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课铃终于响了。

　　我不由得轻轻舒了一口气。我望望周围的同学们，看出他们也是。

　　我甚至不知道他究竟读的是安徒生的哪一篇童话。暗想那大概是安徒生全部童话中最长的一篇。大概也是最不吸引人的一篇。他所读的最后的一段话久久在我耳畔回响——“她在屋顶上等待了一整天。她现在还在那儿等待着哩！而他呢，他在这个茫茫的世界里跑来跑去讲儿童故事；不过这些故事再也不像他讲的那个‘柴火的故事’一样有趣……”

　　他合上书本说：“完了。”

　　大家都默默从课桌里拉出书包。有的已不知何时将书包背在身上。

　　“咦，你们为什么一点儿反应也没有啊？”

　　“……”

　　“难道你们连这个故事也不喜欢听？”

　　“……”

　　“或者是我读得不好？”

　　“……”

　　“我不应该读，而应该自己预先背下来，再用自己的话讲给你们听？……”

　　“……”

　　他怔愣了。我们使他那么惊讶那么骇异。

　　“老师，下课铃已经打过了。”

　　“唔，我听到了。听到了……那么，放学吧！……”

　　于是同学们一个个悄没声儿地经过他身旁，一个个绷着一脸的严肃离开了教室，比参加一次特别审判的**官们离开法庭时还严肃。

　　“刘丽芳……”他轻声叫住了班长。她不得不站住。她已从他身旁走过了。她迟疑地扭回头，似乎有几分不情愿地站住了。如果不是他，而是李老师，以这个刘丽芳一贯的性格，会立刻走到老师身边，不待老师开口，便礼貌地问：“老师，什么事？”有时，甚至会显出神秘的样子。即使老师单独留下她，没有什么只能向她一个人了解，只能和她一个人商量，只能信任她一个人，吩咐她一个人去做的事，她也要故意显出受宠若惊的贴身心腹的神秘的样子，借以炫耀自己在班主任老师心目中的特殊位置。而那一天她却矜持地紧抿着嘴唇不开口，只是默默地期待着，显出的倒是一种很不情愿的很不得已的样子。

　　“你留下一会儿，我有话和你谈。”

　　“老师，我……天都黑了，我一个回家害怕……”

　　“我不会和你谈很久。我送你回家。”

　　“我……我今天……头疼……”她的目光躲躲闪闪，不知该往哪儿瞧。

　　我们的老师，他此刻终于觉察到了什么。他看着那些没离开教室的同学，以为班长之所以找借口，是因为这些同学之中谁平时对她的猜忌。

　　“好吧，那么今天算了。你也回去吧！……”

　　我因等待慢腾腾的王小松，一直站在教室门外。我俩一块儿离开时，见老师孤孤零零地还一动不动地站在讲课桌旁，心事重重、若有所思。他怎么能想到我们这些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全都变得使他感到莫名其妙、古古怪怪、不可捉摸、无法理解的真正原因呢？

　　“你说他……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路上，王小松冷不丁地从口中冒出这么一句话。

　　“谁呀？”我明知故问。他的话使我觉得，纠缠在他脑里的想法，比纠缠在我头里那些想法，要复杂得多也要严肃得多。他爸爸是一个区的区委书记。尽管他学习一般，但在分析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们所可能碰到的一切问题方面，是我们全班同学公认的一位小区委书记式的人物。许多时候班长刘丽芳和他相比，都要自愧弗如。连我们的李老师都曾当着不少同学的面用“太成熟了”这样的话评价过他。李老师不曾用这样的话评价过任何一个同学。据我们所知，别的班的老师也不曾用这样的话评价过别的班的任何一个同学。当然，李老师的评价中，包含有对他的批评意味儿。“成熟”而“太”，不就是有些过了的意思吗？但是他自己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我们嫉妒他。

　　“还能是谁？冼老师呗！”

　　“你说他……究竟想达到什么呢？”

　　我可不愿意在背后议论自己的班主任老师的时候，用“目的”这样使无论大人或孩子听了都不免会神经过敏起来的话。“我吗……现在还难下结论。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地说，他大概和我们全国哪一个人都不一样……”他一脚将路上的一颗石子踢飞起来。“这……也许真的。他才是一个中国人不长时间嘛！”“问题不在这儿。问题是，美帝国主义，能是那么幸福的国家吗？”“他也没说美帝国主义好哇！他不是说过他自己从小生活得多么多么幸福，他自己的家有花园，有草坪，住的是一幢小楼……再说，他自己不也承认，他的家庭，是中产阶级吗？”“中产阶级？你听说过‘中产阶级’这个词吗？反正我没听说过！从来没听说过！你别想和我争，我什么分析水平？你争也争不过我。我只知道，除了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除了人民大众，就是剥削人民大众的地主资本家。哪儿有什么中产阶级这种说法呀！……”

　　我被反驳得无言以答了。连刘丽芳在这些本与我们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们无关的问题方面，在这种情况之下，在他面前都要自愧弗如，别说我了！

