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简历

　　◎余秋雨其人

　　余秋雨，著名文化学者、戏剧理论家，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1946年8月，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在余姚农村度过充实美丽的童年生活。

　　1951年，四岁开始上学，比正常儿童早了两三年。

　　1957年，举家迁至上海，在上海晋元中学开始了他的中学生活。

　　1958年，画画小有名气，被几家单位请去画大幅宣传壁画

　　1962年，在上海市中学生作文大赛中获大奖，并选入中学生课外阅读教材。

　　1962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戏剧学院。

　　1963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当时最难考的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

　　1968年8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当时正逢浩劫，父亲被同事诬陷错划为“右派”，叔父因热爱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遭到红卫兵及造反派的残酷迫害而含冤自尽。

　　1969—1971年，为全家生活所迫赴江苏吴江县太湖农场劳动。学校复课后参加过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组织的大学教材编写。后在恩师盛钟健先生的帮助下，到浙江奉化县一所半山老楼里苦读中国古代文献，研习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1983年之后，经过又一番潜心苦读，陆续出版了：《艺术创造论》、《观众心理学》《中国戏剧史》《戏剧思想史》以及SomeObservationsonontheAestheticsofPrimitiveTheatre等一系列学术著作。先后荣获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全优秀教材一等奖。

　　1985年，在从未担任过一天副教授的情况下被破格提升为教授，并以39岁的年龄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

　　1986年，被任命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上海市写作学会会长，上海市委咨询策划顾问，并被选为“上海十大高教精英。”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当时获此称号的全国仅十五名，领取国务院特殊津贴。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写作《文化苦旅》等文化散文，辞职后更以亲身历险考察国内外各大文明为人生主业。所写的《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开启一代文风，长期位踞全球华文书畅销排行榜前列，已被公认为目前全世界各华人社区中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在**公布的近十年来全国最畅销书籍前十名中，余秋雨一人独占了四本。这些著作，获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奖、上海优秀文学作品奖、**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连续两届）、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中国时报白金作家奖、马来西亚最受欢迎的华语作家奖、香港电台最受欢迎书籍奖等。《借我一生》又创立了“记忆文学”的新体裁，刚出版就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年度“全亚十大最重要的华语书籍”之一。

　　1999年，参与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特别节目，对凡是在人类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古代文明遗址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参观考察，因而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穿越数万公里危险地区的人文学科巨匠，也是美国九·一一事件之前，最早向文明世界报告恐怖主义控制区域实际状况的学者。旅行日记后被命名为《千年一叹》，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2000年秋，再次跟随香港凤凰卫星电视台对辉煌的欧洲文明进行了历时三个多月的详细考察。回国后，旅行日记被华艺出版社率先出版，《行者无疆》一书问世。

　　2004年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编辑部等单位选为“中国十大艺术精英”和“中国文化传播座标人物”。相继被联合国选为研讨《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和参加“2005年世界文明大会”的唯一中国文化学者。

　　2005年春季，在**各大城市巡回演讲。盛况空前，每场都拥挤了数千名听众，被**媒体称之为“难以想象的余秋雨旋风”。天下文化出版公司所编的《倾听秋雨》一书，记录了这一盛况、这几次演讲内容。

　　2007年，被澳门科技大学聘为荣誉教授。

　　2008年，被全国网民投票评为“2007全国十大学术精英”第一名，又被亚太测评系统评为“影响世界一百年的百名华人”。

　　2008年9月，由上海市教委设立在上海戏剧学院的“余秋雨大师工作室”挂牌成立。

　　◎平易中的语言魅力

　　——桑庚楚

　　余秋雨先生的作品为什么会持续十年受到海内外读者的欢迎？这是一个神秘的问题。

　　很多人都在探询答案，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受欢迎。

　　有人认为余秋雨先生的作品受欢迎，是因为他新颖的文化观念。余先生的文化观念不愠不燥，开明智慧又契合人心，当然是受欢迎的重要因素。但应该看到，再好的观念也只具备引领意义，而不会让人反复品味、爱不释手，何况，有精彩观念的知识分子远不止他一人；

　　有人认为，是因为他作品中的知识含量。但记得余先生早在八年前就对媒体记者说，好的散文是排斥知识性、学术性的，那些有太多文史色彩的部位，常常造成“文气滞塞”，是他文章中不好的部位，迟早会删掉；

　　有人认为，是因为他的作品**了世俗的需求。但显而易见，余先生的书中没有艳情、警匪、凑趣、玩波、挑逗的成分，也没有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的色彩，也就是说，从未**流俗。喜欢读他书的人，一般都是各行各业有文化的人士；

　　有人甚至认为，他的作品受欢迎，是“商业炒作”的结果。这实在是一些卖不掉书的文人的自我心理安慰，完全与事实不符。余先生出每一本书，几乎都没有召开过新闻发布会、新著座谈会。在我印象中，只有那本现在已经不再重印的《文明的碎片》出版时，由“布老虎丛书”负责人安波舜先生在北京文萃阁召集过一次，那也是几本书合在一起的一个座谈会。可以说与其他作者相比，他在这方面的“炒作”几乎无迹可寻。

　　那么，余秋雨先生的作品受欢迎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我认为有很多原因，这篇短文只想谈一个最具体、最感性、最技术的原因：语言。

　　语言在文学中的重要意义一定被我们轻视了，我们更重视的是内容。其实，语言才是真正的基元，就像唱腔在京剧中的地位。大家迷京剧，总是迷唱腔，很少有人迷具体内容的。有了唱腔，才有风味，内容才活起来。

