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领导驱张运动，**第二次来到北京，使他有机会进一步倾向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推动新文化运动大步向前迈进，开始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就在进入这个新阶段的时候，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发生了**。这个**始于1919年7月至12月间“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领导和参加这个运动的成分，即具有初步**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三部分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形成并保持着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到6月5日工人阶级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以后，当时的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即为群众的狂风暴雨行动所吓退，向敌人投降，站到反动方面去了。当中国是不是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被尖锐地提出来之后，他们就马上起来反对了。胡适是他们著名的代表。胡适不仅反对学生的爱国运动和工人的罢工斗争，而且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第一个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在五四前夕，他已经打出实用主义的旗帜。《每周评论》由他主编后，1919年7月，他在刊物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提倡枝枝节节的改良，“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而反对“根本解决”。他一面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同时却积极宣传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唯心主义，尤其是杜威的实用主义。这期间，他一连发表了七篇介绍实用主义的文章。胡适的浅薄言论立即遭到李大钊的反击。李大钊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可分的关系，要解决问题，就必须谈主义。他认为“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而且指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任何国家都是适用的。“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做工具去打倒资产阶级。在我们这个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社会主义做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他用十月革命胜利的具体事实否定了改良主义的道路。李大钊对胡适的反击，代表了当时的左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初步**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坚定立场。

　　不过，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系统的介绍刚开始，许多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还没有受到彻底批判，就是少数具有**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是不完全的，他们已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还同大量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混杂在一起。这种情况，就是李大钊本人也不例外。因此，像他那样具有高度的嗅觉能力，能一下子揭穿胡适的真面目，确是难能可贵的。胡适接编《每周评论》之后，虽然刊物的革命性被破坏了，但他还没有在刊物上正面反对俄国的革命，甚至还表现了对这个新国家的某种兴趣。他所宣传的杜威的实用主义，那些带有经验唯物论色彩的说法，如反对空谈抽象名词，一切学说必须经过实验的证明等，还起过一定的迷惑作用。因此，人们还不能很快完全识破他的真面目，乃至有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当时还将实用主义当做进步的东西加以接受。例如陈独秀，就曾长期以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同实用主义并存的，还幻想劝说胡适接受历史唯物主义。

　　办《湘江评论》的时候，**常同新民学会的同志讨论各方面的问题，很想对一些问题求得一个正确的答案。这时正值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他曾同胡适有过接触，对这位当年的著名人物有过好感，很可能是受了胡适在文中所提的“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这类说法的影响。他觉得研究一些具体问题是必要的。因而曾以“问题研究会”的名义，向国内各有关方面发出一份《问题研究会的章程》，其中提出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劳动、国际形势等方面的大小问题140多个，如民众联合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如何实施，劳农干政问题，大派留学生问题，孔子问题，等等。据周世钊说，毛草拟了这份章程，只不过是有此拟议，并没有什么会员、组织，也没有开过什么会。看来这个研究会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只是人们可以从这章程来看毛当年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态度。据章程上载明，这个会于1919年9月1日成立。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刊于8月17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5期。因此，毛草拟这个章程时，可能已经看到，也可能还来不及看到这篇文章。他在章程第1条说：“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定名问题研究会。”这显然是对胡适倡导的“多研究些问题”的响应。章程第二条列举了有待研究的140个大小问题。其中不少问题在胡适文章中也是提到了的。章程第3条特别谈道，“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这似乎近乎李大钊的基本论点“问题和主义分开”；而其实，毛列举的“特须注重研究”之各种主义，是“哲学上之主义、伦理上之主义、教育上之主义、宗教上之主义、文学上之主义、文字上之主义、美术上之主义、政治上之主义、经济上之主义、法律上之主义、科学上之规律”。如此看来，他列举的这些主义，并不是李大钊心目中的布尔什维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其实这也只是问题，不过比那些具体问题范围稍大，抽象程度稍高而已。