　　“我们全中国人民都吃不饱肚子的这种年头，有一个出生在美国，曾经是美国人的资产阶级人物，在**读过大学，最后从香港秘密回到中国，成了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还不值得想一想吗？为什么偏偏赶在我们中国人挨饿的年头回来呢？不值得问个为什么？还在课堂上说美帝国主义的好话，说美国佬的好话。难道李老师没给我们讲过解放前‘育婴堂’的罪恶？美国人披着神父、修女的外衣，拿我们中国的小孩做解剖实验，多坏呀！而他说他的教父是一位非常善良的美国人！是一位非常虔诚的神父！我爸爸的许多亲密战友，就是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同美国鬼子作战牺牲的！我爸爸的脚，也是被美国鬼子的子弹打残废的！要不我爸爸不会转业的，说不定已经当上师长了！……”

　　他又一脚踢向半块砖。砖并不是在路面上，而是一半在地里。结果砖纹丝不动，他自己倒脚疼得叫起来，抬起膝盖，双手捧着那只脚，像单腿鸡似的，原地转着圈儿蹦跳不止。

　　我想笑。可他说出的话，使我想笑都笑不起来。

　　走到王小松家所住的那条街口，他最后一次站住，仿佛内心里进行了一路的矛盾冲突，头脑里经过了一路的深思熟虑似的，表情郑重地对冼老师做出了“终审判决”：“不过，我认为，他是个好人，好老师。”注视我片刻，又说，“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赶紧接着他的话说：“那，咱俩……可都不要做对不起冼老师的事呀！”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难道我想当第二个岳红红吗？老子才不呢！”

　　他觉得受了侮辱。

　　我向他伸出一根手指。

　　他也伸出一根手指，和我的手指勾在一起。

　　我们同时说：“誓心，誓嘴，一百年，不后悔！”

　　我们都被对方所感动了。互相瞧着，彼此信任地笑了。

　　王小松的话起码说对了一半——冼老师的确是位好老师。在李老师制作的那些教学用具的基础上，他加以改进，使它们在课堂上更方便更能帮助我们思考了。并且自己又制作了一些教具和图表。在全校进行的一次算术竞赛中，我们班夺得了第一名，平均分数比最差的班级高二十多分！虽然小黑旗仍挂在教室门外，们会校师生，对我们班的同学都刮目相看了。

　　原先我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由校长兼任。几天后调来了一位党支部书记，是位四十多岁的瘦削的看去很有能力踌躇满志的女人。我和王小松都觉得从某些角度看她的时候，她像连环画《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金环——金环是地下党员，牺牲了。

　　有一天王小松对我说：“怎么样，给她也来一个呀？”我明白他指的是什么，犹犹豫豫地回答：“给没有的同学来一个行。她是党支部书记，校领导，不好吧？”他说：“胆小鬼，怕什么啊！追究起来包在我身上还不行吗？”拍了拍胸脯，“我爸爸是区党委书记，管着她呢！能把我开除不成？”我摇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传第三个同学，啊？”在起绰号方面，王小松顶服我。经不起他的鼓励和怂恿，我想了想说：“那就叫她‘烈士’吧！”王小松一拍腿：“‘烈士’？高，高！真有你的！”

　　也许由于我们班教室门外挂着黑旗；也许由于我们刚刚在全校同年级的算术比赛中夺得了第一名；也许由于我们冼老师是全校最年轻的一位老师，而且有着不寻常的经历，“烈士”对我们班发生了兴趣。有一天冼老师正给我们上算术课，“烈士”轻轻推开门，脚步无声无息地走入了教室。她微笑着问冼老师：“可以吗？”

　　“当然，当然。您请随便坐……”她的突然光临使冼老师有些局促，脸红了。

　　“你别紧张，”她说，“我从你们班门外经过，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听听你的课。你该怎么讲还怎么讲，就当没有我……”她说完，立即走到教室最后一排的座位，款款而坐。

　　下了课，她一句意见没发表，对全班同学笑笑，对冼老师笑笑，脚步无声无息地走了……

　　在开一次全校广播大会的时候，出乎我们班同学意外的，悬在黑板上方的广播喇叭箱中，传出了“烈士”表扬冼老师讲课讲得好的话语。我们望着广播喇叭箱，想象她当时一定是满面赞赏的表情。

　　她还说：“我相信，这样的班级，黑旗一定不会长久挂在他们的教室门外！……”全班同学都激动得大鼓其掌。冼老师腼腼腆腆地望着我们，样子很严肃。但嘴角抿不住的微笑，将他脸上的严肃全破坏了。看得出他内心里比我们更加激动……以后，“烈士”经常到我们班来听课……而校长，一如既往，经常到我们班隔壁的三（四）班听课……再以后，“烈士”经常陪同区教育局的某些领导到我们班听课……而校长，也经常陪同区教育局的另外几位领导到三（四）班听课……

　　终于有一天，也是上午课间操之前，三（四）班受到了“烈士”的严厉批评——因为一名女同学偷了一名男同学削铅笔的小刀，那男同学狠狠扇了那女同学一记耳光，那女同学的妈妈找到学校里来了……

　　“烈士”批评三（四）班之严厉，绝不亚于校长那一次批评我们班。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黑旗挂到了三（四）班教室门外……于是红旗归回到了我们班……那些日子“烈士”春风满面……那些日子校长不再到三（四）班听课了。当然，也就没有区教育局的什么领导需要他陪同了。他们来了，陪同的也是“烈士”。是到我们班听课。

