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报刊和创办一个期刊来传播新的革命思潮，是**回湖南后经常思考的问题。

　　五四以后，全国出现了一个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新**。新文化运动起了质的变化：不只是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而且是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了；不只是主张**与科学，而且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经验了。新的刊物如雨后春笋，一年之内，全国达到四百种之多。这些刊物多数是由各地的学生组织以及许多高等学校、中等学校的学生主办的。在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推动下，长沙各校学生即出版了10多种刊物，如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新湖南》、周南女校的《女界钟》、高等工业学校的《岳麓周刊》、明德学校的《明德周刊》、岳云中学的《岳云周刊》、甲种工业专门学校的《工学周刊》、长郡中学的《长郡周刊》等。除《女界钟》比较有特色外，这些刊物虽然都以宣传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知识为主旨，但多累赘重复，缺少见解。为了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觉悟，更有力地推动革命运动前进，**以很大的精力主编了《湘江评论》周刊。

　　该周刊是以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发行的。**以学生联合会文牍股干事的身份担任主编。当时投稿的人不多，每期付印之前，约好的稿件往往不能集齐或不适用，因此，他只有自己动手多写一些。总计第一期的几乎全部，第二期的三分之二，第三期和第四期的各一半稿件，都是由他执笔的；其他的撰稿人，也多是新民学会的会员。从写稿、审稿、编辑到校对，他都要包打包唱。这时他住在修业学校。他的行李简单极了，一顶农家用的老蓝夏布蚊帐，一床席子，几本书做枕头，经常穿的是一件洗得不蓝不白的竹布长衫。在溽暑和蚊虫的侵扰下，他“常常写到半夜之后，早晨一起床，来不及洗脸吃饭，就到教室教课”（周世钊：《我所认识的毛主席》，载1950年7月1日《新湖南报》。），或者做其他的工作。

　　《湘江评论》创刊号于1919年7月14日出版。刊物在形式上同《每周评论》一样，报纸型四开一张；分栏也大体相仿：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言”（一种模仿《每周评论》的很短的杂感）和“新文艺”等。出版的第二天，长沙各报都刊出“湘江评论出版了”的新闻。

　　关于发刊的宗旨，“本报启事”中说：“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由**署名的《创刊宣言》，开门见山地说道：“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接着说明世界革命的潮流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是全体人民联合的力量，人民应当起来为自己的彻底解放向强权统治作斗争。《湘江评论》的职责，就在“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就在研究、传播和推行当前世界的革命新思潮。“宣言”的结尾发出这样**的呼声：“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本节有关引号中文，均见《湘江评论》1、2、3、4期。《**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久已热切企望的实际政治斗争，如今终于来临，而且亲身投入这个斗争，开始了沸腾的政治生活。发表在《湘江评论》（共4期加上临时增刊）上长短41篇战斗檄文，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家的大无畏品质，同时也显示了他的雄辩的政论家的才能。这些文章洋溢着敢于理想、敢于斗争的磅礴的革命气概；贯彻着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精神；热情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及其在全世界的影响；特别表现了对人民群众伟大力量的充分信任，并且着意研究以什么样的步骤和方法来实现中国的革命。这些文章除对历史事变作出深刻的概括外，还对形势的发展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关于国内外大事，有述有评，分析得头头是道，总是击中要害，揭露出本质，指明事物发展可能的趋向；文字又特别生动有力，深入浅出——如《每周评论》上陈独秀等所写的“随感录”、“杂评”与“放言”，则针对社会上种种守旧现象、奇谈怪论，予以揭发讽刺，文笔辛辣，三言两语，说到读者心坎里去了。

　　我们知道，多年以来，**就有每天详细阅读报纸和**研究时局的习惯。关于俄国革命与世界政治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他当时经常思考的问题，我们终于在《湘江评论》上他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得悉他在这方面的卓越见解。他认为十月革命引起了整个世界形势的根本变化，劳农阶级的革命今后定将普及全世界；同时明确意识到，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从而将中国这次崭新的革命运动同十月革命联系起来。他以这样热情的词句讴歌俄国十月革命对世界革命的影响和中国革命的形势：“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合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突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旗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埔、汉皋，屡演话剧，洞庭、闽水，更起**。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巴黎和会签字前后，德国国内震动极大，人民反对屈辱的和约。**认为各国人民要想求得彻底解放，只有走俄国人的道路。他说：“我们为德国计，要想不受约，唯有步俄国和匈牙利的后尘，实行社会的大革命。协约国最怕的就在这一点。俄罗斯、匈牙利不派代表（按指革命政府不派代表参加巴黎和会）、不提和议，明目张胆地对抗协约国，协约国至今未如之何。”