　　邓中夏接到这份章程之后，在《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1919年10月23日出版）刊出章程的全文，并有启事如下：“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份。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据周世钊说，这篇章程可能编入了《湘江评论》第5期。这期刊物未出印刷厂即被当局没收，现已无从确说了。

　　几个月之后的1919年12月，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期发表《学生之工作》一文（写作时间在几个月前），**就已进一步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作了批判。文中指出，要想使社会进步，决不能企图“改良其旧”，而必立志“创造其新”。自古以来，当旧的生活、旧的思想、旧的制度已不适合新的时代时，只有将它们根本否定，另行创立新的生活、新的思想和新的制度。他认为社会的基础是经济制度，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造着手。而如此艰巨之“制度改革，岂区区‘改良主义，云云所能奏效”。

　　如果说，这个“问题研究会”的发起，同胡适的提出有关；那么，到北京进一步倾向马克思主义之后，这种所谓“多研究些问题”的痕迹就完全抹去了。因为从此以后，我们所看到的当时有关材料中，再也找不到关于这个“研究会”的任何反映了。

　　后来，1921年的元旦，新民学会会员在文化书社开会，在讨论中，**说：“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他认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在研究问题与主义方面，他说：“各种普通或专门学术，当让会友去自由研究。现会中所特要研究者，必为会友所共同注意且觉为现在急需的。主张单研究主义，如社会主义、实验主义等。”（《新民学会资料》第17、第18、第19页。）这些意见就更接近于李大钊了，这就是说，要改造中国的黑暗社会，必须有正确的主义作理论指导，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起来斗争，用彻底革命的手段，才能成功。此处将社会主义与实验主义相提并论，也不足为怪，因为前提是“让会友去自由研究”。

　　从《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我们也了解到**这时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热烈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还在学生时代，他就如饥似渴地追求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他并不赞成枝枝节节、点点滴滴的改良，而具有某种根本解决、彻底改造的观点。因此，胡适的这种“一分一毫一点一滴”的改良主张，必然为他所反对，而坚决赞成李大钊的“根本解决”；他虽有研究问题的兴趣，他当时对胡适其人还是相当尊重，但是他的革命家的精神，自然不会使他走入实用主义的迷阵。

　　“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发生之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没有广泛传播开来，人们受历史条件和理论思想水平的限制，还没有形成全国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的对垒。因此，此次争论的意义虽然重大，但规模是比较小的。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是一个典型的革命**主义者。在五四运动后，特别在1919年6月至9月的监狱生活后，思想有了明显的变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察中国社会问题，对资本主义制度和道路给以明确的否定，提出“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见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宣言》。）但这时还只有李大钊一人，发表了一系列质量较高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继《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有《阶级竞争与互助》（《每周评论》第29号，1919年7月6日）、《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新潮》2卷2号，1919年12月1日）、《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7卷2号，1920年1月）等文。这些文章虽然还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但在当时起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在这些文章中，李大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阶级与阶级斗争等，都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并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了社会历史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批判了中国古代的和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特别是明确指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强调阶级斗争在改变社会制度时的重大意义。当然，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具体步骤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等一系列问题，李大钊这时也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就是说，还没有找到实践的途径。

　　1920年2月，苏俄政府同中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通告，正突破军阀政府的封锁发表出来，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在中国更为深广了。就在这个时期，1920年的春季，**国际的代表来到中国，在北京见到李大钊。后来又由李介绍到上海，见到陈独秀。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到北京后，跟各方面接触很多，尤其同李大钊、邓中夏等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同志有深切的联系。根据他自己的回忆，这时他在李大钊的帮助下，“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他同李大钊研究许多问题。他写给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同志的信中说“留俄之事，正和李大钊等商量。我为这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此节所引同新民学会会员通信，均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2集。）