　　那些日子，我们班的同学，都很替我们自己，也替冼老师感到光彩。并且，对三（四）班，都怀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就像他们当初对我们失去了红旗所怀有的心理一样……

　　那些日子，冼老师的脸上却阴云密布。因为三（四）班的老师，不和他说话了。见了他如同见了势不两立的仇敌一样……

　　那些日子，三（四）班的男同学，经常在我们冼老师背后骂他。暗藏于楼梯拐角，冲着他的背影喊声“显大眼”什么的……那些日子，我们班的男同学，经常因此在放学路上和三（四）班的男同学打架……

　　晚报竟发表了一篇一千多字的文章，报道我们班级由一个落后班怎样变成模范班。三百多字写的是我们冼老师。七百多字写的是“烈士”。写她领导有方，抓典型树模范眼光很准经验丰富……

　　市电台还将晚报此篇报道在“新闻节目”里广播了。一夜之间我们班全市扬名。我们回到家里，家长们向我们问长问短……于是“烈士”开始被别的学校请去做报告，介绍经验。我们问冼老师记者什么时候采访的他。他笑着摇摇头说：“没有采访过我。真的没有……”我们都觉得他那笑很勉强，有几分苦涩。却不知因为什么。后来全校的同学之中流传着一种说法——“烈士”的姐夫是晚报的副主编。其实她并不打算在我们学校长待下去。只要我们班一评上区模范班级，就有可能继而评上市模范班级。她也就有可能直接调到一所市重点中学而不再是小学去当党支部书记……

　　“烈士”很为此生气，专门召开了一次全校会议，宣布一定要揪出谣言的制造者………校长表示极大的义愤，慷慨激昂地说：“当然要揪，一揪到底！揪出来了，水落石出了，就能辨别究竟是不是谣言了……”一时间全校师生人心惶惶。但“烈士”却没有认真揪，也就并没有揪出谁来，也就谁也无法辨别究竟是不是谣言……接着全市掀起了一场人人捐献粮菜，支援灾区人民的运动，小学校的学生们也不例外。

　　“烈士”亲自到我们班进行了一次动员。她说我们班是全校的模范班级，在这一次捐献运动中，一定要比别的班多捐。说只要争得了这一次光荣，我们班评上区模范班级就毫无问题了，评上市模范班级也就指日可待了……

　　她给我们规定了一个非达到不可的数量。

　　冼老师又尊敬又感激地笑着将“烈士”送离了教室。教室门一关，他脸上的笑容随之消失。

　　他为难且内疚地问我们：“都听明白了吗？”似乎那个非达到不可，而要达到又太超出客观能力的数量，不是“烈士”给我们规定的，而是他。

　　全体同学沉闷不语。达到那一数量自然是光荣的。争得那么一种光荣自然是我们所愿意所希望的。但我们很难做到，简直无法做到啊！

　　“老师，我……只能捐一棵冻白菜什么的。那还是我们家平时舍不得吃，要留着过年包饺子的！”终于，有一个同学鼓足勇气，小声这么说。

　　“老师，我爸爸在单位得捐，我妈妈在单位也得捐，我哥哥在中学还得捐，我姐姐也在咱们校，六年级的，又是班长，得带头多捐。我再捐……我……我回家怎么和爸爸妈妈开口哇？……”

　　一时七言八语，各说各自的困难，各述各家的苦衷。老师望望这个，瞧瞧那个，紧锁眉头，许久未开口。王小松忽然站起来说：“老师，你别犯愁。我有一个想法——星期天你带我们到郊区去捡菜怎么样？那不就解决难题了吗？”

　　“捡菜？能捡到吗？”

　　“能！保证能！有的大人，一天能捡一袋子呢！”王小松说得很有把握。

　　老师沉吟着，思忖着，良久，同意地点点头，问：“那么，哪些同学星期天愿意跟老师去捡菜？”全体同学都把手高高地举了起来。

　　“女同学放下手，一个也不许去！”他说得十分坚决。接着，点名挑选了十几名身体结实的男同学……

　　星期天，我们和他在火车站会合了。尽管他不许女生去，还是有不少女生来了。而男同学差不多全来了。个个夹着袋子，小铲子什么的，好像谁都能满载而归。他板起脸命令女生们回家去。她们哪儿肯听呢？结果，他率领着我们，和一批到郊区“捡”菜的市民，一块儿登上了一节闷罐车。郊区的田野，被一场大雪覆盖得严严实实。无数的“坟”包隆起。那是一时不能从地里运走，直接用土培在地里的各类蔬菜。无非是土豆、萝卜、甜菜疙瘩、卷心菜什么的。那便是饥饿的市民们到郊区进行“大扫荡”的目标。

　　那哪儿是“捡”菜啊！白茫茫一大片地好干净，连一片儿菜叶也没处捡呀！那纯粹就是抢菜。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公然掠夺……饥饿的市民们潮水一般奔向了田野，奔向了那些被大雪覆盖得严严实实的隆起“坟”包……

　　我们这些孩子，受到心理上情绪上的无形的煽动，一个个不甘示弱，齐发一声喊，也紧随市民们之后，扑向田野，扑向那些银色的“坟”包……

　　“同学们，同学们，这些不能动呀！咱们是来捡菜的！咱们不能这样！”老师在田野里奔来奔去，大声喊叫，企图制止我们。他怎么能制止得了我们呢？见了菜，我们变得像一群还从没啃过骨头的小狗见了带肉的骨头……

