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革命带到牢里

　　在写五位烈士壮烈死难的事迹以前，我要把他们狱中生活叙述一下。

　　我和死难的烈士们，差不多都是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七日被捕的，后来一同解到南京，一同送到军法局，也一同由“木笼大厦”搬到新建的看守所中。在这里同住了一个星期，因为有一大批军事犯要由各地解来，看守所容纳不下，就把所有这里的“政治犯”移回“木笼”去，在那里成立第二个看守所，除了我和梁蔼然两个人留下外，从此谢士炎及其他的朋友，就与我们分开了。

　　这次的分开，还有一个原因，是怕这一群“匪谍”和其他军事犯住在一起，会使后者的思想受到影响。他们看“匪谍”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唯一防止的办法，就是“隔离”，多么可怜的蒋介石啊！

　　将要解来的一大批军事犯，约有一百人左右，这些人，何尝够得上军事犯！他们多半是苏北的保安部队，或地方团队，还有少数的蒋家嫡系正规军，因为战败被俘，后来被解放回来，蒋介石既不敢把这些人编队，又不敢遣送回籍，最安全的办法，是把他们全关起来。

　　在一次的开庭和几次的放封中，碰到了这些“军事犯”。他们愤恨地告诉我：“仗是没人打了，也没法打了，我们死的死，伤的伤，俘的俘，好容易逃回来的，老蒋还疑惑我们是替八路军来当侦探的，简直把人活活地给气死了！早知道他这么办，我们回来作啥？”听说这样的人数目很大，押在很多地方，这里只是一小部分。过了不几天，这批人也被怀疑有“思想问题”，送进木笼了。

　　在这一个期间，军法局要在全国好多地方建筑更大的监狱，南京建起了一座陆军中央监狱，地点在水西门外十里地方，能容三千人，计划扩大到一万人。谢士炎和一些朋友不久就从木笼转送到那里，留下董剑平和董肇筠几个人。这所“木笼大厦”后来就变成了特刑庭的看守所。

　　“特种刑庭”，是专为审理政治犯新成立的机关，这也是蒋的军事着着失利后的产物，因为国内外的**人士和国内外的舆论，不满于蒋介石的特务政治，认为这样大规模地非法逮捕，非法处置，结果是更加紧社会的不安与动荡，因此蒋就又想出一套花样，成立这个特刑庭。以为这一来，全世界就可以相信蒋介石是在刷新政治，是在实行“法治”了。

　　谢等是在一九四八年二月间移到陆军中央监狱去的，在这里他们整整住了七个月，直到他们五个人被杀害。

　　我在这里，有同屋的人照顾，有家里的人照顾，有朋友照顾，蔼然也有个姓金的朋友照顾他，我们吃的用的，都不感到痛苦。谢和一般的朋友就不同了，他只有一个堂兄弟在南京，当着国防部特勤处的校级副官，经济自给还不够，能帮助他的自然极有限。田仲严有一个本家叔叔在海军部工作，如果有钱从北平寄来，这位老叔，就给他送些菜来。陈斌的太太，赶到南京在一个女中教功课，收入很少，能供给他的也不多。比较好的只有赵良璋一个人。其余的都是六亲无靠，一文不名，“僧多粥少”难窘的日子，和在宁海路十九号差不多。

　　听说每次大家送进来的东西，一顿饭就抢光吃光，后来陈斌改变了办法，告诉他太太多送咸菜和辣椒。老田这时候还没有眼镜，别人和他开玩笑，送来的肉，先吃了一大半，等到他要吃的时候，剩下的已不多，他常常怀疑那位老叔赚他的钱。因为人多嘴多肚皮大，咸菜也供不上，经常就吃着盐水泡饭。

　　牢里面比他们生活更恶劣的还多着呢！尤其是由各地解来的“匪谍”，日用品、手巾、牙刷、肥皂、手纸，这些东西，用不着说是买不起，连买一包盐的能力也没有。他们面黄肌瘦，遍体长着浓疮，长着虱子。寒冬，他们颤栗着，盛暑，他们渍腻着。人类幸福的伟大创造者，在这里付出他们更多的代价！

