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徐俊雅带着六个孩子和母亲来了。

　　焦裕禄回到临时安置的家里，六个孩子一起扑上去，焦裕禄放下这一个又抱起那一个。

　　焦裕禄说：“俊雅，尉氏的情况你最熟，没法儿跟洛阳比。你得有过艰苦日子的准备。”

　　徐俊雅说：“从跟上你，哪天过的不是艰苦日子？俺都习惯了。”

　　正说着话，十八里公社袁村种瓜的袁老汉来了，他送来了几个大西瓜：“焦书记，咱袁村的瓜今年大丰收了，送几个来让你尝尝。孩子们也来了，咱来得真是时候。”

　　焦裕禄说：“袁大伯，西瓜是乡亲们流汗种出来的，我无功不受禄，怎么能随便吃队里的西瓜？您哪，一会儿把这瓜拿走。”

　　袁老汉眼瞪得像铜铃：“焦书记，你咋说这话？在俺袁村包队，你一住就是十几天，给咱找农林局技术员来帮咱们种西瓜，天天住俺瓜屋子，还说无功不受禄哩！咱袁村乡亲说，你是咱发展生产的第一个大功臣。吃几个瓜，应该应分，快别说见外话。”

　　焦裕禄说：“真的，袁大伯，我去包队，尽点力是应该的。这西瓜无论如何不能收，我这当县委副书记的，不能开这个头。”

　　孩子们围上来，看着西瓜眼睛扑闪着。最小的玲玲抱住爸爸的胳膊：“爸爸，我要吃西瓜。”

　　焦裕禄哄着玲玲：“玲玲乖，我们不能随便吃生产队的西瓜。”

　　袁老汉捡起一个瓜，用拳头砸开，一块一块分给孩子们：“来来，孩子们，吃瓜，吃瓜！”

　　焦裕禄摸出几角钱：“袁大伯，这只西瓜就让孩子们吃了，剩下的一定要带回去。这只瓜钱，我得付。”说着把钱往袁大伯兜里塞。

　　袁大伯把钱摔在桌上，说了句：“这世界上就没见过你这样的人！”说完气哼哼走了。

　　焦裕禄背上盛西瓜的麻袋追出去。

　　第二天，焦裕禄下乡回来，给孩子们捎回两只灰色的小野兔子，孩子们高兴得又叫又跳。焦裕禄找了一个草筐，把两只小野兔子放在里边：“国庆、守云，你们排个值日表，每天轮流值日，给小兔子打野菜，可要喂好它们呀。”

　　孩子们答应着。五岁的跃进问：“爸爸，小兔子吃什么野菜呀？”

　　“它什么野菜都吃，还爱吃青草呢。哥哥姐姐带你去给小兔子打野菜，你要留心记住它们最爱吃什么。”

　　2

　　一直忙到快年底了，焦裕禄才想起已经有一个多月没顾上理发了。县政府门前就有个“青年理发店”，这天下了班，他走了进去。

　　理发店里人很多，大家拿着牌子，等着叫号。见焦裕禄进来，人们纷纷站起，跟他打招呼。焦裕禄笑着说：“都坐，都坐。一个多月没理发了，头痒得不行。平常总没时间，今天得个空儿，理一下。”

　　他到柜前拿了号。县委的一位干部说：“焦书记，你忙，咱俩换换号。”

　　焦裕禄连连摇头：“不用。”

　　一个农民模样的中年人说：“焦书记，俺跟你换号吧，俺不忙。”

　　焦裕禄说：“谢谢，不用换。凡事有个先来后到之分，这才合理。一个社会没秩序了，那非乱套不可。”

　　理发店沈师傅过来了：“焦书记，大伙儿都知道你太忙，工夫耽误不得，要不我先给您理吧？”

　　焦裕禄摆摆手：“那就更不合理了。谁到你这儿来都是理发的，书记就更不能例外。”

　　这么一说，大家不好意思让他了。焦裕禄坐在板凳上，拿着号牌，和那个农民聊天儿：“老乡，您是哪个大队的？”

　　“蔡庄村的。今天到城里来办个事，顺便理理发。”

　　焦裕禄说：“你蔡庄的？蔡庄有两个有名的人物你知道不知道？”

　　“谁呀？”

　　“就是东汉时的蔡邕，是个大文人。还有他女儿叫蔡文姬，这可都是大名人呀。”

　　老乡说：“好像听人说过。”

　　焦裕禄就讲起蔡邕和蔡文姬的故事来。正讲着，又进来几个理发的人。一个叫小卞的姑娘用围裙掸着椅子，大声冲来人喊：“有剃光头的没有？有剃光头的上这儿来。”

　　喊了半天没人吭声。焦裕禄走过来，小卞疑惑地问：“您推光头？”

　　焦裕禄笑笑：“姑娘，你叫啥名呀？”

　　“叫小卞。”

　　“你咋不干活儿哩？”

　　“俺是学徒工哩，只会理光头。”

　　焦裕禄笑了：“这个时代谁还推光头啊？再说这大冷的天，推了光头不更冷了？不会你就学，不学就永远不会。”他坐在小卞面前的椅子上，“来，小卞，用我这头练练本事。”

　　小卞怯怯地说：“焦书记，这可不中，真的不中！”

　　焦裕禄说：“中！有啥不中哩？不学就永远不会，胆大些，来吧！”

　　小卞直摇手：“不中！不中！俺咋敢哩？”

　　焦裕禄说：“你不敢下手，明年还是个学徒工，啥时能出师？来吧！”

　　小卞给焦裕禄围好围裙，拿起推子和梳子，开始围着焦裕禄的椅子转。焦裕禄鼓励她：“冲啊！”小卞笑了一下，推子也便顺着下去了。

　　刚推了一下，小卞惊叫：“坏了，焦书记，推子拐不过弯儿，过头了。”

　　沈师傅忙走过来：“不中不中！你放下，等我来。”

　　焦裕禄说：“不碍事，不碍事，我这人又不讲啥样式，把长头发理短了就行。”

　　大家都笑起来。小卞红着脸站在那里。焦裕禄对沈师傅说：“沈师傅呀，你这当老师的，手艺再高，还没完全传给徒弟。你先别批评她，让她大胆试验，分头理不成，改平头，平头理不成，改光头。放开胆子推吧。”

　　小卞再上手，胆小了，手直发抖。焦裕禄说：“不怕！我这棉帽一盖，过不了几天就长平了。想学手艺，就得放开胆子。反正总得有人做试验，不在我头上，就在别人头上。从今以后啊，我这头就做你的试验田，啥时该理了，我就来找你。”

　　谁也笑不出来了，小卞更是泪光莹莹。沈师傅正好完了手上的活儿，过来要给焦裕禄理。焦裕禄说：“你别动手，指导一下小卞就行了。”

　　焦裕禄理完了发，交了钱，戴上棉帽，和大家打个招呼走出了门。

　　刚到办公室，小董来了：“焦书记，开封地委张申书记打来电话，让您立刻去地委一趟。”

