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落成泥碾作尘

　　◎陨落不了的精神

　　废墟有一种形式美，把拔离大地的美转化为皈附大地的美。再过多少年，它还会化为泥土，完全融入大地。将融未融的阶段，便是废墟。母亲微笑着怂恿过儿子们的创造，又微笑着收纳了这种创造。母亲怕儿子们过于劳累，怕世界上过于拥塞。看到过秋天的飘飘黄叶吗？母亲怕它们冷，收入怀抱。没有黄叶就没有秋天，废墟是建筑的黄叶。

　　——《废墟》

　　一直认为，有着“万园之园”美誉的圆明园是哭泣的。这座昔日压倒群芳震惊世界的园林建筑奇珍，今日已成了绿树丛中断壁颓垣、伤痕累累的废墟。余秋雨先生在《废墟》中感怀：“我诅咒废墟，又寄情废墟。”这种矛盾的心情，我们又何尝不是呢？

　　圆明园位于北京市西北部郊区，海淀区东部，原为清代一座大型皇家御苑，宏伟瑰丽。历时150年不断营造，荟萃了中外园林的精华。它占地约5200亩。历史上的圆明园绕福海而修，由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三园组成，平面布局呈倒置的品字形，总面积达350公顷。圆明园的陆上建筑面积比故宫还要多一万平方米，水域面积又等于一个颐和园，总面积竟相当于紫禁城面积的八倍还多，有风景点100多处。

　　余秋雨先生在《废墟》中说，“废墟是毁灭，是葬送，是诀别，是选择。时间的力量，理应在大地上留下痕迹；岁月的巨轮，理应在车道间辗碎凹凸。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正是昨天的一把大火，造就了今天的废墟，点亮了我们的双眼，看清历史。1860年10月的那一场大火将奇迹和神话般的圆明园变为一片废墟，只剩下断垣残壁，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八国联军**着她的肌体，摧毁着她的骨胳，冲天大火燃烧的是一个民族的自尊，百多年的疼痛穿越风雨敲击着的又何止是这些石柱？站在一根根发绿的石柱下，不由得会感到莫名其妙地恐惧，无法不感受到圆明园的疼痛，感受到一个民族的屈辱，那是一种切肤的痛。走过荒草和瓦砾之间，探寻着烙在角落深处的潮湿隐秘，岁月正在无可名状地向我们诉说这些秘密，虽然年代已渐渐久远。

　　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48年（1709年），至乾隆九年基本建成。长春园和万春国则为乾隆年间所增建。嘉庆、道光、咸丰各代也屡有修建。前后历经150多年的不断营建，占地达5200亩，拥有景点140多处，成为当世罕见的“万园之园”。“圆明园”是由康熙皇帝命名的。悬挂在圆明园大殿门楣上方的匾额正是康熙皇帝亲笔御书的。而宫门外的匾额则为雍正帝手书。“圆明”是雍正皇帝自皇子时期一直使用的佛号，雍正皇帝崇信佛教，号“圆明居士”，并对佛法有很深的研究。康熙皇帝在把园林赐给胤禛（后为雍正皇帝）时，亲题园名为“圆明园”，正是取意于雍正的佛号“圆明”。雍正皇帝对圆明园的解释，说“圆明”二字的含义是：“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意思是说，“圆”是指个人品德圆满无缺，超越常人；“明”是指政治业绩明光普照，完美明智。这也可以说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标榜明君贤相的理想标准。

　　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在给一个叫巴特勒的上尉的一封书信中描述了一个如梦如幻的仙境，这个仙境就是圆明园——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最为奢华、最为巨大的皇家园囿。

　　“请您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造一个梦，用雪松做屋架，披上绸缎，缀满宝石……这儿盖神殿，那儿建后宫，放上神像、放上异兽，饰以琉璃、饰以黄金、施以脂粉……请诗人出身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添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再加上成群的天鹅，朱鹭和孔雀……请您想象一个人类幻想中的仙境，其外貌是宫殿，是神庙……”

　　事实上，雨果既没有到过中国，也没有亲眼目睹过圆明园。雨果是在阅读了很少的关于圆明园的记载的基础上，以一个诗人的想象力，在遥远的法国，“创造”了一个圆明园。今天，凡是对圆明园的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必定阅读过雨果的这封书信。雨果想象中的圆明园，比专家和学者的描述更为形象、更为动人，也更为“真实”。确实，雨果的描述真真切切地触摸到了圆明园的“灵魂”。