　　他们在这里是寄押，其余的人都是定了徒刑送来执行的，按照监狱的规定，每一个人一星期可以接见两次，他们也跟着享有这种权利。因此，谢有时可以见到他的兄弟和新由家乡来的一位伯母。朱建国的老父亲从徐州来见过他一面。赵良璋的朋友，不断来看他。只有丁行和石崞，从来没有来探望他们的人。

　　石崞没有一点接济，他是最孤苦伶仃。拖着肺病，经常咳嗽。我最后在会审的时候看到他，更瘦了。他需要营养，但得不着。背显出弯曲，说话的声音很低，深陷的眼珠，已失掉光采，短的黄胡须，生在惨黄的脸上，他好象深秋里的一片落叶，令人一见有说不出的凄然之感！

　　丁行的家在北平，他时常挂念他的家人在那里怎么活着？他没有一点积蓄，作事的时候，完全靠着薪水度日。他告诉我，现在照顾他家的只有一个当着小学教员的兄弟，但是收入养活一个人都不够，怎能照顾他的家庭呢！我对他说：“徐惟烈不是和你很好吗？总不至于不管吧？”他哼一声，再没说什么。后来我回到北平，他的太太流着眼泪给我说：“自从丁行被捕之后，家里没有吃的，就托人写个签呈给孙连仲，要求他批点米面给我们，签呈是请人送给徐惟烈转递，以为他是一定帮忙的。谁想到他把脸一翻，就将签呈扔给送去的人，并且发着脾气说：‘我不管！谁叫他当**！’所幸多年相随的一个勤务兵，在外面摆个香烟摊，不时将一些赚到的钱送到家里来，其余就靠着兄弟接济。”我听到这里，更了解了革命为什么要讲阶级成份的道理。

　　有一天下午，我被放到院子里洗脸的时候，桶里的水，结成了很厚的冰，我惊奇地看着，昨天不是还暖和得穿着夹衣，怎么一夜的工夫，水变成了冰？太阳一出来，这块冰不是又要变成水吗？回到屋里，我写成下面一首诗，给徐这一类的人当象赞吧！

　　昨夜北风一紧，

　　你就变了心，

　　变得那般冷，

　　变得那般硬。

　　变得象今天的人情！

　　等到寒冬溜走，

　　等到北风不再吼，

　　你又变成了：

　　“一江春水向东流”。

　　同难朋友中，遭遇最惨的，要算谢士炎。他被捕后，有个朋友买了一张半飞机票，将他一家大小三口，送回汉口。他的太太借住在汉口一个亲戚家里，日子是怎样活着，没有人知道。不到半年，他太太忽然中了风，从此半个身子不能转动地躺在床上，终于在谢殉难前半个月死了。听说后来有一位家门姐姐，把两个孩子带回湖南去了。谢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一直是痛苦着。

　　他们一共有十五个人，关在三间紧连着的监房里，三间房门白天经常打开，互相间可以随时来往。这是他们经过相当的奋斗才争取到的。他们坚强地、亲密地结合在一起，遇到任何一个问题发生，他们用一致的行动来对付，遇到任何一个看守员或看守兵，无理地侮辱他们其中的一个人，他们总是集体地起来反抗！同监牢的人，说他们：“把革命带到牢里了。”

　　他们的生活过得很有规律，每天一早起床后，各人做着自己爱好的运动。洗过脸，大家开始读书，直到吃早饭的时候。饭后下下围棋象棋，谢的围棋最高，朱建国学得最快，陈斌的围棋也是这时候学会的，后来我们一起住的时候，他还教我们。午睡后又开始学习，晚间都是开“座谈会”，讨论着各种问题。

　　他们读着各种的书，历史与英文是主要课本，因为这里仅能得到这两类书，读英文的人特别多而起劲，陈斌和赵良璋都是他们的义务教员。终日朗朗地读书声，传到户外，传到别的监房，传到每一个人的耳朵里，同时感动着每一个人。全监的难友们，送给他们一个头衔，呼他们为“经院学派”。

