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彼·沃尔金

　　托马斯·莫尔是一位人文主义者，在伦敦商界被大家拥护着，在社会杂乱的16世纪，作为英王的**官和一个主张财产共有制并以此为主要内容的对话集的作者，他是那个世纪引人瞩目的代表人之一。他的思想主张是那个世纪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他的思想形成了有特色的、统一的体系。那个世纪是资本主义萌芽破壳的世纪，资本主义蓄满了力量，势必冲破封建社会的牢笼而成长起来，而且全新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社会对抗，也开始萌芽了。

　　莫尔的《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即众所周知的《乌托邦》，其影响之深，在相关的政治和社会文献中，是极为少见的。“乌托邦”这三个字成为文学界中空想主义文学的代名词一点儿都不奇怪，它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相联系，开辟了空想主义思潮也一点儿不奇怪。莫尔在归纳自己的生活时，很有可能会认为自己**官职位的意义大于《乌托邦》，或者认为其反抗宗教改革的斗争的意义大于《乌托邦》。莫尔受害的四百年后(他被处死于1535年)，我们再次翻开《乌托邦》时，会比和他一个年代的人更感兴趣。他是这部精彩著作的作者，是我们对他其他方面产生兴趣的前提。

　　《乌托邦》是第一本明确阐述空想社会主义原理的书籍，这正是其经久不衰地吸引人们的原因。如果说，古代社会曾经出现过社会主义的特有因素，我指的是，消费性质的**主义、社会初期的生产资料共有观念，以及进行公共生产的思想，等等。当然，这一切都是含糊的概念，是零零碎碎的想法，尚未形成统一的整体。但是当我们对《乌托邦》的有关文献进行研究时，我们依然应当注意到这些因素。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非常熟悉柏拉图以及古希腊时期的其他学者，这些人的作品都对这种思想有所体现。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提到了早期基督教公社中的神话般的“**主义形式”。毫无疑问，莫尔利用这一主题思想，经过全面思考，创建了一个全新的体系，这个体系是不可能在奴隶社会出现的。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空想社会主义只会在新的时代，在资本主义关系发展之后才会出现。而最早对这个体系进行系统阐述的，就是莫尔。

　　《乌托邦》的文体（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旅行的故事）类似于古希腊后期的游记小说。而这种文体一直到19世纪都依然保持着它的生命力（比如卡贝写的《伊迦利亚旅行记》）。不过，这种文体的鼎盛时期就是莫尔所生活的时代了，因为《乌托邦》成书于15世纪至16世纪，这时候地理大发现已经开始了，但还远远没有完成。毫无疑问，莫尔曾经读过那些比《乌托邦》早出版了没多久的书，例如1507年出版的《宇宙志引论》或者1511年著成的《新世界》。并且，将对新发现的国家进行描写为主要内容的书对莫尔的影响不仅是促使他采用这种文学体裁进行写作，而且还为他提供了写作素材：关于美洲土著以及西印度群岛土著的生活，这些土著表示“我并不知道你的和我的存在什么不同”，他们实行公有制，土地是共同使用的公共财产，他们鄙视珠宝和黄金……并且，莫尔将亚美利哥·维斯普奇的旅行伙伴之一作为他作品的主人公，这似乎能够进一步证明《乌托邦》和古希腊文学作品的联系。

　　《乌托邦》是莫尔的社会政治理想在那个时代能够达到的最好的形式。《**宣言》中对19世纪初期的空想主义者的描述是：“这种幻想出来的未来社会的样子，是在无产阶级尚处于很不发达的状态下被想象出来的，产生于无产阶级最初对于社会总体改造那充满预见性的激动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产生于幻想中的未来社会方案的现实条件所做的预计，适用于圣西门、傅立叶生活的时代，也适用于莫尔所生活的年代。虽然莫尔极有天赋，虽然他已经意识到了当时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并且他也对这些矛盾进行了强烈的指责，但是，他没有在他所处的社会中发觉消除这些矛盾的唯一方法。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还不能提供使无产者成为一个社会阶级所必需的前提，而且促使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时机也尚未到来。这个“幻想出来的样子”是莫尔在当时的条件下，唯一能够用于表达他大胆的社会思想的方法。

