其原因在于“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可以说，鲁迅的小说真正做到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和流”而又并没有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并且有着独特风格的“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文学。

　　近百年的事实证明了，推行白话文令国人受益匪浅，白话文早已深入人心。从教育方面说，白话文运动在中国文化史上，因白话文的提倡，使得教育更为普及了，人民的知识水平也由此而提高，也促进了国家的进步。可是我们古老的文化遗产都蕴藏在浩瀚如烟的古籍当中，然而接受白话文教育的人对古籍中的古文接触较少，如此一来，怎样继承自身优秀的文化又成了一个问题。

　　是的，时代毕竟如滔滔江水一去不返，单纯的复古主义毫无意义，然而，怎样整理五千年的文化遗产并且发扬光大，却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看到如今华语文化也陷入尴尬的境地，其发展形势也不容乐观。

　　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杨锦麟在接受采访时说：所谓浓厚文化气息，估计是一种“假象”，但是我喜欢此种氛围与“假象”，至少证明，中华传统文化的氛围，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重新认同与喜欢。华语文化正在受到商业化、庸俗化，与卡通文化的冲击。华语文化的发展，现实的情况，不一定对华语文化的健康发展有好处。现实中的各种制约因素以及思考模式，也许会令华语文化对传统的承接，并且对现代的延续遭遇到能够想象的瓶颈，这也就令华语文化的蓬勃发展产生了例如海外的华文文学、散文、诗歌和华语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通俗歌曲，在马来西亚以及中国**、中国香港等地区都能获得出人意料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文化状态。

　　萨丕尔（E．Sapir）在其著名的《语言论》中说：“语言有一个底座。说一种语言的人属于一个（或几个）种族，属于身体上某些特征与别人不同的一个群。语言不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脱离那种代代相传地决定着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信仰总体。”在很多国人不重视华语的同时，在国门外华语却得到了较好较快的发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位加拿大女孩曾说：“学好汉语是我很多年前就开始追寻着的一个梦。因为只有懂得汉语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古老而神奇的历史与文化，才能了解今天迅速发展着的中国。”那么如今，你的梦又是怎样的呢？

　　◎实力也是“说”出来的

　　那时唐朝强盛，华语走红，种种交往中主要是异邦人学华语。这就像两种溶液相遇，低浓度的溶液只能乖乖地接受高浓度溶液的渗透。尽管当时作为国际都市的长安城大约有百分之五的人口是各国侨民、外籍居民及其后裔，华语反而因他们的存在而显得更其骄傲。

　　——《华语情结》

　　在《华语情结》中，余秋雨先生曾说：“语言像山岳一样伟大。不管哪一种，堆垒到20世纪，都成了山。华语无疑是最高大幽深的巨岳之一了，延绵的历史那么长，用着它的人数那么多，特别有资格接受萨丕尔（E．Sapir）给予的‘庞大’、‘广博’这类字眼。”应该说，每一种语言文字都深深地根植于其民族文化特性的土壤当中，都和其自身赖以存在与运动的社会以及文化血肉相连，任何一种文化都通过自己的语言来论及实在。

　　唐朝（公元618—907年）是历史上中国最鼎盛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最开放，国人最自信的时期。当时的这个东方泱泱大国，令全世界都为之倾倒。当时的长安如今的西安，不但是唐朝的首都，也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世界各国商贾、货物的汇集的地方。如今，别的国家居住的中国人为了纪念那个时代的繁华盛世，还总是将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唐人街”。那时的长安比欧洲的所有大都市都要大，吸引了各式各样的外国人前来目睹她的风姿华韵。因为来中国的人太多，唐朝皇帝只好下令成立一个特别部门专门对这些人的饮食起居进行打理，并且让私塾先生教这些外国人学习汉语。

　　唐朝的文化对日本等国产生了影响。在唐朝的时候，日本有语言而无文字，当时日文的发明者依照汉字的一些部首来标定日语的一些发音，而许多日语中当时就没有的词汇则直接借用了中文的写法与汉语的发音。从6世纪至8世纪，日本一直把唐朝作为效仿的对象。佛教原本是从印度传入中国，可是中国却可以将它加以改造变成自己的东西，之后再输送到邻国。在《华语情结》中余秋雨先生说道：“华语，连带着它背后的整个华夏文化人格，曾经被一个异邦人收纳到何等熨帖的程度。语言优势与心理优势互为表里，使得唐代的中国人变得非常大度。”

