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师范求学时，1918年就组织了新民学会这样先进的团体。这个团体在五四运动和驱张运动中，起了领导湖南革命力量的核心作用。三年来，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团体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日渐纯粹和严密起来。从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中，他更深刻认识到，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对于革命事业所起的决定作用。他在评论湖南自治运动的文章中，就明确表现了这样的思想：如果没有一个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的党，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种认识更充分地表露在他同蔡和森的通信和新年大会的讨论中。因此，当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中国刚开始活动时，他就在湖南积极地建立了同样的组织。随后在领导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中，他特别注意建党的工作，为中国**在湖南创立了最好的地方组织，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工人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

　　1920年同新民学会同志的通信中，**经常谈到要用革命手段改造中国。要“操战胜攻取的左券”，则必须建立一个思想一致、行动一致的革命组织的道理。在解释驱张运动与自治运动只不过是“权宜之计”的这封信中，他强调学会同志应致力于打好基础的工作，必须“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据周佛海回忆，1920年夏，他从日本回到上海时，见到陈独秀和**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共同商量组织中国**，预备一年之内在北京、汉口、长沙、广州等地成立小组，然后于第二年夏天开代表会，正式成立中国**。李达的回忆也谈到，上海小组成立后，由陈独秀和李汉俊找各地的关系，“湖南由**负责”。张国焘的回忆，1920年7月底，陈独秀谈道，“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小组”。“海外则以留法的勤工俭学生最有希望，陈独秀将与著名的青年马克思学者蔡和森通信。”由此可见，1920年5月在上海时，**同陈独秀的接触中，或者回到长沙后同陈的通信中，正式谈到必须建立中国**的问题。蔡和森在1919年持蔡元培的介绍信，到上海刘海粟办的上海美术学院任学监，同陈独秀有了来往。因此，1920年下半年，**与蔡和森之间那几封最重要的通信，着重地讨论了建党的问题，并在1921年新年大会上又提出“有组党之必要”，达到了完全一致的认识。

　　蔡和森8月的信，谈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党、工团（按：即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他说：“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它，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中国于两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国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有人以为中国无阶级，我不承认，只因小工、小农不识不知，以穷乏惨苦归之命；一旦阶级觉悟发生，其气焰必不减于西欧、东欧。”他还指出：“俄国十月革命，**仅万人，现尚只60万人。”9月的信中，关于建党问题，他详细介绍了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在入党条件上的原则区别等，最后具体论述了他对组织中国**的步骤的意见：要有严密的研究和组织宣传团体；作各种调查统计和出版刊物；最主要的是“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村、议会等处”；“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

　　蔡和森肯定中国不但将有自己的二月革命，而且将有自己的十月革命。他最了解也最信任受学会全体会员爱戴的他的亲密战友，因而希望**能按照列宁的榜样，从事中国的十月革命。他向他的润之兄这样热情地说道：“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写这封信一年之后，他的亲密战友作为创始人之一参加了中国**的成立，他牺牲18年之后，他的预言终于实现了！

　　**在所复的短信中，还不及详谈国内建党的情况，他只是这样简单地告知蔡和森，让他放心：“党一层，陈仲甫先生（按：即陈独秀）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在中国**正式建立以前，各地的**主义者先建立了党的后备军——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上海最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团当时是半公开的组织。**回湖南后，同上海**发起小组负责人陈独秀、李达和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负责人李大钊、邓中夏等，都建立了组织联系。10月间，同时接到上海和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后，他就立即着手在湖南建立团的组织。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决议：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中国**的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以后改称中国**主义青年团）在组织上起了一定的准备作用。

　　**和他的战友经多次研究以后，认为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都已有过比较长期的思想准备，参加了许多实际革命斗争，有决心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奋斗，因而只要自愿，许多年轻的会员特别是年轻的新会员，都可以加入青年团，成为其中的骨干。他同时考虑，有了团和党的组织，新民学会的历史任务就可告结束了。新民学会的老同志，都极赞成**的意见。于是如彭平之、郭亮、萧述凡、夏曦等，就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的团员。

