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表现出自己的力量，并且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中国工人力量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的左翼，使他们决心在工人中间进行革命工作，从而使得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从何着手

　　1919年五四运动时，自运动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了上海，运动的主力也由学生转移到了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表现出自己的力量，并且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上海、唐山、长辛店等地工人的政治罢工，使得全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迅速地得到了胜利。中国工人力量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的左翼，使他们决心在工人中间进行革命工作，从而使得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中国工人阶级一出现于中国的政治舞台，就表现出极大的战斗力量。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即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内外反动派压迫下人民爱国运动的兴起所促成。但同时，中国工人阶级形成其特殊的战斗性，还有三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它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重残酷的压迫。工资低、工时长、生活与工作没有起码的保障。中**阀政府历来认为罢工是犯罪行为，一贯用镇压、屠杀办法来对付工人运动。第二，中国工业虽然很薄弱，却很集中。上海、天津、武汉、青岛等工业集中的大都市，都聚集着十万至数十万以上的产业工人。据1919年13个省的统计，500人以上的工厂有144个，1000人以上的工厂有29个，煤矿、铁路、纺织、造船等企业，有的有几千人甚至超过1万人。第三，中国近代产业工人虽然在全国人口中占少数，五四运动时期约200余万人。但全国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连农村中的半无产者——贫农在内，就大大超过全国人口的半数。他们所受的各种压迫是极其深重的。这些原因，就使得中国工人阶级在革命高涨时期能形成很强大的战斗力量，尤其是产业工人，“他们特别能战斗”。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湖南的工业虽然极落后，只有锡矿山（锑矿）、水口山（铅锌矿）两处较大的矿场，以及长沙的纺纱厂、造币厂、黑铅炼厂、电灯公司等屈指可数的几家现代企业；包括矿山、铁路在内，全省产业工人约二三万人（安源未计在内）。但上述形成中国工人阶级战斗性的几个基本原因，在湖南也是存在的。水口山、粤汉铁路、造币厂等处工人，早在五四运动和党成立以前，都曾进行过罢工斗争，表现出很大的战斗力量。在五四运动和驱张运动中，工人阶级也积极参加了斗争。

　　在中国**成立以前，**已开始注意工人运动。他设法接近工人群众，了解工人生活的具体情况，常去参观、考察一些由学校和社团举办的工人义务学校。那时长沙有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劳工会”，他们在工人中进行了一些缺乏明确政治方向的活动。**很注意这个组织，认为他们的道路不对头。经过长时间的耐心的工作和事实的教训，这些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长沙各业工人中的积极分子终于被**争取过来；“劳工会”的领导者黄爱、庞人铨在他们被赵恒惕屠杀之前，也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五一节，长沙各工厂工人几千人曾举行过游行示威大会，提出“改善待遇”和“加强团结”的口号。

　　“中国**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1921年”。（**：《新**主义论》，载《**选集》第2卷。）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为了统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成立了公开从事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即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被任为书记部湖南分部的主任。他参加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到湖南以后，集中力量领导了湖南的工人运动。正如他自己回忆所说：“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他将党的重要骨干分派到安源、水口山、粤汉铁路和长沙各重要产业与手工业中，去开辟这块**地。他自己带头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道理；初期人手少时，他曾担任过8个工会的秘书，直接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并且亲自当工人的代表同赵恒惕当面作说理斗争。因此，在1922年至1923年初，随着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湖南工人运动有极大的发展。安源、水口山、粤汉铁路、长沙的产业工人和各行业手工工人都普遍组织起来了，并且普遍地进行了胜利的罢工斗争，一共建立了20多个工会，有组织的工人达四五万人。在罢工斗争过程中，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在有些工会组织中逐渐发展了青年团员和**员，建立了团和党的支部。被派去参加领导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干部，则得到极大的锻炼和迅速的提高，使他们学到的初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能够同中国当前工人运动的实际结合起来。

　　1922年11月1日，在胜利的斗争和坚实的群众基础上，成立了全省工人的统一组织——湖南省工团联合会，**任工团联合会的首任总干事。这是继湖北之后，全国成立的第二个全省性的工会组织。