　　农民们从村里冲出来，手中操持着各种各样的“武器”。为了捍卫他们的劳动果实，凶猛地驱赶被饿红了眼的市民们。市民们依仗人多，奋不顾身，很勇敢。于是田野里各处展开了搏斗。农民们被彻底激怒，一个个下很心。混棒无情，劈头盖脸朝市民们打。有人头破血流了。有人倒地不动了……

　　我们被这种始料不及的“战斗场面”吓蒙了，骇然尖叫着，像一只只小兔子似的，在田野里窜来窜去……誓死捍卫劳动果实的意念，使农民们失夫了理智，竟也追打起我们这些小孩子来！“不许打他们！不许打他们！不许打我的学生们！……”老师像一只兔妈妈，也在田野里窜来窜去，顾此失彼，疲于奔命，竭尽全力保护我们不受伤害。“要打，你们打我！打我呀！我是老师！是我带他们来的！狗东西，你敢打我的学生！”他见王小松被一个青年农民抓住，拳脚交加，便咒骂着，不顾一切地朝对方扑去！那一时刻，他不再像兔妈妈了。像狮子、像豹子、像虎……

　　“老师带领学生来抢我们！还骂老子！打你就打你！”那青年农民和我们的老师立刻扭打成一团，在雪地上滚来滚去……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不帮助我们的老师呢？那青年农民眼看自己要吃亏，一棍子朝老师头上打去。老师躺在地上不动了……市民们有的抢到了什么，主动撤离了“战场”，转移向另一“战场”。有的被棍棒从田野里驱赶走了。最后，只有我们的老师，仍躺在雪地上一动不动。他头上流出的血，染红了雪地……还有我们，他的学生们，围绕着他，或跪，或站，或伏在他身上，一个个哭得泪人儿似的，喊着，叫着：“老师！老师！……”“冼老师，你睁开眼睛呀！……”都以为他死了。男同学们边哭边咒骂，一个个摩拳擦掌，咬牙切齿，互相鼓动，都要冲入村中拼命……我们的哭喊声叫声，响彻田野。世界一时仿佛被我们哭得喊得叫得天昏地暗……一些农民见此情形，惶惶不安，也纷纷聚拢。一位老农，急急忙忙走过来，将我们的老师从地上扶起，靠在怀里。接着解开棉袄，从衬衣上撕下布条，替我们老师包扎头上的伤。他那破棉袄内，只穿一件旧衬衣，而且没有扣子，用衣角对系在身上。瘦瘪瘪的胸膛半袒露着。我，我们，都看到了一条条肋骨。这使我想到了那匹吞吃掉我五个鸡蛋的，城里拉泔水车的老马……

　　“唉，你们老师也是……这么冷的天，咋也带你们来……不怕别的，也得怕你们丢了，冻坏了呀！”老农埋怨着。

　　“我们不是来抢的……我们学校号召，向灾区捐粮菜……老师不带我们来捡，我们就完不成数量……”

　　老农抬头望着我们说：“你们呀！往哪儿捐呀！我们这儿就是灾区！今年国家若不救济，村里非饿死几口子不可。”他将老师背了起来。农民们或领着我们或背起我们，将我们带往村里。那老农是村里的老支书。我们老师在他家里苏醒后仍喃喃地说：“别打我的学生，别打他们。要打就打我……”老支书的老伴儿哭了：“这是怎么说的，这是怎么说的……你放心吧，哪能打孩子们呢？逼俺们打，俺们也下不去手哇！”她盛了满满一碗掺菜的玉米面糊糊粥，看着我们老师喝光了。又从炕洞里扒出些烤熟的土豆分给我们吃……

　　农民们套上爬犁，将老师和我们送出村，一直送到铁路沿线的一个无名小站。为了向老师和我们表示他们的负疚，将我们的口袋中装满了冻菜。他们这样，我们反倒惭愧起来，纷纷拒绝带走那些冻菜。

　　最后还是老师说：“收下吧，他们也是一番诚心诚意！”我们才不好意思地收下。结果我们班捐献的数量，竟超过了“烈士”给我们规定的非达到不可的数量。我们班在这件事上，又争得了全校第一。然而奇怪的是，全校师生往“义运”卡车上装菜的时候，却只见校长和教导主任，不见“烈士”的影子。按说，在这种时候，她也是应该亲临现场指挥的。即使不需要什么人指挥，她也不会失去一次指挥一切人的机会的。

　　校长和教导主任显得劳动热忱特别高涨，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汗气腾腾，连手套和皮帽子都戴不住了。冼老师头一直发晕，没参加劳动。教导主任走到我们班的菜堆前，指着问：“这就是冼老师带领你们从郊区抢的菜？”

　　王小松反驳道：“不是抢的！”

　　教导主任没好气地说：“那就是偷的！偷就不觉得可耻了吗？”

　　我忍不住抢白了他一句：“也不是偷的！是农民送给我们的！”

　　教导主任愠怒了；“干什么？都想干什么？你们班的同学，现在一个个都变成了什么样子啊！……”

