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2月，**从北京来到上海，在上海停留了20天，经常到南市斜桥湖南会馆去看望候船赴法的湖南青年，关心他们的思想、生活种种情况。亲自到码头送第一批去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青年们之后，便回到湖南来了。那时，湖南是北洋军阀张敬尧的屠场，湖南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湖南还是一个极为闭塞的内地。湖南有许多事情要办，首先是需要去打好新民学会的基础；去团结革命青年和社会上的有志人士，向压榨湖南人民的张敬尧作斗争。

　　1919年4月，**从上海回到湖南。他向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讲述了自己在北京的经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简要内容和社会主义的各种派别，还特别谈到所知悉的十月革命的情形和北京进步青年的种种活动。他要大家注意时局的发展，关心俄国和各国的革命情况，研究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为了工作方便和维持生活，他住到地点适中的修业小学，学会会员周世钊在这里主持校务。他在高小部每周教六小时的历史课，所得工资只够吃饭。他仍继续组织湖南有志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同时进一步与社会上各方面不满现实的人往来，交换对时局的意见。除开各学校的进步青年外，他接触了更多教育界和新闻界的人士，因为这时许多新民学会的会员已离开学校到教育界工作，新闻界的人对时局情况比较熟悉，他们同教育界一样，对张敬尧的压迫也是历来极为不满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期间，全世界经历着大分化、大动荡，中国也经历着大分化和大动荡。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和促进了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从1917年末到1919年间，欧洲的芬兰、德国、奥地利、捷克等国无产阶级，都曾先后举行总罢工、武装起义，一度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欧洲其他许多国家以及美国、拉丁美洲和日本、印度等国，罢工运动和工农革命运动风起云涌。1919年3月，在列宁的领导之下，成立了**国际（第三国际），给全世界的革命运动以有力的推动。世界各地革命运动的消息，当时的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反映。中华民族则正面临着极可怕的命运和空前的新生机。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加紧扩大对华侵略，在中国的经济势力一跃而与当时在经济势力上居首位的英国不相上下，北京政府则完全在它的掌握之中；另一方面，中国人民空前觉醒起来，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和日本开设的工厂猛增，中国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壮大成长起来，这就使得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有了前所未有的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

　　**回到湖南的时候，正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前夜。他曾这样概括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心情：“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新**主义论》，载《**选集》第2卷。）在帝国主义分赃的巴黎和会开会期间，全中国的爱国人民注视着和会中关于山东问题的争执，要求取消袁世凯同日本签订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收回被日本帝国主义在欧战中趁火打劫夺去的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坚决反对卖**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北京、上海和各地报刊舆论，迅速地广泛地传播着人民的这种呼声。

　　巴黎和会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到1919年4月间，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基本上分赃完毕；中国不但没有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任何权益，日本以武力夺得的山东权利反而被和会肯定了。中国是所谓“战胜国”之一，而所得结果同战败国无异。全国人民陷入极大失望和极端痛苦之中。

　　昏庸腐败的北京军阀政府对于巴黎和会束手无策，完全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同时，却加意防范人民的不满，首先是防范北京和全国各地学生的不满。

　　湖南人心同样极为愤慨，特别是青年学生最受震动，他们的课堂原来就是极不平静的。张敬尧挪移教育经费，用作军饷，兼饱私囊，各公立学校无不借债度日，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驻有军队的一些学校，退缩一隅之地，教员、学生出入都要受盘查，时常受到“北兵”的侮辱。他们就再也不能平静地读书了。

