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早晨就落雨。推开窗望了好几次，雨总是灰屑似的，紧紧落着。桌上的表，已经到达了一个指定时间，是一位朋友来访我，恰好我不在，他留下张小纸条，叫我在这一天这个时候去看他。我只好戴上帽子走出，到江汉关搭了轮渡过武昌来，寻找到那纸条上写明的胭脂山一个地方，一家两扇黑色板门的人家，我推开门进去，有几步宽的天井，便是客堂，左手有一个小门。我叫了几声没人答应，就又走进那间房里。在那房里，除了一张红漆方桌，几把椅子，是多么空旷啊。桌上摊着零乱的报纸和茶杯。污秽的窗玻璃上，透进光线，几乎不易看清屋底。我正想退出，突然，另一个角落里的一扇门开了。我听见一种尖细的女孩子的声音：

　　“你是找勃生吗？”

　　我点着头“唔唔”了两下，就顺便看了她。

　　她有矮而活泼的身体，椭圆的脸，头发梳得很齐整，披在耳上，两只大眼睛，但我立刻看出那眼里含了戚然的暗影。

　　她似乎知道我是被约而来的，甚至她似乎知道我是如何的一个人。于是她走到窗前，再回过头来，用颤抖的声音说话：

　　“你来的是时候，勃生却一清早，不能等看你一眼，便走了。”

　　这些却暗示了一种奇妙的感染力，立刻在我神经上起了反应，可是结果我还是漠然地站着。

　　“你奇怪我吗？……我不是他的什么人，我只是由于同情……”

　　“那——你……”

　　“我叫杜兰，一个初中学生，——也好像他所说的，是一个太单纯的孩子。”

　　“那……你一定知道一点勃生为什么……”

　　“这，你不必关心，这是他叫我交给你的一封信，不过，你一定得回去看，给你！”然后她赶紧用脊背对了我，我就退出来。

　　是落雨的原因还是怎样，我心上感到无限的烦扰，好像这些事都是没头没脑的。在过江轮渡上，我就想把信拆开看，但立刻想起杜兰最后说话的严肃态度，也许这信是不宜于在随便什么地方露出吧！一直等到回家，走上昏暗的楼梯，扭亮了电灯，急忙看那信，信是如下写着：

　　“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是因为轮船起碇改了时间，就得立刻走了。在这曙光刚透过雨丝照在窗上的时候，我开始模糊地看清窗外的桂花树。但是她，这个单纯的孩子，一定会吓你一跳，她会这样，她时常有点残酷的不顾旁人着急的。我最初就是因为这才对她注意起来。不过，这孩子是那么一个可怜的人，……她又不允许你对她有一点怜悯，她对这会起反感。她也许不肯把这封谈到她许许多多事的信交给你，我这几天来是如何努力地把你介绍给她啊！我说你有热情，有勇气，我这样形容你：是会从内心发出火来的那种人，会在人生的道路上，以自己的火为人照出道路的人，……可是谁知道她会不会把这信交给你呢。然而除了经过她的手，又能经过谁的手呢。人给一种强的意志力所支持，原不足怪，可是在她的年纪是太早了，不，这里就正埋伏在这大时代里一幕悲剧的线索吧！假如可以的话，把这时代比做一株生长的树，我们是那上面的一片一片叶子，叶子落了，再生新的，都是为了树的生长，我为什么说到这呢……并不是奇怪，昨天，我在这里度过最后一个黄昏，她好久好久凝睇着窗外的桂树，忽然回头问我，‘树叶子能不能不落呢？’我看见她眼里是多么圣洁的光彩啊！那是她从灵魂深处点燃的两只小火把啊！然而她为什么这样问？为什么这样问呢？……可怜的孩子，可爱的孩子，她走的人生的路还多么短促，但是她的思索已超逾到如何如何远的前面去了。——我在这里住了五个月。最初我并不注意她，像不注意一只鸟或一只猫一样，然而她以她意志力的表现召唤了我，叫我走向她。原因是我们有一种共同的命运（她和你也是一样的！）。你也许会逢到，那你注意！这家那对老夫妻，是如何慈悲的吧！他们永远以无限的爱抚加在这小动物身上，但是她，常常还给他们以暴怒，或不好的颜色。他们会为这时时引起的小烦扰而流泪，却从没一句埋怨话。他们对另外几个小孩也是慈爱的，却有种种责罚，独独对她，是连一手指也不肯杵她，——这就足够我奇怪的了。——我这窗外有一棵老桂树，你知道，去年来住时，桂花正开放。我喜欢把窗推开，让香味立刻进来。她常常来趴在窗上，看着花半天都不响，也不动。我和她就从这沉默中熟悉起来了。我才如同发现新**的哥伦布一样，发现了她同这家庭的一种秘密关系。如果说我先注意她，倒是这个小孩子以她特殊的，也许先天的（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智慧来同情我了，——我的贫穷，时常遭到饥饿，不清洁的蓝褂，奇奇怪怪一些来访的客人，尤其在这一点上：我是从遥远的北方流亡出来这一点上，掀起她心灵上第一页冒险的注视。于是天天以那小火把的眼睛来照我的路。我渐渐知道她——原来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最初这老夫妇只以一种人类崇高的责任感，才产生了感情。是1927年，那时武汉是处在风云际会的时代，从这里面却来了摧残的风暴。那时在我这有桂树阴影的屋里，原住着一对青年夫妇。当时的变动是突然的，一个夜晚，他们敲开老夫妻的房门，脸是烦恼的，说把这孩子托给他们，过几个月就回来，便踏着黑夜的路走了。……谁知到现在整整十年，他们却没回来过。这孩子长大了，她知道这些历史，她知道这屋子的重要的意义，这老桂树对于她的意义。……现在天已大亮，雨却落了，我知道顶多还有十分钟耽搁，我心里忽然难过起来，因为我就要叫她来了。这怪癖的小孩子，假如我不叫她，她会愤怒很久，因为她要送我到轮船上去。你呢！——我想让你知道，她在命运上是属于我们一齐，而不是属于那夫妻一道的，虽然我们将给她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他们会给她温暖，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你会为了帮助她而快乐的，因为我看出她不会辜负你的，至于我——只有一句话：在一条路上走的人，迟早是会碰到的。暂时告别了！”

　　我看完它，我两手拿着它，又重新温习了一下，那突然闯入却不肯即去的影象，暗伏在这影象背后的一段凄凉故事，更那样纠缠我。我立刻后悔，刚刚那样轻易就离开她了。我低下头，望着染了泥星的鞋尖。我知道这绝不是一种单纯的责任感，因为她并不是一盆花，朋友走了，委托我，我天天给以阳光，给以灌溉就行了。问题是她的经历感动我。我退后，坐到窗下一只破藤椅里，吸烟。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使我微笑起来，——立刻却浮上来一阵冲动，又抓了湿的呢帽，准备出去。我走下楼梯，楼梯是那样黑暗，虽然底下裁缝店里的电灯照上来，还是十分暗淡。在楼梯转角处，突然有一阵皮鞋响，一个人走到我面前来，我仔细一看是李青，这真是一位不速之客了。立刻，我脑子里另外转了一下念头，便轻轻地告诉他，我原是没有事，想到雨中去散散步，就和他一道又回来。他把手中提的一个黄牛皮纸袋放在桌上，从里面滚出金黄色的橘子来。

