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明的制度、风俗习惯和政治思想等，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形成的。这一过程既没有人能够设计，也没有人能够预见。直到人类社会发展到青春期，即公元前6世纪，人类才开始仔细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在这一时期，人类第一次质疑固有的信仰、法律以及制度，并决心对它们进行变革和重整。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希腊和亚历山大城在人类初期曾出现了知识的黎明，之后的奴隶制文明的崩溃，以及宗教迫害与专制政体的乌云。如何遮蔽了黎明的曙光。直到公元15、16世纪，自由无畏的思想光芒才最终冲破欧洲的黑暗。我们还曾讲述了阿拉伯的好奇心和蒙古人的远征狂风，吹散了欧洲**精神上的云翳。起初，人类增长的知识主要是物质方面的。物质成就和物质力量是人类理性复苏的最早成果。而人际关系学、个体以至社会的心理学、教育学，以及经济学，不但本身微妙复杂，而且还受到了许多情感因素的束缚，所以它们发展得非常缓慢，面临着很大的阻力。人们往往愿意静心聆听对星辰和原子之类的知识，但对于生活方式的理论却常常会恍然而有所触动。

　　在古希腊，柏拉图大胆的哲学，早在亚里士多德努力去探讨事实之前就产生了。欧洲也是一样，早期的政治研究是以“乌托邦式”的故事形式出现的。那些故事直接模仿了柏拉图的共和国及其法律。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乌托邦思想巧妙模仿柏拉图，在英国的一条新的济贫法上产生了效果。拿波里人康帕内拉的《太阳之城》更富想象力，但却没有产生太多的社会影响。

　　我们发现，到了公元17世纪末，大量的政治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著作纷纷出现，日益增多。约翰·洛克是这个讨论的先驱之一。他是英国一位共和主义者的儿子，最初在牛津研究化学和医药学。他对政府、宗教自由和教育等方面的论述，表明了他已完全意识到了社会改造的可能性。与英国的约翰·洛克齐名，但稍晚于他的，是法国的孟德斯鸠（公元1689年至公元1755年）。他研究了社会、政治和宗教制度，并加以研究和进行基本的分析，将法国专制君主政体的虚伪批驳得体无完肤。孟德斯鸠与洛克一起，清扫了那些蓄意阻碍人类社会改造的错误观念。

　　公元18世纪中期和后期，后继者们对孟德斯鸠关于道德和知识的思想进行过更为大胆的探讨。一批来自耶稣会学派，即“百科全书派”的著名作家，立志开拓一个全新的世界（公元1766年）。与百科全书派并驾齐驱的，是经济学家或“重农学派”。他们对粮食和商品的生产与分配，有着极为大胆直率的研究。摩莱里是《自然法典》的作者，曾经批判私有制，提倡**社会的组织体系。他是19世纪聚集在**主义旗帜之下学者中的先驱，他们被统称为“社会主义者”。

　　什么是社会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有上百种，社会主义派别则有上千种。本质上说，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基于共同财产观点之上对私有财产权观念的批评。我们将对历代以来的类似思想演变进行简单回顾。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是我们大部分政治生活所依赖的两个主要观念。

　　私有财产的观念源于物种竞争的本能。在人类还未演化成人类，我们的祖先类人猿就已经拥有财产了。最初的所谓财产，就是野兽所争夺的东西。例如狗与狗骨头，虎与虎窝，吼叫的鹿和鹿群，这都是私有财产的原始形态。在社会学里，“原始**主义”这种表述是毫无意义的。旧石器时代的部落族长坚持占有妻室儿女、工具以及其他见得着的财产。如果有人想抢夺他的财产，他必然会全力斗争，必要时杀死对方。正如阿特金森在其《原始法》中所证实的那样，随着部落不断地壮大起来，族长渐渐容许后辈的生存，容许他们占有从其他部族中俘虏的妇女，容许他们占有自己制作的用品和饰品以及他们猎取的猎物。正是因为有了彼此间财产的通融和相互妥协，人类社会才得以逐渐发展。由于驱逐异族出境是人的本性需要，所以各部落之间必须相互妥协通融。如果山、森林、河流等不属于你或我，那就让它们属于“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想占有一切东西，可惜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会招致别人对我们的消灭。所以说，社会的原始基础，就是对所有权的调和。与今天的文明世界相比，兽类和原始人类时期对所有权的要求更为强烈。在相当程度上，占有欲源自我们的本性，而非理性。