　　自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创办时务学堂以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的青年学生在革命运动中常起着先锋的作用，进行过英勇的斗争。**着意研究过这一段史实，经常谈到湖南学生的革命精神。关于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五四运动时，他在自己主编的《湘江评论》上有如下记述：“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的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唐才常汉口一役，（戊戌变法失败后，唐才常于1899年成立自立会，并在长江一带联络会党，成立自立军，准备“兴兵勤王”（拥护光绪帝亲政）。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自立军拟乘机在汉口起义，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出卖（张与自立军原有默契），唐才常、林圭等11人于7月28日被杀害，随后两湖自立军有关人员被一网打尽，死难者一二百人。其中主要人员林圭、李炳寰等均是时务学堂学生。）时务学生死难者颇不乏人。此时的学校，大都以鼓吹革命为校风，学生竞相研究所谓经世的学问，抵掌讨论的，不外国事如何腐败，满政府如何推翻，怎样进兵，怎样建设种种问题。”戊戌政变之后，“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黄兴等革命党人曾在明德学校任教，继承了时务学堂鼓吹革命的校风。“光绪末年的明德学生，在省城学生界颇负时誉。大抵当时的学生，好干事，不怕死，是他们的特色；反抗官厅，不服压制，是他们外发的表征。”“在多少学生案头的乱书堆中，或抽屉里面，常秘密置着两样东西：一样是梁启超等所办的《新民丛报》，一样是汪精卫、宋教仁等所办的《民报》。这两样东西，本是禁物，却不胫而走地从日本到了湖南。同时，杀不死、吓不死的黄兴、禹之谟（禹之谟（1867—1907），号稽亭，湖南湘乡人，戊戌变法前，曾与谭嗣同、唐才常等有来往，后参加自立军活动。失败后，东渡日本习工艺。1903年归国，在湘潭、长沙设工厂，并附设工业学堂，后又创办唯一学堂，积极参与湖南粤汉铁路自办运动，被绅商各界举为商会会长、教育会会长。他曾参加华兴会。1905年，为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之一。1906年，领导学生公葬陈天华、姚宏业烈士于岳麓山时，为学生会会长。1906年8月10日，被湖南巡抚庞鸿书下令逮捕。为避开长沙等地各界**，先解常德，被判永远监禁，旋发往湘西靖州狱中，受尽各种严刑拷打，断指割舌，体无完肤，不稍屈服，于1907年1月5日壮烈牺牲。禹之谟的死，对于当时的革命形势起了进一步的激励作用。辛亥革命后，禹公葬于长沙岳麓山，墓在爱晚亭附近。）还在长沙，暗地里从事种种运动。直到甲辰（1904年）狱兴，萍醴失败（萍醴失败，指1906年，同盟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等回湖南“运动军队，重整会党”，于12月间在浏阳、醴陵、萍乡几个地区内，发动农民、会党、矿工和巡防营士兵的起义，被清军重兵镇压而失败。刘等殉难。总计起义军前后被杀者，达一万人以上。），马福益（马福益，湖南醴陵人，贫农出身。1891年，为闽、赣、湘、鄂四省洪江会（哥老会）首领。黄兴创华兴会后，决定利用会党起事，与马取得联系，拟于1904年11月16日慈禧70生辰，在长沙发难，黄任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由于叛徒告密，起义未成，黄、刘、马等均外逃。1905年春，马重行返湘，图谋再举，不料又被官方察觉且被捕。4月20日，马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在浏阳门外枭了首，打扮洋人乘着小轿的黄兴，才从小西门出城逃去。然而湖南士气，却愈压愈振。”1906年，“湖南学生界的首领”禹之谟领导了公葬陈天华、姚宏业的运动，**称之为“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陈天华是湖南新化人，1903年赴日本留学，为同盟会发起人之一，任《民报》撰述员，被称为“革命党之大文豪”，著作很多，尤以《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等，具有强烈的反清反帝的革命思想，传诵一时，影响最大。日本政府应清政府要求，压制留学生的革命活动，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激起中国留学生的反对。陈为唤醒国人，于1905年12月8日，作绝命书万言，在日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姚宏业是湖南益阳人，也是因参加反抗“取缔留学生规则”而归国，在上海和革命党人创办中国公学，由于办学受阻，又忧愤国事，于1906年5月6日投黄浦江而死，有绝命书数千言。他们两人死时都只有20多岁，当时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记述道：“湖南学生得报，灵枢溯湘水回来，便要求政府，葬于岳麓山。麻木不仁的湖南巡抚喻廉三及提学使某，正想借着革命党和学生的血将他们的顶子染得更红，固执不准。这边要求无效，便采用‘自动主义’，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4月1日（5月23日），长沙省城大小学生全体发动，分从朱张渡、小西门两处渡河。鲜明的旗子和洁白的衣服，映着火红的日光，高唱哀歌，接二连三地延长十里以外。军警呆立路旁观看，哪敢张声。这次毕竟将陈、姚葬好，官府也忍气吞声，莫敢谁何。湖南的士气，在这时候，几为中狂发癫，激昂到了极点。”（引文见《湘江评论》第4期《本会总记》。“本会”指湖南学生联合会，这篇《总记》只记到辛亥革命前夕为止，全文未完。）

　　**以湖南学生这一段现代的光荣斗争的历史，“自动主义”的精神，“好干事，不怕死，反抗官厅，不服压制，愈压愈振”的精神，来教育广大青年学生，参加爱国救亡运动。他密切注视着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每日精心阅读报纸，最关心巴黎和会的动向，国内有关山东问题的舆论，以及各地人民的各种爱国活动。