　　校长扯了教导主任一下，以一种平静得听来有几分做作的语调说：“这个班啊，咱们应当总结的教训多着哪！深刻呀，一辈子不能忘啊！干活吧，先干活吧。同学们的眼睛还没被擦亮呢，现在别对他们太认真……”

　　校长说着，拎起一只袋子，一甩，很轻易地就甩到了卡车上。我们面面相觑，不是因为他的力气，而是因为他那番话……劳动结束，班长刘丽芳将大家召集在一起，通知说——接连放三天假。我们不禁欢呼。欢呼一阵之后。有的同学开始觉得疑惑了。

　　“全校都放三天假吗？”

　　“不……”

　　“只我们三年级？”

　　“不，只我们班……”

　　“为什么？”

　　“因为我们班捐的菜最多？”

　　“我也不知道……”

　　“那，谁告诉你的呀？”

　　“教导主任。”

　　“他也没这种权力哇。”

　　“当时校长站在他旁边……”

　　同学们都预感到，某件在大人们之间经常发生的事情，也是相当严重的事情，肯定的，已开始降临到我们班级了。首先会降临到我们的冼老师头上，继而会降临到我们头上。谁也休想摆脱它。谁也摆脱不了它。我们只有听凭摆布的份儿，别无主张，别无办法。可究竟是一件怎样的事呢？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将把我们摆布到哪般田地呢？冼老师他也预感到了吗？

　　我们一个个心事重重地散去了……三天后，每个进入教室的同学，都注意到了——教室门外，挂的又是黑旗了。然而似乎谁也不感到奇怪。似乎谁也没注意到。

　　谁也没心情问什么，说什么。上课铃响过很久，才有一个陌生的男人走进教室。一个三十多岁，也许四十多岁，不太能一眼就判断出年龄的胖子。

　　他自信而又自负地踏上讲台，不苟言笑地说：“我是新调来的老师。我姓陶。唐朝有位大诗人叫陶渊明。我和他同姓。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啦……”

　　一团雷火劈入教室，也不见得能使我们比那一时刻更震惊。

　　“我们的冼老师呢？”

　　“他嘛，当然不再教你们了！”

　　“为什么？”

　　“他没有资格教育我们伟大社会主义中国的接班人！”

　　“为什么？”

　　同学们一个接一个连珠炮似的发问。

　　“为什么，为什么！哪来这么多为什么？现在还不到告诉你们的时候！翻开课本！”“陶渊明的陶”用黑板擦拍了一下讲课桌。王小松将自己的课桌拾起一角，猝然一松手，桌腿击地，发出很大的响声。“谁？站起来！”刹那间，男同学都用双手拍桌面，就好像齐拍一面大鼓似的。于是女同学们也开始效仿。五十多双脚同时跺地，五十多条嗓子高叫着：“我们要见冼老师！”“我们要见冼老师！”“我们要见冼老师！”一个同学在高叫声中喊：“咱们到教员室去，把冼老师请回来呀！”于是全体站起，涌出教室，奔向教员室。老师不在教员室。他的桌子也移了地方，从原来朝阳的一面墙那儿，挪到了一个照不见阳光的角落。并且，没有椅子，仿佛它的主人不再需要椅子。或者反过来说，它已不再需要它的主人。桌面当中，一块玻璃板下，压着一页白纸。纸上写着一行毛笔字——“向李老师学习，教好孩子们！”是冼老师的字。还有，王小松的那一小块豆饼——装在一个小玻璃盒里。再有，就是他没批改完的，我们的作业本。和李老师遗留给他的，也是遗留给我们的《安徒生童话集》和一本蓝绸封皮的厚厚的不知名的书。

　　我们站立在他的桌前，心中都十分明白他已离我们而去。我们一个个不禁肃然，不禁忧伤。

　　“冼老师呢？我们老师呢？”

　　“他到哪儿去了？”

　　“为什么？为什么不让我们和他见上一面，不让他和我们最后说几句话，你们就把他赶走了？”

　　我们激动地发问。不，那是一些企图伸张某种正义的孩子们的质问。我们咄咄逼人地瞪着教员室里的每一位老师，年长的和年轻的，男的和女的，我们一向尊敬的和我们不曾给予过尊敬的。在我们的瞪视之下，他们的目光躲躲闪闪，仿佛都做了亏心事，还想掩饰。

　　“你们太过分了！谁允许你们一窝蜂似的拥到教员室来的？”曾将我们冼老师视为仇敌的三（四）班的班主任，以一种又解恨又刻毒的语调说，“不是谁把他赶走了，是公安局把他带走了。因为他是美蒋特务！”

　　我们目瞪口呆……

　　一位戴眼镜的男老师，不失时机地表白：“是啊是啊，不是我们把他赶走的。我们哪有权力把他赶走呢？……”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又说，“当然，现在证据还不确凿。还只是嫌疑……至于证据嘛，有是有一些的。比如，他利用一次给你们讲故事的机会，在我们社会主义的神圣课堂上替帝国主义散布了些什么，难道你们不是最清楚的吗？这就需要同学们端正立场，提高觉悟，进行揭发啰！证据都是收集得来的嘛！又比如……”他从冼老师的桌上拿起了那本蓝绸封皮儿的厚厚的不知名的书，用另一只手轻轻拍了拍：“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圣经》！即使告诉你们这是《圣经》，你们还是不知道《圣经》是什么，对不对？它宣扬上帝主宰人类，这起码是迷信吧？这样的人怎么配当老师呢，啊？大家快回到教室去吧！你们每个同学倒是应该认真想一想，你们对他挺有感情，这究竟为什么？十万个为什么之中，这是首要的一个为什么啊！”