　　语言是文学的“唱腔”，全部风味、韵致就在那抑扬顿挫间。海内外读者喜欢余秋雨先生的作品，首先也是着迷于他谈论每个话题时的口气、节奏、神情、心态，而这一切都非常感性地渗透在他一句句的语言中。

　　简单说来，余秋雨先生的文学语言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剥除装饰。即彻底剥除了语言的外在装饰，**出语言本身最朴素的肌理。

　　语言的外在装饰，在他早期的学术著作中倒是时时呈现，可以判断那是他挑战学术话语枯燥性的一个实验，我们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和《艺术创造工程》中都能看到。但是，当他一写散文反而进入最本真的语言状态。人们读到《文化苦旅》的第一句是：“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朴素得让人眼睛一亮。

　　为什么写学术著作讲究色彩，写散文却洗净了色彩呢？这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一位青年学者出现在学术讲坛上的时候特意选了一套时髦的西装，试图改变一下过于沉闷的气氛，但当他来到体操运动场真正要呈现自己形体美的时候，就不在乎外在的服饰了。从学术进入散文，也就是脱去外套进入生命的自然状态，越朴素越美。

　　文字间有大量信号足以证明，余秋雨先生是很能雕刻文字的，可以雕刻得非常优美，但他放弃了这种雕刻，故意追求“净空无色”、“真水不香”。例如张爱玲年轻时写的句子：“房里有金粉金纱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淋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我估计，余秋雨先生也会喜欢，但他不会这么写，觉得雕刻过度。

　　除了剥除色彩的装饰外，他也不喜欢“气息”的装饰。他的文字既没有名士气、简古气、园圃气，也没有桐城气、新月气、哈佛气，更不追求京味、川味、塞外味。他让所有的气味都回归内容之中，只让语言变成当代中国文化人日常的感性话语，然后再来负载不同的内容。这是一种舍弃，甚至是一种牺牲，但他手下这种无声无色的语言进入了一种无障碍状态，几乎具有了无限的发挥可能。我认为，这也是余先生自从操持文学语言之后能够纵横驰骋、无学不窥、无远弗界的原因。有的作家，则让过于有特色的语言困住了生命，只能发一种腔调、摆一种姿势了。

　　第二，溶化艰深。为每一个艰深的话题寻找最平易的话语入口，使当代的精神前沿获得了娓娓动听的世俗牵动力。

　　例如，他要通过对清代历史的重新认识来探讨中国民族主义的思维陷阱，这本是很难通俗得了的课题，但在《一个王朝的背影》开头却从每一个中国人从小就在历史课里产生的误会说起，一下子把所有的读者都带入了，而且带入得那么平等。又如，他要通过对清代晋商的升沉来探讨中国商业文明的命运，也是够大够难的题目，却也从自己对山西的抱歉之情说起，由一种颇有普遍性的误会和无知，引入感情，再引入论题，于是这个论题也软化成大家都能接受的了。余先生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是如此，这并不仅仅是谋篇的策略，而是以诚恳之心左右了语言，使语言具有了一种内在的吸附性。

　　其实除了开头之外，通篇都是这样。因为随着文章的推进，时时都会出现思维高点，余秋雨先生都用诚恳之心、平易之笔缓缓软化，使广大读者方便进入，并充满趣味地一步步攀援，却又不降低高度。这其实是最难的事。英国历史学家屈维廉（G.M.Trevelyen）说：有一种说法，认为通俗一定容易，有趣一定浅薄，晦涩一定艰深，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容易读的东西最难写。

　　据我所知，自从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成功后，很多抒情作家开始写文化，很多历史学家开始写通俗，但都没有成功。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呢，要把最前沿、最深刻的思想传达得人人爱读，必须比深刻的思想更深刻，然后用生命的热力去慢慢溶化，再熔铸成美的形体，比什么都难。在这个意义上说，余秋雨先生不可模仿（尽管看起来最容易模仿）。

　　第三，感性叙事。尽可能挖掘语言的感性叙事素质，并铺展为感性场景。

　　余秋雨先生的文学语言，着重于感性叙事。这与着重于抒情或议论有很大的区别。他一再申诉散文和小说的叙事功能，甚至在《美文》杂志发表的一封他给一位中学生的信中，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他认为叙事是文学之本，抒情和议论都应以叙事为基础，因此他希望中学里的作文教学应加强叙事训练，缩小抒情和议论的比例，并把它们沉淀在叙事之中。但是，由于抒情常常被误会成“文学性”，议论常常被误会成“深刻性”，叙事历来不被充分重视。余先生的文章中，几乎不见单独的抒情，偶有较长篇幅的议论，但主体部位一定是叙事。最佳的议论也都渗透在叙事之中，叙事之前的议论。只是介绍性、引入性、铺垫性的手段，为了引出叙事。

　　即便渗透着议论，他叙事的基本途径也是挖掘感性，努力寻找能被五官感觉捕捉的信号。

　　叙事到一定程度，他会铺展出一个感性场景，使读者身临其境。这是感性的大集合，也是精神的闪耀处。余秋雨作品的文学素质，往往在这种感性场景中表现得特别透彻。香港董桥先生说，在朋友之中，余秋雨先生是最善于在写作中组织场景的，他认为这与余先生从事过戏剧专业有关。