　　据史料记载，圆明园汇集了当时江南若干名园胜景的特点，将中国古代造园艺术之精华融会贯通，以园中之园的艺术手法，将诗情画意融化于千变万化的景象之中。其中有50多处景点直接模仿外地的名园胜景，如杭州西湖十景、苏州狮子林，不仅模仿建筑，连名字也照搬过来。模拟《仙山楼阁图》而建的蓬岛瑶台，再现了《桃花源记》境界的武陵**。更有趣的是，圆明园中还建有西洋式园林景区。最有名的“大水法”，是一座西洋喷泉，还有万花阵迷宫以及海晏堂等，都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在湖水中还有一个威尼斯城模型，皇帝坐在岸边山上便可欣赏万里之外的“水城风光”。此外，圆明园还是一座珍宝馆，一座大型的皇家博物馆，收藏着许多珍宝、图书和艺术杰作。里面藏有名人字画、秘府典籍、钟鼎宝器、金银珠宝等稀世文物，集中了古代文化的精华。圆明园也是一座异木奇花之园，名贵花木多达数百万株。

　　站在同一片历史天空下，天边的云彩慢慢淡去。孤悬的大树，在凛冽的风中，沉淀着灰色的天光。据说毁灭圆明园的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一个古老的民族就痛苦地抱着头蹲在火边哭泣，一群强盗就狂妄地站在火边狞笑。强盗的狂妄与羔羊的蒙难，只在历史教科书上留下浓黑的墨迹，而那熊熊的冲天大火滚着血腥的浓烟，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上永不能失去，对于一个善良智慧的民族有着世世代代刻骨铭心的启迪。“落后就要挨打”，炎黄子孙用鲜血与财富换取的哲理，永远刻在耻辱的大水法的残柱上。余秋雨先生在《空空的书架》中说过，“对于重要的历史，任何掩饰的后果只能是歪曲。”面对圆明园这片“废墟不值得羞愧”，也不需要掩饰。

　　无数次从教科书中见过这组图片，可当我们立在苍苍的天空下，真实地面对着这一片一地一旷野的玉白石块时，仍感到那来自心底的震撼！泪水流进我们的心底，那些石块、石柱、石雕连同那灰苍苍的天空一起烙在了脑海，成为心房上一幅永不磨灭的壁画。依旧华美——那冰冰凉凉的玉石纹理；依旧精致——那欧式的曲线流畅；依旧贵族——断碎的罗马石柱在苍天下笔直出一派伟岸和傲然。

　　我们该以怎样的心态去认识废墟，以怎样的角度去发掘废墟，却是一个现实而严肃的问题。余秋雨先生说“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前些年，曾经围绕这圆明园需不需要重建有过争论，结果是理智的人们理解了废墟的价值，尊重了历史留给我们的残酷真实，这片废墟留下了。真实的废墟，才有真实的文化，真实的历史。保存废墟而不假饰废墟，开发废墟而不是重建废墟。因为那样是对历史的戏弄，对文化的糟践。在经过那么多岁月之后，眼前这般断壁残垣，静立无语的石柱，仿佛是一座纪念碑，向世人昭示着圆明园往日的风采，也记录着英法联军践踏中华文明的滔天罪行。还能提醒人们对一个多世纪前那场恶梦的记忆，那场中华民族的灾难与奇耻大辱！望一眼这阴霾的朝代，依然连绵着落叶和悲情的雨声。圆明园不曾消逝，惟有那场百年前的大火，依然灼伤着我们民族一个时代的悲哀。

　　在城市中穿行，总是会遇到古老的城墙，发黄的屋檐，它们如同一位从时光隧道蹒跚走来的老人，承载着历史，叙说着过去。它经历千年的沧桑风雨与风云变化，见证了千年的时势突变与荣辱兴衰。如今一块块青砖在岁月和无数的脚步的打磨下已是光可照人，青砖的细缝间已经长满了绿绿小草和片片青苔。而城墙却在历史风雨的腐蚀与冲刷下变得痕迹班驳。用手触摸着划过城墙，揭开神秘的面纱，但却没有人告诉我属于你的一切，殷红的油漆在多少回的日雨寒热交替中脱落了。开着推土机上废墟，用今天的金碧辉煌来替代昔日的残壁断垣，刀削斧砍般的历史痕迹被现代装饰材料抹得平平展展、干干净净。这样的废墟只是一堆堆实实在在的现代垃圾而已。