　　《乌托邦》第一部的内容主要是描述莫尔所处的时代，关于欧洲各国的基本政治生态和社会基本制度的谈话。

　　在谈话中，旅行家希斯拉德代表作者莫尔的观点，他尖锐地批评了那时在英国已经达到顶峰的君主专制。希斯拉德强烈抨击当政者的对外侵略政策，因为这种政策不仅害得被侵略的国家民不聊生，而且侵略国的人民也会罹遭不幸。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专制君主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违反执政者应当心怀天下、关心百姓、保护人民的统治原则，无情地剥削臣民。希斯拉德指出，人民选举执政者是为了让执政者为百姓谋取利益，而不是让执政者谋取私益。君主的荣誉取决于人民的幸福。但是，在国王的宫廷里，并没有人在意这些原本合情合理的原则。国王的大臣们一心阿谀谄媚，随时都能为那些用于剥削百姓的决议找出一大堆理由，并且为国王提供源源不断的剥削人民的方法。甚至臆造出荒谬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国王所做的事都是公道之事，因为国家的一切人和物，包括百姓在内，都是国王的财产；而人民之所以能够拥有资产，都是因为国王的恩赐。他们还大肆宣扬这种谬论，说过着贫穷的生活能够磨炼人的忍耐力，因此利于社会安定。而事实却与之相反，贫穷永远是祸乱的根源，因为最愿意发动革命的，就是那些对现行制度感到不满的人。一个统治者，如果使得他的臣民生活艰辛，就应当承认自己的无能。但是，国王们最关心的不是如何妥善地治理自己的国家，而是如何用尽一切方法去吞并其他国家以扩大自己的版图。为了准备战争，每个国家都会养很多的闲人，这些人在和平时期并不从事任何劳动，并且还瞧不起劳动人民。希斯拉德和与之交谈的英国人说：“在我看来，无论有什么理由，为了应对战争而养活一批扰乱治安的人都是不利于社会的。如果你们不想战争发生，你们的国家就绝对不会有战争，而你们应该更加珍视和平，而不是战争。”莫尔借希斯拉德之口，坚定而直接地指出了当时社会中最大的毒瘤，即社会发展的首要和根本祸害就是贵族。这一大批贵族像雄蜂一样，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依靠佃农的劳动生活。他们为了多挣钱，还要拼命地剥削辛苦劳动的淳朴人民，百姓每日辛苦劳作，不仅要养活这些贵族，还要养活贵族的随从们。莫尔在指出了16世纪仍然存续的封建制度的基本矛盾后，又强调了当时的封建制度中新出现的丑恶状况，这些状况是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出现的。《乌托邦》第一部还详细描述了英国农民是如何在养羊业发展的过程中被剥削土地的，这就是圈地运动，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几乎所有讨论到16世纪英国的著作都提到过这件事。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中提及原始积累时，曾两次引用了《乌托邦》。

　　希斯拉德说道：“绵羊本来是温驯的，所欲无多，现在却变得凶狠贪婪，甚至要把人吃掉，还要踏平我们的田野、住宅和城镇。”以这种类似于玩笑的话为开头，之后他便对农民失去土地的原因和后果做了深刻详细的分析。莫尔认为，这一事件的起因是羊毛需求量的上升以及羊毛价格的增长。在这种条件下，大地主把原本用于从事农业生产的耕地转变为畜牧业用地，以增加收入。能够生产上等羊毛的地区的地主们迅速想出了这一增加收入的方法，并开始着手把自己的耕地改为农场，然后把原本耕地的佃农赶走，把乡村都变成了不毛之地。佃户被诡计或者暴力掠夺了所有的财产，还有的佃户在遭受不公平对待之后被迫变卖一切，离开故居，因为养羊不需要很多的人。他们到处流浪，变卖财产的钱不久就全部用光了，又没有人需要他们的劳动力，无奈之下，他们乞讨为生，甚或为盗为贼。这些人越来越穷，而那些从事与羊毛和制衣相关工作的人也越来越穷。与养羊相关的一切业务落到了少数贵族和地主手中，这些有权有钱的人任意操控市场，以谋求自己的利益，甚至全然不顾别人的生死。因此，就因为少数人的贪得无厌，使得原本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变成了国家的一大灾祸。

