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8月，**到了北京，杨昌济介绍他认识了李大钊。他到李大钊为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因而有机会接触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毛后来在同斯诺追述往事时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他还这样谈到他同陈独秀的关系：“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如果人们细读当年毛的文章，就可以知道他说的“楷模”，确不是随口之言。

　　陈独秀最早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他在《文学革命论》（载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一文中高扬“文学革命军”的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则谈道，“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的“许多方面的改革”，“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陈在《宪法与孔教》（载1916年1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3号。）一文中反对在宪法中列入尊孔的条文，“竟欲以四万万人各教信徒共有之宪法，独规定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岂非侵害宗教信仰之自由乎”？毛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则说：“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陈在《新青年》上的许多文章和通信中，都发表了许多反孔的主张，例如答常乃德的信中说：“汉、宋之人独尊儒家，墨、法、名、农，诸家皆废，遂至败坏中国。”（载1916年1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4号。）答吴又陵信中说：“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载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毛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载1919年7月21日《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1号。）一文中则说：“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五四运动后不久，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那时**正在长沙积极筹备出刊《湘江评论》，于是他就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2000多字的长文，历述陈被捕经过及各方营救情况，并记入章士钊致北京政府毋兴文字狱的长电。然后说：“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的影子，不晓得**究竟是什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莫克拉西’（**）。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敌了！”“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绝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在**的全部著作中，以如此崇高的赞颂给予一位在世的人，是找不出第二处了。从这篇文章中还可以看到，陈独秀的文章给他留下了多么深的印象。这里，他转述了陈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15日）中的意思。陈独秀在那篇文章中说：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社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在文章里，陈独秀还表示了他义无反顾的坚定决心：“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文章中说的另一点，引自陈独秀发表在《每周评论》第25号（1991年6月8日）上的《研究室与监狱》。陈独秀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似乎是谶语。此文发表之后3天，陈独秀就入了监狱。

　　1919年12月下旬，为反对皖系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残暴统治，**等领导的湖南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同陈独秀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交谈。他们还讨论了工读互助团的问题，这是五四运动后，得到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支持的少数进步青年的一种新组织，实行半工半读、互相协助的新生活，但因空想的成分太多，脱离社会实际，不过昙花一现，很快就结束了。当时**对此也是发生兴趣的，同他的“新村生活”想法相通。陈独秀于1920年2月回到上海。上海工读互助团在《申报》3月5日刊登的《募捐启》，陈独秀、**都列名于上。**在北京停留期间，为驱张的活动很多。这时，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已认定，解决中国问题必靠马克思主义。这当然给**以影响。毛自己也回忆道，这时，“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

　　陈独秀对**、蔡和森这些湖南青年是极为看重的。为此，1920年陈发表过一篇题名《欢迎湖南人的精神》的文章，一开头就说：“我们安徽人在湖南地方造的罪孽太多了，我也是安徽人之一，所以对着湖南人非常地惭愧。”这显然是对湖南驱张运动（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响应，叫湖南人遭灾受罪的张敬尧是安徽霍邱人。文中提到湖南人的奋斗精神，举了艰苦奋斗的学者王船山，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曾国藩、罗泽南，坚韧不拔的军人黄克强和蔡松坡为例。陈说，他们奋斗不过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这“可爱可敬的青年”中，显然就有为驱张来京的**这些人。蔡和森在北京进行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时，也认识了陈独秀，他1920年2月到法国，这年夏天就开始建党的活动，同陈独秀也取得了联系。

　　1920年7月，从上海回到湖南之后，**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反对统一》等10多篇。这些文章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显然都不是切实可行的，可是作者对当时存在的问题，却是看得清楚而深刻的。在这些文章中所包含的正确的和错误的意见，有价值的和无甚价值的意见中，我们不知道的是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陈独秀的意见，但可以断言，它们必定在某种程度反映了陈的意见，这从陈当时发表的文章中可以得到证实。

　　**在一师读《新青年》时，也很喜欢胡适的文章，因此同斯诺谈话时，胡、陈并列：“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五四运动时由陈独秀、胡适等主编的另一个周刊，《每周评论》，对**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办《湘江评论》，无论刊名和倾向，形式和内容，都可以明显看出《每周评论》的影响。胡适也是这样看的，他甚至把新创刊的《湘江评论》称作《每周评论》的“小兄弟”，在《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出版）上发表的《介绍新出版物》一文中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类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在这篇文章里，胡适特别赞赏**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他说：“《湘江评论》第二、第三、第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一个说是“楷模”，一个说是“小兄弟”、“好兄弟”，可见在五四运动时，他们是志同道合地向旧势力进攻的。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胡适甚至以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这“外来进口的主义”指的是什么？他没有明说。他只是表示反对谈“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主义，而主张去研究诸如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女子解放问题，等等；但是人们都知道，胡适反对的是主张“根本解决”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点，胡适自己后来也是承认的，晚年他在**出的《胡适口述自传》中说：这“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