　　在高原、沙漠和其它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一些古代废墟自然被保存着，是荒凉保护了它们，这是废墟的幸运，也是废墟的天堂。有哲学家说，在地球上行走，没有一处不是废墟。现在的建筑，将来的废墟，现在的孩子，将来的老人，时间一直在流淌，不曾回头。而废墟的价值在哪里？是活着时候的张扬，还是坍塌时候的无奈？圆明园残缺的身体已经无法摆脱“废墟”的关联，因此，她成为了“文化或者是文明的碎片”，代表着已经消失的岁月，成了神圣。作为一座园林，圆明园无疑是成功的，作为一片废墟，圆明园也同样是成功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但是又确确实实曾经存在过。

　　虽然没有一处建筑可以做到永垂不朽，但是它们承载的文化信息足可以安慰为生存理念而惶惑的后代。曾经的废墟都安谧了，新的废墟还在产生，生生不息，无限循环。由于废墟，曾经熟悉的地方成了生疏的地方，曾经生疏的地方又渐渐熟悉了。面对曾经的文明，人类享受着自然毁灭的**。这些墙壁和建筑并不怕那些突然来到的自然灾难，害怕的是来自人为的灾难，废墟的发生总是从心灵首先发生。人类总是习惯标榜自己的发展是呈螺旋状上升，其实大多数时候是往下走的，**越大，退得就越厉害；文明走得越远，人对自己**的调控能力就越差。

　　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圆明园废墟是北京城最有历史感的文化遗迹之一，如果把它完全铲平，造一座崭新的圆明园，多么得不偿失。大清王朝不见了，熊熊火光不见了，民族的郁忿不见了，历史的感悟不见了，抹去了昨夜的故事，去收拾前夜的残梦。但是，收拾来的又不是前夜残梦，只是今日的游戏。”

　　◎在废墟的底色下

　　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废墟二字，在中文中让人心惊肉跳。

　　——《废墟》

　　秦始皇“焚书坑儒”，早就被定格为文化摧残的象征符号。大凡天下读书人皆好称引。它也一直作为秦始皇残酷暴戾的证据，被后世天下学人唾骂了两千多年，以至于现在某些人一想到这个历史事件，仍然耿耿于怀，恨不能掘墓鞭尸，恨不能穿透两千多年的时空，对秦始皇敲骨吸髓。不可否认的是，焚书坑儒的确是一种既愚蠢又残暴的手段，它毁灭了古代许多典籍，造成文化史上的废墟，难以弥补。

　　但也有人认为焚书坑儒是进步措施。因为秦始皇的大一统是进步的，是对春秋战国分立战乱的否定，也是历史的必然。而焚书坑儒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进步中的退步。鲁迅先生在《华德焚书异同论》中也为秦始皇辩护，认为秦焚书而不焚医书、农书，和希特勒焚书是不同的。

　　余秋雨先生在《行者无疆》的结语中说道：“就一种文明而言，只有失去了生命而成为废墟，才会单方面地听凭别人品头论足……”那么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呢？所谓的“焚书坑儒”实际上是两个**的事件。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集权王朝——秦朝建立。当时的学术界还处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状态，严重阻碍了秦始皇所征服的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并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

　　公元前213年，在秦始皇的咸阳宫酒会上，秦丞相李斯进言，说诸子百家“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于是，秦始皇为了统一原六国人民的思想，自然批准了李斯的建议。立刻下了一道命令：除了医药、种树等书籍以外，凡是有私藏《诗》、《书》、百家言论的书籍，一概交出来烧掉；谁要是再私下谈论这类书，办死罪；谁要是拿古代的制度来批评现在，满门抄斩。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史称“焚书”。比较可惜的是各国的史书，烧了个精光，大大增加了司马迁写《史记》的难度，《史记·六国年表序》：“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也使得西晋挖出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身价倍增。隋朝牛弘提出“五厄”之说，论中国历代图书被焚毁，首当其冲即为秦始皇焚书，二是西汉末赤眉起义军入关，三是董卓移都，四是刘石乱华，五是魏师入郢。

　　而在焚书开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迷信方术和方术之士，认为他们可以为自己找到神仙真人，求得长生不老之药。他甚至宣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而一些方士，如侯生、卢生之徒，也投其所好，极力诳称自己与神相通，可得奇药妙方。但时间一长，他们的许诺和种种奇谈总是毫无效验，骗局即将戳穿。而秦法规定：“不得兼方，不验，辄死。”因此，侯生、卢生密谋逃亡，在逃亡之前，还说秦始皇“刚戾自用”，“专任狱吏”，“贪于权势”，未可为之求仙药。始皇知道后大怒道：“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是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遂下令拷问咸阳400多名书生，欲寻侯生、卢生。事后，将相关460名书生和方士以巨石掩埋，同时还谪迁了一批人至北方边地，史称“坑儒”。

