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老洪的媳妇到公社粮站买粮，她把粮本递给营业员，说：“把这个月的粗粮给我调成大米。”

　　营业员看了一下，很为难：“洪婶，这……”

　　老洪的媳妇不高兴了：“这什么？不一直是这样吗？”

　　营业员解释：“洪婶，县粮局最近有个文件，大米虽然算粗粮，但只能按一定比例供应，任何人不能随便调配。”

　　老洪的媳妇火了，指着营业员的鼻子说：“你们太势利了，看我家老洪不当正社长了？告诉你，我家老洪不当正社长了还当着副社长，还是张营公社的当家人，照样管着你们。”

　　营业员赔着笑脸：“洪婶，你千万别误会，我可没有那个意思。你不信，我拿文件来给你看。”

　　老洪的媳妇不依不饶：“我看你那文件干啥？我又不认字。你就是势利眼。”

　　营业员委屈地说：“洪婶你咋这么说话呢？”

　　老洪的媳妇把粮本往小窗口里一摔：“调多少你看着办吧。把这个月的指标消了，粮食你们送我家里去。”说完，气恨恨地往外走。

　　听见里边议论说：“都降职挨处分了，还威风给谁看？”

　　“可不是，洪社长成天吹他跟县委焦书记关系多铁，救过焦书记的命，俩人是换命兄弟，闹了半天人家根本就不认得他。”

　　“我看也是，有那情分焦书记能处理他吗？”

　　老洪媳妇听了，火冒三丈，返身回来捶着窗口：“你给我滚出来！”

　　营业员问：“怎么了？”

　　老洪媳妇冷笑说：“说你是势利眼，还不认账。你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营业员问：“我说啥了？”

　　老洪媳妇嚷道：“转眼不认账，你说的啥你知道，滚出来。”

　　营业员哗啦一声把窗口关上，不再理睬，老洪媳妇拿拳头使劲儿捶着窗口。捶了半天捶不开，她返身到秤上拿了一个大铁秤砣，使劲儿一砸，咚的一声把小窗户砸了个稀巴烂。

　　营业员走出来：“你要干什么？”

　　老洪媳妇揪住营业员的衣领，吼着：“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营业员推着老洪媳妇的胳膊，声音也高了许多：“我也告诉你，这不是你撒泼的地方。”

　　买粮的人过来劝解：“别打了，别打了。”

　　老洪媳妇仍揪着营业员不放手：“把你刚说的话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怎么啦？怕你呀，你有能耐把大喇叭架上我也敢说！”

　　营业员对着众人说：“月月让把粗粮调成大米，这回局里来了文，反走后门，不给她调就骂人，骂我们势利眼。你家洪社长挨处分降职是我们搞的呀？你讲理不讲？”

　　老洪媳妇反手打了营业员一个耳光。营业员哭了：“你不讲理，还打人！”

　　老洪媳妇一头向营业员撞过去，营业员一闪，老洪媳妇撞在粮囤上，把额头撞破了。她伸手摸了一把血，疯了一样扑向营业员：“老娘今儿个不活了，和你这小势利眼一命兑一命。”

　　出来好几个营业员一起拉扯她，她坐在地上打着滚儿号哭起来。有人说：“快去叫洪社长吧。”

　　老洪媳妇在地上打滚儿，弄得衣服上、脸上全是血。

　　粮站站长来了。他拉着老洪媳妇：“洪婶，起来起来，有话好好说。”

　　老洪媳妇越发哭闹着：“老娘今天不活了！活着受你们的气呀！”

　　正闹着，老洪来了。他喝一声：“起来！成什么体统！”

　　老洪媳妇从地上爬起来，指着老洪的鼻子：“你说你救谁不行，偏偏救了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把你处分了，害得一家子受这些势利眼的气！”

　　老洪厉声呵斥他媳妇：“你胡说什么，快回去！”

　　老洪媳妇索性一屁股坐在麻袋上：“我胡说，听听人家怎么说你的，‘成天吹他跟焦书记关系有多铁，闹了半天人家根本不认他’，‘真有那情分焦书记能处理他吗’。你听听，你听听！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捶，你背时了，人家才敢欺侮你老婆！”

　　老洪的脸立时紫了，上去踢了老婆一脚，揪着她的头发出了粮站。

　　回到办公室，老洪心里非常苦闷，他发狂地拉起了二胡。他心烦意乱，耳边不断回响着老婆刚才说过的话，他狠狠地把一只茶杯摔在门上。

　　摔在门上的茶杯差点打着一个刚进门的人。一个叫刘旺的公社干部来了：“洪社长，还拉二胡呢，真服你。”

　　老洪气恨恨地说：“服我干啥，你该服的人是焦书记。”

　　刘旺说：“人家焦书记大年三十冒着大雪来给您拜年，这一段三番五次来找您，您咋不见人家哩？”

　　老洪说：“我凭啥见他？凭他把我正社长降成副社长？”

　　刘旺说：“前几天在于家村的现场会上，看那气氛，几个机耕队长全得撤，可你说咋样，一个也没撤，怪了。”

　　老洪说：“老焦他不想当孤家寡人了。”

　　刘旺放低了声音：“告诉你啊，焦书记来张营了。”

　　老洪问：“啥时来的？在哪个大队？”

　　刘旺说：“在杜瓢。大清早就来了。”

　　老洪说：“你去杜瓢。盯着他点，他说了啥，干了啥，吃的啥，喝的啥，都给我一条不落地记住。”刘旺答应着走了。

　　2

　　杜瓢大队的大田里，社员们在忙着春耕。由于耕牛不足，更多的是人拉犁耙。焦裕禄和乡亲们一起拉犁。他把身子绷成一张弓，头上热汗直淌。

　　扶犁的是公社干部刘旺，他心里有些不忍，一个劲儿地说：“焦书记，咱俩换换。”

　　焦裕禄问：“凭啥？”

　　刘旺说：“凭我比你年轻。”

　　焦裕禄笑说：“那更不行，你还长个儿，我不长了。把你累得不长了，娶不上媳妇，你不骂我一辈子呀。”

　　刘旺说：“要不你歇会儿，你看你一头一脸的汗。”

　　焦裕禄说：“出出汗心里爽快。刘旺呀，咱们杜瓢村牲口少，等今年这批牲口繁殖了，过年就不用人拉犁了。”

　　王老四提着水桶过来：“喝水喽，焦书记，歇歇气，喝碗水！”

　　王老四的小孙子从地头捧着一只碗过来。

　　王老四说：“先让你焦伯伯喝。”

　　小孙子把水碗递给焦裕禄。焦裕禄一气儿喝了一大碗水，摸摸孩子小脑瓜：“叫啥名儿？”

　　“叫喜牛儿。”

　　焦裕禄乐了：“喜牛儿，这名好。从小喜欢牛，长大了是个好社员。几岁了？”

　　喜牛儿回答：“九岁了。”

　　焦裕禄又问：“上几年级了？”

　　王老四说：“他没上学。”

　　焦裕禄锁紧了眉头：“要上学啊，回头我给你们学校说说。”

　　一个社员问：“同志啊，你是来包队的吧？”

　　刘旺说：“这是咱们县委的焦书记。”

　　那个社员说：“俺娘哎，县委书记帮俺们拉犁，这事从古到今没见过。”

　　喜牛儿摇着他爷爷的胳膊：“爷爷，爷爷，我长大了也当县委书记！”

　　王老四打了喜牛儿屁股一下：“这孩子，净瞎说，你能当县委书记？你知县委书记是干啥的？”

　　喜牛儿说：“县委书记是好人，帮人家拉犁种庄稼。”

　　一群人全笑了。

　　晚上，在饲养棚里，王老四在端着粥碗喂一只小牛犊。他喂小牛喝粥的时候，孙子喜牛儿站在槽边吧唧嘴。喂了小牛，他把碗放在槽边，去拎水桶。回转身子，看见孙子喜牛儿捧着那只碗在舔。

　　这个场景，被刚进门的焦裕禄看到了。焦裕禄搂过了喜牛儿，眼里含着泪水。

　　王老四说：“焦书记啊，你送来的这几头牛，有一头是揣着崽儿来的。刚来了不到二十天就下了这小牛犊。咱队里一天只给半斤料，老牛没奶，俺天天得熬一锅糊糊喂它。小牛喝糊糊，俺这孙子天天在一边看着吧唧嘴，咱一口也不给他喝。”

　　焦裕禄说：“老四大叔啊，今天晚上我就住你这儿了。”

　　王老四说：“那敢情好，可是这地方恁窄憋，又脏，又乱。”

　　焦裕禄说：“没事儿。我们三个人，我、李林，还有公社的刘旺——他也不回去了——我们扒个草窝就能睡。”

　　说着话，刘旺和李林来了。刘旺说：“焦书记，你要睡牛屋，我去村上借两床被子吧。”

　　焦裕禄拨拉着干草说：“不用，咱们弄个草窝，将就一下就行了。”

　　几个人一起动手，在牛屋外间弄了一个草窝子。

　　王老四拉过铡刀铡草，他技术十分娴熟，自己一个人，一手按刀一手续草。焦裕禄说：“哟呵，行啊，一个人还能铡草！我来帮忙！”

　　他坐在地上，续起草来。他续草的技术也很老练，两手一扑拉，一拧巴，就拉拽成一个“草龙”，一头往铡刀里喂着草，一头在腿上接着草龙。续草接龙，有条不紊，并且配合着铡刀的节奏。

　　王老四说：“焦书记啊，咱村里人都说你不像个县委书记。”

　　焦裕禄问：“像啥？”

　　王老四说：“说不好。这县委书记是多大的官呀。咱看那唱戏的，过去县官出巡，那得坐八抬大轿，黄土垫道，衙役鸣锣，百姓回避。你呢，是一进门就干活儿，看你拉犁，看你铡草，可是个真正的庄稼把式。”

　　焦裕禄说：“老王叔啊，不瞒你说，我从小就喜欢牲口。一听那牲口嚼草的声音，比听戏还过瘾！”

　　王老四说：“其实从你看着咱墙上的牛皮掉眼泪那一回，我就认准了，你真是县委书记，咱**的县官儿！”

　　李林说：“焦书记那次从你们杜瓢村回去，几宿睡不着觉，一做梦就是那些牛皮活了，变成了瞪着眼的大牛。”

　　王老四说：“焦书记啊，你是把俺们装在心里啦。”

　　队长送来了饭，烙馍和窝窝，用瓦盆端来了开水。焦裕禄说：“嚯，刘旺，今儿个还有好饭呢，有烙馍。”

　　李林拿了张烙馍一咬：“啥好饭呀，木樨根面烙的，又涩又苦。”

　　焦裕禄说：“李林啊，你不知道，就这木樨根，还是国家从土耳其买来的，要不然，群众连这东西也吃不上。”

　　夜里，躺在干草窝里，焦裕禄对李林和刘旺说：“睡这草窝真舒服啊，就像躺在云堆上一样。”

　　刘旺说：“我说去村里借床被子吧，你不让借。这草窝咋睡呀？”

　　焦裕禄说：“闻闻这草味儿，多熨帖啊！我小时候常爬到草垛上去看月亮，有时看着看着就睡着了，醒了闻着那草味，真好闻呀。”

　　李林很快打起鼾声。焦裕禄对刘旺说：“刘旺，你一定要关心你们洪社长。他这一段情绪不好，你没事时多找他聊聊天儿，给他宽宽心。”

　　刘旺说：“焦书记，有件事我不知当问不当问？”

　　焦裕禄说：“问吧，有啥当不当的。”

　　刘旺问道：“洪社长真的救过你的命？你们真的是生死兄弟？”

　　焦裕禄说：“没错。老洪不但救过我的命，而且救过我两次，那都是在大山坑煤矿的时候。一次是我们一个班的矿工被埋在矿井里，老洪带人挖通矿道，把我们救了出来。另一回是我打死了日本监工，老洪帮助我逃出了大山坑煤矿。没老洪，我这把骨头早扔在大山坑煤矿了。我拼命工作，一个主要原因是我这条命活下来不容易，多给人民做事，才对得起给了我生命的兄弟。”

　　刘旺说：“焦书记，我明白了。我们洪社长吧，他这一段心理压力特大，他挨了处分，人家说他以前是拿您做大旗，其实并不认识您，是吹牛皮，给自己往脸上贴金。”

　　焦裕禄说：“老洪犯的错误，不管是谁，都会挨处分的。可我一辈子都会从心里痛热这个老大哥。因为放走了我，他在大山坑煤矿不能待了，就回了考城老家。没想到淮海战役支前，我们又成了战友。我到了兰考，正好他在张营当社长，我们关系确实是这样，老洪没有胡吹。我也不相信他是拿我当大旗。”