　　五四运动时期，“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的呼声，在一般进步知识青年中影响很大。倡导这个口号的人，特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蔡元培为代表），大多数是并不懂得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任务的；他们多半从伦理角度出发，认为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的分离是社会不良的根源，有些人甚至以怜悯态度来对待劳动人民。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以及带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日本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等，《新青年》、《晨报》副刊等许多进步报刊上都有介绍。托尔斯泰的强调自劳而食、体力劳动对人生的需要，自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手段，当然就是荒谬的了。少年中国学会的负责人王光祈，根据这些理论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发起“工读互助团”的组织，得到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人的支持，集合北京大学等校几十个男女学生，成立了三个组，实行“半工半读、互助协作”的新生活。他们企图通过知识分子做工和帮助穷苦人求学的办法，来打破劳心与劳力的差别，实现社会的改造。当然，这种改良主义的办法，既不能实现社会改造，也不能实现知识分子的自身改造。“工读互助团”中的男子组，办了三四个月，由于开支太大等原因，终于瓦解了。继湖南学生驱张代表团之后，有不少湖南学生陆续来到北京，其中有好些女学生。“工读互助团”中的女子组不过八个人，湖南籍的即占了六人。1920年2月，**特将这一情况写告长沙新民学会的女同志：“今日到女子工读团，稻田（校址设在长沙古稻田的湖南省立女子师范）新来了四人，该团连前共八人，湖南占六人，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她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已经失败了）。”1920年2月，王光祈到上海后，又进行工读互助团的活动。3月5日上海《申报》刊《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中，列有以陈独秀、王光祈领衔的25个“发起人”，**、彭璜、萧子璋、李思安和湖南其他驱张代表汤松（商专校长）、孔昭绶（一师校长）等，都列名其中。由此可见**当年对工读互助这一事物的热心。这年5月他离京到上海后，还参加了这个组织的活动，具体担任洗衣和送报的劳动。但同北京的工读互助团一样，上海的工读互助团很快也就失败了。6月7日毛给黎锦熙的信中说道：“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停止。”

　　**历来最注意新生事物，并尽可能躬亲实践。早在1918年6月，刚从第一师范毕业时，曾与蔡和森、张昆弟等跑遍岳麓山，想找一个地方建立“新村”，试验新生活。后来又为建设新村起草过计划书，并将计划书中的《学生之工作》一章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上。他在序言中说：“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即1918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指1919年）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想把学校、家庭、社会结合为一体，建立起“人人作工、人人读书、人人平等”的新社会生活。“旧日读书人，不预农圃事，今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焉，则为新生活矣。”这种半工半读、自由研究学术的“工读同志会”的理想，他在1918年8月去北京之前，曾写信告诉蔡和森，因此蔡7月24日的回信很表示赞同：“着手办法，惟有吾兄所设之‘乌托邦’为得耳。”**早年思想中的某些热衷过的东西——思想的“初恋”，在他一生的活动尤其晚年走上歧途时，都留下或淡或浓的痕迹。他的建设新村的思想，这些当年蔡和森就称之为乌托邦的想法，可以认为是他40年后设计人民公社的原始思考。

　　1920年第二次到北京之后，不论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或新村主义，自然已不能再引起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的多大兴趣了。他这时考虑的是回到湖南后集合同志过一种工学生活，则主要是在如何集合同志，能朝夕共处，作共同的学习、研究，从而大家得到提高；也就是办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以学为主，兼做工作，也从事一些体力劳动的干部训练班。

　　**二次停留北京期间，更深入地思索各种问题，最为关注的是如何组织新民学会的同志作共同的研究，来求得根本改造中国的途径和方法。对于中外古今一切学说，他在学生时代就从来是不盲从的，总是力求基本上一一弄个清楚，并且有澄清自己的思想和不断作自我批判的习惯。关于马克思主义，根据他自己的回忆，他这时虽然已经完全接受它的基本理论，但是觉得自己了解得还很不够；当时社会上正在流传的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他认为也还有逐一作了解的必要。1920年3月14日他在写给新民学会同志的信中说：“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它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见《**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其实，这正是一个严肃的思想家必然态度。一方面，他已基本肯定了自己的思想发展朝向何处；另一方面，与此有关的或相矛盾、相干扰的种种东西，他还必须同时作彻底的了解，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方向。