　　3

　　焦裕禄到了地委，张申书记早在办公室里等他了。见了面，张申开门见山问他：“裕禄同志，你到尉氏工作半年多了，有什么感受啊？”

　　焦裕禄说：“感受太多了。这几年刮‘五风’，河南受灾最重。人们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党中央提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太及时了。尉氏是个穷县，可人穷志不穷，人们的心气越来越高了，干下去几年就会有变化。”

　　张申说：“裕禄同志啊，你在尉氏工作非常出色。地委准备调你到一个更困难的县去工作，任县委书记，你想不想去？”

　　焦裕禄站起身子：“张书记，你是我的老领导了，尉氏剿匪、淮海支前，我都是您的部下，您了解我。这次您又把我从洛阳矿山机器厂调回尉氏，是给了我一个重要的锻炼机会。组织让我去哪儿我去哪儿，我是不会讲价钱的。”

　　张申问：“你不想知道让你去哪儿？”

　　“去哪儿？”

　　“兰考。”

　　“兰考？”

　　张申说：“对。地委决定兰考县委的王书记调出，由你来任县委书记。说实话，在选定你到兰考之前，我们曾先后安排了几位同志去任职，可是人家都不愿去，我就想到你了。必须和你讲清楚，兰考虽然与尉氏相邻，但那是全地区一个最穷的县，一个最困难的县，你在思想上一定要有充分接受最严峻的考验的准备。”

　　焦裕禄表示：“越困难越磨炼人，请地委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决不离开那里。”

　　张申沉吟说：“裕禄同志，让你去兰考，地委也是下了决心的。又怕你身体吃不消，你的肝病还没痊愈，既要干好工作，又要注意身体。”

　　焦裕禄说：“我这肝，全是剿匪时和黄老三喝酒糟蹋的，老毛病了，不碍事。到了兰考，我滴酒不沾就是了。”

　　张申说：“我准备给你几天时间考虑一下，别忙着决定。”

　　焦裕禄坚定地说：“张书记，我不用考虑了，我服从组织安排。”

　　“你决定了？”

　　“决定了。”

　　张申说：“既然你决定了，有件事需要你帮我处理一下。”

　　焦裕禄说：“张书记您说。”

　　张申说：“省委副书记李胜祥同志到开封来视察工作，见各饭馆要饭的很多，一问全是兰考的，让民政部门全体出动，一天收容了两千四百七十三个，最大的七十，最小的才四个月。这些人还在收容站，你陪我去看看？”

　　焦裕禄点点头。

　　4

　　收容站大厅的长条椅上、地上坐的全是离家外流的灾民。那里的混乱场面，很像被一阵冰雹突袭的集市。

　　焦裕禄问一个中年人：“老乡，你是哪村的？”

　　中年人回答：“张君墓的。”

　　他旁边一个老人说：“俺是寨子的。”

　　焦裕禄问：“你们这次出来，是想上哪儿？”

　　“先在开封待一待，再去洛阳。”

　　“我去巩义县，那里收成好，人也大方，只要张开嘴要，人家都给。”

　　一个年轻人说：“我想去西安、宝鸡那边。”

　　另一年轻人说：“我去四川、云南。”

　　焦裕禄说：“去那么远呀？”

　　那个年轻的灾民大概认为焦裕禄他们是民政局的干部，说：“民政同志，你们不知道，这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老话一点没错。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只要一说兰考的，人家都同情，给你吃的，走时还给你捎上。”

　　那位七十岁的老汉插话：“咱兰考出要饭的，全国没不知道的。我五岁时到东北要饭，人家一听是兰考的，赶紧给端大子粥来。我都要了一辈子饭了，今年七十了，全国没有我去不到的地方，到哪儿一提兰考，都知道。”

　　一个中年人说：“七爷，你老人家别说了，要饭出名，有啥好显摆的。”

　　那个被称作“七爷”的老汉说：“富有富名，穷有穷名，显摆咋啦！”

　　焦裕禄问老汉：“您老这么大年纪，出门多辛苦啊！”

　　老汉说：“出门辛苦，在家肚子苦，没吃的、没烧的。”

　　一个中年人说：“出去一年，肚子能吃饱，还能捎回些馍干、粮食。”

　　七爷说：“咱兰考人都说：‘要上三年饭，给个县长也不干。’”

　　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挤过来。焦裕禄摸摸他的头：“几岁了？”

　　“七岁。”

　　“你跟谁出来的？”

　　“俺哥。”

　　“你哥几岁？”

　　“九岁啦。”

　　“这么小，你会要饭吗？”

　　“咋不会？俺给你学学。”

　　他伸出一只手：“给块馍吧，俺是兰考的大爷。”

　　大家笑了。七爷问：“你听他说啥了？兰考的大爷。咱是兰考的大爷。”

　　焦裕禄问：“乡亲们，你们有没有会什么手艺、技术的？”

　　这下人群里热闹了。

　　“我当过木匠。”

　　“我烧过窑。”

　　“我会打铁。”

　　“我干过打绳的活儿。”

　　“我做过豆腐。”

　　“我会劁猪阉牲口。”

　　……

　　焦裕禄说：“乡亲们，你们当中有很多人掌握着一门技术，这是吃饭的本钱呀。这技术是什么？就是金饭碗。有句老俗话：家有斗金，不如薄技在身。你们还应了一句老俗话：捧着金碗要饭吃。兰考连年遭灾，人们连饭也吃不上，你们的技术也就无用武之地。可是到了那些年景好的地方，这些技术全有用了。我看咱们是不是这样，你们出去要饭，给社会和别人增加了负担，不如把有技术的或没技术有力气的人组织起来，由县里给你们去联系，找干活儿的地方，靠劳动吃饭，既可度荒，也是一件光荣的事。这个主意好不好？”

　　灾民们纷纷议论：

　　“这主意不错。”

　　“省得让人家当盲流，赶来赶去的。”

　　“主意好，可是谁管咱呀？”

　　焦裕禄说：“县委会管的。你们放心。”

　　张申用欣赏的目光专注地看着焦裕禄。

　　5

　　中午，张申招待焦裕禄在地委大伙房吃饭。两人买了饭，端到一个靠窗的桌上，张申说：“裕禄呀，跟你谈话之前，我也有些担心，你搞过土改，搞过工业，当过县委副书记，对农村工作熟悉，但是在一个县的领导工作岗位上的经历又短了些，而且兰考又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县。在兰考工作，光有决心、有热情是不够的。刚才去了趟收容站，我心里有底了，你能行！”

　　焦裕禄笑了：“张书记，你考我呀！”

　　张申说：“今天没让你喝酒，我给你带两瓶清烧走吧。”

　　焦裕禄说：“我才表态了，到了兰考，滴酒不沾。”

　　张申说：“留着给你接待客人。兰考的酒是地瓜干做的，喝了伤胃伤肝，我给你带的清烧是纯粮食酒。你万一要是忍不住，解馋喝上两口也不至于把身子喝伤了。”

