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万章（下）

　　【原文】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1］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2］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3］于我侧，尔焉能浼［4］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

　　“孔子之去齐，接淅［5］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6］而玉振［7］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注释】

　　［1］横：暴。

　　［2］遗佚：不被重用。

　　［3］袒裼裸裎：意为赤身**。

　　［4］浼：污染。

　　［5］接淅：即淘米。

　　［6］金声：指钋钟发出的声音。

　　［7］玉振：指玉磐收束的余韵。古代奏乐时，先由钋钟起音，结束时由玉磐收尾。

　　【译文】

　　孟子说：“伯夷的眼睛从来不看丑陋的东西，耳朵从来不听邪恶的声音。如果不是他理想的国君，他绝不侍奉；如果不是他理想的百姓，他绝不使唤。如果遇到天下太平的年月，他就出来做官，如果遇到天下混乱，他就退隐而去了。凡是施行暴政的国家，或者是刁民居住的地方，他都不去。他认为，和没有教养的乡下人相处，就像穿着朝服坐在泥土和炭灰上一样。当商纣统治天下的时候，他隐居在渤海边，等着天下归于太平。因此，凡是听到过伯夷的风范的人，原本贪得无厌的也会变得廉洁，原本懦弱无能的人也会变得勇敢坚定。

　　“伊尹则说：‘没有不能侍奉的国君，也没有不能使唤的百姓。’所以，无论天下是太平还是混乱，他都出来做官。他还说；‘上天生育黎民百姓，就是要让先知先觉的人来开导教化他们。我就是先知先觉的人，我有责任开导和教化后知后觉的人。’他认为，百姓中只要有一个男子或女子没有享受到尧、舜的恩泽，就好像是他亲手把他们推进万丈深渊里去了似的。这就是伊尹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态度。

　　“柳下惠不以侍奉凶恶的国君为耻辱，也不因给予他的官职太小而拒绝做官。他做官时，从不隐藏自己的才能，并且能坚持按自己的原则办事。即使不被重用，他也不怨恨国君，即使穷困，他也不会忧愁。如果是让他和没有教养的乡下人相处，他也能自由自在，绝不轻言离开。他说：‘你是你，我是我，即使你赤身**躺在我旁边，对我又能有什么污染呢？’因此，凡是听到过柳下惠的风范的人，原本心胸狭窄的会变得宽阔，原本刻薄寡恩的会变得宽厚。

　　“孔子在离开齐国的时候，不等把米淘完就急匆匆地走了；但是在离开鲁国的时候，他却说：‘我们慢慢走吧，现在离开的是我的祖国啊！’所以，在应该快走的时候就快走，在应该慢走的时候就慢走，在应该隐退的时候就隐退，在应该出仕做官的时候就出仕做官。这就是孔子的风范。”

　　孟子又说：“在这些能被称为‘圣人’的人里，伯夷是最清高的，伊尹是最有责任心的，柳下惠是最随和的，孔子是最懂得变通的。另外，孔子可以被称为是圣人里的‘集大成者’。所谓‘集大成’，就好比乐队演奏，以钋钟声起音，以玉磐声收尾。选择钋钟声作为起音是为了有条有理地开始，选择玉磐声收尾是为了有条有理地结束。有条有理地开始是智，有条有理地结束则是圣。智就好像是技巧，圣就好像是力量。这就像是在一百步以外射箭，能射到靶子上靠的是力量，能射中靶心靠的就是技巧了。”

　　【阐释】

　　用今天的话来说，智与圣的关系也就是才与德的关系。这两者谁重谁轻，关系怎样？孟子用两个例子作了深刻的说明：一是音乐。演奏一首乐曲，从“金声”开始，到“玉振”结束，每位演奏者始终都要发挥他个人的智和圣的作用，仅有一种是不行的，唯有智圣合一，才能取得圆满的演奏效果。二是射箭。智好比技巧，圣好比力量。力够无技巧，能将箭射到靶，但不能中的；有技巧无力，同样不能中靶。唯有技巧与力量的合一，即智与圣合一才能射中靶子。