　　十五烛光的电灯，是朦胧得让人气闷的，在许多夜深的时候，我伏在案上工作，是情愿关了它，而以洋烛来代替的。

　　前楼住有两家人，是拿薄薄竹篾编的墙隔开来住的。有扇大亮窗的那一半，住着裁缝铺老板娘和两个小孩子。夫妇两个时常为了细事口角。有时在深夜里也弄得楼板咚咚响，小孩子要被压死似的大哭。另一半房间里住着一个左臂残废了的老女人，白发苍苍，天天拐着两脚，手上挂一个竹篮，到市场去。从我门前过，她总是偷**察我。在我的楼梯下，就是出后门的路，厨房在这儿，自来水龙头永远关不紧，总是“滴滴嗒嗒”地响，学徒劈柴，和为了买鱼而争吵，都是在这块地方。一天三次，总有烟气和鱼腥味，由下面楼板缝里钻上来，加深我的闷烦和苦恼。早晨，那老女人窥察的眼睛总给我无限的不舒适。更可怕的是和我并排的那家邻居的后楼上，住着的一位三十岁的湖北女人，有两颗包牙齿，把上唇支得高高的，她每天不知和什么小贩之类吵骂，她能一口气像流水似的骂上二三十分钟。我就在这些杂乱的烦扰里，也已住了两个月。因为当时的武汉，想在这一带找这样一个宿处也就不容易了。今天却特别沉寂，而落得窗玻璃上一串跟一串往下流着的水柱，外面的路灯比屋里还亮些，于是屋里更显得闷塞、阴湿。我和李青就这样一声不响地剥着橘子皮。忽然他说：

　　“你还是想方法搬个住处吧！”

　　“我似乎给烦扰弄得已经麻痹了，能搬动一下自然好，不过，其实到处一样。”

　　我就此停止了。因为再说下去，一定又重复李青听过不止一次的话了。果然，李青抬起头一闪那亮亮的眼珠：

　　“又要来你那一套怀乡病吧！”他沉吟了一下又说，“其实就搬到武昌去也算了。”

　　这时，立刻像有一阵光亮掠过我黑暗的头脑，我看见一间房子，有窗，窗外有天井，天井里长着一棵桂树。但这只使我的心跳了一下，就放下了。

　　李青看看手表说：“我们去吃饭！”我就听从地跟了他往雨地里跑。一个在北方生长惯了的人，真是不习惯在雨里走来走去。可是雨永远不停，你又不能不出去，也只好把自己淋得湿湿的了，最讨厌是那脚底下的泥泞。这次，我们还和每天一样，拐过一条角，往江汉一路走。那面灯光也并不很亮，只有好多人力车和行人，践踏着泥泞，从你身边过去。商店的玻璃窗口，好多处是沾了雨珠的。我们走到一家宽敞的广东酒馆里去。在那里面，有许多穿黄呢子军装的人，他们把穿了长筒马靴的腿伸得直直的，很悠闲地一面喝酒，一面谈天。我是从来不喜欢在馆子里谈天的，就在等菜的时间，我也那样沉默。

　　李青是我中学同学，那是十年前的事了。有一次闹风潮，他被挂牌开除之后，一分手就是这样久。这回在武汉很意外地与他相逢，而且住在一条街上。这时我悄悄地问他：

　　“你还记得从前在学校的事吗？”

　　他点了点头，但突然一阵凄苦的暗云，极迅速地在眼角出现了一下，随即没有了。我半晌望着他，觉得他真的苍老了许多。

　　不知为什么，每天相伴消磨**的朋友，今天我却只想早些离开他，吃过饭便推说有一点事情，望着他摇了肩膀从人丛中消没，我把两手深深地插到大衣袋里，拉低了呢帽的边沿，便在落雨的长街上，一直走去，心中涌起无限的思潮，——如同不安稳的海边的一块岩石，我的心，那样不断地受到了浪潮的击荡。这一天，短短的一个下午，一扇活生生的人生的门忽然对我大大地张开来，我看到在那美丽的桂木的木槛上，坐着那个有两只大眼睛，以忧郁的神情望着世界的女孩子，我默步着，雨滴开始从帽檐上滴落。……我无论如何分不清楚，单单是这女孩子的面孔，还是她背后那不平凡的经历，在吸引着我；总之，是新奇的生活，是我没想到的那种生活，那种命运；而载负了这命运的是那样年纪的一个孩子。……走到大世界附近，街上是漆黑的，商店的灯光是暗淡的了，我才折转身往回走，感到寒冷，谁知雨却大起来了，跑回家时，已淋得湿透了。

　　二

　　第二天一睁开眼，听到楼下老板娘正在和卖鱼的小贩争价钱，……穿过前楼的隔壁，一条太阳黄浊的光线，落在我的窗玻璃上，反射出紫的和青的光来。

　　我忽然想起昨天李青告诉我的消息：“敌人扬言要轰炸汉口市区了。”虽然这几个月来，在南京、长沙以及旅途上，不断地受飞机的骚扰，炸弹、扫射，已经锻炼出我一副淡然处之的心境，或说是麻痹。今天这黄浊的阳光，却给了我一种启示，我匆匆穿了衣服，决定到武昌去。临行环顾了一下这霉湿污秽的小屋，微微笑了笑，好像是说：我回来也许只是一堆灰烬而已。顺手拉开了一只抽斗，里面是最近由北战场带回来的材料和一束稿件；但我皱了皱眉，又慢慢推上了。拉开另一只抽斗，看了一眼，把勃生的那封信拿起来，又稍稍看了一次，放在口袋里。便连门也没锁，只托付一下前楼的老太婆，就出门向码头上走去。不过，天又阴淡下来了。

　　过了江，在江边彷徨了一会，曲曲折折地走到粮道街的一家小公寓里来。

　　走上那松弛了的楼梯，到一个房间去，而那房门锁得紧紧的，朋友出去了，我只好又下来，就在公寓门口，心下不觉浮上一句问话：

　　“到哪里去呢？……”

　　就向胭脂山走去，一会，就立站在那两扇黑色的门前了。我敲了门，来开门的是一位瘦瘦的满头白发的老妇人，用一双极慈祥的眼睛，在打量着我。我立刻觉醒，怎样对她讲呢？我不能告诉她是来看杜兰的，那她会怀疑的，我这样一个年轻的陌生人。我虽然知道她们对待勃生很好，但我又不愿说那样多的话来讲清来历。谁知在我犹豫的时候，她倒解救了我，她安详地说：

　　“先生——你是来看房子的吗？”

　　“唔，唔，”我只好随意地这样答应着了。

　　一会，我就走到昨天下午来过的那间空房里。我又看见，那桌上的乱纸，我又看见窗玻璃外那桂树的枝桠。我看昨天杜兰走进来的那角门，门却关着。

　　“先生……这房子是要收拾一下的，原来住着一个没有了家的北方人，一个年纪轻轻的……是很好的人，他很穷，饭有时没得吃，但从也不肯拖欠一点租钱。这乱腾腾的年月，人们是在受灾受难，听他说成千成万的人赶得没有家了，风里雨里乱漂流，——，先生，你也是北方人？”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她又悠悠然在讲：