　　叙事是一条美丽的山路，而场景则是山头观景的亭台。

　　我想，这也是余秋雨先生敢于在语言中洗去装饰和色彩的原因。他认为语言的感性远超语言的色彩，同样，对场景的铺排胜过一切零星的装饰。

　　《文化苦旅》中最动人的篇章，都在于感性场景，例如《道士塔》、《阳光雪》、《沙原隐泉》、《风雨天一阁》、《牌坊》、《庙宇》、《信客》、《老屋窗口》、《腊梅》、《这里真安静》等等。连深沉的《山居笔记》中的一些篇目，如《苏东坡突围》、《千年庭院》、《抱愧山西》、《乡关何处》、《遥远的绝响》中也包含着令人难忘的感性场景。两本考察日记《千年一叹》、《行者无疆》自不必说，最近出版的《借我一生》的感性场景就更多了，这需要另有专文研究。

　　我认为，在常人难于构筑感性场景的地方居然构筑起了感性场景，这是余秋雨先生作品的无敌亮点。

　　第四，优雅警句。这是在感性叙事、铺展场景过程中加入的哲思，似乎是议论，却又不尽然，而是突如其来的思维灵感，如电石火光，烛照前后。

　　余秋雨先生笔下的警句，都用口语方式呈现，没有格言架势，也没有布道模样，而只是依据感性场景自然流出。但一旦出现，却显得凝炼隽永，与前后文句迥然不同，让人反复吟诵，输入记忆。这种以寻常方式呈现的非常，立时拔出高度，显得贵重而优雅。贵重而不失随和，优雅而更见亲近，这真是遣词造句的化境。余秋雨先生在讲述苏东坡后对“成熟”的那番警句，在讲述李清照后对“名誉”的那段隽言，在讲述清代兴亡之后关于文化灵魂祭奠的那个结论，在解剖“小人”过程中的连篇精辟论断，一直延续到考察文明过程中对繁复物象的痛快判语，都是很多读者能够随口背诵的。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景象，我自己就经历过很多这样的场合，一群原先并不相识的人在一起聚餐，突然争相背诵起余秋雨先生文章中的警句隽言来了。背诵过程中发现，在场的其他客人虽然没有读过余秋雨先生的书却也能立即听懂，而且立即安静，品赏一种只属于文化的优雅。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坊间也有大量的名人名言录，那些名人名言也都很精彩，却独独余秋雨先生的言语被大家记忆得最多、最深？除了种种内容上的原因外，还因为这些言语是他笔下延宕已久的感性场景的产物。感性场景很难忘记，这些言语也就被深深铭刻了。其他名人名言再好，出现时却没有这种感性场景。这就是兼为文学家的思考者余秋雨先生的特殊优势。

　　第五，非凡节奏，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极可诵读，我听过好几位德高望重的朗诵专家诵读《文化苦旅》的录音带，都极为振奋。但是，与其他常见的朗诵文本相比，余秋雨先生的文章不适合表情浓烈的排比渲染。它们隐藏着一种难度最高的口语潜质，那就是内在节奏，可以说是内心节奏。

　　这种内心节奏常常体现为作者喁喁私语间的心理徘徊、进退自问。你看这段：“只要历史不倒退，时间不倒退，一切都会衰老。老就老了吧，安详地交给世界一副慈祥美。假饰天真是最残酷的自我糟践。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没有废墟的人生太累了，没有废墟的大地太挤了，掩盖废墟的举动太伪诈了。”

　　这是一段议论，魅力全在内心节奏。有无奈叹息，又有自我说服，然后产生联想，最后得出感叹式的领悟——这每一层，都由不同的语言节奏来表明。试读几遍，即可明白。

　　在叙事过程，余秋雨先生的语言节奏更是发挥到驾轻就熟的地步。一般写作教师讲得更多的是文章的详略关系、简繁关系，都没有切中要害。一篇文章，即使详略匀停、简繁得当，也可能是乏味的。其实，这一切，除了内容之外，都因节奏的进度而取舍。余秋雨先生笔下的详略、简繁就是靠节奏来调配的，可以详至细微，也可以略如跳跃，全部受控于那个神秘的整体节奏。他写什么都好看，说什么都好听，也都与节奏的魔力有关。

　　只要细细品味就能发现，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每一篇一开始叙述，就进入一种择定的节奏系统，他知道推进的速度，更知道回荡旋转，即使那些难啃的段落，他也能用放慢或加快叙述速度来贴合读者的心理推进逻辑，然后再前前后后回荡几圈，在余音袅袅中了结。说他能够“深入浅出”真是说轻了，实际上他是靠节奏把广大读者“圈”进去的，读者受一种叙述节奏的**，把所有的审美障碍和消化硬块都溶解了。由此可见，我们所说的节奏，早已不仅仅是朗诵家口中的抑扬顿挫，而是一种近似于诗作的心理气氛，只不过余秋雨先生连诗作的短程节奏也突破了，进入到了散文化的长程节奏。

　　以上四点，我认为是余秋雨先生语言特色的核心，其他还有很多派生的或旁依的特色，在此不一一列述了。

　　我最后想说的是，语言人人会说，但还是人间的至高奥秘。几句平白无彩的话，却把素昧平生的读者深深吸引了，而大篇声色繁丽的句子，却无法让至亲好友读完，这是什么道理？一般人都认为语言只是工具，却不知工具也有“成精”的时候。语言是“成了精的工具”，同样的文字通向着截然不同的天地。在文学领域，有品赏语言能力的人，远远少于那些能对主题思想、人物塑造、情节结构作出议论的评论者。中国作家中可以把语言单独离析出来研究的对象并不太多，在五四以后，鲁迅、周作人、沈从文、朱自清可以，连大名鼎鼎的郭沫若和茅盾，在语言上仍有一般化之嫌。另有一些，则太怪异，把格局弄小了。