　　由于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和资产阶级虚伪的**思想的影响，人们长期不能从本质上来认识帝国主义。巴黎和会几个月分赃的结果，终于擦亮了人们的眼睛，打破了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陈独秀的转变最具有代表性。他原来称美国总统威尔逊为“现在世界上第一大好人”；到五四运动爆发时，他就直称巴黎和会为分赃会议了。认为威尔逊的14条宣言“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了。**一向关心世界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对帝国主义没有存过幻想。《湘江评论》以很大的篇幅介绍当时各国革命运动的情况，论述今后世界政治发展的前景。通过这些“时事述评”，编者不仅彻底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而且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本质。文章说，英、美、法等国在巴黎和会上虽然“满嘴平等正义”、“民族自决”，实际上都是“一类的强盗”，他们所干的不过是分赃的活动，所争论的不过是土地、主权掠夺的谁多、谁少。编者还这样概括“地球上第一个实业专制国”美国的情况：几个人享福，千万人痛苦；实业愈发达，受剥削的人就愈多。因此，今后世界的前途必然是：一方面，虽然“和约”签字了，但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利害冲突并没有消除，今后军备竞争必将继续下去，新的战争种子又已种下了；另一方面，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深刻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以下这些为历史所证实了的预言，使我们不能不惊叹刚走出校门的青年**的辩证思维能力，他在学生时代艰苦的精神劳动，这样快就开花结实了：“克里孟梭高兴之极，即德国人沉痛之极。包管10年、20年之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头痛。”“1919年以后，假设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阶级战争的结果，就是东欧诸国主义的成功，即是社会党人的成功。”而阶级战争，“必待国际劳动界完全胜利，始能停止”。他非常藐视外强中干的帝国主义，深信工人阶级能决定国家的命运，**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他对自以为获胜的当时任巴黎和会议长的法国首相克里孟梭讽刺道：“无知的克里孟梭老头子，还抱着那灰黄色的厚册（按指巴黎和约），以为签了字在上面，就可当做阿尔卑斯山一样的稳固。”文中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不要看重了现在巴黎和会上高视阔步的伟人先生们”，“他们总有一天会要头痛”，他们的“末日审判”将要到了。

　　还在学生时代，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历代战争、动荡时期，以及近代的革命运动，**就有过思考，同时也熟悉西方近代的各种革命运动。对这些史实，他都有自己的见解。然而他的历史观基本上还是唯心史观。现在，从十月革命尤其是自已亲身参加的五四运动中，他开始克服唯心主义，明确地认识到这个真理，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既劳动人民是人类社会历史每次革命变革的真正动力，人民群众联合起来的力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人民群众的发动与否，是决定一切革命胜负成败的关键。这种思想，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有鲜明的、充分的反映。这是《湘江评论》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也是**为中国革命写的第一篇指导文章。这篇长文连续刊载于该刊第二、第三、第四期的第一版；（二）、（三）两篇分别有小标题：“以小联合作基础”，“中华‘民众的大联’的形势”。

　　根据这一观点，文章这样概括西方近代的现代的革命形势：“自法兰西以民众的大联合，同王党的大联合相抗，收了‘政治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随之而起了许多的‘政治改革’。自前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捷、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根据这一观点，对辛亥革命的性质和根本缺点，作了这样深刻的剖析：“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纵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根据这一观点，文中以这样生动的比喻表达了五四运动所显示的群众威力：“我们已经得到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

　　这篇文章说明，**高瞻远瞩地站在革命大潮的最前面，超过当时一般先进分子的水平。他对五四时期兴起的群众运动的意义，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充分相信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只要人民一旦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就能冲破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战胜一切障碍，朝着解放的道路迅猛奔跑，从而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就使得他以“民众的大联合”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本方略提将出来，大大打开了人们的眼界，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争勇气。