　　现在，我们似乎又听见了唐朝的回响。倘若说中国已持续了二十多年的“英语热”，表明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坚定愿望，那么最近几年来兴起的世界性“汉语热”，则体现了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开始显示对于世界的日益深入的影响力。当前，世界各国不管是政府或是民间，政要或是学子、民众，都有数量相当大的人在埋头读中文、练汉语，促成了政府倡导学、民间扶持学，领导带头学、民众主动学的新局面。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曾经说过：“做一个人，你一定要了解你的背景、你的根。如果你是一个华人，你完全不会讲、不会看、不会听、不会写华语———中国话，我看你或多或少一定是很难过的，是有自卑感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当一国的民族语言被作为外语普遍学习之时，就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这个国家国际地位的真正提升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深化。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优美，也是最难学的语言之一。中华文化悠久灿烂，汉语音谐符美，使用人群庞大，可是汉语正在崛起的最根本、最强劲的动力就是中国的崛起。中国二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使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也不断提高，随之汉语的实用价值也大幅增长，影响力大为增强。因而，汉语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把汉语看成一种必须获得的知识。许多国家都已认识到，“在未来50年里，汉语将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带领下与英文并驾齐驱，成为主要的国际交流语言”。

　　在此种大背景下，为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和学习，以圣人“孔子”为名、回归中华文化主流的“孔子学院”，作为在世界范围内传承汉语教学的载体，应运而生。中国教育部于北京设立“孔子学院”总部，并通过总部授权在国内外设立以开展汉语教学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孔子学院。孔子学院，也称孔子学堂，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大学，而是推广汉语文化的教育与文化交流机构，是在借鉴国外有关机构推广本民族语言经验的基础上，在海外设立的以教授汉语与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它秉承孔子“和为贵”与“和而不同”的理念，推动中外文化的交融，以建设一个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宗旨。其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便是给世界各地的汉语爱好者提供权威、规范的现代汉语教材；提供最主要、最正规的汉语教学渠道。“汉语桥”等世界性的比赛活动也成功举办多次，其目的就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在世界上进一步传播汉语，让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大学生在比赛当中用共同的语言——汉语，来表达他们热爱汉语、热爱中国的心声。并且提高各国青年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增进对中国的认识与了解。

　　汉语在世界一路走红的同时，我们也明显能感受到了如今的汉语热多少显得有些“内冷外热”。由于中国国内汉语和中文教育出现的问题越发严重，学生的中文水平较之二十年前明显下降，词不达意、文句不通的教授也比比皆是。在一些教育制度的设置与文化、学术价值的评估上，也是重英语而轻自己的本土语言。余秋雨先生在《华语情结》中也说过：“这些年在华语圈边沿上晃荡进出的人数之多，可能已达到历史之最。青年知识分子中很少有完全不理会外语的，这实在是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走向未来的吉兆，一点也不应该抱怨。从趋向看，进出华语圈的人还会多起来。所有大城市里的父母亲，都在关注着子女们的外语成绩。至于华语的好不好，反而已不是关心的重点。”不可不承认，英语在当前世界确有优势，受其影响也不足为奇。不单单是汉语，别的语言就连处于霸权地位的英语包括在内，也都面临着其他语言要素的冲击。然而，以英语为权重，为标准，为唯一重要指标，来衡量选择人才是不科学的，错误的。封闭太久了的中国人太想同国际接轨，不慎过多地接上了“英语”的轨，搭上了并不是真正的“国际”班车，最终不免走错方向。并且受英语以及网络语言的双重“夹击”，汉语的“纯洁性”更难以保持，再加上近代以来白话文运动的一些失误，“优雅的汉语”变成了一种奢望。

　　**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用“百年中文，内忧外患”来说明“汉语的危机”。这样，一方面是海外的汉语热，一方面是国内的汉语危机，可谓“两重天”。如果说，汉语热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新桥梁，那么当人家架起了桥梁的那一头的时候，我们这一边的桥墩可一定不可以出现裂痕。语言的纯洁性关乎一国的文化凝聚力和软实力。语言并不单单是交流的工具，更是维护一个民族生活、思维以及行为方式的载体。诗人荷尔德林曾经说过，若词语破碎，无物可存在。大哲学家海德格尔说得更为直白：语言是万物之所以存在的家。

　　当然，提倡维护汉语的纯洁性，谨慎汉语英语化、网络化的趋势，并非反对学英语本身，也并非让汉语拒绝革新，故步自封，而是批判盲目崇拜英语的行为与心态。语言是民族的命脉与凝聚力，是民族**的象征。语言是根植于民族灵魂和血液间的文化符号，她不单单是一种表达工具，更是真实记录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踪迹，成为延续历史与未来的血脉。我们一定要给予我们的母语——汉语，足够的地位与关爱，激励国人去学习去发展去发扬，吸引世界上更多的人来学习汉语、运用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