　　新民学会这时又吸收了一批进步的学生和小学教师为会员；长沙各重要的公私立学校的学生会组织，大都为学会会员或同学会有关系的先进青年所领导。**同这些学校中的先进分子，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将湖南革命青年的骨干力量紧紧地团结在自己和学会的周围。何叔衡仍在楚怡小学教书，他的住处常是新民学会开会的地方。

　　关于湖南学生的统一组织问题，过去曾有过酝酿，1915年5月7日，中国留日学生为反对段祺瑞政府跟日本帝国主义秘密订立共同反对苏俄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全体罢课，代表30余人被日本警察拘留。在全国学生的奋起响应中，湖南学生也有请愿废约的行动，并进而组织学生联合会，由中等以上学校派代表组成，第一届会长是美国教会办的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的学生。**同这个学校中的进步学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时学联的组织还不健全，后来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在**领导下，这时以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湘雅医专等最有基础的几个重要学校为骨干，紧张地进行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恢复和改组。同各学校主要代表的接触中，他指出这次运动要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政治方向。要力争山东主权的完整和反对北京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要有统一的组织，使力量集中，声势浩大，以取得斗争的巨大胜利；要对斗争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有足够的估计，对于必然会招来的张敬尧的镇压，也要有所准备，使斗争能坚持到底。

　　还在巴黎和会进行期间，1919年4月20日，济南开了10多万人的请愿大会，致电参加和会的中国专使，据理力争。4月30日，巴黎和会通过日本夺得的山东权益在和约中被明文规定下来，被德国强占去的山东的领土、铁路、矿山以及一切其他特权，都归日本继承。就在4月30日这天，北京专科以上学校的两万五千学生发出一个通电。这个通电代表了全国爱国人民的共同呼声：“青岛归还，势将失败；5月7日在即，凡我国民，当有觉悟，望于此日一致举行国耻纪念会，协力对外，以保危局。”

　　这个通电给予全国、也给予湖南的青年学生和爱国人民很大的影响。

　　巴黎和会通过的对德和约中规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权利的这个残酷的事实，使全国人民感受到不可容忍的耻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人民的怒火不可遏止了。接受了十月革命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在他们影响下的学生、群众，更加认清了这个真理！只有依靠自己，依靠广大群众起来，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首先发动的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了。五四运动一开始，就“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新**主义论》，《**选集》第2卷。）“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新**主义论》，《**选集》第2卷。）**和李大钊、周恩来等，就是当时左翼知识分子的最杰出的代表。在5月4日的游行示威中，北京13所大专学校的学生3000多人和市民群众，高呼“废止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外争国权，内惩**”，“拒绝和约签字”，“抵制日货”等口号；并且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这天，学生被捕去31人、市民1人，共32人。第二天，北京大专以上学校学生总罢课；第三天，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北京学生向全国发出了共同行动的呼吁。

　　革命的风暴立即席卷全国。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和华南、西北、东北各省的学生，纷纷起来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5月7日这一天，全国重要城市的学生都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一致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不久，全国各主要城市都成立了学联，全国21省，有18个省成立了全省学联，并且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

　　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宣告罢课，同时以救国十人团的形式上街展开爱国宣传。于是学生运动进而同人民群众的爱国行动联系起来。

　　由于张敬尧封锁新闻，直到5月9日，学生们才从报纸上看到有关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零星报道。湖南同全国各地一样，人心极为激昂；报纸连续发表“危机一发之山东问题”，“山东问题之警报”一类激奋人心的文章，喊出人们的共同心声：“吾人断断不能承认，吾人当出死力争！”青年学生最为愤激，立即奔走呼号，秘密结合。有的学校学生连日在街头散发“请先救山东人之性命！”“请看我国之危险！”等动人心魄的传单。为预防和镇压学生的爱国活动，段祺瑞的嫡系走狗张敬尧，早在5月9日，就召集长沙各校校长谈话，无耻地说：“如鼓动风潮，恐遭外人诘责。省垣各校学生，不得听信谣言，借青岛问题，引起纠纷。”（本节引号中文均见1919年5月至7月间的湖南《大公报》。）11日，张竟封锁新闻，令警察厅召集长沙各报记者，以“戒严期间，不宜激动民气”，勒令各报不得登载有关山东问题的一切消息，由警察厅派员检查，严密控制，并且不准报纸开天窗。长沙各报联合提出质问，报纸不登山东问题，是否要把报纸变为哑子而使读者尽成为瞎子？张置之不理。14日，张又公开发布“防范过激党”的谈话，谓“现在过激派的思想，渐已蔓延于东西各国。为防微杜渐，转令军民长官，严加防范”。张敬尧的种种压制，自然不可能阻止青年学生的活动和群众爱国热情的高涨，学生们仍然想方设法到处散发传单，向各界群众作口头宣传。为制止学生的爱国活动，张敬尧一面派稽查暗中侦察、派警察公开到各校盘查，发现传单有校名者，即向该校追索；同时不断责令各校校长加以阻止。校长们则以“维持现时教育之法，在于请省长速拨巨款，以免倒闭”的要求，同张敬尧相对抗。