　　1923年“二七惨案”之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时，只有湖南的工人运动仍在继续向前发展；到1924年时，全国城市工人依产业而组织的公开工会，只有湖南是全部存在的；全国各矿区的工人，也只有安源和水口山二处被全部组织起来。虽然后来赵恒惕曾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破坏工人运动，如郭亮在《湖南工人运动的过去与现在》一文中所说，“集会结社概被禁止，水口山矿工会及长沙各工会多被封闭，工人遭惨杀，工人运动遭受巨创；但革命的湖南工人运动并未因此而低落，公开的斗争、秘密的组合，曾不稍懈。五卅运动突起，全国工人阶级与帝国主义肉搏血战，湖南工人一致奋斗，工人组织数量增至7万余人。”五卅运动以后，赵恒惕的迫害进一步加紧，“如安源、水口山工人之遭惨杀，工会被解散，第一纱厂工人之被拘囚，长沙铅印工人罢工受压迫等。但在此情形下，尚能扩大秘密组织，全省参加工会工人增至11万人”（郭亮：《湖南工人运动的过去与现在》。这个小册子于1927年2月在长沙出版，载《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1期。）。北伐战争中，安源、株萍路、粤汉路、长沙、醴陵、平江、湘潭等地的工人，努力参战，巩固后方，有巨大的贡献。1927年初，全省有组织的工人达40万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安源和水口山的工人都曾进行过猛烈的武装斗争：**带上井冈山的工农革命武装中，就有几百个安源、水口山和长沙的工人。

　　因此，“中国**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真理，从**在湖南最初从事工人运动的事实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历史本身说明了中国现代革命这个伟大的变化的来由：五四运动以后，1919年陈独秀在上海时，到工厂中进行过活动，随后，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李立三、刘少奇等一批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由此就出现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由此就出现了以**思想为指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特别是近百年以来革命大变化的关键，否则，中国人民不仅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和今天的一切成就，而且会继续在黑暗中徘徊。

　　**说：“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五四运动》，《**选集》第2卷。）**在五四运动以后，就是完全自觉地以这种精神从事革命活动的。他历来最懂得马克思所说“教育者先要受教育”这个真理，他常说：“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他在自己的革命活动中，一开始就根据这种精神办事。**最初接近工人是下过一番苦工夫的。他常穿草鞋、戴草帽、穿粗布短褂，以便跟工人接近。譬如为了了解粤汉铁路工人的情况，他曾在长沙北站的茶馆内，同一些铁路工人、搬运工人一连许多天一起喝茶，亲切谈心，终于交到了朋友。他交到的第一个铁路工人朋友是广东人陈地广，陈在机务段做机修工，技术熟练，在工人中有威信。

　　**能够同工人打成一片，也由于他真正做到了语言的大众化。**说过：“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反对党八股》，《**选集》第3卷。）**自幼在农村长大，同农民有深厚的关系；在第一师范办夜校时，又接近过工人。因此他从来熟悉和重视人民的丰富而生动的语言，这时为开展工人运动，自然就更加注意学习工人群众的语言。据当时最接近**的人们的回忆，他的通俗生动、深入浅出、简明有力、形象亲切、富于幽默特别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地方特性的语言，有莫大的吸引力。这种情况从当时罢工运动中的许多宣言、传单和有关文件中，可以得到证明；这些宣言、传单和文件有许多是**亲自执笔或者参加修改的。

　　**那时身体比较瘦弱，他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同普通工人差不多。他常到工人区域中去，广泛地同各行业的工人接触，工人积极分子包括黄爱和庞人铨也常到船山学社等处来找他。与工人群众相交之后，他就觉得自己面前展开了一个无限广阔的新世界。他一方面深入了解工人的生活、思想、感情和要求；另一方面，他又以极其谦虚恭谨的态度向工人群众学习；用群众的智慧、创造、勇敢和力量，来鼓舞自己、丰富自己，从而使自己的人生观和宇宙观不仅从理性上而且从感性上获得根本的改造。他在中国革命的最初时期，就与那些坐而论道、关在房子里发指示、满口马克思主义的张国焘之流根本不同。“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青年运动的方向》，《**选集》第2卷。）这个千古不灭的真理，是他最初从事革命活动时，从实践得来的亲身体会。**后来曾讲到同工农群众结合之后，他自己思想感情上发生的变化的情况。不深刻了解这种情况——一开始革命活动，**就同工人、农民交朋友，既当先生，又当学生，从思想感情上同他们打成一片——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20多年后，他在延安整风运动时讲的这个真理：“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选集》第3卷。）