　　孟子实际上在此提出了教育人的“智圣合一”的思想，亦即应该使被教育者德才兼备，品学兼优。从儒家传统看，十分注重道德，孟子也不例外。但他又自有特点，既重道德同时又重知识，而且是道德与知识的合一。这是很有道理的。再从实践看，正确处理道德与知识的关系，在教育中的确有重要意义。如果培养的学生有道德、无知识，或有知识、无道德，或知识与道德均无，这三种情况都证明教育的失败。诚然，知识低的人，不一定道德就不好，但总的看，道德与知识是相辅相成的。常言说“教书育人”，二者缺一不可。教育工作者要为社会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年轻一代，对孟子提出的“智圣合一”的谋略，值得重视，引为借鉴。

　　这是孟子着力赞颂、推崇孔子的一章，尊孔子为“集大成”之圣者。后世孔庙中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即依据孟子的这一评价而来。

　　孟子认为，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人虽是圣人，但他们在如何匡正世道人心上只以一方面见长，且各执一偏之见而有其弊端；只有孔子是全面的，能兼众圣之所长而无其弊，故称集大成之圣者。为什么三子者“偏”，而孔子能“全”？照朱熹的解释是：“所以偏者，由其蔽于始，是以缺于终；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礼。三子犹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时，孔子则太和元气之流行于四时也。”这就是说，伯夷等人由于开始时是用一个极端去匡救时弊，时间一久，矫枉过正，结果又走向相反的一个极端去。所以仅以一个方面善其始，就不能全其终。例如伊尹鉴于当时天下多退而寡进的时弊，而救之以“任”，即乐于自为，而以天下之重自任；但其结果又产生多进而寡退之弊端。伯夷在伊尹之后，针对这一弊而救之以“清”，即洁身自好，保持清贫的节操；但其结果又出现洁己而傲众的时弊。柳下惠在伯夷之后，鉴于这一弊端而救之以“和”，即俯身而同众，显得随和不拘。而孔子分析了前面的长处及其产生的弊端，认识深刻而又全面，既能善始，也能善终，犹如乐章中之金声玉振，综合地加以解决，遂成为集大成者。

　　从一个片面去矫正另一个片面，结果又产生出新的片面；再用又一个片面去矫正新的片面，结果又产生与之对立的更新的片面……如此循环往复，终不得要领。匡正世道人心如此，而中国数千年中，下一个王朝匡正上一个王朝的弊端，结果又产生新的弊端而遭致灭亡，也莫不是这样的状况。专制体制注定了是不可能找到万世长治久安之策的。

　　孟子在这里罗列的，是四种圣人的典型：伯夷清高，伊尹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柳下惠随遇而安，孔子识时务。比较而言，孟子认为前三者都还只具有某一方面的突出特点，而孔子则是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具有“智”与“圣”相结合的包容性。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伯夷过于清高，清高得有点不食人间烟火，所以他最后要与叔齐一道“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但是，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也就由此生成，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或许也正是由此观念出发，伯夷才被推崇为“圣人”之一。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我们曾经说过，“把历史扛在肩头”的人。其实。他的这种精神，正是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平”？

　　所以，伊尹是非常符合儒教精神的“圣人”之一，历来也的确成为儒家所津津乐道的古代圣贤人物。但他的这种精神，在进入所谓“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时期后，已被视为过于沉重，过于执着的“古典意识”，与“轻轻松松过一生”的现代生活观念格格不入，或者说，已不那么合时宜了。柳下惠一方面是随遇而安，另一方面却是坚持原则，我行我素。随遇而安体现在他不至于侍奉坏的国君，不羞于做低贱的小官，不被重用不抱怨，穷困不忧愁。这几句话说来容易，做起来可就太困难了，尤其是后面两句，的确人有圣贤级的水平。所以，传说柳下惠能够做到“坐怀不乱”，具有超人的克制力，圣人的风范。最后说到孔圣人。事实上，到后世，尤其是到我们今天仍然家喻户晓为圣人的，四人之中，也就是孔圣人了。孟子在这里并没有展开对孔子的全面论述，而只是抓住他应该怎样就怎样的这一特点，来说明他是“圣之时者”，圣人中识时务的人。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孟子所强调的，是孔子通权达变，具有包容性的特点，所以才有“孔子之谓集大成”的说法。而且，由“集大成”的分析，又过渡到对于“智”与“圣”相结合的论述，而孔子正是这样一个“智”、“圣”合一的典型。说穿了，也就是“德才兼备”的最高典范。