　　为了进一步将学生组织起来，以便统一行动，将群众爱国运动推向新的阶段，迅速恢复和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就成为当务之急。在**领导下，新民学会会员为此紧张地在各校活动。一师、商专、湘雅、长郡和明德等校的学生组织比较健全，领导骨干的社会活动经验也比较多一些。于是以这几个学校为核心，一方面动员各校学生准备罢课，一方面建立校内组织，推选代表，准备正式成立学生联合会。

　　邓中夏和北京另一名学生代表，于北京学生罢课之后来到长沙；他们受命来鼓动湖南学生奋起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关于这一段史实，据当时新民学会会员一师学生蒋竹如回忆（蒋竹如，湖南湘潭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前后在湖南第一师范教学。已故。这段回忆见1962年2月24日他写的《湖南学生的反日驱张斗争》一文。）：5月23日晚上，我正在一师十三班的自习室复习功课，忽然**叫了我出去。他告诉我：北京学生派来了两个代表——邓仲懈和某某（现已记不起姓名），要求湖南学生起来罢课，和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两代表暂住在楚怡小学何叔衡那里，我们现在要商量一下怎样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于是，他邀我和陈书农、张国基等几个人，到一师后山操坪里，在月光下商谈了一阵。决定每个学校推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5月25日上午到楚怡小学开会。这天上午，我和陈书农很早就到了楚怡小学，随后各校推举的学生代表也陆续来了。其中有湖南商专的易礼容（易礼容，湖南湘乡人，长沙商业专科学校学生，新民学会会员，**湘区委员会早期负责人之一，后脱党。解放后历任第一至五届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至九届执行委员。）、彭璜（彭璜，号殷柏，湖南湘乡人，长沙商专科学校学生。五四时期湖南学生运动领袖，曾任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全国各界联合会干事。长沙**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1921年逝世。），湖南工专柳敏，湖南法专的夏正猷、黎宗烈，明德中学的唐耀章（唐耀章（1900—1973），湖南长沙人。1919年至1920年系明德中学学生会会长、省学联会长、驻省驱张团副团长、新民学会会员。1930年参加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工作。解放前在明德中学任教，解放后曾任长沙市纯德会计学校校长。），湘雅医学校的李振翩，周南女校的魏璧、劳启荣，还有楚怡工业学校、长沙师范、妙高峰中学等代表，共20多人。**介绍双方的代表见面后，就请北京来的两代表报告五四运动发生经过。他们希望湖南学生实行总罢课，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惩办曹、章、陆三个卖**，拒签巴黎和会通过的对德和约。随即大家作出决议：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作为发动罢课和统一各校学生行动的领导机构；传达两代表的报告；全省学联正式成立后，即实行总罢课。会上还讨论酝酿了学联的章程。主要内容是：设正副会长各一人；分评议、执行两部，各设部长一人，评议员和干事各若干人。评议员由各校派出的代表一人充当，执行部分设总务、交际、社会服务、文牍四股，各设股长一人。评议部是代表会议性质，执行部是日常工作机关，当时全国各地的学生会都采取此种组织形式。两天以后，各校学生代表都正式推举出来了，章程也草拟好并油印出来了。

　　5月27日上午，各校代表齐集省教育会，举行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逐条讨论通过章程，然后进行选举。法专代表夏正猷、商专代表彭璜分别当选为正副会长（法专没能立即执行学联罢课决议，引起各校学生不满，夏因而辞职，改选彭璜为正会长）。商专代表易礼容当选为评议部部长，一师代表当选为执行部部长。湖南学生联合会以新的姿态宣告成立了。这一天，即通过长沙和全省学校学生总罢课的决议。《罢课宣言》沉痛地说道：“外交失败，内政分歧，国家将亡，急需挽救……夫学生之求学，以卫国也。国之不存，学于何有？我们学生出于良心之感发，鉴于时事之要求，决定自6月3日起，全体罢课，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于是以第一师范、长沙师范、湘雅医学校为首的长沙学生罢了课，接着湖南全省学生也罢了课。