　　在延续多年的“批余风潮”中，几乎没有人批评过余秋雨先生的文学价值，当然更没有人研究他的语言。有人用骂人的口气说他的语言是全国最差的，这种语言本身就暴露了他的语言等级，以及语言等级背后的文化等级和人格等级。他们就像一群不会品茶的人闯进了茶馆，把茶叶说成是“最碎的树叶”，把茶水说成是“最浑的水”，实在是毫无办法。

　　◎余秋雨的思想价值

　　——朱庆华

　　余秋雨先生广受读者欢迎的一些文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就开始在上海《收获》杂志连载了。如果要问，这十七、八年间在文化思维上对中国**广大读者影响最大的是哪一个人？我想，只要不存在偏见的人都会承认，余秋雨先生一定名列前茅。

　　当然，思想深刻的学者不止他一个人，但只有他找到了具有社会渗透力的文学语言；反之，广受读者喜欢的时尚作品也不少，但那些作品大多缺少文化思维的深度。

　　正是在精英文化难于普及、时尚作品缺乏深度的双重必然中，余秋雨先生就显得特别难得、又特别珍贵。谁不想自己的作品既广受欢迎又不失深度呢？全国那么多人在努力，但只有他充分地做到了，而且一直领先十七、八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历史事件。

　　可笑的是，一些社会上最浅薄的文人经常会把余秋雨先生广受读者欢迎的原因说成是“媚俗”。这种颠倒说法由于**了中国文化界历来宣扬的所谓“深刻的东西不会产生广泛影响”的观点，也让不少人糊里糊涂地相信了。其实，仅仅看《文化苦旅》，就会发现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且看下面这些例子——

　　第一，对于一个文明古国的文物，究竟应该看作全人类的遗产，还是看作一个民族的珍宝？《文化苦旅》第一篇就表现了“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的“两难”结构。这个结构，到现在，到今后，都是艰深和苦涩的。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广大普通中国读者接受这个悖论，具有可想而知的障碍，但是，通过余秋雨先生的笔力，大家大致接受了。从此之后，中国**的学术文化界很少再有人简单化地把斯坦因等人说成是“帝国主义强盗”了；

　　第二，历史上，最高的政治评价来自于战功，还是来自于利民？《都江堰》开宗明义提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这个论断直到今天还是冒险而备受争议的，但余秋雨先生作了雄辩的论述；

　　第三，中国的文化灵魂，应该集中居住在城市里，还是应该散落在大地间？《江南小镇》提出了一种既古典、又超前的构想。余秋雨先生主张文化智者应该拔离集中而逼仄的倾轧，以充分的自立和孤独走向真正的安宁；

　　第四，中国传统文化是通过什么样的艰难方式获得民间保存的？这种方式各有什么利弊？文化和生命的关系如何？《风雨天一阁》提出的是这么一系列艰深的课题；

　　第五，作为中国近代特殊成果的上海文明应该如何评价？被全国人民所诟病的上海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群落？他们在集体文化心理上有什么优点和缺点？这一系列问题非常复杂，社会上争议重重，余秋雨先生在《上海人》中由历史到文化，由宏观到微观，论述精辟，几乎一锤定音，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第六，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的根本差距是怎么造成的？《夜航船》一文比较了中国明代的张岱和几乎与他同时代的法国的狄德罗，指出中国文人喜欢炫示文物典章的恶习与欧洲百科全书派立足开拓创新的区别；

　　第七，如何来看待废墟？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早早地提出，反对把所有的废墟刷新、修缮和重建。他说，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但是，“没有废墟的人生太累了，没有废墟的大地太挤了，掩盖废墟的举动太伪诈了”；

　　……

　　请注意，这一切都写于十七八年前，也就是说，写于文革灾难刚刚离去，改革开放开始不久，人们的思想禁锢尚未解除，文化思维还很僵化的时代。这些观点中的一部分，在八十年代“文化热”的时候已有涉及，但“文化热”终究集中在部分文人学者间，而且涉及方式更多的是直接搬用外国的观念和方法。余秋雨先生所做的不仅仅是通俗化，而是通过自己的体验调动一般读者的体验，因此实现了真正的文学化、生命化和普及化。

　　事实已经证明，“文化热”中的那些介绍文章功不可没，但很快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人们再也不会去翻看，而唯一能长时间留下去的，也只有余先生的文章。它们验证了一个道理：任何一时的热潮如果真正上升到了文学，就能延续久远。

　　《山居笔记》在写法上与《文化苦旅》完全不同。《文化苦旅》由一个个废墟来带出文化感悟，对地点的依附性比较大，很容易被人看成是“因景抒情”的传统散文；《山居笔记》虽然也有空间引发因素，但却以一个个重要的文化课堂为构建之本，充满了学理思辩却又不是学术论文，近似学者随笔却又比同类文章长得多。在理性和感性的巧妙组合上，这肯定是余秋雨先生独创的文体。自《山居笔记》篇篇轰动后，文坛间追随、摹仿者很多，有的近于文学，有的近于史学，但几乎没有谁能在文学等级和历史气韵的浑然天成上赶得上《山居笔记》。

　　更重要的，是《山居笔记》在连载时出现的许多杂志竞相转载、每期成为街头巷尾人们热烈话题的景象。就广度而言，这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山居笔记》把一个个极为前沿的文化难题端到了广大民众眼前。