　　从《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还可以看出**最早的必须建立人民革命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他认为历史上的改革或反抗运动，从宗教、学术到政治、社会，斗争双方必有大联合，而斗争的胜负，则决定于联合的坚强与否，以及作为这种联合基础的主义是新是旧或是真是妄。文章说，近世强权阶级——贵族和资本家的联合统治，使国家坏到了极点，人类痛苦到了极点。于是起了革命，而有人民的大联合。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即人民大联合的胜利。贵族、资本家不论有武力、资财，乃至“知识”三种手段，但他们毕竟人数太少。广大人民如果觉悟提高，大大联合起来，世界上的事情就好办了；这三种看来似乎很厉害的手段，也完全可以转化为人民所有。例如统治者军营里的兵士，本来是民众中的成员，只要他们翻然醒悟，就反而会一齐化成抵抗贵族和资本家的健将。“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按指沙皇俄国国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

　　关于民众大联合的方法，**认为大联合要从小联合做起。大联合的基础是各个革命阶级的共同利益，小联合的基础是各个阶级、阶层的切身利益。所谓小联合，即是根据阶级地位的不同而分别组织起来，其中最根本的是农民和工人的组织。农民们应结成一个联合的组织，“以谋求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我们种田人的利益必须由我们自己去求”。地主怎样对待我们，租子重不重，肚子饱不饱，有没有田种，这许多问题，农民们都应当切切实实力求解决。工人们同样要结成一个联合的组织，“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关于工资的多少、工时的长短、红利均分与否、文化的增进等，工人们都应切切实实力求解决。根据欧美各国经验，工人还必须按照产业与行业组织各种工会，如铁路、矿工、五金、建筑、纺织、电车、人力车等工会，作为全国工人统一组织的基础。其他如学生、妇女、教员……都应根据切身的利益和要求，组织起来，进行各种改革和斗争。文中对学生说道：国家要亡了，当局还贴着布告，禁止我们爱国，我们就必须结合同志，列成队伍，起而奋斗。总之，民众的大联合必须这样建立在以全国工人、农民为主体，各界人民都分别组织起来的基础上，才能有力量，才能胜利地进行革命斗争。

　　文章具体谈到，五四运动已经产生了许多的人民团体组织，虽然其中许多会、社有非民众的绅士、政客在里面，有的会、社“乃完全的绅士会或政客会”，但是像全国学生联合会、各界救国联合会这些组织，已经是一种相当大的联合组织了，这就证明全国人民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成是完全可能的。皇帝和独夫的统治总是不准人民有思想、有组织、有行动的，现在五四运动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一旦行动起来，事情就好办了。文章号召中国人民采取民众大联合的方法，去同反动统治阶级进行斗争，表现了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革命英雄气概：“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通常用这种方法，求得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作者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无限乐观和胜利信心，而且认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必将立于世界革命的最前列。文章的结尾这样预言道：“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大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国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能这样深刻认识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力量，对勤劳、坚忍而智慧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性，有充分的估计，这同他熟悉近代历史，对**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英勇斗争历史及其失败的教训作过思考有关。在80年之中，中国人民同每一个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都打过仗，从来没有向任何反革命势力屈服过。他深深懂得，只要有正确的领导，中国人民完全可以形成一个极其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结合五四运动时的经验，他这样明确地开始提出中国革命的基本方略之一：必须进行人民力量的大联合，建立人民革命统一战线，而其基础是工人与农民两大阶级（到1923年，中国**才正式决定建立以国共合作为主干的革命统一战线）。同时，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在领导湖南人民的五四爱国运动，驱逐张敬尧运动，以及随后的**运动、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初期工人运动中，他都创造地、卓越地掌握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法宝之一——人民革命统一战线政策；以革命群众、工人阶级为主体，用又团结又斗争的方法，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开明人士以及各种**力量，建立了正确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由于具有对革命形势的正确估计，对统治阶级本质的透彻认识，以及对人民群众力量的充分信任，**一开始参加政治活动，就表现出一个彻底的革命家的弃旧图新的雄伟胆略。他像马克思一样，除了崇拜真理之外，不知道还要崇拜别的什么。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全部文章，充分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如《创刊宣言》发出了这样激动人心的“什么也不要怕”的号召：“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他要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倒“强权”、“命运”等偶像，扫除一切旧的思想、旧的传统、旧的习惯。他说：“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历史上人们长期受专制统治压迫的结果。他鼓舞大家革除“非死人不加议论，著述不引入今人的言论”的积习；他认为，只要是真理，我们就应该以“日光之普天照耀，探海灯之向外扫射”的精神去追求它，不达目的，决不休止。在这个黑暗的社会、诡诈的世界，中国人民必须从安于做旧思想、旧习惯的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不要害怕来自旧势力的一切指责。他说：“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出来的。”

