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感的不竭来源

　　◎**尽兴山水间

　　我发现我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的较深脚印所在，说明我的心底的山水，并不是完全的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

　　——《阳关雪》

　　中国山水千姿百态，可谓得天独厚；中国又是文明古国，历代人文荟萃。这自然与人文的两大特点，孕育出丰富多彩的中国山水文化。中国许多的名山胜水，不仅自然景观雄奇秀丽，而且沉积着深厚的文化，闪耀着灿烂的异彩。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的自序中曾提到，“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与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从历史文化极为丰富的山山水水间，可以追寻古代文人的足迹，可以发掘出古代文化的沉淀。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便是在自然山水间孕育出来的。自然环境本身不是山水文化，而是它赖以生成的客观条件。山水文化作为人类特有的创造，是人与自然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晶。庄子认为，人类行的目的便是“绝圣弃智”，打碎加于人身的藩篱，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中国古代文人对政治的逃避，绝大多数是因为对政治黑暗、腐败的憎恶，或是在官场被排挤。一人专制的政治体制下，文人的生存环境是相当恶劣的。汉文帝时期，文人贾山这样描述皇权的恐怖：“雷霆之所击，无不摧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在这种无比强大的压力感的压迫之下，文人的心境往往从忧患被推向绝望。余秋雨先生在《为自己减刑》中说，人类的监狱有两种：有形的和无形的。人世间“把自己关进心造的监狱里”的人不少，这就是“在自由中设置不自由”。有人能够在有形的监狱中，即“不自由中寻找自由”。文人们虽然绝望，虽然痛苦，但内心是清醒的，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个山水田园。于是许多文人便不得不把强烈的入世使命感藏起来，最终，离世俗越来越远，走向田园，步入山水。余秋雨先生在《阳关雪》中说过“一旦这种所谓的理想、抱负不能实现，便不免会在自然的风景中寻找寄托”。

　　纵观中国历史，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一批文人这样躲避现实，成为“隐者”。从《论语》中嘲笑孔子的老人到魏晋的孙登、陶渊明，再到风流天下的孟浩然，他们代表着天下圣贤淡薄心志的最终宿命。更多的人则把生命终老于山水田园，并且默默无闻地度过恬然一生。他们带着浓郁的绝望扼杀了自己的理想、志向与抱负，转而放任生命之水在历史的长河中悄悄地流淌、终了。在那样一个扼杀人性的时代，只有超出方外，醉心于灵魂，才能在超然**中解放自己，从而获得精神意义上的突围。

　　有人说人生有三重境界：一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二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三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涉世之初，我们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与新鲜，用一种童真的眼光来看待眼前的事物，万事万物在我们眼中：山就是山，水就是水，固执地相信看到的就是最真实的。然而，尘世之中有太多的虚伪存在，看到的并不一定是真实的，我们很容易在现实里迷失了方向，随之而来的是迷惑、彷徨、痛苦与挣扎，有的人就此沉沦在迷失的世界里，我们开始学会用心去体会这个世界，对一切都多了一份理性与现实的思考，山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山，水也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水了。第三重界是一种洞察世事后的反璞归真，但并非人人都能达到这一境界。人生的经历积累到一定程度，不断地反省，对世事、对自己的追求就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明白了自己追求的是什么，要放弃的是什么，这时，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只是这山这水，看在眼里，已有另一种内涵在里面了。

　　究竟有多少文人能够在这三重境界里由人修炼成龙，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看到了，在踏遍千山万水，经历了大自然一次又一次的雨露滋润后，更多的文人墨客，置身在禅意盎然的风景中，一颗颗被生活的尘埃所沾染的心变得越发纯洁，脸上僵硬的肌肉也变得越发柔和。回想起曾经的黯淡无光，如今的清新山水显得更具有永恒的价值。那是因为神奇的自然界，给予了人类太多的思考与感动。

　　中国以山水之美著称，又以诗国名世。山水养育了诗歌，山水造就了文人的风采，文人增添了山水的灵性。没有山水的熏陶，文人便缺少了灵感与源泉；没有文人的妙笔，山水也缺少了精神和韵味。晋宋易代之际，人们的思想、审美趣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著名文论家刘勰在其《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很精辟地指出山水诗取代玄言诗的发展趋势。那种寄情山水的放达洒脱情怀，曾感动了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余秋雨先生评价他们“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在而又自为的一方心灵秘土”。也有人将那个时代的文人身上所特有的情怀，亲切的尊崇为“魏晋风度”。