　　他一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样子。他的话即使根本不能说服我们，也使我们感到他肯定是善意的，是有道理的，是对的。三（四）班的班主任又说：“你们再不走，我可去请校长和教导主任了啊！”我们都怀着一种仿佛失落了什么，仿佛希望带走什么，却不知该带走什么，明知什么也带不走的心情，一个个垂头丧气地离开了教员室。经过三（四）班时，有同学将教室门上的红旗址下来，倒挂在门上……后来，公安机关的人出现在我们这所区重点小学校里……再后来，他们找我们班的许多同学个别谈话……于是班级里首先进行了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冼约翰”的揭发批判……于是全校进行……于是晚报、日报对于这一“阶级斗争的活生生的例子”连续发表了许多篇社论、评论。于是省市电台接连几天进行反复广播……晚报和市电台还作了公开的检讨……于是历史便记录下了这一当年的“重大阶级斗争事件”……于是我们的班主任冼老师从我们的小学生活中消失了……消失了的还有“烈士”……

　　王小松问我：“你估计她怎么样了？”

　　我想了想，回答他：“大概牺牲了吧！”

　　不久学校宣布，党支部书记仍由校长兼任。又有区教育局的领导到学校来视察了。每次来，校长都陪同他们到三（四）班听课……三（四）班被评上了区模范班级……校长的名字见了报，经常被请到别的学校去做报告——关于在小学校抓阶级斗争教育的报告……虽然我们人人都参加了揭发和批判，但我们十分憎恨我们之中第一个出卖冼老师的“奸细”。我，王小松和另外几个男生，一致认为“奸细”肯定是班长刘丽芳。有一天放学后，我们把她堵在一条胡同里，围住她，威胁她，恫吓她，逼她“招供”。王小松亮出小刀子，恶狠狠地说，如果她不从实招来，就一刀将她的鼻子削掉……

　　“不是我！你们怎么认为是我啊！真的不是我！我也不知道是谁呀！……”她恐惧地哭了。“你们看，你们看这个，难道会是我吗？……”她哭着从书包里掏出个铅笔盒，打开来，掀起贴在铅笔盒盖上的课程表的一角——我们看见一个极小极小的半身像，隐蔽在其下。那是我们的冼老师，从照片上剪下来的。我们班获得全校算术竞赛第一名后，他和前五名同学照了一个像。五名同学中也有刘丽芳……

　　我们纷纷掏出手绢替她擦脸上的眼泪。待她不哭了，我们一齐将她陪送到家门口……许多同学在以后的考试中故意答错题。刚及格甚至不及格也在所不惜。我们以此，也仅仅能以此，在当年，对大人们，尤其对教我们文化知识的大人们，以及他们的某种生活哲学，实行悲愤的报复。我们看见教室门上的黑旗，非但不再觉得耻辱，反而觉得**。

　　王小松转学了……

　　刘丽芳调到别的班去了，不再是班长……

　　其后我们班三分之二的同学被分散插入别的班级，将许多别的班级的同学调到了我们班……我们的班级不存在了……那一年的冬季漫长而寒冷。第二年的冬季更寒冷，大地被冻得像浇铸了一层厚厚的水泥……年三十夜晚，母亲收拾穷家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翻出了一斤粮票，团成了一个纸弹弹儿的一斤粮票，一斤去年的粮票。“呀，呀，一斤粮票！……”母亲像发现了一颗上辈子人藏匿的珠宝。我提醒母亲：“妈，明天初一了！哪儿都关门放假，用不掉，春节一过，不就作废了吗！”母亲也说：“是啊是啊，怎么地，也不能作废了它呀！”母亲将它托在手掌心上，呆呆地瞧着，发起愁来。

　　当年，白白作废一斤粮票，不啻是一种罪过！

　　一斤粮票有时能救一条命！十斤粮票则足可令歹人起谋财害命之心。

　　母亲瞅瞅我，又瞅瞅已熟睡在炕上的弟弟妹妹们，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快把你弟弟妹妹们弄醒，妈妈给你两块钱，你带着弟弟妹妹们，无论如何也得将这一斤粮票用了！”

　　说罢，从兜里掏出两元钱塞在我手里。我说：“两元钱能买什么呀？买一斤粗粮细作的饼干还得三元多呢！”母亲瞪了我一眼：“谁叫你买饼干了？买几个烧饼，一人喝碗豆浆什么的，差不多够了！”反正不能作废了那一斤粮票——在这一点上，我和母亲毕竟是一致的。于是我弄醒弟弟妹妹们，告诉他们，我要带他们去“下馆子”。他们一听，一个个困意顿消，兴高采烈。

　　三十儿的夜晚竟是最黑暗的夜晚。城市死寂沉沉，没一点儿辞旧迎新的气氛。啐唾成冰，干冷干冷的。我们去到的小铺子和小饭馆都关门了。为用掉那一斤粮票，我带领弟弟妹妹，越走离家越远。“哥，我冷……”“哥，我的手都冻僵了！”我不禁开始动摇地想——究竟值得不值得？“你们看，前边那不又是小饭馆吗？最后到那里去……也关门了就回家！……”