　　焦裕禄大笑起来。

　　送走了焦裕禄，张申陷入了沉思。

　　对焦裕禄，没有谁比他更熟悉了。

　　从调整兰考的班子一开始，他不知费了多少心思，脑袋上掉了多少头发。

　　兰考啊，这个豫东出了名的重灾县，从明成化十三年（一四七七年），到清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四百多年间，黄河就在兰考决口二十九次，改道更流三次，大堤漫水八次，全境成为泽国。黄河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泥河，到中下游的黄河里面一年流挟的泥沙有十六亿吨，这么多的泥沙高到一定的时候，决堤就是必然的事。兰考有籍可考的黄河故道有十一条，十一条黄河故道形成了更多的黄河故堤，故堤环绕沙丘，又形成上百个风口，给这个县留下大片的沙荒地、盐碱滩，风沙、内涝、盐碱成为亘古不变的“三害”。

　　眼下已是一九六二年年底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也是最严重的一年。一冬无雪，三春无雨，风沙打死二十一万多亩麦子，秋天又遭内涝，淹死三十万亩庄稼，盐碱地碱死十多万亩青苗。当时兰考所有耕地加起来不足一百万亩，亩产不足四十斤，全县粮食产量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全县三十六万人，灾民就有近二十万人。开封地委为了改变兰考状况，先后物色过几个干部去任职，可人家一听说去兰考，就连连摇头。因为兰考是全地区最苦的一个县、最穷的一个县、最困难的一个县，谁也不愿陷在那里拔不出腿来。为此，开封地委曾处理了几名干部。

　　一将难求啊！

　　幸亏他想起了焦裕禄！

　　可是，省委对地委关于焦裕禄任职的报告，能顺利批复吗？张申隐隐有几分担心。

　　6

　　焦裕禄一回到家，看到徐俊雅正在用锯子和木片加固那张饭桌的腿。那张饭桌桌腿断了一条，焦裕禄总说得空修一修，可他总也不得空闲，徐俊雅只好自己动手了。

　　焦裕禄一进门就说：“咱们还得走哇。”

　　徐俊雅问：“去哪儿？”

　　“去兰考！”

　　“兰考呀，我还以为啥好地方呢，看你高兴的那个样儿！”

　　徐俊雅是当地人，尉氏与兰考是近邻，兰考的情况，她当然熟悉。

　　焦裕禄懂得俊雅的意思，他开导说：“组织上调我去兰考，就是兰考需要我，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嘛。”

　　尉氏县委开会，为焦裕禄送行。

　　望着同志们那一张张熟悉而朴实的脸，和那一张张脸上朴实的依依难舍的表情，焦裕禄努力忍住，没让眼泪溢出眼眶。

　　夏凤鸣说：“老焦哇，你就要离开尉氏了，个人还有什么困难？”

　　一股热流涌上焦裕禄的心头。他环视一下会场，一首顺口溜脱口而出：

　　党员干部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

　　步调一致听召唤，高楼大厦入云端。

　　大家开怀大笑起来。

　　就要离开尉氏了，焦裕禄做完了工作交接，又想起自己用的这辆自行车最近经常发生故障，便去车摊上修车。

　　徐俊雅的母亲戴副老花镜，靠窗缝缝补补。徐俊雅在院里洗衣服，看着几个孩子喂两只小野兔。

　　县委第一书记夏凤鸣推门进来了，孩子们欢快叫着“夏伯伯”迎过来。

　　夏凤鸣拉过孩子，看看他们身上褴褛而单薄的衣服，这时已经进入深冬了。

　　徐俊雅忙招呼：“夏书记来啦！”

　　夏凤鸣问：“俊雅，又忙上了，老焦呢？”

　　徐俊雅说：“夏书记，快到屋里坐。老焦修自行车去了，他说他骑的那辆车子，修好了再交回县委。去了这半天，也该回来了。夏书记，快进屋。”

　　夏凤鸣说：“这个老焦，就是修车，找办公室同志们不就行了，干吗自己去？”

　　徐俊雅说：“我也这么说来着，他说那辆车子他骑了半年，熟悉，知道哪儿该修。”

　　说着话他们进了屋里。守凤给夏凤鸣倒了碗水：“夏伯伯喝水。”

　　夏凤鸣接过水碗，拍拍守凤的小脑瓜，又问老太太：“大妈，缝什么呢？”徐俊雅的母亲说：“他爹的衣裳。都补了十几个补丁了，再补都挂不住针了。”夏凤鸣说：“俊雅，刚才开了个常委会，专门研究了一下你们家的事。大家说，老焦到了尉氏这半年多，风里雨里没闲下过一天。这天气都这么冷了，他连件棉袄都没有。看看这几个孩子，还穿着单衣。老焦要到兰考工作了，那里临黄河，风沙又大，你们一家人这么走了，同志们心里不是滋味。”

　　“夏书记，您……”

　　“大家一致提议，为老焦做一套新棉衣。可是同志们都知道老焦的脾气，怕他不答应。入秋时县里批给你家的布票，不就让他退回来了？所以这次我们得到了地委的批准，地委指示我们将组织的这个决定正式通知老焦。还有，县里批了五十尺布票，给孩子们也做身棉衣。”

　　徐俊雅说：“夏书记，老焦他不会同意的，为先前那布票的事，就和我闹嚷过，最后我把布票送回办公室，才没事了。”

　　正说着，焦裕禄回来了。他看到了夏凤鸣，一笑：“老夏来了。”

　　徐俊雅说：“老焦，夏书记说县委准备给你做一套新棉衣。”

　　焦裕禄说：“这怎么行？我不要！”

　　夏凤鸣说：“老焦啊，现在是大冬天了，从咱尉氏县走出去的一个县委书记，不能连身棉衣也没有！这是地委和县常委会的决定，希望你服从。”

　　“老夏，同志们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个决定我不能服从。干部调走要带东西，这不是个好风气。”

　　“老焦啊，这真是组织决定。还有这次批给你五十尺布票，是给孩子们做衣服的，你看你这一窝子燕儿呀，都冻成啥样了。”夏凤鸣的眼睛湿润了。

　　焦裕禄说：“老夏啊，我只是想让自个儿心里踏实些，忍得一时寒，免得百日忧啊！”

　　夏凤鸣脱下自己的大衣：“老焦，我这件大衣可不是公家的，你穿上！”

　　焦裕禄推辞着：“老夏，别……别……”夏凤鸣硬是把大衣披在焦裕禄身上：“我还有呢，咱们老伙计了，你不嫌旧就行。”说完放下大衣走了。

　　兰考啊

　　1

　　寒风挟着沙尘，在原野上肆虐。

　　一辆骡车行走在崎岖的土路上。赶车的是一位老汉，他是兰考县城关公社老韩陵村饲养员肖长茂。

　　到兰考赴任的焦裕禄坐在车厢里，他身边只有一个简单的柳条编的提箱。本来，他是乘公共汽车前往的，走到半路，汽车抛了锚，幸好搭上了这辆骡车。

　　肖长茂老汉赶着车，问坐车的焦裕禄：“同志啊，你从哪儿来？”