　　刘旺说：“其实我们社长这一段心里是很恓惶的。”

　　焦裕禄说：“这我理解。搁谁身上都一样，对不？我去看了他几次，他关起门来不见。你一定要多关心他。他有个失眠的毛病，我给他讨了个药方，你呢，按这个药方给他配点药，调一调。钱和药方我都带身上了，拜托你了刘旺。”

　　刘旺说：“焦书记你就放心吧。”

　　焦裕禄叮嘱：“千万别说是我让你办的。”

　　刘旺答应着：“嗯。焦书记你放心。”

　　半夜里，王老四去喂牛，焦裕禄跟到槽上，见王老四把自己的袄脱下来给小牛披上了。焦裕禄说：“老四大叔啊，你心疼这小牛，真像心疼自己的孩子一样啊！”

　　槽头柱子上挂着一盏马灯，几头牲口在悠闲地嚼着草。它们膘肥体壮，毛色光鲜。焦裕禄在一头牛背上抓了几把：“老四大叔，你把这几头牛喂这么好，我就放心了。”

　　王老四说：“焦书记呀，去年冬天俺队里的牛饿死，把俺的心全摘了呀。遭灾以后，咱村里的人能走的都逃荒走了，扔下些哑巴牲口，成了没娘的娃儿，饿得啃槽帮啊！俺说：‘他们不要你，俺要。’就把这些牲口弄我家里去了。弄来了吃啥啊，这些都是张口兽，俺把一家子动员起来，像外出要饭的一样，一人挎个筐子，到外头捡树叶，挖草根。俺二闺女手上脚上磨去一层皮，俺三儿子是个半瘫子，也爬到地里去剜草根。光有草，没料也不行，俺家一百五十斤红薯干，全让俺偷着喂了牛。俺老伴儿有一天看见红薯干没了，哭了一场，啥也没说，领上孩子到外村要饭去了。俺三儿子和老伴儿都饿死了，牛最后也没保住啊！”

　　焦裕禄流泪了：“老四大叔啊，杜瓢的牛虽然没保住，可养牲口的真经，你全说出来了。我要让你到全县大会上去讲。”

　　后半夜，李林醒了，看见牲口槽那边亮着灯，焦裕禄披着衣服靠在那里，手里夹着烟，睡着了。笔记本放在腿上。他手里那支烟快烧到指头了。李林想把烟拿下来，又怕惊醒了焦裕禄。正着急，他看见旁边有个水碗，就从水碗里蘸了水，把烟头洇灭了。

　　3

　　第二天快晌午了，县里把电话打到公社，让焦裕禄火速回县委，说是省委分管农业的第二书记何伟来兰考了。

　　何伟书记在河南可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一九三四年毕业于汉口华中大学，一九三六年任鄂豫皖区组织部部长，新四军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外交部部长助理，机关党委书记，驻越南大使兼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团长，刚刚履新河南省委第二书记。

　　焦裕禄回到县委，跟何伟书记见了面才知道，何书记此行是为了拆分兰考县进行调研。与何书记同来的，还有杞县、开封、民权、东明四个县的县委书记。

　　一时间，焦裕禄心里倒了五味瓶。

　　这壁厢正摇旗擂鼓摆开了大战的阵仗，省里在这节骨眼儿上却要把好端端一个兰考县“拆分”了！

　　进了会议室，何伟坐定后开门见山说道：“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二一八年）二月，秦始皇出西京东巡，经兰阳、仪封时适逢风沙弥漫、雾塞四野，就把这里称作‘东昏地’。兰考史称‘东昏’就是这么个来历。西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〇年），兰考设东昏县。当然这是公元前的事情啦，是历史的旧账本。兰考解放十几年，面貌没啥大的改变，风沙、内涝、盐碱这三害把老百姓折腾得穷困不堪。当前，兰考灾情这么重，短期内又没啥好办法，省委初步考虑，把兰考一分为四，兰考周边四个县帮助承担困难，各分四分之一。当然，这只是个初步想法，先给大家吹吹风。”

　　肢解兰考的方案一出，周边四县的县委书记纷纷做雀跃状，一致表态愿为省委分忧，无条件接受从兰考分给本县的那一部分。

　　焦裕禄蒙了。这是他根本不曾想到也无法接受的一个方案。

　　焦裕禄把张钦礼叫到屋外，搓着双手说：“老张呀，咱该咋办？我真不忍心看着兰考就这么没了！咱也得表个态呀！”

　　张钦礼也急得头上直冒汗，听焦裕禄一讲，脸上顿时现出一副豁出去的表情，跺跺脚说：“我先发言，有事我兜着！”

　　“说话要有分寸。你说完，我补充！”焦裕禄叮嘱说。

　　张钦礼回到会议室，首先发言说：“我个人认为，兰考不能瓜分。解放前兰考也是穷，也是落后，但解放后的一九五四年，政务院把兰封县和考城县合并成兰考县，而不是分。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六年，兰考人民并不缺吃少穿，是搞虚报浮夸，征过头粮，才使人民背井离乡，逃荒要饭。这不是兰考人不勤劳，也不是兰考干部没本事，是天灾加人祸造成的灾难。治理三害，兰考干部群众是有经验的。只要我们老老实实领着群众干，不搞人整人，兰考县委新班子在焦裕禄同志的带领下，三年时间一定可以领导人民改变兰考面貌，恢复到一九五六年群众吃穿不愁的水平。三年改变不了面貌，我们自动辞职，不劳省委分配工作，回老家种地去。”

　　焦裕禄认为张钦礼讲得得体到位，无须赘言，便补充说：“我同意钦礼同志的发言。不过我要再加上一句话，三年改变兰考面貌是宽限，力争提前。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开封县委书记周锡禄是焦裕禄的山东老乡，又是南下战友，看到他和张钦礼力保兰考的执着劲儿，忍不住说：“老焦，老张，我不是拔恁俩的气门芯，你们说三年摘掉兰考这个老灾区的帽子，依我看，累不死，也得脱三层皮！”

　　周锡禄的玩笑话，令焦裕禄和张钦礼热血冲顶。两人站起身说：“我们宁愿累死和脱三层皮，也不愿把困难转嫁给兄弟县！”

　　兰考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态度，令何伟大为感动。这位体恤部属又极富人文情怀的省领导，从兰考带头人身上，看到一种弥足珍贵的精神。

　　瓜分兰考的动议消解了，何伟书记又在兰考深入调研了几天才回省城，临走时留下话：“我安排一下手头的工作，还会再回来。”

　　4

　　焦裕禄在地委开了个会，返回时，在从开封返回兰考的火车上，认识了三个年轻人。

　　这三个年轻人坐在他对面，两男一女，都是学生打扮。两个男青年，一个戴眼镜，一个围条红围巾。女孩子清清秀秀，穿着十分入时。

　　窗外掠过一片白杨树，三个年轻人议论起来。

　　眼镜说：“你们看，这么大一片加拿大杨！”

　　红围巾说：“好像是美国杨，要不就是高加索杨！”

　　眼镜说：“不是！肯定是加拿大杨，你看那树杈，全是对生的，就是加拿大杨嘛。”

　　女孩说：“你们把书本拿出来，对对图片。”

　　焦裕禄笑了：“这不是加拿大杨，也不是美国杨和高加索杨，这是中国的大官杨。”

　　红围巾说：“大官杨？我们教材上好像没这个品种。”

　　焦裕禄说：“大官场就出自河南，是河南中牟县大官庄的群众七八年前培育出来的一个新品种。这种杨树生长快、抗虫害，又耐涝耐旱，适合在沙区种植。”

　　女孩惊奇地望着焦裕禄：“这位同志，您一定是搞林业的吧？”

　　焦裕禄笑着反问：“你们三位呢，也是搞林业的？”

　　眼镜一指红围巾：“我们是刚从南京林学院毕业的。”他又指女孩，“她是南京农学院的，学土壤专业的。”

　　女孩说：“我们刚分配工作。”

　　焦裕禄问：“分配到什么地方了？”

　　眼镜说：“我们三个都分在兰考农林局了。听省农林厅的同志说，兰考非常需要农林业的技术人才。我们就主动要求到兰考啦。”

　　女孩说：“那是你主动要求好不好，我可没主动要求来。听说兰考是重灾区，可艰苦啦。我妈妈听说我要去兰考，给我写了几十封信，又让我姐姐到学校去拦我。”

　　焦裕禄问：“那你怎么来啦？”

　　红围巾一指眼镜，两手做了个示意。

　　焦裕禄问红围巾：“那你有没有女朋友，她愿不愿来兰考工作？”

　　红围巾笑了。

　　女孩说：“他女朋友跟我一个学校的，叫李丹，可漂亮了，人家留在郑州了。”

　　焦裕禄拍拍红围巾的肩：“小伙子，好好干，争取尽快把女朋友吸引到兰考来。兰考虽然艰苦，可是个好地方呀。眼前苦是因为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可苦有苦的好处，它能锻炼人，磨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坚韧不拔的品格。年轻人，就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对不对？”

　　三个年轻人看着焦裕禄笑。女孩子用上海话说了几句什么，又大笑起来。焦裕禄听不懂，问眼镜：“她说我什么了？”

　　眼镜笑了：“她说你又不像是搞林业的，倒像个宣传部的。”

　　姑娘又用普通话说：“你的马列水平很高吔，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比我们政治老师要厉害。”

　　焦裕禄也大笑起来：“是吗？哈哈……”

　　眼镜问：“同志，您在哪儿下车？”

　　焦裕禄说：“和你们一样，兰考啊。”

　　女孩问：“你在兰考工作？”

　　焦裕禄回答：“是啊。”

　　女孩问：“干什么工作？”

　　焦裕禄说：“你刚才不是猜出来了吗？”

　　几个人又笑起来。

　　焦裕禄伸出手来：“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呢，姓焦，你们以后叫我老焦就行。我比你们早来几个月，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

　　眼镜握住焦裕禄的手：“谢谢，我叫朱晓。”指着红围巾，“他叫吴子明。”

　　女孩说：“自我介绍，我叫张小芳，认识您很高兴。”

　　广播声响起来：“各位旅客，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兰考车站，在兰考车站下车的旅客，请提前做好准备。”

　　列车停稳，焦裕禄帮助三个青年人拿行李。眼镜歉然地说：“不好意思啊。”

　　焦裕禄说：“我只有这么一个小包，别客气。”

　　出了站，焦裕禄对三个年轻人说：“这就是兰考，我们的新家，你们大展宏图的地方。”

　　5

　　这天中午，焦裕禄下乡回来，刚一进县城，自行车哧的一声撒了气。

　　他下了车，问路人：“这附近有没有修车子补车胎的地方？”

　　路人一指：“有。往前走看见一个土坑，道边上有个修自行车的摊子。”

　　焦裕禄走了一会儿，果然看见电线杆上挂着一个旧自行车轮圈。他推着车子走过去。修车人是个老汉，问：“同志，你修车？”

　　焦裕禄说：“进了城车胎瘪了。”

　　老汉看了看：“车胎破了。补不补？”

　　焦裕禄说：“补。”

　　老汉扒下车胎来补胎，焦裕禄点了根烟，在一旁等着。他瞅着不远处那个大土坑，眼睛一亮。他问修车的老汉：“大伯，这土坑是哪儿的？”

　　修车老汉说：“城关的。早些年就有。”

　　焦裕禄说：“这块地方不小。”

　　修车老汉说：“那是。前些年还大，人们往里倒脏土、垃圾，填了不小一块哩。”

　　焦裕禄说：“可惜了这块地方。”

　　修车老汉叹口气：“谁说不是。这个季节还好说，到了夏天，人们往这里扔烂菜叶子、西瓜皮，臭气熏天，俺在这儿都没法儿干活儿。下几场雨，坑里积点水，蚊子、苍蝇特别多。”

　　焦裕禄问：“能不能把它改造一下？”

　　修车老汉说：“那当然好。这坑要是清理一下，放上水，养上鱼，种上荷花，县城里也多一景。”

　　焦裕禄说：“大伯，您这建议太好了。”

　　修车老汉说：“好是好，谁干呀。你说了又不算，你要是县长还差不多。”

　　焦裕禄笑了：“大伯，您估计这坑弄好了得多少工？”

　　修车老汉说：“别操那个心啦，没人愿干。”

　　焦裕禄问：“要是百十口人，干个五六个工日，中不？”

　　修车老汉摇摇头：“中是中。上哪儿号召百十号人去？说说还行。”