　　十月革命的炮声，五四运动的浪潮，激励着**以高昂的**精神和不屈的坚强意志同旧世界相对立，预告这个世界的必然灭亡。从《湘江评论》上这些永放光芒的文章中，使我们了解到一个革命家的最重要的品质，必然是不顾一切旧传统的束缚，敢于冲破旧社会的罗网和壁垒，唤醒人们的创造精神；这也就是永无止境的革命的辩证精神。比之《伦理学原理》批语上那些多从唯心的纯粹思辨出发的辩证观点，《湘江评论》上的这些战斗檄文，已经开始从实际出发，开始用朴素的唯物辩证法解释社会历史现象，并且成为动员群众、变革社会历史的思想武器了。

　　关于马克思主义，这时还只有零星的传播。《每周评论》在五四运动后出了五期，还没有来得及反映“六三”运动以后的情况。由于陈独秀的被捕，编辑权为胡适攫得，刊物即转而主要宣传杜威的实用主义了。因撰稿人多忙于实际斗争，《新青年》在1919年6月至10月间曾停刊五个月。只是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北京《晨报》副刊于1919年1月至11月开辟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才算是稍稍弥补了当时比较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迫切需要。这个专栏共发表了以下五篇论著：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最早译本《劳动与资本》；考茨基写的马克思主义通俗作品《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最早译本《马氏资本论释义》；以及从日本刊物上翻译过来的三篇文章，其中包括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写的《马克思唯物史观》，另外两篇也是谈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有一篇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除了这个专栏之外，《晨报》副刊还刊登了第三国际宣言等重要文件，同时也发表了一些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学者的并非马克思主义的评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到这时为止，就接受马克思主义来说，李大钊是水平最高的人。他写的文章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已认识到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知识分子非同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不可。当然，由于他当时正经历着一个由革命的**主义者转变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因此，其思想也难免有某些不够确当或错误之处。**当时所能得到的马克思主义的养料，自然是很有限的：他正处在由急进**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当时的思想还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例如在谈到“如何打倒强权”的问题时，在《创刊宣言》和《民众的大联合》（一）中，有这样明显的唯心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想：“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有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在谈到民众大联合的办法时，他写道：“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按指贵族、资本家）拼命的捣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人叫做马克思。一派是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们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于俄国的人叫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思想在辛亥革命前就传到中国，当时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无政府主义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在五四时期自属新思潮之一，许多先进分子，包括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恽代英等，都受过影响，一时将之作为“朋友”，连《新青年》也给予“一席之地”。**当然不能例外。他这时虽然还分不清楚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不过发表在《湘江评论》上所有文章的主要倾向，已闪烁着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光芒。例如《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开始就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批判维新变法时期的“空虚的思想”，“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尤其是“民众大联合”的思想，可说是当时中国思想界最可宝贵的收获，也是后来构成**思想大厦的最初基石之一。

　　上述情况表明，**这时正处在世界观剧烈转变的过程中，思想上呈现着矛盾而复杂的现象，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既有正确的认识，又夹杂错误的观点。这种现象毫不足为奇，当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存在这一情况。《民众的大联合》这一长文，分别刊于1919年的7月21日、7月28日、8月4日，显然看出三个星期中作者思想认识发展的痕迹。三篇内容相对**，都有新的见解，论述逐渐深化，尤其第三篇，如前所引，强调俄国十月革命对世界革命的影响。关于无政府主义的看法，同《创刊宣言》也有所不同了。