　　一个革命的战士，当灾难降落在身上的时候，是该本着这样的精神去迎接的！

　　野狗一样的混帐东西

　　有人说蒋介石的统治，一无可取，只有特务组织，是他最大的成就。其实，他最大的失败，也是这个组织！

　　特务们向中国每一块土地上，伸出他们“血腥的手掌”。据许多他们里面的人透露出的估计，全国“政治犯”，总数为二百万人。

　　这只血腥的手掌在每个苦难朋友身上，烙上了一个深刻的印记，在每一个苦难朋友的心上，留下了永远忘不了的惨痛与愤怒！

　　在宁海路十九号的时候，老田告诉我，他受过特务们两种刑，抓进去头一天，捱了一顿手心，手心平面向上，指头和手腕，被皮条紧紧地捆在一只凳子上，先打十下，不招口供再打；再不招，就捆起另一只手来打；放开的时候，两只手掌肿得一寸高，痛得在地上乱打滚。第二天晚上又把他两臂向后，两手合并，两个大拇指用细绳拴紧，再拿一根粗绳子接上，用滑车拉起，吊在屋梁上，两脚离地数尺，有人推着来回摆动，痛得不知不觉地鬼号起来。这种刑叫“坐飞机”。他说着的时候，两手直搓着，脸上的肌肉绷得很紧，眼睛的视线落在地板上，他意识着当时的情景。

　　朱建国被压过一次杠子。他说那杠子有六尺长，五寸宽，两寸厚，叫他跪在地上，两手被绳子拴起拉平，杠子横放在他两只大腿弯上，两个人把绳子拉紧，两个人站在杠子的两端，用力地蹬着。如果这时候的答复不能使特务们满意，就再加两个人上去，有的时候就因酸痛而昏死过去。等到醒过来，已经不会站立了。我问他：“你昏死过去没有？”他微笑着说：“还撑得住。”

　　有人和小耿开玩笑，问他“为什么把好几省的主席都咬上了？”他愤怒地回答着：“他们剥去我的衣服，不停地用鞭子棍子狠命地打，打得我忍不住地号叫，打得我遍体鳞伤，我恨他们，我用这样的口供来报复他们。”说到这里，他瞪直了眼睛，“他们见面没问话就打我，野狗一样的混账东西。”

　　陈斌不在乎地向大家报告着灌“辣椒水”的情形：“我躺在板凳上，两手倒背捆在板凳下，头部垂在板凳头下，一个小于坐在我的腿上，另一个小子提着一壶煮过的辣椒水往我鼻子里倒，我打着喷涕，流着泪，呕吐，怪叫，最后昏过去。我一连被灌了三次，这个罪真不大好受。”他接着问我们：“你们没尝到这种滋味吧？”后来一位年青而又健壮的小伙子告诉我（姓名我忘了），他被倒挂在梁上“坐飞机”时灌着煤油，事后整整三天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

　　在军法局看守所里，我每次在放封的时候，看到一间屋子里坐着一个红鼻子，有时伸出头来向我们瞧一瞧，他从来不出来散步。我奇怪他为什么那么孤癖？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在上海警备司令部里，腿被打断了，行动不方便”，他的名字叫石明。

　　“‘老虎凳’有时也能把腿弄断的。”当我问着另一个人关于石明断了腿的事的时候，小邱站在一旁插嘴说：他坐过这“凳子”，“比普通长凳子宽约一尺，叫一个人坐在上面，背顶着墙，两腿平直放着，身体和腿成九十度直角，用绳把大腿捆紧，动刑时在腿肚下垫砖，使脚向上跷，膝盖往下压，把腿上的筋伸长。普通一块砖已使受刑者惨痛哀号，填两块砖时，常常痛死过去。特务们常常狠毒地填到四块砖，硬将膝盖骨折断才松手。”说着的时候，他脸上的青筋紧涨起来，“我坐了老虎凳后，有一个月不会走路。”他把牙齿咬得咯咯地响。

　　那位替朋友打太太的青年，在院子里洗冷水澡时，很颓丧地给我们几个人说着他受过三次“电刑”，特务们把他绑在椅子上，通上电流，最初是骨软肉酸，渐渐混身麻木。每次他都死过去。等到松了绑，就立刻扑倒地上，半晌才甦醒过来。他叹口气接着说：“在这里开庭的时候，我对法官说，请你不必问，问也不说，我希望是早死了好。”我同情地安慰他：“你身强力壮，年纪又青，将来大有可为，何必这样悲观。”他感激地看了我一眼：“电刑使我的**已损坏了，我正嘱咐我的妻子，赶快改嫁去。”说完就低垂了头。

