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8月，**到北京后，为解决生活开销，由杨昌济的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职务是在红楼第二阅览室管理报刊，并登记阅览者的姓名。虽然待遇菲薄，工作琐碎，但确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因为已置身于北京大学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堡垒之中。

　　自从在长沙当新军的列兵起，毛就养成了良好的读报习惯，现在更是如鱼得水了。北大这个阅览室当然比第一师范的要丰富得多，他可以广泛阅读京、津、沪和全国的重要报刊，进而研究各种学说。同时，可以经常旁听北大的有兴趣的课程，参加学校设立的各种学术团体的活动。这里值得一述的是参加新闻学研究会，这跟他早年就极其重视新闻报纸的作用大有关系。

　　蔡元培在北大时，治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听其自由发展”。校内各种新文化活动，他都予以支持。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于1918年10月14日成立，蔡元培被选为会长，亲自为该会制定了8条简章，其宗旨为“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材”。研究的内容包括：新闻之范围、采集、编辑、选题，以及新闻通信法，新闻纸与通讯社之组织。研究会每周都有讲课活动，北大文科教授徐宝璜为主任导师，讲授新闻学原理；邵飘萍为兼任导师，讲授办报经验。研究会还办了一种《新闻周刊》，由会员撰写稿件，作为实习阵地。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称该会为“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该刊为“中国唯一传播新闻学识之报纸”。**获得听讲半年的证书。他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说：在新闻学会里，“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直到1974年，81岁的**会见外宾时，还曾提到邵飘萍其人。（罗章龙：《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与邵振青》，《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4期。）

　　邵飘萍（1884—1926），名振青，浙江金华人，为我国**革命时期杰出的文化战士和著名报人，兼主笔、记者、经营和教学于一身，为新闻界的全才。他14岁中秀才，18岁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青年时，从崇拜康、梁到崇拜孙中山。1912年在杭州创办《汉民日报》，一年后即因反对袁世凯而被查封，其间曾3次入狱。1914年赴日留学，组织东京通讯社，向国内各报发稿，揭发日本侵华野心和“二十一条”真相。1916年春，应上海新闻界电邀回国，先在《申报》、《时事新报》、《时报》等担任主笔，继应聘为《申报》长驻北京记者，为该报日拍新闻专电。1918年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为国内第一个通讯社，以消息准确迅速蜚声海内，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因此得以提高。同年创办著名日报《京报》，宣传十月革命，传播社会主义，支持南方革命政策。五四运动时，《京报》发挥其“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的宗旨，揭发段祺瑞政府卖国罪行，被下令查封。邵本人被通缉，流亡日本。仍从事新闻事业，并研究社会主义思潮。1920年回国，复刊《京报》，在平民大学执教，办报学系。遇大事，邵必亲自采访，尤重视副刊，《京报》副刊达12种，实兼日报与杂志两长。副刊中最著名的有鲁迅主编的《莽原》周刊；《西北周刊》更给冯玉祥以直接影响。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京报》成为讨伐段政府的舆论阵地。4月，段失势出走，奉军进驻北京。4月26日，邵飘萍以“宣传赤化”罪名，被奉系军阀杀害于北京。综观一生，邵飘萍首先是一个站在时代的最前面，以报纸和新闻作手段，鼓吹新思想、传播新文化的勇敢战士和报人，他敢于冲锋陷阵，不畏任何**，终于以身殉职。1918年10月5日《京报》创刊时，他在编辑室大书“铁肩辣手”几个字，勉励同人“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他确实一生实践了这10个字。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担任导师时，他已有自己的著作《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向会员系统地传授有关报纸的作用、任务，以及如何组稿、采访、编辑、校对、排版、印刷等整套业务知识，并且介绍国内报界和世界各重要通讯社的情况。他非常强调新闻的作用，认为“新闻是社会的耳目”，“与社会有莫大关系。报纸的任务就是供给新闻，代表舆论，提倡道德，传播知识，协助工商业的发达”等。他强调新闻之第一要义为“确实”，尊重事实，摒除偏见，反对以讹传讹，颠倒是非，尤反对刊登黄色新闻。他以自己多年办报和当记者的经验，帮助学会的《新闻周刊》，将一个星期之内国内外各种重要新闻，做出系统的记载，并加评论。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教学方法，现身说法的实际经验，其人格力量和辣手文章，当然给学员以深刻影响。

　　此外，邵飘萍还是五四运动时期最早宣传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学说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少数人之一。他在新闻学研究会的教学活动中，也贯彻了他这方面的思想观点。1919年，他还将自己在日本学习所得，编成两本当时最符合形势需要的书，一为《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一为《新俄国之研究》。前者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风行一时。上编为《社会主义之概念与历史》，其中《德国社会主义发达》一章，详细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其学说：“彼两人之著书，对于现在之社会经济状态，下深刻之批评。明示社会发达之倾向，社会主义社会有必然实现之趋向，而说明真理之路。其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成为近世社会主义运动之中心色彩。”又介绍《**宣言》：“此宣言之内容，至今世界各国学者研究社会主义，每引证之，以为立说之张本，实于世界社会主义史上，占重要之地位。”“其有名之语曰：‘由来一切社会之历史，阶级斗争之历史也！’”继又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论》：“自马克思此书出世，从前空想的社会主义，至是乃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且供给实行方面，为德国社会**主义党之党纲。”此书下编分述6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概要：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之“修正”，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介绍布尔什维主义说：“此即日人所译为‘过激派’者，而日本研究社会主义之学者，则以此种新造名词为杜撰，且指为‘故意的曲解’。偶见我国某报之评论，竟又将‘过激’两字，如八股破题，加以咬嚼，谓‘激而曰过’，又曰‘激已不可，而况过乎！’”“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俄国革命于1917年11月7日宣告成功”。“据悉，劳农政府已对我国宣言，抛弃其旧俄帝国在华所得权利。我国政府虽无何等表示，然已觉研究俄事之急要”。《新俄国之研究》一书出版后，即销售一空。这两本书，想来当年**是极可能读到过的。