　　**积极地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等校的先进学生中，寻觅团员的对象。当时有一个接受了**建团任务的第一师范的学生（此人名张文亮，后来并未参加革命。据张国基回忆，1920年4月21日，由**主持，新民学会和少年中国学会在沪会员联欢，并欢送去法国和南洋的会员。散会后，下电车时，张文亮跌倒昏迷，造成脑震荡（见《新民学会资料》第561页），最后终导致神经失常。这本日记是从贺尔康烈士家中得到的。），在他的1920年9月至12月的日记中，曾简略地记述了这件事情的经过。经过**和他的战友们的努力，他们在新民学会中发展了相当数量的团员。**从思想、组织各个方面，来教育团员，有时还采用青年们所爱好的文娱活动形式，来达到这一目的。前述建团初期，曾在都正街办了一个青年图书馆，组织社会青年阅读进步书籍。

　　经过**的亲切教诲，当时培养出不少优秀的团的干部。如在第一师范读书的萧述凡，就是由他一手培养出来的出色的青年领袖人物。萧因积劳成疾，于1926年逝世，死时才25岁。夏曦写的《萧述凡同志事略》（夏曦：《萧述凡同志事略》，载《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中说：萧是个农家子弟，家庭极其贫苦，自小就富于革命性。在宁乡云山小学的时候，就喜欢怀疑，喜欢反抗，教员都有点敬畏他。考取第一师范公额后，在校组织崇新学社，提倡研究马克思主义。加入青年团后，领导学生运动。1924年任湖南学生联合会代表会主席。出席全国学联第六届代表大会，建议甚多。入党后，遵党命退学，专心做党内工作。国民党改组后，兼任国民党临时省党部青年部干事。这时国民党经费异常困难，职员只给伙食，常无隔夜粮，曾两日不举火。述凡除在国民党内、青年团内工作外，兼做上海、北京各报通讯员，靠稿费维持生活，且以接济同人伙食。1925年，被选为国民党省执行委员，任青年部部长，同时兼青年团领导工作、全国学联驻湘特派员。同年下学期学潮爆发，述凡指挥同志，最为得力。打倒赵恒惕口号之第一声，即由他喊出。在请愿群众的面前，赵逆出走。国民党公开，他即专心青年团团务，甘做“地下室”的工作。对于青年工人、农民、学生诸工作，订了很详细精确的计划。述凡是在艰苦贫困的生活中积劳成疾，因身体过衰而逝世，以生命贡献革命。曦与述凡同学共事五年，自愧学识不如。

　　当年从事革命工作的同志，多生活艰苦，又过于劳累，有些人患病后，因而早逝。如邹彝鼎（号鼎丞）1919年即去世；陈绍休，1921年在法国去世；彭璜、陈子博，1922年、1923年先后去世。**早有鉴于此。同他共事的一批主要干部，日夜奔忙，工作繁重，于身体很有影响，平时也难聚会；为了调剂生活，他便倡议一种星期同乐会的活动。从1920年至1921年秋，曾举行过许多次。10多人排好次序，轮流负责召集，到长沙近郊风景、名胜之处聚会。或远游麓山，或泛舟湘江。紧张工作之后，能得到这样的休息，实在是身心两益之举。大家敞开胸怀，抨弹今古，纵横天下，尽情欢乐。爱好诗词的，还随口吟咏，步韵相和。早在1917年秋，罗学瓒所作的《咏怀诗》，曾有“安得异人起，拔剑斩妖氛；倾洋涤宇宙，重建此乾坤”，以及《随感诗》中的“开怀天下事，不言家与身”；“立志在匡时，欲为国之英”等句。现在，这一群团结在**这个“异人”周围的民族精英，他们的情怀与抱负，不正是显现了诗中所描述和期待的憧憬吗？

　　这种星期同乐会还常邀请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进步分子参加，这些人就逐渐被争取过来了。