　　车胎补好了。焦裕禄一边打气一边问：“大伯，咱这城关有懂养鱼的人不？”

　　修车老汉笑了：“你算是问着了，俺就养过鱼，要不刚才我咋说这坑是个养鱼栽藕的好地方呢。”

　　焦裕禄问：“大伯，您贵姓？”

　　修车老汉回答：“俺？免贵姓胡，就在这后坑沿住。”

　　焦裕禄说：“这大坑收拾好了，聘您老人家当养鱼的技术员，中不？”

　　修车老汉说：“说着说着成真事了？你要是个县长还差不多。”

　　第二天傍晚，焦裕禄和程县长带十几个人骑自行车来到后坑沿。

　　来人中有城关公社书记、社长，有水利局长、畜牧水产局长、水文队技术员。人们放下自行车，走到土坑边上。焦裕禄问城关公社书记：“你这在城关当书记的，不知眼皮子底下有这么块风水宝地？”

　　城关公社书记抓抓头皮：“还真没留心。”

　　焦裕禄说：“这地方要改造好了，县城里少一害，多一景，养上鱼能增加收入，栽上荷花又收藕又美化环境，这垃圾坑就能变成聚宝盆。我们先从这里做起，成功了向全县推广，意义重大。”

　　程县长说：“发动县直机关、城关社直机关义务劳动，各科局共青团员也动员起来，很快就能变废为宝。”

　　水文队的技术员拿出水平仪开始测量面积。

　　修车老汉一旁听得兴奋，走过来问焦裕禄：“同志，你说的那事是真的？”

　　焦裕禄说：“胡大爷，当然是真的。这不，我把县长拉来了。”

　　他把程世平介绍给胡大爷：“这是咱们程县长。那天胡大爷说，这事我说了不算，除非来个县长。”

　　程世平大笑：“大爷，他说了才算呢，这是咱们县委焦书记。”

　　胡大爷说：“还有比县长大的官？焦书记呀，你那天补车胎，给了我五毛钱，我追着找钱你走了。”

　　焦裕禄说：“胡大爷，钱不用找，您提了这个好建议，我还得奖励您呢。”

　　胡大爷乐了：“你甭奖励我，记住你许下的，这地方弄好了让我来养鱼。”

　　焦裕禄和大家笑了。

　　6

　　这些日子，寨子大队出了不少乱子。这个大队的支书刘北撂了挑子，自己躲到外村闺女家去了，大队长兼妇女主任刘秀芝又因为带着社员逃荒，让包队的县委干部老孙撤了职，包队干部老孙只好越俎代庖，管理着这个大队的一应事务，弄得焦头烂额。不巧又因为救一个掉进河里的半大小子摔断了胳膊，住进县里的医院，这一下，村上的事没人管了。

　　早晨，太阳一竿子高了，刘秀芝家的大门还闩着。门口挤了十几个社员，他们拍打着门板叫喊着：“秀芝！秀芝！”刘秀芝在院子里晾被子，冲门外说：“你们找别人去吧，俺不管大队的事了。”

　　门外社员们嚷着：“大队就你一个干部了，你不管，谁管？”

　　刘秀芝说：“俺这大队干部让县里包队的孙同志给撤了。你们要开介绍信，找他去。”

　　门外一个社员说：“找他去？俺们还不都是他接回来的？眼下老孙还躺医院里呢，伤筋动骨一百天，等他出了院，俺们也饿死了。”

　　刘秀芝说：“俺真的不管了。”

　　这时一队队长双盛来了，他赶着那些堵门的人：“你们大清早堵人家门干什么？走！走！走！”

　　一个社员问：“双盛队长，让俺们走？你来干啥？”

　　双盛说：“我来干啥用得着跟你说？走！走！走！”

　　他把堵门的人赶走了。他拍着门板：“秀芝！秀芝！人都让我赶走了，你开门。”

　　刘秀芝却不理睬他。秀芝婆母在屋里探出身子。

　　双盛还在打门：“秀芝！秀芝！”

　　双盛见叫不开门，要爬墙。豹子拉着一辆排子车来了，他一伸手把双盛从墙头上拽下来：“你干啥？”

　　双盛说：“我找秀芝说队里的事。”

　　豹子问：“说队里的事你爬墙干啥？”

　　双盛悻悻走了，刘秀芝打开门。豹子说：“秀芝，排子车借来了，要不我去送大娘吧？”

　　刘秀芝说：“不用，我能行。”

　　她用眼睛示意豹子离开。刘秀芝的婆婆用棍子打院里的鸡：“打死你这瘟鸡，一天到晚乱窜着赶蛋儿！”

　　豹子放下排子车走了。

　　刘秀芝说：“娘，你别总这么指桑骂槐的。”

　　刘秀芝婆婆说：“大婵她娘，一个光棍儿汉子，一个**，不怕别人嚼舌根？我二十六岁守寡，一辈子没人说个‘不’字。”

　　刘秀芝说：“娘，您想哪儿去了。您不说今儿个上她大姑家去吗？我昨天让豹子借排子车，人家给送来了。”

　　刘秀芝婆婆说：“为啥偏让豹子借？你们安了什么心？我儿子刚死了一年多，你就和人勾扯？”

　　刘秀芝趴在炕上哭起来。

　　7

　　寨子村口大槐树上，挂着一口钟。一队队长双盛把出工的钟敲响了。

　　社员们陆陆续续来集合，看看人差不多齐了，双盛站在粪堆上，开始派活儿：“大伙儿听着，接到一个通知，今天上午县委焦书记要带除三害调查队，到咱们寨子大队来检查春播，大家把耧备上，到西洼耩地去，调查队就从那里过路。”

　　豹子问：“双盛队长，你说啥？”

　　双盛说：“豹子，你又想捣蛋是不是？我说套上耧到西洼耩地去！”

　　豹子说：“双盛，你没吃错药吧？趁着驻村的孙同志养病，你干了些啥事你不知道？”

　　双盛问：“我干啥事了？”

　　豹子说：“队里的种子早就让你们吃光了，拿啥耩？耩土坷垃？”

　　双盛说：“告诉你，豹子，你别捣乱！”

　　豹子说：“你让大家耩空耧，糊弄调查队，糊弄县委，你好大胆！”

　　双盛说：“让你去你就去，胡说八道扣你的工分！”

　　社员们纷纷议论起来。

　　双盛大声说：“咱今天有话说在前头，谁坏了队里的事，我就让他没好日子过！”

　　大田里，一片耧铃响动。豹子摇着空耧，怪声怪调唱着小曲：

　　说胡诌那个道胡诌，

　　正月十五就立了秋。

　　过去看见那个牛下蛋，

　　回来瞧见那个马生牛。

　　房大的碾盘漂过河，

　　四两棉花沉水沟呀。

　　你要不信都来看，

　　摇着空耧耩黑豆。

　　双盛在地头上嚷：“豹子，你瞎唱啥！我告诉你，坏了咱们的事我饶不了你！”

　　豹子说：“我唱个扯大玄，给社员同志们醒醒盹儿，你没看大伙儿扶着耧在那儿走‘八’字吗？都快睡着了。”

　　这时，焦裕禄带着调查队的干部正往这里走过来。他们看到了耩地的人们。程世平说：“你们听，谁唱的这歌，挺有趣的：过去看见牛下蛋，回来瞧见马生牛。”

　　双盛看到有干部来了，忙迎过来：“焦书记，领导们都来了，咱们到大队去，喝碗水，俺们再汇报工作。”

　　焦裕禄说：“你们耩地啦，我们看看去。”

　　双盛的脸色就变了。

　　焦裕禄走到一个扶耧的社员身旁：“大哥，歇歇，我来耩两趟。”

　　那个社员拦挡着：“不，别……”

　　焦裕禄说：“大哥你放心，种庄稼我可是老把式。”

　　那个社员说了声：“别……别……”

　　耧杖被焦裕禄接过去了。焦裕禄一看，吃了一惊：他发现耧斗是空的。

　　他把耩地的耧看了一遍，几十架耧原来都是走空趟，摆样子。

　　焦裕禄问：“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耧是空的？”

　　双盛脸色涨红，支支吾吾。

　　豹子说：“焦书记，俺队的种子都让双盛他们几个队干部吃光了。他们卖了种子，到城里下馆子。还让俺们用耩空耧来糊弄县里来的领导。”

　　豹子开了这个头，群众也不怕了，他们纷纷倒开了满肚子苦水。

　　双盛把头埋在**里抬不起来了。

　　焦裕禄愤怒了：“咱兰考有句话，‘饿死爹娘，留着种粮’，种子对于农民，那就是**子！社员们连白水煮冻红薯都吃不上，你们倒好，把群众的**子卖了换酒喝。我问问你长了一副啥心肠，能吃得下去、喝得下去。这样的队干部，要你们做什么？”

　　他想抽支烟，手抖着几次点不着火。

　　傍晚，焦裕禄和程县长、李林来到了豹子家。

　　豹子的老娘为难地问豹子：“你说焦书记、程县长真在咱家吃派饭？”

　　豹子说：“那还有假？”

　　豹子的老娘说：“咱给人家吃啥呀？”

　　焦裕禄、程世平、李林在院子里洗脸，听见豹子两个十来岁的儿子说话。

　　哥哥说：“小二，你饿吗？”

　　弟弟：“饿，哥，你呢？”

　　哥哥说：“饿得不中哩。告诉你个办法，饿了你就喝碗水，再饿了再喝碗水。我都喝三碗了。”

　　焦裕禄三人为之动容。

　　豹子拿了毛巾到院子里，说：“焦书记，程县长，你们看看，俺家这日子过得……”

　　程世平说：“你们吃啥我们吃啥！”

　　豹子从房梁上摘下一个悬挂的干粮篮子，里边有些碎干粮，一小块一小块的，也许时间放久了，上面生了一层绿色的霉丝。豹子说：“焦书记，这些是俺老娘要饭要来的，从一入冬，咱村里多数人家吃的是红薯干和蒸干红薯叶，这百家干粮是有客来才拿出来的。”

　　豹子老娘说：“同志啊，你看看俺这个家，儿媳妇死了几年了，撇下两个孩子，这日子过得恓惶呀。”

　　晚饭端上来，是泡发的干红薯叶烩碎干粮。碎干粮上的绿霉丝让开水烫去，可仍有一股酸涩的霉味。焦裕禄、程世平和李林大口大口吃着。

　　豹子却蹲在地上呜呜哭起来。焦裕禄忙拉起豹子：“你这是咋啦？”

　　豹子哽咽着说：“焦书记，我对不起你，让你们吃这长了霉的百家干粮。”

　　夜深了，焦裕禄、程世平还在同豹子聊村上的事。

　　豹子说：“咱们寨子大队呀，灾害最重了。焦书记、程县长，你们号召除三害，咱寨子，三害之外又多一害。”

　　程世平问：“多哪一害？”

　　豹子说：“就是那些黑吃种粮的队干部。大队班子没人干事了，俺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名叫刘北，外号叫刘备，有了难处光知道哭，这回索性撂了挑子，住外村闺女家不回来了，急得驻队干部老孙要上吊。大队长因为给社员开逃荒介绍信，让老孙给撤了。剩下个副书记，啥事不管，就知道要救济。”

　　焦裕禄问：“大队长是刘秀芝？”

　　豹子说：“对，她还兼着妇女主任。太难了。村班子垮了，就她撑着。她男人两年前死了，那时她还怀着孩子。一个人带俩娃儿，她婆婆像防贼一样防着她，出去开个会回来骂半天。村上人外出逃荒，都逼她开介绍信，堵着她门，小队要救济，队干部也缠她。还有那个双盛，总想占她便宜，为这事挨了我两回揍了。焦书记，这刘秀芝是个能干的人，嘴上强梁，心肠好，办事有板有眼，这个人可不能撤。”

　　焦裕禄说：“老程啊，三害把人们害苦了，只要还有口气，就得和它拼。除三害先要有个好的干部队伍，干部不领，水牛掉井。不解决干部问题，除三害还不是一句空话？明天晚上，咱们召集全村党员和村干部开个会，让大伙儿把寨子受穷的根源挖一挖。”

　　说着话，焦裕禄的肝区又开始痛起来，头上一层冷汗。他用手压着肝区，忍不住**。豹子手足无措，只说：“准是吃霉干粮闹的。焦书记，你为俺操碎心了。”

　　李林说：“焦书记是气的。”

　　焦裕禄说：“没事，老毛病了。小李啊，你明天先给农林局打电话，让他们赶紧想办法给寨子调拨种子。”