　　第一篇《一个王朝的背影》，恰恰是从审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灾难开始的。一般中国人从历史教科书里接受的“民族气节”和“攘夷情结”，最集中地表现为明末清初对满清王朝的强烈对抗。余秋雨先生勇敢地从自己出发，检讨了这种思维惯性和情感惯性，然后从人格意义上正面推崇了康熙皇帝，并对比了明代的皇帝，得出了有力突破民族主义历史观的现代结论。文章最后，又以汉族大学者王国维在清亡后的自沉来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文化挣扎。这篇文章一度在社会上产生的震撼程度，十分巨大。此文还产生了一大串副产品，即触发了近十年来“清宫电视剧”的热潮。如果不是余秋雨先生对康熙皇帝的论述广泛深入人心，这种热潮不可能产生，尽管这种热潮的方向与余先生的本意并不相同。

　　从这篇文章开始，《山居笔记》的每一个主题都是极尖锐、极迫切的。按照余秋雨先生自己在《借我一生》中简约的概括，全部主题具有严整的连贯性：

　　“借东北的流放者来讨论中国文化的生存灾难”——这是指《流放者的土地》；

　　“借渤海国的兴亡来讨论社会灾难与群体生命的关系”——这是指《脆弱的都城》。这篇文章，还首次鲜明地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城市文明的遗憾，因此也指出了文明转型中的一个重要关键；

　　“借苏东坡的遭遇来讨论社会灾难与个体人格的关系”——这是指《苏东坡突围》。这篇文章发表后被广大读者喜爱，各行各业的读者至今能熟背文中关于“成熟”的那段论述；

　　“借岳麓书院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来救助愚昧的灾难”——这是指《千年庭院》。这篇文章表现了一部以“文治教化”来对抗社会灾难的千年史诗；

　　“借山西商人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来救助贫困的灾难”——这就是名篇《抱愧山西》。这篇文章也首次以震撼性的叙述结构向全国读者描述了中国自发的商业文明曾经有过的气魄，以及它的寂寞和脆弱。这对于十几年前市场经济开始萌动的中国大地带来何种历史性的启示，不言而喻。这篇文章还从根本上改变了广大中国读者对于山西历史的看法，据说至今仍受到广大山西民众的感激。

　　——以上这些文章，被余秋雨先生本人概括为一个总题目：中国文化与社会灾难。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迄今仅有的研究灾难与文化的宏伟巨制。

　　《山居笔记》后半部分的文章，余秋雨先生确定的总题目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归宿。

　　这个题目的展现也很壮观。余先生说：“我借自己的家乡来讨论狭义的精神家园，借海南岛来讨论广义的精神家园”。这很明白，指的是《乡关何处》和《天涯故事》。

　　后面一组对比就气魄雄伟了：“借科举制度来讨论精神家园在官场化、世俗化过程中的变异，借魏晋名士来讨论精神家园在反官场、反世俗方面的固守”。这确实触及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归宿的核心部位，在余秋雨先生之前没有人作过这么深入的对比。令人惊奇的是，余秋雨先生不仅仅是借科举和魏晋来说精神家园，而且在对科举和魏晋的研究和描述上，也精彩备至、独树一帜，即使在这方面的专家，也难于望其项背。就我个人而言，则把《遥远的绝响》看作平生读过的文章中极少数最精彩的篇目之一。

　　出人意料的是，余秋雨先生以对“小人”的研究，来统括以上两大题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缺少精神归宿，正是造成各种社会灾难的主因。因此，最大的灾难是小人灾难，最大的废墟是人格废墟。”

　　余秋雨先生对“小人”的研究，也是历史上最系统、最完整、最深入的一篇。在他之后，坊间出过不少与“小人”有关的书，几乎都要在扉页引述他的话。我个人认为，余秋雨先生对“小人”的研究，最后是以他本人遭受一些“小人”围攻的实践经历来延续的。他的经历可能会使他的研究增加一条结论：世上有不少人宁肯被人说成“坏人”也不愿意被人说成“小人”，谁说了，他们怎么也放不过你。但最后毕竟会证明，他们的全部手法进一步证明了“小人”是什么，因此也从反面证明了“君子”是什么。

　　综上所述，《山居笔记》不仅仅是散文。它是表现一个民族思想觉醒的重大文学成果，其思想意义不低于文学意义；而更重要的是，它居然快速地成为了广大民众共同接受的精神财产，这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里不能不说成是一种罕见的思想奇迹和文学奇迹。

　　我相信，要回顾文革灾难后中华民族的思想觉醒史，一定避不开《山居笔记》。

　　特别需要提一笔的是，无论是《文化苦旅》还是《山居笔记》，都在**和海外华文读书界获得巨大影响，并先后获得了**最高文学奖“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广大**读者和海外读者从这两本书，既感性又理性地感受了中国文化的精粹，也感受了余秋雨先生所说的他对这种文化的“恭敬和忧伤”。

　　事实上，它们已成为十几年来全球华文读书界的重大文化现象。

　　余秋雨先生在完成《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后，应广大读者的要求又写了一本谈人生况味的书《霜冷长河》，然后跨出了牵动亿万民众眼光的精神步伐——以生命历险的方式考察人类各大古文明遗迹。