　　到1921年时，由于**的正确领导和五四运动前后实际革命斗争的锻炼，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特别是在干部方面，湖南已经有了良好的建党基础。新民学会的活动已为党培养了大批忠实于革命事业，同群众有密切联系和作风朴实的知识分子干部，特别是其中已有相当数量的职业革命家。**充分认识到，职业革命家对建立一个真正工人阶级政党有着决定的意义。那时有些觉悟较低的会员，坚持继续升大学，以为“要干革命还是多去求得些学问好”，实质上还是怕耽误了个人的前途。他对这种错误思想进行过批评，说只有一心一意干革命工作，才能求得真正的革命学问，革命也才有可能发展；在资产阶级的大学教育中，是绝求不出革命的学问的。

　　经过五四运动、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等实践，又加紧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聚集在**周围的新民学会少数会员，在实际上形成的**主义小组，已逐渐成为学会活动的核心。**和他的亲密战友何叔衡极其谨慎地秘密地进行这项庄严的组织工作，尤其是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后，这时，新民学会实际上已成了团与党的前身。

　　1921年6月，**国际再次派代表来华，对中国革命进行具体的帮助。在国际代表的建议下，由上海**主义小组发起，各地小组共派出代表12人，除**外，其中有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烬美、邓恩铭、李达等13人（参加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还有李汉俊（后脱党，1927年12月17日，在武汉被卫戍司令胡宗铎杀害）、包惠僧（后脱党）、张国焘（后叛党被开除）、刘仁静（后成为托派，开除出党）、陈公博（后开除出党，国民党改组派，汉奸，1946年被国民党政府处死）、周佛海（后开除出党，国民党改组派，汉奸、特务，1948年死于狱中）。），代表着50多名党员，于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际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宣布中国**正式成立的大会。

　　1921年6月**接到上海的通知，召开党的成立大会，即与何叔衡前去上海。他们动身时的情形，《谢觉哉日记》：“6月29日，阴。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他还回忆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的行动的‘突然’，他们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诞生的大会。”（谢觉哉：《第一次会见**同志》。）

　　这次大会讨论了当前政治状况，党的基本任务和组织原则，通过了中国**的第一个党纲。这个纲领明确规定中国革命必须遵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党的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实现**主义。为达到这个最终目的，党必须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次大会的最大功绩是确定了正确的建党原则：完全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榜样，遵照列宁的建党学说。这就是说，中国**必须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先进，最有组织的部队，必须根据**集中制的原则，使全党成为一个有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的战斗整体。大会决定党的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开展工人运动。大会选举了中央机关，陈独秀被选为党的总书记。陈这时正在广东，没有参加大会。他之被选为党的领导人，一方面是由于他是一直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头的革命家，多年以来在新文化运动中所享有的声誉，五四运动以后又成为社会主义的宣传者和党的发起人；另一方面，也由于党初创时的幼稚，还没有通过实践的考验，来认清楚他当时并不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和多数代表一起，反对了两种极端有害的错误观点。一种是以李汉俊为代表的右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观点，即认为党的组织应该是一个公开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而不必强调纪律，不必要有中央的集中领导；党的任务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而不必领导工人、农民和革命群众进行革命的实际斗争。另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冒险主义的“左”倾观点，即认为党既然是工人阶级政党，就应该拒绝知识分子入党；并且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直接斗争目标，反对进行任何公开合法的革命活动。这两种错误观点，**并不陌生。自五四运动以来，他领导湖南的革命活动中，在新民学会的会员中，都或多或少有过反映，他都曾与之进行过斗争，并加以克服。在会议过程中，代表们交换各地建党条件和革命工作开展的情况，湖南被认为是最有基础的省份之一。