　　要将工人组织起来，从何着手呢？

　　1921年，北京和上海的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的经验，都是首先在工人区办夜校。在第一师范读书时，**自己就有办工人夜校的经验。1920年下半年，他在一师附小任主事时，也曾主办过工人夜校。1921年下半年至1922年，他派出许**员、团员干部，在安源、粤汉铁路、水口山和长沙的产业工人中，在泥木、制笔业、人力车等行业中，创办了许多所工人夜校，工人最初不免有怀疑和犹豫，不大肯来。如安源就是先办工人子弟的日班；通过工人子弟，跟他们家长有了进一步的联系，日班巩固了之后，工人夜校就好办了。起初，租用校舍、油印讲义、纸张笔墨等少数经费，都由党拿出。每所夜校开始大体配一个干部，教课、编讲义等全部由这一个人负责。工人运动大规模开展之后，参加夜校的工人多了，工会也组织起来了，夜校才由工会接办，一切经费也由工会筹划。这时，党就动员大批干部去当教员了。有的地方，如安源、水口山罢工胜利后，迫使矿局出钱为工人盖校舍，每月供给经常的费用。

　　编讲义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没有现成的有革命思想内容的通俗教材可用，**特别着意解决这个问题。最初为了说明“劳工神圣”的意义，他要教员利用中国旧的历史课本上的材料，由巢居穴处进到茅棚窗室，由茹毛饮血进到取火烹饪，由披挂树叶兽皮进到蚕丝棉织衣服，由渔猎畜牧进到农业手工业，由石器铁器进到机器等事例，来说明劳工神圣的意义和资本家剥削工人血汗及贫富悬殊之不合理，以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工人夜校增多之后，迫切感到有编辑统一教材的必要。

　　五四运动以后，出现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和“平民教育”的思潮。“平民教育”这个口号看由谁来利用，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完全可以成为一种在工农群众中开展工作的合法工具。1919年从日本回国的李六如，在家乡办工厂，由于经济破产，1920年8月到长沙，在法政专科等校教书。但不甘于当教书匠，于是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到处演讲，倡导平民教育运动。他通过政、教两界的朋友关系，自上而下向各县推动，成立了全省平民教育促进会，被举为副董事长（董事长为赵恒惕省府的秘书长）。方维夏时任省教育会会长，为李的同乡至交，给的帮助最多。通过平民教育运动，还推动四五十个县办了县报，全省县报联合会由他任会长。在长沙城区，经工厂、基督教青年会等办的工人夜校达100多处。这种有大影响的进步活动，自然受到**的注意，便派人与李六如联系，从此，李与**、何叔衡等新民学会中人来往密切，结为同志和朋友。1921年，由毛与何介绍，李六如先入团，随后入党。入党之后，李任湘区文委委员，同时负责平江的建党工作。在建党初期，李六如与**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他的原配夫人中年忆旧时曾谈起过：“当年住在城中文运街，**常来我们家，我给他洗补长褂子都记不清回数了。”（关于李六如这一段事实，见笔者《忆六如老伯》，载《怀念廿篇》，三联书店1987年版。）

　　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好几十个县都成立了分会，都有一定的经费。各地党和团的组织，都通过“平民教育”来开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这时主要的问题就是缺乏通俗的课本。在**的鼓励下，主持平民教育工作的李六如编出《平民读本》四册，在湖南通俗报上发表，并于1922年10月出版；不到一年，发行四版，销了几万册，这在当年是了不起的发行数字。