　　它居然没关门。里面只有一个顾客，背对着门，独占了一张桌子。一位老师傅，伏在柜台上，顾有耐性地望着那个人，分明的，只要那人起身离开，便会关门。

　　我和弟弟妹妹们刚一走进去，老师傅便挥挥手往外撵我们：“别进来了，别进来了，什么吃的都没有了，马上就关门了！”

　　我苦苦哀求他，无论凉的、热的，好歹让我们吃点儿什么都行，并向他出示了那一斤粮票。向他讲，为了那一斤粮票不作废，我们已经走得离家有多么远。

　　他瞧我们冻得一个个怪可怜的小模样，心软了，现给我们热了几杯豆浆和几个烧饼。

　　于是我和弟弟妹妹们在另一张桌旁坐了下去。

　　弟弟妹妹们一边喝着豆浆吃着烧饼，眼睛一边朝那个顾客的桌上瞥——五六盘菜，一盘饺子，还有半瓶酒。一个人能这么丰盛地吃上一顿，真让人嫉妒啊！这大概得花掉他整整一个月的工资吧？

　　那人也看了我们一眼，笑了笑。那一种笑似乎是一种倾诉，一种自白，含意很多。使人觉得他的心此时此刻正品味着孤独和凄凉。忽然妹妹一声说：“哥，我也要吃饺子！”我说：“明天是初一，明天你能吃上饺子。”妹妹说：“今天是三十儿，我现在就要吃饺子！”我说：“别胡闹！再胡闹我揍你！”妹妹便哭了。那人起身，同时端起他那盘饺子，走过来，轻轻放到了我们的桌上。“哎您……别这样……这怎么行！……”那人一言不发，接着将他桌上的几盘菜，都一一放到了我们的桌上。“吃吧，怎么不行呢？”他在我对面坐下，掏出烟吸，吸的是一盒价格最便宜的劣质烟。我一时发窘地不知如何是好地望着他。忽然我认出了他——“冼老师！……”他停止吸烟，注意地看了我一眼，立刻也认出了我——“是……你……”他夹着烟的手指，剧烈地抖起来。我不知究竟是我投入了他的怀里，还是他将我搂入了他的怀里。

　　我不知道。我哭了。泪如泉涌，想止也止不住。我说：“老师，我想你，我们都想你呀……”我不知我究竟还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他一动不动地站立着，把我楼得很紧很紧。仿佛他搂抱住的，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仿佛他一放开我，他又是残缺不全的了。

　　“别哭，别哭，你弟弟妹妹都有点儿被你哭傻了呀……”终于他使我安静下来，和他面对面坐着。“这是我的学生！我当过老师！……”他指着我，对那正耐心地等着关门的老师傅说。说得很自豪，脸上顿时显现出某种光彩。

　　“学生？噢，好，好哇……”老师傅嗯啊地随口应酬着，心不在焉地望着我们。弟弟妹妹则开始毫不客气地吃他端过来的饺子和菜。他向我问起班级的情况。问起王小松，问起刘丽芳，问起红旗是否还属于我们班，问哪位老师继他之后当我们的班主任，问起周六的最后一堂课，我们新来的班主任是否仍给我们讲故事……我一点儿真实的情况也没告诉他。我用一句接一句的谎话回答他。听了我的许多谎话，他感到很欣慰。“老师，你告诉我你现在究竟在哪儿？干什么？我和王小松，刘丽芳，一定要去看你！”

　　“我……在郊区的一个小工厂……你们不能去看我。谁也不要去……我挺好的……”

　　他的脸很憔悴，头发很长，脸上还长了胡子。他的黑色的工作服棉袄很肮脏。左前胸那儿印着一个“改”字。这个字使我无须再问什么。某些工厂发给被监督**者的工作服，都印有那么一个字。

　　“她怎么样？”

　　“谁？”

　　“就是……学校的党支部书记……还是吗？”

　　我点了点头。

　　他低声说：“她是个好人。一位好领导。对不对？她关心过我，关心过咱们班，这一点我永远也不能忘……你……若有什么机会单独见到她，一定替我问她一声好……也要替我问同学们好。就说我感到对不起同学们，肯定给同学们造成了不愉快……”

　　我急忙说：“没有。老师，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真的……”他苦笑了。

　　他又说：“还记得吗？我曾跟你们讲过，人有两种生命形式……也许属于灵魂的那一种形式，是更好更自在的形式啊！……”

　　我又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早已接受了他这一说法。其实我那时由于年龄小，对关于灵魂的问题，从未进行过任何思考。那一时刻，我才闻出，他口中酒气很重。他大概喝了不少酒。而他原先也是个反对吸烟反对喝酒的人……

　　“哥，我要撒尿，我憋不住了！……”一个弟弟叫我。我便带他到外边撒尿。回来时，老师不在了。弟弟妹妹们不但将豆浆和烧饼，也将几盘菜和一盘饺子一扫而光，期待着我带领他们回家。

　　“我老师呢？我老师呢？……”我向老师傅大声询问。

　　“你一出去，他跟着也出去了。这孩子，你又不曾让我替你看着他！快走吧，快走吧，我早该关门了！”