　　焦裕禄说：“尉氏。汽车在路上抛锚了，走这半天了。大爷，要不是碰上您这挂车，我怕是要走到兰考去了。大爷您贵姓？”

　　肖长茂说：“姓肖，叫肖长茂。城关公社老韩陵村的。你碰上我算巧了，我是到尉氏拉豆饼去了，一年才拉这一趟。从这儿到兰考还有十多里呢。”

　　焦裕禄问：“大爷，咱兰考今年年成咋样？”肖长茂说：“不咋样。除了涝就是旱，旧社会咱兰考有个顺口溜：旱了给人熬碱，涝了给人撑船。不淹不旱要饭，死了席子一卷。这是老天留给人的一块绝地。”

　　“噢……”焦裕禄沉吟起来。

　　肖长茂接着说：“咱兰考这个地方，蛤蟆撒泡尿就涝，七天不下雨地皮冒烟。今年从七月半头到九月二十，连着七十天不开晴呀，红薯、棒子都臭地里了。麦子种不上，明年又瞎了一季庄稼。还有就是风大，一刮风就有沙暴，昏天黑地，娘哎，对面看不见人。同志，你说咱这地儿风有多大？”

　　“多大？”

　　肖长茂伸出一只拳头：“这么大。”

　　“拳头大的风呀？”

　　肖长茂笑了：“告诉你吧，风刮起的土坷垃有这么大。”

　　焦裕禄递给肖长茂一支烟。肖长茂把烟卷掰成两段，把其中一段放在烟袋锅里：“同志，你到兰考办事？”

　　“大爷，我是到兰考工作的。”

　　“到兰考，工作？我说你这同志你可真是，哪儿不好去，偏偏到兰考工作。没人愿到这儿来，给个县长也不来。真的，不骗你，咱们兰考县长走了半年，还没愿来的。连给个县长都不愿来的地方，你来做甚？”肖长茂说着话，在车辕上努力磕了磕长烟袋。

　　走了一程，前边，一大群逃荒的乡亲塞满了道路。他们或担筐背篓，或用独轮车推着铁锅、铺盖和孩子，在料峭的寒风里瑟瑟发抖。十几辆自行车从另一条路上飞驰而来，骑车的是干部模样的人，他们下了自行车，把车横在路上，挡住逃荒人群的去路。为首的一个干部大声喊着：“社员同志们，我是县委劝阻办主任李成，大家还是回去吧，不要走了！外流出去也不是办法呀！”

　　被挡住的乡亲们纷纷嚷着：“你们要干啥？凭啥不让俺们走？”

　　那个叫李成的劝阻办主任喊道：“乡亲们，上级有指示，一个人也不许走！”

　　逃荒的人们嚷着：“你们不让走，饿死人你们管不管？”

　　一个三十五六岁的汉子揪住李成的衣襟：“什么县委劝阻办？有本事你让老天爷不刮大风扬沙子，不闹大旱发大水，你以为俺愿意走哇，这都进腊月了，谁家不想在家过年？锅都吊起来当钟敲了！”

　　李成问：“你哪大队的？”

　　“寨子大队的！咋？”

　　李成往人群里看了一眼，他看见一个中年女人扶着一辆独轮车，车上一边是一个老太太，一边是一个一两岁的孩子，身旁还跟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

　　李成喊道：“哎，这不是寨子大队的大队长刘秀芝吗？你是大队干部，怎么领头对抗上级指示？”

　　那个叫刘秀芝的女人低下头去。李成甩开汉子，走了过来：“刘秀芝同志，你是**员、大队干部，快带人回村！你不怕受党纪处分？”

　　汉子说：“少吓唬人！这带头的是俺，不是她！”

　　见李成盯着他看，汉子拍着胸脯：“咋了？俺叫豹子，三代贫农，你想杀还是想剐？”

　　李成说：“是你？上次你领头外出，被拦回去了不是？怎么，这回又你领头？”

　　那个叫豹子的汉子说：“没错。上回你说救济粮马上就到，不让俺走，又挨了一个多月，实在扛不住了。你们不能把人往死路上逼吧？”

　　逃荒的群众与劝阻办的干部形成对峙。劝阻办的干部站成一道人墙，封住了道路。群众往人墙外涌动，与干部们推搡着。焦裕禄乘坐的骡车被挡在人群外边。焦裕禄下了车。被围困在人群中间的李成喊：“社员同志们，你们是听县委的还是听少数人的？不要走啦，快回村吧！”

　　另一位劝阻办干部也站在高处喊：“乡亲们，我是县民政局的刘占廷，现在民政上正在想办法，大家还是回去吧。劳力都走了，地谁来耕？谁来种？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呀！”

　　一社员说：“耕地？地都让沙子淹了，耕个龟孙！”

　　有人附和：“地里盖了二尺厚的沙土，咋耕？”

　　“种一季庄稼，连把柴火也落不着，咋活呀？”

　　乡亲们推搡着：“让开！让开！”

　　一时间，群众与劝阻办的干部互相推搡起来。刘占廷忽然看见人群里一个姑娘搀着一个白发老太太往前挤，他愣住了。怔了一小会儿，他不顾一切分开人群，向前挤去。他呼叫着：“娘——娘——”

　　老太太也高喊：“占廷！”

　　姑娘也大声喊着：“哥——哥——”

　　刘占廷挤过去，把母亲和妹妹拉到一边：“娘，你和妹妹干啥去？”

　　老太太说：“跟大伙儿出来，和你妹到外边待几个月。”

　　刘占廷问：“政府不是发救济粮了吗？”

　　老太太说：“那点粮食，留给你爹和你弟弟吧。”

　　刘占廷说：“娘，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了，出去多难呀！”

　　老太太说：“再难也比在家里强呀。不用惦着，有你妹，有乡亲们呢。”

　　路口上，焦裕禄拦住李成，搬开了挡路的自行车：“让乡亲们走吧。”

　　李成疑惑地看着焦裕禄：“你谁？不让外出逃荒是县委指示，我是县委劝阻办主任，你让我放人走？”

　　焦裕禄说：“把人留下，吃啥？”

　　李成推了一把焦裕禄：“你以为你是谁呀？让开，让开！告诉你，你敢存心搞破坏，就把你带到县里去！”

　　焦裕禄挤进人群里，李成命令工作人员：“拉住他！问问他是干什么的！”

　　工作人员上去拉住焦裕禄：“你是干什么的？”

　　焦裕禄说：“民以食为天，老百姓要吃饭，这就是天理！你们懂不懂？”

　　李成问：“你到底是谁？”

　　焦裕禄说：“我是到兰考工作的焦裕禄。”

　　李成大惊：“焦书记，是您。我们误会了。”