　　关于所谓“过激党”的问题，《湘江评论》发表了好几篇短论予以说明。

　　当时的反动政府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进行各种诬蔑宣传，马克思主义被称为“过激主义”，布尔什维克被称为“过激党”，而且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混同起来，北京政府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等军阀也严禁“过激党”，并多次下令检查邮件，查禁进步书刊。于是在社会上造成一种恐惧心理，好像“过激党”来了，就大祸临头了。张敬尧政府也散布空气：“湖南了不得了，过激党来了。”针对这种情况，《湘江杂评》这样写道：“请问什么叫过激党？过激主义是什么？倡言过激党来了的人，能够答复得出来吗？”你们指为“过激党”的人，“只不过是舍命救国的志士，为国家争权利，从强权索自由的志士。湖南倘然真来了过激党，恐怕就是倡言过激党来了的人招惹的”。《世界杂评》中则具体指明，“过激党”一词是袭用的日本名词。因为日本军阀贵族惟恐俄国革命思潮传过去，“动摇他们的阶级制度，就译之为‘过激党’”。“其实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照字义讲，就是‘多数党’；照主义讲，就是要组织纯粹工民的共和国，以工民办理国家的事务。也有政府，也有宪法，并不是‘无政府’。”短论“放言”就简单明了地将“布尔什维克”予以通俗解释：“这不过是要强制作工。”**自己还写了一篇《研究过激党》的短文，这样风趣地说道：“过激党这么厉害，各位也要研究研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切不可闭着眼睛，只管瞎说，‘等于洪水猛兽’、‘抵制’、‘拒绝’等的空话，一晃眼，过激党布满了全国，相惊而走，已没得走处了。”在这里，**已开始注意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了。

　　这样充满“反叛”精神的《湘江评论》，当然受到广大革命青年和爱国人士的欢迎，他们尤其从**的文章中，感到从未有过的一种痛快和力量，许多平时焦虑的问题得到解答。人们的思想大大开朗起来，觉得前途充满希望。广大革命群众认为这是真正代表人民说话的刊物。然而长沙有一家报纸，却认为这是“怪人怪论”；一般守旧分子则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是“大逆不道”；他们最不满意的是攻击孔夫子，是提倡劳工神圣和男女平等。

　　《湘江评论》的创刊号印了2000份，当天就销尽了，继续来订买的仍很踊跃，随着又加印了2000份，还不能满足外地的需要。因此，自第二期起，每期印5000份。这个份数，在当时的期刊中是很大的数目了。长沙和湖南各地的青年学生、许多中小学教师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都成为它的好友，尤其是思想进步的学生，口袋里总放着一份。每一期送到各校阅览室，大家纷纷抢阅，先睹为快。这个刊物在武汉、广东、四川等地的青年学生中，也很快传播开来，外省订户也日益增加。许多学生义务上街卖《湘江评论》，**自己也到街上去卖过。

　　通观五四运动时期出版的众多进步期刊，《湘江评论》是思想性、战斗性最强的一种。**以如此辉煌的成功和巨大的影响，开始了他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活动。

　　创刊号寄到北京之后，李大钊认为这是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1919年8月24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6期作了介绍，这样兴奋地说道：“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并且指出：“《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第二、第三、第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北京《晨报》也予介绍，说它的“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当时全文转载《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的，有成都的《星期日》周刊（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的机关刊）、北京的《又新日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推荐这篇文章和《湘江评论》的期刊，还有《新青年》、《新潮》、上海的《星期评论》、《湖南》等。这篇文章在《星期日》转载后，对四川后来一连串轰轰烈烈的青年爱国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直到1920年五四周年纪念时，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代表，还在上海的刊物《新教育》（2卷5期）上写文，介绍这篇文章的重大意义。

　　《湘江评论》对于张敬尧的专横统治，不啻是接连投下的炸弹，它的出生宣布了“反叛”的力量在蓬勃成长。这个军阀在钳制舆论上已经有了一套经验。承印这个刊物的湘鄂印刷公司，就常有军队去检查、捣乱。1919年8月上旬，第5期出版后（这一期现在还没有找到），张敬尧于派出军警解散学联的同时，查封了《湘江评论》；并且警告印刷公司，以后绝对不准再为其承印。

　　《湘江评论》虽然只出了5期，前后仅一个多月，寿命非常之短，但对于当时湖南的革命运动却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特别是《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对于许多爱国青年和革命知识分子，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自己的回忆也说到这一情况：“在五四运动以后，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湘江评论》的主笔，这是湖南学生的报纸，对于华南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萧劲光曾谈到任弼时和他自己怎样受到《湘江评论》的影响：“弼时同志在长沙读书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波及全国的时候，这时毛主席在湖南领导和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毛主席主编的《湘江评论》传播了巨大的革命影响。我们正是在这个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觉悟的。那时，我们对于**主义知道得还不多，而对于帝国主义和当时的卖国政府则是充满了不可抑遏的仇恨。伟大的**主义者弼时同志，就是这样以一个坚决的反帝国主义、反卖国政府的革命战士开始了自己的革命活动。”（萧劲光：《悼弼时》，载1950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

