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吐火罗文
作者:季羡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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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火罗文,对一般中国读者来说,恐怕还是非常陌生的。
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民族语言,唐代高僧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曾讲到这种语言;但是究竟是什么样子,没有人能够知道。直到本世纪初,德国人在**考古,才从地下挖掘出这种语言的残卷,是用波罗米字母写在纸上的。经德国学者长期探索研究,终于能读通。这种语言有两种方言:一在东,名之为吐火罗文A,或称焉耆语;一在西,名之为吐火罗文B,或称龟兹语。两者基本相似,词汇和语法变化都有点差异,实为同一种语言。
按语言系属,它属于印欧语系,与英、德、法、俄、西等文同属一系。印欧语系有两大支派,西方叫Centum,东方叫Satem。按地理位置,吐火罗文应属东支,但实则属于西支,这就给比较语言学和民族迁移的研究,提出了新问题。搞学术研究的人都知道,没有新问题,或者提不出新问题,则这一门学问就无法进步。仅从这一点来看,吐火罗文的发现,对比较语言学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就一清二楚了。
现在讲的比较语言学,实际上仅限于印欧语系诸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印欧语系以外的诸语言还很少涉及。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传统的研究方法是:以梵文、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为基础,然后再分别研究对比其他同系的语言,从而发现了一些语言演变的规律。原因是上述三种语言比较古老,语法形态变化复杂,容易加以分析。这样的条件,现在已经简化了的语言是不具备的。每次发现一种新的死语言,研究者的目光就扩大一些,语言的比较研究就能够向前推进一大步。赫梯语是这样,吐火罗文也是这样。
吐火罗文既然发现在中国境内,对中国学术研究必有影响。但因汉文不属于印欧语系,所以影响就不表现在语言比较上,而表现在其他方面,首先是文学和宗教信仰方面。
先谈文学方面。十几年来,我受**博物馆的委托,从事解读1975年在**新出土的一部吐火罗文A残卷的工作。经我确定,这一部书名叫《弥勒会见记剧本》,原文是印度文——不知是否是梵文——由印度文译为吐火罗文,又从吐火罗文译为回鹘文。我是依靠回鹘文译本才得以读通了吐火罗文残卷四十四张,八十八页中的绝大部分,这对于世界上吐火罗文的研究是一个颇大的贡献。现在世界上通吐火罗文的学者极少,而中国则更少。我们自己的古代民族语言要由外国学者来研究,虽然学术研究不应有国界的限制;但这情况也非正常之事,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国中青年学者尚须努力以矫正之。
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自称为剧本,从形式上是看不出来的。中国古代戏曲乐舞产生极早,先秦已有,历世不衰。但剧本的出现则比较晚,远远晚于古代印度和希腊,其中原委尚不十分清楚。不过西域戏曲乐舞影响中国内地,也已有极长的历史。**地区是世界上文化汇流的地区,印度和其他西域国家的戏曲乐舞,**几乎都有。从这里流入中国内地,是顺理成章之事。《弥勒会见记剧本》对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比较好的资料,将来再写《中国戏曲史》,必须注意。
至于宗教方面的影响,则剧名本身就已提供了线索。在佛教教义中,弥勒是未来佛,在印度,在中亚,在**,在中国内地,对弥勒佛的信仰广泛流传。中国佛寺中几乎是不可缺少的大肚子弥勒佛,是中国人所习见的。不管是不是佛教徒,对这一位“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世间可笑之人”的佛像无不怀有好感。
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只不过是一个例子,其余可供研究的资料还多得很,有志于此的中国学者大有用武之地。
谈翻译