　　焦裕禄把身上的大衣脱下来，裹在刘秀芝独轮车上的老太太身上，又把围巾解下来裹住了那个一岁多的小男孩。他握着一位老人的手，那双手长满了冻疮。他把自己的旧手套给了老人。

　　那位老人对焦裕禄说：“同志，俺们不愿走哇！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实在是撑不住了。这不，家里只有二斤高粱面了，掺了糠，蒸了几个窝窝当干粮……”

　　豹子也说：“是啊，今年咱兰考遭灾最厉害的就是寨子，麦收时一人分了不到一斤麦子，秋粮也没二十斤，实在是没办法了。”

　　刘秀芝说：“乡亲们真的是撑不下去了，能卖的东西全折卖了，能吃的不能吃的也全没有了。大队开了介绍信，让社员们去找条活路。”

　　她把怀里揣的介绍信递给焦裕禄。

　　李成说：“秀芝同志，你身为大队干部，怎么能给社员开这样的介绍信？”

　　刘秀芝说：“李主任，俺们的介绍信只介绍外出的社员的身份，省得到了外边让人家当盲流到处赶。大家都在保证书上按了手印，撑过了这一冬，等开了春就一定回来。”

　　焦裕禄看着介绍信，眼里噙满泪水。乡亲们用惊诧的眼神看着这位被李成喊作焦书记的人。李成说：“焦书记，您快帮帮忙，给乡亲们讲几句话吧，我们实在是拦挡不住了。”

　　焦裕禄站到高处，大声说：“乡亲们，大家走吧，路上互相照应着，记住到了地方给大队里来个信，明年春天，我去把大家接回来！”

　　李成疑惑地看着焦裕禄：“焦书记，这……”

　　焦裕禄重重拍了拍李成的肩膀，李成搬开了自己的车子，劝阻办的干部们也都把各自的自行车搬开，让出了路。

　　刘占廷从衣袋里翻来翻去，翻出了一些零钱，塞到他娘手里：“娘，我兜里只有这九块多钱了，你带上。”

　　老太太又塞给儿子：“不，不，你工资也不多，还得养一家子人呢。”

　　刘占廷说：“娘，你拿上吧。你不拿上我更难过了。”又对他妹说，“妹，你到外头千万照顾好咱娘。”

　　逃荒的队伍走了。焦裕禄心情复杂地望着他们寒风里的背影。

　　2

　　兰考县正开三级干部会议，县委、政府两大班子领导集中在常委会议室听各公社的汇报。焦裕禄穿一身洗得发白带补丁的中山装，戴一顶“四块瓦”火车头棉帽，被县委秘书李林带到会场上。

　　张营公社社长老洪正做着汇报：“我们张营公社今年受灾严重，人均生产粮食不到七十斤，群众生活困难很大，干部情绪也不稳定。这次三级干部会，大家学习了八届十中全会决议，有些信心了。”

　　焦裕禄突然一怔：洪哥？

　　尚未离任的王书记主持会议，他问老洪：“还有吗？”

　　老洪说：“没了。”

　　王书记又点一个公社干部：“下面爪营公社。”

　　爪营公社党委书记汇报：“俺们爪营比张营还要差些，十六个自然村普遍严重缺粮缺柴，以前爪营商业贸易比较繁华，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京广杂货铺、铁木业铺、棉布行，这些年商贸基本上没有优势了……”

　　焦裕禄坐在一个角落里，掏出笔记本做着会议记录，一边做着记录一边在手里接烟，两支烟在手中对接，看也不用看，便准确迅速地接好，一口接一口地抽着。

　　旁边的人很奇怪，相互耳语，把目光投向焦裕禄。

　　一人问：“这是谁？”

　　旁边的人说：“不知道。”

　　问话的人说：“你看他烟瘾倒是真不小。”

　　这时秘书李林走到主席台上，递给王书记一个条子。王书记看了条子问：“焦书记到了？”李林向下边指了一下。王书记说：“好了。刚才十个公社都汇报了各自的情况，县委办公室要把汇报整理一下，呈送新任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同志们，根据开封地委决定，我将要调出兰考，由焦裕禄同志任我县县委书记，现在，焦裕禄同志也到了会场，我们欢迎焦书记。”

　　焦裕禄站起来。大家鼓起掌来。

　　老洪一惊：“禄子？”

　　旁边的人问：“洪社长，你认识新来的焦书记呀？”

　　老洪说：“岂止是认识，俺俩，话长了！”

　　台上王书记大声说：“请焦书记给我们讲话。”

　　焦裕禄摆摆手：“刚到兰考，还不熟悉情况，今天就不多讲了。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既然到兰考来工作了，就要真正扑下身子，实实在在地把兰考的事做好。我个人没有特别的本事，有党的领导，有大家的支持帮助，我有这个信心。”

　　大家再次鼓起掌来。

　　三干会散会了。走出会场，焦裕禄快步跑着追上了老洪，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老洪说：“禄子，我简直像做梦一样啊！”

　　焦裕禄说：“洪哥，从淮海战役支前咱们在睢宁集碰面，一晃又是十几年了。”

　　老洪说：“可不是嘛。听说你到洛阳搞工业后又调回尉氏当县委副书记，还惦着去看你呢。没想到，刚刚半年，你也到兰考来了。弟妹做啥工作？”

　　焦裕禄说：“你弟妹还在尉氏呢。”

　　老洪问：“有几个孩子啦？啥时把家眷接到兰考来？”

　　焦裕禄回答：“六个孩子了。闺女儿子都是三个。忙过这一段，就让俊雅和孩子们过来。”

　　老洪说：“早点把他们接到兰考来吧。我家安在张营公社，有空你去啊！”

　　3

　　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临时召开县委委员会议。

　　副县长张钦礼汇报兰考的情况：“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全县水利工程基本上全毁掉了。去年一冬一片雪花没掉，今年春天又滴雨未下，风沙打死了二十一万四千多亩麦子，秋天又遭内涝，全县淹了二十万零三千多亩秋庄稼。又加上十万亩禾苗被碱死，全年粮食总产不过五千万斤，比解放前还低。全县九个区，受灾较重的区有七个，一千五百二十个社队受灾，灾民近二十万人。缺粮一千三百二十万斤，缺草一千八百万斤，缺煤……”

　　骤然响起的汽笛声打断了他的汇报。汽笛响过，张钦礼继续汇报：“缺煤七千一百三十万吨，缺房一万八千间，缺……”又是一阵汽笛声。

　　焦裕禄皱了下眉头：“情况先别谈了，下面我们换个地方开会。”

　　他披衣站起，走出会议室。常委们紧随其后。他带领常委们向兰考火车站走去。

　　火车站里人头攒动，风雪中，逃荒外出的人群衣衫褴褛，横卧在车站的角角落落。一列火车刚进站，无数人扑上去，扶老携幼，碰撞拥挤，小孩子的哭叫声撕心裂肺。逃荒的人争相往车门口涌动，秩序大乱。车站工作人员手足无措，大声喊着：“别挤，危险！太危险了！”