　　胡适的这篇文章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作为响应，他甚至想组织一个“问题研究会”。这个设想虽然后来并未实现，但从他所拟定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中，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来。这《章程》曾经印发，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朋友邓中夏将它刊在《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1919年10月23日）上。《章程》共分12条，第一条说宗旨：“凡事或理之为现代化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定名为问题研究会。”第二条列举了一批有待研究的问题，大项目列了71题，例如（一）教育问题，（二）女子问题，（三）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之类。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国际、技术等许多方面。问题大可以大到“国家制度改良及国家制度应否废弃问题”（第8题）、“民族自决问题”（第11题）、“经济自由问题”（第12题）、“社会主义能否实施问题”（第18题）；问题具体可以具体到“飞渡天山问题”（第35题）等。在这大大小小71个题目中，有八个题目又包含若干小题目，共计81个。如教育问题中列举了17个小问题（如①教育普及问题、⑨废止考试问题、⑩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等等）。这第17小题是很有意思的。杜威这位提倡实用主义的哲学家，是胡适心目中的一尊偶像，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正是来源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和那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当时胡适请杜威来中国讲学，为时两年又两个月。1920年10月26日，杜威在长沙讲演，**曾应湖南《大公报》之约担任记录。《章程》中，毛说的是“如何实施”杜威的教育说，就清楚不过地表明他当时认同杜威和胡适的意见。当年由**等创办的文化书社经销图书中，就有杜威在华的演讲录《杜威五大讲演》，并将它与《马克思资本论入门》、《达尔文物种原始》、《社会主义史》等书，一同列为“书之重要者”，郑重向读者推荐。可见当时他对各种新的思想学说，都抱有兴趣、兼容并蓄的。

　　除了杜威教育说外，我们还可以从《章程》中看到**赞成胡适主张的例证。例如，胡适的这篇文章中提到了“大总统权限问题”，《章程》第2条所列问题中之（五八），就是这个问题。此外，胡适文章说的“女子解放问题”，在章程中“女子问题”中分列为17个小题目，诸如参政、教育、职业、**、放足等，比胡适文章分得更细也想得更细了。胡适文章提到了“加入国际联盟问题”，《章程》也有（十五）国际联盟问题，以及有关的印度自治、爱尔兰**、土耳其**、埃及骚乱、山东问题、退回庚子赔款问题等。这也是把胡适提出的问题更全面更具体化了。

　　胡适的文章发表之后，李大钊发表了一篇《再论问题与主义》，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刊在1919年8月17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5号。**的《问题研究会章程》是9月1日写的。从时间上来说，毛在草拟这《章程》时，有可能已经看到李文，也有可能还没有来得及看到李文。从当时交通、邮递的情况来推想，很可能没有看到。从《章程》内容看，大体上都是胡适的意见，李大钊的意见在其中没有得到反映。李文中说：“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章程》第三条说：“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这是不是反映了李大钊的意见呢？并不是的。只要看《章程》这一条中说的，“下列各种主义，为特须注重研究之主义”，就明白了。《章程》所列举的各种主义是：“（1）哲学上之主义，（2）伦理上之主义，（3）教育上之主义，（4）宗教上之主义，（5）文学上之主义，（6）美术上之主义，（7）政治上之主义，（8）经济上之主义，（9）法律上之主义，（10）科学上之规律。”很清楚，这里列出的各种主义，只不过是那许多大大小小问题的归类和概括，名为“主义”，其实也多是“问题”，同李大钊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或布尔什维主义，并不是一回事。

　　据**所撰《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1918年秋，新民学会在北京的会员同胡适也有接触：“会友在京，曾请蔡孑民、陶孟和、胡适之先生各谈话一次，均在北大文科大楼。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1919年12月，为了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率湖南各界驱张代表团赴京，在北京停留了3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他同胡适又有所接触。他后来同斯诺谈起此事：“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在1920年3月14日毛致周世钊的信中，谈了一些他同胡适交谈的内容。那时许多人都热心出国留学，毛对此颇不以这然，同胡适讨论了出国留学的得失。毛在信中对周世钊说：“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非留学篇》载于1914年1月出版的《留美学生年报》第3号，主张设立国立大学为培养本国人才之所。文章说：“一国无地可为高等学问授受之所，则固有之文明，日即干沦亡，而输入之文明，亦扦格不适用，以其未经本国人士之锻炼也。”本国办了好的大学，就不一定都要出国留学了。在办学方法上，胡适认为中国古代的书院重视自修与研究，其精神与当时在教育界颇有影响的“道尔顿制”（道尔顿制，为创始于美国的一种强调学生自主精神的教学制度。这种制度让学生自由参加分科作业，否定课堂正规教学，降低教师作用，从而使学生只能获得零星的不系统的经验知识。最初正式施行于美国道尔顿市道尔顿中学，故名。20世纪20年代曾广泛流行于英美德法日诸国。1927年大革命时期，笔者在长沙楚怡小学读五年级，学校在高小部实行过这种制度，学生自由得很，助长了逃学之风。第二年即取消了。）相近，可以采用。这一想法深深吸引了**。

　　在同一封信中，毛还告诉周世钊，他曾经同胡适商谈过创办自修大学的计划：“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的生活。”

　　**绕道天津、上海等地，于7月7日回到长沙。1920年7月9日他写了一信给胡适：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敬尧）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

　　此信手稿现在保存下来了。从这一短简中，人们可以想见当日毛对胡适是很尊重的。毛写给胡的信还不止这一封。据说，胡适1949年离开**前，在上海图书馆查找他存放的书信。当他知道**给他的信已经销毁，曾深表惋惜。

　　1923年，**在《新时代》创刊号（1923年4月10日出版）上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将国内各派势力分为三派：革命的**派、非革命的**派和反动派。他把胡适等“新兴的资产阶级”划归“非革命的**派”，并且认为他们是可以同革命派合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