　　“这比民国十六年遭的难还要大，——听说日本飞机又要炸汉口了，是真的吗？快些搬到武昌来住吧！”

　　由老年人娓娓的谈吐里，我感受了无限的温暖，她是真的同情像我们这些已经失去家的人。于是我相信勃生告诉我这家老夫妻是如何慈悲的话来；甚至连昨晚李青劝我搬家的话也想起来。不过我的心倒有点跳，我含糊地应付了几句话就退出来，看到在小小的天井里，一个颔下一部银白色胡须的老人，在踱步，看见我微微点着头，把手扣在胸前微笑着：“要炸汉口吗……武昌也免不掉吧！”于是我感到一种悲哀的酸意，很快从心底爬上鼻尖来，我昂起头。我看到那忽阴忽晴的天，潮湿的地，这将要绿起来的桂树，不都是平静的吗？但从老年人嘴上听来，这地方是受过多少次血的渗透了。

　　我刚刚往蛇山的小路上走，杜兰忽从迎面走下来。

　　她穿着蓝哔叽的短大衣，红绒袍子，手里提了一只黑布书袋，她是慢慢走着的……这会把头一扬，微微抖了一下那整齐的短发，那天真的笑脸，在阳光里，就如同露水里的花朵一般清莹与可爱，我再寻找昨天所见的眼睛里的戚然的表情，却没有了。我只看到她那黑黑的眼珠是那样深湛地凝视着。我立刻笑了，我想我从昨天一直到现在以前，是把她想得年龄太大了，实际，这面前不是一个小孩子吗！她有时也忧虑，但她大半是愉快的。她点着头笑着：

　　“吴先生！我知道你今天来看我，我早一些回来，到我家去吧！”

　　她来牵我的手，我让她拉着，但是我说：“你看，杜兰，走一走不好吗！我愿意走走，你陪我。”

　　“是啊！春天快来了！……”

　　我们便走上蛇山去，我望着从那窄窄山脊上能够瞭望得到的空旷的天地，树和草都在发出褐色闪光，远处有几片湖渚更放亮的玻璃似的闪着白色。远近的房屋整整齐齐地排列着灰色的花环，许多人在那中间来来往往的。杜兰站在我的左侧约隔两步远，尽在观察我，半天就叽咕地笑了一声说：

　　“勃生也喜欢这里，有时候落着雨在这块转来转去，他说烟雨里比晴天还好呢，是吗？”

　　我回过头：“你说呢？”

　　“我不知道。”她故意摇了摇头，进入沉思了。

　　我们的谈话涉及的范围虽很多，但我觉得我们各人具有一种谈话目的，如同在雾蒙了的海上转来转去的小舟，总逢不拢来。她的谈话总在接近勃生和我的生活，不知是因为好奇还是因为同情；我却想多少知道一些关于她亲生父母的事。老实说，一个深夜，两个逃走的人，委托下一个小孩子，而就是站在我面前的小姑娘，这样事，对我产生了一种吸引的力量。不过我又不能直截了当地问她，我怕她为这伤心。我时常为她的话锋所窘迫；那时她的眼里露出一种极恳切希望的光来，似乎说：我是多么愿意知道那些新奇的事啊！……于是我便讲了一些我们7月里由北平逃出来的故事，我说：“那时天气热极了，……是8月二十几号，我和勃生化装到了天津，在一条租界的街道上，一处临时难民收容所，住了几夜。那家难民收容所原是一个小小的福音堂，那穿黑袍子，胸前挂一个木质十字的老年人，尽扰乱我们，叫我们跪下祈祷上帝，他颤抖着嗓子说：‘上帝的孩子们，你们都是犯了罪的，请求上帝饶恕吧！’我们不这样做便不给饭吃，最后气极了，一天清早，我们扯坏他那锁住的门，搬到广东小学去住，勃生还给他留一个条子：‘请你的上帝去饶恕那些日本人吧，他们才是犯了罪的。’……”杜兰对于我所说的故事，是那样兴奋，那样仔细听着。我讲完了，她还是张嘴等待着。谁知从这一个开头，以及后来我无数次讲给她听的故事里，却在她小小的纯洁的心房里种下了无限的仇恨了。因此，她听着，她羡慕着，继而思索起来。这天，我和她在蛇山上走了一些时候，已是下午，我们都饥饿了，她挽我去她家里，我推辞了，却也没告诉她刚刚看房子的那幕短剧。最后我站在山上，目送她回家，她一面走，那样荡着手里的书袋和短短的黑发，好几次回过头来招着手。我并没有立刻离开那里，坐在一株树下，看着远处的太阳，一直到它落下去，我相信我的脸完全照成红色的了。

　　三

　　是为了生活还是为了工作呢？这两天我又不得不把自己关在上下四面都是枯朽了的木板小屋里，坐在桌前，写着东西。把两扇玻璃窗推开，风便吹到桌子上，吹走了香烟灰。我倒很高兴，从这风里嗅到种种春天的气息，窗前伸手可以摸到的电线上，有时是燕子，有时是麻雀站着叫着，蓝色天空很高很远，使我想到北平有名的蓝天了。我便写了几封信给朋友，都说我很愉快、很乐观，的确，那时节在武汉住过的人都会感觉到，人们从战争初期的茫然里走出来了，虽然仅仅七个月，人们却看得清清楚楚，那最后的希望鼓励着大家，大家都浮在热潮里。可是这晴天，并不会被人像往常一样喜爱，前楼的老板娘说怕一定会有警报，早把包袱收拾好了；以致街上人都不多，整座楼也寂静了许多。忽然我的门上“嘟嘟”响了两下，我去拉开门闩，原来是前楼白发苍苍的残废老太婆，来请我把他儿子寄来的一封信念给她听，我看了那下面的信：

　　“母亲大人膝下：儿厂内日来已经停工，儿无饭吃，也不愿回家累你，还想这抗日时期，儿年轻力壮，应当为国效劳，儿决去信阳参加队伍，请大人不必惦念，同行有厂内同伴三人。家里生活还请阿福哥多多维持，儿不知何时回来，请勿流泪，万安。”

　　当我读到如上的几句话，那么坦白而又真挚的话，我望了望那残废的老太婆，我踌躇了。

　　我原从裁缝店的学徒李阿三处知道，她是一个被男人遗弃了的妇人，只有一个儿子，在厂内做工，刚刚十八岁。我不知道应不应该把这消息如实告诉她，那岂不等于告诉她：你唯一的希望已经断绝了吗？但我又不能隐瞒这十八岁的孩子对他信上所谓的阿福哥的委托。在这样踌躇的一瞬，心下充满两种感情，我好像由这件小事上，看到这个大时代的小小的缩影。这是悲壮的鼓舞，而随后一种悲哀却淹没一切，我望着这生与死的悲剧里的人物……最后我走到窗前，我不让她看见我的眼睛，我骗了她，我说：“这是他写给阿福哥的信，你把信送给他去吧！”然后我听见她道谢、她笑、她走出去、她悄悄下楼的声音。……