　　谢灵运可以说是“第一个在诗里全力刻画山水的人”（朱自清《经典常谈》）。作为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其诗充满道法自然的精神，贯穿着一种清新自然恬静之韵味，一改魏晋以来晦涩的玄言诗之风。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诸大家，都曾取法于谢灵运。除诗文创作外，他还兼通史学，精通佛教老庄哲学，工于书法、绘画。宋文帝刘义隆曾称赏他的诗和字为“二宝”。他跟庐山东林寺的名僧慧远有深交，尽管慧远比他大五十来岁，两人还是很投缘。慧远圆寂后，他特地写了一篇祭吊的名文《庐山慧远法师诔》，一时洛阳纸贵。

　　同时，谢灵运也是第一位见诸史册的大旅行家。他酷爱登山，而且喜欢攀登幽静险峻的山峰，高达数十丈的岩峰他也敢上，可以说是古代第一位攀岩运动的先行者。他登山时常穿一双木制的钉鞋，上山取掉前掌的齿钉，下山取掉后掌的齿钉，于是，上山下山分外省力稳当，这就是著名的“谢公屐”。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有“脚着谢公屐，身蹬青云梯”。

　　谢灵运其人其诗，可以用前人所说的“得罪于当时，得名于后世”（转引自黄节《谢康乐诗注》《登池上楼》下引“吴伯其曰”）十个字加以概括。元嘉八年（公元431年），宋文帝命他出任临川内史，但他还是不理政事，终日出游，被地方官员纠弹，要治他的罪。谢灵运不服，反把有关吏员扣押起来。他还赋诗一首：“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将刘宋王朝比作暴秦**，并以张良、鲁仲连自比，暗示要像他们那样为被灭亡的故国复仇雪耻。这种行为和言论，加重了他的罪名，被判免死流放广州。可是刚到广州，朝廷的公文又到了，诬他又犯下了新的叛逆罪，命令将他就地正法。元嘉十年（公元433年）10月，谢灵运在广州被处弃市刑（当街斩首），死时仅49岁。一代文豪犹如一颗流星，在历史的天空划过一道短暂而耀眼的光芒，倏然而逝。

　　余秋雨先生在《霜冷长河》中说：“舒一舒眉，为自己减刑吧。除了自己，还有谁能让你恢复自由？”人生应以乐观的精神，开阔的胸襟，面对一切坎坷，获得自我解放。只要“舒一舒眉”，就能从心造的监狱中自我释放出来，于人于己，均有裨益，何乐而不为。漫漫人生路，飘忽天地间。古往今来，朝代的变迁，岁月的流逝，仍动摇不了文人与山水所结下的不解之缘。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着文人孜孜以求的理想天国，那它一定隐藏在连绵起伏、重重叠叠的千山万壑中，隐藏在每一个渴望山水的文人心里。

　　◎幽兰寂寞水自流

　　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

　　——《庐山》

　　孔子曾说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自古以来，文人墨客总是投身于自然山水之中，怡情悦性、歌咏吟唱。灵秀的山水与多情的文人结合的结果，便是那一篇篇传诵千古的山水美文，山水凭借文人的笔墨，向世人述说着它们的感知。这其中溶进了历代多少文人雅士的灵魂，抑或打造了多少流传千古的佳话传说，从动到静，从有到无，这都是文人对山水神韵的一种体现。他们要的是一种清幽，而这种清幽只能在山与水之间寻得。

　　山依旧伫立着，水依旧流淌着，唯独赏山观水的人变化着，他们用心去领略，用笔去书写。于是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有了自己的灵魂，有了自己的历史。

　　庐山，位于长江之滨、鄱阳湖畔。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美誉。巍峨挺拔的青峰秀峦、喷雪鸣雷的银泉飞瀑、瞬息万变的云海奇观、俊奇巧秀的园林建筑，一展庐山的无穷魅力。据说庐山一年中大约有一百九十二天左右要在云雾中渡过，雨水十分充沛。几千年来，庐山优美的自然景观，优越的地理环境，引来了无数文人墨客，高僧羽士。他们徜徉流连，兴之所至，泼墨挥毫，吟诗题咏，为庐山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也是庐山之所以成为我国著名的山水文化名山不同于其他名山的特点，庐山的这种特点更贴近于一种“人文山水”。