　　焦裕禄大声喊着：“大家不要拥挤！按秩序上车！”

　　人们的嚷叫声吞没了他的声音。

　　乘务员也叫喊着：“别挤，就要开车啦。”

　　有人踩着别人的肩膀往车窗里爬。有人爬上车顶。焦裕禄和常委们手忙脚乱地疏导着涌动的人潮。他伸开双臂护住了两位老人。他把一个孩子举过头顶……

　　列车鸣笛开动。焦裕禄从站台上捡起一只童鞋，热泪滴落在童鞋上。

　　焦裕禄对常委们说：“同志们，灾民们背井离乡去逃荒，这是我们的责任。党把兰考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我们应该感到羞耻和失职。”

　　县委委员们低下头去。焦裕禄怔怔地望着远去的列车。

　　启示录

　　1

　　张申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给省委呈上关于焦裕禄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的报告，迟迟不见回音，张申让地委办公室的同志去催问，省委组织部干部处的批文用电话传下来了：“该同志据说已离开农村十年了，刚又回到农村才两三个月，马上任第一书记，请考虑。”

　　由于开封地委一再坚持，省委组织部干部处当天开会研究了开封地委上报的干部调整方案，处里对焦裕禄的任职提出明确意见：

　　采取两步走的办法，先任第二书记，待熟悉一段后，再任第一书记为好。

　　张申和地委领导研究了省委组织部的意见，分析了兰考县县委班子的现状，统一思想，坚持调整。张申拿起笔来，在给省委组织部的反馈意见中写道：

　　地委意见，焦裕禄任县委第一书记还能担负起来，还是批第一书记。

　　但开封地委的意见，并没有得到省委组织部的认同。

　　焦裕禄站在劝阻办门口，看着那块劝阻办的牌子。

　　全国有两千多个建制县，唯独兰考县有这么一个机构。

　　他心情沉重地把牌子摘掉了。

　　李成走过来：“焦书记，我们劝阻办的工作没做好。”

　　焦裕禄说：“不是你们工作没做好，而是这个办公室就不能设。从今天起，劝阻办撤销。”说完，他挟着牌子走了。

　　李成无奈地摇头。

　　半夜了，焦裕禄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索性起床，抽起烟来。

　　抽了三四根烟，焦裕禄披衣下床，走到屋外。张钦礼的宿舍也在县委大院里，焦裕禄踱步到他门前，犹豫了半天，还是敲响了他的房门。

　　张钦礼已经睡下了，问：“谁呀？”

　　“我，老焦。”

　　张钦礼披衣下床，打开门，急问：“焦书记，出什么事了？”

　　焦裕禄说：“没出什么事，睡不着，找你聊聊。”

　　张钦礼长舒了一口气：“可把我吓了一大跳。”

　　坐下来，焦裕禄说：“老张呀，你是老兰考了，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工作在这里，你说说看，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张钦礼沉吟了一下说：“我觉得，应该先从改变人的思想着手。”

　　焦裕禄说：“对，我俩想一块儿去啦，但还应该在‘思想’前面加上‘领导干部’四个字。眼前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转变。想想看，没有抗灾的干部，哪有抗灾的群众？要想改变兰考面貌，首先要改变县委的精神面貌。”

　　张钦礼一拍大腿：“太对了。在一九五六年以前，兰考是林茂粮丰，泡桐树成林成行，没有内涝，也没有盐碱。一九五〇年三十三万亩沙荒，到一九五七年造了十九万亩林，只剩下了十四万亩。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泡桐树给砍了，砍得精光。烧了炭去炼钢。结果是钢没炼出来，树也没了。树一没，再也没有挡风的了，风沙就起来了。”

　　焦裕禄摸出烟，给了张钦礼一支，自己点上一支。

　　张钦礼说：“还有，牲畜一九五五年是五万四千头，今年是二万零八百头，死了快四万头呀！铁路南二十五万棵枣树，现在只剩了五万棵，二十万棵摇钱树当劈柴烧了。当时头脑发热呀，觉得**主义就近在眼前了。”

　　焦裕禄说：“当时我在洛阳矿山机器厂，为支援大炼钢铁赶制焙烧窑，也是昼夜加班，命都拼上了。”

　　张钦礼说：“所以说啊，这几年经过这么几场运动，干部都心有余悸，不敢放开手脚干事情了，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先要让他们有个干事的心境。”

　　焦裕禄问：“老张呀，兰考干部队伍的情况怎么样？”

　　张钦礼说：“心有些散，很多干部闹着要调走。灾区条件艰苦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

　　张钦礼欲言又止。焦裕禄又给张钦礼点了一支烟：“老张你尽管说。”

　　张钦礼说：“这几年总搞运动，干部胆小了，腿软了。全国反右，一九五七年结束了，到了一九五八年河南还在打右派，叫‘补划右派’。兰考不到一千干部，有三百六十六个被划成了右派。”

　　焦裕禄摇头。

　　张钦礼指着自己脑后说：“我当时也受到了降级内部控制使用的处分，现在虽然摘了帽，这儿还留着一条辫子呢。”

　　焦裕禄说：“老张你可不能腿软，你得挺起腰杆来。”

　　沉了一会儿，焦裕禄又问：“我想明天到下边走走，先到哪儿好？”

　　张钦礼说：“那你先去城关区的老韩陵吧，那是个灾情很严重的地方。”

　　2

　　送走了焦裕禄，张钦礼却说什么也睡不着了。

　　他感慨万端，看起来这老焦真是个干事的人，真是个把兰考县的父老乡亲揣在心里的人，也许，兰考这下有救了……

　　张钦礼的资历很深。他是本县人，抗日战争时期，跟随父母在考城、曹县一带打游击，一九四三年开始做地下工作，一九四五年入党时，刚满十八岁。二十六岁任考城县第一副县长。一九五四年兰封、考城两个县合并，年方二十七岁的张钦礼出任兰考县第一任县长。可是接下来却因为写了一张为人鸣冤的大字报被撤销了县委副书记的职务，背上了内部控制使用的处分。

　　这还不算，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生性耿直的张钦礼又因为大着胆子讲了真话，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到留党察看、行政撤销县长职务的处分，工资待遇由行政十五级降到十八级，送老君营村**。县里每个月发他十六元钱，每个月还要上交生产队八元。他先是吃大食堂，食堂散了伙就在群众家轮流吃派饭。

　　对群众的疾苦，张钦礼可算感同身受。一九六〇年春天，大饥荒如同野火，从报纸的夹缝里蔓延了整个中原大地。群众因饥饿普遍浮肿，村口路边常见饿死的人。张钦礼也浮肿得厉害，腿上一按一个坑，两只眼睛肿得只留一道缝，他媳妇来了都认不出他了。听逃荒的老乡说，信阳那边有的村庄人都快死光了，村庄变成了无人村，蒿草疯长，狐狸、黄鼠狼大白天在村街上出没。张钦礼听了心如刀割。