　　程世平说：“还是我回去一趟，找农林局去办这事吧。”

　　第二天早上，焦裕禄和程世平在豹子家吃早饭。李林从一醒来就没了影子。早饭是干红薯叶稀汤。正喝着，李林回来了。焦裕禄问：“小李，一大早上哪儿去了？”

　　李林说：“焦书记，我到公社食堂给你和县长买了两个烧饼。”

　　焦裕禄发了火：“群众能吃的东西，我也能吃，群众能过的日子，我也能过。”

　　他叫过豹子的两个儿子：“小大小二，你们过来。”

　　豹子忙拦着：“焦书记，你别……”

　　焦裕禄把烧饼分给豹子家的两个孩子：“你俩掰开一个，那一个给你奶奶。”

　　晚上，焦裕禄组织全村党员、干部到队部来开会。他先说：“今天到会的都是寨子村的党员、干部，对咱们村的情况，大家最清楚。我们到村上来，不是要搞什么运动，而是跟大家一起来挖我们的穷根。我想听大伙儿讲一讲，咱寨子穷，到底穷在哪里？”

　　一个队干部说：“这不明摆着吗？咱寨子穷，风沙、涝灾是最大的祸根。”一个老党员说：“要说全兰考最穷的村，怕是没人和咱们比了。连续四年受灾，种一葫芦收不了一瓢。焦书记，你信不信，去年俺队一个人只分了一两七钱麦子。俺家八口人，分了一斤三两六钱麦子，我用手巾包回来的。焦书记，你说咱这日子还能过吗？”

　　焦裕禄说：“咱们村最富裕的时候是哪一年？”

　　一个老农说：“最富裕的时候是一九五七年。那年收成最好，秋后向国家交售花生，车队排了几里地。”

　　另一个老农说：“那时树也多，泡桐树一片一片，一方一方，遮天盖地，下小雨走到桐树林里淋不湿衣裳。”

　　饲养员说：“那时人有粮、畜有草，我喂的牲口滚瓜流油，拴到槽上抵槽，拴到墙边抵墙，套上车一溜烟。眼下的牲口像纸糊的，没一点精气神。”

　　焦裕禄问：“那为啥六七年前富得流油，现在穷得精光？”

　　一个中年人说：“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大小树木一扫光，都砍了炼钢铁。得，从这起，风沙凶起来了，连年遭灾。这灾帽子往脑袋上一扣，再也摘不下来了。”

　　另一个小队干部说：“焦书记，俺闹不清县里的干部下来是救灾的还是治灾的？”

　　焦裕禄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好。”

　　那位小队干部说：“咱们县农委那位老孙，孙建仁，在咱村包队专搞救灾，一连四年了，那累受大了。为了救掉在冰窟窿里的社员，把胳膊都摔断了，还差点送了命。他给自己编了段戏词儿，焦书记，俺给您学着唱唱？”

　　焦裕禄说：“啥戏词儿？唱唱！”

　　那位小队干部就唱起了豫剧调：

　　孙建仁，困土山，自思自叹。

　　想起了，救灾事，好不辛酸。

　　一困我，四年整，不能回县。

　　光救灾，不治灾，越救越难。

　　焦裕禄说：“老孙这戏词儿编得好哇，‘光救灾，不治灾，越救越难’，真说到病根上了。这句戏词儿，是打开寨子困难的一把钥匙。咱们要从治灾上下手，不然，光救不治，啥时是个头儿？”

　　那个小队长说：“焦书记，咱不是不想治灾，可这灾可不那么好治呀。咱们就一头瘸驴、四头老牛，首先这牲口不足就是个难关。”

　　焦裕禄说：“小鸡凭一双爪子挠食吃还饿不死呢，我们有党的领导，有两只手，还治不了灾？养活不了自己？重要的是看我们有没有自力更生的精神，有没有生产自救的决心。从思想上认识了‘光救灾，不治灾，越救越难’的道理，事情就好办了。只要我们发扬‘挖山不止’的愚公精神，就一定能拔掉寨子的穷根。”

　　焦裕禄点大队长兼妇女主任刘秀芝的名：“刘秀芝同志，咱们早就认识了，你是大队长，你也说一说。”

　　刘秀芝纳着鞋底，头也不抬：“焦书记，俺这大队长让孙同志给撸了，您不知道啊？俺没啥说的。”

　　焦裕禄说：“倒倒你心里苦水也行，说说你的想法也行。”

　　刘秀芝说：“解放了，日子有奔头，没苦水可倒。俺一个妇道人家，没啥想法。”

　　焦裕禄说：“你要是不方便说，明天中午我的派饭就在你家了，咱好好谈。”

　　8

　　第二天中午，焦裕禄果然去刘秀芝家了，一进门就喊：“刘秀芝同志在吗？”

　　喊了半天，从屋里跑出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她怯怯地看着焦裕禄。焦裕禄弯下腰：“小姑娘，你还认得我吗？”

　　小女孩摇摇头。焦裕禄说：“你想想，去年你妈妈用车子推着你和一个男孩，是你弟弟吧，还有你奶奶……”

　　女孩说：“想起来了，你还把大衣给我奶奶盖上了，给我弟弟围上你的围巾。”

　　焦裕禄问：“你叫什么名字？”

　　小女孩说：“叫大婵。”

　　焦裕禄问：“你妈妈呢？”

　　小女孩说：“送我奶奶去姑姑家了。”

　　屋里传出一个小男孩的哭声，大婵忙跑进去了。焦裕禄跟上进了屋，却看不到哭闹的男孩子，再仔细一看，屋里靠床放着一口空的大瓦缸，一个一周岁多的孩子，头上贴着胶布坐在瓦缸里，大婵趴在缸沿上拿一个拨浪鼓逗他。焦裕禄问大婵：“这就是你弟弟？”

　　大婵说：“是，他叫小春。”

　　焦裕禄问：“他头上咋弄破了？”

　　大婵说：“我妈下地，奶奶睡着了，他爬到凳子上摔下来磕的。”

　　焦裕禄问：“咋把他放缸里啦？”

　　大婵说：“我妈怕他又往高地方爬，再摔着。”

　　焦裕禄把男孩子抱出来，男孩子怯生，哭着要找妈妈。焦裕禄哄他：“小春不哭，伯伯跟你玩骑大马，好不好？”

　　他趴在地上，让孩子骑在他背上：“大马跑起来了，嘚！驾！”

　　孩子笑了。正玩着，刘秀芝拉着排子车回来了。孩子见妈妈回来了，从焦裕禄背上跳下来，飞跑过去。刘秀芝抱起孩子，对女儿说：“大婵，带你弟到外边玩。”大婵把弟弟领走了。

　　刘秀芝拿起水瓢在缸里舀了一瓢水，一仰脖喝干，没和焦裕禄搭话，又去刷锅。

　　焦裕禄说：“刘秀芝同志，我等你半天了。”

　　刘秀芝说：“焦书记，我这个大队长真的不想干了，也不能干了。”

　　她到院子里抄起大镐，劈起树墩来。

　　焦裕禄追到院里：“秀芝同志，这是男同志干的活嘛，还是我来吧。”

　　他去抢刘秀芝手里的大镐，被刘秀芝挡住了：“你是县委书记，俺可不敢劳驾。”

　　焦裕禄又去夺大镐：“秀芝同志，我啥活没干过？不信你看看。”

　　刘秀芝紧紧攥住镐把不放，连说：“不敢当，不敢当。”她夸张地抡起大镐，“焦书记，你躲远点，别碰着你，俺可担待不起。”她发狠地把大镐劈下去，镐头陷进木头里，拔不出来了。焦裕禄说：“我来。”

　　刘秀芝坚持着：“不用。我能行。”拔了半天镐头仍然拔不出来。

　　焦裕禄笑了：“一个大活人，和木头赌啥气？看我的。”

　　他抢过镐把，三下两下就把镐头拔出来了。他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抡起大镐，劈起木头来，一会儿就把树墩劈开了。镐头翻飞，劈好的木柴堆了一大堆。

　　刘秀芝在一边看着，脸上没任何表情。

　　焦裕禄说：“秀芝同志，干了这半天活儿，总得给碗水喝吧？”

　　刘秀芝冷着脸说：“刚进家，水还没烧呢。”

　　焦裕禄说：“凉水也行，败火。”

　　刘秀芝用瓢舀了一瓢水来，焦裕禄一仰脖子喝下去，抹抹嘴：“秀芝同志，你家还有啥活儿没有？”

　　刘秀芝一指院里的碾子，碾盘上还有摊开的苞米。焦裕禄抱起碾棍推起碾子来。焦裕禄弓着身子，吃力地推着沉重的石碾，头上沁满了热汗。刘秀芝抢过碾棍，递上一条毛巾。焦裕禄摆摆手，继续推着石碾。刘秀芝背过身去擦了擦眼睛，转过身来，把碾棍抢过去了。

　　刘秀芝哭了：“焦书记，老实说吧，从第一次在逃荒路上见到你，俺就知道你是个好人。那天俺们没有往前走，我把社员们全带回来了。可当下你要再晚来几天，俺就到外边去了。你不知道哇，俺也想把工作做好，可没办法啊。你想想，没吃的，人们都想外出逃荒，队干部在门口吵，社员们在院里闹，孩子在炕上哭，婆婆在屋里骂，我一个**人家，哪里还撑得住啊！我给社员开了介绍信，为这事老孙撤了我，撤了正好，我也不操这闲心了。”

　　焦裕禄说：“我的好同志啊，你想想，咱们都是**员，群众有难处，不找咱，找谁？”

　　刘秀芝说：“焦书记，俺懂你的心，俺不走了。”

　　焦裕禄又把碾棍接过来，问：“秀芝同志，咱村的老党员里头，谁的威信高？”

　　刘秀芝说：“九队的老队长。七十多岁了，无儿无女，一个孤老汉。他腰里挂着生产队仓库的钥匙，饿得受不了到碾屋磨屋里扫糠渣吃，仓库里的种子一粒没少过。走在路上，拾把豆子也交给集体。多大的灾，腰没塌过，领着大伙儿铆劲干。”

　　焦裕禄说：“那好，下午把你们那刘支书接回来，我带上你们书记去访访他。”

　　下午，焦裕禄带领寨子的“刘备支书”——刘北——到九队时，老队长正带着一群男女社员编筐。

　　焦裕禄问：“老队长，编筐呢？”

　　老队长没抬头：“编筐。”

　　焦裕禄问：“老队长，这筐是自己用还是去卖？”

　　老队长说：“自己用的早就备好了，这是拿去卖的。”

　　焦裕禄问：“有没有销路？”

　　老队长说：“还没找好呢。听说咱县来了个焦书记，要除三害，治沙改土，到时候咱这土筐保不准还是缺货，有多少能卖多少。”

　　同来的支书要说什么，焦裕禄做了个手势，又问：“老队长，你们一冬编了多少筐？”

　　老队长说：“抬筐编了二百七十九个，挑筐编了一百三十副。这些筐卖的钱，买上几辆架子车，到时改造咱的风沙地，到农闲时又可以跑运输挣钱。同志啊，咱们虽然遭了灾，可只要咱腰杆挺着，多大的灾也不能把人压趴下！”

　　焦裕禄说：“老队长，你说得好呀，说得好！这销路啊，包在我身上了。”

　　他拿出一支烟，给老队长点上。

　　老队长问：“同志，你是供销社的？来买筐？”

　　刘北说：“这就是咱们县委的焦书记。”

　　老队长吃了一惊：“真的？”他一把攥住了焦裕禄的手，“焦书记呀，你真的要除三害？”

　　焦裕禄点点头。

　　老队长说：“焦书记，你领着俺们干吧！只要能除了咱兰考的三害，俺们多苦多难也能挺住。”

　　焦裕禄对支书刘北说：“看看我们这些群众，他们盼什么？盼干部领着他们往奔好日子的路上走。干部不领，水牛掉井，没救灾的干部，就没有救灾的群众。老队长说得多好：只要咱腰杆挺着，多大的灾也不能把人压趴下。”

　　9

　　焦裕禄和刘北、刘秀芝、豹子在大田里踏查。

　　焦裕禄说：“老刘啊，群众治灾的积极性起来了，就要看咱们干部敢不敢领。敢领，就能杀出一条生路。”

　　刘北说：“对，对。”

　　焦裕禄又说：“一个男人，不能遇事哭鼻子掉眼泪。这困难像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

　　这时包队干部孙建仁骑自行车赶到了：“焦书记，我到了寨子，才知道您来了。”

　　焦裕禄关切地问：“老孙，你怎么出院了？没事吧？这伤筋动骨可不是闹着玩的！”