　　大会闭幕后，**被派回湖南，开始建立**湖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一个秋凉的日子，在长沙城郊协操坪旁边的一个小丛林里，有几个人在散步。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树丛和石碑中间，一时在丛林的小路上走动。彼此热烈地谈论着。在脚步缓重的**的旁边，走着矮矮身材的何叔衡，此外还有彭平之、陈子博、易礼容等。这几个人这一天在这里讨论建立**湖南党支部的问题。这一天是‘民国’十年的10月10日，因此湖南党组织正式成立日，曾被戏称为‘三十节’。”（萧三：《**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第六章“可纪念的‘三十节’”。有关“三十节”事，据萧三谈，是**自己的回忆，易礼容也有同样的回忆。）党支部成立后，首先在长沙发展党的组织。1921年11月，陈独秀起草的中央局通告，要求长沙、上海、北京、广州、武汉5个区，在近年内各发展组织到30人，以便成立地方委员会。**一方面在原有革命组织——新民学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慎重地、个别地吸收最先进的分子入党；同时广泛开展工人运动，在工人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学校中，首先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甲种工业学校等校发展了党员，有的学校建立了支部。工人中，首先在长沙的粤汉路、第一纱厂、电灯公司、造币厂、黑铅炼厂，以及泥木、缝纫、印刷等行业中发展了个别党员。1921年冬至1922年，在衡阳、平江、安源、岳阳、常德等地发展了党员。由于毛的得力领导和湖南有较好的革命基础，湖南党的组织很快发展到40多人，并在衡阳、常德、岳阳等地建立了党的小组。1922年5月，正式成立了**湘区委员会，**任书记。

　　1921年9月和11月，**再次到安源，详细、深入了解工人的情况，准备开辟安源的工作，他认为安源是发展湖南工人运动最重要的重点地区。

　　在各地建立党的组织以前，**必先对该地各方面情况和准备发展的对象作详细了解，特别注意群众工作基础的强弱。例如平江，在五四运动期间，曾有怀抱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留日学生李六如等，回来兴办工厂，办工农夜校，组织工会、农会，因而群众爱国运动有很大的发展，学生、工人，以至农民都有了初步的组织。由接受了粗浅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担任工会会长和农会会长。**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即通过已经入党的李六如写信约这两个工人会长到长沙来，同他们作过几次深谈以后，便介绍他们两人入党，指示他们回到平江建立党的组织（这两个工人同志，一个名叫余贲民，是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随**第一批上井冈山的；他们都在十年内战时期先后牺牲）。因此在北伐战争期间，平江的党组织是很有基础的；马日事变后，农民武装力量有过很大的发展。

　　1922年暑假，经过**的要求，党中央从上海派张秋人来湖南，到第三师范任英文教员，以这个学校为据点，开始建立衡阳党的组织。随后他自己来到衡阳，找省立三师、三女师、第三甲种工业等校进步青年谈话，开座谈会，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三师对300多师生作了关于中国农民革命的专题讲演。1922年4月29日，**再次来到衡阳。次日在第三师范风雨操场，作了长达两小时的讲演。“一些革命老人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同志在三师风雨操场给衡阳各学校上千名师生演讲时的情景。首先，他在黑板上写了‘社会主义’这个题目，接着指出：许多青年同志对社会现状不满，希望在改造社会方面做些事情，这是非常好的。但是要改造社会必须要有一种正确的远大理想，才能够坚定地为实现这个理想奋斗，才能够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社会主义就是最好最正确的理想。接着，他批评了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流派，指出只有马克思派的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够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阶级社会制度，才是最好的，从根本上改变剥削制度的理想。我们青年人应该为实现这一远大理想而奋斗。**同志还指出，当时中国的现状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勾结中国封建军阀、买办资产阶级压榨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只有团结在上述理想之下，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统治，才能逐步改造中国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后**同志勉励大家说：青年学生对事物具有敏锐的感觉，就像湘江的水一样，愈上游愈清澈，愈下游愈混浊，青年人要居上游，头脑清澈，不受任何污浊东西的影响，始终坚持革命的理想，同旧势力作斗争，要团结更多的人为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社会主义理想就一定能够实现。”（衡阳市湘南学生联合会旧址陈列馆：《缅怀毛主席领导湘南青年学生运动的光辉实践》，载《新湘评论》1959年第5期。）5月3日，**从衡阳赶回长沙，参加了纪念马克思诞生104周年讲演大会，他在大会上作了“**主义”、“**主义与中国”两次重要演说。