　　这四册读本的编法是由浅入深，由短而长，文字通俗，每课由几十字到三四百字不等。内容方面包括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问题、社会文化、科学知识和国内国际大事；特别重要的是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知识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向。例如在第一册“衣食住的由来”一课中这样说道：“人们的衣、食、住，无一桩不是由农工们创造出来的。但是，这些耕田做工的同胞，反倒没有好衣穿，没有饱饭吃，没有房子住，真是太不平等啊！”第二册的“分工互助”课，认为人类社会生活应该是“大家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切不可像那些吃百姓的官僚、军阀、资本家，坐得人家现成的东西”。第三册除“人民之权利”、“平等”、“集会”等课外，还有关于组织农工联合会的两课。“约朋友组织农工联合会的信”中这样鼓动地说：“世界上最辛苦的，莫过于我们农工，虽拼命的创造一些东西出来，却自己享受不到一点，简直替人家做一生牛马罢了。如果大家不赶快觉悟，团结起来，恐怕埋在18重地狱底下，永没有翻身日子。”第四册以六课篇幅介绍了各派社会主义，对**主义——马克思创始的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以及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及其基本政策，都作了简单扼要的介绍。很显然，这四册富有思想内容和革命鼓动意义的《平民读本》，对于当时广大的工人群众是有很大的思想启蒙作用的。这样的读本能够教育工人群众认识自己的力量，鼓舞他们起来作革命斗争，引导他们走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道路。有些工人出身的老同志，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平民读本》的讲授，对他们当时参加革命所起的巨大影响。如当时在株萍铁路当工人的王震，上工人夜校时，就读过这个课本。

　　除开用工人夜校的方式，对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外，**还常组织有社会地位的党员和进步人士，利用他们的合法地位向工人群众作有意义的讲演。

　　这种工人夜校的方式，在当时确是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的最好的和最有效的方式。湖南党组织的许多知识分子干部，在**领导下，有计划地一批一批地被派遣到各地工人群众中去办夜校，从而领导工人运动。如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毛泽民、黄静源等到安源，蒋先云、毛泽覃等到水口山，郭亮等到粤汉铁路，夏曦、夏明翰、罗学瓒等到铅印活版、人力车等行业。这就一方面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湖南的工人运动；同时也使得党的重要骨干一开始就有机会深入下层，从而得到改造自己和提高自己的机会。这样，也就使得党和革命运动在正确的坚实的道路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前进。

　　从1922年到1923年初，**领导下的湖南各地工人的大小罢工斗争，共达10多次。罢工人数最多的如安源近2万人，最少的如长沙笔业、铅印等业各有二三百人；时间最长的如长沙理发工人前后坚持1年多，最少的五六天、十多天不等。这些斗争大都取得了胜利。胜利的原因，除了当时正处在全国罢工运动的**等以外，主要是由于**和他的战友领导的正确。

　　就湖南当时的形势而论，敌人方面是很顽强的。赵恒惕是一个同政学系（政学系是1916年由一部分进步党人（民国初年梁启超等一派人依附袁世凯所组织的政党）和一部分国民党人所组成的极右翼的政治派系，其中成员在南北军阀中从事投机，以猎取职位。1926年至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政学系的一部分，开始同蒋介石勾结，利用他们的政治经验，帮助蒋介石建立和巩固反革命的**。）勾结、富有统治经验和甚为狡猾的军阀。他一手举着“省宪法”，一手杀人：他接见工人代表，又逮捕工人代表；他口头上答应了工人的要求，事后又推翻这些要求。赵的手下也多是这一类狡猾的人物。此外，安源和粤汉铁路又夹有邻省封建军阀的势力；官僚资本企业的管理虽然昏庸腐朽，但对待工人却是一致的残暴；长沙的大小手工行业，则是彻底的封建统治，业主方面又无一不跟官厅紧相勾结，有的业主对待工人极其野蛮残忍。湖南的社会人事也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因为湖南这个地方，一方面，自曾、左、彭、胡（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都是太平天国时代帮助清政府镇压农民革命运动的主要人物。他们精研程朱理学，大张地方绅权，形成了一套维持、强化封建统治的办法，而且都有自己独特的才能和做人处世的哲学，因此他们在湖南的影响特别深厚。）以来，封建统治势力有强固的基础；另一方面，当时正处在新旧激烈冲突变化之中，人的变化也是很微妙的。有些人物朝秦暮楚，脚踏几只船。因此，不能正确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武器，没有灵活的策略战术，不善于纵横捭阖、折冲尊俎，书生气十足的人，是不容易对付这样一个环境的。

　　从革命方面说，湖南自太平天国、戊戌变法，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就是一个有革命传统的地方。五四运动以后这个时期，湖南的工人、农民、学生群众的革命情绪，同全国其他先进地区一样，是极其高涨的，因此群众条件是很好的。

　　敌人强，群众好，斗争胜负就决定于领导。在整个罢工运动中，**的正确领导突出地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根据下面将要叙述的各次罢工斗争的事实，大体说来，有以下这几个方面：

