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的安排

　　句子是文章的较大的单位，文章的研究，方面很多，从一句句的句子来考察，也是重要的着手方法。

　　句子的构造，大家从小学时代就学习。只要是懂得文法ABC的人，即会知道句子的成分和构造的式样。可是文法上讲句子，是以**的句子为对象的。从文章中把一句句的句子提了出来，说明它构造怎样，属于什么句式，合乎那些律令，那一部分是主语，那一部分是述语，诸如此类，是文法所讨论的项目。至于一句句子摆入文章里面去是否妥当，在什么条件之下才合拍，是一概不管的。原来，文法上的句子和文章中的句子，研究目标彼此不同。从文法上看来毫无毛病的句子，摆入文章中去并不一定就妥帖。例如这里有两句句子：

　　三月廿九号七十二烈士在广州殉难。

　　革命军于十月十日起义于武昌。

　　这两句句子，在文法上是毫不犯律令的，我们如果在文章里把它联结起来，照一般的情形看，却不免有问题。

　　三月廿九号七十二烈士在广州殉难；

　　革命军于十月十日起义于武昌。……（甲）连读起来，觉得两句句子各自**，并未串成一气。本来有关系、相类似的事情，也像互相龃龉格格不相入了。如果把句子的式样改变，安排像下面各式，就不会有原来的毛病。例如：

　　三月廿九号七十二烈士在广州殉难；

　　十月十日革命军在武昌起义。……（乙）

　　七十二烈士于三月廿九号在广州殉难；

　　革命军于十月十日在武昌起义。……（丙）

　　乙丙两式比甲式调和，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可知，文法上通得过了的句子，摆入文章中去看，因了上文下文的情形，也许会通不过去。要补救这毛病，唯一的方法是改变句式，使它合乎上文或下文的情形。

　　同是一句话，可有好几种的说法，所以一句句子可有种种的构造式样。越是成分复杂的句子，可变化的式样也越多。例如：

　　（A）人来

　　来的是人

　　（B）猫捉老鼠

　　猫是捉老鼠的

　　老鼠是猫捉的

　　猫所捉的是老鼠

　　老鼠被猫捉

　　捉老鼠的猫

　　A组句子的成分简单，可成两种句式，B组就比较复杂，句式加多了。一组里面的句子，如果严密地吟味起来，意义并不完全一样，“人来”句是就了“人”而说他“来”，“来的是人”句是就了“来的”事物而说他“是人”。说话的方向、观点彼此不同，这是应该首先知道的。

　　依照这方法，把开端所引的两个例句改变种种的式样来看：

　　七十二烈士于三月廿九号殉难于广州。………………………（甲）

　　三月廿九号是七十二烈士在广州殉难的日子。………………（乙）

　　广州是三月廿九号七十二烈士殉难的地方。…………………（丙）

　　三月廿九号在广州殉难的是七十二烈士。……………………（丁）

　　七十二烈士在广州殉难是三月廿九号。………………………（戊）

　　革命军于十月十日在武昌起义。………………………………（甲）

　　十月十日是革命军在武昌起义的日子。………………………（乙）

　　武昌是十月十日革命军起义的地方。…………………………（丙）

　　十月十日在武昌起义的是革命军。……………………………（丁）

　　革命军在武昌起义是十月十日。………………………………（戊）

　　为避繁计，上面只各写出五种句式。就这两组的句子加以吟味，彼此结合起来的时候，最自然最便当的是甲和甲，乙和乙，丙和丙，丁和丁，戊和戊的格式。此外尚有各种错综的结合方式，如甲和乙，戊和乙，等等。这些错综的句式，在平常的情形之下，颇不自然妥帖，在相当的条件里才适当。例如：戊和乙的结合：

　　七十二烈士在广州殉难是三月廿九号；十月十日是革命军在武昌起义的日子。

　　这结合照平常的情形看来，是很不自然的。但如果前面尚有文句，情形像下面的时候，也并不会觉得不自然。例如：

　　十月十日是七十二烈士在广州殉难的日子吗？

　　七十二烈士在广州殉难是三月廿九号；十月十日是革命军在武昌起义的日子。

　　在这段对话里，本来不大适当的句子，居然也可以通得过去，并不觉得有什么勉强的地方了。从此类推开去，只要情形条件相当，任何结合方式都可用，反之，便任何结合方式都不对。换句话来说，一句句子在文章里安排得好和不好，问题不只在句子本身，还要看上下文的情形或条件。