　　孙建仁说：“我躺不住啊，心里像让猫爪挠着，还不如干脆出院呢。”

　　焦裕禄拉住老孙：“老孙呀，刘秀芝的大队长恢复职务行不行？这个同志挺能干的，现在是团结起来除三害的时候。”

　　孙建仁说：“中，中。其实后来我也后悔了，撤了刘秀芝，村上工作更没人做了。”

　　焦裕禄说：“那你再和她谈谈。”

　　走了一会儿，眼前是一个大水潭，水潭对面是一道长堤。焦裕禄说：“你们这里风景不错呀。”

　　刘北说：“这个潭叫锁龙潭，可龙总也锁不住，年年闹水。”

　　刘秀芝说：“焦书记，咱们这里是全县最洼的地方，一下雨水全往这儿灌。来了水全村人就上南边那个土岗子上躲着，所以那个土岗子又叫避水台。”

　　焦裕禄指着大坝问：“这道大土坝是怎么回事？”

　　孙建仁说：“这道堤叫太行堤，堤这边是兰考的土地，那边就属山东曹县了。这个堤就是曹县修的，几百年了，就是为了阻挡河南的客水过境。从修了这条堤，两个县就不断发生械斗。这边扒，那边堵。为这事死了不知多少人。”

　　豹子说：“二十年前，我爹就是为扒这太行堤被曹县人打死的。还有秀芝她公爹，也死在太行堤上。每年只要下雨的季节一到，曹县那边男女老少大人孩子全上堤守着，就连咱村的羊跑到堤上，也被打死扔下来。”

　　焦裕禄问：“那每年排水怎么办？”

　　孙建仁说：“顺大堤走民权那条线。水大了就犯难了。”

　　焦裕禄问豹子：“这锁龙潭里有鱼没有？”

　　豹子说：“有，你等等。”他脱了上衣就要往水里跳。焦裕禄忙拦住他：“水还凉呢。”

　　豹子说了声：“没事。”一跃跳下去，一下钻进水底，半天不露头。

　　焦裕禄急得叫：“豹子！豹子！”

　　豹子在几十丈远的地方露了头。焦裕禄喊着：“快上来！快上来！”

　　豹子换了口气，又钻到水底下。一会儿，他抱着一条大鲤鱼上来了：“焦书记，看，大鱼！”

　　焦裕禄赞许地说：“你水性不错呀！”

　　豹子不以为然地笑笑：“咱村的人大都水性好。一是因为这锁龙潭，从小在这里头扑腾，二是因为年年闹水，这样把水性练出来了。”

　　焦裕禄指着这口潭说：“将来这个锁龙潭可以改造成个人工湖，岸上种树，水边种蒲子、芦苇，水里边栽上荷花，再养上鸭子、鹅，可是一个好去处。”

　　刘北苦笑说：“水一大，锁龙潭就淹在一片茫茫大水里啦，啥也没法儿种，啥也养不成。”

　　焦裕禄说：“所以我们要改造这里的自然环境。只要有排水的出路，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

　　焦裕禄在寨子住了四五天，联系了县供销社，让他们把九队的土筐调配出去。供销社那边正为组织货源伤脑筋呢，当即表示两块八一个筐，有多少要多少，又订了下一批货。农林局调配的种子也很快就拉来了。另外，公社党委也派干部对寨子干部队伍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撤掉了双盛的队长职务，豹子当了队长。

　　刘北说：“焦书记，俺服气你了，咱寨子的干部群众都服气你了。”

　　焦裕禄说：“我有啥值得服气的？”

　　刘北说：“大伙儿服气你把心挂在胸膛外边了。”

　　10

　　中午时分，疲惫不堪的焦裕禄回到家里。他刚放下自行车，徐俊雅就提着一只水桶回来了。焦裕禄忙接过来：“我来，我来！”

　　徐俊雅问：“回来了？”

　　焦裕禄说：“回来到物资办给寨子办卖土筐的事。”

　　徐俊雅问：“啥时去办？”

　　焦裕禄说：“已经办好了，我从寨子回来就直接去了物资办。哎，俊雅，你从哪儿提来的水？”

　　徐俊雅说：“从县委伙房提来的。怎么啦？”

　　焦裕禄说：“不是告诉你咱们不要去县委伙房提水吗？”

　　徐俊雅说：“平常我都是到大王庙那边去担，今天临做饭才想起没水了，到大王庙担水，来回四五里地呢，就到县委伙房提了点应急，你看还没半桶水呢。”

　　焦裕禄说：“俊雅，你知道县委伙房的水也是炊事员师傅们来回四五里地从大王庙挑来的。你从那里提水，就是剥削！”

　　徐俊雅一下气急了：“你说什么，我剥削？我怎么剥削了，我剥削谁了？老焦，你今天说清楚。”

　　岳母出来了：“他爸刚回来，铺盖卷还没放呢，你嚷个啥，看他累成啥样了！”

　　徐俊雅说：“妈，你也听见了，他说我剥削。你一走就是十天半月，这一大家子人，我要扒柴担水，天天光担水就走十来里地。今天实在来不及了才到县委伙房提了一趟水，怕坏了你的规矩，还只是要了人家小半桶，就剥削了？”

　　徐俊雅哭了。

　　国庆说：“爸，您也太不讲道理了，我看戏没买票，你说我‘剥削’，我妈去县委伙房提了半桶水，你说我妈‘剥削’。咋这俩字总挂在你嘴边上，俺们老师说旧社会地主才剥削穷人，那我和我妈都成地主了？”

　　焦裕禄说：“自己不劳动，去获取别人的劳动成果，就是剥削。”

　　徐俊雅哭着说：“半桶水也算剥削，你这帽子也扣得太大了。”

　　焦裕禄说：“家属们要都去县委伙房提水，再增加两个挑水工人也不够。我是县委书记，能带头坏这个规定吗？”说完，他抄起扁担走了。岳母在身后喊：“裕禄，先吃过饭再去担水吧，累成这样了还逞啥强。”

　　焦裕禄说：“妈，我不累。”

　　焦裕禄担了一担水回来，倒在缸里。

　　徐俊雅还在屋里床上蒙着被子哭。国庆、守凤、守云围在床前劝她。

　　守凤说：“妈，您别哭了，啊，别哭了。”

　　守云说：“您别哭了，以后我和国庆哥哥去抬水。”

　　焦裕禄又担了一担水回来，进了屋：“俊雅，别生气了，刚才我批评我自己了，我是把话说重了，伤了你。从咱家搬到兰考来，这一大家子里里外外全是你操心，我是半点忙帮不上。咱这个家又是个穷家，太难为你了。”

　　徐俊雅不搭话。焦裕禄说：“俊雅，你别生气了。”

　　徐俊雅说：“老焦，我不是生气，是伤心，是害怕。你想想，跟上你这么多年，受多少苦、多大累，俺埋怨过没有？日子苦咱不怕，穷咱不怕，咱怕的是天天担着心过日子。在别人家屁大点事在咱就比天还大，人家送把枣也得还回去，跟同志们、乡亲们和邻居们的关系总这么处不是个事。天天为这揪着心，闹得家里一来人俺就心慌。”

　　焦裕禄说：“俊雅，东西不在多少，性质是一样的。如果因为收受了别人不起眼的礼物就心安理得，那会一天天在心里加码。这就危险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个人不会让山绊倒，可往往会被一块小土坷垃绊倒。尤其是领导干部，不留心脚底下每一块小土坷垃，总有一天会摔个鼻青脸肿啊，对不对？”

　　他把水倒在缸里，又要走。徐俊雅起身把扁担夺下了。

　　亲手掂掂三害的分量

　　1

　　焦裕禄带领治三害调查队骑自行车又出发了。

　　视野中看到的都是一片白茫茫的荒沙地。他们看见路边几个社员在整地。

　　焦裕禄问：“这个村子叫啥？”

　　张钦礼说：“叫野庄头，是仪封公社的。”

　　焦裕禄说：“咱们过去看看。”

　　一行人走过去，看见地里盖着一层淤沙。焦裕禄问：“这块地没种麦子吗？”

　　一个社员回答：“种了，去年雨水大，麦苗长得还不赖。谁想到返青了刮了一场风，麦苗全让风沙打死了。”

　　焦裕禄蹲下去，用手拨开厚厚的沙土，看见了枯死的麦苗。他拔下一株，小心地放在手心里，双眉紧锁。一个老人说：“咱这一带的村子，是老风口了。‘常庄、徐庄、野庄头，三个沙村一头牛。绳耙犁套全无有，大道也是独车沟。’”

　　调查队登上黄河堤，在黄沙漫漫的黄河故道寻找风口沙路。一阵风沙起来了，沙尘如黄龙在大地上翻滚。焦裕禄用手一指，大声问：“现在起风的是什么地方？”

　　张钦礼说：“黄河滩！”

　　焦裕禄问：“哪一个村子？”

　　张钦礼说：“朱庵村。”

　　焦裕禄又问：“这风沙会落到哪儿去？”

　　张钦礼说：“还不清楚。”

　　焦裕禄手指天空，画了一个大大的弧形：“你们看，风有风路，沙有沙路，水有水路，人有人路。一点都不乱。这风向沙路的规律，我们必须弄个清楚！”

　　他们顺着风沙**的方向穷追不舍，又一阵急骤的风沙扑来，焦裕禄和大家只好把自行车平放在沙地上。

　　察看着地里的庄稼，焦裕禄发出痛心的惊呼：“这一边刮平了，那一片连根都拔了！”

　　他对身边的技术员说：“这儿是个风口。”

　　他在呼啸的黄风沙暴中，定定地看着这个风口。肝病却又一次剧烈发作了，他疼得站立不稳，只好蹲在地上。

　　张钦礼扶住他：“焦书记，咱别往前走了。”

　　焦裕禄问：“为啥？”

　　张钦礼说：“这么大的风沙，你的身体吃不消啊。”

　　焦裕禄说：“没事，顶一顶就过去了。”

　　张钦礼说：“要不让李林陪你回去，我带调查队往前走，查完了写个材料让你看。”

　　焦裕禄摇摇头。张钦礼见他不放心，又说：“还有水文队的资料，调出来你看看，也能掌握一些基本情况。”

　　焦裕禄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走吧，我能扛得住。”

　　张钦礼眼睛一亮：“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焦书记，你这句话简直就是格言哪。”

　　焦裕禄问：“钦礼，你听没听说这样一句话：‘沙丘一搬家，庄稼没了妈？’”

　　张钦礼说：“这是兰考的老话了。”

　　焦裕禄又问：“你知道全县有多少个这样的沙丘吗？”

　　张钦礼说：“前两年做过统计，沙丘的情况，年年不一样。今年还没完全统计出来。”

　　焦裕禄说：“要根治三害，必须查清它的分布情况，还是刚才那话，不能只吃别人嚼过的馍，我要亲手掂掂兰考三害的分量！”

　　2

　　焦裕禄又要下乡了，照旧推出他那辆破旧自行车，往上头摽行李。

　　李林说：“焦书记，车备好了。咱们今天去张君墓公社，离县城八十多里地呢，什么时候到啊？”

　　焦裕禄说：“县委就这么一部破车，咱们饶了它吧。省它些力气，好为年老有病的老同志服务。再说，它也不是个好东西。因为隔块玻璃，群众跟你说话，光听见张嘴听不见声音，双方干着急。还因为它跑得快，步行的群众跟不上，给咱们拉大了距离，脱离了关系。车一跑还扬尘土，路旁的东西看不清，连走马观花也难，咱还是骑自行车，舒舒服服地逛一逛吧。顺路再到寨子去一趟，看看他们地里出苗了没有。”

　　到了寨子，又听到一片耧铃响动，新任队长豹子正领着几十张耧在耩地。焦裕禄到了地里，从耧斗里捧出一把金灿灿的春玉米种子。

　　豹子说：“焦书记，种子是农林局从山东和东北调来的。大家特别感谢您啊，要不然，今年就会颗粒无收了。”

　　焦裕禄问：“前两天播的出苗了没？”

　　豹子说：“焦书记，咱又遇到烦心事了。”

　　焦裕禄问：“啥烦心事？”

　　豹子拉他到旁边地块：“焦书记，你看这块地。”

　　那块地里，稀稀拉拉只出了不到三分之一的苗。焦裕禄问：“咋苗出得这么少？”

　　豹子说：“苗出得不少，可都让地老鼠给祸害了。闹不好，种下去全白瞎了。”

　　焦裕禄心里焦灼起来：“这可咋办？”