　　五四运动时期，在湖南从事学生运动、驱张运动、新文化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和后来的工人运动时，**十分注意运用新闻报刊做武器，或自己办刊物，办通讯社，或利用报纸，充当记者。这无疑同参加新闻研究会的半年活动，以及邵飘萍的教导，有直接的关系。这表现在五四运动时期以下一系列活动：在长沙主办《湘江评论》周刊，自己撰稿，当编辑，做校对，跑印刷厂；《湘江评论》被查封后，接着主编《新湖南》周刊；又被封后，就当时有关事件，向湖南《大公报》接连投稿。驱张运动时，无法利用长沙的报纸，直接向京、沪报纸投寄文稿，揭发张敬尧的祸湘罪行；为扩大驱张运动在全国的影响，在北京办平民通讯社，从编写稿件到油印发行，一手包办；又协助彭璜在上海办《天问》周刊。湖南自治运动时，创办著名的文化书社，在全省推销报刊书籍；支持何叔衡等办《湖南通俗报》；同湖南《大公报》的负责人结成同盟军，在该报接连发表10篇檄文；还充当该报的特约记者，为蔡元培、罗素等人来长沙讲演时做记录，记录稿随即在报纸发表。从事工人运动时，湖南《大公报》仍一直是工人运动的宣传阵地。由此可以知道，为什么多年之后，**还要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而且终生不忘其人。（转引自汤修慧：《一代报人——邵飘萍》（汤为邵的夫人），载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6辑。）这里须要一说**同蔡元培的关系。毛认识蔡，当年渊源于教师杨昌济。杨昌济在英国留学时，蔡元培在德国留学，他们是研究伦理学和哲学的同道，当时就有交往。杨在第一师范学校讲授伦理学，用的课本即蔡自日文翻译的德国泡尔生著《伦理学原理》。大家知道，这本书曾对**发生过很大影响。1918年春，杨受蔡之聘到北大教授。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蔡元培是发起人之一。**到北京后，到北大图书馆当了个小职员，就直接认识蔡元培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时，毛同新民学会的会员一同邀请蔡元培、胡适等名流座谈，“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求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除开新闻学研究会外，毛还参加过北大哲学研究会和平民教育演讲团的活动。哲学研究会为杨昌济、胡适等发起，蔡元培是该会领导人，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瀹启新知”。“**在会中曾阅读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著作，包括18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著作”（高平叔：《蔡元培与**》，《群言》1986年第2期。）。由李大钊的介绍，**加入过少年中国学会。“蔡元培曾热衷过无政府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对该会倡办的工读互助团，很是赞赏，具名领衔发起。毛当年也曾热衷于工读生活，有过这方面的理想。杨昌济于1920年1月17日在北京逝世后，**为杨家操办丧事，蔡元培给予杨的遗孤极大关注，蔡元培、章士钊等29人具名的讣告启事，为“其遗属谋集资以裨生活”，**列名其中。蔡还同马寅初、胡适、陶孟和4人联名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赠，资助遗孤，以便家属扶枢返乡安葬。**在长沙举办文化书社等事业和革命活动时，杨昌济的夫人曾慨然献出这笔赙金，供她的女婿做活动的经费。

　　1920年10月，湖南教育学会举办“学术讲演会”，邀请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张东荪，以及杜威、罗素等人来湘讲演。**曾为湖南《大公报》担任讲演的记录。蔡元培一共讲了12次之多，其中有两篇是**记录的，都在报上刊登，署名“蔡孑民讲，**记”。一篇是《对于学生的希望》，一篇是《美术的价值》。蔡认为得到美术的陶融，或养成一种高尚活泼的人生观。其价值在复杂而统一，如人体之美；可改造自然；感情的具体表现，如伯牙抚琴，可以通志；能提高科学研究的兴味，如光线之美之于光学；可以代替宗教。《对于学生的希望》，是鼓励学生继承五四精神，走向社会，并结合群众运动的。最后说：“吾在教育界当差二十多年了，吾从没有反对过学生，吾只希望学生能有各方面的了解和觉悟，事事为有意识有计划的进行，就好极了。”

　　**创办自修大学，蔡元培极力支持，并应聘为名誉校董。收到《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之后，“欢喜得了不得”！立即写了一篇《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的长文，发表于《新教育》第5卷第1期。认为这所大学“注重研究，注重图书馆、实验室，全与我的理想相合”。“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有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1930年10月24日，杨开慧被捕，蔡元培曾迅即进行营救，联合几位知名人士打电报给国民党政府湖南省主席何键，要求保释。何得电后，即将杨枪杀，然后复电，推说电报来迟。

　　1936年下半年，为推动国民党抗战，发展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8月25日，中国**公开发表致国民党书。**于9月22日写了一封信给蔡元培。信的开头即说：“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20年矣！”信尾这样动情地说道：“先生其将不令数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减杀其欢跃之情而更增之以至于无已乎？”

　　蔡元培是国民党内著名的**人士，“九一八”后，坚决主张抗日。为反对屠杀和营救革命志士，1932年与宋庆龄、鲁迅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9年居香港时，曾仔细阅读《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并撰写札记。

　　1940年2月间，由**等发起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的成立大会上，蔡元培都被推为名誉主席团。同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特向其家属致唁电：“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1962年春，蔡元培的儿子蔡无忌在北京参加一次中央举行的招待会，陈毅特领他去见**。**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你的父亲真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