　　写作文章，句子的安排，是一种值得留意的功夫。要句子安排得适当，第一步是各种句式的熟习。一句句子摆上去，如果觉得不对，就得变更了别种样式的句子来试，再不对，就得再变更样式来再试，直到和上下文适合才止。越是熟习句式的人，越能应用这方法。犹之下棋的名手能用了有限的棋子布出各种各样的阵势，去应付各种各样的局面。

　　句式熟习以后，能自由把句子改变种种形状了，才可以讲到安排。安排的原则是谐和。一句句子和全篇文章许多句子能不冲突，尤其和上下文能合拍，这就是谐和的现象。要分别谐和不谐和，最好的方法是读。不论是别人所写的文章或是自己所写的文章，句子上如有毛病，只用眼睛来看，很不容易看出来，读下去才会自然发见。我所谓读，不一定要高声唱念，低声读或在心里默读也可以。就普通人的读书习惯来说，看和默读的两种工作，是在同时行着的。古人练习写作，唯一的功夫就是读，读和写有密切的关系。文章的秘奥要用读的功夫才能发掘。“吟”字的对于诗有伟大的效用是颠扑不破的事实，所谓“吟”，无非最讲究最仔细的读法而已。

　　句子的安排以谐和为原则，谐和与否的识别方法是读。结果，所谓安排者就是调子问题。一句句子摆入文章里去，和上下文联结了读起来，调子适合的就是谐和，否则就是不谐和。关于句子的安排，自古未曾有人说过具体的方法。写文章的人在推敲时所依据的，只是笼统的个人的经验和习惯罢了。以下试就我个人平日所关心的方面，来提出几件可注意的事项。

　　第一，留心于句子的“单”“排”。文章之中，有些是句句**的，这句和那句并无关涉，每句可以读断，自成一个起讫，这叫单句。有些是几句成为一串，不句句**，读起来的时候，几句成为一个起讫，这叫排句。例如：

　　睡了一夜，爸爸清早就跑出去。我不到学校，帮助妈妈理东西。一会儿爸爸回来了，说租定了朋友人家一间楼面，同时把搬运夫也雇了来。

　　——叶圣陶《邻家》

　　依照圈点来计算，上例共三句。句句可以**，和旁的句子并无对待的关系。这是单句。又如：

　　他有一双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两只耳朵，但听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记性却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细密。

　　——胡适《差不多先生传》

　　这一串句子，情形就和前例不同，不能每句**，要连读到底，才能成一段落，所以中间不用“。”分割，只用“；”来隔开。这就是排句。一篇文章全部是单句或排句的并不多见，普通的文章里，往往有单句也有排句。又有一种句子，性质上只是一句，可是其中有一部分的成分，却包含着许多同调子的分子。例如：

　　岸上四围的橘叶，绿的，红的，黄的，白的，一丛一丛的倒影到水中来。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七》

　　你发愁时并不一定要著书，你就读几篇哀歌，听一幕悲剧，借酒浇愁，也可大畅胸怀。

　　——朱光潜《谈动》

　　我的生活曾是悲苦的黑暗的。然而朋友们把多量的同情，多量的爱，多量的眼泪都分给了我。

　　——巴金《朋友》

　　这种句子，原是由排句转变来的，如果把其中的成排的成分抽出来使它一一**，就可造成一串的排句，如“朋友们把多量的同情多量的爱多量的眼泪都分给了我”一句分解起来，就得下面的排句了：

　　朋友们把多量的同情分给了我；把多量的爱分给了我；把多量的眼泪分给了我。

　　所以形式上虽然是单句，也可作排句看。

　　就普通的情形说，单句间忌用同一的字面，同一的句调。整篇文章之中，要全然避去同字面同句调，原是不可能。不过，在同一行内或附近的地方，最好不使有同字面同句调出现，否则就不容易谐和。例如：