　　如果不计他在学术领域里的累累成果，仅就《文化苦旅》、《山居笔记》所建立的文化功勋和思想功勋而言，本已是全民族精神领域的顶尖人物之一，应该备受敬重。这样一个人物决定去作生命历险了，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成为一个重大新闻；当他历险回来，必然会受到热烈欢迎。这一点，连日本媒体都意识到了，《朝日新闻》派出部长级官员到印度迎候余秋雨先生，而且选他成为“全球十人谈新世纪”的十人之一。但奇怪的是，中国**文化界对这么一个重要人物的重要行为置若罔闻，迎接他的是一堆空穴来风的大批判。这真是让人既气愤又沮丧。

　　余秋雨先生是作为香港凤凰卫视的“特邀嘉宾”投入对埃及文明、希伯莱文明、阿拉伯文明、巴比伦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河文明、恒河文明以及全部欧洲文明的实地考察的。他自己的考察意图，与凤凰卫视有所区别，也就是说，他要从一系列已经死亡的古文明废墟间找寻中华文明存活至今的原因，又要从欧洲文明中寻找中华文明的各种弱点。他直接去面对各种古老的异态文明，但他的研究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华文明。这么大规模的对比性研究，他也是古往今来第一人，而且研究成果同样深入人心，《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仍然获惊人畅销。

　　对于这个以生命换来的豪迈壮举，我看到网路上已有不少网友称他为“民族英雄”，但中国**文化界则假装没有看见。我认为，他们是不敢正视，因此只能转移视线，在所谓“历史问题”和“文史错误”上挖小洞，挖不出小洞也故意把凿子敲得震耳欲聋。

　　然而，事实上，大家都看到了，一个名震全国的文化智者一寸寸、一里里地走完了烽火遍地、危机四伏的北非、中东、中亚、南亚和整个欧洲大地！

　　更让大家不可思议的是，正是这么一位著名教授，不仅每天要向全球直播自己面对每一块陌生地的现场谈话，而且还要每天写一篇不短的文章和一段语录，立即发送到世界各地华文报纸。须知，他们每天的主要时间是在危险地带冒险、避祸、寻路、投宿、觅食，他是凭着什么本事一天不拉地在极小缝隙间完成那么多劳作的呢？他每天一篇的文章，当时天天在全球各华文报纸上连载，后来才收集成《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的，可说是一种众目睽睽下的即兴写作，每天能写作的时间极其短促，既不可能查阅任何资料，又不可能修改文句，这实在只能归功于一种旁人难以企及的心理能力、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了。

　　余秋雨先生在这种延绵数万公里的直感中，永远没有离开过最艰深的学术思考，例如，他一路概括了中华文明何以避开了其他文明灭亡的陷阱而存活至今的八、九个原因，都是从切实的对比中得来，又依仗着他极深厚的学术功底，实在是文化研究上的极大成果。历史必将以浓重的笔墨记载他的这种贡献。

　　至于他在欧洲大地上寻找与中华文明的对比点，然后也找出了中华文明的八个弱点，貌似具体却又非常宏观，与他从中东到南亚所寻找到的思维成果相辅相成。我想不出还有别的文化建树比这种实地亲身考察得出来的结论更宏伟、更有价值。

　　《借我一生》是一部记忆文学。余秋雨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定位为文学，并不是意味着虚构，虚构并不是文学的必要特征。他认为这部作品通过对感觉和印象的精细复活，通达到生命的神秘结构。在这个神秘结构中，最小的空间和最大的空间都曾给了生命以恩惠，因此用这个书名表达感恩之情。感恩的对象，是父母，是遭遇，是上天，鸿蒙而又伟大。

　　这当然是文学品相。就像他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用近似于散文的笔调进行“宏伟叙事”，在《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中用近似乎日记的形态进行文明思考一样，在《借我一生》中，他用近似于传记片段的形态写出了一部精神史诗。

　　这是现代文学形态的一种创新。由许多真实片段组合成一个底奥无穷的大结构，由大量具体的感觉凝结成一个有关人生和世界的大疑问。

　　但是，在这个文学大结构中，又蕴藏着大量的思想矿藏。我粗粗翻阅两遍，至少发现了以下这些极具冲击力的思维：

　　一，十九世纪之后浙东农村因闯荡上海而改变了社会结构，因此，闯荡者的“回家”也就变成了文化磨合和文化互补；

　　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农村社会变革，更多的不是政治意义而是文化意义；

　　三，大地的最后荒凉是文化的失落，有时，回春的希望会偶尔地落在一、二个善良的知识少妇身上；

　　四，作者的叔叔的悲剧证明，任何理想主义的殉道者总是很难找到彼岸的，只有离开了此岸而又找不到彼岸的人才会毫不犹豫地走向壮烈；

　　五，高层政治权力的斗争并不是像现在宣传的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把灾难推向了民间。文革灾难的民间版本是通过“大揭发”、“大批判”而释放了世间的恶，并使恶成了万事万物的审判者；