　　要求得新的学问，就要出洋留学。这差不多是自维新变法以来，中国社会上一种根深蒂固的主张。当时留法勤工俭学和到俄国去，在进步青年中风靡一时。究竟这种主张对不对，**是很怀疑的。为了研究求学的方法，他这时也同胡适有过接触。他写给学会同志的信中，更多地谈到这方面的问题。上述3月14日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个‘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信中还特别谈道，“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见《**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当然，**并不是反对留学，而是反对盲目崇外的留学，反对留声机式——不顾国情、照搬外国的留学，尤其反对为个人名利、出洋镀金的留学；他极其赞成到苏俄去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的各种经验。他说：“但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我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这是后话，暂时尚不提及他。”（见《**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

　　**觉得当时许多人仍是空谈改造，空发议论；究竟中国要改造到怎样一种终极目的，用何种方法达到，目前从何处下手等最切实的问题，却很少人作详细研究，作团体的研究则更少。他接连写了许多封信给长沙新民学会的会员，详告北京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及主张。他认为有许多问题还须作详细研究，因而最好能成立一种自修大学之类作集体自由研究的组织，以彻底研究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和各国的革命运动，以及改造中国的许多根本问题。他在信中反复说明，新民学会应使之成为一个思想一致的有主义的团体，应多结合真正的同志，成为他日必要的事业基础，因而须在长沙作一个两三年的计划。他反对当时新民学会某些会员的“我要怎样研究”，“怎样准备”，“怎样破坏”，“怎样建设”的个人冥想。他说：“这样的冥想，一个人虽觉得好，然拿到社会上多行不通。这是一个弊病。还有第二个弊病，一个人想的办法尽管好，然知道的限于一人，研究准备进行的限于一人。这种现象，是‘人自为战’，是‘浪战’，是‘用力多而成功少’，是‘最不经济’。共同的讨论有两点：一、讨论共同的目的；二、讨论共同的方法。目的同方法讨论好了，再讨论方法怎样实践。要这样的共同讨论，将来才有共同的研究，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要这样才有具体的效果可观。‘浪战’是招致失败的，是最没有效果的。共同讨论，共同进行，是‘联军’，是‘同盟军’，是可以操战胜攻取的左券的。我们非得力戒浪战不可，我们非得组织联军共同作战不可。”

　　在北京停留的短短期间，**尽力搜集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用心地阅读。这时已经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是很有限的，而有关“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却很多，内容很紊乱。这有限的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给予**极大的影响。他自己回忆这个重要的时刻的情形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据近年党史研究者的考证，**这一段有关三本书的回忆有误差。陈望道译的《**宣言》出版于1920年8月，恽代英译的考茨基著《阶级斗争》出版于1921年1月，李季译的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出版于1920年10月。很显然，**在第二次到北京时，不可能读到这三本书；他又确切地记得读了，时间当是稍后一些。但他第二次在北京逗留有五六个月，尽力找为数不多的中文**主义书籍来读，这个记忆是不会有误的。据罗章龙回忆，当时“北大公社”成员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办了一个“亢慕义斋”（**主义小组），收藏了许多俄国革命的新书，内中有刘仁静从德文译的《**宣言》节译本（油印本）。**常去那里看书，他最早读到的《**宣言》很可能就是这个油印本。这里附带说一下，毛在回忆中断定自己“1920年夏天就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也只是基本确切的。这从他当时同新民学会会员的通信和湖南自治运动时写的文章，可以证实，这些在下一章将会谈到。要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标志，应当是承认阶级斗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并清算了自己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根据《新民学会通信集》第三集所载，**于1920年12月1日复蔡和森的信中，这个根本问题说得很是清楚。因此，**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大体上是在1920年秋冬之交。

