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时起得很早，洗脸、沐浴以后，就到自修室读书。课余不是上阅报室看报，就是到图书馆找书，也喜欢单独或同好友到后山读书。大家入寝以后，他还常常在饮茶室、阅报室和走廊等处看书，因为这些地方的电灯是通夜不熄的。

　　一师的学生一般都很用功，但是**特别用功，平时手上总是拿着书，同朋友、同学谈话，最喜欢谈读书心得，谈社会问题，谈国家大事。初到一师时，他星期天除看书和随同友人到附近山上、河边散步外，绝少如一般学生那样上街闲逛。每回上街，他总是到玉泉街（这是长沙过去一条旧书铺街）、府正街去买书；他从来没有多的钱用，有钱一定买书。他的求知欲是永远不能满足的。

　　**一贯喜读国文、历史、地理，后来特别喜欢研究哲学，同时从来不间断阅读报纸和新的书籍、杂志，当时的风气崇尚自然科学，大多数学生是不问政治、不问社会的，只是想读点书，做将来吃饭的本钱。**因为不满现实，怀有改革社会、国家的伟大抱负，便有自己的读书计划。他在回忆中说：“这所学校有许多校规，我赞成的极少。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不特别感兴趣，我没有好好地去学。所以大多数这类课程我得到的分数很差。幸亏我的社会科学各课得到的分数很高，这样就扯平了其他课程的分数。”这是实情，每遇厌听之课，他就读自己的书，为此几乎被开除学籍。杨昌济等看重他的老师直到学校当局，都把他当做一个特殊的学生。

　　虽然第一师范是当年办得比较好的一个学校，虽然这里有自己钦佩的老师和志趣相投的同学，但是从根本上说，**极不满意这种旧式的学校教育，认为太受拘束，不能满足求学要求，当时的教育制度主要抄袭日本和德国的资产阶级教育，最大的问题是课程太多，学生负担太重；一师比一般中学课程更多，共达30多种，一个学期要学20种左右。**当时就这样痛责过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其身而残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智力过人者，则令加读某种某种之书，甘言以饴之，厚赏以诱之。嗟乎，此所谓贼夫人之子欤！”（见1917年4月《新青年》3卷2号《体育之研究》一文。）1915年11月9日，他给在北京的友人黎锦熙的信中说，自己“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摧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昔者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诚不能为占人所为，宜为其所讥，然亦有**乔木之训。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这些话并非一时愤激之语，因为他常痛感自己的幼年失学，弱冠之年才进入这样一个学校，怎能不分外珍惜自己已经有限的青春呢！大概就在写此信前后不久，有一天早晨，他对同班一位比较知心的同学周世钊说：昨晚我几乎退了学，到校长室门外去了三次，准备请求退学。

　　形式上还在这个学校读书，可是实际上**一直坚持自己的读书计划。一方面充分利用课余的时间；同时对不感兴趣的课程则应付了事，有时干脆不去上课。老师们都能谅解他，把他当做特殊的学生看待。这种借学校**自学的历史先例，不由得不令人想起世界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导师——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时的学习情形：在9个学期中，他只选习了12门功课，其中大多数是法学的必修科，甚至这12门他也很少去听讲，他研究法律不过是作为研究历史和哲学的一种附属修业。“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克思在大学时代就已经**地工作了。他在两个学期中所获得的大量知识，如果按照学院式的喂养方法，在讲堂上点点滴滴地灌输的话，就是20个学期也是学不完的。”（引自梅林著：《马克思传》第19页。）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环境和条件，包括时代、社会、学校、家庭和师友，这两个人是很难类比的（当然马克思的条件要优越得多）；但作为划时代的伟大先驱者，他们在当学生时就已具备着一个**的思想家的学习精神，则是非常相似的。

　　大概在前一个时期，1913年至1915年间，**比较致力的功课是国文、修身和历史、地理等。除《韩昌黎全集》和《昭明文选》（《昭明文选》为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501—531）所编，选录先秦以迄当时的诗文辞赋，凡60卷，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选集。）中许多文章读得最熟外，也喜好孔融、陈同甫、叶水心等人的文集。他在图书馆借到一些史地书籍看，看得过细而有心得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新出版的史地书和杂志上的史地资料，也多方搜罗。第一师范的图书馆藏书比较丰富，各种新出版的书籍大都购置，并且订有当时流行的杂志一二十种。从一师毕业的一位图书管理员熊光楚，成了**的朋友，后来是新民学会最早的会员之一。