　　希斯拉德指出，政府应该阻止有钱人的霸道行为，逼迫他们出钱出力恢复农田和村庄，以使得穷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园，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但是，政府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消灭这一祸根，反而制定并实行一系列严苛的法律来惩罚那些失去劳动机会而不得不流浪街头从而乞讨或者偷盗的穷人。希斯拉德虽然说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但是他并不认为政府会选择这条道路。因为他在另一个场合说过：“国家无非就是有钱的人们狼狈为奸，用国家的名义为自己谋取私利。”充满智慧的意见不会动摇这些人对国王实行的政策的看法，因为这些看法是符合他们的口味、满足他们的利益的。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墨守成规，抗拒一切新鲜事物。他们从出生开始就满怀偏见，不可能领悟到哲学家们所讲述的道理。和希斯拉德谈话的人强烈建议他去侍奉一位国王，但希斯拉德回答道：“如果我为一个国王提出有益的建议，以彻底清除他灵魂中的污渍，难道他不会马上把我撵走或者奚落我吗？”由此，希斯拉德完全否认自上而下改革的可能性，但是他并没有提出自下而上改革的方案。不过有一点必须提出来，就是在他的议论中，仿佛曾经有这样一段话，他称“受压迫者的起义精神”为“高尚的精神”。

　　莫尔不仅对社会制度中的个别缺点进行了分析，而且还探讨了消除部分缺点的办法。他通过分析一些罪恶的具体形式，就自认为发现了社会罪恶的根源，而这个根源，就是私有制。《乌托邦》第一部的最后几页里对私有制的讨论，不仅在文学意义上，而且从逻辑上，也是全书的中心点。这几页承上启下，总结了前文对英国当前社会制度的批判，并将这些缺点作为畅想下文理想社会制度的依据。

　　希斯拉德认为，在私有制的条件下，既不会得到正义，也不会实现社会太平。因为私有制之下，每个人都会尽可能地把财物据为己有。无论社会总财富有多少，财富的大多数都会落入少数人手中，而其他大多数人的命运都只能是贫穷。而且，前一种人往往都是奸诈狡猾的，后一种人则善良淳朴，为社会福利而劳作，而不是为了私人利益进行劳动。因此，要想建立真正公平有序的社会制度，就必须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莫尔认为，一切附条件的、不彻底的改革都是治标不治本，都不可能治好社会的顽疾。

　　乌托邦国家的基本制度和欧洲各国的制度完全相反，它没有私有制，而实行公有制。这种鲜明的对比在类似作品中并不罕见，相反，我们已经说过了，许多古代的思想家也都有类似的对比。但是，莫尔写《乌托邦》时，设定的任务是进行详细具体的说明：如何在公有制条件下，根据平等原则进行社会生产。无论是这个问题的提出还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莫尔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的。

　　乌托邦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是一个统一体。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元老院，统计各个地区生产的一切商品，必要时还会进行生产产品的再分配。乌托邦国家的所有土地都是公共财产。国家可以自由地将劳动力从甲地调往乙地。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也由国家垄断。但是，生产活动的直接组织者是城市，而不是国家。因此，莫尔在《乌托邦》中所描述的国家就像是联邦一样。

　　在乌托邦的经济生活中，基本经济单位是家庭。每家每户都要从事手工业生产。每个家庭的生产活动都要受到官员的监督；每家生产出的全部产品都要上交给国家。这样说来，一个家庭实际上就是一个作坊。另外，还需要说明一点，就是经济生产中的一个家庭不一定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传统家庭。甚至可以说，家庭的划分标准不是血缘关系，而是经济关系。如果一个儿童不想从事原生家庭所从事的工作，他就可以自己选择到从事他感兴趣的工作的家庭中，这样子，原来是一家人的人们，却也有可能在不同的家庭里生活，因为每个家庭从事的手工业工作是单一且固定的。当一个自然家庭的成员规模超过了经济生产的需要时，国家可以主动将多余的人口调到其他家庭之中。