　　豹子说：“咱这地方一大害，就是地老鼠。多得大白天成群结队，连人都不怕。咱用夹子夹、下毒药，都不顶事。”

　　焦裕禄说：“咱必须要尽快消灭这东西，要不然千里迢迢调来的种子全白瞎了。这灾害更严重。”

　　骑车走在路上，焦裕禄心事重重地问李林：“咱们这一带用啥办法治地老鼠？”

　　李林说：“植保站是投药，老百姓是下夹子、挖鼠洞。这些年投药多，开头还管用，后来地老鼠学乖了，下药不管用，绕着药走。下夹子、挖洞，对付少量的地老鼠还是个办法，多了就不中。”

　　焦裕禄说：“必须尽快想出个好办法，要不然不管你费了多大劲，也收不了粮食。”

　　3

　　走到半路下起雨来。焦裕禄把带的一件雨衣递给李林：“李林，快把雨衣穿上！”

　　李林推让说：“焦书记，我年轻力壮，淋点雨没关系。”

　　焦裕禄说：“谁叫咱俩就一件雨衣呢。这样吧，小雨你穿，下大了你可得还给我。”

　　李林只好穿上了雨衣。走着走着，雨下大了，李林下车要脱雨衣。焦裕禄说：“你怎么不理解我说的意思，我说是大雨我穿，现在是中雨嘛。”

　　李林说：“这么大雨，还中雨呢。这就是大雨！”

　　焦裕禄说：“明明是中雨嘛！”

　　李林说：“绝对是大雨，要不咱打个赌，问问气象台，这雨是‘中’还是‘大’？”

　　不一会儿，雨更大了，李林说：“这可真是大雨了！”

　　焦裕禄哈哈大笑：“傻小子，我都淋透了，穿它又有啥用？你穿着吧，下回再傻也不会让你穿了。”

　　李林自知上当，也只好依了。

　　他们在雨中骑行，到一个村口，见一对夫妇抱着一个筐篓，一边哭一边往村外走。女人扯住男人袖子：“他爹，咱别走了。”

　　男人不答话。女人抢夺着筐篓：“他爹，让我再看一眼娃儿吧。”

　　男人说：“别看了。他命里不是咱儿子。”

　　女人央求着：“咱回去吧。”男人不说话，女人抓住筐篓，死命护住：“我不要你扔！我不要你扔！回去！”

　　男人说：“回去他爷爷奶奶看着更难受。”

　　女人把身子扑在篓筐上：“你要扔把我也一起扔了，我也不活了！儿子没了，我活着干什么呀。”

　　男人拉起媳妇，二人抱着哭成一团。

　　焦裕禄和李林立即赶过去，问：“怎么回事？”

　　夫妻二人仍在相拥大哭。李林说：“大哥，你别哭，出什么事了？”

　　男人说：“孩子病得不行了。”

　　焦裕禄问：“孩子几岁了？啥病？”

　　女人说：“刚一周岁。说不清是啥病，病了四五天了，刚得病时一会儿烧得像火炭，一会儿又冷了，烧了几天又抽风，现时有出气没进气了。”

　　焦裕禄问：“你们这是看病去？”

　　男人说：“孩子不行了，只好到外头扔了。”

　　焦裕禄吃了一惊：“扔了？”

　　李林早脱下雨衣，苫住了筐篓。焦裕禄急忙拨开筐里的干草，用手在孩子口鼻那儿触摸。突然，他大声说：“不要扔呀，这孩子还有口气。”

　　孩子的父母惊喜地围上去。焦裕禄说：“你们看，这孩子还有口气呢。”

　　男人说：“大哥呀，这孩子是俺老张家一棵独苗啊，是去年逃荒生在徐州大野地里的，就叫张徐州。回到家就得了这场病，俺这一家魂都没了。”

　　焦裕禄说：“只要还有一点希望，就要把孩子救活。”他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塞给男人，“马上把孩子送县医院！”

　　男人推着：“大哥你……”

　　焦裕禄说：“都啥时候了。你会骑车子吗？”

　　男人说：“在徐州帮人家用车子驮过菜。”

　　焦裕禄说：“那就行了，你们把这辆自行车推上，过了这一段就是沙碱道，能骑了。马上把孩子往县医院送。”

　　男人犹豫了一下。焦裕禄说：“我到前边公社里就把电话打过去，我是县委焦书记，县医院会给你们帮助的。”

　　孩子父母跪下来：“恩人哪……”

　　焦裕禄忙扶起来：“你们快走，争取时间！我回来也去县医院。”

　　他们让女人裹上雨衣，抱着孩子，坐在车后座上。

　　夫妇俩赶到县医院大门口时，医生护士迎过来。医生问：“请问你们是不是从葡萄架来的？”

　　男人说：“是。”

　　医生问：“你们的孩子是不是叫张徐州？”

　　女人说：“是。”

　　医生说：“快把孩子抱进来，焦书记早给医院打过电话了。”

　　第二天一早，孩子终于脱离了危险，下乡回来的焦裕禄进了病房，他看见一个护士正拿着小皮球逗孩子，孩子笑了，焦裕禄十分高兴。

　　医生说：“焦书记，孩子没有危险了。幸亏送来得早。”

　　孩子父亲说：“要不是遇到焦书记，孩子就没救了。穷人家孩子，穷家贱命，病得不行了只有拿筐篓背出去扔了。自古以来都说‘穷娃穷病，干草包腚。筐篓一背，村外一横’。孩子这条命，是焦书记给捡回来的啊。”

　　焦裕禄嘱咐医生：“这是农民的后代，你们要尽最大努力把他治好。”

　　医生直说：“焦书记，你放心。”

　　李林说：“焦书记，回家好好睡一觉吧。孩子脱离了危险，你也就放心了。”

　　焦裕禄说：“张君墓那边还有很多没处理完的事呢，干脆再跑一趟吧。”

　　4

　　刚走出县城不远，他们看见路边地里有个老汉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感到很好奇，就停下看，一会儿见那老汉一跃而起，在枯草里抓出一只大个儿的地老鼠。

　　焦裕禄就和李林走过去。焦裕禄问：“这么大个儿的地老鼠啊，拿啥东西抓的？”

　　老汉伸出手晃了晃：“用不着别的东西，有两只手，足够了！”

　　焦裕禄称赞道：“赤手空拳抓老鼠，你了不起！”

　　老汉把篓子拿过来让他们看，篓子里装的老鼠快满了。焦裕禄惊叹：“这么多？”

　　老汉说：“今年这东西出奇得多。俺抓了半辈子地老鼠了，没见这东西有这么多。前天半天就抓了一百多只。”

　　焦裕禄问：“你贵姓？”

　　老汉说：“姓赵，名赵大水。提我名字没人知道，要提我外号，那可是无人不晓，我外号就叫‘赛狸猫’。”

　　焦裕禄兴奋起来：“好呀大叔，你帮我一个忙行不行？”

　　老汉问：“你是谁，帮啥忙？”

　　李林说：“这是县委焦书记。”

　　焦裕禄说：“我正为寨子的灭鼠的事大伤脑筋呢，你老人家到那里看看，帮我想个办法。”

　　老汉说：“中！中！”

　　焦裕禄就把自己自行车上的铺盖卷解下来，摽在李林的自行车上。他骑着自行车驮着灭鼠专家赵大爷，转道去寨子。

　　寨子村大田里，支书刘北和豹子正蹲在地头上发愁。

　　豹子说：“刘支书，你看这块地出苗本来应该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现在连百分之三十都不到。播下的种粮全让地老鼠给糟蹋了。”

　　刘北犯了难：“这个咋办？咱咋跟焦书记交代？”他又抹起眼泪来。

　　豹子说：“一到事上就哭，这不想办法吗？”

　　焦裕禄、李林带着“赛狸猫”老汉来了。

　　焦裕禄说：“豹子，我今天给你带来一个灭鼠专家——‘赛狸猫’赵大叔，有绝活儿，赤手空拳抓耗子。”

　　豹子乐了：“真的？”

　　刘北也破涕为笑：“这可救命了。”

　　焦裕禄说：“赵大叔本事再强，一个人能抓多少地鼠？我在路上和赵大叔说妥了，让他把祖辈传下的秘技绝活儿贡献出来，不要保守。就在村上办个培训班，教给大家抓老鼠的技巧。全村社员都变成了‘赛狸猫’，事情就好办了。”

　　刘北说：“对呀！”

　　焦裕禄说：“你们定个制度，调动社员抓地老鼠的积极性，抓一只奖励二分钱，凭老鼠尾巴来领，或折合成粮食。”

　　刘北连说：“中！中！”

　　豹子说：“焦书记，您中午回俺村吃饭吧？”

　　焦裕禄说：“还要去张君墓呢。你们把赵大叔照顾好就中。”说完，焦裕禄又和李林骑车上路了。

　　5

　　一辆小拖拉机开进老韩陵村。拖拉机上坐着农林局长老关和刚分配到农林局的三个大学生：朱晓、吴子明和张小芳。他们被安排到设立在老韩陵大队的苗圃场来工作，负责培育泡桐树苗。

　　一群孩子追着拖拉机喊着：“大学生来喽！大学生来喽！”很多乡亲拥到街上来，穿着入时的张小芳十分引人注目。乡亲们议论着：

　　“看，人家大学生就是不一样。”

　　“那是当然，大学生，又是大城市里的人，真洋气。”

　　“看那妮儿，多俊俏，看着就跟画上画的一样。”

　　“看那眼睛，简直是一汪水儿。”

　　支书韩大年迎过来：“关局长，来啦。”

　　关局长说：“来啦。”他招呼三个大学生：“到了，我们下车。”并向大学生们介绍：“这是老韩陵的支部书记韩大年。”又向韩大年介绍：“这三位呢，是咱农林局刚分配来的大学生，这位是朱晓，这位是吴子明，他们两个是学林业的。这位是张小芳，专业是土壤改良。他们都是南京农林学院的高才生。县里在老韩陵建泡桐繁育林场，他们是林场的第一批专家。你们呢，得像宝贝一样爱护他们。”

　　韩大年说：“那是那是。关局长，咱们到大队部坐去。”

　　几个年轻人主动把学生们的行李从车上搬了下来。

　　大队部里，韩大年拿一只暖水瓶给大家倒开水：“同志们哪，咱老韩陵，条件差，跟大城市相比，那是天上地下。”

　　朱晓说：“我们学农林的，离不开土地，离不开农村，条件艰苦不怕，艰苦的环境可以锻炼人嘛，对不对，小芳？”

　　张小芳用手绢小心地擦拭碗沿儿，心不在焉地接着朱晓的话回答：“嗯，对对。”

　　韩大年说：“你们的住处，已经安排好了，二位男同志暂时先住苗圃，苗圃就在林场里。女同志住村上。”

　　关局长说：“老韩，小朱和小吴是林场的技术员，小张是农林局土壤科的技术员，搞泡桐繁育离不开土壤分析，就让她一起来了。她过几天还要去县委的除三害调查队，在生活方面你们尽量多照顾。”

　　韩大年说：“那是理所当然。”

　　他推开门喊一声：“哎，二萍来了没？”

　　一群姑娘正挤在窗户那往里瞧，人堆里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应声：“来哩！来哩！”

　　韩大年说：“这妮儿，来了你不进屋，扒窗户作甚。进来进来。”

　　二萍进来了。韩大年指着张小芳说：“二萍，这位是张技术员，就住你家了。”又对张小芳说：“她叫二萍，她爹是全县的模范饲养员，叫肖长茂。二萍，张技术员可是大城市来的，住到你家，可不能出差错。”

　　二萍说：“大年叔，你放心，张技术员的房子早就收拾好了。”

　　朱晓说：“支书，我们还是先到林场去看看吧。”

　　韩大年说：“好好好，我这就带你们去林场。”

　　林场在黄河滩上，只有一间草屋，十几棵泡桐树，还有几方育苗畦。张小芳问：“这里是林场呀？”

　　韩大年指着一片开阔的黄河滩：“看这一大片都是林场的地面。”

　　朱晓说：“多壮观啊，我们的林场就在黄河滩上！太有诗情画意啦！”他大声唱起来，“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张小芳看了看四周，问：“怎么就这几棵泡桐树？”

　　韩大年说：“在大炼钢铁以前这一片全是泡桐树，到了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都砍光了。”

　　见朱晓、吴子明蹲在育苗畦边看土壤，关局长说：“这地方是轻沙地，最适合泡桐的生长。”

　　吴子明说：“我们在学校里就学过，兰考的泡桐很出名，叫兰桐。”