　　一个早晨，我在院子里，正看着墙外的树上，伏着一只绿色的啄木鸟，啄着一支树干。一张陌生的面孔，走到我身旁，很和蔼地问着我，“你是余先生吗？”“是的，你怎么认识我？”他约莫有四十多岁，和尚顶，两条乌黑的浓眉，覆着两只圆小的眼睛，嘴上留着八字胡，不时用手两边捋着。他穿着一件蓝布长衫，白布长裤，黑布面的白底鞋，一个典型的商人打扮。他告诉我：他是安徽三河人，听说我是合肥人，大家是小同乡，他是给解放区做物资交流工作的，三个月前在上海被捕，受过十一种不同的酷刑，每次死过去都被凉水又喷活过来。他一面说一面伸出两只手，有九个指甲盖没有了。“这是特务们两次用竹笺插进脱掉的。”他解开长衫上的钮扣，指给我看他的两肋，有两块酒杯口大的黑疤，他说：“这是特务们点着香头烧的，我的背上还有被烧红的烙铁烙的印痕。”他又掳起裤脚，在膝盖上现出两个大疤，肉色发红，“这是跪火链子烫的，”他继续地告诉我：“最难受的刑法是**里插猪鬃，要痛很久才能昏死过去。”

　　以后我和这位八字胡来往的很亲密，我渐渐地了解他是个地主出身的地下工作者，他的社会经验很丰富，尤其流氓社会的情形他最熟习，他参加过“清洪帮”，班辈很高，他不但秘密地结合了几名看守兵为他使用，他还能隔着窗户拉拢修理房顶的瓦匠替他到外面跑信。有一次他对我说：“这几天接连着开庭，情形象是严重起来了，我有点不耐烦，我想来一次‘大闹公堂’，去他妈的！给他们赶快地杀掉倒省事！”我拍一下他的肩膀：“老汪，蛮撞没有用的，时局在加速的变化，有利的时机快到了，你还是和他们磨，千万别闹脾气，我们的损失，是敌人的成功！”我十二分同情地劝着他。

　　一个午后，我们正午睡的时候，被一阵紧促尖厉的怪叫声惊醒，随即听到很远的一个屋子里，传出乱哄哄地嘈杂喧嚷，后来有人边走边喊：“找医官去！”我向一个看守兵打听这是什么事，他告诉我：“智一号一个人发着羊痫疯，现在昏过去了。”我问：“是不是留着两撇胡子那个姓汪的？”是的。”他回答我。

　　过了三天，我在院子里碰到他，他消瘦了，很疲弱地斜立在一片墙荫下，“你觉得好一些吗？这是不是老病？”我问着。“我以前没有这毛病，前天不知怎搞的，发作时我并不知道，事后有人告诉我，我才知道得了这个病。”我握了握他的手：“你得把心放宽些，案子的事，最好根本不去想它，没有事多看点你喜欢看的书，把脑子整个占据起来。”“余先生，你不知道吗？我一个大字也不识。”他对我微笑着。

　　我更加同情老汪，同时我想起在北平牢中，那位隔墙惨号着疯了的朋友，和这些为着革命遭遇灾难的朋友，他们的生命，是多么伟大而神圣！但我听到的和知道的，不过是其中最少最小的一部分，每天有成千成万的英雄们，正在被这群野兽们践踏着，折磨着！

　　五位英雄

　　生命，

　　是遮着

　　云雾的青天，

　　阴影会转眼消逝，

　　青天愈来得清朗无边。

　　生命为正义所充满，

　　它永远追逐着希望，

　　热情象裂开口的火山，

　　逝去的时光，

　　埋葬了重重的灾难。

　　任你刽子手的刀多么锋利，

　　也不能杀死半个灵魂，

　　死，会叫压迫阶级战栗，

　　死，是殉道者永远的胜利。

　　等到殉道者的生命，

　　化作荒冢草岗，

　　那旧的世界就消逝，

　　新的世界就茁长。

　　斗争是生命的花朵，

　　历史是殉道者的行状，

　　我们要坚决地向他们学习，

　　让历史写出新的一行。

　　象春雷一般响亮，象火山爆发时震动地高呼：“打倒蒋介石！”“**万岁！”有力的拳头还没有放下，一排枪响了，五位英雄倒了，鲜红的血象火光般地冒出来。他们静静地躺在那里，旁边站着的看守们哭了，哭了。一切听到这消息的人们都哭了！