　　桌上遗留下了老师的空烟盒。我拿起它，觉得它是老师有意留给我的一件东西似的。我扇了弟弟一巴掌……

　　八一年，我重返我的母亲城，见到了我童年的朋友王小松。他的经历和我的经历没什么两样。小学时期我们共同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自不待言。中学时期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文化大革命”狂澜。所不同的是——我属于“红五类”而他属于“狗崽子”。我的父亲因为是工人阶级没挨过斗，他的父亲因为是“走资派”，被“打倒”被“解放”被“结合”再被“打倒”，郁闷成疾一病不起，一命呜呼。我去“兵团”而他没资格便只得去“插队”。我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幸运地上过大学而他被视为“可教育好的子女”破例经贫下中农推选当过农村的小学老师……

　　返城后他发奋考上了“师专”。我们相见时他竟成了我们小学母校之校长。二十年后我们都已不再是孩子成了彻底的大人……叙谈中他问我：“你还记得咱们冼老师吗？”

　　我说：“记得啊！”

　　一问一答我们都回想起了当年，却并不怎么激动，感情淡泊得很。

　　他说：“他平反了。”

　　我问：“他如今在哪儿啊？”

　　他说：“他早死了。学校里出了那件事后，也就是春节前吧，好像正是三十那一天，他把他积攒的钱差不多全花光，饱吃饱喝了一顿，吊死在一间破工棚里……直到过完春节，人们上班了才发现……”

　　蓦地，我的记忆倒退回了二十年前那一个寒冷的冬季，那一个黑暗的干冷干冷的三十儿夜，那一斤粮票，那一个小饭馆，那遗留在桌上的便宜而低劣的香烟的烟盒……

　　而我们叙谈于一家雅静的饭店，窗外正是盛夏季节树绿花红……

　　“谁……谁替他平反的？”

　　“我。我一当上咱们小学母校的校长，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王小松得为咱们冼老师平反啊！也巧了，上边转来一份公函，是从北京到省里到市里批转下来的——冼老师的老父母到中国来了一次，寻找他们的儿子，所以这件事儿倒也没太费周折。我还给他的父母写了一封信，说他一直是我校优秀教师先进人物。不幸于某年某月某日死于癌症……”

　　“你这不是欺骗吗？”

　　“那依你又该怎么办？告诉两位不远万里来寻找儿子的老人真相？我可没那么冷酷的心！你喝橙汁还是喝咖啡？……”

　　“橙汁吧！”

　　“你知道当年那个‘奸细’是谁了吗？”

　　“不知道。你知道？”

　　“是乔东辉。”

　　“是他？……”那是我们班里被每一位老师和全体同学所公认的最最老成的一个同学。难怪他学习成绩一向平平毕业时却被保送到了一所重点中学。

　　“怎么会是他呢？……”我难以相信。

　　“不是他自己说的，我也不信。他不知扯上了一种什么关系，出国了。如今在美国混得还挺不错，拿到绿卡了。不会回来了！他临出国前，不知为什么，心血来潮，通知几位小学同学聚会，也通知了我。请大家撮了一顿。前几天还从美国给我写了一封信，向我要冼老师父母的地址，信上说异国他乡的，没个可依靠可信赖的人，有时也感到怪苦闷的。说如果老师的父母，念在他是他儿子的学生之份，能给予他某些关照，他的境况就会更好些……”

　　“你告诉他了？”

　　“我能吗？”

　　他笑了。

　　我也笑了。

　　我伸出一根手指，说：“你发誓，永远也别告诉他！”

　　像我们小时候一样，他也伸出了一根手指，勾住了我的手指：“誓心，誓嘴，一百年，不后悔！”

　　“你……小学校长，干得还可以吗？”

　　“没什么可以不可以的。我这人，胸无大志。我对学生规定的思想教育只有三条……”

　　“爱党，爱祖国，爱人民？”

　　“爱父母，爱老师，爱同学。一个人小的时候，连这些起码的方面都做不到，长大了准是个浑蛋！即使有才干，也准是个有才干的浑蛋！你说的那三爱，等他们上了中学以后，由他们的中学老师去教育好了！什么事，在中国，都有些怪。小学生，从小就得接受爱党的教育。上了中学，再教育他们也应该爱父母。上了大学，则教育他们如何懂礼貌‘五讲四美’了！我他妈的才不这么倒着来呢！反正我也不巴望谁封我个‘模范教育工作者’之类……”

　　我们叙谈了很久很久。分手时，我忽然产生一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再当一次小学生，就在我的小学母校。不久前我检查儿子的作业，在某一页发现这样的“秘密记载”：“×××上课做小动作。××骂人。×××在学校吃零食。”

　　我严肃地问儿子；“这怎么回事儿？”

　　儿子回告：“到评‘小红花’的时候，汇报老师呗！他们评不上，我就更能评上啦！”儿子回答得也相当严肃。

　　我说：“这样做不好。”将那页纸扯下来撕了。

　　儿子哇地哭了：“他们还汇报过我呢！大家都得互相监督！……”

　　我费了半天口舌向儿子解释这样做为什么不好。然而我看出儿子并没有明白。为了儿子，和今天的孩子们，我写下这篇文字，算是作为父亲的某种责任。也算是对我的一位名叫“冼约翰”的小学老师的一篇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