　　六，民间灾难的最大困境是无处投诉、无处求助，连朋友、亲戚也变得极不可靠，因此，轰轰烈烈的外像中隐藏着大量的中国人彻骨的孤独；

　　七，伤害过你的人，永远不会放过你，他们会因为过去的伤害而感到永久的不安全，因此不会停手。不断被他们伤害，注定是你的宿命；

　　八，我们最大的教训之一，是宠坏了本该鄙视的一切；

　　九，中国文化最大的负面遗产是虚假，而这种虚假又总是以道义面目和学术面目出现。直到现在，谁只要一反虚假，便陷孤立；

　　十，在社会转型中开始选择一种新的生态的人，总是对其他人的习惯生态构成了否定，因此必然会遭致你死我活的围剿；

　　十一，一切因历史原因而承袭了诸多邪恶的生命体，都有被原谅的理由，但在原谅他们之前有必要弄清他们的行止，等到终于发现他们的背影，就放过他们；

　　十二，世间的大道是具体的，其中一项就是在灾难中救助亲人，为此不惜向各方求借，包括向你所不喜欢的群落；

　　……

　　这还只是窥豹一斑。这部作品中，有关人生、伦理、社会、政治的思考，可以说是俯拾皆是。生在现世，我们已经很少看到这么丰厚的作品了。

　　余秋雨先生的其他作品，即便是像《山居笔记》那样大写灾难，像《千年一叹》那样大写恐怖，也多多少少隐含着一些乐观主义的魂魄，但《借我一生》写自己，在骨子里却是悲观的，尽管书中有大量幽默片段。这是一个深刻的悖论，是乐观于文明，悲观于生命？还是乐观于遥远，悲观于周际？或是乐观于昨天，悲观于今日？都有待于进一步探寻。

　　无论如何，他对自己充满重重灾难的人生颇感自豪，对自己接受灾难挑战的勇气相当满意，却对今天身处的文化环境非常失望，甚至，有点愤怒。这是一个很少失望，很少愤怒的人，今天终于选择了失望和愤怒，自有其原因。我想，很多读者能够猜测一些外部原因，而最深层的原因却很难领悟。

　　从他的文字间我猜想，其中一个原因也许是他觉得受到了时间的欺骗。二十几年前觉得灾难终于过去了，但二十几年之后，当年的老人马、老话题、老揭发、老手法全部重现，而且借助于媒体，而媒体已不知历史，把灾难的局部重演当做了“道义”。

　　顺着这个思维，他选择失望和愤怒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对灾难的重演已不再敏感。因此，对于他人生中刻骨铭心的经历，已经没有合适的对话者。他决定在《借我一生》之后，不再写书。

　　就他的年龄和笔力，现在作这个决定有“锥心泣血”的意味，但我觉得是他的另一番思想贡献。

　　他的这个决定表明，他心中的文化创造和精神活动不是单向的，必须实现于接受群体和接受环境。当接受群体和接受环境已经无意于他的核心价值观念，而且事实证明已无法挽回，他就停止创造。

　　他这样做，是从反面昭示：文化是什么。

　　◎一种全新的人生哲学

　　——胡守荣

　　我国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遭报刊围攻已超过十年。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多数读者已经看清了事情的本质，也明白了事实的真相。估计那几个人还会闹下去，但肯定形不成气候了。他们的名字已成为笑话，而余秋雨先生却形象未倒、名声愈彰，越来越受到广大民众喜爱。他显然胜利了。

　　回想起来，他几乎没有战斗，甚至也没有怎么反驳。对方人多势众，动用的又是各地发行量很大的报刊。有正义感的人一时不辨形势不便发言，多数文化界的好人都比较胆小，怕惹动了马蜂窝对自己带来不利，都没有吭声。按照余先生的气度，又不会向任何方面求援，因此，他一直是“孤舟蓑笠”，岌岌可危。

　　在这种情况下，他居然胜利了，真是奇迹。

　　可以说，十年来中国部分报刊对余先生的围攻程度已经创造了历史纪录，但是，孤身一人的余先生在基本不反击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程度也创造了历史纪录。

　　仅仅在上个月，我本人就在北京听了他的两次演讲。一次在中华世纪坛，他出任全国大学生辩论赛终决赛的总讲评。这事非同小可，全国那么多大学已经赛了几个月，能到北京参加决赛的都是强队，由各大学领导带领，而决赛评委更是一批全国著名的学者教授，但要选一名最后压阵的，凭威望、凭水平、凭魅力，还是只能选余秋雨先生。果然，余先生那次仍然不负众望，讲评得极其精彩，全国观众都在中央电视台的频道里看到了。

　　另一次是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中国办事处，讨论今年的“人类发展报告”，这就更加非同小可了，因为余秋雨先生是唯一的中国报告人。与会者公认，他的报告水平，高于其他报告。

　　余秋雨先生并不住在北京，我偶然在一个月之内就在北京听到了他这么重要的两次报告，请问，从外部社会评价到他的内在精神状态，倒了没有？我想，那些一直在辱骂他的人，没有一个人辩得过任何一个大学生辩论队里的普通队员，也未必听得懂余先生在联合国会议上的学术报告。

　　我没有看到余先生的其他生活情景，但仅仅凭着两次报告就能断言：十年围攻彻底失败。

　　那么，余秋雨先生是凭着什么样的人生哲学和智慧方略，达到如此惊人的效果的呢？

　　此前读过王蒙先生《我的人生哲学》，不错，反映了一种善于学习、拿得起放得下的健康人生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老一辈在逆境中保持平静，获得锻炼，还为改革开放作出了贡献。

　　相比之下，余秋雨先生的人生哲学更贴近当代，更个人化，更不借助外力，因此也更险峻、更刺激，更具有对年轻一代的号召力。我甚至认为“余氏人生哲学”有可能成为21世纪中国青年和中国文人的一种生态先导。

　　我研究了不少时间，认为“余氏人生哲学”至少有下列十二项特征——

　　第一，立身清朗，不求虚名、虚职、虚衔，不参加各种团体和会议，只过个人化生活，让日常时间完全处于自己可控范围之内；

　　第二，一生做很多不同的事，由此来享受生命的丰盈。相信自己无所不能，又知道自己在一个时期只能做成一件事；

　　第三，每件事都要集中精力做得非常出色，甚至是全国一流，然后干脆离去。由于每次都非常出色，必然会在每地留下一些嫉妒者，以及无意中被比低而存心报复的人，但又由于离去迅速，早已置身于他们的射程之外；