　　正在此时，突如其来的，警报响了。那声音带着震撼人心魄的力量，像从天空里落下来一般狂叫起来。跟着这响声，我听到街上立刻人声沸腾了。我不自觉地心情有点激动起来，奔到前楼窗前往下看，满街是人——喊着、叫着、驮着包袱箱子、小孩子哭着，他们都是往法租界江边上奔跑，脸都惨白。悲凄的愁云，跟随警报声响马上笼罩这里的市街，一切陷于慌乱、恐怖。我不想动，更不愿挤在人丛中跑，只是一股愤恨的火在燃烧，便低下头，走回小屋，想冷静，坐下来，只是吸着香烟。谁料到在此刻，从楼下后门外，听见有尖细的声音在喊叫我：“吴先生！吴先生！”我推开窗望，原来是杜兰，我便话也没讲，匆匆点了一下头，飞也似的奔下楼梯去开门，头一句就是：

　　“怎么这个时候在外边跑？”

　　“我在街上玩，听见警报，想起你在这地方住，就跑来。”

　　她还讥笑似的告诉我：“你看，他们简直是疯子一样地跑呵！”

　　我无可奈何地望着她，心下想：你这不知道痛苦的灵魂，你好似不知道这警报声所含的死亡的威胁，你一点也不畏惧。……

　　上了楼，她坐在靠窗的椅子上，两眼一直盯视着天空，好像等待那飞鸟一样的敌机到来，好仔细地看够，这时我又是喜爱，又是怜惜，我记起去年秋天在南京的一次大轰炸，我在国府路所看到的情形，那房屋整排的变为瓦砾堆，许多块血肉贴在未倒塌的墙壁上，女人的长头发一绺绺挂在电线上，我在那散满黄色硫黄的地面，看见一只十岁的孩子的腿，血糊糊的……这时我拿眼去看杜兰，她也正转过面孔来望我，她立刻问：

　　“你在想什么？”

　　我一时给她问得答不出，眼睛却有点潮湿。她跳开来，拿着我的两手，也露出要哭的模样。我赶紧笑了，顺嘴把刚刚警报前那残废老太婆的故事告诉了她。最后我说：“她现在也许知道了，她一定很痛心，失去儿子的人总是难过的！”

　　杜兰突然问：“你有妈妈吗？”

　　我见她颜色变了，我才发现我说这诳话，倒不如把我所想的告给她好些。我半晌说不出话来。她却说：

　　“你知道吗，我听学校里的张先生告诉我，她顶喜欢我，她说现在时局不同了，许多年前从武汉逃亡的人，现在又有人回来了，她说：我的爹爹和妈妈，有一天会来拍我们的门，说：‘杜兰，我回来了！’”

　　“你不喜欢现在养你的老妈妈？”

　　“不，——她只让我像她一样活，我不，我早晚要像我爹爹妈妈一样活。”

　　我像在打开了一扇小小的心灵的窗子，看见里面热情的火焰，我不响，我望着她的眼睛，那眼睛发着倔强的光芒。

　　“我听说我妈妈是山东烟台人，个子高高的，很美，我长得那样高时，就和她一样做事了。”

　　我不愿让这个小小心灵上所受的损害，再多温习一次，我愿意让她暂时忘记，便想用话岔开她：“杜兰，一个人长大了，不能尽想妈妈的，你看，我就不想。”但是不知怎样，一种感情的激动，使我很快地忘了我原来的心愿，我忽然对这还太小的人说了很多我不应当说的话。我告诉她，当我不得已逃出家来的前夜，母亲怎样流着泪说：“孩子，也许今生看不见了。”我说现在那里已为日本人占领了，说不定母亲已经死亡，家也许被拆毁，连树也烧光，小孩子腰斩在血泊里了。我始终有回去的心，这仇恨是总要报偿的，不过那时恐怕连灰烬也看不见一片了。何况想到这些，那仇恨的心，是多么深刻地在激动呵。不过我一次也没说过，今天却在这纯洁的灵魂面前尽情地泄露了。说了，我立刻就后悔了，我想：“像这样年龄的孩子，应是在黄金的日子里，为什么过早打破她的幸福，让她知道的尽是人间的丑恶呵……”这一代的孩子，的确是处在一个最艰辛的时代呵！应该坐在学校教室里的时候，炸弹却告诉她们毁灭与死亡了。……因为在沉思，我一声不响，这使她焦急起来，她摇撼醒我，我摸抚着她软软的头发，我勉强笑着问她：

　　“你在学校干什么？”

　　“我参加宣传队、募捐队，……勃生叫我参加的。……”

　　她提到勃生，眼光就亮了一下。这给我一点启示，我就问她：“杜兰，除爹爹妈妈你还喜欢谁？”

　　“勃生。”她**地一点也用不着掩饰地这样喊出来。

　　在这中间，街上楼上楼下，一直是沉寂的，我们倒把空袭这回事忘了。突然，解除警报以和缓的声调吼叫起来的时候，电线上原来站着的一只鸟雀一惊地飞跑了。就是我和杜兰也吃了一惊，赶紧又互相望着笑起来，感到了无限的平安已经回来了。我知道警报一解除，那残废老太婆就会回来了。不只我自己，我更不愿让杜兰看到那太多的悲惨的事情，便对杜兰说：“我饿了，我们去吃点东西？”便一起走出门，折出弄堂，到大街上来。下午的太阳，斜斜照着电线杆和商店的额匾。每个人都露出笑脸，好像大难已经过去了。人们又回复到日常的平宁安静了。吃了点东西，送她到码头上轮渡。我朝回走，忽然怕起那阴渗渗的小楼上的一间木板笼子。我不甘心回去，就一直跑到李青这儿来。

　　四

　　李青刚从报馆回来，疲乏地躺在他的床上吸烟，他住的是一家前楼，很宽敞，正面有六扇玻璃窗。最惹人注目的，是摆在桌上的一个玻璃镜架，里面是一个女人的头像，她也是我们的同学，和李青恋爱过。李青在那一年的一个夜晚，被宪兵从公寓里捕走之后，就没有了消息，她也在去年因为肺病，死在香山了。李青还保留着这张照片。现在还时常引起我们共同的思念，引起我们很多的回忆。现在，李青见我进来，告诉我说，今天敌人轰炸了长沙，我没有告诉他我没躲避，那他会责备我。我只默然地坐在他对面一只椅上，望着他。他的脸仍然是红的，下巴尖尖的，眉很浓，他从前脾气是暴躁的，——中学时候，一次闹风潮，他留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可是现在他那样懂得爱惜生命了；他劝我搬到武昌去，他相信敌人轰炸汉口是可能的。不止一次了，我每次看着他那苍老的面容，听他那平稳的语调，都不免心上有点戚然。今天，他却有些兴奋，面孔红得可爱，眼珠上闪着灵活的光芒，不住地说着往事，虽然也时常微微摇头。他却告诉我这几年在××陆军监狱里的事，还告诉了我一段悲惨的故事：