　　新民学会第一批到法国的会员，关于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情况曾详告**，这些信在《湘江评论》连续发表了三封，进一步推动了湖南广大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运动。当时在溆浦办小学的向警予，就是受这个刊物和这些信的影响，毅然离开家乡来到长沙，从而认识了**，并参加了新民学会。

　　《湘江评论》被查封以后，**和学联的工作人员住在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继续革命活动。各校学生会的周刊仍坚持出版，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的“学生周刊联合会”，各周刊派一个代表参加，每周开会一次，商议如何在宣传内容上步调一致。湘雅学生会办的周刊《新湖南》，比较起来，在各校周刊中水平较高；这时因暑假期间，写稿人少，刊物难以继续办下去。主编龙伯坚便约了编委李振翩、张维一道去找**，请他接编这个刊物。“他们三人同毛主席约定在图书馆见面。说是报纸阅览室，实际上是一间破烂不堪的屋子，里面放着一张长桌，几张板凳。进入屋内时，看见**一个人全神贯注地阅读报纸……**答应任《新湖南》的总编辑。”（见龙伯坚：《回忆〈新湖南〉》，载1979年5月5日《湖南日报》。）自第7期起，这个周刊继承了《湘江评论》的精神。每期都有一篇较长的政治论文，**写了许多文章。好多重大问题，他早就将材料收集好了，思虑成熟，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写一二十张稿纸，往往大家在旁边谈话，讨论问题，他就一边写成了。

　　关于**主编以后的《新湖南》的内容，我们现在只能从《新青年》第7卷第1号以下的介绍中，得知一点概貌：

　　“《新湖南》周刊的内容，自从第7号起，已与以前大不相同，请看第7号刷新的宣言就知道。本刊第7号以后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第7号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其力之所能，本着这四个宗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再看第7期内容，其中精彩真是不少。最重要的是如‘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洋洋数千言，说的很透。又有评假冒新招牌的《新中国》杂志，及‘哭每周评论’、‘工读问题’等，都是很好的。”

　　北京《晨报》1919年11月25日的“长沙特约通信”，这样介绍《新湖南》：“湘雅医学校发行的《新湖南》，内容极为完备，并且为《湘江评论》的化身，所以魄力非常充足。”

　　张敬尧后来将所有这些不利于他的期刊统统查封了。《新湖南》挣扎到第12期，终被封闭。1919年10月以后，**再想利用一种期刊，宣传新思潮，介绍马克思主义，同张敬尧作战，就完全不可能了。但是他仍利用湖南《大公报》等报纸，继续发表了许多文章和随感录等短文，对张敬尧的黑暗统治以及不合理的封建制度，予以侧面的揭露或正面进攻。

　　1919年11月14日，长沙发生一件新娘在花轿中自杀的事情，顿时震动了整个社会。这位新娘名赵五贞，是一个女学生，她极不满意父母的包办婚姻，强迫她嫁给一个有钱人家。她做过许多反抗都无效，因而出嫁之日，在花轿中以剃刀割颈自杀。第二天，长沙所有报纸都登了这件新闻；有的还发表评论，说死者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者。

　　反对吃人的礼教，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是五四时期文化思想战线的一个主要方面。当时在这方面的突出问题之一，是关于妇女解放和婚姻问题。《新青年》以及一切进步报刊，都热烈地讨论这个问题，如鲁迅曾为此写过许多篇鼓舞人心的小说和论文。这个问题是当时广大青年首当其冲的问题之一；许多男女青年自己都有一页伤心的婚姻史，有的人还因此才最后走上革命的道路。湖南自然也毫不例外，刊物报纸常常讨论妇女问题和婚姻问题。周南女校由于校长朱剑凡是一个革新派，在五四运动中，提倡学生自治，鼓励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学校呈现一派新的气象。由周敦祥主编、学生会出版的周刊《女界钟》，“大半是讨论‘妇女解放’、‘妇女劳动’诸问题”。据周敦祥回忆，**曾为这个周刊写过好几篇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