　　【原文】

　　万章问曰：“敢问友。”

　　孟子曰：“不挟［1］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孟献子［2］，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乐正裘、牧仲，其三人，则予忘之矣。献子之与此五人者友也，无献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献子之家，则不与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为然也，虽小国之君亦有之。费［3］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非惟小国之君为然也，虽大国之君亦有之。晋平公之于亥唐［4］也，入云则入，坐云则坐，食云［5］则食；虽蔬食［6］菜羹，未尝不饱，盖不敢不饱也。然终于此而已矣。弗与共天位也，弗与治天职也，弗与食天禄也，士之尊贤者也，非王公之尊贤也。舜尚见帝，帝馆甥［7］于贰［8］室，亦飨舜，迭为宾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

　　【注释】

　　［1］挟：倚仗、凭借、依靠。

　　［2］孟献子：即鲁国大夫仲孙蔑。

　　［3］费：春秋时的诸侯国名，在今山东省境内。

　　［4］亥唐：晋国人。

　　［5］入云、坐云、食云：即云入、云坐、云食。云，说。

　　［6］蔬食：粗糙的饮食。

　　［7］甥：古时妻子的父亲被称为“外舅”，因此女婿也称“甥”。

　　［8］贰室：副宫。

　　【译文】

　　万章问孟子道：“请先生给我讲讲交朋友的原则。”

　　孟子回答道：“所谓交朋友的原则，就是不倚仗年龄、不倚仗地位、不倚仗势力地交朋友。交朋友交的是品德，不能有任何倚仗心理。孟献子是一位拥有一百辆车马的大夫，他有五位朋友，有两位分别叫乐正裘和牧仲，其余三位的名字我忘记了。孟献子和他们交朋友，心里没有自己是大夫的感觉，同样，他的这些朋友如果在心里把孟献子当作大夫，也就不会跟孟献子交朋友了。

　　“不仅拥有一百辆车马的大夫是这样的，就连小国的国君也是这样的。费惠公曾经说：‘我把子思尊为先生，我和颜般是朋友，而王顺和长息只不过是侍奉我的下人罢了。’不仅小国的国君是这样的，就是大国的国君也是这样的。晋平公对待亥唐很恭敬，亥唐叫他进去他才敢进去，叫他坐他才敢坐，叫他吃他才敢吃——即使是糙米饭和菜汤，晋平公也能吃得很饱，因为在亥唐面前，他不敢不吃饱。不过，晋平公也就是做到这些罢了。

　　“不与贤者一起位居人臣，不与贤者一起处理国事，不与贤者一起接受俸禄，能做到这些的，只是世人对待贤者的一般态度，不是王公贵族对待贤者的态度。从前，舜拜见尧帝，尧便留舜住在他的副宫里，还请舜吃饭，舜也请他吃饭，二人互为主客。这是天子与普通百姓交朋友的例子。地位低下的人尊敬地位高贵的人叫尊敬贵人，地位高贵的人尊敬地位低下的人叫尊敬贤者，因为尊敬贵人和尊敬贤者的道理是一样的。”

　　【阐释】

　　人生在世，离不开朋友。朋友之间的友谊是人际交往中结出的美丽花朵，它在人生旅途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地位。因此，孟子的弟子万章特地专门请教老师有何“交友之道”，孟子先用否定性的语言，讲了三个“不”字，即“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又用肯定性语言明确结论：“友其德”。即交朋友一定看重对方的品德。