题目虽然是《谈翻译》,但我并不想在这里谈翻译原理,说什么信达雅。只是自己十几年来看了无数的翻译,有从古代文字译出来的,有从近代文字译出来的,种类很复杂,看了就不免有许多杂感。但因为自己对翻译没有多大兴趣,并不想创造一个理论,无论“软译”或“硬译”,也不想写什么翻译学入门,所以这些杂感终于只是杂感堆在脑子里。现在偶有所感,想把它们写出来。因为没有适当的标题,就叫做“谈翻译”。
题目虽然有了,但杂感仍然只是杂感。我不想而且也不能把这些杂感归纳到一个系统里面去。以下就分两方面来谈。
论重译
世界上的语言非常多,无论谁也不能尽通全世界的语言。连专门研究比较语言学的学者顶多也不过懂几十种语言。一般人大概只能懂一种,文盲当然又除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非要翻译不行。
但我们不要忘记,翻译只是无可奈何中的一个补救办法。《晏子春秋·内篇》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橘移到淮北,叶还能相似。一篇文章,尤其是文学作品,倘若译成另外一种文字,连叶也不能相似,当然更谈不到味了。
譬如说,我们都读过《红楼梦》。我想没有一个人不惊叹里面描绘的细腻和韵味的深远的。倘若我们现在再来读英文译本,无论英文程度多么好,没有人会不摇头的。因为这里面只是把故事用另外一种文字重述了一遍,至于原文字里行间的意味却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这就是所谓“其实味不同”。
但在中国却竟有许多人把移到淮北化成枳了果子又变味的橘树再移远一次。可惜晏子没有告诉我们,这棵树又化成什么。其实我们稍用点幻想力就可以想象到它会变成什么离奇古怪的东西。倘我们再读过中国重译的书而又把原文拿来校对过的话,那么很好的例子就在眼前,连幻想也用不着了。
十几年前,当我还在中学里的时候,当时最流行的是许多从俄文译出来的文艺理论的书籍,像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卡尔斯基的什么什么之类。这些书出现不久,就有人称之曰天书,因为普通凡人们看了就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自己当时也对这些书籍感到莫大的狂热。有很长的时间,几乎天天都在拼命念这些书。意义似乎明白,又似乎不明白。念一句就像念**喇嘛的番咒。用铅笔记出哪是主词,哪是动词,哪是副词,开头似乎还有径可循,但愈来愈糊涂,一个长到两三行充满了“底”、“地”、“的”的句子念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如坠入五里雾中,再也难挣扎出来了。因而就很失眠过几次。译者虽然再三声明,希望读者硬着头皮看下去,据说里面还有好东西,但我宁愿空看一次宝山,再没有勇气进去了。而且我还怀疑译者自己也不明白,除非他是一个超人。这些天书为什么这样难明白呢?原因很简单,这些书,无论译者写明白不写明白,反正都是从日文译出来的,而日本译者对俄文原文也似乎没有看懂。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认为我是无的放矢,因为这样的书究竟不多,在书店我们只找到很少几本书是写明重译的。其余大多数的译本,无论从希腊文拉丁文和其他中国很少有人会的文字译出来的,都只写原著者和译者的名字。为什么我竟会说中国有许多人在转译呢?这原因很复杂。我以前认识一个人,我确切知道他一个俄文字母也不能念,但他从俄文译出来的文艺作品却是汗牛又充栋。诸位只要去问一问这位专家,就保险可以探得其中的奥秘了。
像这样的人又是滔滔者天下皆是。我现在只再举一个例。一位上海的大学者,以译俄国社会科学的书籍出了大名,他对无论谁都说他是从俄文原文直接译出来的。但认识他的人却说,他把俄文原本摆在书桌上,抽屉里面却放了日译本。这样他工作的时候当然是低头的时候多而抬头的时候少,也许根本就不抬头。倘若有人访他,却只看到桌上摆的俄文原本而震惊于这位大学者的语言天才了。
我们现在并不想拆穿这些大学者们的真相,这种人也有权利生活的。我们只是反对一切的重译本,无论写明的也好,不写明的也好。把原文摆在桌子上,把日译本放在抽屉里,我们也仍然是反对。科学和哲学的著作不得已时当然可以重译,但文艺作品则万万不能。也许有人要说,我们在中国普通只能学到英文或日文,从英文或日文转译,也未始不是一个办法。是的,这是一个办法,我承认。但这只是一个懒人的办法。倘若对一个外国的诗人、戏剧家或小说家真有兴趣的话,就应该有勇气去学他那一国的语言。倘若连这一点勇气都没有,就应该自己知趣地走开,到应该去的地方去。不要在这里越俎代庖,鱼目混珠。我们只要有勇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