　　就在这年六七月间，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受中央派遣来到信阳，副总理所到之处，看到人畜口粮和饲料被悉数收购，农民普遍浮肿，入村所见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李先念哭了。

　　秋冬时节，张钦礼决心为民请命，他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反映河南省委领导带头浮夸、不顾百姓死活，透底征购，造成大量群众被饿死，吁请总理救救河南人民。

　　夜里，乡亲们挤满张钦礼住的草屋，劝他千万别到邮局去寄信，如果信被扣押，后果不堪设想，鼓动他进京直接找总理，不见总理不回来。乡亲们给他凑了干粮，把他送到内黄火车站。

　　张钦礼在北京辗转见到了周总理，周总理接过了他的信，对他说：“全国两千多个县，你是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

　　周恩来看到张钦礼面有菜色，呈浮肿状，不禁神色戚然，安排工作人员带他去吃饭。张钦礼急忙说：“总理，不用麻烦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的饭还没吃完，现在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周恩来让张钦礼拿出带的饭，想看看群众吃的是什么东西。张钦礼犹豫了一下，从布袋里掏出一个黑乎乎的菜团子。

　　“给我尝尝！”周恩来伸手要菜团子，张钦礼手一哆嗦，菜团子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周恩来弯腰拾起一块碎渣，仔细看了看，发现菜团子是用树叶、花生皮和少量杂粮做的。他把碎渣放进嘴里，愧疚地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啊！”说着，泪水潸然而下。

　　张钦礼当着周恩来的面，呜呜地哭了。

　　直到焦裕禄来兰考工作时，张钦礼平反复职才四个月。

　　看到老焦的所作所为，张钦礼仿佛看到了一丝光亮。

　　焦裕禄当然也知道发生在张钦礼身上的事情。他敬张钦礼是条汉子，他勇于为民请命，敢于“拔剑起蒿莱”，身上有一股正气；他敢说真话，在大是大非面前挺得直腰杆。这些品格，都是焦裕禄所钦重的。基于这一点，才有了二人的一番拥炉夜话。

　　3

　　第二天，焦裕禄和秘书李林来到老韩陵，他们直奔饲养员肖长茂的牛屋。

　　一进院他就喊：“肖大爷！”

　　肖长茂端着筛子迎出来：“焦书记呀，你咋来了？”

　　李林说：“肖大爷，这事怪了，焦书记刚到咱兰考工作，您咋会认识他？”

　　焦裕禄说：“我从尉氏到兰考报到那天，公共汽车开到离县城十几里路远就熄了火，我是搭了肖大爷的骡车才到兰考的。”

　　李林说：“怪不得那天我在车站等了半天也没接上您呢。”

　　焦裕禄对肖长茂说：“大爷，我到咱们村下乡，今晚就住您这儿了。”

　　肖长茂说：“好好，焦书记呀，那天听说你是县委书记，吓了我一跳，真不敢想，你这么大的官，还坐我的大车。今儿个又睡我的牛屋，你不怕我这儿有虱子？”

　　焦裕禄说：“不怕。上回您老人家说得空儿多和我聊聊咱兰考的事，这回我上门求教了。”

　　他看见屋里堆了很多风箱，就问：“大爷，咋您这屋里堆了这么多风箱？”

　　肖长茂说：“这风箱呀，是上海乐器厂的两个同志在村子上收购来存放在这里的。上海乐器厂的人到兰考来买桐树，可现在兰考哪里还有泡桐呀？他们就各家各户去收购用桐木做的风箱。”

　　焦裕禄搬下一只风箱，拉了两下，敲了敲：“嗯，都是上好的桐木。”

　　李林说：“这上海人哪，门槛就是精，聪明绝顶，买不到桐树买风箱。”

　　焦裕禄以指头叩击风箱，发出清脆的声音，说：“真是做乐器的材料。”

　　李林说：“咱兰考泡桐全国有名，号称‘兰桐’，是制作乐器的首选材质。可是‘大跃进’一来，泡桐树全砍了去烧炭炼铁了。兰考有三害，就是风沙、盐碱、内涝，这些全都是因为泡桐没了。”

　　焦裕禄锁紧了眉头。

　　他给肖长茂点了支烟，问：“肖大爷，您说咱兰考是穷命，要把这穷命变过来，您老人家有什么好主意？”

　　肖长茂说：“焦书记，这么大的事，您说俺这个喂牲口的能有啥见识？”

　　焦裕禄笑了：“改变咱兰考面貌，是咱兰考人的事，您老人家年纪大了，有生产经验，我今天就是来向您老人家讨教的。”

　　肖长茂说：“焦书记呀，别的俺不知道，俺是个喂牲口的，知道再倔的牲口，只要摸透它的脾气，顺着它的性子来，就能制服它。像咱老韩陵的这沙土窝，能种花生、能栽泡桐树，泡桐这东西挡风压沙，还能卖钱，木材用处大。你也看见了，连上海人都上咱兰考来买泡桐哩。”

　　焦裕禄说：“大爷，您老这主意好。”

　　肖长茂说：“还有一条，俺村牲口少，五十亩地才有一头牲口。要发展生产呀，就得多养牲口。不光是咱老韩陵，兰考的沙地，都适合种花生，花生秧子又可以喂牲口，多种花生，牲畜也就发展起来了。”

　　焦裕禄掏出本子认真记着：“好哇！肖大爷，您这个主意也很好呀！”

　　肖长茂说：“饲养员多操心，下了牛犊能养好的，给他点奖励，牲口数的发展就会快啦。”

　　焦裕禄说：“对！肖大爷，我们弄个文件出来，一定要给发展牲口有功的饲养员发奖。”

　　肖长茂说：“焦书记呀，看得出你是个实在人，不说空话，这几年咱老百姓让那些大话、空话吓怕了。‘大跃进’时说声要炼钢，让各家各户把锅全砸了，修小高炉要头发，妮们把辫子全剪了。说声讲卫生，给驴刷牙，给牛戴口罩。折腾来折腾去，穷得连吊起来当钟敲的锅都没了。咱兰考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肖长茂把烟袋递给焦裕禄。焦裕禄接过来，抽了一口：“肖大爷，您说得对，咱们再也不能瞎折腾了。”

　　肖长茂说：“焦书记，有些话，上面的干部不敢说，可俺敢！咱兰考这几年连着受灾，人饿死了不老少，也有卖孩子的，也有把闺女送人当童养媳的，这些事旧社会倒是常有，可新社会了……”

　　焦裕禄猛然被烟呛了一口，剧烈地咳嗽起来。他的肝区隐隐作痛，忙用钢笔杆顶住肝部。

　　肖长茂慌了：“焦书记，你……看你脸刷白，一头的汗……”

　　焦裕禄努力忍着，压住肝区：“肖大爷，我没事，老毛病了，您接着说。”