　　烟酒都是要中毒的。我们吸烟饮酒，如果不加节制，我们的血液就要中毒的。这是非注意不可的。

　　×君××乡人，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工人，对他期望很殷，苦心培植他，期望他将来是一个有出息的人。

　　上面两个例，都是逐句在文法上并无毛病，而实际不谐和的。第一例“要中毒的”见两处，句末用“的”字见三处。第二例句末用“人”字见四处，“是一个……人”见三处。只要全体通读起来，就会发见重复格阂的缺点。补救的方法，唯有把原来重复的字面、句法改换数处。改换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下面所列的只是其中的一种改换法：删节原文处加括弧，换字处加黑点在旁标出：

　　烟酒都是要中毒的。我们吸烟饮酒如果不加节制，（我们的）血液就要中毒（的）。这是非注意不可的事情。

　　×君，××乡人，（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工人，对他期望很殷，苦心培植他，（期）希望他将来（是）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物。

　　经过这样改换，原来的毛病已经除去，比较谐和得许多了。

　　同字面同句调在单句里应该力避，因了上面的引例，已很明白了。可是，在排句里，却不必忌用同字面或同句调。排句里面的同字面同句调，读去并不会觉得不谐和。例如：

　　我们同住的三五个人就把白鲁威当作一个深山道院，巴黎是绝迹不去的，客人是一个不见的。镇日坐在一间开方丈把的屋子里头，傍着一个不生不灭的火炉，围着一张亦圆亦方的桌子，各人埋头埋脑做各自的功课。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楔子》

　　朋友，闲愁最苦。愁来愁去，人生还是那么样一个人生，世界也还是那么样一个世界。假如把你自己看得伟大，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屑的看待，假如把你自己看得渺小，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值得的看待。我劝你多打网球，多弹钢琴，多栽花，多搬弄砖瓦。

　　——朱光潜《谈动》

　　上面两个例里，各有同字面同句调，我们读起来并不觉得有什么阻碍，仍是很谐和的。这种例子，从来的名文里可常见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每节末句都用“也”字结尾，屈原的《离骚》，结尾都用“兮”字，就是好例。总之，成排的句子，字面句调可以不嫌重复。所谓成排，有各种的排法，上面所举的例，都是排成一处，排句叠在上下的，其实，相隔若干距离也可成排，这时字面句调相同也无损于谐和。例如《旧约·创世记》开端叙上帝创造万物共分六节，每节的起句都是“上帝说”，结末都用“这是第×日”就是。排句里不但不忌同字面同句调，而且还以用同字面同句调为宜，上面所引各例，如果依了单句的办法，把同字面同句调改换，反不谐和了。

　　一篇文章，不能全用一种样式的排句来写，有时须转换成单句或别种样式的排句。换句话说，排句也得有完结改变的时候。冗长的呆板的排列，如果不在相当的地方加以变化，读起来也很不便，有碍于谐和的。从来的作者对这种方面都很为注意。例如前面所引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里的一段：

　　他有一双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两只耳朵，但听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记性却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细密。

　　这里面写“眼睛”和“耳朵”是同调子的，写“鼻子”和“嘴”就改变句法了，写“脑子”又改变了一次句法。倘若照开始的句法一直写下去，也并非不可以，不过究竟没有原文样的谐和。这里面有着作者的技巧。又如：

　　通计一舟，为人五，为窗八，为箬篷，为楫，为炉，为壶，为手卷，为念珠各一；对联，题名并篆文，为字共三十有四。

　　——魏学洢《核舟记》

　　这一段句子，成排而不呆板，锤炼的苦心历历可见。韩愈的那一篇《画记》，在句子安排上是向被推为典型的作品，可以参看。

　　句子的安排，因句子“单”“排”而不同。这是就句子本身的性质说的。第二，应当注意的是句中所用的辞类的字数。我们的文字是方块字，可以用一个字来做一个辞儿，也可以用两个或三个四个字来做一个辞儿。就一个“书”字说吧，英文里只有book一语，我们就有“书”“书籍”“书本”等等的说法。为了句调关系，有时可以通用，有时这里用着的，那里用了就读起来不便。例如：