　　**感到这是一个很大的事件，认为这个惨案是万恶的封建社会造成的，应趁此机会，“大做文章”。因此，在事件发生的第三天，11月16日，湖南《大公报》便刊出了他写的评论赵女士自杀的文章，指出：“赵女士的自杀，是环境逼着她求死的。”环境是社会、母家和夫家，她被围在这三角形的三面铁网之中，“无论如何求生，没有生法”。这件事的发生，是由于“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恋爱不能自由”。他号召大家来讨论这件大事；他认为各种学理，必须伴着活的事件来讨论。自11月16日至28日止，13天之内，随着舆论的展开，各种意见的提出，关于这个事件，他在湖南《大公报》共发表了七篇论文和两篇杂感。长沙各报对这个惨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许多教育界、新闻界的人士都参加了，青年学生写的文章尤为激昂慷慨，《女界钟》在**的指导下，为此出了特刊，对旧式婚姻的罪恶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围绕这个事件，形成一次对封建社会及其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大讨伐。

　　有些论者光责备母家、夫家不该包办强迫，而放松了对整个旧社会的批评。也有的人认为这种自杀行为是软弱的消极的行为，说赵女士“为何不逃亡”？关于如何改革旧的婚姻制度，有人提出折衷办法：“儿女自行择合，经父兄鉴定”，或“由父母择合经儿女的许可”等。针对这些观点，**将批判的重心放在整个社会，指出母家和夫家固有直接责任，但是罪恶来源仍是社会。这个“万恶的社会”，“它可以使赵女士死，又可以使钱女士、孔女士、李女士死；它可以使‘女’死，又可以使‘男’死”。如果社会好，家庭要制造罪恶，也没有机会。所以根本问题在同这个旧社会作斗争，改革一切旧的制度和恶习。文章指花轿为“囚笼槛车”，痛斥中国封建的、迷信的、腐败的婚姻制度。文章说：“必须打破父母代办政策。”“‘讨媳妇’、‘选快婿’，都是父母专为自己打算。《礼记》上说：‘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子不得宜其妻’，便是丢脱儿媳的恋爱问题，专以媳妇干奴隶工作的铁证。”“必须打破媒人制度。媒人以‘拉合成功’为根本主义”，“只务‘拉拢’，不顾‘说谎’”。“往往结婚之后，驴唇不对马嘴。”“错已铸成，只好将错就错。”“尝推原媒制之来，系由于男女界限太隔；故欲废媒制，首要彻底的撒开什么男女大防。”还要解决“婚姻上的迷信问题”。迷信最大的就是“婚姻命定说”，什么“月老牵丝”、“天作之合”、“百世修来共枕眠”之类；“婚姻拉拢不拉散”，否则，“定遭天谴”；极无道理的“指腹为婚”、“襁褓择配”，也由此派生；此外，还有“合八字”、“订庚”等小迷信。“把一对男女，用这些迷信绳索，将他们深深地捆住。”因此，在婚姻问题上，文章鼓励青年们起来同社会奋斗，自己绝对主办自己的婚姻，“夫妇关系，完全要以恋爱为中心”。

　　文章对死者寄予无限的同情，讴歌这种“不自由，毋宁死”的反抗精神。“吾人所以尊敬壮烈的自杀”，有两个原因：一是敢做人不敢做的事，一是反抗强权的精神。当然，作者并不是赞成自杀，自杀是由于“社会夺其希望，吾人应主张与社会奋斗”、“与其自杀而死，毋宁奋斗被杀而亡”；“截肠决战，玉碎而亡，则天下之至刚至勇，而悲剧之最足以印人脑府的了。”当时全国出现了好些有名的自杀事件，引起舆论界的评论，《新青年》上就刊登过这类专文，可是陈独秀等人写的《自杀论》，（陈独秀：《自杀论》，载《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出版。）为纵论中外古今自杀现象的“学术研究”。**《非自杀》的论文，则是合乎辩证观点分析社会现象的范例，从社会到个人，从伦理到心理等方面，对于含有社会意义的自杀行为，予以合情合理的批判和分析。1919年12月7日的北京《晨报》，曾刊文评介“长沙赵女士在彩舆内自杀一事”，文中特别介绍了**《打破媒人制度》与《打破迷信》两文的鲜明论点。

　　虽然没有自己直接掌握的刊物，在张敬尧的残暴统治下，**仍然利用报纸，对旧社会的罪恶进行有力的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