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领导湖南工人运动时，首先一件事就是团结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从而肃清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

　　1920年11月，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毕业的学生黄爱、庞人铨，在长沙组织“湖南劳工会”。黄爱，字正品，湖南常德人，1919年在天津读书时，曾因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两次坐牢，于1920年初回到湖南。庞人铨，湖南湘潭人，曾参加过驱张运动。他们两人在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都在湖南的工厂中做过事，对工人的痛苦较为了解。五四运动的时候，他们受了欧文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等思想的影响，想提高工人的文化和物质生活，于是联络了一些同学、工厂技师和工人，组织了一个“湖南劳工会”。劳工会的简章上关于“宗旨”和“会员”两项是这样规定的：“宗旨：改造‘物质的生活’，‘增进劳工的知识’。”“会员：凡操机械工业及手工业者，或有工业学术者，无论男女，经会员二人介绍，得为本会会员。”因此劳工会的会员，最初多是工业学校的学生；长沙的甲种工业、楚怡工业和第一职业学校的学生，是他们举行群众集会时的基本队伍。后来劳工会逐渐在长沙第一纱厂、造币厂、黑铅炼厂和泥木、缝纫、理发等业工人中，发展了一些会员；会员三人一小组，最初没有成立各业工会，也没有开过小组会。到1921年12月，第一纱厂举行罢工时，劳工会会员曾激增至四五千人。

　　无政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张不要政府，不要法律，不要领袖，废除一切带有强制性的制度，平均财富，一切平等。无政府主义者正如列宁所说，“主张在24小时内便完全消灭国家，却不懂得实现这种消灭的条件”。但是这种绝对自由平等、不要政府的思想，很符合一般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工人特别是手工业工人的要求。在当时军阀残酷统治、实际工资日益下降、封建把头和工厂老板重重剥削的处境中，工人群众产生自发的反抗情绪，自然很容易接受无政府主义的宣传。

　　劳工会成立以后进行的唯一重大工作，是发动第一纱厂（即现在长沙纺织厂的前身）收归公有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是代表湖南地方工商业资本家的利益的。第一纱厂是1912年湖南官商合办的一个企业，由于连年军阀战争，一直未能开工。张敬尧统治时曾将股权承租给资本家所组织的华实公司。赵恒惕取得**后，接受该公司所赠股本，继续承认华实的经营权利。后来华实无力经营，又转租给外省资本家，这样就排除了湖南人的股权。同时公司又多招收外省人来当纱厂的技师和工人，因而引起湖南工商、教育等界一些有影响的人士的坚决反对。劳工会提出纱厂公有运动，并领导纱厂工人向华实公司老板作经济斗争，这种做法自然获得各界特别是工商界人士的支持。

　　黄爱、庞人铨都是纯洁、正直、勇敢和具有一定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的青年。华实公司曾以巨款贿赂他们，为他们所严厉拒绝。他们创办劳工会是经过一些困难的，跟华实公司的斗争也极为英勇。1921年4月，他们曾动员了2000多名工人到第一纱厂示威，将华实公司的老板押过河来游行，逼迫他写下“誓词”，保证不再承租第一纱厂。因此，黄爱曾被赵恒惕逮捕，在狱中一个多月，还作了绝食斗争。后来赵恒惕派武装援助，华实公司才得以开工。黄、庞还办过工人读书会、同工人群众有联系。他们对于工人必须同资本家作斗争的思想是很坚定的。如黄爱在劳工会出版的《劳工周刊》上曾说过：“从前敌人方面向本会要求条件上的妥协，本会没有承认。因为我们很知道劳资两阶级不容许有调和的余地的。”

　　由于劳工会有一定的群众基础，黄爱、庞人铨在工人中也有相当的威信，因此**要将劳工会的人争取过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劳工会中有的会员经常骂马克思主义者是“长尾巴的”——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是主张要政府的；说既然要政府，就同军阀差不多。**仔细了解了劳工会的内部情况，将劳工会中真正的工人群众跟他们的上层分子区别开来；在他们的上层人物中，将黄爱、庞人铨这样纯洁的革命青年跟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区别开来；同时对一般工人会员进行具体分析，弄清楚哪些是真正进步的和哪些还是落后的。**向参加劳工会的工人进行耐心的教育和说服，争取其中的先进分子抛弃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例如将劳工会会员、泥木工人任树德争取过来，便是一个例子。任树德是一个木匠，性情沉着，热心为大家办事，同业工人都很称赞他。1921年时，他常到船山学社干零活，**即与他交朋友，经常灌输以革命思想，帮助他提高文化，使他逐渐懂得了工人生活贫困，是受了官僚资本家、封建把头剥削压迫的结果，工人的生活要得到改善，国家社会要得到改造，只有工人团结起来，坚持斗争，自己解放自己，才是根本的办法。由**介绍，任树德成为长沙工人中最早加入**的一个。他后来常带着劳工会中的泥木工人积极分子，到船山学社，同**、何叔衡等接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些泥木工人都觉得**、何叔衡这些人非常和蔼可亲，讲得很有道理，又极关心工人家庭生活，句句话都体贴工人。后来知道他们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成见就慢慢消除了。经过1922年泥木工人以及各行业胜利罢工以后，这些曾经参加过劳工会的积极分子都先后入了党。