　　很容易理解，乌托邦是如何实现这种家庭手工业生产组织形式的。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其实就是中世纪的手工业组织形式的翻版。在资本的影响下，到莫尔生活的时代，这种手工业形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可以认为，莫尔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这种手工业的组织形式，但是也有推陈出新。在莫尔的笔下，并不是单纯地消除了资本的破坏作用，而是用国家的有益领导取代了它。很显然，这样的手工业组织形式并不和历史上的情况一样，它总是根据作者的意图进行了改变了的。但是透过它被理想化的外壳，依然可以窥探原貌。

　　整个乌托邦几乎都被包含在了家庭手工业体制中。一个公民，只要他和“家庭”有一点儿联系，他就会和手工业有所联系。每个公民都至少学习一门手艺，而这项手艺几乎会是他一生的职业。在乌托邦，农业并不是一种特定的职业，这是莫尔一个非常独到的见解，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制度之一。由于农业在乌托邦是非常受人重视的，因此农业劳动实行义务劳动制的组织原则，而不同于一般手工业的组织形式。每个人都必须从事两年的农务，如果有人特别爱好农业活动，也可以申请延长农业劳动时间。由此可知，乌托邦里并不存在真正的农村。他们的农村里只有农场，人们从城市来到农村，进行一定时期的劳动，期满后又会回到城市，继续从事自己用以谋生的工作。公民的住宅区和工作区构成了城市，城市中有专门进行农业工作的特定区域。这样说起来，在近代第一部社会主义的著作中，就提出了消灭城乡差异的方式，虽然方法有些原始。

　　手工业劳动者和农业生产者生产出的产品都是属于整个社会的。公民可以从公共仓库或者公共市场中得到他们需要的物资。在之后对乌托邦的各种设想中，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分配方式，有的采用平均分配，有的实行按劳分配，有的选择按需分配。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选用了最后一种分配方式，即按需分配。也就是说，每个家庭需要多少物资，就将得到多少产品，绝不会出现人们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的情况。当然，莫尔已经意识到了，“按需分配”的前提是物资必须充足。只要产品储备足够充裕，就不用担心有人所求超过所需。并且他坚信，乌托邦一定会有足够充裕的产品储备。

　　我们认识到，社会发展到**主义高级阶段是需要认识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只有当每个人都得到了全面发展，并且生产力也高度发达时，才能完全克服资产阶级的狭隘观念，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是莫尔并没有这种生产力能力迅速提高的思想，毕竟在莫尔生活的15世纪至16世纪，技术进步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还并不明显。我们并没有在《乌托邦》中看到乌托邦社会中有什么十分优越的技术条件，但是莫尔坚信，在实行每日六小时的有限工作时间里，依然能够保证全体人民的生活产品供给。

　　莫尔认为，在技术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能够过上这种富足的生活，是因为乌托邦社会中彻底消灭了寄生虫。对社会上的寄生现象的评论及其影响的研究，莫尔是傅立叶的先驱。我们知道，在傅立叶的理论里，对寄生问题的研究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傅立叶的观点就是对《乌托邦》中的基本论点在19世纪的社会现实中的延伸发展。莫尔将绅士、贵族、神职人员、随从和乞丐视为寄生虫，同时，他还把生产奢侈品的人员和女性纳入这一行列中。在他看来，如果女性的劳动力没有得到充分使用就是一种浪费。

　　在乌托邦，只有真正从事社会需要的其他劳动并且做着公认的有益之事的人，才可以免于从事体力劳动。比如，国家官员不需要进行体力劳动，被选为进行科学研究的人也不需要从事体力劳动。但是，如果这些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有负众望，他们就会被调回，继续进行体力工作。相反，如果正在进行体力劳动的公民中有人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聪明才智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可以获得豁免，而去进行脑力劳动。