　　“我1933年春天由北平解到了××，开始我那自由惯了的心，是十分不甘，常常充满许多幻想，那是怎么一回事，你会明白的！”

　　李青用眼睛盯视自己那长期套过脚镣的腿腕，并不看我。

　　“后来，才慢慢转入那种潜伏式的生活，在那里面有一个难友叫鲁秀夫，山东人，三十几岁快四十岁的人了。我进去，他正患伤寒病，差点死掉，要是死掉也好了！最让我记得的，是他那双炯炯有光的大眼睛，他也是政治犯，据说是在上海被捕的。他平常沉默，他却尽量帮助旁的同志，那时，他，脸瘦得像刀条一样，还那样苍白，……但是每次有事情，他总站在前面，……事情是在两年之后发生的，因为他和几个新进来的犯人接近，他们是毫无经验的人，他们狠狠闹了一场，看守搜查出火柴来，在监狱里那是绝大危禁物，立刻三个新犯人被判死刑。当鲁秀夫听到这事的时候，他心里是那样难过，他皱着眉，……

　　“到第三天，三个死刑犯中的一个软弱下来，因为供出鼓动他们的人，对监狱方面说来更重要的，他们用毒打和**，软化了那一个。

　　“鲁秀夫在这三天内，把他的一些书籍交给我，他还凄凉地笑着说，在外面有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等他，这孩子将成孤儿，这女人将成**，当外面叫到他的时候，他毫不迟疑，一跃起来，便出去，我听见他唱着歌，……”

　　李青的眼睛发亮了，他狠狠吸香烟，嘴唇有点发抖。

　　“后来，由外面传进消息来，有一个女人哭得昏过去，隔了两年，还有人想起鲁秀夫。后来又听说他没被打死，逃走了。”

　　这时，我为这传奇似的故事所吸引，但我下意识地很希望最后的消息是事实。我又转念到那抱着孤儿的**坚强而又孤寂的身影。李青半天都不响，他的眼睛却好像在告诉我：“人是这样容易就死了的！”我望着窗外，天完全黑了，高处楼上的电灯亮了，大概是顶楼上吧，一只雄猫正在“噢——噢”地叫着。李青忽然开了灯，一面穿大衣，一面指给我放在桌面上厚厚的一叠书，我过去一看是《译文》，已经尘土封满。我很想看一看，便随手抽了三四册，用报纸包好，挟了，一齐下楼去吃饭了。李青永远是迈着平整的步子，走在我前面，瘦瘦的肩膀微微向左倾斜着。路灯把我的影子投到地下，我看见我头发蓬乱的影子，才想起今天出来时连帽子也忘记戴。

　　五

　　现在我想简单地追忆一下：总之，杜兰常常跑到我这里来玩，而且在那小木房子里和李青也认识了。并且由李青介绍参加了一个青年界救亡协会工作。她干得非常起劲，时常往来武昌、汉口，而且也成了我和武昌一些朋友中间的联络人了。她不但活泼健壮，我发现她还非常勇敢。她身上的红绒袍，好久就不见了，换了一件蓝阴丹士林布的窄褂，脸比以前发红，稍稍瘦了一点，两眼便更神采奕奕的了……李青很欢喜她，常叫她做这样，叫她做那样，她都相信地去做了。我时常陪她到交通路书店里去跑跑，买些文艺书、杂志给她看。

　　有一天，从早晨起便风雪交加。我因为想到战地去，赶忙在交涉关系，跑了一上午。很冷，两只鞋上踏的雪都结成了冰，我回来，看见杜兰一个人寂寞地坐在木椅上，我的屋里是从来就没预备火炉的，我一想来，就觉到阴暗、潮湿和煤烟气。等一会，李青来找我吃饭，我便提议吃过饭一道到维多利亚去看电影。我的习惯是在电影开场之前，总欢喜翻翻报或带本书看，临行便从抽斗里拿了一册《译文》塞在口袋里。三个人都很高兴，因为他俩忙着工作，很久没有玩一次了。但这里，我得把我早就在担忧的事提出来，那就是李青对杜兰已发生了一种近似爱的情感。眼睛是比嘴唇不会瞒人的，它时常把人还没想出来的事，过早就泄露了。因为近来，从李青眼睛里看出一种光彩，如同孩子们在春天太阳地里歌唱时眼里的光彩。我是无论如何不同意这事情的，因为杜兰才十五岁，我们应该鼓励她勇敢地走上一条人生的道路，却不应该太早地就让她又进了爱情的苦闷的门。我便处处小心注意这事。当然在杜兰一切是单纯和无知的啊。吃过饭顺了法租界江边的一排法国梧桐下走着的时候，杜兰小妹妹一样走在中间，把两手一面套在我的臂弯里，一面套在李青的臂弯里，我想到这些，一直沉默着。

　　李青问：“老婆婆还吵你没有？”

　　“怎样没有，昨天还哭呢，说鸟儿长大了，就要飞呢，说出了岔，她对不起我的爹爹妈妈。”

　　“你呢？”

　　“我不言语，到出来的时候，还是出来，她们也没法，只说早些回来。”

　　“那你跟她说……你们是将要死的一代了，不要管我们这新的一代人。”

　　突然一阵反感，从我心底一直冲上来，让我的心紧紧地跳动，每当这时我便失去了理智，我的眉毛会皱起，声音变了调子，我猝然截断李青的话：“我觉得不对……那年老的夫妇是没有什么不对的，杜兰不必过早在感情上给以打击，要知道革命的人，不是不近情理的，而且是要有最深的同**类痛苦的感情，假设矛盾到最尖锐的，那又是另外的问题了，李青！我觉得你近来又恢复了七年以前的样子了，……”

　　最后一句太露骨的话，使李青难过了，他便去吹着口哨不响了，我知道他心里一定翻起很多的心思。

　　到了维多利亚，离开映还有二十几分钟，我们都不响，——杜兰悄悄把我口袋中的《译文》抽去，翻着看，忽然她头一昂，头发一甩，半嗔半笑地说：

　　“谁让你把我的名字写在这里，你看！”

　　我一震，去看，果然在一页书的行间——很刚健的笔迹写着“杜兰，胭脂山某某号”一行字，那绝不是我写的字，我很快地瞟了李青一眼。

　　李青如同受了一下很大的打击，而要昏倒下去，脸上立刻一点血色都没有了，嘴唇抖了几下，没说出话来。我马上用眼色制止他，我轻淡地掩遮过去：“杜兰——是那一次看你回来，怕忘记，写在这里的，怕什么？”她也就不再追问了。但我对李青起了十分的不解，为什么在我那小木屋子里和杜兰相识之前，他就会在这里写得这样详细，他早就知道她，又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这场电影，我和李青都那样沉默，而且未终场便出来。李青说到报馆去一下。我陪杜兰过江，送到家门口就折回来了。唤醒了裁缝铺的学徒李阿三才能够上楼。