　　**原来跟庞人铨是认识的，他们是湘潭同乡，两家相距只有三四十里路。在驱张运动时，庞对**就很信服。据一些老工人回忆，**在1921年曾同黄爱、庞人铨一起到安源考察过工运。**鼓励黄、庞反抗资本家，反抗赵恒惕，鼓励他们做工人运动，但批评他们只作经济斗争，没有严密组织、没有远大政治目的的工人运动方针，批评他们想用炸弹、手枪干掉政府的糊涂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批评他们的只谈工会而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回忆他同黄、庞的关系说，在无政府主义的分子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况下，“在许多斗争中，我们是支持他们的……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1921年12月，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去桂林会见孙中山，路过长沙时，曾同黄、庞有过接触，“花了一个晚上给他们讲阶级斗争、俄国革命”。（《马林赴华回忆》，见《“一大”前后》第570页。）

　　在劳工会成立周年纪念时，**同志写了一篇《所希望于劳工会》的文章，刊登在《劳动周刊》上，针对劳工会的弱点，以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工人运动的基本观点，对劳工会提出三个希望：一是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手段赢得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等胜利，“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二是工会组织要有**产生的全权办事机构，如劳工会的职员太多，分部太繁，权力太分，甚不妥当。三是为加强工人对工会的组织观念，工人应该养活自己的工会，要准备罢工基金，工人必须缴最低限度的会费。这篇短文最后以“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全世界都是劳动者的”、“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口号，来鼓励劳工会的全体会员。

　　根据**的建议，劳工会进行了改组，集中成立书记、宣传、组织三部，并请**助理会务。对于**“小组织大联合”的主张，黄爱、庞人铨完全赞成。于是，劳工会在最后阶段成立了土木、机械、印械等10多个工会，会员也交会费了。

　　**除自己经常帮助、教育黄爱、庞人铨之外，还指定个别同志同黄、庞保持经常的联系。大概就在1921年底的时候，他们两人终于都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黄、庞牺牲后，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出版的《先驱》第十五期上，曾公布黄、庞是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好团员、全国学生的先觉”。**国际的代表马林对黄、庞的活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时他写给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在上海，我对中国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获得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我在南方才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长沙的青年团体组织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游行示威，并且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协会，于1921年底举行罢工。这时，这个青年组织的两位领导人被省长逮捕并杀害。”（《马林在中国的有关材料》第15页。）关于党当时同黄、庞的关系，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是这样记载的：“1921年**湖南省党部成立之后，便着手与黄、庞携手合作。真的，黄、庞那时候曾倾向过**，在他们被杀之前二月，确曾被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三章。）

　　1922年1月，第一纱厂工人为要求年终奖金，全体罢工。华实公司贿赂赵恒惕5万元，要他加害黄、庞。1922年1月16日深夜，黄爱、庞人铨跟华实公司在劳工会协商调停罢工问题以后，赵恒惕派来军队，将他们两人捕去，因害怕工人群众**，未经审问，于17日凌晨四时偷偷押往浏阳门外斩首。这一天正下过大雪，鲜血染红了雪地！赵恒惕随即将劳工会和该会出版的《劳工周刊》一并查封。