　　第四，为了锻炼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行动能力，在年轻时做一次单位负责人，并且要做得地道、高效。但做官的时间应该控制在七、八年之内，如果超过十年，有可能成为“职业官僚”。“职业官僚”会失去绝大部分个人自由时间，因生命的不可控而走向虚假。此外，“职业官僚”还是目前中国潜伏着最大危险的工作，需要时时躲闪，不如彻底躲避。在我看来，这才是余秋雨先生那么早就辞去官职的真实原因，极具智慧；

　　第五，尽快在经济上做到衣食无忧，然后不再为经济问题而耗费生命，更不为积累财富而陷入盲目。不实际操作任何经济行为，因为这是除做官之外另一个让人焦虑而又不安全的所在；

　　第六，人缘好，朋友不多。只要朋友有背叛友情的事实，不管是背叛自己还是背叛其他朋友，就立即删除；

　　第七，基本不读报，不上网，只看电视上的国际新闻和体育比赛，绝拒信息裹卷，不怕做一个完全不知道文坛动态、人事纠葛和政治传闻的人；

　　第八，对于所有的攻击，都看成是对自己成功的赞叹，对自己重要性的确认，因此绝对不生气。大家看到，余秋雨先生承受十年围攻依然生气勃勃、愉悦欢快，足以证明他其实没有承受过痛苦，只承受过正如他在《藤葛飘飘》中说过的一棵被藤蔓盘缠的大树的高贵。绝不像一般中国文人那样为了避祸而向攻击者求和，或为了假装谦虚而肯定攻击文章对自己的进步有帮助。他对那些职业攻击者始终表示蔑视，并使这种蔑视让全社会知道，不给他们一丝安慰；

　　第九，在关及自身文化人格的大事上绝不向他人（包括朋友）申诉和求助，更不向官方示意，即不通过“外援”来取胜，使事情改变性质。对他的围攻能延绵十年之久，证明围攻者们没有从任何方向得到过阻止的信号；

　　第十，越是文化环境恶劣越要做几件真正的文化大事，例如历险数万公里考察人类文明。偶尔回来，又偏偏做几件被攻击最多的事，例如上电视，而且也要做得精彩；

　　第十一，永远不给别人以“争论”的机会，不让任何人成为自己的对立辩手，也不相信“真理越辩越明”这样的天真谎言。因此，余秋雨先生可以担任国际和全国的辩论赛总讲评，笑视天下全部辩论智慧，而自己却不会在实际生活中成为一个辩论者。他一定自信，没有哪个辩论者能够胜过自己，但他更加相信，中国不需要这样的辩论，而需要实践；

　　第十二，可以历尽磨难，却不可以降低格调，包括思维的格调、行为的格调、谈吐的格调、文字的格调，乃至外部形象的格调。如果格调不能保持，与其降低，不如离开。这也是余秋雨先生受尽百般诽谤而不失一丝尊严的重要秘密。

　　我可能概括得太多了。因为我听说余秋雨先生一再对青少年听众说，自己终生奉行的人生原则只有六个字：善良、健康、快乐。还说如果还要缩小，可留下两个字：善良。

　　二十一世纪的生活肯定与二十世纪不同。除人生的大原则例如善良、健康、快乐不应该失去外，新一代的人生遭遇正在发生越来越大的变化，前辈很难用自己的生活经验来教育后代，因为有很多已经事过境迁，完全不管用了。

　　但是，我认为，余秋雨先生的人生哲学却代表了新时代的生存智慧，尽管他年岁已经不轻。

　　这是因为，时代对他厚爱，让他在新世纪的一开头就领受了最浓烈的新世纪力量，正面力量和负面力量。

　　例如，报刊繁多，网络繁荣，各种人物都在那里发声，而且声音越刺激越能受到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上一代的敏感、忧郁、愤怒都毫无用处了，连敏感后的心理挣扎也成为多余；

　　例如，政府行政部门要管的事情很多，越来越不可能来严格清理和管治这种民间言论，因此，上一代习惯的投诉、**、求助，也都已基本失效；

　　例如，在言论滔滔的时代，任何辩论也会在顷刻之间卷入滔滔，不见踪影，人们越来越粗心，越来越容易接受信息，又越来越不容易轻信。唯一能让大家记忆的是勇敢而孤独的生态方式，以及长久保持的人格魅力，因此，与其由恒定而涉足纷乱，不如超越纷乱而保持恒定；

　　例如，上一代的安全由集体性保护给予，但要获得集体性保护需要付出巨大代价，新一代的安全来自于个体的自立和自由，这也要付出代价，但方向正好相反；

　　例如，“文化界”早已不是一种单独的存在，甚至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文化已经成为各行各业在追寻的素质和名号，许多企业家和行政管理者都是层级不低的文化人，相比之下，原先意义上的“文化界”已全方位地落后于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界”的名声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取得全社会的好名声；

　　例如，随着开放，华文文学已不仅仅集中在中国**，一个优秀的华文作家应该进入全球华文读者的日常视野，因此也带来价值标准的一系列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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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系列事实，大家都看到了，但余秋雨先生却一一作出了对应。至少在目前，我还没有看到第二个文化人像他那样对应得那么全面又那么智慧。

　　因此，他开启了一种属于新世纪的人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