　　秦王焚书坑儒，焚的是诸子百家除法家外的思想著作，坑的是儒家弟子。他的本意是巩固自己的统治，统一六国百姓的思想。从性质上讲，坑儒是焚书的继续，两者只是起因不同而已。最早将秦始皇“焚《诗》、《书》”和“坑术士”两个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则是身为汉儒的司马迁。

　　余秋雨先生在《天涯故事》中提到“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实质性的进步，都是由于从种种不正常状态返回到了常识、常理、常态，返回到了人情物理、人道民生。包括我们亲历的当代历史进程，也是如此。”从实质上来看，“焚书坑儒”其实是一次统一思想的运动。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政治结构上，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郡县制；在文化上，统一了文字，以小篆为标准的官用文字；在经济领域内，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这些措施都是国家大一统的基本要素，是国家**力能够控制的要素。但有些东西是国家强力结构很难驾驭的，特别是在秦朝初年，战国时期刚结束，百家仍然在争鸣中，思想领域内极度混乱，而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统一，最主要的就取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而思想混乱是形成共同价值观的大敌。因此，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大一统措施还不行，最关键最长远的统一要素是思想的统一，形成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念，才能让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统一措施有效。

　　当时最大的两种思想潮流就是儒家和法家。而秦国信仰的是法家，实行以法治国并因此富国强兵，最终横扫六合统一天下。儒家尊古，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偏偏是新事务，他采取的措施也都是些新措施，这些东西都是不符合儒家理念的。当时六国贵族，借着儒家的“克己复礼”，妄图恢复周朝的分封制，从而取得失去的权势。

　　对于刚刚统一的秦朝来说，统一思想就是维护大一统的关键措施。因此，秦始皇在找到了几个儒生茬之后，一场统一思想的文化运动就开始了，手段是激烈了点，但客观效果明显。虽然统一的秦朝只持续了十几年，但秦朝以后的所有统治者，无一不把统一思想看成维护统治的关键手段，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大一统思想正式形成。此后所有的统治者，基本上都把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核心思想。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秦朝“坑儒”，和汉朝的“尊儒”，其实质是一样的，都是要统一思想。

　　实际上从汉朝以来，所有的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施行的“阳儒阴法”，或者是“实法名儒”，就是表面上是采用儒家观点，实际上却是法家的手段。皇帝用法家的方法统治天下，而用儒家的学说教化百姓。法家强调的是权、术、势，古人把这些东西当成是帝王术，作为驾驭百姓群臣的方法；而儒家学说主要是强调仁和礼，仁和礼最大的益处就是从道德上形成行为自觉，而不用采取暴力措施，是维护等级制度的好工具，所以历代统治者都用儒学教化天下。而当年秦始皇由于没有认识到儒学是可以利用的，所以采取了激烈手段。

　　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在全国统一思想，也就是统一信仰，秦国就很难施行正常统治，尤其在六国后代欲谋复国的复杂形势下，他必须有所选择地采取一些措施，借以求得人心统一江山万年。实事求是地说，在那个特殊背景下，不统一思想根本无法进行统治，客观上，思想争论不能持续太久，一个文化繁荣期后，要有一个总结，也就是要停止无尽无体的无谓争论，必须快刀斩乱麻，以铁腕结束这个繁荣期，进入统一期。

　　余秋雨先生还提到“只有在现代的喧嚣中，废墟的宁静才有力度；只有在现代人的沉思中，废墟才能上升为寓言。”在谈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总有人会提及康熙、乾隆的“文字狱”做对比。其实，两者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加强思想控制，只是方式不同。清朝的文字狱，次数之频繁，株连之广泛，处罚之残酷，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满清统治者除了对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和经济压迫之外，在文化上也进行极权统治，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和打击，以达到消灭异端，钳制思想的目的。这就是文字狱的一种社会退步，但从发展来看，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家的民族也便是没有发展的民族。

　　事实上，自有文字开始，也便有了“文字狱”，历史上的文字“废墟”又何止“焚书坑儒”、“文字狱”，中国的文明遭受了那么多次巨大的打击，仍能屹立不倒，本身就值得我们骄傲，我们又何必要求这么苛刻，非要辨出谁对谁错呢？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我们只能从昨天留下的废墟中挺进。“废墟是起点，废墟是进化的长链。”我们只要把他们当做一面镜子，照亮古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