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蔡玉华到了下下木后，暂时没分配工作，在受组织上审查。老黄和她谈过几次话，叫她把被捕、逃亡经过做全面的书面交代。她和黄洛夫、阿玉住在一起，除了埋头写那份材料外，有时也帮黄洛夫编编稿刻刻钢板。生活的变化是迅速而复杂的，又是那样传奇式地在进行，她一直在紧张状态中过着。即使是到了安全地区，紧张和恐怖减少了，心情依然是不宁静的。

　　新的环境向她提出新的问题，组织上怎样来看她的问题？特别是反动派最后对她来了最阴毒的一手后，能够交代得清楚吗？组织上能像以前一样信任她吗？她是在城市里又是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长大，平时养尊处优，过着上层社会家庭小姐生活。到了这个穷山村后，开头几天什么都觉得新鲜，可是稍为长些又感到处处不便。由于她的奇怪装束，也由于她不时无意中流露出城市小姐习惯，在这个偏僻贫困的小天地里很引人注目。开头几天有人看不惯，也有人把她当笑料，使她感到痛苦。倒是苦茶和三多娘十分同情她。对她说：乡下人少见多怪，熟了就好。果然是，对她有了了解以后，情况就变了。使她慢慢得到安慰的是当许多人都知道她的遭遇，看她累累的伤痕，同时也知道她就是大林的妻子后，没有一个不为她的不幸而伤心。

　　苦茶听过组织一次介绍后，就对三多说：“我们想来想去怎样也想不出对本村妇女宣传些什么，玉华姊的遭遇不就是现成的好材料，为什么不请她对大家说说？也是一种教育。”三多问老黄，老黄也说：“设想得不错。”这样，玉华就忙起来，苦茶到处组织妇女小组请她去做报告。不久，她就成为最受妇女们欢迎、热爱甚至于崇拜的对象。有人请她过去吃饭，有人留她在家里过夜，反复地要她讲那段可怕而又悲壮的经历。但她的心情依然是不宁静的，她想念大林，想念自己孩子，也不安地在等待组织上对她这次传奇式的逃亡下最后结论。特别是看见人人都在那儿紧张地工作，自己却只能等待，等待……

　　这样，她过了相当沉闷的一段日子，一直到老黄再找她谈话，并告诉她组织上对她的审查工作已告一段落，小林已有报告来，说：老魏找到老包，老包说了他所知的一切。材料和玉华所交代的相同。因此老黄在特区提出：审查工作告一段落，并要分配工作给她。同时也告诉她：组织上已掌握到大林被捕后的情况，这位同志坚强得很，虽然受到敌人各种磨折，但他从没忘记对党忠贞、对敌人仇恨，他一直在顽强地斗争着。组织上也在设法营救他。

　　最使她担忧的一关过去了，她必须接受另一考验，是新工作的考验。特区要在游击训练班增加政治课，老黄推荐蔡玉华去担任，组织上也同意了，在征求她的意见时，她用无比兴奋心情表示：“党叫我干什么我都愿意。”第二天也就迫不及待地、急急忙忙地背着小包袱和老黄上山去。老黄把她介绍给受训的打狗队员们时虽说：这是个革命老同志，受过考验的，有过斗争历史。但打狗队员们对这位斯文温雅、看来又是体弱多病的女指导员，除了新鲜好奇外并不怎样热烈，而后又背地在议论：“怎么派了这样的人来？”有时老黄下山，又叫她代，更有人内心不服。

　　玉华第一次给大家讲政治课，反应也是不好的，她花了很大力气做准备，结果大家都反映：“听不懂。”威信更低了。她心里又焦急又难过：“我参加了这许多年革命，怎的却不能适应真正的革命环境？”有时当更深夜静，她在草棚里一人翻来覆去，睡不着，想想过去，看看现在，忍不住就掉了泪。

　　老黄倒是非常关心她的，他虽然常常下山，每次上山都找她谈。开头她还没有勇气说出内心的苦闷，怕组织上批评。后来实在太难受了，便一边掉泪，一边对他诉苦。老黄咬着小烟斗默默地听着，倒没批评她，只是向她提出几个问题，他问：“当大家上山砍柴烧炭时，你做什么？”玉华道：“我在准备功课呀。”老黄又问：“你从没随同大家去劳动过？”玉华道：“他们都说指导员身体不好，走不动背不起，就在家里看守好哩。”老黄笑了笑，一会儿，又问：“你讲的政治课是什么内容？”玉华道：“我是从什么叫**主义讲起，都是最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可是我的话他们怎样也听不进去，这儿又没有黑板写。即使写出来，怕他们也看不懂。”