　　由于那个时代极度缺乏科技进步的思想，因此要解决“痛苦的”劳动这一问题是非常困难的，直到19世纪，这个问题对于空想社会主义者而言，也是很头痛的。解决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招募一批对这类工作感兴趣的公民，比如，傅立叶说过，儿童具有担任某类工作的喜好，就可以把儿童组织起来去进行成人讨厌的工作；第二，是实行一定的制度去强迫人们劳动。事实上，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乌托邦》中，这两种方法都采用了。在乌托邦，有一类人出于宗教的原因，会承担他人不想承担的工作，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服务形式。但这还远远不够。因此，乌托邦中有一个特殊阶层——奴隶。这个阶层似乎和莫尔的社会主义精神的本质相违背，但是，站在莫尔的角度，这个阶层在乌托邦中的存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还属于先进理论。乌托邦中的奴隶阶层，实质上就是被迫进行终身劳动的人。奴隶的组成人员有两种：一个是战争的俘虏，一个是法院判决充当奴隶的人。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按照莫尔的说法，在乌托邦被判处充当奴隶的人，在其他国家都是要被判处死刑的。同时，乌托邦的法律并不会对自由公民规定死刑，甚至他们还会赎买邻国的死刑犯。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这种奴隶制正是针对英国惨无人道的死刑制度提出的，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莫尔觉得奴隶制的存在是一件好事情了。

　　莫尔之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大多把消费品的共有放在公有制的首位。然而，莫尔的观点是，生产的共有才是中心。当然，这并不表示莫尔反对消费品的共有，相反，他明显是赞同的。对此他表示了容忍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过，莫尔明白，社会关系中的基本问题取决于生产关系，而不取决于消费关系。所以，乌托邦有公共食堂，大多数公民都会在公共食堂吃饭，但是想要在家吃饭的公民也可以从市场领取原材料。显然，莫尔并不觉得单独做饭有什么害处，因此他并不反对。但是，如果有人在土地和房屋住宅问题上想要单独行动，这就会大大地撼动社会存在的基础，因为这样的话，就会滋生一些不利于公有制存续的思想。由此，莫尔在《乌托邦》中规定，房屋和花园要每十年轮换一次。

　　综上所述，莫尔解决具体问题的措施都必须满足社会最大的利益，即必须维护乌托邦的基本社会制度。

　　莫尔对乌托邦的政治制度的描述也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乌托邦的所有官员都是由选举产生的，每个家庭的家长选举产生下级官员，下级官员选举产生上级官员。这种**选举的制度和莫尔所生活的时代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莫尔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专制制度盛行和不断强化的时代，官员一律是上级委派。乌托邦的教育制度也是**的，所有人，无论男女，都要参加社会教育，而他们的教育，既包括文化知识的学习，也包括实践锻炼，即农业和手工业的学习。凡是被事先确定为以后要从事学术研究的青年都必须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是以社会培训班的形式进行的，当然，普通的体力劳动者也可以自愿参加。我们必须承认，生活在16世纪的莫尔能够在《乌托邦》中表达出这样一些**思想，是非常难得的。

　　莫尔作为一名思想家，在社会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因为他第一次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可供参考的社会主义社会方案，尽管这个方案并不完备，其中还包括了许多空想社会主义的特点，但这些特点的存在是基于15世纪至16世纪有限的经济水平。《乌托邦》一书在另一个领域也有重要的意义，即其采用的论证社会主义原则的方法。我们知道，在中世纪后半期，有很多社会运动都打着要求“财产公有”的旗帜，不过，由于这些运动都有相当强烈的宗教色彩，其发起人将公有制定义为“上帝的法律”，私有制是违法的，是犯罪。莫尔第一次剥除了公有制的宗教外壳，第一次从理性角度出**述公有制。莫尔认为，乌托邦的社会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因为从人们的生活状态来说，这是最适合、最理智的选择。上帝要求我们遵从自然规律，因此，我们必须遵守自然之道，用理性判断应该追求什么，应该阻止什么，才不会因小失大。人生来是享受幸福的，而不是来渡劫的，为了修行而放弃快乐的想法是愚蠢的。人的本性就是追求快乐，因此，享受生活就是我们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德行便是遵从内心去生活。但是，为了能够实现更好、更幸福的生活，理性和本心要求我们要互相帮助，因此，我们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利益要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幸福和利益的基础之上。乌托邦设定的公共道德和分配制度的法律就是以此原则为基础的。难怪莫尔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不会有比这更高尚的人们、更幸福的国家。