　　关局长说：“咱们兰考重新把兰桐这块金字招牌打出来，可全看你们的了。”

　　一个五十来岁的人从草屋里出来，招呼韩大年：“大年，两位技术员的床铺收拾好了。来看看行不行？”

　　几个人来到草屋前，韩大年介绍说：“这就是肖长茂大叔，二萍是他妮。”

　　朱晓、吴子明和肖长茂握手，肖长茂把手在衣服上擦了又擦，才伸出去。他们进了草屋。草屋只有两米左右高，屋里半截儿是土炕，另一半是锅台，锅台与炕之间，隔着一道短墙。地上放一张白木小方桌，桌上是一只竹壳暖壶。朱晓、吴子明觉得很新鲜，都说：“真的很不错。”

　　肖长茂说：“咱们这里的草坯房子，可冬暖夏凉。”

　　朱晓把带来的二胡、长笛等乐器挂在草屋墙上。关局长说：“不愧是大学生，多才多艺呀。”

　　朱晓说：“业余爱好。”

　　关局长说：“将来咱们农林局搞个节目什么的，可有了人才啦。”

　　三个大学生在肖家吃午饭。饭桌上是蒸红薯、二合面窝头、咸菜。

　　肖长茂说：“咱这里没啥好饭食，你们别嫌弃。”

　　张小芳拿了一块红薯，连叫：“好吃好吃。上海吃的红薯只有这么一点点大，也没这里的红薯甜。”

　　肖长茂说：“吃别的咱这儿没有，红芋倒有的是。咱兰考人说：‘红芋饼子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尝尝，这窝头就是红芋面的。”

　　张小芳拿了一个红薯面窝头，咬了一口，费了半天劲强咽下去。她把窝头放下了。朱晓觉得这样不礼貌，拿起张小芳放下的窝头吃了。

　　二萍问：“这窝头咋样？”

　　朱晓说：“好吃好吃。”

　　吴子明问：“肖大爷，咱们兰考育泡桐，都是用桐根，为什么不用桐籽？”

　　肖长茂说：“桐籽出苗少，出来的苗也不壮实。”

　　吴子明问：“能不能尝试着用桐籽育苗？”

　　肖长茂说：“倒可以试一试。”

　　二萍端上高粱米粥。张小芳喝了一口，问：“这是什么品种的稻米？”

　　朱晓说：“亏你还是学农的，这是高粱米好不好。”

　　张小芳笑了：“我是学土壤的。”

　　吴子明取笑：“至于土壤上长什么作物，阿拉勿晓得。”

　　二萍说：“怕你们南方人吃不习惯，这高粱米是碾掉了皮的。平常俺们吃的都不碾皮。碾了皮就不好认是啥米了。”

　　外边刮起了大风。大风夹着沙子扑打着窗户发出沙沙声。一阵风过去，每个人碗里都浮了一层细细的沙土。张小芳皱着眉头，端了碗要往外走。朱晓问：“哎，你干什么？”

　　张小芳说：“刮了一层土，倒掉好啦。”

　　朱晓把碗接过来：“别，我喝了。”他把两碗粥都喝下去了。

　　6

　　县委治理沙害座谈会就要开会了，会前，焦裕禄在会议室门口铺开红纸写会标。围着看他写字的人夸赞：“焦书记真是一笔好字，拿出去一张一百。”

　　焦裕禄笑了：“那我去天天写字卖，咱就用不着治什么沙了，卖字就行了。”

　　张小芳来参加会议，她看到写会标的焦裕禄，吃了一惊：“呀，老焦！”

　　人们笑了。焦裕禄也伸过手来：“噢，张小芳。”

　　张钦礼问：“你们咋会认识？”

　　张小芳说：“我们一起坐火车到兰考来嘛。一会儿给我们讲林业，一会儿讲马列，我当时一猜就是宣传部的。看，字也写得蛮精神吔。”

　　张钦礼说：“宣传部的？哈哈，他是咱们县委焦书记。”

　　张小芳大惊：“县委书记？”她一急冒出一句上海话，“阿拉勿晓得啦。”

　　参加治沙座谈会的是农林水利部门的技术干部，再就是县委、县政府的班子成员。焦裕禄让大家议议治理沙丘的办法。一位技术员说：“治沙没别的先进招数，造林固沙是关键。”另一位水利工程师说：“可以挖防风沟，打防风墙。”

　　焦裕禄说：“这些办法都很好，就是慢了点。看看我们受灾的群众，再想想我们的责任，治沙的事，能不能快点。”

　　张小芳说：“有一个快的办法，不过这是从外国的资料上看的，就是沥青固沙法。在沙漠地区，每亩沙丘上，用三十公斤纯沥青，加上百分之九十五的水，搅拌成沥青乳剂，用喷雾器，喷洒在沙丘上，就能把沙丘封住。”

　　大家哄堂大笑起来。

　　焦裕禄说：“大家不要笑。张小芳同志是刚刚分配到农林局的大学生，学土壤的。这次主动报名参加了风沙勘察队。她对治理风沙查阅了很多资料，设想了很多方案，很好呀。这个用沥青固沙的办法确实很先进，可是它不适合咱兰考的实际情况。首先咱们没那么多钱去买沥青，咱兰考有三十六万人，只能发扬愚公移山精神……”

　　正开着会，外边黄风骤起，飞沙蔽日。会议室的一扇窗户被大风刮开，滚滚沙尘扑了进来，落了人们一身尘土。焦裕禄抖抖身上的土：“同志们，老天不让我们高谈阔论啊，把考卷直接送到我们会议室里来了。我们还是走吧，这样的天气，正是我们调查研究的好机会！”

　　大家愣了一下。张钦礼问：“咱们去哪儿？”

　　焦裕禄说：“哪里风沙最大，就到哪儿去！寨子那边不是沙丘最多吗？咱们就去寨子。”

　　7

　　一队自行车骑出县委大院，焦裕禄在最前头。

　　上了路，他们迎着风沙走，车子骑不动了，只好推着走。有时前行一步，又被风顶退两步。涉过一个又一个沙丘，张小芳走得趔趔趄趄直跌跤，焦裕禄伸手把她拉住。张小芳叫了声：“焦书记……”焦裕禄说：“咱们不早就说好了吗？你就喊我老焦。”

　　焦裕禄的帽子被风吹掉了，随行的同志们捡起来。他干脆不戴了，把帽子揣在兜里。

　　一行人上了黄河大堤。堤上有一个高高的测量架，焦裕禄看了看，就要往上爬。张钦礼连忙拦住：“焦书记，你别爬这个架子，风大，太危险了。”

　　焦裕禄说：“我上去看看风口。”

　　张钦礼说：“不行，风太大了。要上我上。”

　　同志们都过来拦他。焦裕禄说：“老张呀，你上去我还是没看见。我比你身子轻，没事！”

　　他迎着风沙登上了架子。同志们在下面喊：“焦书记，你当心。”

　　张小芳喊：“老焦，站稳了！”

　　焦裕禄爬到了摇摇晃晃的测量架顶上。李林也跟着爬了上去。大片的沙丘在太阳下白晃晃闪着亮光，好似银色丘陵。丘陵前方是大片的麦地，沙尘飞起来，黄烟翻卷，冰雹、乱箭一般击打着弱苗。

　　焦裕禄转着身子四面打量。

　　李林说：“焦书记，风太大了，你还是下去吧！”

　　焦裕禄说：“李林，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你看见了吗？那边有三股黄烟，就是三个风口。”他在笔记本上画下了草图，标明了位置。一阵大风吹来，他不由得打了个趔趄，差点摔下去。李林赶忙把他扶住：“焦书记，你快下去吧。”

　　焦裕禄说：“我没事。现在是风沙欺负我们，总有一天，我们会把它压到地底下去。”

　　从测量架上下来，他们靠着背风的土坡休息、吃干粮。张钦礼说：“焦书记，毛主席两次到兰考来视察黄河，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就是在这里呀。”

　　焦裕禄说：“解放前黄河决口几百次，这十几年来，一次也没决过堤。可是我们却没有把黄河留给兰考的三害治住，我们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兰考人民啊。”

　　张钦礼说：“焦书记，给你讲个笑话，但这个笑话是个真事：一个村子张家岗在村南种了片棉花，刚播下种，起了场风，连土带棉籽全刮跑了。刮到另一个村李家窑村北一块地里，风过了又下了场雨，李家岗没种棉花的地里长出了棉苗，到秋后收了一地好棉花。”

　　大家都笑了。

　　焦裕禄又问：“有没有听到过风沙埋人的事？”

　　李林说：“岂止是听到过，这里哪年不发生风沙埋人的事啊。听老人说，这里沙丘下面曾是一个小村庄，因为它在风口上，人们抵挡不住风沙，一户一户都搬走了，最后剩下一个老太太没搬，夜里刮了一场大黄风，那个老太太就被活活埋在沙丘下了。”

　　张钦礼接着说：“还有一件事是去年发生的，是在仪封公社，一户靠沙梁住的人家晚上睡下，夜里刮风沙子把房屋给埋了。第二天这家人说：‘咋脑袋都睡扁了天还不亮呢？’一推门，推不开了，原来让沙给埋了。幸亏邻居赶来，扒了一整天，才把这家人从沙梁丘下扒出来。还有，寨子村妇女主任刘秀芝的丈夫，就是被沙埋死的。”

　　焦裕禄一惊：“是吗？”

　　张钦礼说：“刘秀芝的丈夫在开封读过农中，一心想治沙，在一次看沙情时因为又累又饿，倒在地上，被沙埋住，再也没爬起来。”

　　焦裕禄说：“这就是风沙的血债！那它这八大罪状就算凑齐了。”

　　张钦礼问：“什么八大罪状？”

　　焦裕禄说：“我给这沙丘总结了八大罪状。第一是起坟掘墓，第二是打毁庄稼，第三是填平渠道，第四是封闭水井，第五是压毁房屋，第六是逼人搬迁，第七是埋死活人，第八是堵塞道路。咱们要审判它，和它一一清算。不把它彻底制服，死不瞑目。”

　　他又指着这片沙丘：“当然咱希望它戴罪立功，改造它。要是这一片片沙丘上都能长出树来，筑起一道防风墙，这里几千亩庄稼不就保住了吗？还有，大堤南是一片大碱场，要是能把一座座沙丘压到南边的盐碱地上，那就好了，沙压碱，赛金板呀。走吧，咱们再到那边盐碱地上看看。”

　　一行人又推着自行车往前走，在一片盐碱地上，一位老大爷正在刮碱土。

　　焦裕禄走过去：“大爷，干啥呢？”

　　老大爷说：“刮碱土，弄回去滤点硝盐，一家子吃的盐，就靠这个呢。”

　　焦裕禄问：“大爷，天这么干燥，为啥这片盐碱地这么潮湿？”

　　老大爷说：“这叫‘万年湿’，天越旱它就越潮湿。这样的地种不成庄稼，种子撒下去就烂了，出来苗也得碱死。种一葫芦打两瓢。说得重一点，你就是埋下个粮食囤，也出不来苗。”

　　焦裕禄指着另一片盐碱地问：“那片盐碱为啥就不潮湿？”

　　老大爷说：“盐碱地呀，各种各样的都有，有盐碱、白不咸碱、卤碱、马尿碱……多了去啦。”

　　焦裕禄问：“盐碱地上能种啥庄稼？”

　　老大爷说：“只要功夫到，种得巧，这老碱场上也能捉住一些苗。比方说春季可以种高粱，高粱出不齐苗，补谷子，谷子出不来苗，补玉米。玉米苗出不齐，撒萝卜。见苗就留，见空就补。种一茬又一茬，补一次又一次，这样一块地种七八样庄稼，开头种的熟了，最后种的还没出苗。”

　　焦裕禄掏出本子，拿出钢笔，很有兴趣地听，认真做着笔记。最后，他抓起一把碱土放在手心里，看看，闻闻，揉揉，搓搓，抓一点放嘴里品尝着。

　　李林问：“焦书记，你咋吃开碱土了？”

　　焦裕禄说：“我这是科学实验哩。咸的是盐，凉丝丝的就是硝，又臊又苦的是马尿碱。其他碱呢，就是那个混混沌沌说不出的味道。”

　　老大爷说：“同志啊，你是农林局的吧？咋对盐碱地知道得这么多？”

　　焦裕禄说：“刚跟人学会的。大爷，治这碱地有绝招没有？”