　　夜是这样深了。我心上说不出来的那样烦乱、不安。刚刚把钱给李阿三，叫他设法去冲一壶开水来，我便屋门也不关，两扇窗也大大地推开。雪是停止了，天还阴沉沉的，我很希望风吹进再吹出，好把屋中的阴暗潮湿吹走一些，让我太热了的心，也为这夜里的寒冷冲淡起来，我便站在屋中央的地板上，燃起一支香烟。楼下弄堂里的铁栅已经关了，一幢幢的楼房只是一些矗立的黑影，只一两扇窗上，还投出温暖的橙黄色柔光，照着那冷静的铺砖的矮屋顶和甬道上。恰在我心情稍舒适了一点的时候，突如其来，一种声音突然刺激了我，几乎每根头发都竖立起来，一阵寒冷循环了周身，我一转身站在门口仔细听——是极细的女人的哭声，我更进一步分辨，才听出是发自那前楼的一半房间里，声音是幽幽的，含着无限的绝望和酸楚。一会楼梯响了，我看见李阿三走上来，我接了茶壶，把一支香烟递给他，悄悄指着前楼问：

　　“怎么样了？”

　　“她的**子没有了，那天带了信去找阿福哥，阿福哥是一个摆摊卖橘子的，把这事告诉她，从那天回来，她就常常哭，……其实，这抗战时候，年轻人有饭吃的还好，没饭吃的关在家里干什么，我就想有一天，只要日本鬼子打来武汉，我就干不下去啦。”我一面听，一面望着这秃头、黑脸、大嘴巴的孩子，很久说不出一句话，只想去握一下他的手，他那砍木柴震裂过的、热熨斗烫过的、沾满鱼腥布满污迹的手……

　　他走后我更不能平静，便靠在窗台上，一会，听见弄堂的门房在叽哩咕噜着，一会钥匙在叮叮——叮叮响，铁栅门打开了。

　　我想这一定是那些上大舞台看夜戏或是在朋友家搓麻将的人们回来了。果然，一阵皮鞋声，两个人的黑影转过来，那人的呢帽戴得低低的，肩膀耸着，一走近，好像瞧见我窗上的灯光很惊讶，立刻停在我的后门外，仰起头叫我的名字，我一听原来是李青，就自己轻轻走下去，把后门打开引进他来。“冷极了——还好，还有一壶热茶。”

　　李青带着极浓的酒气，站在桌前，一连喝了三玻璃杯的热茶，然后叮着了我：

　　“今天，让我把一切过去的都想起来了，我现在不能这样拖，决定到北战场去。”

　　我看出他眼里那戚然的光芒，有些暗红色。脸是灰条条的，他一只手抚着左胸，我知道他是有胃疼病的，可是他说的这几句话，使我非常惊讶，如何决定得如此之迅速？而且事先又未与我说起，况且他是知道我原是想跑到战地去的，……我很烦恼，我示意叫他坐下，他坐在椅上说：“我告诉你，我确实爱上了杜兰这孩子，你会责备我，说她年纪还小，但那并不是理由，机械地以年龄判断爱与不爱，在我是不可行的，我是从死里逃出来的人，我是不愿轻易付出我的爱情，那是我的生命，……但一旦付出了，那我便拼命地爱，热烈地爱。这几个月在武汉从没想到过会看见这样一个女孩子，她却突然闯进我的生活中间来，这不是一个平常的女孩子，我最爱她的一点，是她那男孩子一样的勇敢，纯洁，热情，你看她那鹰一样的眼睛就懂得了，总之，她有一种春天一样的生命力在鼓舞我，我便渐渐成为一个毫无戒备的人了。你说得对，我又恢复了七年以前的样子了。可是就这样，我便付出了我的感情，我又年轻起来……”

　　我摇着他的头，因为刚刚呢帽从额上滚到地板角落去了，他突然把头伏在胳膊上了。

　　“我不责备你……那，你爱吧！”

　　“不，”他急急摇着头，突然脸白了，“你以为我在《译文》上写了她的名字吗？”

　　“就是写了，有什么，……”

　　“可是……那就是那个被枪毙了的鲁秀夫写在那里的！”

　　这倒使我口呆目瞪，半晌望着他，连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一瞬间，我忽然感觉到脑筋里的一段悲惨的戏剧，杜兰是里面的主角，但这戏剧已结束了，现在可以说是另一个开始……此刻一阵冷风，把两扇玻璃窗自动合上，我看见那黑玻璃上照着我的脸是如此失色了。李青抑制着悲哀说下去：“这使我想起他，想起他那个漂泊的**女人，她这些年不敢到武汉来，怕带灾难给她女儿，鲁秀夫也从来不曾对我说过，而临刑前暗暗写在书上给我，……现在她们不知道，女儿却长大了，她的鹰眼跟爸爸是一样的，……我多么替鲁秀夫高兴，……”

　　“那你为什么难过？”

　　“我难过的是……我想起一切，我已经不年轻了，像折过一次羽翼的鸟，应该狠狠飞一下，我得飞一下。”

　　电灯，突然就熄灭了，我从抽斗里找出洋蜡点起。这一瞬间之后，李青是渐渐恢复理智了，可是他又是那样一个红脸、浓眉，眼睛露出苍老的光来，下巴似乎更尖地抵在衣领上的人了。当人兴奋过之后，总是显得那么疲乏松弛。而他这些天，眼睛里——那种光彩也就从这一瞬间消失了。他原有的激动的感情，只要他一说出口，他便开始平静下来，如同火旺盛到极点就慢慢冷下来一样。这时我内心想着，人的感情与理智的时常冲突，……马上，我又从李青身上感到一种默默的可爱可敬的地方，他究竟是和以前不同了，他能努力控制自己，他有他的一番事情要做，当整个土地上的人，整个武汉，连白发苍苍的老太婆的儿子、学徒李阿三都要站起来的时候，李青更倔强地挺立不是应该的吗？战争现在是拉长了，我们要生存下去，不是住在这小木板钉的屋里，等候第一次或第二次投到市区来的炸弹。空洞的愤怒是无济于事的了，需要的是行动。

　　两人相约暂时不把这秘密告诉给杜兰，我就送他下来，从前面裁缝铺的门出去。

　　我回来，蜡烛给风摇着，蜡油流到桌面上，像眼泪。我还听见从前楼送来细声的哭泣……

　　六

　　杜兰生了病，好多天没过长江来了，她给我来信显露出这十五岁的孩子早熟心境的抑郁，她说：“假如不相信学校里张先生的话，盼望和爸爸妈妈在这里能够见面，我早就想离开武汉，”她说她在这里住得厌倦了，“人家都在战场上跑着，我为什么不能呢，许多要好的同学都加入战时妇女服务队了，……”我拿了这信纸很久凝视着。我忽然记起很久以前，勃生给我的那封信上末尾所说的话：“她在命运上是属于我们一道的，”现在，李青要到北战场上去了，我也准备到战地去，那么，也让她就早些吧，开始走上颠沛流离的道路吧。

　　现在战争的火已燃起，要烧到什么时候，谁知道呢？但是长期的，长期的这谁也不会怀疑，而且成为无上的信心，是风是雨，就让孩子们在这风雨里奔走长大吧。此时，从弄堂里飘来无数小孩子稚弱的唱歌的声音：