　　肖长茂说着，焦裕禄捂着腹部一点点做着记录。那个晚上，焦裕禄跟肖长茂在牛屋里整整谈了一夜。

　　4

　　徐俊雅带着孩子们和老母亲来到兰考。一家八口，只有几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李。他们出了车站，被眼前的荒凉惊呆了。

　　焦国庆大声说：“这是兰考啊？我爸咋到这里来工作？连棵树也不长。”

　　守云问：“妈妈，爸爸会来接我们吗？”

　　焦守凤给妹妹系好了扣子：“会的，爸爸一会儿就来了。”

　　保钢摇着妈妈的胳膊：“妈妈，我要找爸爸。”

　　徐俊雅哄着儿子：“别急，一会儿爸爸就来了。”

　　孩子们的姥姥累得坐在包袱上：“俊雅，当年我就说过，跟上老焦呀，就没个安身的准地方。”

　　眼看到中午了，一家人等得心焦，不见焦裕禄的踪影。

　　跃进问：“我爸怎么还不来啊？”

　　国庆也说：“是啊，不是说到长途站来接我们吗？”

　　卖吃食的小贩在旁边吆喝着：

　　“烧饼！烧饼！”

　　“枣发糕，枣发糕！”

　　保钢摇着妈妈胳膊：“妈妈，我要吃烧饼。”

　　守云说：“妈，我也饿了。”

　　徐俊雅安慰着孩子们：“再等一会儿，爸爸就要来了。”

　　李林和老洪推着自行车一路寻找过来了。

　　李林过来问：“是焦书记家嫂子吧？”

　　徐俊雅点点头。

　　李林说：“我是县委办秘书小李，焦书记下乡了，让我来接你们。”又指着老洪说，“这是张营公社社长老洪。”

　　徐俊雅惊喜地说：“老洪大哥呀，老焦他总是说起您。”

　　老洪说：“我到县委来看老焦，他上葡萄架公社了，正赶上李秘书要来接你们，就跟上来了。”

　　老洪看着孩子们，摸摸他们的头顶：“嚯，伯伯都不认识你们，排好队，让伯伯认认。”

　　五个孩子排成一队，最小的玲玲抱在妈妈怀里。

　　徐俊雅说：“孩子们，这就是你爸常说的洪伯伯。”

　　老洪说：“说说，你们叫什么名字？”

　　“俺叫守凤。”

　　“伯伯好，我叫国庆。”

　　“俺是守云，伯伯好。”

　　焦跃进指着弟弟：“他叫保钢。”又指着妈妈怀里抱着的玲玲，“她叫玲玲。”

　　老洪笑了：“你呢，小子？”

　　“跃进，焦跃进。”

　　老洪大笑：“好好！孩子们，咱们回家。”转身问俊雅：“弟妹，你们行李呢？”

　　徐俊雅指着几个包袱：“就这些。”

　　老洪怔住了。

　　一旁小贩的吆喝声不断传来，几个孩子咬着嘴唇。老洪说：“你们等着，伯伯去给你们买烧饼。”

　　进了焦裕禄在兰考县委大院的家，老洪嚷着：“到家喽！到家喽！”

　　一家人进了屋子。这是由办公室临时改成的宿舍，里外两间，空空荡荡。墙上糊着旧报纸，有的地方墙皮脱落下来。窗户上糊的纸也是旧的。正面墙上贴张毛主席像，新的。靠窗一张白木旧桌子，上面放了只竹壳暖水瓶。窗台上扣着只搪瓷茶缸子。里屋有一张用板凳和木板搭的大床，上面铺着几条麻袋。外间是半截儿土炕，连着锅台，中间隔了一道矮墙。

　　李林鼓捣着炉子：“焦书记说老人腰腿不好，就盘了这个火炕，早晨他临走前烧了一回，上午我又续了点柴火。”

　　徐俊雅摸了一下：“还有点热呢。”

　　她和守凤往床上铺着被子。

　　老洪戚然：“你说他这书记咋当的哩！”

　　李林说：“嫂子，咱们兰考条件太差了。”

　　徐俊雅说：“没关系，这不挺好嘛！”

　　老洪说：“这几天我把你嫂子带过来，看看缺啥，让她帮你们打理打理。”

　　徐俊雅说：“老洪大哥，这儿真的挺好，可别麻烦嫂子。等安排妥帖了，我再看嫂子去。”

　　老洪说：“跟我还有啥客气的。”

　　俊雅老娘说：“他大哥，这些年，净搬家了。搬一回东西少一回，这不，光剩了这几床铺盖了。”

　　老洪说：“这不还添丁进口呢，有这些好孩子，好日子在后头呢。”

　　一直到了吃晚饭时，焦裕禄才回到家里。孩子们欢呼雀跃。他们搂住爸爸的脖子，抱住爸爸的腰，好不快活。焦裕禄抱起孩子们，亲了又亲。徐俊雅用小笤帚扫着焦裕禄身上的尘土。

　　姥姥拉走孩子们：“你们别缠着你爸了，让你爸歇歇。”

　　焦裕禄问：“妈，今天有个急事，没顾上去接你们，风大，路上冷吧？”

　　徐俊雅拿了热毛巾让他擦脸：“还说呢，一家子在大风里等了半天。”

　　焦裕禄笑笑：“俊雅，这些日子没啥事？”

　　徐俊雅说：“临上车前尉氏县委办公室小董来了，给你带来了一套棉衣。”

　　焦裕禄接过徐俊雅递过的棉衣，把脸贴上去：“新棉花味真香呀。咱们刚在尉氏工作了半年，什么事都没来得及做好，给县委添的麻烦倒是不少。”

　　徐母端了饭过来：“给你煮了碗面条，快趁热吃吧。”

　　焦裕禄挑着面条，见里面卧着俩荷包蛋，把鸡蛋拨在一只空碗里。徐俊雅说：“老焦，你看你，咋把鸡蛋挑出来了？”

　　焦裕禄说：“我不老不小的，吃啥鸡蛋。我吃是浪费！”

　　徐俊雅又给他拨到碗里：“别说那么多，吃了！”

　　焦裕禄突然想起了什么：“哎，俊雅，再问你件事，有没有把从尉氏县委财务科借的一百三十七块钱还回去？”

　　徐俊雅说：“小董说，尉氏开了县委常委会，你从县委财务借的钱，县财政用集体福利款还上了。我说老焦不会同意这么做的，他不收，我没拉住，他就走了。”

　　焦裕禄说：“那你明天一定到邮政局，把这一百三十七块钱给他们邮过去。”

　　徐俊雅说：“好吧。还有，兰考县委办送了三斤棉花票，盘算着给老大做件棉袄，二的做件棉裤。再一看咱床上那被，烂得大窟窿套小窟窿，妈说都没法儿补了。还是做床被吧，剩下的给你做双棉袜子。你是县委书记，不能老穿着露脚指头的棉袜子。”

　　焦裕禄说：“俊雅，这棉花票咱不能要。你想，每一个群众不可能都有棉花票呀。我是县委书记，我搞特殊，就等于给别人做出了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