　　学联成立后，曾将章程、宣言和罢课决议等新闻，送交长沙各报。除《大公报》以“来件”刊登章程外，其余都被张敬尧的检查员扣留。

　　教育界人士对学生的爱国运动多持同情态度。省教育会为学生罢课，还于6月7日发了一个快邮代电，告全国各省教育会。代电说：“国是日非，人心愈愤，祸至无日，恐不独危及教育前途。查学生此次举动实激于爱国热忱，倘政府不谅其苦衷，学校将全体动摇。”并建议由江苏教育会发起，召集全国教育联合会，推出代表赴京请愿，以“推求罢课真因，俯顺舆情，根本解决”。同时发布了“呈省长文”，告诫张敬尧：“祈通饬军警，对各校外出讲演之学生，随时加以保护，以防意外。”

　　学生联合会设在落星田商业专门学校。在学生会中做日常工作的，多为各校新民学会的会员。**住处修业小学离商专很近，白天多待在商专，随时指导学联的工作。

　　彭璜去衡阳联系之后，以省立第三师范为首的衡阳学生，于6月17日成立了湘南学生联合会。湘南学生联合会在以后的湖南革命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长沙各校学生总罢课之后，张敬尧对学生进一步施加迫害。6月8日，张以“过激党”捣乱的罪名恫吓学生，声言“社会党人利用时机，到处煽惑，淆乱人心，业经当局查党，正严令侦察总局一体拿办！”并扣留学联对外各种通电。6月10日，又通函各校，迫令学生上课。11日，张敬尧发表了一篇所谓《告诫学生训令》，杀气腾腾地说：“倘有听信浮言，固执己见，荒废学业，游行市街，现值匪氛未尽，本兼省长为维持治安，预防祸患起见，定当遵照命令严加制止，勿谓言之不预也。”张的警务处并向各校发出“最后忠告”：学生“如有言辞过激，逾越常轨，制止不听，任情直行者，即按照戒严规则，一律逮捕，以保公安”。各校学生在学联的领导下，根本不理睬这个“训令”和“忠告”，仍坚持罢课和做各种爱国活动。张敬尧于是命令各校提前考试、提前放假，以瓦解学生的组织。学联得悉这个阴谋后，立即作出决议：“即经罢课，就决不受试；如提前放假，亦即赞成，在校救国，放假亦不碍救国。”于是利用提前放假的机会，学联组织各校学生，有计划地回到各县开展救国宣传活动。如长沙县属各乡镇在省学生，即组织讲演团联合会，派了几十个讲演团到各乡镇活动。学联的主要干部仍留在长沙，邀集各校代表住在商专，继续开展市区的工作。

　　在**的正确领导下，学联一开始公开活动，除教育会外，还得到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这从学联“7月1日以后承各界诸公热心赞助”的一个“本会捐款鸣谢”（见《湘江评论》创刊号第3号。）启事得知大概。这个名单包括教育界（有商专、楚怡等校校长）、工商界等50人，以及省商会、中国银行、教会办的长沙青年会和一些商号，还有个别外国人。捐款多则四五十元，少则一元不等。其中省商会注明“送6月份补助20元”，可见商会经常给予补助。没有这些捐款，学联要进行许多活动，尤其是办一个报刊，是很困难的。

　　在6月3日以前，参加五四运动的主要还是青年学生。由于6月3日这天，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拥向街头，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段祺瑞政府逮捕300余人，激起全国更大的愤怒，学生运动更加沸腾起来。在抵制日货中得到好处的上海民族工商业，在学生运动的推动下，终于6月5日全市罢市。全国主要城市的工商业也立即罢市，响应学生的爱国行动和**北京政府的暴行。上海市2万多工人在6月5日这一天开始罢工，至9日，罢工工人总数前后达六七万人，宣布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作绝不妥协的斗争。唐山、长辛店、津浦铁路、南京、济南、杭州、九江等地工人立即起而响应。年轻的、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