　　……你听马达悲壮地歌唱着向前，

　　它载负着青年的航空队员，

　　它载负着青年的航空队员……

　　我在盘算：假设我把那事实告诉她，那么杜兰会不再等候什么，而离开这里了，总之，我愿意她在我离开之前先走。

　　天气很快地暖起来了，武汉上空已展开了好几次激烈的空战。一次警报解除之后，我便到胭脂山去看杜兰，我顺便把她不必再等待她父母的事告诉她。因为我想假如他们可能，一定会早来找她了，何况那个人是生是死谁能猜测呢。杜兰说她是早就想走了，要我替她找关系，……她自己要得到家庭的允许，她说她不愿太伤那一对老人的心，说着她突然低下头。我知道她有些难过了，虽然平常她是那样发怒不满，但一个小小的心灵里的感情有多么深，谁又能懂得呢？我又劝她，鼓动她，她才抬起亮晶晶两只眼睛笑了。然后就是永远有的美丽的幻想，平常，她也时常为这种种美丽的幻想所支持，她爱听一切流浪、冒险、饥饿的故事，她也希望自己到那样的幻想里面去。现在她说她要走，一定会穿起草黄色的军衣，她要把头发剪短，她早晚还要弄一支小手枪来……惹得我也对她笑起来。

　　经过我和李青大约一个星期的接洽，杜兰得以参加一个就要出发的妇女救护队，我写信通知了她。

　　次日，朦朦胧胧的罩了雾的清早，她来了，叫醒我，我首先就担心地问讯：

　　“怎么样？”

　　“总算说通了，……我闹了两天，她们怕起来，只是说让我再回来，我也答应了，只要现在肯放我。”

　　我起来，暗暗看她，她的脸庞是微黄的，眼圈有些肿，嘴唇微微闭着。——她就要跨过一道门限了，她要走她的路了。

　　在这些天里，武汉变得沸腾起来。虽然，从敌人扬言要轰炸市区以来，大批大批的人早离开了武汉，一直在疏散人口，长江码头上，行李箱子堆得山丘一样，人们都在露宿，船，每一次载得满满的向长江上游驶了去。宾阳门车站上，也是拥挤得水泄不通。这一阵纷乱之后好像又安定下来。虽然法租界的一间小房也几百元房租，靠租界的边沿通路上都安上栅栏、铁丝网，警报一响便关闭起来。从市区里，人们拥到这铁丝网边哭着，叫喊着，终归渐渐安定下来了。炸弹常常落着，爆炸着，人在死亡着，血溅到房窗上，树梢上，人们对死亡的恐怖在减低了。会到处开，夜间游行着火炬的行列，他们从瓦砾堆上走过去；到战地去的团体、组织或者个人增多起来。就在一个暮春的早晨，太阳还未出来，但天是蓝的，没有云也没有雾，人心上都想着这是可能被轰炸的一天，便忙碌起来了，我洗洗脸就到宾阳门去，还顺路约了李青，因为这天杜兰她们的救护队到长沙去。到了车站上，我们一前一后，刚刚拐过那堆积了许多麻包的月台口，就瞧见了杜兰。

　　杜兰扬着两只手跑过来，把两只手分给我们两人握着，她只管笑着。

　　我看看她——果然是一身草黄色的军衣，军帽正正地扣在头上，头发是和男孩子一样的短，不露在帽子外面；她兴奋地望着我，又望着李青，说不出话。

　　还是李青勉强装笑，实际很黯然的：“你很高兴吧，……我们都要走了，……”

　　她倒很愉快地说：“你们收到我从长沙写来的一封信再走，一定，答应我吧！”

　　我点着头，李青忽然抛开我们走出站台去了，我便陪了杜兰顺着月台边踱着。许多和她一样的女孩子走过来，走过去，和她招着手，笑着，叫她做“小妹妹”。她告诉我：“她们都很高兴我，我是队里顶小的一个。”这时，那些给初升的太阳的红光照亮的铁轨上，有的地方，停着空车皮，有一辆车头在拉着汽笛，吐着白烟，来去地走着，一会又不见了，只剩下远远一团团棉絮似的白烟。

　　她望着蓝天的远处。忽然转回头：“给勃生通信，把我的事情告诉他，他会高兴吧！”

　　“他一定会。”

　　“那……你会见他，知道他在那里，把这寄给他，交给他都好。”她从上面小口袋里掏出一只小小的粉红色信封，自己动手放在我口袋里。

　　当她忽然鸟一般抛开我的手，奔开，我才注意到那对老年的夫妇，摇着白发苍苍的头，颤巍巍的，在车站门口出现了。杜兰一跑过去，就两臂一张扑到老太婆的怀里了，我走过去。李青抱着他买的两匣食品也回来了。这五个人围成一个小小的密集圈子，谁也不能出声，只听见她俩呜呜的哭声，老太婆一面哭，一面用那干枯的手，抚着杜兰黑黑的头发，杜兰只是耸着两只肩膀，抽搐地哭着。……我心里很难过，望着她们。另外的老年人也偷偷侧过身，用手帕往眼镜底下擦着。结果还是李青颤抖着声音说：“不要伤心吧，老太太！杜兰一定常常来信，时局要真平复下来，也会回来的，在外面跑跑倒好，住在武汉天天不也是轰炸，还不一样担心吗？”

　　杜兰第一次当着我面前流泪，很害羞，半晌低着脖颈，拨弄着衣角。

　　老太婆却尽自说杜兰的性子怎样像她的妈妈，说怎样做就怎样做，……杜兰突然哭了出来，说：

　　“也许我会寻到他们。”

　　月台上，人更拥挤了，列车开进了站，上车的就往上拥，这一阵混乱，约延长了三十分钟，我们也挤在那激流里面，帮助杜兰和她的同伴去占位置，把行李、箱子，从车窗上塞进去。杜兰有一只行李卷，一只提箱，一只黑布袋，一只暖水壶，她在靠窗一面，和她同伴把大衣铺在车椅上，她才跳下车来。车厢下，一个工人，在检查机械，不时用一根铁棒敲得“叮叮”响，车轮边什么地方的汽缸在放着气，“咝咝”的，那白色的气像雾一样，从下面拥上来，慢慢地遮着月台边沿上站着的人们。有几辆兵车挂在后面，许多戴了绿色钢盔，背着枪的人往那面跑，我看见一个人在嘶喊着，脸涨得通红的，一会，前面火车头的汽笛长声地叫起来，这使我们每人都震惊了一下，杜兰机灵地转过身去，但忽然又迅速地转回来，慌张地拉了老太婆的两手，……又一转身，跑上车门去。一会，她出现在那车窗中间了，她的眼满含着热泪，但是泪珠挂在眼边边上，嘴唇却因为微笑而颤动着，——立刻，汽笛又响，又响，一阵铁的撞冲声，由前面很快地一节接一节地响起来，车开动了。我向杜兰挥了挥手，直到车驶出很远，我才看到她的上半身从车窗中缩回去。我走回家去。但还没有开门，当我还站在楼梯口的时候，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唱难听的歌似的呀呀叫起来，我赶紧让路，谁知下来的正是前楼的那个老太婆，白头发乱得跟鸟巢似的，脸已使我辨认不出来，因为遮盖了许多乱发，我只见她很吃力地瞪起一只灰色的眼睛，我去看另只，却已经瞎了。她的衣服显得特别肮脏和褴褛，拐着两只脚，还是一只竹篮挂在那残废了的手臂上。见到我突然狠狠弄得楼梯紧响，一转眼跌撞撞奔出裁缝店的门口。我好久不见她了，也没听到她哭，只是早晨她不再提着竹篮出去了，已改为下午，因为下午阿福哥在江汉路摆水果摊子。我走上楼，遂听见老板在下面叽咕：“我们也要关门了，我说还是撵走她吧，这样出出进进算什么呢，我是不爱看的……”回答他的，只有那缝纫机忽缓忽急的嗒嗒的响声。