　　这是九月十九日清晨七点半钟。在六点半钟的时候，他们分住在三个监房的五位，刚洗完了脸，还没有来得及开始读他们的早课，忽然那监狱的副典狱长，走到了他们的门边。有人一看见就说：“今天有人要吃馒头了。”（吃馒头就是处决）朱建国坚定地说：“吃馒头我一定有份的。”因为那家伙清晨一进屋子，便象征死亡之神的降临。他打开房门，头一个就点到谢士炎，接着就是朱建国和石崞，三个人一声不响地昂着头走出去。

　　丁行住在隔壁的屋子，这时点到他了，他随口骂了一声：“他妈的，我的遗嘱还没有写！”赵良璋住在第三个屋子里，他不等喊着他的名字，就把那件穿在身上的皮夹克脱下来，对同屋子的人说：“一定是有我！谁喜欢这皮夹克，拿去当纪念。”他最后也被唤出去了。同屋的难友们，在惊慌失措中，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大家都睁着一双失神的眼睛，望着他们刚强伟大的背影，消逝在甬道中。

　　照例在死刑执行以前，要进行宣判的手续。他们被领到一间办公室里，站成一排。那姓方的军法官宣读了他们的判决书，什么“匪谍”，“颠覆政府”，“供认不讳”，“应执行极刑”。然后问他们有什么话说没有。谢士炎提高了嗓子对他说：“你们今天杀我们，全国的民众会向你们清算的！”接着他们就写遗嘱，有好多人早已把遗嘱写好了，装在裤后的袋子里。另外一张桌子上，放着两盘菜和一壶酒，一个小碟子里盛着一包打开的烟卷。谢士炎和赵良璋各吸了一支烟。他们把遗嘱交付了以后，就被拥到监门外一片菜园地上。一个卫兵排长向他们发口令：“跪下！”赵良璋回头啐了一口：“混蛋！”那声音使卫兵排长震颤了一下。“要我们跪下，没有那么一回事！”这时他们就把拳头紧紧地握起，伸向天空。枪声和他们高呼“**万岁”的口号声交响在一起。

　　这五位英雄为人民而牺牲了。其中和我认识比较最久的是丁行。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重庆冯先生的家中，他沉默寡言，在一大堆人谈话的时候，他永远是象一个小姑娘，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很少发表议论，实际上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他革命理论的基础打得很深，思想的条理也很细密，他写文章很简单、朴实、清晰，有力，恰象他的为人。他是一个自己奋斗成功的青年，仅在小学里读过书，以后他当书记，做秘书，给人写八行，后来能给报馆写社论，他给自我学习的人，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他在革命奋斗的过程中，遭遇过很多的挫折，他给三十军军长池峰城当过秘书，池的思想受他的影响很多，后来被特务们发觉了，要抓他，孙仲连和特务们商定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把他调在恩施软禁，而不移解，他差不多在那里度过半年不自由的生活。以后就始终跟着孙，特务们就始终在背后盯着他。他很廉洁，家庭的生活很清苦。在牢中常常为了家庭的生活发愁，有时对我说：“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朋友肯照顾他们。”他的太太在他被捕以后的一个月，生了一个小女儿，他和我在一块儿的时候，态度比在外面好象更活泼，说话也比较多些了。我鼓励他学英文。听说临死以前，他把开明英文读本读完了第三册。这样一位好学不倦、坚毅沉着，不屈不挠的战士，我们损失了他，是多么值得悲痛的一件事啊！