　　1920年三四月间，驱张运动的形势已经逐渐明朗，张敬尧必将滚蛋，是指日可待之事。张敬尧赶走之后，湖南下一步怎么办？怎样利用这个形势，为将来的根本改造创造一个较好的环境，这是**着重考虑的主要问题。离开湖南之后，他同上海的彭璜和衡阳的何叔衡等，经常通信，交换意见。湖南问题同全国问题一样，应当依靠人民的力量求得一个根本的解决，这个原则，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也可以说是当时新民学会当前的基本政纲。这在《天问》和《湘潮》上都有反映。1920年2月1日出版的《湘潮》第三号《湖南问题的解决》一文，即提出：“要根本的解决，不是枝节的解决；是积极的解决，不是消极的解决；是湖南人民自己解决，不是请政府代为解决；是为湖南人民全体的利益解决，不是为少数特殊人利益解决；是按照湖南现代潮流去解决，不是因循从来习惯去解决。”但是当前究竟怎么办？采取什么步骤和办法来实现这个“根本解决”的目标，在学会会员之中还没有产生一个统一的意见。

　　1920年3月间，彭璜等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湖南改造促成会”，提出一个《湖南建设问题商榷》的纲领性文件草案，其主要内容是废督、裁兵、银行民办、地方自治、保障人民各种自由权利等，是一个纯粹资产阶级**政治的纲领。**接到这个文件后，即分发与北京的有关人士，征求意见。他对这个文件的某些具体内容是怀疑的，3月12日，他在分发这个文件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有好些处所尚应大加斟酌。”

　　他向朋友们借了够买车票的旅费，于4月中旬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他终于初次一尝“汗漫四垓”的夙愿，而且是来到自幼仰慕的孔夫子故乡。在旅途中，他登了泰山，游了孔子林庙，还环绕三国时有名的徐州城和“虎踞龙盘”的南京城，走了一遍。这是这个具有热烈的爱国思想的青年，在徒步洞庭湖周围各县以后，对祖国山川名胜、历史古迹的第一次漫游。（关于从北京前往上海旅途游览曲阜等地事，**同斯诺谈话中有误，不是1919年初第一次到北京去上海那次，而是1920年4月（第二次到北京后）这一次。）

　　5月初，他来到上海。“湖南建设问题”自然是他同彭璜等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为了正式表示湖南人民自觉自主的决心，《天问》第16号刊出一个《湖南人民自决会宣言》。宣言反映了对当前中国政治和如何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看法。从《天问》第23号上由**署名的《湖南人民的自决》一文来看，这个宣言当出自他的手笔。宣言说：“中国之乱，连亘八九年了。乱不足奇，乱而毫没有半点结果乃是大奇。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官僚、政客、武人，有私欲，无公利；有猜疑，无诚意；在卖国，无爱国；有害人，无利人。八九年来的大乱，都是此辈干来的营私勾当。腐败绝顶的政府，娼妓生涯的党徒，盘据国中，甘心为恶，铁道卖尽，矿山卖尽，森林卖尽，商埠卖尽，乞得日本来的枪械、饷款，训练官，屠杀人民，与市民战，与学生战……时到今日，吾等乃翻然觉悟，知道‘湖南者，现在及将来住在湖南地域营正当职业之人之湖南也’。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赞助此自决者，湖南人之友。障碍此自决者，湖南人之仇。吾湖南人唯一无二之希望与责任，即在恢复自由，不能不求全国同胞热肠志士大大的表予同情。”宣言是向“全国各民众团体、各省军民官吏”以及各有关方面发布的。那时《新青年》社已从北京迁来上海，社址在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住在这里主持社务。毛在这里又见到了陈。他们商讨“改造湖南”的问题，也谈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关于这两个方面，后来毛这样告诉斯诺：