　　自此，五四运动成为全国工人、学生和商人等联合行一动的全国革命运动了。上海成立了“商工学报各界联合会”。

　　上海是中国现代工业也是帝国主义在华工商业的集中地。上海工人的英勇斗争引起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惊慌失措。上海地方军政当局联名急电北京政府，请免曹、章、陆三人之职，电文中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

　　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约200万人，集中程度很高；但五四以前，工人阶级的斗争处于一种自发的分散的状态，没有形成为一种举足轻重的**的政治力量。五四运动中，以上海工人为首的大罢工，开始将全国各地工人分散的斗争集中起来，成为整个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强大政治运动。这次罢工虽然前后历时不过10天左右，却已显示出中国工人阶级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巨大的革命威力。

　　在全国性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威胁下，北京政府不得不批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辞职，北京军阀政府的内阁也提出总辞职，以缓和全国人民的愤怒。6月12日以后，全国各地的学生开始复课，工人开始复工，商人开始开市。

　　五四运动作为群众性的爱国运动、救亡运动，显示了革命群众的强大威力。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从此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主义革命的序幕。不过，后来**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演讲《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又曾说道：“五四运动是干什么的呢？也是为着反帝反封建，但是也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可见，他在《新**主义论》中给五四运动所作的“彻底的反封建”的评价，并非指中国人民反封建主义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而是指当时先进分子反封建的坚决的态度。由于中国是一个几千年封建主义顽固统治的国家，没有经过西方资产阶级彻底的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尤其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社会阶段，因此，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彻底清除封建主义思想，不能不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全国解放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五四运动当时的群众革命活动，在湖南结束得晚一些，6月12日以后，学生没有复课，后来进一步发展为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的运动。

　　1919年5月下旬，全国各地在学生组织的推动和号召下，开展了抵制日货的运动。北洋军阀政府害怕“抵制日货”四字太刺激了，下令不准公开宣传抵制日货，于是爱国群众用“维持国货”的名义来进行抵制日货的斗争。湖南各界公法团体，如教育会、商会等，在5月下旬也成立了“国货维持会”，但由于没有发动群众，抵制日货没有能够形成为一个运动。学联成立后，**即领导学联积极参加国货维持会，以抵制日货为中心工作。学生首先在校内设纠察机构，以监督同学不用日货：如用误买者，即令向原店退换，否则置校内陈列。各女校学生，互相监督尤严。所有小学校的学生也动员起来了。于是，长沙和湖南各县抵制日货的运动就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青年学生高涨的爱国热情，张敬尧再也压抑不住了。

　　由于几年来的军阀混战和张敬尧的滥发纸币之灾，湖南商业实近停滞，日商趁机垄断湖南内河航运，其势力陡增四倍之多。（1918年8月27日湖南《大公报》载：据日本《朝日新闻》所载，日人此时在湘省之商业势力，已由过去的一倍增至四倍。）这时长沙各百货店，日货占十之八九，而国货不到十之一二。绸布业和苏广业（即百货业）虽然也设立了国货维持分会，但窃运和偷卖日货的行为并未消止。商会参加“国货维持会”，实际是为了“维持日货”。学联洞悉内中情形，便派出了许多调查员分驻在纱号、纸业、绸布、苏广、南货、印刷、玻璃各行业，进行详细的调查。检出日货，即予封存，限期拍卖完毕。调查员对那些窃运和偷卖日货的商人，耐心地说服教育，促其自觉自动实报；同时按国货维持会的规定，给予那些情节较严重的商人以罚金或没收直到烧毁其日货的处分。学生联合会逼使参加国货维持会的商人弄假成真了。当时一些奸商见到学联的调查员，就像耗子见到猫一样害怕。

　　有一位1919年至1920年在一师附小读书的女学生，回忆当时**在长沙“展开宣传活动，到处讲演，反对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和抵制日货”的情形时，如此亲切地谈道：“我最难忘的是毛主席第一次给我们讲演时的情景。我们称他毛老师，但毛主席说，‘你们不要叫我老师，我是你们的老同学，以后就叫我老同学好了！’……毛主席每一次来讲演前，我们整个小学部的同学都坐在大礼堂的竹椅上，有好几百人。大家都在热切等待，一见毛主席出现，大家都热烈鼓掌，有些小同学高喊：‘老同学来了！’更有些高兴得跳起来。”“他讲的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号召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决不接受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另外还讲抵制日货。他说：‘买玩具不要买日本货，我们要爱自己的国家。’他的讲演完全可以激发我们小学生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情；他的语言生动活泼，手势又多，激动中又带有幽默，大家都非常喜欢听他的讲话。但可惜毛主席每次只讲一个钟头，就要匆匆忙忙地走啦。同学们都舍不得他走，很希望他多逗留一阵子。”（《毛主席讲演激动人心——戴馨女士忆述半世纪前往事》，载1976年9月12日香港《文汇报》。）