　　谢士炎是一个三十九岁的青年，“军校”毕业后，曾进过“军辎学校”，后来又进过“陆大”。他是湖南人，一个结实却不甚高的身材，皮肤很黄，两个光芒四射的眼睛，透露出他的聪明，果断，坚强。抗战初期，他在浙江衢州当团长，在那里和日本人打过一次光荣的仗，歼灭敌人两千多，并打死一个敌人旅团长。他当过第六战区的参谋处长。接收时，他被郭忏派到汉口担任前进指挥所办事处主任，他并没有发接收财，结果还被控告，关了两、三个月。因为这原故，他才北上，先当着孙连仲的高参，后来充任“绥署”第一处少将处长，管理人事。这时候我们才见了面，他对我很坦率，开门见山地就告诉我他的政治认识，以后他把他和**的关系，向我和盘托出，并且希望能和我合作，共同地把孙拉到**阵营方面来，自然我极同意，因为这是我北来的主要任务之一。我们经常的交换着对时局的意见以及工作进行的决策。有时他到保定去工作，每次回到北平，第一个他要会见的人就是我。我在青年将校里，看到象他这样有才识，有革命性的，实在不多。他有文武状元之称。武，他能做大军作战计划，指挥部队；文，他能下笔千言，旧诗也做得气魄雄厚。他对于象棋、围棋、弹子、跳舞，可以说无所不通，无听不精，他为人侠义、豪爽、自奉极廉、家无隔宿之粮；急人之难，却是千金不吝。和朋友交往，极爱说直话，并且嫉恶如仇，凡是和他共事的长官，没有不爱他的才具而重用他的。孙对于他倚重的也非常深，当然对于他的见解，早有一种默默地共鸣。当谈天下事的时候，他瞭若指掌，滔滔不绝。在山东解放军采取分散的战略时，他曾拟了一个军事计划，向**建议。在被捕前的三个月，他曾经要求进解放区去学习，当时以他留在北平为有利，所以这打算没有成功。他有妻子，一个两岁的女儿，和一个将要临产的儿子。他的太太，不幸在他殉难前六个月就得了半身不遂的病，死在他被捕的一周年的那一天。两个遗孤，今天被谁抚养着，还不知道。他对于他太太的死特别悲痛，但没有一个星期的功夫，他也紧接着牺牲了。他的死不仅是我们丢了一个朋友，而且是革命阵营里损失了一位有力的战士。

　　当我从北平起解的那个夜里，我和一个陌生人被铐在一起，我望了一望他，他也用一副极友爱的眼光看着我，并且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他那火一般的友情，象电流一样从他的手心，传到我的全身。这时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朱建国”。关于他的事，石崞曾经告诉过我，到了宁海路，我们又恰巧被关在一间屋子里，他不断地告诉我一些他的身世。他是一个二十八岁的青年，徐州附近的人，高高的个儿，说话老是带着微笑，潇洒的神形，好象他心里永远没有忧愁。他是“军校”毕业生，抗战初期曾只身跑进新四军的防区去投效，因为没有人介绍和证明，只好失望地走回来。在北平“绥署”任少校参谋，军调部还没有撤销以前，他经过一个什么人的介绍，就和徐冰取得了联系。后来上官云相在天津组织“前进指挥所”，他就被调到那里去服务。因为他的才具高，能力强，就被目为那里参谋处的台柱子。后来被捕的原因，据说是那一张被搜出的天津城防军事地图，是他送来的。他被捕以前，已经听到风声，便由天津跑到北平，可没逃掉特务的盯梢，在一种满不在乎的情形下被捕了。他说他有三个机会可以跑掉，但他没有跑，他明知他被捕以后，一定活不了，可是他一点也不理会。

　　他的记忆力最强，他在初中读的诗词，尚能成篇地给我们背诵出来，他同任何人都能相处得很好，他的性情是那般温柔和善。我给朋友说：“他真是一个可爱的青年。”被捕以前他才结了婚，他的妻子正怀着孕。谈到家庭经济问题，他还在说：“做一个革命者的亲属，穷困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哲学家，也是一个慧根很深的“宗教家”，那种做人的态度，实在值得我们学习。他和谢、丁住在一起的时候，曾一连气读了四本英文，进步的迅速，实在令人惊奇，象这样一个前途不可限量的革命斗士，死得这么早，谁能估计到社会的损失是多么重大！