　　善于**思考、批判分析，是**读书方面另一重要特点。他常对同学们说，读过的书、遇到的问题要多想一想，要加以消化。譬如他读韩文的时候，就运用已学得的逻辑学加以批判，凡是他认为文章很好而又合乎逻辑的地方，便密加圈点；否则，便在书上打杠、打叉，并给以“不通”或“荒谬”等批语。他读过的书，眉批最多，常见两种或三种墨迹，这就说明他读过的次数，有时对自己的批语再加以批判，他读书又极有中心，如研读历史时，其他书籍暂时搁置，尽力将各种新旧史论找来阅读，研读哲学时也是如此。他在学校的前期，由于想直接阅读外文书籍，还专心读过英文，这个企图后来被其他更重要的读书计划和各种活动打破了。这种认真攻读钻研，善于**思考的特点，从现在唯一得到的一本读书笔记和一本书的批语可以得到证实。这两本劫后余烬，被人珍藏下来的笔记和书，今日看来真是吉光片羽了。

　　**当时每天写日记，读报写摘记，读书写笔记、作眉批，对不易找到的好书，有时整本地抄下，如杨昌济翻译的日人《西洋伦理学史》，尚未出版，他就借来，一字不漏地把全文抄了下来，共七大本。他写的各种读书笔记、读报摘记等是很多的，曾积有一大网篮，存在湘潭韶山家中。马日事变之后，他的族人为防反动派迫害，将他的全部书籍文物连同这些笔记搬到后山烧了。他的幼年塾师毛宇居从灰烬中救出这本读书笔记和课本两册，珍藏到解放以后。

　　这本毛边纸抄本印有红色直行格子（先前的行话叫“朱丝栏”），每页两面，每面9行，共有47页。前11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全文一笔不苟，可见对楚辞爱好之深；《离骚》正文上面还批有各节提要。后36页给标上了《讲堂录》这个题目，近2万字，记录的各种具有相对**意义的词、句、段等文字，约400条。这是1913年冬天，他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时听修身和国文两科（还有一节“算术”课）的笔记本。其中记有8个日期，最早的一个是10月28日，最后的一个是12月13日，可知这一本笔记写于这年10月至12月之间。这里不但记有杨昌济、袁仲谦两位老师授课的内容，间或还有学生的发挥。

　　杨昌济常用他自己的著作如《达化斋日记》、《论语类钞》作为教材，从《讲堂录》中可以看到这些对学生的影响。

　　《论语类钞》中说：“特立独行，非意志坚强者不能。寻常人多雷同性，无**心，此其所以为寻常人也。”（第70页）这一点反映在《讲堂录》中是：“有雷同性，无**心。有**心，是谓豪杰。”

　　杨昌济在《教育学讲义》中说：“霉菌附着于微细尘埃之中，但照常法扫除，则霉菌不过暂时浮游于空气之中，旋即附着地板桌椅之上如故，不能达清洁之目的。故必先以水洒地，扫去粗大之尘埃，再以湿布净抹桌椅与地板，如此而后可收扫除尘埃之效也。”（第196页）这一点反映在《讲堂录》中是：“有地板之室，不应用帚扫，致扬尘。必以布揩之。”

　　《达化斋日记》说：“所见大则所志大，所志大则所学大，所思大、所为大，斯为大人矣。所见小则所志小，所志小，则所学、所思小，所为小，斯为小人矣。先儒曰：‘小人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恶。’可以警矣。”（第26页）这一点反映在《讲堂录》中是：“程子曰：小人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恶。”“先儒”写明了是“程子”，想必是据杨昌济讲课时所说写下的。

　　《论语类钞》在解释“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一句时，说：“王船山谓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论语》中如此节语言，可以见圣人之精神矣。”（第69页）这意思在《讲堂录》里有一点发挥：“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指拿破仑），豪杰也，而非圣贤。”

　　《达化斋日记》中有这样几段话：“予读《管子》不偷取一世之言，而深有感焉。夫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非独一时之天地万物也，千载以上之天地万物，吾有情焉；千载以下之天地万物，吾有情焉。”“吾观古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彼非不欲生，实不忍以一身一家而害天下后世也。”“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法之变有二：有变之自上者，有变之自下者。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天子有位之王也，圣人无位之王也。天子一代之王也，圣人百代之王也。”（第26~28页）这些话反映在《讲堂录》中的是：“《管子》：不偷取一世。人之爱情，通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界。现在之群，固致其爱情，不待言矣。然而千载以上之人，千载以下之人，其致其爱情，亦犹是焉。”“某氏曰，吾观古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圣贤救世实有如此，如孔子（在陈匡），耶稣（磔死于十字架），苏格拉底（以故毒死）。’”（这两个举例见于泡尔生《伦理学原理》：“苏格拉底之名，于今不朽，以其为宵小所忌，仰药自尽故也；耶稣之所以为耶稣，亦以其被磔于十字架故。”）“语日，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这一段几乎是一字不改地照抄，只是接着有下面几点发挥：“天下生者，仁人为之除其痛苦，图其安全也。”“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在上者为政教，在下者为风俗。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在上者虽有圣君贤相，然人亡而政息，效虽速而易迁。）”