　　孔子曾把朋友分为“益友”和“损友”两种相互对立的类型。他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这就是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同正直的人交朋友，同诚实的人交朋友，同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便有益；同善于谄媚逢迎的人交朋友，同心术不正的人交朋友，同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的人交朋友，便有害。可见孔子的“择友”标准是重人品、重知识。孟子则特别强调交友要重“德”，反对重资格、重权势、重钱财。因为一个人的内在品德如果高尚、优良，那么其外在表现必定崇高、伟大。尽管其外在表现多种多样，但无一不是“德”的“外化”。所以，孟子抓住了交友最核心、最本质、最关键之点，明确将它表述出来，这就不仅继承了孔子的交友理论，而且发展和深化了这一思想。

　　【原文】

　　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1］击柝［2］。孔子尝为委吏［3］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4］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5］，而道不行，耻也。”

　　【注释】

　　［1］抱关：即守门的士兵。

　　［2］击柝：打更。

　　［3］委吏：管仓库的官吏。

　　［4］乘田：管园林的官吏。

　　［5］本朝：在这里指朝堂、朝廷。

　　【译文】

　　孟子说：“尽管做官并不完全是因为贫穷，但有时也是因为贫穷才做官的；娶妻并不完全是为了孝敬父母，但有时也是为了孝敬父母。如果是因为贫穷而做官，就要自觉居于低位，自觉领取微薄的俸禄。既然要自觉居于低位，还要自觉领取微薄的俸禄，那做什么官才合适呢？就做守门或者打更一类的小官吧。孔子曾经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官，每天只说‘出入仓库的帐目都清楚了’这一句话，曾经还做过管理牲口的小官，每天只说‘牛羊都长得很结实’这一句话。如果身居低位却议论国家大事，这就是罪过；如果在朝堂上做官而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这就是耻辱。”

　　【阐释】

　　“位卑未敢忘忧国。”

　　忧固然是忧，但如果你高谈阔论，指点江山，评议朝纲政纪，那可就要小心你的脑袋了。

　　因此，孟子有“位卑而言高，罪也”的看法。尤其是在暴政专制的时代，更是如此，所以有“莫谈国事”的警告。另一方面，如果你不是“为贫而仕”，不是为了拿工资混饭吃，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而做了**，“立乎人之本朝”，更加应该关心国家大事，发表自己的**，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不然的话，“道不行”，就是耻辱。总之还是《中庸》所说“素位而行”的意思。担任什么角色就做什么样的事，说什么样的话，尽什么样的力。即便圣人如孔子，不也是管帐就说管帐，放羊就说放羊吗？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多余的话可说呢？

　　【原文】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土，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译文】

　　孟子对万章说道：“一个乡的善良之士就和一个乡的善良之士来往，一个国家的善良之士就和一个国家的善良之士来往，天下的善良之士就和天下的善良之士来往。如果觉得和全天下的善良之士来往还不够，便向上追溯古代的善良之士，朗诵他们的诗句，阅读他们的书籍，但不清楚他们到底是什么人，这样行吗？所以，还要了解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这才是与古代的善良之士交朋友的方法。”

　　【阐释】

　　孟了的本意是论述交朋友的范围问题。乡里人和乡里人交朋友，国中人和国中人交朋友，更广泛的范围，则和天下的人交朋友，也就是朋友遍天下了吧。如果朋友遍天下还嫌不足，那就只有上溯历史，与古人交朋友了。当然，也只有神交而已。这种神交，就是诵他们的诗，读他们的书。而为了要正确理解他们的诗和他们的书，就应当要了解写诗著书的人，要了解写诗著书的人，又离不开研究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这就是所谓“知人论世”的问题了。