　　老黄把烟斗取下，在地上敲着要表示意见了。“问题就在这儿。”他温和然而又是严肃地说，“同志，恕我说句不客气的话。你也许是位好老师，却不是位好指导员。你没有调查研究，你忘记了你的对象，也忘记了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工作。在集训中的同志，都是好同志，他们是从许许多多革命群众中挑选出来的。立场坚定，斗争勇敢，但没有文化，也不懂得什么叫理论、叫哲学。其实对他们也用不着讲这些，他们要的是实际的斗争知识，是如何认识敌人、仇恨敌人，加强斗争的信心！你不是没有能力讲这些课，而是你的方法不对头，我在村上听苦茶说，你用亲身的经历对妇女们进行了很成功的政治教育，使我们的妇女在阶级觉悟方面大有提高。对这些武装同志，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生动的例子来做教材？这才是真正迫切需要、有血有肉的教材，可以提高队员们的阶级觉悟，憎恨敌人，壮革命士气！在队员中，我也还听说一些反映，说你没在同志中树立威信。为什么不能树立威信？也难怪，客观原因是几千年来重男轻女的中国传统习惯，使他们从内心里轻视女同志。主观原因是你的努力还不够。不要把自己放在队员们之上，放在队员们之外，要把自己放在队员们之中。他们干什么，你也干什么，同艰苦共患难，这样才能使人心服，才能在他们中间建立自己的威信……”

　　这次谈话使玉华受到极大震动，她来不及和他详细讨论，老黄又匆匆地下山了，和其他各次一样把训练班交给她。她沉闷了几天，反复地想着，有时想不通，有时有抵触，多想几次也就慢慢地通了。她想：老黄的话说得尖锐却很深，碰到自己痛处，她实在是把他们当知识分子学生来教育，自己也没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又想，既是党员，又是受党信任、重托的，残酷的刑罚、死亡的威胁，尚且吓不倒我，这一点点困难又算什么呢？她想起日升、天保他们，想起大林和庆娘，他们都在为革命而不顾一切，甚至于生命呀。我得努力，不管有多少实际困难也得跟上去，不能再落后了。

　　一个人思想通了，方法也慢慢地会对头的。玉华就这样在老黄指点下，经过反复的思考，终于给自己开了一条走向胜利的大道。她接受老黄指示把讲课的内容改变了，讲自己遭遇，讲日升、天保他们不屈的英雄行为；也用生动实例来揭发敌人毒辣险恶的阴谋诡计，这些材料在她看来也许是平凡的，她说过不知多少遍了，但在队员中受到极为热烈广泛的欢迎，并且就引起大家都讲出自己的经历和遭遇。从大同过来的队员说他们当红军俘虏时的愉快生活，宣传了苏区人民的幸福自由生活，揭发高辉和高**的罪行、地主和恶霸的欺压，在下下木的人，也历说许为民、许天雄的臭史。有人说时声泪俱下，有人表示要永远跟党走，“没有**，穷人哪有活路？”课上活了，个个感到对自己帮助极大。热烈的反应鼓舞了玉华，她想：“过去的弯路走得多远。”以后就更注意找活的材料来做课文了。

　　同志们还是那样表示：“你走不动，背不起，还是守在家里吧！”但是玉华对这种“轻视”的论调变得顽强起来了。先检讨过去自己轻视劳动，没有劳动习惯的缺点，表示决心改正，愿跟大家在一起。当有人说：“这件事不是你干的，还是守在家里好。”她有点生气了，瞪起眼来说：“我是指导员，你们得服从我的命令，我说要和大家一起干，就不许你们反对！”她穿起草鞋，腰挂砍刀，从那天起果然就跟着大家进密林下炭窑。有时跌了、伤了，痛得泪水都快出了，还是咬紧牙关。“我是**员，”她想，“人家能做的，我为什么不能？”当同志们在练习射击、爬山越岭，她也不肯落后，尽管艰苦，她还是一点一滴地在学。慢慢地，她和同志们的关系改变了，虽然背后对她议论还是很多，却不是找她的差错，也不把她当笑话，而是在说：“我们的指导员，真不愧是个吃过苦、受过考验的人！”她成了这支在成长中的队伍的一员了。

　　老黄还是常常上山，每次来都找她深谈，也发觉她的思想感情在变化，身体的变化更大，她不再是那个面如桃花、手若玉脂、斯文温雅的女中学教师，而是一个面红手粗、行动敏捷、身体刚健的女战士。每次回村，还身背驳壳、腰系弹带，村上有不少妇女几乎认不出她来，问她：“是不是也当上打狗队？”玉华笑了笑说：“是**员嘛，人家能做的事情，自己也该能做。”这话使大家都很感动，特别是阿玉。她对黄洛夫说：“人家玉华姊连枪也扛起来了，我却越变越斯文，我们也上山去吧。”可是老黄却不同意，他说：“革命得有分工，不能个个都去驰马打枪。”

　　这些日子来，老黄也在忙着，主要是针对形势的变化，重新调整组织，他拟了个方案报上级党委，上级党委不久也来信表示同意，他便着手来进行整顿工作。根据这个新方案，蔡玉华、老六和小许都被提升为特区党委委员，并筹备召开一次特区扩大会议。自己也打算在扩大会议后，亲自上禾市向市委做次汇报。

　　这时《农民报》已复刊，仍由黄洛夫主持，阿玉还是当发行员，有时也做交通。在要送出最新一期《农民报》时，老黄特别把她召去交代：“一定要设法找到老六，把他带到这儿来。”阿玉虽然已是成人了，结婚后按照船家习惯把头也梳起来，人也长得特别壮健，脾气却依然未改，一样贪玩，有时还有点粗心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