　　“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然后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我在长沙得到一个教员的职位，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的纲领，所谓‘**’，实际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励同北京分离。当时我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初，李大钊和陈独秀探讨过建立中国**的问题。同年4月，**国际派维经斯基、杨明斋到达中国，先后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认为中国已具备了建立**的条件。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的发起小组。可是在这以后，他写的文章中还是有人性论和改良主义的痕迹。资产阶级**思想，在他身上可说是根深蒂固的。旧的世界观和新的世界观并存的情况下，新东西的接受总不可能真正彻底，旧的东西总要回潮，在一定条件下，旧的东西又必然战胜新的东西。陈独秀后来向右的方面发展，证实了这一道理。关于当前实际政治主张，陈独秀这时是比较激进的。他过去曾长期迁就既成事实，热衷于废督、裁兵、地方自治等一套方案。他1919年12月发表的《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刊《新青年》7卷1号），于此有了很大改变，已强调人民直接立宪是“自治”的总原则：“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以宪法的规定执行**。”文中还认为，自下而上、自小到大是改造国家的主要途径：“由小村合成一邑，由许多邑合成一州，再由许多州合成一国。”“基础不坚固的建筑，像那沙土上层楼，自然容易崩溃；没有坚固基础的民治，即或表面上装饰的如何堂皇，实质上毕竟是官治，是假民治，真正的民治决不会实现。”**同他讨论“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这些具体问题时，我们可以作这样的估计，是站在人民的革命立场还是统治者的改良立场上来实现这些**改革，他们之间想必已完全一致。这从《天问》上登载的反映了**有关思想的许多文件中，特别是他随后发表的一系列关于湖南自治运动的文章中，可以证实这种估计。

　　1920年6月14日出版的《申报》，正式发表了《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和由该会提出的《湖南建设问题商榷》。这时，张敬尧已被逐走。宣言中说：“然吾人尚未可遽作乐观也。何则？一张敬尧去，百张敬尧环伺欲来。至其时，无论吾人方不胜其驱除之苦，而朝三暮四，虎头蛇尾，换汤不换药，亦何如是之智短耶！湖南人自民国，三被兵灾，遭难最多，牺牲特大。推原事始，无非督军恶制，为之祸根。督军一日不除，湖南乱象一日不止。无论当局者属南属北，抑其人为恶为良，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湘局之无望治安，早已成不移之铁案……现今国内问题，为种种特殊势力所牵制，有不能遽为全盘解决之势。求之实际可循途径，还在有一个地方之群众为之先倡。同人之愚，以为欲建设一理想的湖南，唯有从根本改造下手，而先提出一最低限度且应乎时事要求之条件，合省内外湘人之公意，驱除一切私见私利。持此宗旨，为一种合理的继续的群众运动，不达不止……吾人对于湘事，以去张为第一步，以张去如何建设为第二步。今特将军务、财政、教育、自治、人民自由权利、交通各大端，列成条件，征求各地湘人公意。此种条件之精神，以‘推倒武力’及‘实行民治’为两大纲领：以废督、裁兵为达到‘推倒武力’之目的；以银行民办，教育**，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便利交通，为达到‘实行民治’之目的。吾人宜不顾一切阻碍，持其所信，向前奋斗。盖历史上世界各国民权、人权之取得，未有不从积极之奋斗与运动而来者也。”

　　据当时在民厚南里29号同住过的李凤池回忆，29号门前挂了“湖南改造促成协会”的牌子，有人提出改造显得比较空洞，**解释说，这个“改造”有三个意思，一是政治改造，一是社会改造，一是个人改造，湖南统统要改造，湖南改造好了，再改造中国，中国改造好了，再改造世界。