　　实际上，孟子这段话对后世真正发生影响的，正是“知人论世”的主张。它与“以意逆志”一样，成为传统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也奠定了孟子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事实上，直到今天，无论现代主义以来的新兴文学批评方式方法已走得有多远、多新奇，但在我们的中小学课堂上、大学讲台上，以及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依然在主要使用着的，还是“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方式方法。所谓“时代背景分析”、“作者介绍”、“中心思想”、“主题”等，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无一不是“知人论世”或“以意逆志”的产物。由此足以见出孟子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的深远影响，而这种影响之一，正是由本章的文字所发生的。

　　【原文】

　　齐宣王问卿。

　　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

　　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贵戚之卿［1］，有异姓之卿。”

　　王曰：“请问贵戚之卿。”

　　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2］。”

　　王勃然变乎色。

　　曰：“王勿异［3］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4］对。”

　　王色定［5］，然后请问异姓之卿。

　　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注释】

　　［1］贵戚之卿：指与国君同宗的大臣，即后世所说的皇亲国戚。

　　［2］易位：指另立国君。

　　［3］异：奇怪、责备。

　　［4］正：诚。

　　［5］色定：意思是说，大王理解了孟子的意思之后，脸色恢复平静。

　　【译文】

　　齐宣王向孟子询问有关卿大夫的事。

　　孟子问齐宣王道：“大王问的是哪一类的卿大夫？”

　　齐宣王疑惑不解地问道：“难道卿大夫还有不同吗？”

　　孟子回答道：“当然有不同。有宗族卿大夫，还有异姓卿大夫。”

　　齐宣王说道：“那我就问问宗族卿大夫吧。”

　　于是，孟子说道：“如果国君犯了重大的错误，他们就出面加以劝阻。如果国君不听他们的劝阻，他们就会考虑改立国君的事。”

　　齐宣王听了，立即就变了脸色。

　　孟子看了一眼齐宣王，继续说道：“大王不要怪我说的直接。大王亲自问我，我只好实话实说了。”

　　齐宣王的脸色这才正常了一些，于是又问道：“再说说异姓卿大夫吧？”

　　孟子回答道：“如果是异姓卿大夫，看见国君犯了错误，也会加以劝阻，如果国君不听他们的劝阻，他们就辞职离去。”

　　【阐释】

　　在国君专制国家，为卿相之道，有亲疏之分，故有经权之别。亲疏之分，则有贵戚之卿及异姓之卿的不同。经权之别，有：如国君无道，反复劝谏而不听，则贵戚之卿，因血缘关系而不能离去，又不忍坐视其亡，故可易君之位；而异姓之卿无此挂碍，离开即可。但其中特别提出“反复之而不听”，正是为了劝告帝王当“虚己受善”之意。孟子从不主张“愚忠”，相反对国君更多地是主张“易位”、“诛一夫纣矣”，甚至对国家机器“社稷”，也可“变置”。通观《孟子》一书对国君的要求与对大夫官员们的要求是一样的，并未赋予任何特殊的权力，此点几乎随处可见。而提出“愚忠”的理论，是法家李斯及后世犬儒为建立帝制、树立帝王的专制权威而提出来的。

　　弘扬大臣的职责和权力而限制国君权力无限地膨胀，这也是孟子仁政思想的内容之一，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色彩。

　　王室宗族的卿大夫因为与国君有亲缘关系，国君的祖先也就是他的祖先，所以既不能离去，又不能坐视**覆亡，当国君有重大错误又不听劝谏时，就可以另立新君。孟子在这里是弘扬宗族大臣的权力而限制国君个人的权力，从理论上说是正确的。但我们知道，这种另立新君，在实践上往往酿成的，就是宫廷内乱．所谓“祸起萧墙之内”，弄得不好，还会引起旷日**的战争。

　　对异姓卿大夫来说，问题就要简单得多了，他们既没有王室宗族卿大夫那么大的权力，也没有那么大的职责。所以，能劝谏就劝谏，不能劝谏就辞职而去，各走一方罢了。其实，这也是孔子“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意思。

　　总起来说，孔、孟都提倡臣有臣道，臣有臣的气节和人格，反对愚忠，反对一味顺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