　　在黄、庞被杀害之前，赵恒惕对**已很注意，有各种欲加迫害的传言。经同志们的再三劝说，**曾暂时住到长沙东乡板仓杨开慧家中。黄、庞被杀的消息传出后，**极为愤激，不顾一切劝阻，决定马上进城，他说：“干革命，怕死还行吗？”进城后，立即召开会议，布置对赵恒惕的斗争和稳定工人的情绪。黄、庞被杀这天，许多工人停止了工作，跑到劳工会的门口痛哭。下午，在旧省府所在地又一村一带挤满了工人群众，工人们悲愤极了，自发地冲进内务厅、财政厅等衙门向赵恒惕政府表示严重**。不久以后，在**亲自主持下，工人群众在船山学社召开了两次黄、庞追悼会，并发行纪念特刊。以后每年1月17日这天，长沙和全国许多地方，必召开黄、庞纪念会，发行纪念刊。1927年1月，湖南人民隆重公葬了黄爱、庞人铨、黄静源（黄静源任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时，1925年10月在安源被军阀方本仁杀害。）、汪先宗（汪先宗1925年11月在株洲领导农民运动时，被赵恒惕部队杀害。）四位革命烈士。赵恒惕当时将湖南的报纸严密封锁起来，不准刊登与此事有关的任何报道。**根据过去领导驱张运动的经验，特将李立三从安源调来，指示他到常德动员黄爱的60多岁的父亲，同去上海，控诉赵恒惕的暴行。李与黄父到上海后，展开反赵宣传，以湖南工界名义通电全国，痛斥赵的罪恶，将赵屠杀黄、庞的经过详情，在上海、广州、北京各地的报纸上发表出来。**自己也到上海待了一个短时期，后来回忆说：他被派遣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赵恒惕运动；同时也是为了去参加党的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停留时，他主持了上海的黄、庞追悼会，动员国内名流学者打电报**赵的暴行，激起各界人士的公愤。

　　黄爱1919年在天津读书，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时，是周恩来等创办的“觉悟社”的社友，他们两人间有较深的友谊。周恩来在德国接到国内同志的信，得知黄、庞被杀事件后，极为悲愤。写了一篇政治思想性很强的诗《生别死离》悼念死者，抒写了无产阶级的生死观，表示了要为“**花开”、“赤旗飞扬”而奋斗牺牲的决心。1922年作的诗篇和复信，后来发表在1923年4月15日天津《新**报》副刊《觉邮》上。周恩来在信中说：“知道黄君正品因长沙纱厂罢工事，遭了赵恒惕同资本家的诱杀。一时百感交集，更念及当时同志，遂作此篇，用表吾意所向，兼示诸友。”全诗共六段。第一段四句：“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第三、第四两段表示了这样的决心和志向：“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它，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坐着谈，何如起来行！贪生的人，也悲伤别离，也随着死生，只是他们却识不透这感人的永别，永别的感人。”他给国内战友的信中还说：“正品的事，真是壮烈而又悲惨。这不仅在中国为创见，便在世界劳动运动中也是仅见。我们对于友谊的感念上，不免要有点悲伤；但对他的纪念，却只有一个努力！我对他唯一的纪念，便是上边表示我的心志的那首诗，和最近对于C．P．坚定的倾向。得到正品这个死耗，更使我的意念十分坚决，无论如何，我总信我可以不负这个死友了。”

　　从周恩来这篇悲壮激昂的诗篇和信中的誓言，我们可以了解到黄、庞被害事件，当时在全国先进青年中所起的巨大反响。

　　赵恒惕这时正打着“省自治”的假招牌向全国招摇撞骗；他的《省宪法》刚公布（1922年1月1日公布）了16天，便施行如此残暴的屠杀政策。**领导的反赵宣传运动，使得赵恒惕在全国刚刚想建立的一点假名誉，马上彻底扫地了。赵恒惕对此事甚为苦恼，但也无可奈何。在**的领导下，1922年至1923年，湖南工人运动猛烈开展起来，赵恒惕不敢马上再采取屠杀政策，这也是原因之一。后来同赵恒惕进行当面的说理斗争时，**还曾为黄、庞辩护，揭露赵的屠杀阴谋。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说：“黄、庞被杀以后，职工运动遭一顿挫，所谓湖南劳工会分子皆逃亡在外，但**员却并不跑。在白色恐怖之下做极困苦艰难的工作。过数月后，开始罢工斗争。”（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三章。）劳工会中的坏分子，后来借黄、庞之死，敛钱自肥，并受军阀收买，五卅运动时成为工贼，破坏上海罢工运动。劳工会另外一些上层分子如翦去病（翦去病，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任湖南总工会秘书长，1928年牺牲。）、庞人键（庞人键，庞人铨的哥哥，1927年牺牲。）等，在**的帮助下，坚持了革命工作，后来都加入了党。劳工会的基层群众，经过**和党长期艰苦的工作，更是绝大多数都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斗争了。

　　经过**的争取和教育，黄爱、庞人铨以及劳工会群众的转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对于无政府主义的胜利。黄爱、庞人铨是中国工人运动中最早牺牲的英雄，他们两人是值得纪念的。