　　对于原始的野蛮人和未受过教育的现代人而言，所有权是没有范围界限的。无论是女人、俘虏、猎物、林地、石场，还是别的什么，只要你能抢到，就属于你。随着社会的逐渐发展，开始出现了限制相互残杀的法律。人与人之间，就有了限定所有权关系的粗简方法。谁最先制造、捕获或声明某个东西属于他，谁就可以占有它。当欠债人无法还债时，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其债权人的财产。同样的，一旦某人宣称对一方土地的所有权，那么可以向使用这块土地的人索取租税，等等，也是非常自然的。但是，随着有组织的生活的出现，人们逐渐意识到无限地拥有财产是一种罪恶，因为人们会发现他们诞生在一个所有东西都被占有和要求得到的世界。不！他们生而被占有和被要求得到。古代文明社会的斗争现在已难以考究，但是，我们前面讲过的罗马共和国的历史表明，已经有人清醒地意识到：债务对社会生活不利，所以应当放弃，对土地的无限制占有也是一种危害。我们发现，后期的巴比伦对奴隶的占有权曾经有过极其严格的限制。最后我们发现，伟大的革命家耶稣对财产权进行了空前的抨击。他说：“拥有巨额财产的人进天国，真是太困难了！骆驼穿过针眼，也比有钱人进天国容易呢。”对财产所有权的严厉批评在世界上已持续了2500年到3000年。我们发现，耶稣诞生后的1900年时间里，世界都笼罩在基督教教义之下，该教义认为人类是可以没有财产的。此外，“人们可以自由处置自己的财产”这一观念也随着其他财产制度的产生而开始动摇。

　　但是直到公元18世纪末，这个问题依然只是一种疑问，还没有足够清晰的、更没有能付诸行动的解决办法。人们主要的目的只是想保护财产不被君主贪婪地挥霍或被贵族霸占而已。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开始，大部分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免受税收的剥削。但法国大革命的平等主义原则，却进一步对本来想要保护的财产权进行了批判。若有人还没有住所，没有食物，如何称得上自由平等？不劳动就不能从主人那里得到吃的住的，这又怎么能说是自由平等呢？——“太过分了！”穷人们抱怨道。

　　对于这一问题，一个重要政治集团的反应是将财产进行平均分配。他们的目的在于使财产平均化。为了通过不同的道路实现同样的目的，出现了最初的社会主义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主义者。他们希望完全“废除”财产私有权，一切归国家（当然**国家也能接受）所有。

　　不同的人都在寻求相同的结果，即自由与幸福。一些人主张财产私有化，而另一些人则主张完全放弃财产权。两方显然是矛盾的，但事实就是如此。矛盾的关键是：所有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物，而是许多不同事物的集合。

　　直到公元19世纪，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财产权并不是一件简单事物，而是不同价值和结果的复杂所有权。人们意识到，许多事物（如个人的身体、艺术家的工具、衣服、牙刷等）是显然的、毫无疑义的个人财产。至于其他的许多事物，如铁路、各种机器、住宅、花园、游船等之类的东西，需要确定在多大程度上是私人财产，在多大程度上是公共所有并由国家管理和基于集体利益出让的财产。在实践层面，这些问题进入了政治学范畴。而研究如何创造和维持国家的有效管理，还引出了许多社会心理问题，并涉及教育学。此时，对财产权的批评还只是出于宽泛的、情绪化的躁动，而非科学。一方面是自由主义者，他们要求保护自己已经拥有的财产并获得更大的自由；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力图将国家的财产集中起来而限制个人的财产。事实上，人们可以发现，在甚至不肯纳税的绝对个人主义者和完全反对私产的**主义者之间，还有各种各样不同思想的人存在着。今天的一般社会主义者其实是集体主义者。他们主张拥有一部分私产，但把诸如教育、交通、采矿、土地和重要物质生产等事情交给组织完善的国家掌控。近来，渐渐出现了一些理智的、主张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计划的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人类也渐渐了解到，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在从事宏大的事业中很难合作；国家在向复合型过渡的过程中和接收私有财产的阶段中，需要相应的教育进步与合理的监督和控制组织。无论是出版物还是政治运动，对于集团式的大规模的计划而言，都显得过于幼稚。

　　但是，有一段时间，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刻薄的雇主和具有反抗精神的工人之间的危机，使**主义以一种特有的基本形式传遍了全世界。**主义与马克思密不可分。马克思的理论基于一种信念：人们的思想受制于所处的物质环境，上层阶级和贫苦阶级之间必然存在着利益冲突。随着机器革命所需要的教育进程的发展，占多数的工人阶级必将逐渐产生一种明显的阶级意识，日益团结以反抗少数统治阶级。马克思预言，在一定的情形之下，那些阶级意识成熟的工人将要取得**，并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

　　马克思致力于用阶级斗争取代国家间斗争。马克思主义接连创建了第一、第二和第三国际工人协会。但是从近代个人主义思想出发，也同样可以实现国际化的思想。自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之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要达到世界繁荣，全球性的自由贸易是必须的。个人主义者不但反对国家，而且还反对关税、国界和一切阻碍自由通行的事物。很有意思的是，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种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商人的自由贸易思想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截然不同。然而，它们的内容却同是反对国界，希望为全人类从事福利事业。现实中的逻辑终于战胜理论上的逻辑。我们逐渐意识到，出发点相距甚远的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源于一种共同的追求，即探索如何实现共同协作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方法。随着人们对神圣罗马帝国和基督教世界的信心的下降，随着新**被发现，人们的视野从地中海拓展到全世界，这种探索在欧洲又重新出现并不断强化。