　　为了使人们永远记住这次外交失败，将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运动坚持到底，6月25日，学联联合工商界共几千人，举行游行大会，口号是“一致对外，大家努力；毋忘国耻，坚持到底；提倡国货，莫置日货”。学联的调查员动员了长沙各商号的店员工人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的运动。如贩卖日货出名的吴大茂百货店，由于店员的检举，就被苏广业的国货维持会开除了。这时奸商的抵制花样是很多的。有一家华泰长洋货号不遵守规约，暗中勾结日商，以日货冒充国货出售，经学联再三劝告，犹诈狡不服，终于被学生们捣毁了。为了惩一儆百，国货维持会、学生联合会、绸布业国货维持分会等，于7月7日这天，联合举行烧毁日货游行示威大会。据第二天报载：游行队伍从绸布公所出发，高举“烧毁日货游行大会”和“同胞们注意，切勿买日货！”的大旗前导，学生队每人肩着一匹日本布，其后是绸布业的店员工人。游行队伍经过长沙最热闹的街道后，到了教育会坪，学生们将布匹堆放在一起，浇上煤油，直到布匹烧成了灰烬，游行队伍和参观群众才散去。如此认真抵制日货，在社会上自然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抵制日货的同时，学联和各界团体还发动了“爱国储金”运动。学生们减餐捐款，成立十人储蓄会，号召人们为国储蓄，准备物力，同日本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

　　根据北京、上海、天津各地经验，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各界人民，7月9日，学联联合工商各界开会，正式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当天参加成立会的有苏广业、纱业、染织业、轮船业、泥木行、印刷业、理发业、箩业（码头工人）等30多个工商行业，以及基督教联合会等代表。大会认为“国家前途，危险已达极端，须联络一气，共策进行”，并号召湖南各界人民起来“推翻武人政治，排除官僚派及阴谋家”。会上组成了包括20个代表的各界联合会代表团。联合会成立之后，即以学联为主干，发行了以鼓吹新思潮为宗旨的会刊。联合会的基层组织是救国十人团，这也是从北京、上海传来的经验。救国十人团是比较广泛的群众组织，各界爱国人士都纷纷加入。例如徐特立等领导下的教育会所属各校教职员，共成立了250余团，长沙的报纸用“风起云涌，蒸蒸日上”的话，形容救国十人团的组织和发展。

　　7月15日，在400多个“十人团”的基础上，成立了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筹备会，10月下旬，正式成立了十人团联合会。**的战友柳直苟被推举为这个联合会的副总干事，他当时在美国教会办的雅礼大学教育系读书。

　　抵制日货的运动很快在各县开展起来了。醴陵、湘阴等县，也焚毁了一些日货。6月中旬，常德学生宣传抵制日货时，遭到日本商人的嘲讽，愤怒的群众将三所日本洋行的门面尽行捣毁，日商要求赔偿，驻军直系旅长冯玉祥查获日本人贩毒，以罚款相抵，并派兵保护日本商店，使之门可罗雀。

　　在全国爱国反日运动**中，日本帝国主义者向群众直接进行威胁和迫害。六七两月，先后发生福州大批日本浪人殴打学生事件；济南日本军警拘捕学生、镇守使汉奸马良捕杀爱国市民马玉亭等人的事件。日本政府并派军舰驶抵马尾，恫吓福州人民。这两大凶案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就在此时，6月29日，日本兵舰一艘也开至常德，向常德人民示威。7月4日，长沙学生在湘江码头劝阻旅客不要乘坐日本轮船时，日商戴生昌汽船公司居然指使流氓，将一个学生扭入该公司毒打。长沙各界群众联合向日本领事**并要求惩凶时，张敬尧公开为日人辩护。这件事前后斗争了一个月，张最后只令法庭判凶手三个月徒刑了事。这时，驻华日本公使小幡公然要求北京政府取缔南京、长沙、安徽、济南、福州等处的反日运动。畏日如虎的段祺瑞政府训令张敬尧“切实执行”，并令查禁救国十人团。