　　杨昌济在《劝学篇》中说：“王君静安（王国维）尝论国学，谓战国之时，诸子并起，是为能动之发达；六朝隋唐之间，佛学大昌，是为受动之发达；宋儒受佛学之影响，反而求之六经，道学大明，是为受动而兼能动之发达。”（第202页）这一点在《讲堂录》中是这样记下来的：“中国学术发达有三期。一能动的发达期，周末是也。二受动的发达期，佛教大兴，经典甚盛，上下趋之，风靡一时，隋唐是也。三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朱、程、张、周诸人出，性理之学大明。然其始也，咸崇佛学，由佛而返于六经，故为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宋元是也。”

　　杨昌济在《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一文中说：“教授国文之时，宜注重于解释字义，曾涤生言读古书以训诂为本，此成人治经之法，以施于学校之国文教授，尤为适切。字字解释明确，则读书时无误解之患，引文时无误用之患。……曾涤生又言作诗文以声调为本，欲求作文之进步，宜熟读各大家之文。”（第59页）这一点在《讲堂录》中记的是：“曾文正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不知道是先生在讲授时将这“八本”说齐了呢，还是学生从《曾文正公家书》中查找写全了的。

　　《论语类钞》中解释“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一句的时候，杨昌济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欲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第68页）这一点，《讲堂录》中记的是：“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也，亦即积之谓也。”

　　《达化斋日记》中说：“夫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预测何益？”（第9页）《讲堂录》对此颇有发挥：“哲学家之言曰，人以未来为重，或曰以现在为重，此颉德（颉德（1858—1915），亦译克特，英国社会学家。梁启超著《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文中说：颉德以为“进化的运动，不可不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即人群），不可不牺牲现在以利将来”。杨朱“贵生”、“重己”，孟子斥之“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杨朱所以背驰于东西而不相谋也。然而为学之道则不得不重现在，何也？某氏有言曰，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预测何益，求其可据，睢在目前，有目前乃有终身。谅哉言矣！使为学而不重现在，则人寿几何？日月迈矣，果谁之愆乎！盖大禹惜阴之说也。重现在有两要义：一贵我（求己）（不责人）。二通今，如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也。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贵我），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通今）。”后面这两层意思，来自杨昌济的《告学生》一文，“学者之所以自处，一在贵我，一在通今”。“吾尝曰：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唯我；竖尽久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唯目前。”（第364~365页）

　　综观修身课笔记中有关人生观、世界观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强调为人必须有高尚理想，以“圣贤”、“豪杰”自勉；“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二是“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学问必于实际中求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三是关于办事，提倡果断、精细和善用众人之长。“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人立身有一难事，即精细是也，能事事俱不忽略，则由小及大，虽为圣贤不难；不然，小不谨，大事败矣。”前者以陶桓公、后者以恺撒为例。四是致力之道，在长期的积蓄工夫：“盖未有力不足以举天下之烦，气不足以练天下之苦，性情不足以扶持天下一偏，而可以大有为者也。”“五是修身之道，必不惮劳苦，具奋斗精神，还要有朝气。”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万恶之渊薮也。为反抗外国侵略，以弱胜强：“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的用心听课，在《讲堂录》的国文课部分中，同样可以看出这一点。教师喜韩文，学生也就写了不少关于韩文的笔记。除了一些课文的作者评介，典故注释之外，《讲堂录》中还记有不少关于诗文语法的谈论：例如：“列题贵有笔势。题须简要，故善诗者不必观其诗，即于其列题焉观之，必有不同者矣。”“善击鼓者击边（操觚者不可不解此）。”“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当其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作史论当认定一字一句为主，如《范蠡论》重修身而贵择交句，《伊尹论》之任字是。”“词少而意多，字少而理多，斯为妙文矣。”“儒者之文与文人之文不同。儒者之文清以纯，文人之文肆而驳。”等。可以看出这位‘袁大胡子’是深通文章的。学生把这些记上笔记本，可见已经引起了共鸣，证之后来**所写文章，也确实从这些得到了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