　　若把从古到今社会、经济和政治思想的发展与扩大从头到尾地叙述一遍，就会遇到许多与本书范围和目的相矛盾的问题。但是，从学习世界历史的学生们的广泛视野来看，我们必须意识到，在人类的思维中，对这些探索性思想的重构仍是一项没有完成的工作——可以说我们甚至不晓得这工作还有多少没有完成。当然，某些共同的信念确实还在形成中，而且它们的影响也开始在现代的政治事件及公共事业上显露出来。但是，就目前而言，它们还不是很清晰，还不足以服众，还无法使人确切而系统地认识它们。人们的行为，常常徘徊于传统与新思想之间，总体而言，他们还是更倾向于传统思想。然而，即使是相对于前一代人的思想，似乎也看得见其间有一种新思想的轮廓正在形成。这是一种粗略的形态，还有许多模糊不清之处，细节和形状也变幻不定，但却日见清晰，渐渐显露出轮廓并稳定下来。

　　从许多方面，及日益增多的人类事务中，可以看出人类已逐渐演变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了。在这种情况下，人类逐渐产生了一种共同管理世界的需要——所有这些都变得越来越清晰。例如，可以明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了一个经济共同体，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需要整体性规划。发明给人类带来的福利越来越多，而现在利用资源产生分散竞争的管理也越来越浪费和危险。财政金融变成了世界性的利益，只有全世界共同管理才能取得成功。传染性疾病、人口增长与流动等问题日渐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人类活动的能力和范围越来越大，使得战争也更具毁灭性和无组织性，甚至用战争来解决政治和民族斗争的拙劣方式也变得不再实用。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种超越现有政府的、范围更大的、更全面的管理和权威。

　　但这并不意味着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在于某种超级政府的出现，即由现在的某个政府征服全世界，或由全世界的现存政府联合起来。从现存制度推而广之，人们的设想可能会有“全人类议会”“世界代表大会”“地球总统”或“地球国王”，等等。人们最初的自然反应就是类似这些的结论。但是，半个世纪的各种争论和经验，使人们对于这种初级肤浅的理想已全然失望，要从这条路走向世界统一的目标，阻力非常大。现在，人的思想似乎发生了转变，倾向于成立一些专门委员会或组织来掌握全世界的权力。它们由各国现有的政府选派代表来参与解决具体问题，如研究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发展、劳工平等、世界和平、货币流通、人口和卫生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人们或许会发现，虽然未能实现建立世界政府的愿望，但全世界的共同利益已正被当成一项集体事业来经营。然而，在相当程度的人类一体化实现之前，在国际意识胜过爱国主义所产生的猜疑与嫉妒之前，全人类有必要将种族的一般思想引向人类一体化思想，有必要让人类一家的思想得到普遍接受和理解。

　　几个世纪以来，全世界主要的宗教都在极力宣扬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但直到今天，由部落、国家和种族冲突引发的仇恨、愤怒与猜疑，依然是横亘在更为豁达的观点和更为普遍的冲动之前的有力障碍，正是它致力于使人人都成为全人类的公仆。现在，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正努力占据人的心灵，就像公元6、7世纪的战乱时期，基督教的观念正努力渗入人的灵魂一样。这种思想的传播如要达到胜利，必须经过许多忠实无私的传教士的努力。在当今的历史学家中，还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测这项事业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以及能获得多大的成功。

　　国内社会和经济问题，与国际问题似乎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种深得人心的、令人鼓舞的服务精神。国家间的猜忌、固执和自大，反映出雇主与工人之间的猜忌、固执和自大；同时，也被他们之间的猜忌、顽固和自大所反映。个人占有欲的过度膨胀，就如同国家与帝王的贪得无厌的缩影。它是同一种本能、同一种愚昧和同一种习惯的产物。国际主义即国家间的社会主义。凡是研究这些问题的人都会认为：在现代社会中，还没有完美的心理学、真正完善的教育机制或机构，能真正或最终解决人类交往与合作所产生的问题。就好像公元1820年时的人不可能设计出电气化铁路系统一样，人们现在也不可能设计出一种世界和平的有效组织。但是，所有人都相信它会产生的，也许已经为时不远。

　　没有人能够超越自己的知识范围而行事，也没有人能够超越同时代的思想。因此，我们还无法去猜想和预见：在所有史书中都提到的伟大的安宁（指心灵安宁、世界安定），结束黑暗、浪费和虚无的生活之前，人类还要忍受多久的战争、疲倦、不安和痛苦。我们设想的所有解决方案仍都是模糊粗糙的，其中充满着各种情绪和猜疑。一种伟大的知识改造任务正在进行，尽管尚未完成，但是人们的概念日渐清晰和明确——缓慢地或迅速地，很难说是以哪种方式。但是，随着这种概念的日渐清晰，它将凝聚超过人们的思想和想象力的力量。由于缺乏肯定性和明确性，所以至今还缺乏这种力量。由于形式的多变和混乱，这种概念常常被误解。不过，随着这种概念的明确和肯定，新的世界性组织将会获得强大的力量，也许立刻就能获得力量。从逻辑上说，如果对概念的理解得以明确，那么教育改革将会随之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