　　老大爷说：“治沙的办法倒是有，可碱地不一样，办法也就不一样。比方说用沙来压碱，咱兰考说‘沙压碱，赛金板’，还有用挖沟排碱的。一犁远拉一条小沟，水压下来，碱往上泛，沟底是好土。这样的土反倒容易发苗，像歪嘴和尚吹笙——有股子邪劲。一般苗都很壮。这些法在俺们这里不好使。‘大跃进’那年，深翻土地，咱这村也搞过试验，在深翻压碱的地里种的麦子，能长一人多高，一亩地收三四百斤。”

　　焦裕禄兴奋起来：“真的？”

　　老大爷说：“可不是嘛。不过这是个笨办法。”

　　焦裕禄笑了：“笨办法能解决大问题呀。”

　　老大爷说：“我身子骨好的时候，一天翻过一分地。现在不要说一人一天翻一分啦，就算是四个人一天翻一分地，俺队八十个劳动力，一天就能翻二亩，一年抽出三四月翻地，三百多亩碱地，两年工夫就全翻完了。”

　　焦裕禄兴奋地对大家说：“这就是愚公移山精神的活用呀。记住，深翻压碱，这个办法好，值得推广！如果全县的碱地都深翻一遍，大片的碱荒就一定能治住。”

　　告别老人，走在路上，焦裕禄还在兴奋中，他说：“同志们，任何时候，办法总会比困难多。就看你找到找不到。在办公室里拍疼了脑袋想不出的办法，到群众中走一走，就会找到。记住：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要想解决问题，就得去调查研究。”

　　到了寨子后，焦裕禄同刘秀芝又聊起了治沙的事。他问：“秀芝同志，听张副县长说，你爱人是因为调查风口沙路，被埋在沙丘下的？”

　　刘秀芝点点头：“这事过了差不多快两年了，想起来，心上像扎了一把刀啊。焦书记，我爱人叫王福强，是开封农校毕业的，毕业后回了村。他发下誓愿要治这兰考的风沙，每年这个季节，他差不多天天在风口上跑。”

　　她两手按在心口上，好半天，接下去说：“福强这人，话不多，认上一个道理，九头牛也拽不回来。这些年光折腾治沙了，他的心思从来没往别的地方用过。人家劝他：‘这治沙是国家的事，你一个平头百姓，何苦来。’他一笑，从不跟谁去争论什么。连我婆婆都说他中邪魔了。后来他每次出去我都跟上。一是让他这精神把我感化了，二是有我在身边，遇上什么事也有个人做伴。这一来连我娘家爹娘都说我也中了邪魔。”

　　刘秀芝起身给焦裕禄倒了杯水，也是为了平息一下激动的情绪，她的叙说伴随着哽咽：“直到我怀了俺儿子，他说啥也不让我跟去了。出事那天，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有一种特别不好的感觉。出了门，他又折回来说：‘秀芝，我和咱娘说一声。’我说：‘咱娘睡着哩。’他说：‘那我到咱娘那屋看一下。’给老人掖了掖被角，出来，大婵在门口趴在磨台上写作业，他抱起女儿亲了亲，然后把我拉到屋里，把头贴到我肚子上说：‘我得和儿子说句话：傻小子，以后看你的了。’”

　　焦裕禄给刘秀芝倒了碗水，端给她。

　　“他走了，我怎么想怎么害怕。他这样的举动，以前从没有过。风一起他就走了，风一停他就回来了。可这场风刮得邪行，从上午刮到天快黑了也还不停。我心里发瘆、发慌，就去找他了。一直找到了天黑，找不到福强，我的力气也耗尽了，被风刮倒在沙丘上爬不起来，沙子很快就把我埋住了。我不知道，这个时候豹子也来找我和福强。他看见沙包上有一小片红颜色，那是我埋住半截儿的纱巾。豹子扒开沙丘，把我救了。”

　　刘秀芝泣不成声：“我是半夜才醒过来的。豹子又带着全村几十个男人打着火把去找福强，找了一夜没找到。风停了三天，才在一个沙丘下把他扒了出来。”

　　刘秀芝从躺柜里拿出一个油布包，里面包着的是几个小学生用的作业本。她交给焦裕禄：“焦书记，福强这几年查风口沙道记下的东西全在这里了。”

　　焦裕禄小心地接了过来。

　　焦裕禄说：“秀芝同志，我想带除三害工作队的同志去福强的坟上看看。”

　　8

　　焦裕禄带领全体除三害调查队队员在王福强墓前肃立默哀，他们献上了用三春柳编的花环。

　　默哀毕，焦裕禄沉痛地说：“同志们，这里埋葬的是一位为治沙而死的英雄，是一个壮士。他一生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查清风口沙路，治理这为患多年的风沙。他一生没有喊出一句口号，却用行动证明了兰考人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心。这座坟墓，应该立一块碑，成为我们教育干部的一个生动教材，三害不除，我们有何颜面对得起长眠在这里的英雄，有何颜面对得起兰考三十六万
人民！”

　　离开时，张钦礼拉了一下焦裕禄：“焦书记，你看，这个墓不是用沙土堆的，而是用胶泥封固的。”

　　焦裕禄眼睛顿时一亮：“对。是红胶泥。秀芝同志，这坟是怎么堆的？”

　　刘秀芝说：“开始也是用沙土堆的，可刚堆了不到半个月，一场大风就差点刮平了。咱们这里用沙土堆的坟头，有时一场风就给搬走了。我怕风把福强的坟搬走，就想了个办法，把沙底下的胶泥翻到上面来，培了一尺多厚，刮一场风我就来看一回，无论刮多大风，都没动过，不像那些沙丘，北风来了往南滚，南风来了往北移。”

　　焦裕禄问：“你是怎么想到这个主意的？”

　　刘秀芝说：“记得福强跟我说过，他在沙地上做的一些标记，有时一场风以后就找不到了。后来他把沙底的淤土翻上来培到标记牌上，就刮不走了。”

　　焦裕禄问：“咱兰考的沙丘底下是不是全是这样的胶泥？”

　　豹子说：“全是胶泥，不过有的深些，有的浅些。”

　　焦裕禄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发现。从昨天晚上我还在琢磨，深翻既然可以压碱，如果把沙底下的淤泥翻上来，能不能压沙？这座坟给了咱们太大的启发了。”

　　张钦礼问：“秀芝同志，封固这座坟，你用了几个工日？”

　　刘秀芝说：“没多少工日，一个早晨工夫吧。”

　　焦裕禄兴奋起来：“一个人一个早上能封固一座坟，我们全县一千人、一万人、十万人干上一年、两年、三年，凡是近处有淤土胶泥的沙丘，都用淤土、胶泥封住，栽上树，种上草，咱兰考该有多美。你们把秀芝同志用胶泥固沙的办法回去仔仔细细研究，向全县推广。”

　　这时，大婵哭着跑来找妈妈：“妈，小春跑丢了。”

　　焦裕禄、豹子等同刘秀芝一起赶回家里。家里乱成了一团，刘秀芝问婆婆：“妈，小春到哪儿去了？”

　　刘秀芝的婆婆指着秀芝鼻子问：“你问我，我还问你呢！孩子睡着，你干啥去了？”

　　刘秀芝说：“我有工作上的事。”

　　刘秀芝的婆婆嘴一撇：“谁知道你干的是啥？告诉你，我儿福强就留了这一条根，有个一差二错的，我这命也不要了。”

　　豹子劝着：“大娘，别急，咱们快去找孩子吧。”

　　刘秀芝的婆婆翻了豹子一眼：“豹子，以后俺家的事你少掺和。”

　　豹子说：“大娘，您这是说哪里话？我咋啦？”

　　焦裕禄说：“别说了，快想想孩子能去哪儿？现在最着急的是找孩子。孩子不见多长时间了？”

　　刘秀芝的婆婆说：“我醒了找他就不见了。以为跟他娘出去了，过了半天问大婵，才知是他妈自己出去的，绕院子找，找不到了。”

　　刘秀芝问：“村里找了吗？”

　　乡亲们说：“都找遍了，没有。”

　　“会跑哪儿去了呢？这是荒年，也没拐带孩子的人。”

　　有人说：“到坑里井里捞捞看。”

　　刘秀芝婆婆一听这话，坐在地上大哭起来：“老天呀！你要绝我王家的根呀！儿子死了，只这么一个孙子你也不给俺留啊！俺上辈子造了啥孽呀！”

　　豹子带了几个小伙子找孩子去了。焦裕禄把老太太扶起来：“大妈，您别急，想想看，小春还是个不到两周岁的孩子，能跑到哪儿去？我觉得，这孩子没出院子。”

　　大家说：“焦书记说得有理。”

　　大婵说：“小春怕狗，不大敢到外边去。”

　　焦裕禄说：“这是个重要线索，大家别都耽搁着，快在院里找。”

　　大家分头在院里各个角落寻找，柴火屋里没有，墙旮旯里没有，磨道里也没有……

　　刘秀芝突然想起了什么，冲向外屋。很快传出她尖厉的哭叫声：“小春！小春！小春啊！”

　　她托着水淋淋的儿子从屋里走出来：“孩子掉水缸里啦！”

　　刘秀芝的婆婆昏死过去了。

　　焦裕禄三天后回到家里，心情沉重，坐在桌前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徐俊雅问了几遍，他才讲了刘秀芝家发生的事：“因为秀芝工作忙，她婆婆眼神不好，又有个嗜睡的毛病，孩子从小时就经常放在一口没水的水缸里，怕他出来乱跑，所以孩子记忆里那只水缸就是他玩的地方。在出事的前两天那口水缸盛了水，孩子一个人爬上去玩，掉里边了。”

　　徐俊雅也伤心起来：“你说这一家就这么个男孩子，这一下不塌天了。”

　　焦裕禄说：“可不是。刘秀芝的婆婆一天到晚哭了睡，睡醒了哭，天天拿着绳子要上吊。刘秀芝这个同志太坚强了，她心里那么难过，还硬下心劝婆婆，村上的工作该怎么干怎么干。人家都说我最会做思想工作，可对刘秀芝，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要不你去寨子一趟，陪她两天？”

　　徐俊雅点点头。

　　回到办公室，焦裕禄对李林说：“小李，你联系一下县委宣传部，王福强为治理沙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是个好典型，让他们组织采写一篇通讯，在《河南日报》刊登一下。另外，程县长也说了，给刘秀芝同志一辆架子车，算是对王福强治沙业绩的奖励。让公社给她领回去。”

　　李林说：“好吧。民政局来电话，说给王福强申报革命烈士的材料，已经报到省民政厅了。他们还说要给王福强立块碑，请示这碑上写什么字。”

　　焦裕禄说：“就写‘治沙英雄王福强同志之墓’。激励全县人民同风沙做斗争。”

　　9

　　全县治理风沙现场会在王福强墓前召开了。

　　王福强墓前树起了一块“治沙英雄王福强同志之墓”的墓碑。

　　焦裕禄站在一个沙丘上讲话：“同志们，我们这位为治理风沙贡献出生命的英雄就长眠在这里。王福强同志的事迹材料，报上登了，也发给了大家。今天把大家叫到寨子来开这个治理风沙的现场会，并不是因为这里沙丘治理得好，而是这里蕴含着向风沙做斗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而且这座坟墓本身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固沙的范例。今天，让所有参加现场会的各公社书记、社长，县直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来参与一下，参与一个治理沙丘的工程，每个人发一把铁锨，我们自己来做个试验。我们的目标就是旁边这个大沙丘。”

　　每个人发了一把铁锨。焦裕禄带头，大家干起活来，把从地下挖出的胶泥，抬到沙丘上去。一阵肝痛袭来，他不得不用锨把顶住肝部，李林刚叫了声“焦书记”，就让他摆手止住了。

　　一会儿，整个沙丘被封住了。焦裕禄问张钦礼：“老张，你看表没有？封这个沙丘我们用了多长时间？”

　　张钦礼说：“两小时四十七分钟！”

　　焦裕禄兴奋起来：“同志们，你们听见了没有？封固这么个一亩多大的沙丘，我们用了两小时四十七分钟。这说明什么呢？第一，人多力量大；第二，治理沙丘并不是神话；第三，沙丘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么大个沙丘，我们两小时四十七分钟就让它改变了模样，给它贴上了大膏药。”

　　他点了支烟，吸了两口，指着封好的沙丘说：“大家看一看，这个沙丘现在像个啥？”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有人说：“像块刚出锅的高粱面馍馍。”

　　有人说：“像块从地里刨出来的大个儿红薯……”

　　焦裕禄说：“照我说，这会儿这座大沙丘，就像天上飘下来的一团红霞。过去它是金黄色的，披上一层红胶泥，它就变成红色的了。这团红霞就是我们兰考大地辉煌明天的象征。”

　　大家鼓起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