　　《乌托邦》中对宗教也很看重。在乌托邦，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是理性化了的宗教。这种宗教摒除了莫尔这位生活在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所认为的宗教的一切多余成分。有趣的是，莫尔甚至在乌托邦中规定了神职人员的选举制度，这种制度是严重违反了当时的宗教改革思想的。一般来说，在乌托邦中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所尊崇的是唯心主义的人文主义伦理观和政治观认为必须神圣化的东西。而所有不属于这个范围的事情，都是公民的个人事务，也就是说，只要对社会没有危害，就都可以容忍。即使是危害社会，也不会被作为异端处置，而是被作为违反正确道德观念的事情处置。但是，只要是不相信天命和灵魂永存的人都要受到强烈谴责，并且自此失去人们的信任，因为在乌托邦人眼里，这些人都已经丧失了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动力。

　　莫尔这些唯心主义的观点，代表的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一些已经过时的理论。当然，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空想社会主义总会变成无意义的理论。而在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唯心主义就已经是反动的部分了，无政府主义倒是一直把这些思想保留到了20世纪。不过在莫尔所生活的15世纪和16世纪之交，唯心主义的发展意味着社会思想脱离了宗教神学的控制，因此它是进步的观点。

　　莫尔那种快乐生活的伦理观念要求他提倡遵从本心，甚至他的功利主义思想在当时都有非常明显的进步意义。虽然莫尔也对一些陈旧的思想做出了让步，但是他依然和大多数人文主义者一样，极力追求宗教和理性的和谐，他依然是一位为建立新的脱离宗教思想影响的世界观而奋斗的战士。

　　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是如何在16世纪初期产生的呢？这部作品形成的社会基础是怎样的呢？即使是作为一位人文主义者，莫尔也是一个研究领域极其宽广的人。莫尔不仅年少时受到了正统的教育，而且还有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在《乌托邦》第一部中，他以有力的文笔描述了他从社会现象中获取到的最深刻的印象，即在土地改革中，农民失去土地时的场景。我们能够断定，这个时代的农民，仅有一种隐约的还没有任何明确意向的不满。当然，这种断定也可能是由于我们掌握的史料不够充足，因为普通百姓表达其社会理想的方式，未必是历史学研究者可以理解的。直到一百五十年以后，在英国大革命时期，我们才在英国农村发现了一个以“共有”为旗帜的小规模运动，即掘地派[掘地派，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最激进的一个派别，代表了缺乏土地的农民和佃农的利益。掘地派的主张是“平等**主义”，即要求劳动者平分所有土地。]发动的运动。莫尔最伟大的功绩，就是他面对贫苦农村中的不满情绪，依然可以运用自己的人文主义学识，创造一个远高于无产阶级农民觉悟的社会方案。

　　如果说，创造《乌托邦》的基本推动力是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农村群众所遭受的疾苦，那么，很显然，在规划乌托邦的各种社会制度时，依据的就是城市手工业发展的状况。因此，乌托邦的基本经济单位是家庭，乌托邦的结构是城市结构，农业劳动是按照特殊的组织方式进行的，它仅仅是城市居民一种临时的义务……《乌托邦》中会有这些特点是自然而然的。历史上有很多事实都可以证明人文主义者和手工业阶级存在必然联系。莫尔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城市家庭，因此，在他心里，城市的生活方式必然远远优越于农村的落后状态。

　　以莫尔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者，是和历史上刚出现的资产阶级有关联的。在当时的客观形势和主观思维的共同影响下，莫尔在资产阶级刚刚出现的时期，在看到社会中出现的统治迹象的同时，就既能够运用批判的态度评析各项社会原则，又能够针对这些原则提出社会平等和公有制的主张。虽然，这位卓越超群的天才思想家设想的“最完美”方案是不会实现的，不过莫尔也从来没有给自己提过这样的要求。因为《乌托邦》虽然不像有些资产阶级学者说的那样，是一种无意义的空洞的消遣作品，但它也不是指导行动的纲领。

　　只有在马克思的天才思想中，在社会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斗争相结合时，这种理论才可以团结起广大劳动人民，社会主义才可以从理论应用于现实。不过，在对财产公有进行描述的预言家中，莫尔占据了重要地位。甚至直到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结束，社会主义思想史上都没有出现任何一部能够和《乌托邦》相媲美的作品。至此，莫尔完全称得上空想社会思想的先驱者和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最伟大的代表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