　　春观云雾，得苏东坡古今传诵之佳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淋漓尽致地描述了雾罩庐山的朦胧之美；夏看瀑布，一首李太白的《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可谓家喻户晓，把庐山瀑布渲染得壮观而浩瀚；秋观红叶，自是“枫叶红于二月花”的斑斓灿烂；冬赏雪景，“朝日照积雪，庐山如白云，始知灵境杳，不与众山群。树色空中断，泉声半天闻，千座冰玉里，何处看匡庐？”明代诗人王世懋的《庐山雪》，惟妙惟肖地描绘出了庐山的冬日雪景。读古人珠玉般的文字，庐山之高、美、奇、幽、秀被概括得尽致无遗，让人不禁叹为观止，眼界随即开阔。

　　余秋雨先生在《庐山》中说“庐山本来倒是文人的天地”。而如今因为世俗的拥挤与喧嚣，庐山已成为一个个中外“大官人”、“大商贾”的世界，“政治活动、外交谈判、军事决定”的地方，人们避暑，疗养，游人喧闹世俗的好去处。这是庐山文化的无奈，也是中国文人的辛酸。余秋雨先生说“总有一种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庐山没有了文人本来也不太要紧，却少了一种韵味，少了一种风情，就像一所庙宇没有晨钟暮鼓，就像一位少女没有流盼的眼神。没有文人，山水也在，却不会有山水的诗情画意，不会有山水的人文意义。”将来的庐山也许还会成为文人的天地吧，这是余秋雨先生疑惑中的一点希望。我们也希望庐山能在熙熙攘攘中，构建出一种完全出乎人们意想的文化与名胜的对应。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文人们已习惯地将生活融入自然，用自然体现生活，用墨迹赞美它们，用丹青歌颂它们。这是对时光的感慨，也是对流水的感慨，更是对年华的感慨。我们来自自然，最终也将回归自然。早在先秦时代，我国就有万物发端于水，又复归于水的生命永恒循环（轮回）观的思想与信仰，且普遍存在，影响深远。

　　清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公认的国学大师，其“境界说”对于20世纪中国文艺境界论有着重大影响。他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清末民初，《国学月报》介绍王国维宣扬和阐释境界的《人间词话》“是用新的眼光，观察旧文学的第一部书”。其后，钱钟书也称誉该书“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昧，而非眼里之金屑”；李长之则评价说：“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兴文艺批评与他无缘……但他被了点西洋近代思想的微光，这是好兆头。”从这些评价，我们可以看出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已经具备了“新的眼光”，并使西方美学思想与自己的美学思想融会贯通。王国维谈成就事业、谈做学问可谓高屋建瓴，鞭辟入里，可他的死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世纪之谜。几十年来，猜测、推论，诸见纷陈而时有新见，又因各执一隅而难以定论，遂成20世纪中国文化界一大“公案”。

　　1927年6月2日上午，这位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人生50岁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消息甫传，顿使海内外学界同深哀悼。他衣袋中仅有一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留给家人。其老友陈寅恪先生对于他的自沉有独特的见解：“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余秋雨先生赞成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认为王国维先生并不死于政治斗争、人事纠葛，或仅仅为清廷尽忠，而是死于一种文化，正如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所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王国维是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文化伟人。在他的个性与思想、生活与著作之间，我们看到存在着一种深刻的统一关系———他的著作就是他的精神自传，印上了他的个性痕迹。王国维为什么会选择“自沉”于水的方式结束人生？又为什么会选择昆明湖？当他走向颐和园的湖水，是否觉得只有那片湖水能够怀抱他的灵魂呢？

　　报国无门的屈原携着他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惊鸿一瞥地消失在汨罗江畔；名冠“初唐四杰”之首、浪漫不羁的诗人王勃，在历经生死聚散、奇情流转后百感交集，行至南海慨然跳海自尽，时年只有26岁；29岁的天才诗人朱湘，面对现实不趋炎附势，在生活粉碎了他的理想梦幻后，以自沉于江的形式维护了自己人格的**；在北京西北郊太平湖投湖自尽的老舍，宁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以保持人格的自尊，而绝不低下高傲的头颅。正所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魂兮，随水而居！”流水绵绵，哀歌不断，抚慰着文人的灵魂；流水潺潺，永保洁质，象征着文人高洁的心胸，唯流水，才是文人的安魂之所。

　　山水的俊朗灵秀并非人人都可享受得了的，它只有在拥有一双慧眼的观赏者面前才会揭开那层面纱，露出自己诱人的肌肤，敞开自己纯洁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