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铃打鼓的乱折腾

　　凤姐小产后身体一直难以复原，荣国府里一时颇有权力真空的态势，加上小戏班解散后“十二官”多半都分进了大观园，女孩子们更成了扎堆儿之势，各种矛盾暴露出来，怪事迭出，大哭小叫，官司不断，难解难判，在这纷乱的局势下，连聪明过人处事果断的探春，也往往没了主意，大有“按下葫芦起了瓢”的狼狈感。

　　诸种矛盾交织纠结，“茉莉粉替去蔷薇硝玫瑰露引来茯苓霜”，闹到最后，连宝玉都卷了进去，面对如此情势，大观园该怎么治理？平儿经过一番调查，认定了柳五儿确实是蒙冤，通过宝玉包揽责任，可以解脱彩云，并且保住探春的面子，也不必将柳家的那厨头职务撤销，改换秦显家的，多余地进行一次伤筋动骨的权力改组，于是，她就去向凤姐汇报，说服凤姐采纳她的怀柔政策。

　　谁知凤姐是个地道的“法家”，她的治理方略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虽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们垫着磁瓦子跪在太阳地下，茶饭也别给吃，一日不说跪一日，便是铁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又道是‘苍蝇不抱无缝的蛋’，虽然这柳家的没偷，到底有些影儿，人才说他，虽不加贼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原有挂误的，倒也不算委屈了他。”“文革”当中“四人帮”把“法家”捧上天，乍一听，似乎他们是主张“依法治国”，但实质上他们并不是要建立以民为本的法制体系，而是想实行“朕即法”的苛酷压制。王熙凤真可谓“四人帮”的“好前辈”，其“法制观”完全剥夺了被告的辩护权，搞的是“逼、供、信”，主张捕风捉影，拒绝调查研究，一个人说了算，认为冤假错案也没什么了不起，真是种下蒺藜不计后果，更没有什么历史眼光，她在铁槛寺受贿三千两银子害死两条人命，就宣称过“从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不迷信鬼神本来并不错，但不懂得善必将战胜恶，“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一意孤行而毫无顾忌，这就大错特错了。

　　曹雪芹通过平儿，肯定了另一种治国齐家的思路。在怡红院的一场风波过后，她被请去处理，袭人告诉她：“已经完了，不必再提。”她就笑道：“得饶人处且饶人，得省的将就省些事也罢了。”面对固执己见的凤姐，她知道推行自己的治理方略很难，于是耐心地以迂回的逻辑劝说：“何苦来操这心！得放手时需放手，什么大不了的事，乐得不施恩呢……没的结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怨。好容易怀了一个哥儿，到了六七个月还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劳太过，气恼伤着的？如今乘早儿见一半不见一半的，也倒罢了。”没想到平儿一席话，竟把凤姐说服了。平儿意思总起来说就是应该“抓大放小”，在那个时代对于凤姐那样的角色来说，生下一个儿子是泼天大事，平儿就在这一点上做文章，软化了凤姐。

　　取得了凤姐的首肯，于是“判冤决狱平儿行权”，她出来对管家婆林之孝家的宣谕：“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没事，方是兴旺之家。若得不了一点子小事，便扬铃打鼓的乱折腾起来，不成道理。”

　　后来邢夫人从傻大姐那里得到绣春囊，将其交到王夫人手中，被激怒的王夫人找到凤姐，轰走平儿，竟听取了王善保家的馊主意，扬铃打鼓地乱折腾起来，抄拣大观园，闹了个沸反盈天，正如探春所说：“可知这样的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果然，经过这么扬铃打鼓一顿乱折腾，且不说死晴雯、逐司棋，芳官等被迫出家，惜春杜绝宁国府……就是贾母、王夫人等主子，也元气大伤，整个家族迅速呈现败象，八十回后，曹雪芹会加快节奏地写到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掺似灯将尽的陨灭局面。

　　我们所处的时代跟曹雪芹笔下的时代已有质的区别，何况《红楼梦》是小说而不是治国齐家平天下的论文，不能把上述故事情节和人物话语生搬硬套于今天，但避免“扬铃打鼓的乱折腾”这一提法，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应该说还是有参考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