　　当时学联与各界爱国人士同张敬尧的斗争是多方面的。为了将原来的地方绅权机关——省议会改造成为一个御用机关，张敬尧极欲效法段祺瑞包办安福国会（1917年，北洋军阀直系冯国璋同皖系段祺瑞暗斗激烈，段于北京安福胡同组“安福俱乐部”，收罗政客。因此段系北洋军阀又被称为安福系，段一手包办“选举”之新国会称为安福国会。）的选举办法，改选省议会，但阻碍甚多，久未办成。7月间，张雇用的一批政治流氓组织所谓“湖南公民会”，发动“请愿”，被长沙各报痛予驳斥；湖南各界联合会，在报上发表了反对非法选举的宣言。这个“公民会”开会的一天，张派军警武装保卫，企图吓退各界代表不敢前来辩论。不料彭璜为首的学联代表多人，到达会场，登台侃侃发言，这个“公民会”就开不下去了。彭璜等人当即被军警逮捕，并声言要枪毙，各界代表群起**，主持会议的人恐引起大乱子，才将彭等释放。第二天，湖南《大公报》、《湖南日报》被查封，编辑被逮捕。于是学联以合法方式，“呈文省长”，揭发此种非法选举阴谋，要求严惩“公民会”的政治流氓，启封报纸，释放编辑，“呈文”中说：“防民甚于防川，扬汤何能止沸！”

　　张敬尧的包办选举，当然也办不下去了，终于老羞成怒，八月间，强行将学联解散了。

　　五四运动浪潮中，新民学会有一个大的发展，新入会的会员达21人，多为第一师范、周南女校、商业专门学校、明德中学、湘雅医学校等校学生和教员，其中有罗宗翰（罗宗翰（1896—1927），湖南安化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同情者。新民学会活动和尔后革命工作的积极参加者。）、彭璜、向警予、夏曦（夏曦（1902—1936），湖南益阳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大革命时期，任**湖南省委委员、省委书记，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委。曾参加南昌起义，以后赴苏联学习。曾被选为第六届中央委员。回国后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犯有极其严重的肃反错误，长征中牺牲于贵州毕节地区。）、郭亮、易礼容、李振翩、唐耀章、蒋竹如、张国基等，以及李思安（李思安（1892—1975），湖南长沙人，湖南蚕业讲习所学生。1920年去新加坡坤成女校任教。1925年回国，加入中国**，曾任湖南总工会妇女部部长，大革命失败后脱党。长期在印度尼西亚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任湖南文史馆馆员。）、周敦祥、魏璧、劳君展等女同志。“在周南女校开过一次会。其始长沙会友对于会章条文，觉太简略，于是提议修改。设‘评议’、‘执行’二部，执行部下又设‘学校’、‘编辑’、‘女子’、‘留学’各部。至是长沙会友适用新会章。”（见《公务报告》）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何叔衡、李思安为正副执行委员长；**、陶毅、周世钊等八人为评议员。

　　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这一切迫害，并不能阻止湖南学生和各界爱国人民的革命活动。在**和新民学会的领导下，学联和各界救国十人团，继续进行秘密的和各种公开的活动。

　　暑假期间，学联组织各校留校学生在长沙成立讲演团十四处。到街头和挨家挨户作反日爱国宣传。在赤日炎炎的大热天，学生们奔走呼号，有的累得中暑晕倒。讲演团常宣传朝鲜亡国的惨痛，如几家共用一把菜刀、爱国志士怎样被残杀等，真是讲者垂泪而道，听者掩面而泣。讲演团还演出各种新剧，如《**战争》、《哀**》、《高丽亡国惨史》等。男学生演，女学生也演。这种“化装演剧”，虽然被一般顽固守旧的人们视为“下流事”，有的家长甚至跑到学校“质问”。但是这些宣传活动，引起很大的反响，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许多在长沙读书的学生回到本县后，推动了本地的爱国活动。益阳、衡阳、常德、岳阳、平江、汉寿等县，讲演团尤其活跃，也演出各种通俗新剧。

　　在爱国反日**中，学联同工人群众已经有了一些联系，有许多学校办了夜校，动员工人上学。长沙第一纱厂、黑铅炼厂、造币厂等产业工人和泥木等行业工人，都组织了宣传队，同学生一起行动。

　　在这个空前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广泛开展的时刻，**除极其重视群众的基层组织活动外，还特别注意到如何进一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他认为如果不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不巩固其革命热情，革命运动就不可能进一步向深度发展，热闹一阵过后，还是会没有什么具体结果的。因此就非常迫切地需要出版一个有高度政治思想性的刊物。在日常繁忙的工作之中，**挤出时间，来创办这样一个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