　　衡阳是湖南重镇，附近有水口山等工矿企业；不久以后，这里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以后隔一个时间，**就要来这里巡视工作，找青年干部谈话：大家从思想、学习、工作方法等方面，得到很大启示和教育。他在这些本地青年学生中，发现了一批最先进的分子，如夏明翰、蒋先云、黄静源、谢维俊等；他们出学校后，即成为党的得力的干部。五四运动以来，第三师范在衡阳（和湘南），起了第一师范在长沙的革命摇篮的作用，北伐战争时期，为党培养了大批青年干部。如黄克诚、曾希圣等都是三师的学生，黄1925年入党后，即去广州。

　　党必须建立在人民群众之中，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一开始就极其重视这个建党的基本原则。他当时常对同志们讲小组织、大运动的道理：精干有力的党组织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群众组织相结合，两者才能互相依存，互相发展。

　　**原来住在船山学社，这是自修大学的校址，一个公开活动的地方。建党之后，公开工作、秘密工作需要分开进行。这时他同杨开慧已经结婚；党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租了一所房子，作为省委的机关和**的住所。这是城郊一个冷静、荒僻、无人注意的地方。一片菜畦，几间茅屋，隐蔽在长满树木的小山丘之中。菜畦南面有两口清浊分明的水塘，上塘水浊，下塘水清，因此得名。跟房东的租约上，作为一师附小教职员住宅，签订租期七年。直到1923年4月，**一直住在这里，易礼容夫妇也同住在这里。省委的会议大都是在这里开的。有时会开得很晚，个别不能回去的同志，就住宿在客房中，白天，**来往于自修大学、一师附小、文化书社和工人群众之中，往往夜深才回家。杨开慧夜以继日从各方面协助**工作。

　　杨开慧是建党后第一批入党的党员。她为了便于掩护秘密工作，将母亲接来住在一起，并且让母亲将父亲逝世时朋友所赠奠仪款捐出，解决党的经费的困难。在艰难的环境中，像马克思夫人作为秘书帮助马克思一样，她帮助**整理材料、抄写文件，有时亲自站岗放哨，保护机关和同志们的安全。有一位当年衡阳第三女师的学生，在校闹过风潮，杨开慧曾代表省学联到三女师指导过工作，因而同杨建立了通信关系，被发展为团员。1922年4月，她和另一位女青年为了参加革命，脱离家庭，跑到长沙来，在举目无亲、无处可留的情况下，杨开慧将她们两人安排在清水塘暂时住下。这个女学生在55年之后，为我们从一个侧面留下了清水塘主人这一期间战斗生活的珍贵回忆：（张琼：《清水塘畔的亲切教诲》，上海《文汇报》1977年10月5日。）

　　“开慧姐不愧是毛主席的亲爱的夫人和亲密的战友。她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贴，使毛主席有更充沛的精力考虑和处理革命大事。那时，毛主席常常通宵达旦写东西，寒冬腊月天也这样。一到晚上八九点钟，开慧姐就把取暖用具给毛主席准备好；深夜一二点钟，常起床取送临睡前热在锅里的“点心”，有时毛主席没顾上吃，她就等在旁边，待吃完后才去睡。那时候，毛主席经常夜里只睡两三个小时，清早，又出去工作，她就去整理毛主席夜里写的东西。在草稿本上，凡写“定稿”二字的，她就誊写到另一本簿子上去。那时，他们已有了孩子岸英。开慧姐在抄写文件时，常常把岸英的摇篮放在身旁，一边抄，一边用脚摇摇篮。”

　　杨开慧是1930年10月在长沙家乡板仓被捕的。她带着大孩子岸英，在狱中坚持斗争，严刑不屈。11月14日在长沙就义。据杨开智回忆，1950年毛主席接见开慧同志的堂妹时赞杨开慧说：你霞姐（开慧乳名）是有小孩子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又说，你霞姐，那时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的。1957年5月11日，毛主席复柳直苟烈士的夫人李淑一信中，写上了缅怀先烈的词《蝶恋花》，“章士钊先生曾问毛主席，词中‘骄杨’二字怎样解释，毛主席回答：‘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对杨开慧和其他革命烈士的感情是很深的。复李淑一的信中还写道：“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此外，你如去看直苟的墓的时候，请代为我致悼意。”（李淑一：《毛主席灿如红日光照人间》，1973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