　　你在读书吗？书店是以刊行书籍为业的。书本知识一出校门就无用处。

　　这三句话里的“书”“书籍”“书本”如果彼此互换，不是句调不顺，就是意义不合。这在文法上毫无理由可说，只可委之于习惯。在我国文字语言的习惯上，字数的奇偶很有问题。不论动词或名词，用在句子里，有时一个字就可以了，有时非加上一字拼成两个字，就不合拍。例如：

　　笔砚精良人生一乐

　　闺房乐事有甚于画眉者。

　　“人生一乐”改作“人生一乐事”，“闺房乐事”改作“闺房乐”，读起来都不谐和，但倘若变更字数，改成：

　　笔砚精良人生乐事

　　闺房之乐有甚于画眉者。

　　似乎就通得过去了。由此可知，每个辞儿所含的字数，和句的谐和不谐和有重大关系。我国的辞类有许多是双字的，如：

　　聪明正直房屋衣服器具事情行为议论快乐归还嗜好

　　这些辞类，都把同义字凑成双数，大部分是古来的人为了谈话和写作上的便宜制成的。

　　除上面所举的同义字以外，为了调节句调起见，还有别种加字的方法。介词“之”“的”，是常被用来作这调节的工具的。例如“王道”，读去很顺口，“先王道”就不顺口了，这时普通的写作者就加一个“之”字，变成“先王之道”。“我家”是顺口的，“我家庭”就不顺口了，这时普通的谈话者就加一个“的”字，变成“我的家庭”。此外还有种种加字的式样，如：

　　鞋子帽子刀子（加子字）

　　鞋儿帽儿刀儿（加儿字）

　　光头件头话头（加头字）

　　船只纸张银两（加单位字）

　　看看走走谈谈（加叠字）

　　这些双字的辞儿，若论意义，和单字的无大不同，可是在字数上却有奇偶的分别，因了句子的情形，有时应用单字，有时应用双字。例如：

　　请到我家里去坐坐。我有事想和你谈谈。关吏检查船只。防止私运银两。

　　倘若把附加的字除去，念起来都不如原文谐和。反之，应该用单字的时候，用双字的辞儿也不妥当。

　　辞儿的字数，可以影响到整句的字数，一句句子的字数，除诗歌韵文等外，原不必有一定的限制，但求念去读去谐和就够了。懂得字数的增减法，在造句的时候比较便宜得多。至于句的字数应怎样增减，到了怎样程度才算适当，这也说不出什么标准，唯一的方法仍是读。欧阳修的《昼锦堂记》的开端是“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据说当时写成的时候，是“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稿子已差人骑马送出了，经过了一会，忽然叫人用快马把那人追回，在开端两句里加添两个“而”字。这是相传的一个轶事，从来文章家对于一字增损的苦心，由此可以想见了。试取句调很好的名文一篇，逐句在文法许可的范围内，增加一字或减去一字，诵读起来，就会觉得不若原来的谐和，可知原来的句子，都是经过推敲，并非偶然的。

　　关于句子的安排，除上面所说的句式字面和字数诸项以外，可考究的方面当然还有。并且对于这诸项，我所提出的都很粗显，并未涉及精密的探讨。有志写作文章的读者，如果因了我这小小的示唆，引起兴味，留心到这些方面，也许在文章的阅读和写作上是一件有益的事。

　　句子的安排，以谐和为原则，只合文法上的律令，还是不够。话虽如此，文法上的律令究竟不失为消极的条件。凡是句子，第一步该合乎文法。古人尽有为了谐和而牺牲文法上的律令的事，如因为字须取偶数，把“司马迁”“诸葛亮”无理地腰斩，改作“马迁”“葛亮”。（见刘知幾《史通》）明明应该说“孤臣坠涕，孽子危心”的，因为怕平仄不谐，硬把它改作“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见江淹《恨赋》）此外如杜甫的“香稻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照理应是“鹦鹉啄残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之类，也是为了谐和而牺牲文法的律令的好例。这种情形，近乎矫揉造作，在从前的骈文和诗里也许可以原谅，依现代人的眼光看来，究竟是魔道，不足为法。这是应该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