　　石崞在北平搬进我的监房时，他是多么疲倦，带着病态，不断地咳嗽，一望就知道是个肺病患者。他告诉我：“有一次，我到你住的地方看你，没有碰到，后来因为身体不好，一直是病着，就始终没有机会在外面见到你。”以后他很仔细地告诉我，关于他和朱建国被捕的经过，他说：“当朱告诉我，他要被捕了，我还和他一同下饭馆吃饭。及至他在馆饭被捉了去，我还不肯跑，并且还公开地进了陆军医院养病，三天后也被捕了。”我问他：“你为什么不跑掉，以致于来受这个罪，这不是自找的吗？”他诚恳地承认并且恨恨地说：“我的被捕的确是自找的。也自知是必死无疑，反正军人对于死这件事，原是无所谓。”象这样单纯诚朴，心里不绕弯子的青年，确实是天真可爱。他是河北元氏县附近一个村庄上的人，读过初中，没有毕业，就离开了家。抗战时他决心从军为祖国奋斗，在湖南当了几个月的兵，有点不甘心，秘密地就邀集了几位伙伴开小差，跑到广州，考入了“军校”。毕业后，一直跟着孙当下级干部，因为不满现实，认为蒋的统治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而且是要把一个民族领向死亡的道上。他是和朱建国一同去见徐冰，而参加革命地下工作的，这时候，他在孙的“绥署”第二处，以一个参谋名义，担任新闻室的工作。提到第二处，我就想起捕我的那个“向导”，他就是第二处的处长。第二处是军统在各战区绥署及行辕的情报机关。有一次我这样地问他：“你不知道第二处与军统的关系吗？”“知道的，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可惜我太幼稚了，当我工作的时候，常常口气中露出不满现状来，并且经常地谈着‘左倾，的理论，读着‘左倾’的书籍，因此被特务们注了意以致被捕。”他天真地告诉我：“初生犊儿不怕虎，我是这样地牺牲定了！”我心里为他叹惜着！他不大多说话，性格很倔强。在牢里他很加意地调护他自己的身体。他说：“如果不死的话，要靠着这本钱，好好地为大众的利益去干一番。”可惜一个革命的幼苗还未长成，就被残暴的刽子手给摧残了。

　　我并不认识赵良璋，当他和我坐在一辆汽车里，解往军法局去的路上的时候，他和我打了个招呼，并且告诉我他怎样知道我的一些话后，我才知道他是和我们同一个案子。他说着一口南京话，说起话来，爽快又坚定。我忘不了他在车上说的一句话：“一颗子弹以外，不会再加上一刀。”这是多么刚强而英勇的一种态度。以后我只和他见过一次面。因为我们是分别拘押，平时是不会有机会碰到的。许多和他同住一起的朋友，后来告诉我关于他的许多事，他活泼，他能干，他谈笑风生，玩的事几乎没有一件他不会。屋子里有了他，别人就不会感到寂寞。他刚结婚不久，太太仍然孤独地住在北京。他在空军学校毕业，曾到美国受过训，和北京**地下组织发生关系以后，一直是做着情报工作。也就因此而牺牲。他生前的工作，死后的影响，在蒋家的空军里起了极大的作用。

　　他们的死，使整个儿监牢震动了，每一颗心都激动了起来。

　　一个从刑场回来的看守兵告诉我：“我们真难受，没有办法做什么，只有站在旁边看着，他们死的时候，挺着胸脯子，一点也不害怕，他们喊着口号时，法官的脸都吓白了，连忙摆手放枪。放枪的时候，我们靠着不远，几乎打着我们。我们知道，他们没有犯法，他们都是好人，国家为什么杀他们？我们真不明白！我们看到枪毙人的事太多了，惟有这次使我们太难过了，但也说不出道理来。”说到这里，他低下头去。

　　枪杀，对于他们，那是司空见惯的事。每一个人之所以被激动得这么厉害，都是由于烈士们在苦难中典范的表现。

　　一个**员所以能具有这么崇高的品质，并不是偶然的事，他有党的优良传统，有马列主义理论的培养，有组织上的正确领导，加上不断的实际斗争经验。因此，他就能变成革命中一个战斗单位，而整个的党也就成为革命的总动力。

　　他们死了，每一个人都清楚他们是为什么死的，每一个人也都清楚蒋介石为什么把他们杀死！许多人在政治上觉醒了，看到这流氓的**，离着崩溃的日子不远了，杀他们，不过是泄愤，报复，象一只恶狗在死前向人咬一口一样。

　　他们为着革命，为着打倒这最大的汉奸、流氓、特务头子和他的反动封建集团，为了全民族的**自由，为了人民**专政的实现，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和永久和平，流出了他们最后的一滴血。