　　从建党之日起，**就很重视党的会议制度和党的纪律，有一次在会议上，有人对缴纳党费表示异议，他便立予严正批评，指出这是违反党员的基本义务。他极重视党的**生活，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制度，常拿有病就要吃药作比方；这种制度，在新民学会时期就已建立了。长沙**主义小组的成员贺民范，年近60岁，受不惯纪律约束，不参加组织生活，受到他的批评，终于在1922年4月自动脱党。党中央的文件来了，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研究，认真地传达。省委的文件和向中央的报告大都是由他起草的。他最勤于执笔，常同各地方组织的负责同志通信，具体地指示工作。他对同志非常谦逊、诚恳，关心有如家人。他很尊重别人的意见；谈话时，总是尽量让对方讲，自己细心倾听，重要之处，就笔记下来。他解答问题简明扼要，极其中肯。他的生活一贯艰苦朴素。他经常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总是教育大家，要向工人、农民学习的东西太多，他整日不知疲倦地工作，有极高的工作效率。所有这些作风，深深地影响了周围的同志们。

　　1922年7月，中国**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以前，湖南劳工会的领袖黄爱、庞人铨被赵恒惕杀害后，**来到上海开展反赵运动，同时准备参加这次大会。他回忆说：“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出席。”

　　这次到会代表有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等12人，代表党员123人。大会讨论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制定了党章，规定了党的最高和最低纲领，通过了建立**联合战线，加入**国际等决议案。大会发表了宣言。宣言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分为相敌的两大营垒的国际形势；中国人民革命运动必须同世界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取得胜利。宣言还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经济状况，及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主义革命。党在**革命时期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建立**、统一的真正**共和国。但是宣言还存在一些缺点，没有指出**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没有提出工人、农民的**要求和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1922年9月13日，由蔡和森主编的党中央机关刊《向导》，在上海出版。

　　**虽然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大会所通过的党的纲领和当前**革命的任务，是他自五四运动以来，就在革命实践中自觉地执行着的。大会宣言的缺点，没有明确规定**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以及必须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解放农民，这也是他在思想中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前者从驱张运动以来，他在革命活动中就是这样认识和实践的；后者，他在自修大学就以此教育青年干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时，123名党员中，湖南占了三分之一。

　　在中国**的领导人中，**就是党最正确的领导者之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同时，他又是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他是在党的支配之下，并以最谨慎的态度来遵守党的一切纪律的，他是人民群众的带头人，但他的一切言行，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从开始革命活动之日起，他在人民群众面前，总是最忠实的勤务员和最恭谨的小学生。

　　伟大的中国**诞生之后，中国革命面目就起了根本的变化。1921年，由于国内外革命形势的发展，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五四运动以及马克主义的传播，使中国的革命者以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等为代表，第一批从急进的革命**主义转到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因而产生了中国**。中国**从产生时起，就有明确的阶级自觉，就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去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自从有了中国**，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在湖南最早发展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成分的党员，在湖南地区从事革命活动的，其中不但有许多优秀的党的领导者，而且有许多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和群众领袖，如何叔衡、郭亮、李维汉、方维夏、谢觉哉、夏明翰、蒋先云、陈佑魁、张秋人、黄静源、朱少连、姜梦周、李六如、陈昌、张昆弟、罗学瓒、夏曦、杨开慧、毛泽民、柳直苟、毛泽覃、杨福涛、张汉藩、任树德、刘东轩、谢怀德、毛福轩等同志。这些中国民族的精英、中国革命的英雄，其中大部分都已先后为**主义事业而英勇牺牲了。他们为党、为中国人民留下了不朽的功勋，树立了永久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