　　七

　　一个星期后，落着细雨的一天，我送李青到大智门登平汉路车，回来感到那样寂寞。我也在结束一切事情，准备不久就到北方去。只有两件事情，使我临行之前，受到了不安与烦扰：一件是打听勃生的去向，想把杜兰的信寄给他去；一件是等候杜兰来一点消息，这两件事还无一点着落。当我知道前几天敌人轰炸长沙的时候，我是那样不安。我一闭眼，就看见杜兰临别招着手含泪含笑的影子，而她却是立在红红的血泊里面。等冷静下来想想，又相信在这战争时代什么都在迅速变化着的，她们的救护队，也许临时又开拔往更远的地方去了。我还是等了很久，一直到徐州吃紧的时候，使我不得不赶快北行了。

　　临行前一天，我把一只箱子带到武昌一个邮政局做事的朋友那里去存放。然后，买了一只旅行用的皮包和零碎东西回来。

　　小木屋已经是空洞洞的了。租家具的商店，今天就派人来把几件桌椅搬走了，经我再三交涉，只留下一张床、一只小茶几和一个凳子，做我最后留用。我把东西丢在床上，准备休息片刻，忽然门板上传来两下轻稳的叩门声音，我懒懒地答应了一声：“请进来。”

　　门一推开，出现在门框中的，是一个约四十岁的陌生人，中等的身材，衣服有些灰旧，容颜也有些衰老，但是那样兀立在那里，他环顾我的空房间，也开始注意我，他低声地问：

　　“你是吴先生吗？”

　　我点点头，把凳子指给他，他很局促，只管用一块手帕擦脸，我才看到那长满黑须的脸上，有一双发亮的眼睛，他摇摇头，很客气，不想坐下，我很想快些知道点什么。

　　“我来打扰了你吧！我是来向你打听一个人就走。”

　　“谁？”

　　“一个小孩子叫杜兰。”

　　我惊讶了，我急切地问：“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呢？”

　　“她家那个老妈妈，你见过吧，是她告诉我来问吴先生，她说你一定知道她的通信处……”他马上又用修正的语气并且先笑了笑：“我是受人委托。”

　　“那你知道鲁……”

　　“是啊，那是我的小同乡，”他忽然又赶快改换了修正的口气，“他夫人托我顺便看看。”

　　我极想诚实地告诉他，我还没有收到她的信，不过我说请转告她母亲，杜兰是会好好生活的，不是弱怯的孩子了，她的团体也是可靠的，请她放心。……

　　这个高大的人只是答应着，然后告了别，昂然地转身出去了。

　　楼梯响声一消没，我忽然被电击了一下似的，感到了一阵突如其来的闪亮，我牢牢记起刚才那个山东人亮极了，鹰一样的闪烁的双眼时候，我赶紧风一样呼地拉开门就奔下楼梯，挤开裁缝店里几个顾客，跑出门口。可是站在门口石灰台阶上，我迟疑了，我往哪一个方向去追呢？我望望左边，再望望右边，都是闹攘攘在动着的人。只不见了那高大的粗粗的背影。稍一迟疑之后，我想右面是通往大街的路，便下意识地决定了，朝这一面匆匆走去，我一直走到街头上，那儿是一个交叉了好几条路的路口，汽车在叫着，警察很忙碌，太阳红红地照在前面一家银行发亮的乳黄色瓷砖的墙壁上。我又迟疑了，可是我不能再追了，因为警报那样吓人地“呜呜呜”地狂叫起来了。

　　尾声

　　四年后的春季里，远远的北方的冰冻河流开始溶解了。山地里，这时候，虽然时常风沙蔽天，但早晨的阳光，照着抽芽的柳条，已经是一串串的绿色。到山谷里去驮炭的人们，带回来一束一束的杏花。由土壤里复苏了野草和艾蒿。再过一个月，河边上的打碗花就将要放开血红色的花朵了。我在这里，认识了杜兰的妈妈，她带着五岁的男孩子，在一处保育院里做着工作。我时常去看她，我很喜欢那小孩子，他是那样像他自己没有会过面的姐姐，椭圆的脸永远红扑扑的，经常带着满脸憨笑，很活泼，和你玩或者说话时，总是用两只乌溜溜的发亮的眼珠望着你。……

　　我知道李青在山东做地方工作，很好。关于杜兰，知道得不多。倒是在重庆的勃生来信告诉我一些，因此我知道她三年来，一直在做着救护工作，很努力，很热情，现在已做了一个善良的医生的助手了；可是她同时也遭受着种种迫害，被人追踪、监视，——黑暗总想扑灭她，而她呢，我知道，她坚毅地走着父母的道路。我把这消息告诉给杜兰的母亲，她喜欢得流下眼泪来，说做梦也想不到，她还好好地活在人间，而且勇敢地为人生而服务了。她说她希望有一天能看到杜兰，她将给杜兰过几年有母亲照顾的温暖生活。

　　不久，勃生乘卡车由南方来了，我很快地看到他，我们散步在河边上，他告诉我：

　　去年，敌人沿江向上游的一次进攻中，她由重庆跟随一个医疗队出发，星夜赶到了阵地，在战争最紧张的时候，她病了，不得已送回了重庆。但这使杜兰非常难过，她病好了，很久不讲话，时常一个人自语着：“为什么在那最紧张的时候，退下来呢……”身体还没复原又到医院去工作，天天穿着白衣服在病床间走来走去奔忙着。我想象得出，杜兰一定高了，她不是十五岁而是十八岁了，她已经是一个丰满的年轻人了。我相信杜兰是能够认真工作的，我一想就仿佛看到她，她挺着胸脯的身影，在那圣洁的面孔上，那种严肃、热心的神情，简直像早晨的阳光一样美丽。可是一次，她治疗一个病人，状况忽然恶化起来，而且是黑夜，值班的医生又出去了，她紧张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又病了。勃生说：“要不是病，她这次也许就来了，她那样想念北方，她说北方是她亲人生长的地方！”我们站在小河边，春天的河水流得那样平稳，我很久很久望着河的彼岸，彼岸绿色的平野上，正开放着许多自然生长的花朵，是那么新鲜而富有生命力的花朵，是那么美丽而芬芳的花朵，都朝向着太阳光闪着红的、金黄的、蓝的种种色色灿烂的花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