　　这个“湖南建设问题”方案的内容，虽然仍属于资产阶级**政治的性质，但是从整个宣言的精神来看，这个方案是完全站在人民革命的立场即彻底的革命**派而不是妥协改良派的立场提出来的，是作为一个“最低限度”的条件，作为一种考验向新的执政者提出来的。宣言对于未来的张敬尧的继承者没有寄存任何幻想，而是认为“唯有从根本改造下手”，将希望寄托于“一种合理的继续的群众运动”，即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和人民力量本身的壮大。刊载在这一期《天问》首页的长篇评论《驱张岂如是而已乎？》如此明确地对可能的继任者谭延闿指名说道：“督军之特殊势力未去，即张祸不能一日幸免。”“无论何人拥有督军之势力，他日即不免于为张敬尧之祸湘。”文中特别强调人民自己起来负责。所有提出之改革要求，“不当专以责诸当局之能必行与否，但视吾人民能有觉悟使其必行与否。人民使其必行之权安在？在于自决，在于三千万众之人心。此次驱张之役，实为人心能挟有潜势力以表现其功用之一大试验。在当局固当引为可畏可摧之无上威权。”评论最后说，必须“打破军阀之包办政治，而与人民以自决之实，俾得从事于新国之建设，以恢复元气。吾人驱张，必至此方可告一段落。苟仅去一张敬尧，而后来者又袭张敬尧之故智，或貌为好而恶且甚之，则吾人何贵拼此最大之牺牲，以暴易暴？自今以后，吾湘民誓当合三千万群众之力，解决湘事，以谋长久之治安”。

　　驱张运动刚在长沙进行时，就有在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来信，怀疑驱张的意义，认为既相信社会主义的根本改造，就不应该顾及目前这些“小问题、小事情”。**批评了这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回信说，这是很大的很重要的事情，是为达到根本改造所必由之路、所必须进行的斗争，尤为改变目前环境的有效办法。现在面临着驱张的下一步，他仍然坚持这同一的正确看法。在上述3月12日致黎锦熙的信中，他风趣地说：“根据‘根本解决’下手，目前状况为善为恶，尽可以置之不闻不问，听他们去自生自灭。这样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就使坐定一个‘可以办到’，论益处是始终没有多大数量的，不过，这一回我们已经骑在老虎背上，连这一着‘次货’（在中国现状内实是上货）都不做，便觉得太不好意思了。”

　　由此可见，在对待当前现实政治问题上，**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立场，来争取当前可能实现的一些资产阶级的**措施，以利于作根本的国家与社会的改造。他对一切旧政客、新政客，一切资产阶级**派，都不寄存任何幻想；他深切了解，即令在这些人当权的情况下，也不可能真正实现这些**改革，而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下，才能真正实现这些改革。因此，他认为必须继续发展革命的群众运动，壮大人民的革命力量，这才是根本之道。同马克思一样，刚一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就提出人民**这一思想，以此否定现存的国家政治制度。作为一个真正革命的**主义者，他不是要求限制政治专横，而是力争消灭政治专横；不是空谈废督、裁兵，而是如何消灭军阀势力。在驱张运动时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思想，成为**后来正式确定地称之为“新**主义革命”的思想的萌芽。

　　**在上海停留的时候，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同四个驱张代表挤住在一起，一张方桌吃饭兼办公之用。他们的生活是很困难的，五人轮流司炊，油盐蚕豆拌米煮饭。他跟长沙的驱张人士保持了经常的通信联络。老的新民学会会员还记得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楚怡小学校长出示毛主席的一封信，内中说到他的生活是靠接洗衣服维持的；他说洗衣服不苦，只是因为接送要搭电车，洗衣所得又转耗在车费上了。”（陈书农、枷士：《毛主席故事拾零》，载1950年7月1日《新湖南报》。）这大概就是指参加上海工读互助团活动之事。

　　**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了大量的革命活动。据当时搬到民厚南里29号同住过的李思安回忆，在这段期间，**还去看望过孙中山（当时住在上海环龙路44号医院），并同廖仲恺商谈政事。

　　张敬尧逃走的第二天，湖南学生联合会就恢复了公开活动，立即打电报给各地的驱张代表团，敦促早日返省。1920年6月底，各地驱张代表团就陆续回来了。

　　**在上海送别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后，于7月初回到长沙。

　　此后，湖南的革命运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