　　永远的追忆

　　生命的消失，谁也不能把它拉转来；感情的留恋，反倒因死别更加深。我的一生碰到朋友牺牲的事多了，却没有感到象这一次的沉痛；一年来牢狱中的刺激也不少，但也以这一回为最深刻！我一动念，就想起他们；我一闭目，就看到他们。我觉得他们比生前更可爱，更伟大。我对他们的友情，比在他们活着的日子更加发展起来。

　　有两个夜里，接连我做着几乎相同的两个梦：一夜我看到他们五个人正在一个园子里散步的时候，突然一群野犬窜进来，围着他们咬，谢的腿被咬断了，朱的肠子被咬出来，其于三个人被犬咬倒在地上，还在继续被咬着。他们向我呼喊，我跑上去也立刻被这些野犬包围起来。第二天夜里，他们五个人被绑在一个村子中间，一座破烂的庙宇的柱子上，十几个凶恶的土匪，手里握着一柄雪亮的匕首，向他们的身上乱扎，他们大声地惨号着。我看到了，就在村子里一边跑一边呼救。等到我被睡在旁边的人摇醒了之后，看守兵也站在门外问着我：“余先生！你魇住了吧！以后睡觉不要把手压在胸前。”后来同屋的人告诉我：“你这两夜都是忽然地大声狂叫，这是积郁所致，还是把心放宽一点吧！”

　　中国革命阵营的英雄们，为了反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英勇的斗争，前仆后继地斗争，谢士炎他们正是在这斗争中牺牲的烈士！

　　他们在我们前面走着，是我们的先驱，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该追上的巨人！

　　他们是黑夜的明灯，天上的星光，将永久地照在人间，照在历史上，照在我们的心上。

　　他们的精神永远不死，永远地和我们，和我们的后一代，和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地、永远地活在一起。

　　在他们被枪杀的第二天，天空流着一片热浪，我们在屋子里，感到气闷，身上燥得出汗。将到中午的时候，一阵狂风把院子里的天棚席盖，吹得翻过来，覆过去，壁架上的碎纸吹得满屋飞散，天上的黑云愈积愈厚，光线渐渐地昏暗起来，我们知道大雷雨将到了。不一会儿雷声夹着雨点象千万发炮弹射出来，地面浮起一层水纹，每一滴雨打成一个深窝。轰轰、哗哗一直的响着，这是千万人的怒吼吧！这是千万人的热泪吧！这是革命的巨潮，这是革命的进军！是时候了，天空啊！把你的裂口张得更大一些！豪雨啊！更有力地倾倒下来吧！我们的灵魂已经激恼了，我们的拳头已经握紧了，准备和你交流起来！冲击到人间！

　　不是浮云在长空飘荡。

　　不是微风吹在柳梢上，

　　一颗沉重的心头，

　　挤满了愤恨忧伤。

　　谁还能再缄默？

　　谁还能再忍耐着？

　　愤恨变成狂飙，

　　激怒响过雷霆，

　　把革命的巨潮带给人间，

　　把旧社会的污染洗净。

　　他们被杀死在陆军监狱的门前，他们被放进四块薄板的棺材，埋在附近的荒郊中。听说后来朱建国的父亲，赵良璋的家属，曾把他们两个人的尸体，重新棺殓一番。我们应当在南京解放后，将其余的三位也重加棺殓。

　　我们应当为他们和一切殉难的烈士们，分地建筑烈士公墓，举行公葬。

　　我们要建立纪念碑，纪念这些伟大的战士。

　　他们的生平事迹和死难的壮烈，都应当有详细的记载，编入国史馆的烈士传中。

　　我们要在每年定一天为烈士节，专为纪念他们。

　　他们的遗族，据我所知道的，除了石崞没有结婚，其余的都有遗嘱，并且谢士炎、丁行和朱建国的子女都很幼小，我们应当立刻在解放后去访问他们的家属，赡养和抚育他们。

　　啊！

　　烈士们，

　　安睡吧！

　　革命的责任，

　　落在我们的肩头。

　　啊！

　　烈士们，

　　安睡吧！

　　你们的亲人，

　　有我们来照顾。

　　啊！

　　烈士们，

　　安睡吧！

　　杀死你们的地方，

　　已经得到了解放。

　　啊！

　　烈士们，

　　安睡吧！

　　杀你们的人，

　　已经在通缉，捉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