　　第一，深入工人群众，进行充分的工作，为群众当前的迫切利益而斗争。党组织平时通过夜校对工人进行经常的政治教育，在工人中也经常进行调查、访问和谈话等，从而提高群众觉悟，深切了解工人思想情绪。在时机成熟时，根据工人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发动斗争，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出路，认识到只有在**领导和经过自己奋力斗争才能争得应有的权利。因此，每一次斗争都有恰当的鲜明的经济要求和政治目的，能动员最大多数乃至全体群众齐心参加。在斗争过程中又不断教育群众，揭发敌人，扩大威势，愈战愈强。每一次罢工斗争的胜利，不仅能得经济的利益，且有巨大的政治收获，使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斗争信心和团结意志大大提高。

　　第二，每次斗争都有严密的组织和充分的准备。发动斗争之前，在群众中必作好广泛的联络，如成立十人团的组织，有条件的地方先建立了工会；对于敌我双方形势、可能发生的变化和当时时机的具体特点，必须作出确切的合乎事实的估计；其他罢工条件、口号以至罢工基金等，都向群众充分说明，动员大家预做准备。总之，有预见、有周密的布置；无必胜把握，不轻易进入战斗，即绝不打无把握之战。在斗争中还特别注意培养工人领袖。由于事先有准备，凡一处罢工之后，整个工人阶级都起而援助：产业与行业，这行业与那行业，甲地与乙地，省内与省外，互相呼应，互相援助，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

　　第三，正确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武器，争取间接的、暂时的同盟军。每一次斗争，都充分利用赵恒惕粉饰门面的“省宪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群众的威力迫使统治阶级承认自己的“诺言”；反过来，又通过揭露此种“诺言”和行动的矛盾，使群众认识统治阶级的欺骗真相。运用各种社会力量也是非常成功的。例如所谓公法团体“湖南工业总会”，是一个空头的官僚封建组织（主持者是一个挂名律师）。**指示有上层关系的党员，动员进步人士参加该会。平时利用他们出钱办夜学，教员则由党派去；罢工的时候，利用内中官僚分子和较开明的人士担任调解工作。因此，缝纫、织造、制笔业等业罢工时，最后都请“工业总会”出面调解，一般于工人有利。另外还有一个“中华工会”，是一些所谓提倡实业的政客组织的官僚团体，在罢工运动时，也利用它作些声援之类的事。由于**的争取，赵恒惕省议会的讲坛上，也常有思想进步或态度较开明的省议员，作支持工人正义行动的讲话。

　　此外，还极力做好社会动员，以壮大声势。从五四运动时起，**就善于掌握报纸这个影响最大的宣传工具。检阅当时的长沙报纸，每一次罢工的有关消息和宣言文件，多连续刊登，工会方面还常向记者发表谈话。罢工前后，**常亲自执笔或指示有关同志，以读者名义向报纸投稿，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所以每次罢工时，在舆论方面必造成一种有利于工人的形势。

　　总之，一切都为了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又以群众的广泛发动作为基础。

　　在**及其战友的领导下，湖南初期的工人运动取得很大的成绩，每次罢工斗争都获得胜利，对全国有很大的影响。在1922年至1923年初的全国罢工**中，尤以安源、粤汉铁路和水口山三处罢工，使这个**更加汹涌澎湃。关于当时全国其他地方的工会存在的缺点，邓中夏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三章中说：“一般的说，那时工会只有上层组织，没有下层组织”；“当时做职工运动的同志，未曾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又如1923年5月至6月出版的广州《劳动周报》第五期至第八期中《关于工会内政的重要问题》一文，说：“广东的工人运动所以沉寂，第一，在于领袖问题无人注意。第二，在于纪律问题无人注意。会员自由退会，因一己之利益破坏团体行动，互争意见而致**。”跟当时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较，**领导下的湖南工人运动，不仅不存在这些缺点，而且情况恰恰相反：工会的组织一般都比较健全，有经常的工作，平时注意政治教育和解决工人的生活福利，因而基层群众一般都较有组织；在罢工斗争过程中，培养了出色的工人领袖和大批优秀的工人干部，他们有很高的阶级觉悟，能够做到公而忘私，乃至为革命献出生命；同时很注意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当时工人党员的数量虽不大，但较重要的产业和行业中，在罢工前后都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